当代批评与理论

当代批评与理论（共8篇）

当代批评与理论 篇1

一、当代文坛的现状和双簧戏

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时进入了一段新的发展期, 学术界一直把现代文学和其后的发展贯穿一体, 称为“20世纪文学史”[1]的文学史观, 这种文学史观打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间观念, 整体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体系、精神理念、审美系统、内向线索等一系列问题的第一次学术尝试。这一观点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然而我们在承认这种文学史观有其合理性的同时依然可以从另一种文学分期观角度予以清晰的梳理和分析, 因为无论从文学指导思想还是从文学创作主体来看它都与前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所以我认为文学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时文学应该发展到了一段新的历程, 我们称之为当代文学。这段文学历程大致经历了十七年文学 (1949—1966年) 、“文革”十年 (1966—1976年) 和新时期文学 (1976年至今) 三个历史阶段, 综观这段文学发展历程, 客观地说确实出现了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矛盾, 揭露生活的阴暗面, 大胆干预生活、触及人的灵魂, 表现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的优秀作品;还有些作品突破人性的禁区, 细腻地描写了人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然而成就更为明显的却是诗歌, 当代诗人在诗歌内容上对历史反思和艺术个性化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在有关个人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中凝聚了历史的沧桑, 从自我与历史的寻觅中进行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已经发展到足以让我们为之膜拜, 为之大唱赞歌的时候了。

当我们将当代文学史放在世纪百年的层面上看待文学演变时, 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 这是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 当提及现代文学时我们脑海中总能够闪现出那世人皆知的熟悉的名字: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那是一段特殊的年代, 时至今日, 我们依旧能够嗅到文学的芬芳, 是典型的文学时代。当代呢?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坛又为我们的大众奉献了一场什么样的文学盛宴呢?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谢冕教授忧心忡忡地说:“我不希望当代文学成为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文学必须承担一些什么。正如鲁迅、巴金、曹禺为他们那个时代留下与时代相称的文学巨著一样, 我希望当今文学界的同仁们也一起想一想文学的责任问题, 用自己的作品为这个伟大的时代作出精彩的注释。”[2]诚如谢老所言, 我们放眼环顾当代文坛, 却惆怅满怀, 古人所说的“淘尽黄沙始得金”并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大浪消退后留在沙滩上的依然是满目黄沙。或许是吾辈愚拙, “目不识金”, 但是到了普天之下民众都无法确认文学的存在时, 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有位老一辈的文学研究者沉痛地说:“当代文坛就如一台戏, 台上, 来来往往, 锣鼓并响, 你方演罢我登场;台下, 熙熙攘攘, 人头攒动, 嘻谑声满场, 夹杂其间的还有那些声嘶力竭地喊号子的报场者。”听后甚感形容之妙, 惟妙惟肖, 音容笑貌传神之极。把我们文坛上的一位位“文学明星”请上台去, 请他们各显其才。这是一群所谓“80后”的年轻派, 齐声高喊, 我手写我口, 说尽风花雪月之事, 再现才子佳人之天赐良缘;又一群文学才女登台开始鼓吹“身体叙事”、“私人话语”;那是一派文学大家故作沉思状掀翻历史, 仰天长叹, 叹时不予我。喧嚣之中还不时有评论者加入其中, 眉开眼笑, 慨叹才华横溢, 实属难得。作为看客的我们莫名其妙, 瞠目结舌, 进而脑海中打一问号:这不是鲜活的“文坛双簧戏”吗?我们的文学究竟怎么了?

面对目前的文学状况, 每一位文学研究者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面对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是随波逐流与大家一起高唱颂歌, 还是勇于突破文学者自我设置的漫天迷雾呢?这是文学者之惑, 更是对每一位文学研究者心灵的拷问。

二、当代文学研究者及文学批评家的缺失

三十年的文坛, 不仅文学巨匠辈出, 而且挺立着一群令后人肃然起敬的评论家, 他们并没有被大师之名困扰, 而是竭尽全力诠释作品的得失, 不媚不躁, 尽心尽责地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甚至双方在多种媒介上你来我往展开论战, 哪怕面红耳赤, 哪怕终生相持, 也在所不惜。作为一位后来者, 我总会被他们的执著所感动, 这一切都源于文学的职责和来自心灵的关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敢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评论家, 现代文学才在短短三十年里巨匠频出, 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震撼心灵的经典作品。

既然当代文学界并没有出现那么多真正的文学大师, 那么我们的那些研究者和批评家又是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呢?回顾以往文学批评界的言论和所作的文学评论来看, 恰恰是研究者和批评家的缺席给本已充满遗憾的文坛披上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皇帝的新装。我们必须指出的是, 在整个文学循环过程中, 文学研究和批评应该担任一个传播媒介的角色, 它可以对作家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说, 对内能够启示作家随时保持和校正自我创作的姿态, 对外可以使大众能够拥有一种欣赏和了解文学作品及现状的渠道, 从而在文学创作者、文学阐释者、文学接受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关系。那么当代文学的现状又是如何呢?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文学大师, 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缺陷。我们可以努力, 可以期待, 这样至少我们还有期待和想象的空间, 而不是让本来应该清新如水的文坛被各种媒介编造的文学谎言所充塞。而这些评论家进行阐释的意义又在何处呢?

我们另外一个特殊的群体, 更多的应该担负起文学传播者的学院派研究者, 又在研究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尽心演绎自身角色的呢?仔细审视之后, 更是为之喟叹, 他们的身影和关注的视野与文学本身渐行渐远。这并不是说没有研究, 而是过度究其细枝末节, 停滞在文字浅层面上。毋庸讳言, 对待文学研究, 究其本末有益于我们了解特定作家作品的意义和内涵。问题在于当我们将这种求真、求实的执著精神仅仅局限应用于文学作品本身研究时, 对于文学的发展和广大受众而言又有多少价值可言呢?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文学研究界正在走向另外一个误区。很多研究者坚持认为, 目前的文学研究领域基本上已无研究价值, 那些大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 都被其他研究者穷尽各种资料, 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和先机。转而将关注的视角移向了生僻、晦涩、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细节, 这种转向与其说是研究者无可奈何的选择, 不如说是对文学研究终极目标的偏差, 因为文学研究者主要担负的责任应该在于解决文学研究对象本身存在形式、文学研究对象的古典意义、文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三大课题,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研究本身对于当代文学发展和普通大众的借鉴意义, 而不是仅限于还原某种文学形式。明确了这一目标, 我们就应该对自身角色进行恰当定位, 你, 作为一名教师, 目的不在于使你的学生必须背诵什么诗篇, 何种思想, 何种艺术特色, 也不在于带领学生回溯几十年、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文学历史, 更不在于照本宣科仅仅作一个“传话筒”, 而应该传递给学生这样一种信息, 从中你应该吸取些什么, 借鉴什么, 而且这些知识点对于学生未来的人生、事业, 对于国家、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前进是起到有益作用的。这才是我们作为一名文化传播者应尽力完成的职责。功利化的社会氛围对文学研究者产生的发酵效应, 也是研究者角色偏差的一个原因, 表现在文学研究界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即文学研究者的“独语现象”。研究者搜集资料, 进行文学探索、研究, 其目标仅局限于自身功利化, 忽视了接受者的需求, 文章发表后即进入本已浩如烟海的资料库, 除了后来者作论文参考外别无意义, 没有争论, 没有意义, 仅充当了研究者本人的门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的悲哀。自然, 究其根源, 并不能归咎于研究者本身, 恐怕要和当前社会的社会氛围和教育体制相联系。所以改革目前的教师教育评价体系应该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 否则当前这种现象就无法得以根本性改变。

三、希望, 还在民间

尽管文坛上热闹非凡, “乱花渐语迷人眼”, 但热闹并不属于更广泛的真正的接受者, 试问究竟有几部真正的经典作品能够给人们以心灵的启示, 究竟有几篇名作使人铭刻心怀。文学的魅力已经被一拨拨流行风消磨殆尽。市场、金钱和名望的奴隶, 暴力仇恨和欲望放纵是作家们最感兴趣的主题, 在这些所谓刻画自我, 映射社会现状的作品背后文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已经被销量、名利磨灭了。

期盼我们的文坛能够静心听一些刺耳的言论, 倾听民众的心声。假如这些言论和心声真能有一些倾听者的话, 那么我会为之庆幸, 因为这样毕竟还有期待的希望。

摘要：当代文坛的失落与低沉其原因由多方面因素造成, 当代文学的创作主流价值的消泯与文学批评的勘正功能消退直接导致了当代文学批评渐趋成为商业文化大潮下的附庸, 因此查找文学批评“消声”的原因, 寻求重树文学批评的价值成为当代文坛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当代文学,文学批评,反思

参考文献

[1]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3, (4) .

[2]谢冕.当代文学应坚守精神高地[N].深圳特区报, 2006, (12) .

当代批评与理论 篇2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

当代艺术批评的困局与潜规则 篇3

艺术批评的困局

艺术批评没有文化批评那么大众化，一个娱乐八卦新闻就可以引发铺天盖地的文化批评，譬如最近所有文化批评家都得对王宝强事件表态。艺术批评没有电影评论那么深入浅出，豆瓣上许多爱好者都能写出精彩绝伦的影评，而对于一个艺术爱好者来说，能看得懂专业艺术评论已是幸事。艺术批评也没有如文学批评一般零落成泥碾作尘都无人关注，小说可以脱离文学批评而存在，艺术却难以脱离批评而独行。

艺术批评的意义不言而喻。最早的艺术评论由评论家阐释绘画中的故事与道德教化。到了20世纪初，由罗杰·弗莱开始的现代艺术批评，给印象派绘画正名，推动了现代绘画的发展。再到20世纪70年代，格林伯格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发言人。中国民国时期的现代批评颠覆了传统绘画，为现代艺术生根发芽奠基培土。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批评帮助前卫艺术家对抗学院派与体制艺术，帮助当代艺术建立合法性和争夺话语空间。

然而新世紀之后，中国的艺术批评逐渐偏离轨道，我们可以随口说出当代艺术批评的弊病：方法论与学科化的缺失、资本和权力的影响、人情江湖的桎梏……导致当代艺术批评的“失效与失语”。

相比之下，西方的学术批评在艺术基金会赞助下，批评家爱惜羽毛，不会出卖自己的专业信誉。批评家谨守着独立性和学术性，每一个值得关注的展览都有不偏不倚的批评文章。西方的批评家也从来未曾停止方法论的创新。

而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批评家为了人情写表扬文字，为了收费给艺术家“坐台”，已成普遍现象，批评的专业性和批评家的信誉一如滔滔长江东逝水。尽管批评界内部也经常自我批评，然而近年来种种学术腐败还是越演越烈。作为艺术从业者中最具思辨能力和自省能力的一群人，当批评家丧失独立性和专业性，对当代艺术界来说，显然是严峻的问题。

当争夺话语权、出售人情文章或者博取公众的眼球成为批评家的首要考量，方法论的研究和针砭时弊的批评自然淡出。那些塞满名词的文字，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着自己的方法论。针砭时弊的批评家也并没有绝迹，只是揭开皇帝新衣的小孩的角色往往由被边缘化的批评家来充当，这是让人悲哀的状况，因为身为“中流砥柱”的批评家纷纷混得风生水起，自然犯不上用批判性的文字来得罪同行。因此，我们看到艺术圈里人人都看到的腐败却没人批判，这当然不是因为没时间，君不见前不久在798举办的劳森伯格展览，批评文章让人目不暇接——因为外国艺术家没有利益关系。

对于今天的年轻的批评家来说，要么认同江湖秩序加入某个圈子，在大佬的提携之下，成为圈子文化的共谋者，期待有一天能够熬出头。要么完全放弃严肃的写作，投身于流行文化的潮流，用网络语言来编造艺术八卦史的段子已经成为今天的艺术电媒的潮流。广义上来说，当你拿起遥控器换一个频道，你选择看这个展览而不是那一个，取舍之间也算是一种批评。用网络语言编造的艺术八卦也可以算作“批评”，但是此种毫无深度与洞见的八卦观点对于当代艺术显然毫无意义。同时也消耗了写作者本该用在学术上的精力。

“批评”的一个极端是批评语言的网络化、潮流化，另一极端是批评家的“学术文章”越来越晦涩难懂，一味地把各种学术名词生硬地堆砌起来，买单的艺术家也常常认为充斥着哲学名词和专业术语的文字才有“学术价值”。此种风气之下，艺术批评的文章受众越来越小，就算是圈内人都懒得阅读，遑论圈外的影响力。

批评家的困境

纵观当代艺术圈的现状，要成为一个理想的艺术批评家，恐怕得有王思聪的身家、德兰修女的品行、苏格拉底的智慧，如此这般才能不偏不倚不坐台地当一个独立的批评家—— 我们当然找不到这样的超级组合。

批评家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独立性，在独立性缺失的前提下就算方法论有突破，也不过是为批评家写应酬文章提供弹药。专业批评的学科化建设再好，也不过是培养了一批熟练运用技巧写吹捧文字的后来人。依靠艺术批评奖的赞助，只是杯水车薪，各种艺术批评的基金也许奖励了批评家，但是并不妨碍得奖的批评家转过身去继续卖人情文字，奖项只是提高了批评家的价码。

而缺乏独立性的原因在于，批评家把收费文章与学术文章混为一体。80年代的批评家用一支笔蘸着满腔热血来给当代艺术书写了理想的开篇。随着当代艺术进入市场，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上，批评家们制定了“公约”，具体约定了批评家的稿酬标准，希望由此“确认自身价值、走向市场并重组公共关系”。

稿酬当然改善了批评家的收入，但是此类收费文章事实上也违背了学术文章的原则，重酬之下的批评家再也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批评家的文章固然让艺术家的作品获得部分“合法性”，但是却是以牺牲批评家的信誉为惨重代价。批评家的身份由此黯淡—— 谁都知道凭着人情和酬金可以获取批评家笔下的“学术地位”。在这种前提下，“坚持学术道德、建立学术共同体”只是一个乌托邦幻想。

潜规则的改变

多年以来，批评家们也一直在内部讨论、自省，希望少站台，多写作。事实证明，再多的道德批判和自我反省都无济于事，也许最关键的是如何从艺术体制层面做出改革。

nlc202309081837

重点在于如何解决批评家的“独立性”问题，如何把吹捧文章和应酬文字从严肃学术中剔除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靠自律不可能，谈独立人格没有意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独立宣言”，但是并不妨碍转过身去就写吹捧文章。事实上，在江湖泥沼中没有任何人能够独善其身，凭着人格、良知说事没有意义，只有改变体制。没有独立的批评，无论是创造出来多少方法论都是用来写人情文章；没有良好的专业环境，无论艺术批评学科化培育出多少专业批评家，都没有一个能够抵得过资本的冲击。只有从体制秩序上做根本的变革，把人情文章、应酬文章与真正的学术批评明确区分开来，才是重建批評家信誉的重要一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艺术批评不是太过商业化，而是商业化不够彻底。当批评家想要靠写作赚钱的时候，把学术与欣赏评论混淆在一起，这就是把学术与商业的混淆，这就是商业化的不彻底。彻底的商业化应该是让生意归生意，让人情归人情，让学术归学术。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法似乎就是让批评家把商业、人情与学术区分开来。

但是艺术家在利用人情或者厚酬请批评家写文章的时候，买的不仅是批评家的学术评论，还有批评家用专业信誉为自己背书，很多时候艺术家甚至不在意批评家写什么，批评家用名字给作品做“学术担保”才是重点。居于这一点，就算批评家愿意把收费文章与学术文章区分开，艺术家也并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要打破这个困局，只有改写潜规则。

谈到对现有秩序的突破，原有体制下的成功者与失败者的看法自然不同，成功者希望周边世界的秩序能够照常运转下去，因为任何改变都可能让自己走下坡路，希望做出改变的往往是失意者。当代艺术圈的问题在于，失意者和被边缘化的人，也无意尝试突破潜规则的秩序，只是努力让自己融入其中。这是当代艺术的体制秩序难以改变的重要缘故。

艺术圈风气改良另一个关键在于年轻人，当代的年轻人当然也把现状看得通透见底，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改变什么。后生一代要么选择遵循旧规则，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要么选择以游戏与恶搞的姿态消解一切权威与价值。没有人想着要重建新秩序。

结语

改变原有的体制秩序当然不容易，因为艺术圈也是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倒影，在潜规则遍地与学术腐败丛生的时代里建立一尘不染的“艺术批评理想国”似乎并不现实。但是在处处发生巨变的今天，一成不变的行业也极其罕见。

今天的互联网改变信息传播，手机改变生活方式，淘宝改变商业秩序的时候，而我们号称充满前卫与挑战精神的当代艺术圈安之若素地墨守成规，丝毫没有挑战秩序，改良体制的倾向。我们不知道这一切何时会有改观，但是倘若有那一天，一定是艺术圈体制秩序的改变，而不是所谓的道德约束在起作用。

当代批评与理论 篇4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 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入手, 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 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 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 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1]。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 首先, 在战后的西方, 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 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 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1]。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1]。这其中, 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 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 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 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 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 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2]。这表明, 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 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 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 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 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 文学参与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3]。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 不仅统治者、强者, 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 所以, “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4]。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 在莎士比亚剧作中, 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 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 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 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4]

2.2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从妇女的既是总

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的双重文化身分出发, 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 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4]。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 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文化网络”。[5]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 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 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 虽然方法各异, 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

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 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 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 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 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 没有理论, 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 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 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 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 (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 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 反等级性) 。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 (2) 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 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 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 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

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 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 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 由此, 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

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 女性批评理论“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 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 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 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 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

结论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往往是诊断性的。“就象一位内科医生或精神分析医生为确诊一桩病例要快速检查病人身体或心理症状的细节, 以实施急需的治疗, 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们则也时时飞快地检查作品的明显特征, 抓住其表现出的特殊文化的另一方面, 对其加以诊断。其阅读取向更多地关心的是文化而不是作品本身, 尽管每一文化的相异性原则是被承认的”。这种诊断性必然逻辑地延伸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更关注主题、意义、思想、语境、政治、社会而不是文本的内部事实如语言、结构、修辞等。由此可见,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摘要：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 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本质, 经过论证, 得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结论。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

参考文献

[1]参[英]特雷·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J].国外文学, 2006 (12) .

[2]参[英]大卫·戴奇斯.一条无形的脐带:批评与文化[J].文艺理论研究, 2000 (22) .

[3]参徐贲.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J].文艺研究, 2003 (13) .

[4]参[美]J·L·牛顿.女权主义和“新历史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 2004 (32) .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 篇5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构织了一幅多元化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景观。这是一个各种话语“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社会与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如何应对这个面临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充满变化与挑战的时代?如何在当下的实践中去为文艺阐释本身提供可资运作的理论洞见?如何突破传统封闭的文本分析模式使文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之中?所有这些构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心课题。而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交互碰撞的时刻，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这本身就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意味着，走向文化研究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不仅为这个激变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历史见证，而且其心智轨迹更向一个开放性的未来言说着更多的东西。

一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教义”(1)。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2)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3)这实际上表明，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活动。语境化意味着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时空参照系。正是从特定的具体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民族或政治等语境出发，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选择并实践着自己的转型机制，那就是走向文化研究，跨越文本分析樊篱而转化为一种“泛文化”批评。因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业已成为当代文化与文学分析的基本现实条件或语境。全球化潮流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多种文化现象就象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将包括文艺批评、文化批评、人文思考、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纳入其视野。这其中，文? ??赖奈幕?锞巢欢贤瓜郑涸谝桓龀┫?∷涤敕呀獾某橄笫?韫泊娴氖澜缟希?谝桓觥熬?渲?鳌庇搿吧桃祷?髌贰辈⒅玫氖澜缟希?难??兰也唤??剩菏鞘裁丛斐烧庑┣?穑克?鞘欠窠】担浚?)在一个隐喻与诗性不断消亡的时代，文学批评能否再次承担对世界的‘意义追问’?经典死亡后的文学是否从此必须向每一个时代的丑态献媚?向每一种物质给定性屈膝?如何解决文艺在当代工业文明中的困境?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学(如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第三世界文学)能够摆脱主流社会的文化暴力压迫与控制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在充满它异与破坏性因素的历史表象下能够揭示出文化复杂运作的机制吗?意识形态那隐蔽的“遏制策略”能够在文本的文化分析中敞现其潜在的社会文化内容吗?在确立语言成为一切生活内在文本性尺度的新神话的今天，文学与文化的界限还存在吗?批评还是一种既定的体裁吗?文学与文化是互文的，还是自主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5)这表明，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当代批评与理论 篇6

关键词：组织；权力；理论模式；批评；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62-02

已有的中外城市社区治理的文献中，对组织与权力虽有涉及，但比较集中地进行专题研究的尚不多见。但是“不管最终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对城市的正确理解都需要跨学科的研究”。①因此，这可能是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政治社会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视点。对已有的、与本文主题研究密切相关的有影响的文献进行检视，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主要理论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可能有助于本文将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

一、已有的研究与理论的检讨

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研究起源于西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纽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夫妇（Robert S.Lynd，and Helen M.Lynd）对门奇市（Monice）——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境内的一个被林德称为“中镇（Middletown）”的普通小城市——进行长达18个月的实地调查。林德夫妇以这个约3.8万人的美国社区为特定对象，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特定社区的变迁进行动态的综合研究。他们在亲自参与地方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整理历史文献、编纂统计资料、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工作，详细地记录了中镇人的重要谋生手段，住房与家庭、子女教育、闲暇时间的利用、宗教生活、参与社区活动等广大方面的生活及其变迁，并分析了中镇这一社区生活的特点及其变化的原因。1929年，他们研究的名著《中镇—当代美国文化研究》（Middletown—a study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1929）出版。在此书中，他们对这个社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客观描述，并且解释了社区生活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几年后，林德夫妇又重返中镇继续研究，并于1937年出版了《转变中的中镇—对文化冲突的研究》（Middletown in Transition—a Studyin Cultural Conflicts，1937）一书，分析了当时美国经济危机对该社区的影响，发现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得某个家庭垄断了全社区的经济命脉，从而控制了整个社区。林德夫妇对中镇社区中权力不平等分配的描述引发了社区权力研究。

继林德夫妇之后，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F.White）从1937年至1940年对位于波士顿北面的意大利人聚居的贫民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他置身于“街角帮”的环境与活动中，对闲荡于马路街边的意大利裔青年的生活状况、群体组织结构、活动方式以及与社区内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关系进行了仔细观察、及时记录和分析，并于1943年出版了他的社区实证研究著作《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Street—Corner Society：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一书。书中对这个意大利人的社区高度的凝聚力和组织性作了深入的分析。

二战以后，社区权力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一直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并形成社区权力研究的两大阵营：精英论和多元论。

1953年，作为精英论领军人物的美国社会学弗洛伊德·亨特（Floyed Hunter）出版了《社区权力结构：决策者研究》一书。该书以亚特兰大为研究对象，运用“声望法”调查分析了该社区的权力结构。亨特得出两大结论：一是亚特兰大的权力结构由两部分构成——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二是公众只是政策的接受者。精英论的另一代表人物米尔斯（W.Mills）则在其名著《权力精英》一书中，运用“职位法”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主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群体领袖的统治阶级，控制着对于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讲所有重要事物的国家决策过程。

与精英论者观点不同的是多元论者达尔（Robret.Dahl）以及他的两个研究助手波尔斯比（N.Polsby）和沃芬格（R.Wolfinger）。1961年，达尔出版了《谁统治：美国城市中的民主与权力》一书，该书运用“决策法”，以纽黑文市为研究对象，对城市建设、政治任命和公共教育政策这三个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最重要领域的决策进行了分析。据此达尔认为美国城市社区内部并不存在单一的权力结构，而是存在着多头民主。波尔斯比的《社区权力和政治理论》、沃芬格的《声望与社区权力研究中的现实》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进入这一领域，西方的社区权力研究开始关注社区外的组织，如联邦政府或大型企业等对社区权力的重要影响。由此产生了社区政策、社区权力演进和非精英的社区权力等方面的非主流研究[1]。

在中国，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研究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研究初期仅是对中国城市社区组织进行的调查。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吴景超、史国衡、田汝康、汪龙等，他们调查研究的重点是城市社区组织的内部结构。

20世纪中期，即1949年至197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城市社区研究中断。直到1979年，社会学本土化的倡导，城市社区研究才得以复兴。进入80年代后，中国学者们多从理论的角度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进行研究，一批有影响的著作有台湾学者唐学斌的《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1989）、徐震的《社区与社区发展》（1980）、蔡宏进的《社区原理》（1994），大陆学者何肇发主编的《社区概论》（1991）、王振海、王存惠《新视角下的政治——关于社区政治发展的专题研究》（1995）、唐忠新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概论》（2000）。专门论述社区组织的有王振耀、白益华主编的《街道工作与居委会建设》（1996）。在这些著作中学者们仅在相关章节中论及到社区组织与权力。

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研究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探讨，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实证研究的著作有：扬世荣主编的《五里桥：一个发展中的城市新型社区》（1999）；林尚立、马伊里等主编的《社区组织与居委会建设：上海浦东新区研究报告》（2000）；戴星翼、何慧琴著的《社区发育与社区生活：上海卢湾区龙柏街道研究报告》（2000）；顾骏等人著的《社区调解与社会稳定：上海卢湾区五里桥街道研究报告》（2001）；雷洁琼主编的《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北京市基层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研究》（2001）；林尚立主编的《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2003）。理论研究的著作有：徐勇、陈伟东等著的《中国城市社区自治》（2002）；魏娜著的《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2003）；王振海主编的《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研究》（2003）；尹维真著的《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以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实验为例》（2002）；陈伟东著的《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2004）；潘小娟著的《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2004）。

由以上回顾，可看出中外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研究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西方，把社区权力或者社区组织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忽视超社区的组织对社区组织与权力结构的影响；主要关注社区权力结构，对权力与组织的历史考察以及国家、城市、社区三者之间的互动研究明显不足。中国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大都把街道界定为社区；在学者们的论著中只是部分章节论及社区组织与权力，没有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微观经验研究展开论述。

二、主要理论解释模式及其批评

在中西城市社区的研究中，权力与组织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焦点。从国家政治体系而言，既有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政治组织，也有以社会权力为源泉的社会组织。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政治生活。优良的政治运行机制必然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平衡。然而，人们对此并没有一致的认识。不同的人及不同的理论模式或解释模式对中国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概括论之，可以把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分为以下几种理论解释。

“国家与社会理论”。在有关中国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探讨中，无论是强调国家对中国社会变革主导作用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还是强调社会和经济行动者所扮演的积极角度的新制度主义范式对中国社会只是作应然性判断，这些判断仅仅从宏观历史着眼，缺乏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层面的描述，而在城市社区组织行动和社区权力运作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在各种事件及行动中而且依稀可见的是各种不同的行动主体：市、区、街政府、社区居委会成员（包括社区党支部成员）、各级派出机构、社区内的单位以及居民的利益组织。他们从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价值观出发，对此进行评述及至亲自参与，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进程。这样，社区就构成了一个“角力场”。各种力量在其中斗争，结果却偏离任何一个集团的预想，并使得原来不太清晰的国家—社会框架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城市管理权力的下放和政府权力在社区的整合。持这种理论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基层社会功能紊乱的根源在于街——居体系的行政能力不足，而主要原因在于：条块冲突，街道办事处无权管理“条”上的事务，区职能部门派驻机构又没有综合协调的权力解决街居问题，从而大大削弱了街区政府组织的整体行政能力。素质偏低。街道办事处的人员编制、财政能力和干部素质都难以与其所要承担的职能匹配，而社区居委会成员的年龄老化和学历、能力、效率问题更为突出。因此，这类研究者提出要将城市管理权力下放，扩大基层政府的权能，进一步强化街、居组织的地位，乃至把街道办事处变革为基层政府，使其由主要承担民政职能转为承担整个街区的社会综合管理。

“社区制”理论。社区制理论着眼于社区共同体的形式，强调社会动员、居民参与社区自治。持这种理论的研究者倾向于进行操作性政策的设计，但多以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假设和分析的基础，因而其研究成果被称为“社区制理论”。他们针对街区社会管理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忽视对社区居民的动员，而政府方面又因包揽公共事务过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并进一步滞缓了社区的发育。为此，他们提出：适应“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趋向，政府权力向社会转移；通过社区工作促进居民互动，并实现社区动员；将社区服务由政府对居民的单向服务转交为居民相互之间的双向服务，从而营造社区氛围，促进社区发育；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和市场组织，让社会管理自己。对应于街道权力的扩张，这类观点的极端是政府对社区事务干预越少越好。

上述这些有代表性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对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结构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给后续的分析和研究给予诸多的启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理论的解释性依然有其特定的时效和适用范围，“基层政权建设理论”强调行政化的倾向，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街居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深入了解和强力解释，因而实用色彩较浓，缺少客观和长远的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忽视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组织和社会自组织的力量，因而不能找到推动社区发展的更为丰富的资源。“社区制”理论强调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提供了解决社区行政压力繁重这一问题的思路，适应了社区制建设的初衷。其视野较为开阔，政策思路也更加适应社区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但是他们的对策思路在实践中常常缺乏实施推动的主体。换言之，社区制研究的理论与对策是相互矛盾的，在理论上，它主张政府行政权力的淡出，在实践中却又将政府作为预设的推动主体。

整体来看，上述几种理论只能看作有限度的、有其自身适用范围的解释模式，尚未对社区组织与权力结构作出深入的描述与分析。从各种不同的理论视野及不同的理性关怀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或是纯理论的推论而缺乏实证考察，或者是在进行其他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简单地论及过社区组织与权力问题，而没有将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结构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多元化的解释来进一步的揭示社区组织与权力结构的真相。

参考文献：

当代批评与理论 篇7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 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 有着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 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 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了猛烈批判;它探讨文学中女性意识, 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表达方式, 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 提倡一种女性主义写作方式。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 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女权主义批评大体上分为英美派和法国派。此外, 黑人和女同性恋的女性批评, 也以独特的内容丰富了女权主义批评。

同性恋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文化理论, 作为女性主义批评中女同性恋批评的理论延伸, 受到了七十年代“石墙暴乱”等一系列同性恋运动的巨大影响, 自成一体。进一步深化扩展和理论化的同性恋批评理论被称为“酷儿理论” (queer theory) , 它批判性地研究生理的性别决定系统、社会的性别角色和性取向。酷儿理论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不是“天然”的, 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形成的。酷儿理论使用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和性别研究等手段来分析和解构性别认同、权力形式和常规。

同性恋批评理论起初只能归属在女性主义研究范畴之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的同性恋批评理论依然广泛以“同性恋女性主义” (lesbian feminism) 自称。 (朱刚2006)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 同性恋文化与女性主义的隔阂越来越大。同性恋批评理论虽然与女性主义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已经异军突起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同性恋批评理论的崛起归功于女性主义的普及和深入。因此, 女性主义批评和同性恋批评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点。

第一, 同性恋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都坚持“反本质论”。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反本质论” (anti-essentialism) , 即反对个人身份由某些固定不变的“本质”所决定, 反对把由千变万化的社会因素构成的人化约为由某些生来具有的生物因素控制的人。后现代主义认为, 所谓人性既非固定不变, 也非普遍相同, 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别。后现代女权主义对此有很大共鸣, 他们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所形成的影响, 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论, 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她们不认为女性就应该必须具有抚养性, 就应该受保护。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者维蒂 (Monique Wittig, 1993) 认为, 女人并没有任何“天生”的成分, 女人并非生来即是女人, 而是社会建构造就了这一概念与类别。

同性恋批评也牢牢抓住“反本质论”, “解释”同性恋在各个历史阶段如何被异性恋所强行定义, 性正常/性变态如何被生产出来并服务于统治阶级, “揭露”异性恋社会所“自然化”的种种性“偏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神话, 是政治控制工具, 以还其社会属性。

朱迪斯·巴特勒应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提出“表演理论”, 解构了本质论和传统的固定的社会性别身份。她认为, 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固定不变的, 而是不确定、不稳定的, 表演性的 (Judith Butler, 1988) 。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 而是像演员一样, 是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在巴特勒看来, 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也不是一种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现。对于巴特勒来说, 根本不存在恰当的或正确的社会性别, 即适合于某一生理性别或另一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 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她认为, 与其说有一种恰当的社会性别形式, 不如说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的幻觉, 而它正是异性恋将其自身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结果。她认为, 异性恋的性统治是生理性别的强迫性的表现。

第二, 同性恋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运用相似的语言表述和主张。女性主义 (尤其是法国的女性主义) 对语言的关注使同性恋文化受益匪浅。 (朱刚, 2006) 拉康关于语言的论述似的女性主义得以区别“自我” (selfhood) 和“主体” (subjecthood) :如果说自我尚有某种稳定的常态, 主体则是语言的产物, 是社会符号建构的结果, 因此时刻处于变化之中。 (刘文, 2006)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尤莉娅·克里斯蒂娃曾说, “如果妇女可以发挥作用, 这种作用只能是否定性质的:拒绝现存社会里一切有限的、明确的、结构化了的、充满意义的东西” (戴雪红, 2007) 。

在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中, 同性恋理论采用了和女性主义几乎相同的语言表述。同性恋理论比女性主义更加需要否定性, 并把它作为自己身份的特征, “酷儿理论”中的“酷儿” (queer) 就被解释为“任何反、非、抗 (contra-, non-, anti-) 异性恋”的表述, 挑战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 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

第三, 在实践上, 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一同评判男性话语。1970年, 米丽特在《性政治学》一书中引入了“父权制” (patriarchy) 这一概念, 从此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这一观点认为, 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 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 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 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父权制统治的工具。 (Kate Millett, 1985) 激进女权主义认为, 父权制在所有的社会中运行, 其力量远远超过了正规的权利制度, 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限。它在人们的童年就开始以社会教化的形式灌输给他们, 通过教育、文学和宗教这些手段的强化, 使人们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因此, 在这种父权制的男性话语语境之中, 连男性所谓的解放女性策略, 比如性解放、性自由, 也不过是对女性另一种名义的奴役和控制。 (李银河, 2003) 女权主义者借用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 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因此, 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在实践上, 为被迫害与强奸的妇女设立了救助中心, 为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庇护所, 建立各种社会救援机构对受害女性提供帮助。他们活跃在和平、生态、生育权利、反对淫秽色情品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等方面。

综上所述, 同性恋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二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性恋批评 (“酷儿理论”) 尽管最初脱胎于女性主义批评, 但如今已经成为与之并驾齐驱的“性别研究”理论的重要部分。本文对同性恋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二者之间渊源的归纳, 希望可以提供理解两种理论的另一种角度和入口。

摘要：女权主义批评和同性恋批评作为性别研究的两大主要理论分支, 二者存在一脉相承的理论内涵。该文就其理论渊源进行分析, 以便更深刻地理解性别研究理论的特点。

关键词：性别研究,女性主义批评,酷儿理论,西方文论

参考文献

[1]Millet K.Sexual Politics[M].Virago, 1985.

[2]Wittig M.One Is Not Born a Woman[J].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1993:103.

[3]朱迪斯·巴特勒, 宋素凤.性别麻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4]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5]李祥林.性别理论与当代批评[J].民族艺术, 2003 (2) :26-30.

[6]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7]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J].国外社会科学, 2002 (2) .

[8]米歇尔·福柯, 旭升姬.性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9]戴雪红.异质之女性——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哲学探究[J].妇女研究论丛, 2007 (3) :53-57.

当代批评与理论 篇8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在美国新文学界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公共新闻学, 它是新闻界面对社会的批评和信任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2], 它强调了由公众而非新闻工作者来设置新闻报道的议程, 从这一个视角看, 无疑媒介与公共参与已经发展到了融合的重要阶段。

在全球化的今天, 欧美这样一种新闻价值观的转变无疑也会极大地影响我国新闻领域的发展和改革, 加之转型中的中国, 竭力倡导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孕育现代公共参与精神, 这使得如何将媒介转变成公共参与的一种合理化渠道, 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公共新闻学的理论、我国报刊界对公共精神培育的角度来论述媒介与公共参与的关系。

一、公共新闻学的定义和时代意义

公共新闻学的缘起, 从目前的介绍来看, 源自于1990年的一些偶然报道。汤姆·瓦霍沃作为最早在美国实践公共新闻学的记者之一, 当时正在一个城市中作有关该城市的一个大型系列报道, 结果却导致了该市市长被捕并定罪。汤姆·瓦霍沃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谈到:“我们感觉似乎只是在写一些政治领导人的事情, 也只从其他政治领导人那里得到了反应。公众并没有真正参与……我发现人们有同样的感觉:嗯, 这真是一个精巧的游戏, 但它是谁的游戏,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游戏?”[3]在他的言论中, 公共新闻的一个核心理论被涉及———“我们为什么做新闻”。

尽管, 公共新闻学从其诞生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光景, 但如何对其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从目前的美国学界来看, 现状却是“研究者众, 实践者多, 但对公共新闻这个概念的学术界定却未形成定论”[4]。一个比较全面的说法来自纽约大学的教授罗森, 他被称为“公共新闻学之父”。他对公共新闻学给出的全面定义是:

1. 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 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

2. 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 而非仅仅知晓问题;

3. 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 而非仅仅眼看着它被破坏;

4. 帮助改善公共生活, 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

他认为:“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就能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 重新建立起与受众逐渐远离的关系, 重新点燃专业的理想, 以一种更实质的方式, 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 而这才是我们给予新闻工作者特权和保护的原因所在。”[2]

而另一种观点来自于北卡罗莱那大学的教授Philip Meyer, 他认为, 公共新闻面临的最大困惑在于其与新闻客观性原则相互背离;他将公共新闻所包含的因素归纳为:1) 重建公共意识的期待;2) 保持长期的注意力;3) 深入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的愿望;4) 多关注合理的中间部分而少走极端;5) 在政治论争报道上重实质而非技法;6) 培养深思熟虑的愿望[5]。

以上两种定义从不同的角度, 给出了学者们对“公共新闻学”的理解和诠释, 从中可以看到公共新闻学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即致力于对于公共领域的贡献。笔者认为, 这其中应当包括媒介对于公民精神的引导与塑造, 对于公民社会构造的努力, 对于公共参与途径的提供和补充。

这样, 公共新闻学无疑是对于传统新闻学巨大的批判和转型。公共新闻的运作基于它所拥有的特定使命———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6], 必定要有适度的公共参与, 从而“公共新闻”也就为现代公民的公共参与提供了有效和合理化的渠道与手段。

在公共新闻学发展的近十几年来, 不仅在新闻学领域讨论着其对于新闻界价值观改变的重要意义, 而且在公共行政领域, 学者们也正在讨论着这些观念化或技术化的改变对于公共决策的意义, “新技术的出现毕竟为公民参与提供了美好的前景, 公共管理者应该开放这些可能性。”[7]可见, 公共新闻学的诞生是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意义。

二、当代中国公共新闻的发展与作用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公共新闻”的问题,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开发和应用, 可以看到, 报刊媒体在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来实现公共新闻的目的。但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国“公共新闻”的公共参与, 往往是事后性质的, 即往往是一篇报道问世后, 来了解大众对该问题的看法, 或实现公众对于该问题的互动与参与, 从而达到公共新闻的目的。

事实上, 西方国家“公共新闻”的快速发展, 应该与其发达的市民社会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 “公共新闻”为市民社会提供了从国家到社会的沟通渠道,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也为“公共新闻”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来源渠道。

在我国, 即使今天市民社会发展缓慢, 其在我国理论化的研究, 也仅仅始于20世纪90年代邓正来等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我国之后。但通常认为, 我国在清朝末期, 就形成了微弱的市民社会。甚至有海外学者认为, 在清末我国就存在媒介与公共领域的互动。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研究发现, 1873年, 汉口出现了一家类似报纸的出版物, 其名称是《朝闻新报》, (其内容) 除了一些摘自《京报》 (即首都公告, 转录一些官吏的奏折和官方的法令) 的节录文字以外, 也刊载一些本地的消息和市场行情。后来, 随着城市改良派精英的崛起, 英国人恩斯特·梅杰创办了《申报》, 这构成了中国新的公共领域[8]。

从上文可以看出, 在我国新闻与公共领域的互动, 并非没有一点基础或先例可循。存在着这样一种形式的互动, 就为媒介与公共领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然而, 我们也可以从“公共新闻”的内涵中看到, 公共新闻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互动, 而是价值观层面的表达与反应。如何将公民群体的价值观整合表达, 或将个体价值通过公共舆论有效实现, 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报刊媒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出版的杂志《新民周刊》在2006年的第25期上, 有这样两篇报道。一篇题为《冰火交融的世界》, 讲述了上海第一家利用社会力量戒毒的民营戒毒医院, 另一篇题为《孩子, 快快破“壳”而出》, 讲述了上海、北京两地民间自发组成的救助自闭症儿童的机构。

这样两篇看似独立的报道, 其实存在共通之处, 即通过媒体与社会领域的接触来表达公共领域某些个体行为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对于我国公共意识的培育具有良好的引导示范性作用, 同时也对我国媒体的公共责任具有良好的示范性作用。可见, 媒体对于公共领域的报道和对公众公共参与的引导, 并不是与国家或社会的对立, 而是一种催化剂, 通过激发民众公共意识一方面培养现代公民, 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家社会势力无法到达的角落的补充。

在当代中国的公共新闻中, 这样对于个例的报道不在少数, 但同时也应该注重对群体性价值观的表述和引导, 也就是报刊媒体如何真正从政府的声音转变成公众的声音, 这与我国的历史传统并不相符, 因此也就成为我国报刊媒介培养公共精神更重要的课题。

三、媒介如何孕育公共精神

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国民的现代化意识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和发展。所以, 当我们讨论媒介如何孕育公共精神的时候, 首先应该搞清一个事实, 即并不是媒介一相情愿地去培育我国公民的现代化公共精神, 或提供公共参与的渠道, 而应该是, 当我们社会无法选择地面临建立公民社会、培养具有公共参与精神的现代公民的时候, 我们的媒介应该做些什么来加快这一进程, 或者为这一过程提供实践机会。鉴于此, 媒介不应该是这一个建构过程中的核心或主角, 而是辅助角色, 应从强势地位转为协从地位。

媒介要成为参与培养公共精神的渠道, 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是必然的和重要的。现如今, 我们社会众多掌握着话语权的媒体, 动辄对个人领域进行干涉或是对公众行为冷眼质疑, 这种公私不分的干涉, 在娱乐圈尤其明显。只有当媒介完成角色的转化, 才能成为公共参与的积极力量。例如《南方都市报》曾发表社论, 支持民众抗议当街杀猫的行为, 认为这“见证了中国社会力量与社会理性的成长”。从该社论的立场看, 公共参与行为需要媒介积极的配合。

另一个媒介培养公共参与的重要途径就是媒介要形成与公众互动的事前报道机制。重视公众自发性的公共参与, 并将这样的参与通过对话交流等形式扩大范围, 为公共参与营造良好的氛围。

国内学者刘继忠将这种孕育公共精神的“公共新闻”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 (1) 公众关心、政府关注、有条件解决的或可望解决的社会问题; (2) 被遗忘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儿童教育、家庭、城市边缘人员等社会“冰点”; (3) 儿童节、劳动节、植树节、艾滋病日等节日的常规性报道; (4) 社区文明建设、社区公民素质建设等有助于提高社区精神文明的事件[9]。

从上可见, 媒介对于公共参与的培育是多方面的、多渠道的。只要媒介本身调整好自身的社会角色和介入途径, 就一定能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精神培育的一股积极力量。■

摘要：在媒介批评的压力下, 20世纪美国诞生了公共新闻学的分支学科, 这一分支领域注重媒介与公共领域的互动, 以“为什么做新闻”的观念为核心。公共新闻学翻开了美国新闻发展的新的一页。在转型中的我国, 如何使媒介成为培养公共精神的有效工具, 成为公共参与的有效渠道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对于我国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公共新闻学,市民社会,公共参与,公共精神

参考文献

[1]Ju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MIT press, 1989.

[2]谢静.协商规范——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建构和解构[J].新闻大学:秋季号, 2003.

[3]刘肇熙, 姚清江.公共新闻学: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革命[J].青年记者, 2004.

[4]蔡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及争议[J].新闻战线, 2004, (4) .

[5]林火灿.美国公共新闻论争与我国的媒体实践 (一) [EB/OL].紫金网http://www.zijin.net/get/overseasfax/2005_10_16_4255.shtml, 2005-10-16.

[6]张恩超.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N].南方周末, 2004-1104 (25) .

[7]John Clayton Thomas.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s, 1995.

[8]邓正来, J.亚历山大.国家与公民社会,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