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太湖世界文化论坛（通用6篇）

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篇1

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读严昭柱著《自然之美》

教育部社科中心文化美育研究处处长、研究员马建辉

今年5月，太湖文化论坛召开了主题为“加强国际合作，建设生态文明”的第二届（杭州）年会，来自世界23个国家的政要、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500余人从文明进步的高度寻求文化共识，探讨、协商生态文明建设大计。这场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盛宴再次表明，和谐是人类最根本的追求，建设生态文明是大势所趋，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是人类文明进阶的必然选择。可以说，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起一种自觉而稳定的和谐关系。“美在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是其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政治家的忧患意识、科学家的理性精神，也需要美学家的审美情怀。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严昭柱先生新著《自然之美》（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正体现着这样的审美情怀。作者在这部著作的前言中说：“美学研究应当与时代发展的潮流相一致，应当对人类面临的时代课题、时代挑战做出正确的应答。”《自然之美》正是建设美丽中国、直面生态环境改良这一时代课题而做出的美学应答。

生态环境问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和恶化。人对于自然的任意左右，把自然当做可以随意摆布的玩偶，这在美学上的反映就是唯心主义的自然美论。《自然之美》对唯心论自然美观点提出了批评，作者认为，关于自然美的根源问题的唯一科学的答案，只能是自然事物的美根源于自然事物本身。显然，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必然结论。作者指出，事实上，不但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在反复证明着自然美根源于自然事物本身，反复驳斥着所谓自然美来自理念、心灵或“自然的社会性”的谬见；而且，只要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就必然会得出唯物主义的自然美根源论结论。

只有在自然美根源于自然事物本身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充分地尊重自然，解除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谬，使自然美回归自然本身。比如，一片蓊蓊郁郁的森林，也一定会给以商业价值为中心的木材商人带来惊喜，让他感到愉悦，产生“美感”，但这个“美感”不是自然美感，因为它是以人事为中心的“美感”；而只有那些排除了自我野心的悠闲的游客或带着发现美的眼睛的诗人、艺术家，才会真正找到这森林的美——真正的自然美。我们不难想象，木材商人的赞赏之后是砍伐；而游客或诗人、艺术家的赞赏之后是珍惜和爱护。这正如19世纪法国美学家库申所说：“美的特点并非刺激欲望或把它点燃起来，而是使它纯洁化、高尚化。”如果森林在观者那里激起的是占有和发财的欲望，那他就不配欣赏森林的美，他所获得的“美感”就只是期待利润的心理上的快感，而非真正的诉诸心灵的精神上的美感。

《自然之美》对自然美的本质、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概括地说，美的自然事物之所以美，就在于自然事物以丰富而突出的个别性充分体现了该自然事物的种类普遍性。也就是说，美的自然事物之所以美，在于该自然事物是典型的自然事物。因此，自然美的本质即是自然事物的典型性，自然美的规律即是自然事物典型的规律。”这既是对自然美审美规律及特征的揭示，同时也是对自然事物生态规律和生态特征的揭示，二者在这一论断中高度统一，深刻地表明了真正的自然美审美是与生态文明意识的高度自觉结合在一起的。以此为基础，该著还用相当大的篇幅探讨了自然美的诸种形态，实现了理论思维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

该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美学观的认同、坚持和捍卫，这也是其科学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作者认为，“自然事物的美根源于自然事物本身”，“自然美是第一性的，我们关于它的感觉和思想是第二性的，是自然美的映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总是强调客体的存在是不依赖于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也总是强调客观的美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尽管“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丽的景色”也无动于衷，“经营矿物”的商人对“矿物的美”甚至感觉不到、“看不到”，但这景色和矿物仍然不失其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美学观为立场，作者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美学观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评判。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更多地是在社会发展的重大危机中呈现出来的，它是一种批判哲学、危机哲学。其真理性和有效性在现代社会发展面临较为普遍而深重的危机时，会更明确、更有力地显现出来。当资本主义危机到来时，比如，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时，马克思的著作又成了热销的书籍，许多学者都跑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寻求解答和出路。同样，在一个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时代，那些在自然美理论上的唯心主义观点都开始显得苍白而脆弱。自然美及其规律不依附于人而存在，它需要我们尊重它、顺应它。这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坚持，对唯物主义立场的坚持，使其在这个生态危机时代更显示出科学性来。

审美塑造人，美学总包含着美育，讲美学而不讲美育，美学就疏离了人生实践。《自然之美》的第二大部分以五章的篇幅专门论述“自然美美育”，这一部分的存在使这部著作成为我国第一部从美学到美育系统论述自然美的学术专著。作者在这里较为系统、深入地对美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美育的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作者结合大量的美育现象，论述了自然美美育的具体途径，论述了自然美作为美的启蒙教育、作为特殊的情感教育和对人的审美修养的提高等基础性功能,，论述了自然美美育对人的气质和性格的熏陶与养成作用，论述了自然美美育向德育、智育、体育和艺术美美育的深化，等等。自然美培育真正懂得自然美的人，也只有真正懂得自然美、欣赏自然美的人，才能真正热爱自然、珍惜自然、保卫自然。

美育作为一种精神抚慰和创伤修复，是一种情感疏瀹、心灵滋养、境界升华，是美对于人的灵魂的牵引和光照，在这方面，自然美美育也不例外。在《自然之美》一书中，作者特别肯定了自然美的特殊的情感教育功能，论述了自然美的情感陶养作用、心境转移作用、情感宣泄作用、心灵净化作用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评论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主人公玛丽花时所说的，正是由于对自然美的热爱，使她能够“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地成长”，在屈辱不堪的生活中“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自然美美育对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塑造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包括自然美美育在内的美育活动，在人文关怀与社会健康心态培育方面也大有可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在人的健康的人文态度、理性的社会心态的基础上得以确立起来的，显然，这样的态度和心态也是维护环境、改良生态所必需的。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曾经这样写道：“只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谁要受到美的魔力的诱惑，他就会忘掉自己的局限。”确乎如此，因为局限，发展破坏了生态、生产污染了环境，美变成了丑。人们必须忘掉自己的局限、克服自己的局限，构建起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找到永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是美丽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也是《自然之美》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篇2

关键词：《金瓶梅》,文化批评,文化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 西方的文艺理论被逐渐引入我国知识界, 在文学研究中引起一场批评方法的革命。其中, 从文化的角度来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方法,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运用, 并形成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在新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中, 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文化热”。

一、从文化学视角研究《金瓶梅》有其合理性

文化批评方法主张从作品文本的内部构成来反观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特质, 或将作品置于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判定其文化价值、文化意义。简言之, 文化批评方法是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标本来加以研究的。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对《金瓶梅》进行研究, 有其明显的合理性所在。

首先, 《金瓶梅》的文学文本的一般性质, 决定了它与文化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学对人的关注方式来看, 文学家总是充满热情地将人的丰富多彩的生命情态和富有特色的生活方式反映在作品中, 全方位地传达当时社会的各种文化信息, 使我们能够跨越时代障碍和思想限制去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从文学的表达与存在的独特方式来看, 文学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把人的全部活动和人类的所有经验完整地表达出来, 因此文学形象是以生命整体的形式存在着, 而社会的文化信息和人类的发展潜能便必然附丽于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中。从文学的价值层面来看, 文学所呈现的现象世界是复杂的具体透视各种价值关系的窗口, 它提供了价值活动的典型事例, 以及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动机, 有助于揭示一种文化中现存的价值秩序。而“价值”则是文化的核心层面。

其次, 《金瓶梅》作为明代长篇通俗小说的特殊性, 也决定了它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第一, 对《金瓶梅》作文化学的分析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从来不把文学当作纯艺术看待, 而是高度重视文学与社会的整体联系, 重视文学反映生活、概括人生的文化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文学的也是政治的、伦理的、哲学的、教育的, 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映和表达。因此, 对《金瓶梅》的文化学研究, 并未脱离古代文学思想的实际和文学创作的实际。第二, 小说这种叙事性文体本来就具有很强的文化描写, 特别是风俗描写的功能。而明清长篇小说的题材取向从《金瓶梅》开始, 从王朝盛衰、神神鬼鬼转向了社会现实、市井生活, 这样就使其文化学的内涵更为丰富了。举个例子, 在《金瓶梅》中, 那些风俗描写有时是情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纽带, 有时是借它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还有时是展现风土人情, 渲染时代气氛, 为人物活动创造具有时代特色和民俗情趣的典型环境, 造成一种具有立体感和真实感、与人物性格相契合的人文环境。

二、新时期对《金瓶梅》的文化学研究

第一类是对《金瓶梅》文化的整体性研究。代表专著有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 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对《金瓶梅》进行了诠释;田秉锷《金瓶梅与中国文化》, 内容涉及对各种具体文化的研究;王宜廷《红颜祸水———〈水浒传〉〈金瓶梅〉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 从性别角度对《金瓶梅》的文化进行审视;还有陈东有《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 何香久《金瓶梅与中国文化》, 等等。论文有王祥云《从〈金瓶梅词话〉包蕴的文化理念审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认为《金瓶梅词话》所反映出来的天命观、人伦观、价值观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 文化的差异是由不同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所致;罗德荣、胡如光《〈金瓶梅〉女性意识文化折光》, 从文化层面探究妻妾争宠所反映的女性意识的社会实质及其悲剧性;张进德《理性的皈依与感性的超越———论〈金瓶梅〉的二元文化》, 认为《金瓶梅》是世俗价值观念与宗法传统道德观念的特殊浑融。作者的理性指向表现为对宗法传统价值观念的皈依, 而艺术描写的感性指向则表现为对作者理性思维定势的超越。此外, 还有王平《〈金瓶梅〉:文化裂变孕育的畸形儿》, 陈东有《〈金瓶梅〉文化意义刍论》, 王启忠《简析〈金瓶梅〉“生殖崇拜”文化返祖现象》, 王彪《无可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 等等。另有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 田秉锷《金瓶梅人性论》, 霍现俊《金瓶梅新解》, 宁宗一、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以及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 等等, 虽都未径直标出“文化”二字, 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研究。

第二类是对《金瓶梅》文化的专题性研究。这一类研究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物态文化层的研究。例如对《金瓶梅》饮食文化的研究。这方面主要著作有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大观》, 胡德荣、张仁庆《金瓶梅饮食谱》, 赵建民、李志刚《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 戴鸿森《从〈金瓶梅〉看明人的饮食风貌》, 田秉锷《〈金瓶梅〉与酒文化》, 美国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郭孟良《〈金瓶梅〉与明代的饮茶风尚》, 以及日本小川阳一《〈金瓶梅〉中的酒令》, 等等。其次是行为文化层的研究。如对《金瓶梅》民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研究。这方面主要著作有陈诏《从民俗描写看〈金瓶梅〉的时代背景》、《〈金瓶梅〉小考》, 蔡国梁《灯市·圆社·卜筮·相面———〈金瓶梅〉反映的明代风习》、《磨镜·画裱·银作·漆雕·织造———〈金瓶梅〉反映的明代技艺》, 刘秉果《〈金瓶梅〉中的体育文化》, 梁今知《〈金瓶梅〉所见晚明市镇音乐活动》, 邱绍雄《金瓶梅与经商管理艺术》, 南矩容《金瓶梅与晚明社会经济》, 蔡国梁《〈金瓶梅〉反映的明后期的城市经济生活》, 跃进《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透视》, 王启忠《物欲横流本末颠倒———〈金瓶梅〉对经济文化异质新态描写的价值》, 等等。最后是心态文化层的研究。如对《金瓶梅》的宗教研究和性观念研究。宗教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余岢、解庆兰《金瓶梅与佛道》, 朱越利《论〈金瓶梅〉中的佛道教描写》, 石景琳、徐匋《金瓶梅的佛踪道影》, 孔繁华《〈金瓶梅〉与宗教》, 王启忠《简论〈金瓶梅〉宗教描写中的新形态》, 此外, 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所著《金瓶梅的修辞》中有专章讨论宗教, 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对正统哲学和世俗宗教的信仰危机”一节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相矛盾揭示了《金瓶梅》中佛教与道教的文化意义。性爱文化研究方面, 学者分别从儒家性观念、道家性观念、性科学等角度出发予以探讨, 其中以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为多。如日本奥野信太郎《好色文学谈义》, 长泽规矩也《〈金瓶梅〉和明末淫荡生活》, 等等。我国学者有王祥云《〈金瓶梅词话〉中性爱描写的文化阐释》, 谢真元《对男权中心的文化批判———略论〈金瓶梅〉〈肉蒲团〉性描写的象征意义》, 等等, 都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金瓶梅》的性爱文化及其意义。

三、当前《金瓶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文化批评的方法为《金瓶梅》的外缘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审美角度和操作方法, 但需要注意的是, 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对于当前的《金瓶梅》研究中的“文化热”, 我们仍要保持一种谨慎和反思的态度。

首先, 当前的《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出现一种“泛文化论”的倾向。或是处处皆是文化, 除了文化别无他物;或是将《金瓶梅》所反映出的一个时代的文化片面地等同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 从而忽视了明代文化的特殊性;或是仅仅满足于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罗列, 而并不进行更深层次的发掘和探讨, 研究取消了深度, 走向平面;或是进行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建设, 对同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反复的却没有任何进展的研究, 比如对《金瓶梅》中的“茶文化”“酒文化”一类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 但基本没有超越戴鸿森、田秉锷等人的研究成果, 这是对研究精力的一种浪费。

其次, 《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存在一种观念先行的现象, 而缺乏田野调查的实践精神。研究者往往先行接受或主观设定一种文化观念, 以此为研究模式, 再从文本中寻找相应的论据, 以此来阐释《金瓶梅》时代的某种文化现象。而对于这种文化观念是否与历史相符, 是否切合独特的文学现象, 则并不进行详细的考证和坐实。

再次, 《金瓶梅》的文化研究逐渐呈现一种无序化的状态。一是过于强调文化研究的多元性特点, 而丧失了研究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批评标准, 这种自言自语式的文化研究不利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激发, 也容易造成《金瓶梅》文化研究的无序状态;二是《金瓶梅》的文化研究者不能有效地将西方的文化批评方法“极度语境化”, 很多只是生硬地套用西方理论的名词、概念, 而并未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研究对象———《金瓶梅》文本本身的具体情境进行合理的整合, 从而导致《金瓶梅》文化研究的“失语症”;三是在对《金瓶梅》的研究中对文化批评方法盲目倚重, 使对文学的研究沦为文化研究的附庸, 丢弃了对于文学更基本的东西———审美的维度, 忽视了对文学的诗性的把握。

最后, 《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到机械唯物反映论之中。作为文学的《金瓶梅》不是“镜子”, 不是被动地反应或反射, 而是投射, 是能动地干预和表现。新时期的《金瓶梅》文化研究仅仅把这一文本当成是一部明代中期的市井生活的静态的“风俗画”, 其研究只局限于对《金瓶梅》所反映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层面的探讨, 而忽视了作为文学的《金瓶梅》对于其历史语境的反作用:一是对作者兰陵笑笑生个体, 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阶层的欲望的满足, 矛盾和焦虑的缓解;二是塑造一种文化 (当然单这一部作品的影响是不够的, 需要与当时同一类的文学作品联合起来) , 使那一个阶层的人们能更充分地适应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

参考文献

[1]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1, 第1版.

[2]皋于厚.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学苑出版社, 2004.12, 第1版.

[3]张利群.多维文化视阈中的批评转型, 2002.4, 第1版.

[4]盛源, 北婴选编.名家解读《金瓶梅》.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1, 第1版.

[5]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12, 第1版.

对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基石的反思 篇3

关键词：中国生态批评 理论资源 反思

生态批评是环境危机在文学领域的绿色反映，它消解中心，以生态整体观作为主导思想，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文化批评。应该说，生态批评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启发我们思索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的终极意义。但是，自理论产生始，尤其是生态批评理论的中国化后，质疑的声音就从未中断过。

一、模糊的“生态整体观”

作为生态批评理论基石的“生态整体观”，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在消解人类“中心”地位的过程中，最终把尺度定位在生态系统上。在这里就有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生态整体观”的生态系统范围是限定地球生态的，而把我们人类还没有能力认识的宇宙生态是排除在外。以地球为中心的生态整体观相对于宇宙生态来说，正如人类中心主义相对于地球生态整体。所以，“生态整体观”在打破一个中心的时候又建立了另一个中心，仍然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其次，生态整体观强调“生态整体利益”具有最高价值。而这个“生态整体利益”的指向却是无法界定的，是指现代文明破坏之前的生态整体利益，还是今天的生态整体利益？不得而知。最后，生态整体观强调生态系统的中心地位，并以这个自然共同体的自然规律性来规范和约束人类的行为，客观上也就理所当然地把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等同对待，并在事实上淡化了人类的主体性。既然如此，那么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任务就不应该由人类单独承担完成。这将导致在实践上的失败。

二、理想化的“万物平等观”

生态整体观认为，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物种权利平等，它的价值不依赖于人类的需要，因而要敬畏生态生命。实际上，这些看似有理的生态观还有待商榷。一方面，保持生物多样性的确是生态平衡的必要条件，但生物多样性并不是说生命不可以死亡。因为自然界物竞天择的规律从未变更。在生态圈中，各生态个体之间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缺少任何一环都不会有生命生存和平衡发展的可能，大自然的杀戮也在这其间不停地进行。我们应该看到有些杀戮是合乎自然生态规律的。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强调敬畏生命，因为人类也享有自己在“生物环链”中的吃穿住行等生存发展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尊重和敬畏生态生命是一个含混的价值立场。生态批评家们只是苛于要求人类尊重敬畏动植物等生命的，当然他们设置的前提是人是比较强势的。但是，在万物平等、生态整体利益至上等原则下，只要求人类尊重并敬畏自然生命，其结果将导致理论的理想化，甚或虚妄化。

三、“以生态为本”的目的论

在生态视野中，“以人为本”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翻版解说，而生态整体观才是真正意义上体现众生价值，服务于众生的。其实通过考查二者目的，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其中的悖论。

顾名思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对人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在思维上主张以人的尺度为核心。但是“以人为本”并非“一元论”，因为“以人为本”还强调一个关系处理问题。这种观念要求人类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者的关系，即在实现人类价值时，保持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前提是不以牺牲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代价的，是公正、和谐的发展。综上可知，“以人为本”除强调人的价值意义和担当意识外，并不反对其他自然元素的独立价值。

“生态为本”强调的是自然的至上性，把人观察的立足点放在自然的生态平衡之上。这种定位，能够使人类更加客观地认知和遵循自然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或抑制功利主义的局限。但实际上，人类提出“生态为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类发展，是“以人为本”。如果说“以人为本”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翻版，“以生态为本”是生态整体观的核心解说，那么，“以人为本”与“以生态为本”的殊途同归，能说明什么？

四、不太“合理”的生态根源论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追寻危机产生的原因。生态批评在寻觅中终于发现，现代性或现代化开始的时候，生态危机就如影相随，并日益严重。而现代性的显著特点就是理性与科技，因此理性与科技要为生态危机负责。不少生态批评者还提出人要回到荒野。

不可否认，在很多情况下，理性与科技表现为干扰自然进程、破坏生态平衡，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疏远。但是，我们谁也不能不承认理性与科技给人类带来的便利。更何况，科技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取决于人。在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人们被无法满足的欲望与超前消费的观念所牵引，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要变得比人家富，一批野心勃勃的人想暴富，其代价往往是更疯狂地破坏生态。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根源于个人中心主义的思想，受制于资本操纵。繁荣富裕的攀比限制了生态运动的发展，生态问题也就成了繁荣富裕不可逾越的障碍。

综上可知，生态危机归根结底还是人自身的危机，是狂热的利己主义思想所导致的。在此观念驱使下，人性发生严重异化，从而导致人类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可见，要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人类必须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状态，实现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建立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1]宋丽丽.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视野[J].江苏大学学报，2006，（1）.

[2]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胡立新.生态批评应超越知识观和价值观悖论[J].文艺争鸣，2005，（6）.

[4]刘文良.质疑生态中心主义[J].广西社会科学，2006，（11）.

[5]曾繁仁.谈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N].人民日报，2009-7-3.

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篇4

钟声

《 人民日报 》（2012年10月15日03 版）

一种文学作品，越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就越是会具有可以拨动世界各国人民心弦的共鸣力。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实至名归。

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评语，用了专为莫言“量身打造”的概念——“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相融合”。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莫言的作品展现了将独特性与世界性相结合而产生的文学魅力。

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总是体现着独特性与世界性的深刻辩证关系。莫言作品于世界而言的独特性就是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莫言写作的根在中国，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莫言作品的独特性，又令人欣慰地为世界所理解。事实上，优秀的作品所体现的精神追求，堪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是人类文明得以从文学中获取发展与进步力量的原因所在。

瑞典著名汉学家罗多弼在谈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时说：“我们都是人，归根结底，我们具有同样的需求、同样的喜怒哀乐，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每种文化也都有它的独特性。但是我相信独特性还是以普遍性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独特性是普遍性的具体体现。”莫言自己说，他的小说“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莫言的获奖表明，一种文学作品，越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就越是会具有可以拨动世界各国人民心弦的共鸣力。一部文学作品，越是植根于中国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之中，就越是能够具有世界影响力。只有那些贴近中国实际、贴近中国民众生活的作品，才能永远站立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之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文化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重新认识、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随着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频繁互动与交叉影响。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显然只是个时间问题。《瑞典日报》刊登莫言的照片时，特意加了《中国之声》这样的标题，认为莫言的获奖标志着中国、亚洲的文化和经济地位在全球不断上升。澳大利亚外长卡尔称，“对中国人来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同将宇航员送上太空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大象征”。一些媒体还把此次新闻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联系起来，认为这也是中国全球软实力战略的成功。

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篇5

2008年8月2日至4日，由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主办、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论坛”在安徽省黄山市隆重召开。论坛“围绕中国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主题，进行了“三十年实践理论盘点，三十年文化管理回顾”。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同志、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王大明同志在本次论坛发表了重要讲话。安徽省国资委主任桂建平、黄山市副市长黄林沐到会致辞，皖北煤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葛家德致欢迎辞。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孟凡驰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并作了大会总结。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常务副秘书长黄新惠、韩旭等领导参加会议。大会宣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成果大典》优秀论文和实践经验的入选名单。皖北煤电集团总经理助理、党委宣传部长周伟和中航一集团、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河南神火集团、四川宏达集团、大庆油田、胜利石油管理局、鞍钢建设集团等单位有关领导作为论坛演讲嘉宾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大会还进行了分组交流发言，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赵春福、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高立胜等专家、学者作了分组总结，并分别就“三十年企业文化实践理论创新、规律和方法”作了深入的论述及点评。本次论坛还邀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同志与部分企业文化师代表座谈，就企业文化师队伍的建设和工作特点作了充分的探讨。国内多家专业媒体的记者以及全国企业代表共220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中，中国经济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带来了中国社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本次论坛是对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文化理论实践的回顾，更是对今后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性指导与建议。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企业文化建设已成为增强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带来了国有企业的深刻变革，为国有企业改革注入了强劲动力。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使企业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增强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王瑞祥同志指出，“国资委自2003年成立以来，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以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抓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深化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大力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因此，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企业价值理念体系进一步完善，员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巩固；第二，强化责任意识，正确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第三，企业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载体，促进了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第四，企业文化建设贯穿于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王瑞祥同志还强调指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要不断提升企业文化的建设水平。”因此，需要以下几个步骤落实：第一，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确保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第二，要坚持以价值理念的培育与转化为重点，努力健全企业文化体系，发挥企业文化的整体功能；第三，要牢牢把握职工队伍建设这个根本，切实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第四，要健全体制机制，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二、企业文化工作中，应着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王大明同志在讲话中提出，“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当前广大职工思想状况的复杂性；其次，认识这些年来社会上，轻视和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象；第三，要充分看到当前在广大职工中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艰巨性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

王大明同志指出，现在企业文化建设面临如何贯彻落实，是新形势下给我们企业文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崛起，还是持续发展，都必须有一个能够指导前进，凝聚人心，为多数群众所认同的一种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旋律。问题是怎么贯彻，怎么把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主旋律真正贯彻到企业职工中去，变成现实。他提出了几条建议：要密切结合本行业兴起的实际，抓住企业的主要矛盾，形成企业自己的观念、文化；要注意到职工思想状况的复杂性，多元化、多样、多变的情况；要提倡生动活泼的个性；对不同层次要有不同的要求，并深化提高。

三、国有企业30年的改革历程，实质上也是企业文化变革和创新的过程

会议认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企业文化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要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提升综合国力、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大意义。从而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在实践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努力推动和不断改善企业文化建设。

会议指出，为了更好地贯彻十七大报告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确保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企业全面提升员工素质、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企业文化理论创新，还是企业文化建设实践创新，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确保企业文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健康发展。

（二）、建设企业和谐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多年的企业文化实践中，有的企业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并以“自强不息，慢进则退”作为自己的企业哲学，确立了“员工为本，用户至上”的价值观，明确了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新的诠释。一个企业要自强不息，才能发展，才能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多年的企业文化实践使企业深深地感受到，只有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才能实现企业的发展与振兴。

（三）、精细化管理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精细化管理已成为现今企业管理的热点话题。近年来，随着企业不断研究、探索，企业对精细化管理已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也带来了企业深层次的文化变革。在实践中，有的企业提出了“细节管理的战略是企业的文化属性，也是科学属性和艺术属性”的观点，“战略从细节中来，到细节中去”。研究证明，一个真正成熟的企业，它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成熟管理、内部效率和外界资源整合的能力，而流程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管理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本次论坛协办单位的皖北煤电集团在传播和实施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和深化对精细化管理的认识，总结了“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从而把精细化管理与企业文化紧密联合，实现文化和管理的有机融合。

（四）、提高企业文化软实力，建塑企业个性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形成要素，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软实力。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提高企业文化软实力，事关企业改革发展，对企业做强、做大，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为更好落实十七大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论断，企业结合自身行业特点，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如大庆炼化的“三相”文化；大庆油田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河南神火集团“团结奋进，光大神火”、“四个延伸”的企业文化精神；鞍钢建设集团的“军企文化”；昌河汽车的“不断求索、追求卓越”；武钢人打造的“自主创新的武钢、质量卓越的武钢、和谐发展的武钢”等企业文化理念。

四、中国企业文化管理30年回顾与基本观点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孟凡驰教授作了本次论坛的总结性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企业文化的认识和实践的水平，现在处在一种非常不平衡的状态，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因此，他根据二十多年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提出了“六种观点共识和九条实践规律”。

这六种观点共识是：

（一）、企业文化理论和管理方式的诞生和应用，完全是一种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任何专家学者的主观臆造产物。

（二）、对基本范畴的共识。企业文化属于管理学范畴，它是运用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于经营管理之中，以人文修养和自我管理素质提高为基本途径，以企业核心价值理念体系培育为主要内容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方式。

（三）、对企业文化本质特征的共识。企业文化具有五个本质特征，第一个是以人为本，人本管理是企业文化的首要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以文化人，文化含义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企业文化的规律之一是以文化人，它重内在启发，不是外在的刚性约束。以文化人要重在文化环境的熏陶，重在文化氛围的感染。

（四）、对企业文化基本属性的共识。企业文化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亚文化属性；一个是管理属性。

（五）、对企业文化角色和地位的共识。企业文化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战略发展制度中，扮演了五个角色：第一、灵魂信仰角色；第二、战略旗帜角色；第三、价值评价准则角色；第四、企业基业长青的基因角色；第五、企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角色。

（六）、“道、器”职能兼具的共识。企业文化可以说是形而上、形而下兼而有之，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二者兼而有之，所以不要把企业文化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学说。

“九条基本规律”的含义：

（一）、企业文化的形成、存在，有自发、自觉两种形态。当企业文化以自发形式存在时，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自觉建设的文化可以使企业增强凝聚力、核心竞争力；

（二）、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家。企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企业家文化。企业精英文化和职工文化的结合体，才可以称作组织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起的作用是关键的；

（三）、共性、个性统分结合。共性显示文化的特征，个性说明事物的本质，所以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个性。根据这个观点，集团文化建设和分公司文化建设要各有侧重。集团文化建设的重点是集团文化建设的任务重点主要有五布：第一、布魂，确立核心；第二、布局，定规划；第三、布道，教知识；第四、布法，导入方法；第五、布点，典型引路。企业文化建设越往上，宜粗不宜细；越往下，宜细不宜粗。国家级集团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实施重点在地市级企业，因为无论从地域、风俗、历史、传统都有共同特点。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应遵循以下四个原则，第一，一致性原则，与集团文化不相背；第二，避复原则；第三，补充性原则；第四，具体化原则。共性要体现，个性要突出；

（四）、双体相融，立体推进，指的是企业文化本质体系和载体体系融合并进，两个体系不能偏废；

（五）、接力传承，前后相续。文化核心理念形成后，不应该随便更改，领导者相互交替，企业文化也应薪火相传；

（六）、七项工程，周期演进；

（七）、文化冠名，画龙点睛；

（八）、方式角度灵活多样。文化有规律，无定势，在方法、方式上要灵活；

文艺批评的理论反思-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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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舒曼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第二语言获得研究理论之一。从阐释学的理论角度出发，重释并建构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证明文化合流理论对于第二语言获得的合理性，并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能够促进文化合流。

论文关键词：文化合流;阐释学;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着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文化合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论证，人文科学的方法是否能够迎难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没有条件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内学习语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强文化合流，从而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以下就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论建构：阐释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