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共7篇）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1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王一川
当我在80年代初沉浸于“人类感性的解放”的审美理想时，决没有预料到，这种感性解放在今天是以大众文化的感性愉悦方式变形地实现的。生活在当今中国都市的人们，不管个人是否喜欢，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大众文化的潮流正拨动着几乎每个市民的心弦。无论是在家读周末报纸、看电视剧、听流行歌曲，还是出门骑行在街头林立的广告中、进商场享受美化的环境，或者是安坐在电影院与主人公同悲喜，都无不置身在大众文化的休闲氛围中。可以说，大众文化正在每日每时地和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塑造人们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因而认识和阐释大众文化，就成为认识和阐释人们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了。然而，对如此日常而又重要的大众文化，知识界却知之甚少：要么对其存在置若罔闻，要么一概视为低俗物而严辞拒绝，要么仍旧沿用以往高雅文化的分析手段去观照，从而一再推迟真正意义上的探讨。所幸的是，近几年来已陆续有学者开始正眼打量它了，尽管这打量还远不及大众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演变速度。本文正是想从我个人的视角加入到这种打量之中，就大众文化谈点浅见，并尝试提出建立中国大众文化学的初步设想。在我看来，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确实已经需要进展到中国大众文化学了。
1、大众文化的定义
探讨大众文化，总会遭遇基本的概念问题：什么是大众文化？这个词历来众说纷纭，不可能找到最后的公认正确的答案，不过却不妨对这个概念提出一种约略的操作性界说。我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英文popular culture 的对译形态（有人也用mass culture一词）。即便是在英语世界，这个词也有种种不同用法。这里可以列出它的六种不同定义。1）大众文化是为许多人所广泛喜欢的文化。这个定义强调受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没有考虑价值判断。2）大众文化是在确定了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之后所剩余的文化。这里注重它与高雅文化的明显区别，但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3）大众文化是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群众文化（mass culture）。这里主要从批判或否定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无视它的可能的积极意义。4）大众文化是人民为人民的文化（cultur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里强调大众文化是“人民”自己创造的，但未能指出这种创造所受到的文化语境的深层制约。5）大众文化是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这个定义把大众文化不是理解为一种文化实体而是理解为不同群体之间?quot;霸权“斗争战场，但与斗争相对的协调方面却较受忽略。6）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high and popular culture）之间界限的文化。这里突出了近来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间的融汇或互渗趋势，但有可能因此而抹杀其差异性。（约翰·斯托雷（John Storey）：《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第2版，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页。）这里不可能更详细地检讨上述六种定义的得失，但可以指出：它们都各有其合理性与片面处。如何在操作上定义大众文化呢？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尤其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和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第二、它是社会的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或制作者；第三、它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力斗争或思想论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性；第四、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如此，可以对大众文化下一个简要的操作性定义（不是最后的定义）：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无疑属于大众文化。
这一定义可以使大众文化同一些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都具有通俗通俗易懂和受众大量的特点，但民间文化是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的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在当今都市，大众文化往往与民间文化形成复杂多样的关系。高雅文化(high culture)?quot;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大体同义，同大众文化一样存在于当今都市，但显得截然不同：它以文化或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历史使命感。
2、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的勃兴
上述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对象的。80、90年代之交，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勃兴的关键时刻。这并不是说大众文化是从这时才兴起的，其实它早在19、20世纪之交（清末民初）就已经萌发了，并且从那时以来一直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并演化着；而只是说，一度被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抑制的大众文化，是到这个时刻才逐渐地升腾和扩展为整个中国市民文化的主潮并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关注的。总体看来，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中国文化的主潮带有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旨趣为主导的高雅文化特色。按照这种精英旨趣，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任务异常地重要、艰巨和紧迫，从而一向富于特殊感染魅力的文化就必须无条件地承担起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这一非常使命。与此同时，它的感性愉悦因素就必然地受到忽略、抑制或排斥；即便是有所倡扬，也主要是要它服务于上述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旨。确实，对现代知识分子（精英）来说，启蒙和救亡的紧迫情势要求他们创造“真美”艺术去唤醒公众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热情，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如此，何来轻快的欢娱和快乐？这种理性沉思精神长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一主流甚至持续到几乎整个80年代。
从70年代末期起，在经历“文革”的政治化挫折后复苏的高雅文化，重新在文化主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把精英知识界所构想的审美或诗意启蒙任务作为文化的根本使命。这时期的文化主潮，虽然由于对“纯美”或“纯审美”精神的重新倡导，不可避免地减弱了直接功利性而增加了娱乐性，但娱乐性在当时主要还是服务于急迫的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图，即增长的娱乐因素仍被当作新时期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的必要手段，而本身并没有展示出多少目的性来。这样，80年代文化留给人们的基本印象，依旧是严肃的理性沉思；而如何落实轻松的感性愉悦，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从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微妙而重要的变化毕竟发生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和消费社会来临的新形势下，以精英旨趣为主导的理性沉思型高雅文化丧失了主流地位，并出现了新的裂变，形成大众文化、主导文化（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和高雅文化的“三足鼎立”新格局。不过，在这种一分为三的新的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是作为主潮兴起和存在的。（我在《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里曾提“主流文化”，现觉得提“主导文化”更妥。）
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若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的。第一、外来大众文化的影响。来自港台和欧美的大众文化风靡中国城市，邓丽君、李小龙、《三笑》、《追捕》、《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琼瑶、金庸等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文化的愉悦性景观，并逐渐地使这种感性愉悦需要不断获得再生产，引发了国内大众文化的摹仿性制作兴趣，从而为90年代的大众文化潮埋下了“伏线”。第二、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引进。?quot;砖头“录音机到高保真组合音响，从黑白电视机到超大屏幕彩电，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网，从个人电脑到国际互联网，大众传播媒介为人们的大众文化制作和享受提供了物质支持。第三、更主要的是，高雅文化主潮本身的感性愉悦追求。80年代前期高雅文化掀起的对”全面发展的人“、”人的感性的解放“及其”纯美“境界的追求热情，实际上已合乎逻辑地预示着以感性愉悦为中心的大众文化潮的兴盛，只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形急负贸墒斓?quot;消费市场”
以及自身的高雅文化陈规仍有某种束缚而已。朦胧诗人不正强烈地“渴望着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么？更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界的“娱乐片”热。还是在80年代中后期（1986至1989年），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应，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开放势头，“娱乐性”开始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随着《少林寺》等武打片风靡全国，一批电影导演、电影美学家和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寻求把娱乐性电影或“娱乐片”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方向，引起争论。重要的是，通过广泛讨论，这最后竟成为当时政府电影部门制定的全国性电影战略决策。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在1989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这样反省说，“长期以来，我们被桎梏在对电影艺术功能的狭隘理解当中，那时故事片作为一种完全的宣教工具，蛮横地排斥了影片的娱乐功能”，而在80年代初还对“娱乐功能”作“品位、格调上的轻视”。这位政府官员同电影创作与评论人员站到了一起，坚决纠正以往电影的过度理性化偏颇，大力伸张娱乐性。为此他提出如下政府总结和规划：“加强各类片种的观赏性、娱乐性，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审美需求，实现电影的多元化功能而努力”，“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注重影片的娱乐功能，以匡正以往的偏颇”，“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娱乐性”。他甚至指出：“有鉴于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们对多种文化的渴求、需要愉悦、松弛乃至健康的宣泄，因此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乃是贯彻二为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 2期。）这里不仅证明电影的娱乐功能，而且明确地把娱乐性提到“二为”方向的高度去认识，从而使大众文化制作获得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无论今天对这种“娱乐”热究竟应作何评价，它在当时毕竟同“美学热”中的“纯审美”渴望和文学中的金庸小说热等一样，构成了高雅文化界渴望和呼唤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正是上述外来影响、大众媒介技术和高雅文化本身的感性愉悦渴望等多种力量的交汇，为大众文化潮的勃兴铺设了新的宽阔河道。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崔健的《一无所有》等城市摇滚乐、《黄土高坡》?quot;西北风“流行歌曲、张艺谋《红高粱》等娱乐电影，以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在纽约》等肥皂剧，就在大众文化这个宽阔河道里放纵地奔流着。如此说来，90年代大众文化潮不过是80年代高雅文化的感性愉悦渴望在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和外来影响等条件下的现实化而已。于是我们目睹这样的90年代新景观：不仅以感性愉悦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都市文化的主潮，而且它还连带着使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都似乎理直气壮地把感性愉悦作为一种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目的因素植入自身躯体之中，而以往那种严肃的理性沉思精神则相对减弱了，有时甚至被消融了。
3、大众文化与文化
要认识大众文化的价值或无价值，需要首先对”文化“本身加以大体界说，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而思索大众文化的位置。所谓”文化“（culture），在西文中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后来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和道德能力及天赋的培养，也指人类通过劳作创造的物质、精神和知识财富的总和。按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归纳，文化往往具有三种定义或内涵：第一是理想性定义，指人类的完美理想状态或过程；第二是文献性定义，指人类的理智性的和想象性的作品记录；第三是社会性定义，指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伦敦，1961年版，第57页。）而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贝尔（Daniel Bell，1919-）则采取了略有不同的三分法：”我在书中使用的文化一词，其含义略小于人类学涵盖一切生活方式的宽大定义，又稍大于贵族传统对精妙形式和高雅艺术的狭窄限定。对我来说，文化本身正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阐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第一种文化指”特定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学家提出的较为宽泛的文化；第二种文化以英国贵族学者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等的文化观为代表，指”个人完美成就“，这对贝尔来说显得过于狭窄了；第三种文化是贝尔追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1874-1945）的结果，指由人类创造和运用的”象征形式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贝尔采取了与人类学家的宽泛文化和贵族学者的狭窄文化都不相同的居中或居间的策略：把文化视为表达或阐释人类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砸环驳纫耄榈?989年版，第24、58页。）比较再三，我个人倾向于采纳与卡西尔和贝尔的相近的文化概念：文化是特定人类群体的能够表达其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包括神话、宗教、语言、历史、科学和艺术等形态。但这个文化概念还没有为大众文化设定合适的领域，即文化分层问题还悬而未决。美国文化批评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也认为存在着三种文化定义，但在具体理解时与威廉斯和贝尔有同有异：一是指”个性的形成或个人的培养“，这大致对应于威廉斯的第一种和贝尔的第二种，即阿诺德代表的狭窄的贵族文化观；二是指与自然相对的”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属于人类学概念，这显然又与威廉斯的第三种和贝尔的第一种大体相同；三是指与贸易、金钱、工业和工作相对?quot;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娱乐活动，这尤其能体现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的时代特点--指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日常闲暇中的娱乐活动。这第三种文化概念体现了杰姆逊的特殊立场和关注的焦点：后现代文化或消费文化其实就是以日常感性愉悦为主的大众文化。（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滨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西方学者的论述自有其针对性而不能简单照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略加参照，着力分析中国都市文化状况的独特特点。我认为，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非统一的整体）。而在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中，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定位置。当前中国都市文化存在着若干复杂的层面，但可以大约见出如下四层面。一是主导文化，即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代表政府及各阶层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是当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高雅文化，代表占人口少数的知识界的理性沉思、批判和探索旨趣。三是大众文化，尤其突出数量众多的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四是民间文化，代表更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出于传统的自发（或非制作）的通俗趣味。从文化价值看，这四个层面之间是否有高下之分？其实，就文化的分层来说，四个层面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
4、大众文化的特征和功能
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不同的特征。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quot;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第四、观赏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甚至有时，现实生活似乎就直接地意味着谈论昨晚的或等待今晚的电视剧。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作品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
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这种轻松的满足有时以牺牲历史使命感、理性精神和批判性为代价。
上述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以大量信息、流行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故事及日常氛围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当然，具体分析的话，大众文化往往具有若干彼此相反的功能：反抗高雅文化又利用它、拆解官方权威又维护它、追求自由与民主又加以消解、标举日常生活的正当性又使其庸俗化，等等Ｓ械拇笾谖幕踔烈苑纯垢哐盼幕迹忠宰陨沓晌碌母哐盼幕牡浞抖嬷眨绾美澄胗捌镀罚藕匏徒鹩剐∷档取Ｓ惺敝谱髡叩闹鞴垡馔蓟嵩庥龉诘奈耷榈执セ虿鸾狻Ｓ敕ɡ伎烁Ｑ扇谭穸ù笾谖幕煌⒐?quot;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瓦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 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斯图瓦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总之，这至少说明，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
5、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
面对迅猛发展的大众文化，理论界该怎么办？是视其如洪水猛兽而严加*、御强敌于国门之外，还是笃信它预示着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我想，这种极端的否定或肯定态度都于事无补，重要的是针对大众文化本身的特点作理智的分析和评价。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与高雅文化、主导文化和民间文化有不同，因而需要把大众文化当做大众文化本身、按它自身的规律去加以研究。而那种以高雅文化或主导文化的标准去硬性裁剪大众文化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就大众文化本身来说，其积极与消极方面往往纠缠在一起，需要冷静辨析。鲁迅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鲁迅全集》，第 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艺术（美术）的目的就是以“真美”去“娱人情”，即是以真正美的东西去使人获得感性愉悦，至于它涉及现实功利关系，实在不是其本意。如果人们凭此强求艺术直接服务于现实功利需要，那实在是违背了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这种关于艺术旨在以非功利性审美去娱乐情感的看法，无疑道出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大众文化从根本上说具有娱乐文化性质，就是要使人们获得感性愉悦。但这种娱乐特征在不同作品中有着不同表现，呈现为高低不同的价值品级。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应当不仅能使公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在审美愉悦中被陶冶或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而那种只满足于产生感官快适、刺激或沉溺的作品，显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同样，那种不要娱乐而只要直接的功利满足的作品，也必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所以，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2
在研究通俗文学的时候, 就不能不提到范伯群先生《《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范老先生的这两本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化史的著作, 为研究现当代通俗文学史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让后来的研究者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开展通俗文学史的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 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功, 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看法, 并且对于通俗文学的历史定位经过了否定, 肯定, 又否定, 又肯定的历史循环中。对于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研究, 我们认为还有十分很多没有挖掘出来的新观点, 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自古以来, 文学、文化和历史就是无法分开的, 俗称“文史不分家”, 三者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在冲突中达成妥协, 在对抗中不断发展。本文将就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关系的研究进行的阐述, 以期提出富有独创性的看法和见解。
一、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表现
1. 通俗文学表现形式
学术界普遍认为通俗文学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鸳鸯蝴蝶派文学, 该派文学建立在市民社会上;第二种是海派通俗文学, 海派文学里面包含了大量的通俗文学。那时候的海派作家大多数都认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就是写给普通的市民大众看的, 他们的读者群体也是较为固定的。到了张爱玲的时候, 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了。第三种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现在解放区的文学和国统区的都市文学。解放区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以农民为主, 并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例如, 在都市文学中, 出现了像通俗文学, 又不像的作品。典型的解放区的通俗文学作品的代表是赵树理先生, 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就是典型的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除了上面的几种形态之外, 还存在以下的表吸纳:第一, 通俗文学是大众文化的体现, 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传统的市民文学的继承。在过去白话文还没有成为官方正式用语的时候, 白话文小说只在传统的市民阶层之间流行, 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提倡下, 白话文才成了“开启民智”的工具, 并逐渐成为了主流大众的语言。第二, 通俗文学与海派文学并非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它们的关系既存在相互包容的地方, 也存在互相冲突的地方。第三, 左翼大众文学的本质是对大众进行“教育”而不是大众文化的反映, 因此, 左翼大众文学并不是大众文化的反映。例如, 以瞿秋白为例, 他在创作《东洋人出兵》这部文学作品时, 就使用了两种国语和地方方言。上述三种关系的表述充分展现了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
2. 大众化语境下的市民文学
其实, 在文学史上, 关于市民文学的定义还是存在较大的争论的, 如果把描写市民生活的文学作品就叫做市民文学显然仅仅从字面上理解, 未能抓住市民文学的本质。如果那这个定义去套一些我们所认为的市民文学, 就发现这个定义的悖论了。以老舍的文学作品为例, 不管是《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还是《我这一辈子》都是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社会, 但老舍的观念并非属于市民的观念, 他更加注重于对这种市民阶层的批判, 甚至将自己作为“市民”的对立面去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老舍的文学作品究竟还是属于市民文学。自范伯群先生开始了对通俗文学的研究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之后。通俗文学近些年来又有了新的发展形势。尤其是便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 网络文学也随之兴起。
二、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朵奇葩
现当代文学史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的历史。现当代文学和近代文学、古代文学都是一脉相承的, 在现当代的文学形式中, 仍然有着许多的文学表现形式来自于古代文学文学。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并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界定, 学界普遍将描述大众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称之为通俗文学, 因此, 通俗文学的概念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通俗文学是大众文化在文学表现形式上的反映, 而通俗文学又对一定时期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必要的描绘和阐述, 让人们对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 现当代通俗文学的特点
(1) 大众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通俗文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尤其一系列武侠、传奇、言情等小说等文学作品, 表现出了文学是由经济基础的决定的特质。上述通俗文学作品, 表现了大众文化的品位和取向, 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种对社会层面的揭露和曝光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如对于社会底层一些现象的描述, 像卖淫嫖娼、拐卖妇女等问题, 这种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的说明了改革开放之后文学的生命力得到了张扬。
(2) 媚俗化
在大众化的特点下, 是通俗文学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媚俗了。人类的物质欲望及对传统文化的解构的文学作品不断地出现, 通俗文学的媚俗化特征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物质欲望的膨胀中得到了彻底的阐释。媚俗的罕有贬义的色彩, 也就是文学作品抛弃了它本身的价值, 急功近利的向社会大众讨好。当然, 这种媚俗化也是高雅相对应的,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 通俗和高雅两种文学形式。
2. 通俗文学的发展趋势
从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关系上来说, 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发现通俗文学发展的某些趋势:
(1) 通俗和高雅之间的界限的模糊化
文学自身存在的价值是由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审美、调节社会关系、娱乐都是文学的功能和价值, 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纵观整个文学史, 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 可以发现文学的情趣、审美和价值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随着未来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各种媒体的出现, 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将会更加的顺畅, 便随而来的就是通俗文学的高雅化, 以及高雅文学的通俗化, 也就是通俗和高雅之间的界限将不再那么分明。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网络文学, 在网络文学诞生之初, 并不为主流的社会所认同, 但及至今日, 网络文学的地位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网络文学概念的外延也更加的宽泛了, 其读者也不再局限于青少年了。
(2) 通俗文学的数字媒体化
通俗文学自产生以来, 就是和传统的媒介共同的发展的。随着大众传媒传播功能的加强, 大众文化也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 通俗文学在这个潮流之中, 也必然会顺应着传统媒介的发展而发展。网络文学的出现让传统的印刷文学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虽然网络文学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 整体水平较低, 而且产生了大量的糟粕和垃圾, 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创作空间, 一方面确实有些十分功利化的作品, 给已经充满物欲和功利的社会加油打气, 但是另一方面, 也让一些潜心创作的作家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的创作环境。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未来一定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恐怕将会以网络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了, 当然, 这正好说明了通俗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结论
综上所述, 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是紧密联系的关系, 而它们与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的关系, 也体现在通俗文学的表现形式、特点上。整个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中, 通俗文学占了很大的比例, 而且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 通俗文学也将开放出美丽的花朵。
参考文献
[1]汤哲声.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0 (04) .
[2]汤哲声.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9 (03) .
[3]中国雅俗文学研究 (第二、三合辑)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 (03) .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3
[提要]在中国红土地上培育出来的独特的红色文化，不仅在革命时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对于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挥红色文化的特性与功能，弘扬红色文化精神，有助于唤起人民群众的文化归属感，使人民群众普遍认同、接受和信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红色文化；特性；功能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使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大众认同，被大众掌握，并被大众自觉地用来指导实践。历史已经证明，在革命时期，红色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近现代史表明，没有反对白色文化的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壮大，就没有中国工农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普遍觉悟，而没有工农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普遍觉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不可能实现。红色文化孕育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红色文化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正确结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红色文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正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最终确立了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革命年代，红色文化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同，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
以红色文化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进一步挖掘、研究、提炼和升华红色文化，赋予红色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与时代特征，使红色文化继续为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发挥积极作用。但这项工作的根本前提是必须保持红色文化的根本特性与内涵，即坚持其马克思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是红色文化的根本所在，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先进的文化，它不仅秉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还继承了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基础，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反帝、反封建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红色文化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是红色文化生存、发展的指导思想，它决定着红色文化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
第二，红色文化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的近现代史表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到资产阶级的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不证明了农民、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等，都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外国侵略、反本国压迫的胜利。只有中国工人的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华民族找到真正的出路。中国共产党由刚诞生时的十几个党员，历经艰难险阻，逐步成长壮大。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国家统一、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红色文化充分体现了党的这段成长历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既由党的成长史所证明，也由“红色文化”所见证。
第三，红色文化昭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中国道路的选择经历几代人的艰苦的探索。太平天国政权证明了封建主义不能保全中国，辛亥革命后建立的统治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才看到了曙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断的学习与创新中，中国共产党人摒弃了纯粹的俄国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红色文化伴随这种选择不断发展前进，因而它昭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在中国红土地上培育出来的独特的红色文化，它的根本特性决定了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强大动力，因为红色文化“抓住”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即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红色文化不仅影响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群众的政治觉悟，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媒介。所以在以红色文化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我们还必须重视红色文化的三大功能，使广大群众在红色文化中找到其文化归属感，从而在思想与情感上认同、接受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与实践准则。文化的归属感是民族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人民如果缺乏统一的文化归属感，必将四分五裂；一个民族，由于享受一份共有的文化，不论他们是否居住在一起，也不论他们是否生活在共同的制度下，都会有民族的认同感，都会在心理上和行为上联结在一起，不可分离。这正如布卢姆所说，“民族的意义或事业可以为人们深入思考政治制度和治国才能提供基础……而文化归属感为民族事业提供正当理由。”…红色文化能够给唤起中国人民的文化归属感，一方面是由于它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它由于它具有价值整合功能、社会导进功能和批判功能。
第一，红色文化的价值整合功能。红色文化的价值整合功能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功能，其目标是要使人民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任何社会中的人们在价值观上都存在着差异，但经过统一的文化熏陶后，他们可能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形成大体一致的价值观念，因为被一个社会文化所肯定事物与行为，必定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追求的。红色文化整合人民的价值观，使价值体系系统化、协调化，并使价值规范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进而把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和模式，从而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红色文化通过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红色文化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培养民族荣誉感、规范人民行为的有效途径，它有利于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促使人们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保证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第二，红色文化的社会导进功能。红色文化的社会导进功能包括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协调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巩固社会主义的进步成果三方面。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导进系统，如教育系统、决策系统、计划系统、管理系统等。红色文化渗透于以上的各个导进系统中，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有计划地推动社会各方面的进步。红色文化是一份社会遗产，这种遗产是逐步积累的。红色文化积累着
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它又是通过各种途径将科学的、时代的、民族的、创新的文化思想渗透到劳动者、劳动工具以及劳动对象之中，改变着劳动者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社会主义物质、文化水平，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第三，红色文化的批判功能。红色文化在时间上的承续性和在空间上的融合性是不容置疑的。它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又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它的批判功能是对文化的一种真正的承续与融合，它包括学习、纠正和发展三个方面。现代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我们决不能让“开放性赶跑了本土的文明，只留下这个嚅嗫无语、失去意义的国度”。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而我们的文化界也面临着新的历史性挑战。能否抵御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侵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国家的文化竞争力。红色文化的批判功能就在于珍视本民族的文化特性，自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蕴涵着无以伦比的意义和价值启示。在固守我们自己阵地的同时，红色文化也不断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并与各种敌对文化相抗衡，及时清除文化园地里的杂草与害虫。红色文化本着批判的态度，认真对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红色文化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经受各种风浪考验，与时俱进地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积极发挥红色文化的价值整合功能、社会导进功能、批判功能，以红色文化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必须结合红色文化的三大特性，把红色文化引进群众的日常生活，营造浓厚的“红色氛围”，让红色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潜入群众的头脑。当然，在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我们还必须立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进程，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红色文化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古人云：“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文化的表现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大层次，形而上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如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历史、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教育等；形而下的文化主要指缺乏精神表现的文化，如一些流行文化形式、科技文化成果、公众文化活动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不仅体现了“道”，而且还表现了“器”——它将“道”藏于“器”，又于“器”中显现“道”。这一方面表明，红色文化既是优雅文化，也是通俗文化，它从不同的接受者出发，从各个的角度体现文化的层次性、时代性与阶级性；另一方面，红色文化既是精英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更多地表现文化的思想性、先进性；大众文化则表现文化的娱乐性、生活性，而红色文化集两者于一身。正因为红色文化是“道”“器”结合的文化，所以在传播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它能够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讲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精神实质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价值。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4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启示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开发潜力,但旨在对其理论资源进行利用的`同时不免会出现误读的现象.将狂欢化理论作为大众文化的理论资源就是对狂欢化理论的一种误读.应从对狂欢化与当代大众文化的关系入手,真正认识狂欢化理论对于大众文化发展的启发意义.
作 者：吴承笃 Wu Chengdu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东疆学刊 英文刊名：DONGJIANG JOURNAL 年，卷(期)：2006 23(1) 分类号：G04 关键词：巴赫金 狂欢化理论 大众文化 后现代主义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5
—浅析美国大众文化的扩张对中国的影响
【摘要】冷战后 ,随着国家软力量在国家力量中地位的突出 ,美国开始看重一种特殊的能力即利用自身软力量的优势来影响它国的能力。国际政治领域中也由此出现了“文化霸权”、“信息霸权”、“制度霸权”等名词 ,或统称为“软霸权”。美国利用其软力量中的世界理念、政治文化、大众文化与媒体、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等来为其全球霸权战略服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不断进行文化扩张，其文化霸权主义对许多国家的传统文化甚至民族认同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国的文化安全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将就美国文化霸权中的大众文化扩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展开浅析（即本文仅阐述美国大众文化的向中国的扩张的影响），包括美国大众文化向中国文化扩张的方式与途径，以及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霸权美国大众文化中国文化影响
冷战结束后，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减弱，经济因素地位上升，文化因素的作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成为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正是基于这种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霸权主义的执行者——美国开始不断加强对全球文化扩张与渗透的攻势，将其作为实现霸权主义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频频以“人权高于主权” 为借口对其他国家内政外交横加干涉。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美国以经济全球化为诱导，凭借它对信息技术和信息的垄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入侵，一致极具渗透性迅速“吞噬”着当地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且在政治和文化上竭力推行政治强权和文化权．二者交替使用，共同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民族正当主权的压制和消蚀。
在世界上有两各个最主要的文化模式，一个是东方文化，另个便是西方文化作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被看作是两种单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两种文化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和碰撞。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经济上的强势为其实行文化霸权找到了理由，美国认为，其经济发达的原因就在于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先进性，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要向美国看齐。由于其物质上的强势，美国运用经济等手段向中国渗透其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制度理念，更是频频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横加干涉，而本文所涉及的文化扩张仅指美国大众文化的扩张。
一，美国的文化霸权与美国大众文化扩张
（1）美国文化霸权的含义
美国的文化霸权即为美国文化扩张，所谓“文化扩张”就是将其思想信念、价值观传播或强加给其他国家，力图借其文化的影响力取得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所不能达到的目的，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即称为文化霸权。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格局中，许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以自已的制度体系、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文化因子影响着国际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把文化扩张和渗透作为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中极力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美国的文化扩张是美国全球化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中复杂，美国面对着各方面的挑战，更加注重文化扩张的作用，企图以自已“优越”的文化来影响世界的发展方向。对外文化扩张和渗透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对外文化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企图利用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千载难逢的机会，称霸世界。
（2）美国大众文化扩张
美国大众文化扩张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所为，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服务与美国的对外战略，是对政治文化扩张的一种有效“补充”。美国大众文化扩张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与日俱增，现在在全世界几乎每个地方都能感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存在。据20世纪80年代末统计，美国电视节目出口是居世界第二位的英国的7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球电影发行网的国家，虽然其电影产量只占世界的6%-7%，但却占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50%。这种情况到90年代更为严重，美国的电影节目和电影大约占到世界市场的75%。美国的通俗音乐也居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标准都是出自美国。美国的大学每年吸引着近50万的世界各地的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有能力的学生将永不回故国。总之，美国利用遍及全球的商业和通讯铺天盖地传播着美国的观念、意识形态、经济模式、高等教育、社会和政治制度等等。
美国大众文化扩张造成的影响非常广泛，它使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广为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及公众的思想意识。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他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指出，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除了军事、经济和技术等方面外，大众文化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哈佛大学国际事
务研究中心主任约瑟夫-奈把美国大众文化的吸引力称为美国对外战略资源中的“软”力量，并指出这种“软”力量即文化的影响力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变得与军事、经济等所构建的实质力量同等重要。
二，美国文化向中国扩张的方式与途径
（1）.利用文化产业的优势进行文化渗透——通过大规模文化产品输出，宣扬美国的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
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居世界首位，成为最大的文化输出国，繁杂的美国文化商品超越地域、时空限制，到达五大洲的每个角落。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迪斯尼、CNN（美国有线新闻网）、MTV流行音乐风行全球，好莱坞电影更是深得中国青年人的青睐。
面对美国消费文化，尤其是媒体（电影、电视节目、图书、音像制品和网络服务等）冲击着中国文化市场（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些文化冲击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强烈、更加趋于白热化），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已然已经潜移默化地西方化或美国化。一部分青少年的文化价值重心偏向西方文化，“西化”思想在这些青少年中深受欢迎。
例如，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花木兰》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讲述一个女孩特别孝敬父母，代替年迈的父亲从军的英勇故事。其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孝道。而在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中，其主题已经变为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孝道的主题居于次要地位。中国一些青少年可能会产生迷惑，主题到底是什么。也许10年、20年后，《花木兰》的传统主题会被“实现自我”的主题所取代；由此推知，如果更多传统题材的文化遗产被西方国家开发利用和篡改，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会面临丧失的危险。
（2）借助大众媒介进行文化扩张——.利用网络文化上的垄断地位进行文化渗透。
在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的公开性、全球性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十分方便地突破国界和地域限制来推行文化霸权，渗透价值观念，扩张文化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化成为实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有力的“武器”。美国凭借网络资源方面的优势，在国际互联网上到处推销“网络影视”、“网络图片”等思想文化，这些思想文化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形象、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等，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网民”的政治倾向、道德品质、人生价值和文化素质，甚至民族的感受和价值判。
面对美国网络文化的强大冲击，中国大部分民众如果过多地接触可能会产生
亲近感、信任感，甚至认同和依赖。这种文化侵入不仅会模糊青年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削弱民族感，甚至使他们成为崇拜美国文化的人。
转贴美国网络文化霸权尤其对中国的青少年影响甚是严重。其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还突显在网络语言英语化上。如今在互联网上，主导性的语言是英语，约占90%以上，汉语却占不到1%；90%以上的信息是英文信息，加之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网点多，上网信息含量大，因而他们的网站成为上网者访问最多的地方。英语成为一种通用的时尚化标准语言，不懂英语几乎难以在网上交流，这激励了中国青少年学习英语的热情，却使他们忽略了汉语的重要性，导致他们驾驭汉语的能力下降。最明显地表现在汉字的书写上，一是提笔忘字，错别字增多；二是字迹潦草，美观度降低，书法被严重忽视；三是对文言文、古代诗词歌赋渐渐失去兴趣，影响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以致汉语面临萎缩的危险。
（3）利用教育文化交流进行文化渗透——.在中国网罗大批青年人才，培植美国文化代言人。
在高校设立奖学金项目，使青少年对美国产生崇拜、感激之情，吸引他们毕业后自愿到美国定居或到美国在华的外企工作。如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在清华、北大和复旦等中国一流高校中设立奖学金，奖励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自1995年起，美国GE（通用电器）公司一直为北大、清华、复旦和上海交大等四所高校提供奖学金和奖教金，迄今已有近千名师生获得此奖。GE在中国西部地区设立的首个奖学金项目于2002年10月23日在四川大学启动。美国MOTOROLA向中国高等教育的捐款也累计达到1100万元。
利用教育优势，放宽美国的留学政策，不断从中国的高等院校乃至中学选拔比较优秀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学生出国留学，并以高薪、优越条件等吸引其中的突出人才留在国外或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2000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有2154人，研究生1596人，这些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751人，大约占毕业生总数的20%，其中有587人同时选择了美国，比例高达78%。2001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217人，研究生2002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83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接近20%，其中有711人去了美国，比例接近87%，比上一年增长9个百分点。这一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32人，直接出国留学的达28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15人，出国人数达13人，比例接近90%。
培养在跨国公司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形成美国式的工作理念、生活习惯，成为美国价值标准的所谓的“白领文化”，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中国青年的生活中，形成一种时尚文化。
三，美国文化霸权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影响
全球化的浪潮不仅深刻改变着人类经济发展过程，而且对人类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产生了一种要求所有民族和区域的文化朝着一定方向发展的适应压力，从而促使文化的全球化正在突破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壁垒。这里所说的文化全球化，简单来说，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资源。
全球化势必会促进不同文化的整合，这也是追求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强大实力为后盾的文化可能对其他文化产生很强的磁力，我们无可厚非，这是必然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反对强势文化以自己为标准强迫其他文化实现文化一致性、反对别有用心的强加于人的文化扩张行为。在１９９１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总统就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美国文化虽然没有很深的根基，但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通过跨国投资、文化产品出口和强大的传播媒介、互联网等途径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政府试图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重塑冷战世界。目前全球数据传输和处理量的８０％以上起源于美国，美国控制了全球７５％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电视台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美国电影的放映时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实际上是美国霸权战略中文化战略的体现，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特别是如今，网络由于具有迅速、快捷的特点，打破了文化的时空界限，大量打着美国文化印记的信息由美国飞往世界各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正如阿尔曼·托夫勒在他的《权利的转移》一书中所说的：“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强权人的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感受到了来自美国文化霸权的压力，甚至西方其他国家也对此感到忧虑，法国总统希拉克曾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反映出了他对美国文化霸权主义对于本国文化所造成的压力的担忧。而我国在积极融入全球化、寻求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且美国有一套完整的专门针对中国并力图瓦解中国人意志与价值观的战略图谋，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十条诫令》中提出美国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的精神”，“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电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文化扩张并不是其所标榜的传播文明，而是通过文化侵略来瓦解我们的意志、控制我们的思想，最终使我们丧失自己的“身份和灵魂，从而形成２１世纪的殖民地。”而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在我国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邪教组织公开开展反社会活动，部分人怀疑并反对马克思，更令人忧虑的是许多年轻人开始向往西方的生活，并把我们体现民族个性的传统文化精华抛得无影无踪。
参考资料：
（1）(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东方编译所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
（2）阿尔温·托夫勒，《权利的转移》，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3）美国中央情报局，《十条诫令》，http://baike.baidu.com/view/901545.htm
（4）维普资讯网http:///
（5）波寇克，《文化霸权》，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1-10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6
长期以来, 音乐学大多数学者往往聚焦于对音乐文化具体形态与内容方面的研究:如词曲作者、体裁题材、风格流派、唱奏表现方式、古籍考证等等诸如此类。忽视了中国音乐文化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大众性的社会生产与流行传播, 这是中国第一本以“大众”作为研究音乐文化创造与发展的主体来进行思索和解析的音乐学专著。它从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出发, 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做了全景式的透视, 阐释了大众音乐的分类、流行本质、商品属性与传播特点和音乐社会运动的轨迹。《中国大众音乐》一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其对大众音乐及其流行与传播的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面学术上的先导性、开拓性和奠基性。
《中国大众音乐》全书的结构总共八章, 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前四章, 可概括为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历史长河”中的“大众音乐”, 是曾教授通过现有历史材料或实地考证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个梳理、归类和总结;二为后四章, 可概括为“大众音乐”的“传播”和“流行”, 是曾教授在梳理了前4章内容后, 对中国大众音乐的一个独特思考。
本文从以下四点简单概括地归纳了对曾遂今教授《中国大众音乐》一书的粗浅认识和读后感想。
一、创新性
《中国大众音乐》中对于流行音乐的考察, 则并未囿于这种狭义的流行音乐观, 而是表现出其独特的视角。作者重新梳理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分类, 例如:他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三类体系以及它们相交互动形成的多种型态的音乐文化体系, 并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观念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切入点来考察、解析以大众音乐文化为基础的各类音乐文化在社会运动中的传播与链接。另外, 作者在第五、第六章中指出, 无论是音乐的自然传播或是技术传播, 作为音乐文化在形态、意识领域中的特殊性, 音乐传播表现出的是一种特殊品质的人际关系, 即“传求必通”“传而相通”的人与人之间的音乐关系。因此, 作者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大众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 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社会行为。作者在第7章中还提到:音乐商品具有特殊性。音乐商品除了具有一般商品的基本属性外, 还具有其它自身的特殊性。这种区别于一般物质商品的特殊性, 是由音乐商品性质的二重性、音乐商品艺术价值的永恒性、音乐商品艺术品质的创造性这三方面构成。
二、通俗性
此书用大众音乐的概念、范畴重新考究了我国历史上从远古传说中的原始乐舞到清代民间音乐、乐舞等等所有音乐文化形态与生俱来的大众音乐文化内涵, 鲜明地指出大众音乐是一个涵盖多方面音乐文化成分的文化范畴, 无论是历史上的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儿童音乐、军旅音乐, 还是现当代的革命音乐、20世纪的中国城市流行音乐都属于大众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历史性有机组成因子。曾遂今教授选用音乐 (这种社会文化) 的不同功能目的作为切割线, 将无数个历史横截面所组成的音乐文化形态划分为三种类别:统治集团的音乐文化、市井庶民的音乐文化、文人的音乐文化。在对此三类音乐文化的对比性研究论述中, 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大众音乐文化由于其循本、自由、宽容的特性, 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 它包含了除宫廷音乐、文人音乐之外的一切生存于民间的音乐形态。究其音乐的社会接受环节而言, 由于大众音乐的本质目的是再现大众的多种价值观、实现大众的多种精神追求、体现大众的多种生活方式, 因此, 大众音乐的参与主体是全方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历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也是从大众音乐文化中寻求有用的东西。这个论断使广大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对古代民间音乐文化有了特别的亲近感, 认识到离我们现实生活久远而为之陌生的郑卫之音、乐府民歌、宫廷乐舞等古代音乐文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 而是饱含生活气息和庶民风情的“下里巴人”, 此谓通俗性。
三、时代性
阅读本书时, 读者们能感受到纸页里处处洋溢着信息时代的学术气息。在书中第一章第三节中, 作者把中国音乐文化分为3个体系:政府音乐文化G, 大众音乐文化P、学院派音乐文化, 并引用三相型如GPA型AGP型、双相型如GP型AP型、单相型A型P型G型三个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在第六章“大众音乐的技术传播”中, 作者更是将内容与现代信息社会紧密结合, 介绍了唱片、无线电、音乐电视广播 (MTV) 、音乐的数字化网络传播。与此同时, 书中也提到了如对当前流行歌坛“走穴”“营业性演唱” (第四章) “假唱” (第六章) 等的社会学分析;对“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两个极端” (第七章) , 对电视晚会“三多” (声乐多, 声乐中独唱多, 独唱中流行歌曲多) 现象等的批评。这体现出了曾教授在传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变型的时代背景与宏观环境下, 勤于追求、勇于探索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文化与大众音乐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动向。这种创新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开阔性
《中国大众音乐》对于中国大众音乐从时、空两方面作了宏阔的“鸟瞰性”“概览性”陈述和深入地探索性研究。如纵向上的时间跨度方面, 囊括了远古乐舞, 先秦民歌, 秦汉乐府、相和歌, 魏晋南北朝清商乐、吴歌西曲, 隋唐曲子, 五代两宋唱赚、鼓子词、诸宫调, 元代杂剧、散曲, 明清小曲、戏剧等等 (第三章) :横向的空间上则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儿童音乐、革命音乐、当代流行音乐 (第四章) 等等, 从而在时空交错、经纬纵横的大视野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构成方面的宏伟图景。
总而言之, 这是中国第一本以“大众”作为研究音乐文化创造与发展的主体来进行思索和解析的音乐学专著。它从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出发, 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做了全景式的透视, 阐释了大众音乐的分类、流行本质、商品属性与传播特点和音乐社会运动的轨迹。《中国大众音乐》一书对大众音乐及其流行与传播的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面学术上具有先导性、开拓性和奠基性。
摘要：《中国大众音乐》一书从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出发, 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做了全景式的透视, 阐释了大众音乐的分类、流行本质、商品属性与传播特点和音乐社会运动的轨迹。本文从四个方面简单概括地归纳了对曾遂今教授的《中国大众音乐》一书的粗浅认识和读后感想。
关键词：《中国大众音乐》,曾遂今,读后
参考文献
[1]曾遂今, 《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篇7
关键词：大众文化 语境 小小说 新闻性
一、大众文化
文化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每一种文化的发生、发展有着其意识形态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内在机制，但同时又受到所在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的制约。作为当今社会主流的大众文化，其萌芽、兴盛也自然而然地与一定的经济、政治等因素有关。而在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在逐渐走向商品经济社会的80年代。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市场的建立、公共文化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话语的多元化、传媒的发达、港台与西方大众文化的引进，这些都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创造了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另一方面，这个时候的国人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后，又被置于商品经济的现实中，政治意识日益淡化，偶像、权威、崇高、精英、群体等观念迅速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商品意识、消遣娱乐意识和追求个人感觉。“人们既厌倦了国家文化的政治说教和枯燥宣传，也对精英文化的大而无当、脱离现实、玄而又玄失去兴趣，人们更需要一种同国家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宏大叙事’相反的、贴近自身庸常生活，与个人情感相通的，消遣娱乐的通俗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于是应运而生，迅猛发展。”①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都无疑属于大众文化。新时期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新闻性、流行性、产业性、娱乐性、普及性、模式化、大众性、技术性、平面性、复制性、新潮性、日常生活性、广泛性、多样性、通俗性、渗透性等显著特征。
二、小小说及其新闻性
在大众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最大文化形态的过程中，其潜移默化之下的当代意义之上的小小说也在纯文学总体衰微之境况下，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荣的过程。它就像灿烂的大众文化这个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一样，从默默无闻的一棵小草，经春风雨露的滋养，并以自身的独特魅力，开始热烈、奔放而张扬地吐蕊芬芳，接受人民大众的惊讶与喜欢、肯定与宣扬。“小小说作为一种平民艺术”，②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的艺术。从文学的受众群体来看，还没有哪一种文学样式能像小小说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群；从文学的创作主体来看，小小说的出现，褪掉了长期笼罩在小说（小说家）头上的神秘光环，使一般作者也能登上文学的殿堂；从文学的艺术价值来看，小小说虽不能像长中短篇小说那样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宏伟大厦，可小小说自有它艺术质量上的追求——片刻间给人心灵的颤动。尤为重要的是，小小说还有着极为深刻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现在，大陆已形成了以近百位专攻小小说创作的“小小说专业户”为核心的比较有力的创作队伍。中国小小说学会会员近五百人，几十位在小小说创作和评论上取得显著成绩的作者，参加了中国作协，参加省作协的则有三四百人。至今，全国有1000多家报刊杂志刊发小小说。“在不少文学期刊销售量下滑的状况下，《小小说选刊》却适应了市场和读者的需求，由月刊改成了半月刊，并在发行量上稳定保持在70万份左右。”③
而小小说在这种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其独特的新闻性也越来越受到报刊与读者的喜欢。那什么是小小说的新闻性呢？是指小小说与新闻艺术之间有着许多相似特征。江曾培先生说小小说“是小说和新闻的‘模糊’”④，具有一定的新闻性。杨晓敏先生也说：“由于小小说能以艺术的形式，不断迅速地反映生活热点，传导社会信息，因此具有‘新闻’的某些特征，这是由它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⑤ 可以看出小小说与新闻艺术具有某种内在的勾联。
（一）小小说题材的新颖性
文学离不开社会生活，这是文学创作上的真理。小小说作为一个刚刚勃发和繁荣起来的特殊的文学样式，当然要遵循这个“真理”，和社会生活发生紧密联系。小小说研究者梁多亮指出：“小小说因为跟生活取零距离，它反映的几乎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可以说很多小小说都是因为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个画面，一个场景触发而进行艺术构思、敷衍成篇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小小说就是在贴近现实生活的材料中进行立意和艺术构思的。如果没有社会生活作为立意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小小说即使写得再优秀，也会因为其缺乏现实意义而无法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社会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许多作家在回顾他们的创作过程时，往往会提到创作灵感，而创作灵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故事，一个场面，一个情节甚至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激发的。所以很多作品尤其是优秀作品，我们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原形。然而，不管小小说是以贴近生活的现实性作为立意的审美标准，还是把立意上升为哲理的高度，无可辩驳的都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应，这一点不会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小小说的立意是具有现实生活穿透力的，而冠以小小说为小说艺术的“轻骑兵”和“排头兵”的称号，也是恰如其分的。这正如江曾培先生在《春兰——世界华文小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集》序言中提到：“人类的社会，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一个‘不沉的湖’。小小说作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极为迅速地反映了‘湖光波影’的闪动。”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阐明了小小说与现实生活在内容上的关系——波动镜闪，紧密相连。
但小小说的题材新颖性，又有不同于新闻的地方，那就是它不一定是新近发生的事，它可以是过去的事，但在今天又具有了新时代内涵。或者，换一个角度，换一种形式而生出新意蕴。在此，我们随便选取一本小小说相关杂志，就会发现它的题材离我们有多么的近。例如《小小说选刊》2001年第17期里，我们从栏目和文章标题就可“管中窥豹”：在“人生旅途”中有《落榜生》，在“名家新作”里有《立万病毒》，在“社会大千”里有《下岗》、《袁县长办公室》，在“沉思篇”中有《我只管干活》，在“都市撷奇”中有《笑队队员胡天》、《遭遇精品女孩》，在“辛辣酒家”中有《风险》、《组织满意了》，在“战士足迹”中则有《送别》，在“人间沧桑”中有《红衣女郎》，在“帶刺玫瑰”中则有《岗位》，在“创作园地”里则有《马经理正传》、《撕下脸皮来》、《鸡价》、《棋道》、《搞笑绝招》。而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小小说佳作欣赏》中，我们可以管窥到更多的当代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从书中的目录随便选取一些标题就可以知道大致的内容：《药方》写的是快退休的人的心态、《看云的女兵》写出了女战士心中那难以隐藏的情愫、《秘书综合症》写出了当秘书的百般辛酸和日常生活当中无法更改的习惯性工作症状、《造境》写的是作为一个贪官但也不乏才情的县长形象、《题字》写出了高官退位后那种人走茶凉的世态、《算帐》反映的是公款吃喝问题、《中彩》写的是金钱在人们心中甚过一切的担忧感，等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小小说充分地吸收了新闻作品及纪实性文学作品的及时、快速、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点，在选择时代感强和生活气息浓厚的“身边事”上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使作品拉近了读者与作者情感所指之间的距离，又蕴涵了足够多的丰富的信息量，较好地满足了读者的求知欲。可以说，它的题材广泛性使小小说可以包容的事物很多，可以解读的内容宽广，这也正是小小说为何那么受人喜欢的缘故。因为读者看到的也许是今天的自己或者是昨天的自己或者是明天的自己，并在这种阅读过程中获得快感和知识传达。虽然说题材具有广泛性，但具体写作起来，却需要以小材见大意。即小小说要想用最少的信息展示丰富的内容，构思时须选准角度，精选细小而有代表性的事件，从中折射出重大的主题。
（二）小小说精神的时代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迈进，市场和改革给我们的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价值困惑和道德失范的危机。小说创作中，那种对人的关注，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人的意义和价值的人文精神关怀已少之又少。小小说却一直视“文学为人学”，它之所以能始终保持自己繁荣的势头，是因为它肩负起了拯救小说的使命，它善于直面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重视人的关怀。它一方面去感受时代的脉搏，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同情弱势群体，树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另一方面则去关心现代人的生存与心灵建设，塑造现代人格，关注超越于世俗之上的理想情怀。
有人说，小小说受篇幅的局限，只能停留在文字的表层，很难写出深刻的内涵。但是很多小小说却能掠过表面直达深层，以小题材反映大主题。这正如小小说作家丁临一在谈及小小说反映民生问题时指出的那样：“……当前却出现了人文关怀的热情下降、对社会现实不够关注，以及缺乏对历史的反思与追问。我以为，小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小小说的根，是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反映大众疾苦和民生。”在这些方面非常注重小小说力量的，更多的是许世杰、邢可、郭昕、刘连群、曹乃谦、沙黾农、生晓清、吴金良、司玉笙、孙方友、王奎山等第一代小小说作家的作品，这主要在于这批小小说作家所处时代要比后面第二、第三批作家更早一点，关注的也就更深刻一些。当然，在后面几代中，也有很多对普通民生、劳苦大众的关注，比如葛取兵的小小说，他总是能通过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直达其内核，揭示当下某种有代表性，且能引发读者思索的问题。如《究竟是谁的羊》，以曹老贵的心路历程的变化为主线，以写实的笔调揭示了国家扶贫政策在基层农村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扶贫到底给农民带来了多少实惠？《吃西餐的农民工》中看似一个老生常谈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给人的却不仅仅是这些：情愿给农民工金卡让其到四星级酒店将一年的工资一餐吃掉，就是不给现钱，从这一点看来足以说明当下农民工的地位与尊严的卑贱。还有《乡政府院子里的树》（《文学故事报》，2005）以荒唐戏谑的形式，揭示了下层“污吏”的愚昧与贪婪。《根》(《小小说月刊》，2005：6)以一个打工妹的口吻道出农村贫穷的根源在于文化的落后。
而获2003年第二届中国小小说年度评选（排行榜）二等奖的许国江的《死亡证明》则用写实的方式解读了三农问题。作品所讲述的故事令人震惊——牛小扣的母亲死了，火化时需要村委会出具一份死亡证明，而那身为村民父母官的村委会主任，竟然以此要挟牛小扣交这样那样的费，其中甚至还有牛小扣那已经停放在火葬场的母亲的“人头费”！农民之苦，农民之累，农民之不幸与悲哀，真的是让人要“忍不住泪雨滂沱”呵！作品就这样以纪实的手法，用从表面上看是完全客观的、内在里则饱含着作者的激愤与良知的笔触，对存在于我们的广阔农村和广大的农民中的那种沉重的现实，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
另外，当代社会道德和社会性风气也是引人注目的焦点。由于竞争日益激烈，人们对个人利益愈来愈关注，而对道德观念的关注明显淡化，因而道德意识出现严重滑坡，社会风气也愈来愈浑浊。这一现象引起了小小说家们充分地重视，于是一系列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应运而生。如陶月付的《市长儿子考取北大之后》记述的是市长儿子考取北大之后，市长的约法三章：不接受媒体采访；不请客；不收贺礼。但是顶不住周围的压力，最终屈服，结果宾客人满为患，贺礼多达百万元。三天奔波送还62万元后，还剩30万元，交到市纪委，却还收到了25%的返还礼金奖励款73500元。看完这则故事后让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社会的不正之风，官场的歪风邪气，使得身居要职之人想出淤泥而不染都还得费尽周折甚至付出比他人更大更多的努力与艰辛。这是当今的现实，新时期残酷畸形的现实状态，作者正是凭借其敏锐的艺术思维，找准事件的聚焦点，用犀利而又深沉的文笔对这种错位与变态的社会现实进行无情地暴露。由此可见，即使是最新的意识形态，但只要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定程度上都会在小小说中得到反映，这又一次证实了小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迅捷性。
（三）小小说新闻性的独特
小小说的“新闻性”除了小小说与新闻艺术之间有许多相似特征外，还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两者的本质不同。新闻求真，小小说求美。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和灵魂，“新闻是当代历史最真实的纪录，是现实生活的如实描绘和复现。它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靠性”。⑥新闻报道必须完全真实，而不允许有任意的推测、想象、主观臆断。小小说虽然也追求真实，但它追求的是艺术真实，“它是以艺术虚构和假定为前提的，真实性是在虛构和假定中透露出来，是假中求真，它是假定中的真实”。⑦它允许作家根据自己的主观情感和理想愿望去假拟，去虚构。可以说，虚构是小小说的本质。正是由于虚构，小说家的本领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正是由于虚构，小小说才能摆脱现实的困扰，创造一个更完美更理想的艺术世界；也正是由于虚构，小小说才能真正实现艺术美的追求，给读者以持久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与此同时，小小说又通过注入想象与情感而使之具有与新闻作品不同的独特魅力，而新闻作品更多的是通过真实性使人震撼。
二是社会作用和表现形式不同。文学的社会作用一般认为有三个：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小小说亦然。在这三个作用中，美感作用是最基本的，其它两个作用都是以此为前提，如果失去了美感作用，另外两个作用也将不复存在。而新闻作品的社会作用或功能，一般认为有四个：报道新闻、交流思想，反映民意、传播舆论，传播知识、普及文化，娱乐生活、提供服务。这四个作用“并不是平列的、等同的。报道新闻，引导舆论是它的最主要、最基本功能”⑧。此外，小小说在表现形式上也与新闻作品有着不同。从传播媒介来看，小小说主要依靠文字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家思想情感，形式比较单一；而新闻作品，则文字、声音、图像等手段综合使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作品对读者的冲击力会更大的缘故。
三、结尾
当然，为了体现小小说的“新闻性”，也致使某些作者只追求题材的新颖性，而缺失了小小说精神的时代性，使某些小小说作品虽然与时代靠的很近，但是质量却不容乐观，呈现叙事重复、题材雷同、内容老套等特点，削弱了小小说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这与当代商业背景有很大关系，但更多的还是看作家的心态是否正常。
总之，小小说具有显著的“新闻性”特征，这是文学与新闻的融合，也是小说这种文体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小小说是小说艺术的与时俱进，是传统小说对现代生活的对接与适应，是适应读者快节奏生活方式的产物。它以自己新颖、快捷、简短、典型、贴近生活的特点，越来越受到大众读者的喜爱，也逐渐成为大众文化这个大观园里一朵亮丽的奇葩。
注释：
①黄书泉.文学转型与小说嬗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②杨晓敏.小小说是平民艺术[J].百花园·小小说理论，2004.
③名刊、大刊之下半月版武汉谢幕[N].中国新闻出版网．2007.
④江曾培．世界华文徽型小说大成[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86.
⑤杨晓敏 郭昕．〈微型小说选刊〉十五年获奖作品精选·序言[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2．
⑥⑧吴高福．新闻学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230，330.
⑦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