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与西方文化

西方教育与西方文化（通用12篇）

西方教育与西方文化 篇1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滋生于人类生活的整个过程,是我们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学界对文化的概念各执一词,有多种不同的定义。《辞海》中对文化的解释是:“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过程中所创造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组织机构。”(姜希星,2004)受到经济、政治、地域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从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将文化上升到思维方式的层面,将其看成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东西,所以文化的差异,不仅仅是文化主体和文化形态或产品的不同,更是一种模式的差异。

创新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它植根于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性,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理性地从民族文化传统对比分析入手,进行创新教育,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

1 中西方文化传统的特点与创新教育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链接。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1991)认为,传统的涵义应该指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衍传至今的东西,它不仅表现为物化遗传,更多的是通过这些物质而蕴涵的精神、理念、规则、秩序和信仰。文化传统受社会、哲学、思维、政治、经济、生存环境等深刻影响。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渊源、背景不同,决定了各自的文化差异,给现代人的创造、创新及创新教育带来不容忽视的差异和影响。

1.1 哲学上的殊源,使我们顺应自然规律时不善于“挑战”

中西方传统哲学因为生存环境、社会状况、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的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个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们认为自然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主宰整个宇宙万物,使人们不思去征服自然,而是听任自然的摆布,对自然产生一种崇拜、迷惘、甚至惧怕(王利红，1996)。在“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基础上所产生对自然恐惧的心理,削弱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扼杀了人们去探索自然和揭示自然科学规律的才智。这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实质是做人治人之学,受其指导者更注重和顺应自然节奏,遵循自然规律,同时也形成了守旧复古、循规蹈矩、求实中用的思维方式,而不善于对自然的探索和科学的追求。

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与中国的农业文明不同,古希腊贫瘠的土地和优越的海洋资源造就了盛极一时的商业文明。海运、捕鱼、采矿必须与大自然进行搏斗,这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意识。对人来说,大自然需要驾驭征服,人与自然关系越紧密,所出现的无法解释的现象就越多,这就不断促进人们去思考和探索。“知识就是美德”、“知识就是力量”,哲学就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经验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对知的追求。所以西方哲学则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基本内容,强调天人相分,以求实求知为主旨,带有科学精神和宗教幻想,充满理性色彩。由于天人相分,也便衍生出一系列的二元并立,但归根到底正如恩格斯所总结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问题。这种商业文明衍生出的哲学观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哲学观,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取代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社会结构,以个人主义取代了群体主义,以法律调整取代了伦理道德的调整(叶碧如，2000)。在这种哲学思想影响下,西方民族个性自由、民主精神得到了充分发展,同样形成了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探索自然的品质。

中西方哲学的分野决定了各自民族在面对自然、科学时的态度,中国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有其固有的存在理由和积极意义,但在创新教育过程中,在创造、创新意识上面必须合理吸收西方人面对自然、科学时的那种执着、张扬、大胆的积极哲学观。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国际化、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和差距意识。

1.2 思维上的差异,使我们长于认识世界而疏于解释世界中国人的思维

从诸子百家起,就比较擅长于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删繁就简,整体把握。“大道化简”、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成为智者的最高境界。一部《易经》,研究了几千年,仍有道不明、说不清之处,一幅最简单不过的阴阳图,涵盖了世界的大千万象。在这样的思维境界中,少注重条分缕析,排斥泾渭分明,竭力维护说也说不透,想也想不够的状态(曾德昌，2001)。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朦胧、写意、含蓄的美,强调在和谐中去体悟达观,独钟对整体的直觉、体验、领会和顿悟、修养、践履。西方人的思维方法从最初就把着眼点放在大本大原问题上,注重由一般到特殊的演绎逻辑推理。德谟克利特认为:找到一个关于因果必然的说明比获得一个波斯王位还重要。可以说,在西方文明的一开始就比较注重科学的理性的教养,西方的祖先总爱把自己放在世界的对立面,用自己智慧的头脑和眼睛去观察思考一切可以或可能被观察思考的事物,由想象而本质,一旦有蛛丝马迹便要追根究源。

创新教育是要突破传统,去对未知领域执着追求和积极探索,因此如何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吸纳外域思维特点,是实施创新教育过程中必须注意和研究的切入点之一。

1.3 政治模式的不同,使我们易受权威影响而少个性张扬

古希腊文化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给人们提供了充分自由:身体的自由尤其是思想的自由。人们可以在无垠的宇宙和神秘的大自然中自由地驰骋畅想,去探索自然的奥秘,揭示自然科学的规律。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因为商业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自由人有充足的时间及轻松的精神去对自然万物持有十足的敏感、爱好、惊奇,并孜孜不倦地去探索研究(启良，2001)。

相比较，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以等级特权为特征,少数地主阶级统治着绝大多数农民阶级,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统治,除了实行严刑之外,还不断鼓吹和完善封建道德体系,使人们按照封建伦理道德来完善自己的品德，追求所谓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在这种制度下，统治者可以一言九鼎,一手遮天;被统治者人微言轻,可以任意草菅,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学术自由,思想被禁锢奴化,弃农经商属歪门邪道,工艺技术贬为“淫技奇巧”,一切必须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容许逾距蹈规,犯上作乱。这样的政治背景熏陶,严重消蚀了人们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对科学的好奇心。如今封建制度已经消失,但封建专制对人的意识影响还存在,不可否认,满足现状、安贫乐道还在束缚着我们想象的翅膀和创新意识,创新教育需要一定的反叛精神和个性张扬,没有宽松良好的环境就无所谓创新。

1.4 文化背景的反差,使我们习惯于接受性学习而轻发现创造性学习

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是西方文化的民主性。在这样文化影响下,西方自由人可以充分地享受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人们从关注周围开始,去自由探索世界万物,去审视自己的生活及社会万象,在此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养成了敏锐观察力和在比较中认识事物的思维习惯,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了西方人科学的民主性格,因此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推动西方科学技术乃至人类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随着封建专制不断完善和加剧,在文化上也由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过渡到封建大一统的儒学一枝独秀。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在文化上完成了儒学为正统文化的专制主义。重伦理,轻科学,重经典的考订,轻生产技术及自然的探索实践,即使是在某些领域的发现已达到较高的认识水平,也被统治者视为左道旁门,不务正业。这种专制文化影响到教育,形成了教育史上重文轻理,重接受学习,轻发现创造,重引经据典,轻实践研究的传统,好学生的标准就是听话顺从,守规中矩,俯首贴耳。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这样的文化背景,这样的教育传统,这样的学生,是很难适应现代化、国际化要求的,难以在创造创新上有所突破、展现才干。

2 扬长避短,树立创新教育的战略理念

传统不应该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它在连结和传衍过程中会发生变异,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并对异质文化吸收和兼容。这样才能使传统勃发生机,变得更充实、更有价值、并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的传统。毋庸置疑,在社会国际化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禁锢我们的一面,而且这种影响可以说是渗透到骨子里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传统只有融入西方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才能焕发新的活力。我们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瑰宝,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外域文化传统的璀灿。创新教育,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确实从理论观念和行为模式上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总感觉表层多,形式多,模仿多,急功近利多,微观效应多。从哲学的观点看,量变引起质变,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要引起质的飞跃,创新教育正面临着一道需要突破的“屏障”——传统和理念上的突破和超越。

3 结束语

通过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比较，我们需要在继承我们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吸取西方理性的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以促进创新教育的开展。在创新教育过程中,建立创新教育战略意识，弘扬创新精神，努力塑造学生良好的创新人格,在教会学生掌握各门知识的同时,还要教会他们理性地思考。

参考文献

[1]E·希尔斯.传统论[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姜希星.从中西文化差异看跨文化教育[J].石家庄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报,2004,(9).

[3]启良.西方文化概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4]王利红.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研究生专刊).

[5]叶碧如.中西哲学境界的基本差异及其共同趋向[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0,(6).

[6]曾德昌.中国传统文化指要[M].成都:巴蜀书社,2001.

西方教育与西方文化 篇2

[摘要]

中英文征婚广告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比如叫法、分类和广告用词等，特别是用词不同。而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和英语国家社会在爱情观、世界观、文化、生活、思维等方面的不同。了解这些不同对研究东西方语言的发展以及中西方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爱情观

中英文征婚广告 中西方语言 文化

正文：2010年，NBA球迷们都津津乐道一件事情，火箭队的头号球手麦迪在火箭对爵士的比赛中途突然退场，去医院陪妻子生产，致使火箭队输给了爵士队。但是，没有人指责麦迪，在美国，陪着老婆生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美国社会，主流的观点永远是家庭比工作重要，当工作和家庭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让位的都会是工作。对NBA熟悉一点的朋友也都知道，只要NBA球队中的球员因为家庭发生重大事情，诸如孩子出生、亲人病重或者死亡等原因请假，即使是在打总决赛，球队都会一律准假，毫无疑义。

但是，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在中国，自古就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伟大榜样，主流思想宣扬的也是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意识，违反者便会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仅就体育圈来说，不要说老婆生产运动员仍然坚持在赛场奋战的例子不胜枚举，就是亲人去世运动员忍住悲痛坚持比赛的也屡见不鲜。所以，不少中国的火箭球迷认为球队形势那么危急，身为头号球星的麦迪应该竭力争胜，率队打完比赛，不应该一时儿女情长，不识大体。中西方爱情婚姻观是不一样的，从中西方的征婚广告中就可以看出。而且，这其中还有更深刻、更久远的文化影响。

一、比较中西方征婚广告在语言上的不同

征婚广告是征婚者在报纸、杂志或网络等传媒上自我推销、寻求配偶的一种广告形式。它的最直接目的是引起读者对征婚者的注意和兴趣，使征婚者印入读者观众的记忆，并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社会学家们曾对此作过深入的研究，中文征婚广告主要研究了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市发行量比较大的《武汉晚报》；英文广告则主要研究了英国南部城市艾克赛特市影响力较大的“Express and Echo”。这两种报纸发行时间均为2008年。比较结果显示如下：

1.叫法。中文的征婚广告，被安排在“××婚介”分类广告里，明确说明是“婚介”。而英文的这类广告没有提到“婚”字，安排在“人对人”（People 2 People）栏里。

2.分类。虽然两种广告都分了四个部分，但分类标准却不同。中文征婚广告分为：未婚女、离异女、未婚男、离异男。英文广告分为：女征男、男征女、男征男、女征女。

3.小标题。在这一方面，中英文广告非常不同。每项英文征婚广告都有一个小标题。例如，“不一样的厨师”、“乐天派”、“带给我阳光”，等等。这些标题中，有的描述自己的职业，有的描述自己的性格，有的是对未来一种浪漫关系的渴望。比如，“不要错过”、“赶快行动”，等等。而中文征婚广告中没有类似的小标题，每项都是直奔正题。

4.结构。在这一点上，中英文广告没有差异：先自我介绍，然后是择偶要求。现在特别举两个例子。如：中文征婚：某男，36岁，金融从业人员---“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出生在一个温馨,和睦的知识分子家庭,全日制名校本科毕业,现在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从小到大受到的是传统中国式的文化教育,待人真诚,热情,大度,有责任感.平时比较喜欢运动,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而西方男士写征婚广告翻译过来则大部分是这样的：“我想我自己是个随和的人,我喜欢跳舞、保持身体健康，享受我的工作和社交。我有许多亚洲的朋友,而且我更喜欢亚洲的女性。我希望她是一个有吸引力,有独立的思想,并能与他人互动的人。我喜欢笑，喜欢一切充满乐趣的事，如果你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喜欢的女人被乐趣围绕,这才是最好的生活。我总是爱讲笑话，我希望你喜欢这样的性格。”我们很明显也可以看到用词和表达的巨大差异。

5.自我介绍。东西方广告自我介绍所用词语选择有非常大的不同。

职业与职务: 东西方征婚广告在职业职务方面的介绍有很大的不同。

中文广告中，征婚者全都提到了自己的职业，比例达到了100％。这些职业有军官、中学教师、市政府公务员、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政法工作者，等等。而职务的描述达到87％。

相比较，英文广告中只有6例提到了职业：厨师、助理护士、教师、音乐家、农民、面包师。无论男女，没有一例提到自己的职务。

外表（身高和相貌）：中英文广告征婚者大都介绍自己的外表。其中，对身高的介绍中文征婚者的比例达到了100％，而这个比例在英文中只占了37％。

中文广告女性自我介绍外表用词：尊贵高雅、冰清玉洁、靓丽脱俗、清秀端庄、清纯可爱、良好的气质与修养、等等。

英文广告女性自我描述外表用词：身材娇小、身材丰满、有吸引力、浅黑色皮肤和头发、红褐色头发、长发、卷发、深色皮肤、淡褐色眼睛、绿色眼睛，等等。中文广告男性自我描述外表用词：儒雅俊逸、风度翩翩、相貌英俊、高大英武，等等。英文广告男性自我描述外表用词：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长相一般、棕色眼睛、蓝眼睛、金发、黑色短发、上唇留胡子、不留胡子，等等。

学历：在中文广告中，总共有95%介绍了自己的学历。其中，他们会指出学历有本科、大学本科、正规大学本科、名校本科、硕士和经济学硕士。英文广告中无论男女没有一例提到自己的学历。

性格的描述：中文中无论男性女性都不太注重描述自己的性格，在用语方面也比较单调。与之相反，英文中性格描述用语非常丰富。其中，英文广告中用的最多的词是真诚和诚实；其次，是开朗和诙谐；再次，是幽默。

婚姻状况：中文广告事先就分了四个部分：未婚女、离异女、未婚男、离异男。所以可以说征婚者100％介绍了自己的婚姻状况。在英文广告中，只有很少明确说明了自己的婚姻状况：单身母亲、离异母亲、单身父亲。

经济状况：

中文广告中有1/3女性提到了自己的经济状况：有住房；有私车；独居两室中文广告中男性对经济状况的描述达到了100％。用词有：收入颇丰、住房两套、有私车、豪华住宅自、购写字楼、月薪3000，等等。英文广告中男女只有1/5提到了有车有房,其它的再无提及。

兴趣爱好：在兴趣爱好方面，中英文广告有很大的不同。中文中只有一位女性提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欢读书旅游。男性中也只有一位说自己“爱好体育”。而英文中绝大多数（90％）的征婚者都提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这些兴趣爱好非常广泛,其中包括瑜珈、社交、跳舞、艺术、文学、有氧运动等等。还有的说喜欢“做饭”“做义工”，等等。

择偶要求：在这方面，中英文广告也表现出很大不同。

年龄要求：中文广告中，女性一般要求男性比自己年龄要大，而男性一般都要求对方比自己年龄要小，但两种都没有提到具体的年龄段限制，而是用较含糊的词汇“40左右”或“50以内”来说明。其他没有作特殊说明的基本上都是要求对方“年龄相当”。

英文广告中年龄要求比中文中更具体一些。全部都有具体的年龄数字段的描述，而且明确说明对方可以比自己年龄小，甚至可以比自己年轻8岁。

二、从中英文征婚广告中浅谈语言背后的文化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Malinowski说过，“语言深深地扎根于文化现实和该民族人民的习俗„„生活之中，语言研究离不开这一宽泛的行为环境”。要想理解话语，归根结底要懂得说话人的整个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他还从语言的功能角度指出，语言行为和人们社会行为一样受制于社会文化。社会语言学家W.Labov也认为，“人们社会交往时，是在用语言来表达社会组织，扮演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关系，建构共享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不难看出，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依存于文化同时又反映文化，文化制约语言同时也依靠语言这个载体得以传承下去。

1.中国文化是一种“求稳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的。生活被“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精神所笼罩，包括家族、家庭、社会和国家乃至个人的社会地位、地域、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稳定。“国不能不稳”，“家不能散”的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目中。一切发展之大前提是家庭、家族和社会的稳定。表现在婚姻观中就是“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征婚，目的是为了结婚，不希望有其它的目的和变故，所以征婚者一般都道：“觅„„相伴一生”或“寻„„为伴/侣”。

英语国家文化（以美国为例）是一种“求变文化”。比如，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变化意味着打破常规和不断创新，这样社会才能进步。这种变化也表现在不同形态的流动方面，包括职业、社会地位、地域等多方面的流动。这种变化还体现在家庭危机和婚姻解体方面。西方国家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大都说明寻找某人为了“友谊(friendship)”,如果相处得愉快，也许可以“再发展(possibly more)” ,还有的说是为了“一段浪漫爱情(for romance)”。只有少数人提到“建立正式关系(for lasting relationship)”，没有一例提到“婚姻(for marriage)”。

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一直都是占主导地位。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一直是“男权文化”。因此，在婚姻观上，中国人讲究“郎才女貌”，这一点在中文征婚广告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男性择偶时大都对女性的外貌做要求。为了达到吸引男性的目的，女性在自我介绍时用了很多这样的描写外貌的词：肤若凝脂、身材优美、面如桃花等。而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财产与事业成功与否却很少提及。与之相反，女性寻找对象时多看重对方的能力和财力，所以，男性在描述自己外貌时所用词汇远不如女性丰富。说来说去还是这几个：相貌儒雅、风度翩翩、高大英武等等。而男性在描写自己的经济状况、所拥有的财富以及自己的职业职务时却非常详细。为了证明自己的财力，很多男性这样描述自己：三室一厅，收入颇丰，私车两部，住房两套，自购写字楼，月薪5000，等等。

相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西方社会比较注重男女平等，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谚语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 working hard, even a cow boy can be President.）。”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西方女性不必依靠自己的容貌和身材去找一个她可以依附的对象，男性也不必以自己的经济和地位来吸引女性的注意。因此，在英文广告中女性很少描写自己的美貌，男性则很少描写自己的财力。

3.西方文化比较强调“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意味着自由发展，追求个性(individuality)，而保持一致，顺其自然则是个体人格丧失的表现。同时个人主义也意味着不依靠别人，而依靠自己取得成功。美国总统富兰克林曾说，“自助者天助(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所以，英文征婚者择偶时无论男女都更多地考虑对方的兴趣爱好、性格魅力、社会交往以及享受生活等。在自我介绍时，他们描述最多最详细的也是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这些兴趣和爱好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相比之下中文中介绍自己兴趣爱好的则屈指可数。

4.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注重伦理亲情，执着世间生活，因此中国文化求实用，注重实际生活，因而提出很多物质条件的标准；英文重浪漫，因而比较注重非物质的标准。再者，中国文化是一种“面子文化”，所以征婚者大都强调自己的优点，很少提及自己的缺点。对于“农民”、“厨师”、“面包师”这样的职业，英文征婚者可以大方地写出来，而中文征婚者则不会。

5.西方人属精确性思维，中国人则属于模糊性思维。比如，在描述对应征者的年龄要求时，中文用了很多“以内”和“左右”这类模糊词语，而英文则都是用比较精确的数字来表示。

6.崇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从一而终”的中国人尽管现在的思想观念已经比以前开放和进步了不少，但总体上来说还会受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对于离婚人士尤其是女士会“另眼相看”。所以，在中文征婚广告中，特意把未婚人士和离婚人士分开来介绍。而在英文广告中出现的“同性征婚”现象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在中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出现。

五、结语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本文从多个方面对中英文的征婚广告语言进行了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中西方爱情观的不同，同时，进一步揭示了隐藏在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虽然只是报纸上的寥寥数语，蕴涵的文化之多却令人惊叹。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中国和国际社会尤其是英语国家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作为英语学习和研究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对广博丰富的中国文化有深刻全面的了解，同时还应了解英美人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等，尽可能多地吸收源语言的文化信息，并适时适地向源语言社会介绍我们自己的文化，为两个社会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架起友好的桥梁。

西方文化主体性对外语教育的启示 篇3

西方文化主体性 西方哲学 中国文化 中国外语教育 对策

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的任务就是逐步剔除制约外语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使学生最大限度地习得西方文化知识，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合型人才。中西文化在外语教育中的地位皆不可小觑，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文化教学内容和形式不但过于简单和守旧，而且忽视文化的主体性，结果，中西文化对外语教学的影响失衡，严重制约了外语教学质量的提高。西方文化的主体性包括人的自由创造性、互动性、批判性和开放性，其形成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哲学根源。

一、西方文化的主体性和外语教学

西方文化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历史上的人本关怀，而且与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发展紧密联系。虽然历史上的理性主义推动了人类进步，但是它禁锢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产生了主客二元对立。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近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分水岭，但他的现象学并未摆脱主客对立的窠臼。然而，他明确界定的现象学直观、还原、悬搁、主体间性重要理论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主体创造性，进一步打开了哲学的主体视阈与世界视阈，为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存在主义的主体性理论以海德格尔为代表，探讨人在世界中的互动存在以及主体间性的发展规律。存在主义主体间性是主体性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揭示了人对世界的认知规律。个体与集体、主体与主体间的自由互动是个体思维和实践创新的前提，而个体创新是集体、社会进步的基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继承和发展现象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文本解构基础上的主体间性理论，从全新的视角诠释了主体的自由和创新性。这种文本是诸多前文本的延续，是以主客相通为基础的创造，但是，它还要经受不断循环的批判乃至进一步改造。

西方文化的主体性对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的影响是深远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探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而此后的语言学以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发展为背景，从类认知、隐喻认知、主体间性互动、认知语境互动等方面揭示语言教学的主体性规律。西方二语习得中的中介语理论、普遍语言理论和实践以哲学主体性理论为基础，为个体习得外语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论。外语互动教学法、自主学习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依据就是主体间性。总的说来，西方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焦点在于个体的语言认知和外语习得策略，实质在于开发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潜能，实现中西文化互动和推动外语教育发展。

二、中国外语教育现状和问题

中国外语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但是，大量数据表明，无论高级复合型翻译人才还是高素质国际型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人才严重短缺，尤其在二、三线城市此类人才供需矛盾更为突出[6]。然而，自建国以来，尤其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各级学校普及外语教育，为什么这种局面仍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呢？答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文化束缚了外语教育的主体性，致使中西文化教育失衡。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国家层面的主导思想和自上而下的管理[6]，其优点有助于高效管理，弊端在于治权的过度集中导致个体的弱化。单就中国教育的行政化倾向，尤其是外语教育，可睹冰山一角。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各类外语教学大纲、课程规划、考试大纲完全由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教师只能依照上级和学校的要求进行教学，无权擅自变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外语教学围绕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转，素质教育虽然在教学大纲中有所表述，但是考试大纲和各类考试的指挥棒及其诱惑力是任何教学机构、教师和学生所不能抵制的。教师的教学策略、方法、教材、时间分配完全受到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支配，甚至教师的继续教育也只不过是被动接受一些教学技能和知识而已。教师的认知能力、信仰、自由创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牵制，教师与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弱化，结果，教学效率无法真正提高，外语教学改革基本上沦为空谈。事实上，中小学英语教师普遍认为，只要掌握基本的教学技能，如基本的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技术、语音室教学技巧，只要在公开课上取得名次，只要学历提高了，只要不太影响职称评定，教师继续教育就基本上无必要。大学教师的继续教育目的和中小学差不多，主要是应付科研任务。

外语教材，尤其大学英语教材，几乎每隔几年修订一次，但是内容依然陈旧。教学内容不断增多，习题量大，创新性语言和文化知识却一直不足。英美文化教材只在英语专业的学生中开设，非外语专业的学生不开设西方文化课程，甚至英美文化选修课也很少安排。现行英美文化教材主要讲述英美历史、政治、风土人情等，很少涉及西方哲学甚至西方文化的主体性。事实上，对西方文化的主体性缺乏认识已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首先，中国外语教育因长期应用中国文化解释外语和外语教学，所以汉语式外语现象在中国无法短期根除，仍呈现继续恶化的趋势。其次，学生兴趣缺失导致死记硬背、自学能力下降及厌学的局面。

学生主要围绕教师、课本和考试，方法机械单一，应付式学习者居多。学生难以养成自主查字典、资料的习惯，对老师布置的任务不予深究，囫囵吞枣，甚至完全依靠老师。过多地机械重复浇灭了学生的热情，磨损了斗志，结果，学生又回到乏味和畏难的心态。从众心理使学生无法找回真正的自我，忽视主体能动性和创新过程而片面追求考试成绩无异于舍本逐末。要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变为自觉行为，必须将创新精神融汇在学习动机、兴趣、学习策略、人格发展中并成为实践行为。对学生主体性的培养与教育，就是要将主体性内化为学生的行为依据，外化为学生的良好行为，并多次重复这种良好行为最终养成行为习惯，从而成为合格的外语学习者。endprint

三、对策

1.提高西方文化教育的份额

目前，普通西方文化教育课程主要在大中专院校的外语专业开设，非外语专业学生和中小学学生一般通过外语教材上的文化背景知识和教师课堂讲授获得一些西方文化知识，而课外主动查阅者较少，一方面因为缺乏西方文化图书资料，另一方面因为外语教学缺少主动使西方文化知识渗入的机制。因此，只有加强课程建设，西方文化教育才能普及，文化的主体性才能内化为学生和教师的主体能动性，中国外语教育才能不失活力和发展的动力。首先，西方文化课程的设置和改革亟需主管部门、学校、专家、教师的密切配合，统筹规划。其次，除了必修外语课程，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扩大选修课规模，使西方文化教学多元化、普及化。西方文化选修课教材、课程设计应多层次、多门类，不断更新补充，尤其有关哲学和哲学主体性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

2.培养外语教师的文化主体性

外语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但是，我国外语教师的教育背景和继续教育以语言知识和教学技能为中心，忽视了综合文化知识在外语教育中的地位。现代外语教育急需复合型、高素质、高层次的创新型教师，不但语言功底深厚，跨学科知识丰富，而且经常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外语教师不仅需要了解西方地理、哲学、历史、政治等知识，而且必须掌握西方文化的主体创新性并将其视为根本的外语教育准则。现代西方文化重视单个人与他人的自由互动，而不是将自我受限于他人、团体和约定成俗的社会观念之中。虽然外语教学大纲重视通过互动完成由个体到集体式教学的逐步转变，但是中国外语教育往往侧重群体外语知识和能力的习得，忽视个体外语认知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一些教师为了提高升学率重视对尖子生的培养而忽视了差生，实际上，这不符合西方文化主体性教育的要求，完全是对个体与群体兼顾教育方略的误读，因为教师的行为限制了学生的自由互动，给学生群体间设置了诸多难以清除的障碍，结果，学生自身认知主体性受到牵制，真正意义的人格健康的尖子生难以培养，班级整体教学质量难以提高，甚至呈现下滑的趋势。当然，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和集体互动是分不开的，相辅相成的，尤其对营造一个人人具备社会责任感的社会氛围也十分有益。学生从集体活动中能获得精神上的利益，如奉献社会的满足、学习新事物的机会、提高技能、参与社会、自我实现等。对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

3.培养学生外语学习的主体性

近年来，建构主义学习法、自主学习法在外语研究和教学中曾风靡一时，对学生独立、自由、开放、互动、创新学习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外语教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中国人学习外语脱离不了中国文化环境，如果不解决文化问题，一切新的外语教学观念难以成功。外语学习的实质是什么，怎样学好外语，外语到底学什么，这些是外语教育的重要问题。外语学习的实质是习得外语语言、西方主体文化知识，而许多学生往往忽视了后者。忽视西方文化必然导致中西文化教育的失衡，结果，中国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并导致学生以汉语思维主导外语学习，汉语式英语问题愈来愈严重且难以彻底解决。因为学生必须依靠汉语解释才能学会外语，所以，中西语言混淆现象普遍存在。学习外语和学习西方文化是同步的，两者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缺一不可。学生不仅学习西方综合文化课，而且还要特别重视西方文学、哲学，真正了解西方的主体创新性，并把其有效融入外语学习，以增强学生的信心。调查显示，学生对外语的迷茫出现两个极端：首先，相当大一部分学生趋易避难并错误认为，学英语只要背背单词，多做模拟题就足够了；其次，中等以下的学生完全放弃，如，在听力课上有些学生只是喜欢附有汉语字幕的英文电影，习惯性旷课、睡觉、上课不带课本，扰乱课堂纪律，作业应付等。究其原因，常规集体教学和考试变成学生不可突破的条框，结果，学生主体性迷失，对外语失去兴趣和信心。

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以其包容性、开放性为前提，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语教育也不例外。外语教育包容中西文化，以传播西方文化为主体，虽然两者差异巨大，但是只要互相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就一定能够营造良好的外语教育氛围。实践证明，中西文化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外语人才的必由之路。例如，中西教育无一例外地重视德育，感恩教育、独立、责任感、爱国主义是中西教育中共有与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充分发掘外语教材中的审美和德育素材是德育理论和外语教育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外语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学生不仅要具有回报家庭、社会的责任感，而且要使这种责任感转化为学生个体自强不息、掌握本领的学习动力与实际行动。

四、小结

以人的自由创造性、开放性等为主要特点的西方文化揭示了外语教育本身的内在规律，融西方文化的主体性于外语教育是外语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外语教学必须尊重中西文化差异，求同存异。融文化于外语教学之中，以主体性为核心改进外语教学，使两者真正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以人为本，改进以命令、管理为主导的教育模式，开发师生的创造性潜能，真正提高外语教育质量，是主体性外语教学的精髓。

————————

参考文献

[1]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 周春生.直觉与东西方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 冯霞.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与培养探究.学术论坛，2009（2）.

[4] 王晓东.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批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蒋好书.文化走出去与翻译服务.http//www.tac-online.Org.cn.

[作者：王永全（1968-），男，河南灵宝人，河南工程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硕士。]

西方教育与西方文化 篇4

学科分类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各种工艺都是低贱的、机械性的学习, 这些并不是可以达到所寻求的那种善的学习。亚里士多德把科学 (science) 划分为三类:一是实践的 (practical) 科学, 相关的学科有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二是生产的 (productive) 科学, 此类学科有各种技艺和修辞学等。三是理论的 (theoretical) 科学, 都是关涉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 包括物理学、数学和神学。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较之于柏拉图更明晰和更系统一些, 但他们有一共同特点, 就是学科分类的标准都是以某类学科与存在本身的亲疏远近关系为依归的。

到了欧洲中世纪, 学科分类更加细密规范。中世纪的大学以神学、法学、医学为主导学科, 在进入专门学习这三科之前, 要接受从古希腊沿袭下来的“七艺” (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 等核心课程的教育。“学生修完语法、修辞学及逻辑学‘三艺’后, 方可被授予学士学位。硕士和博士则是修完算术、几何、天文及音乐‘四艺’后, 以及修完其他三科, 才可获得执教的资格。”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认真审视了自然科学 (the natural sciences) 与人文科学 (the human sciences) 的知识论前提。他认为这两种科学都是从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出发的。自然科学通过外部的观察和测量去建构一个客观的世界, 而人文科学利用内在和外在的生活体验去定义一个历史的世界。19世纪中后期, “科学”一词的内涵变得越来越狭窄, 仅指物理或实验科学。

1959年, 英国科学工作者兼小说家斯诺 (1905-1980) 发表演讲并提出有关学科分类的“两种文化” (two cultures) 的说法:一组是由文学知识分子组成, 另一组是由物理科学家组成。四年后, 斯诺发表了关于“两种文化”的第二次演讲, 他承认忽略了“第三种文化”的出现, 即社会科学 (the social sciences) 。20世纪50年代以后, 在欧美的各大学中从事社会研究、应用研究、专业研究和职业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 而他们的研究对象既不属于“人文”领域也不属于“科学”领域。

针对斯诺学科分类观点的缺陷和偏颇, 美国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卡根指出, 大多数知识活动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一, 要有一套不容置疑的前提或假设, 它使得某类特殊问题及其解答具有优先权。二, 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针对所得证据的分析工具。三, 要有一套精心选择的作为解释的核心概念。他认为, 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比自然科学家拥有更多的前提假设、分析工具和概念术语。自然科学家强调物质进程, 将历史文化背景及相关伦理价值的影响最小化, 并且主要关注概念和一系列观察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抵制过多的生物学方面的影响, 更倚重于语义学的网络系统, 通常要追寻一个在伦理学上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卡根还列表系统地比较了三种文化各方面的异同:

卡根教授的划分严谨细密, 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三大学科的本质特征, 标志着知识发展和学科分类已进入成熟时代, 人文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变得更加清晰。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区分明显, 但也有交叉渗透、界限模糊的地方。比如, 历史、人类学、心理学既可归属于人文科学也可归属于社会科学, 而且当今有关性别、团体、族群等热点问题研究就属于跨学科的领域。不过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 前者会更多地借用自然科学的物理语言或数字统计的方法去描述社会事实, 而后者不回避使用隐喻性或象征性的语言去表达人的存在状态并作出道德的或审美的价值判断。

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人文知识都是人类创造或发现的, 其目的是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各种美好需要, 如果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主要是解决人类物质和制度方面的外在需求, 那么人文科学大致是要满足人类内在的心灵需求和精神方面的渴望。当代以色列教育家阿拉尼指出, 人文教育有三大基本目标:一是让学生理解文化中的高质量因素。文化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描述性的或说中性的, 指各种不同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堆积和累加;另一方面文化是规范性和理想性的, 与野蛮、无知和鲁莽相反, 它指向一种进步的、高尚的和精致的生活方式。人文教育就是让学生能够对高级文化和完美纯全有巨大的热情和渴望, 但这种教育采取的不是非黑即白式的二元对立的方法, 而是坚持避免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多元对话的态度立场。二是培养学生自觉的和批评性的思维方式。人文教育不是灌输、教化或洗脑, 而是让学生养成理性的、批评性的和独立的质量风格, 让学生成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主人, 而不是受外在权威、社会习俗和迷信偏见所左右的奴仆。批评性的自觉自治是第一的或最重要的知识质量和美德, 如果人们不去独立地思考和判断他们的父母、老师和雇主的想法, 那么科技的发展、伦理和人权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三是教育学生实现并完成真正的自我。这一点与前面的批评性的自治不同, 它并不局限于自觉的和反思性的知识活动, 而是全方位的自我个性的充分展开和实现。自我的真实性不仅意味着“想自己所想的” (thinking for themselves) , 而且包括“做自己要做的” (being what they are) , 即对自己忠诚。这种人关注、尊重并忠实于自我的存在状态与独特本质, 执著于内在世界与外在行为的统一和协调, 而不是墨守成规、自我异化和装腔作势。

面对现代性的不断挑战, 人文科学在当代高等教育的领地逐渐被收窄, 其作用也不断被弱化。某些研究态度和方法的弊病在逐渐突显:首先是人类知识的碎片化。知识的分科化有利于专业性的深入探究, 但却造成了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甚至壁垒森严的学术格局。专家学者们往往以自己的专长而垄断吹嘘、自以为是, 常常以非自己的领域而规避责任。人文科学重视个体性和差异性, 但其研究的视角必须是综合性的, 它不能不考虑或参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 这是其自身的超越性和理想性所要求的。其次是研究内容的数据化。这是受到了自然科学或数理统计方法的过度影响, 有时, 冰冷而枯燥的数据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人性深层的存在状态。正如《文化中国》编辑子夜所言:“包括量化比较手段和数据至上观念, 都是西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 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因素介入到人文学术研究, 将会导致学术的变形和泡沫现象。”最后是学术成果的功利化。今天的人文学术研究已经很少是内在的“为己之学”, 更多的是为外物左右的功利之学, 这也是受无序的商业市场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所驱动的结果。在价值迷失的时代, 恢复人本主义的精神、重建人文教育的体系是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摘要：在西方文化传统中, 伴随着知识的分科化和科学的不断发展, 人文科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逐渐明晰。人文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运用规范性的方法、不回避价值判断、企望崇高理想。人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批评意识、自治能力而又全面发展的人。面对现代性的挑战, 人文科学在当代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中的领地被收窄、作用被弱化。恢复人本主义的精神、重建人文教育的体系是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键词：西方文化传统,学科分类,人文教育

参考文献

[1]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519-545.

[2]王荣江.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知识观及其学科分类思想[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3) :31.

[3]于淑秀等.大学通识教育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15-16.

[4]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London:Routledge, 1998:2179-2180.

[5]C.P.Snow, The Two Cul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e Rede Lecture, 1959:3-4.

[6]Ibid:70-71.

[7]Ibid.“Introduction”, p.liv.

[8]Jerome Kagan, The Three Cultures: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3-5.

[9]Nimrod Aloni, Enhancing Humanity: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Springer, 2007:85-104.

西方教育与西方文化 篇5

关键词：文化构型范式;领导权;当代文化;结构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03—0135—04

一、“权力”问题与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

西方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关注“权力”，通过“权力关系”思考社会。文化研究所取得的一些突破，在很大程度上与对“权力”理解的深化有关。

在古典政治理论中，以17世纪的霍布斯为代表，一向把权力看成是为了巩固政权、实现统治而实施的强制性、压迫性的力量，权力被视为某种无形的实体，通过具体的统治工具和统治行为得到体现，与政权、暴力和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往往强调权力的控制性特征和权力关系双方的不平等性。

20世纪，社会学家帕森斯则指出，权力是协调集体行动的一种能力，它“被用于动员社会资源，以实现经过社会成员广泛认同的目标。”①这种观点的启发性在于，它表明权力并不必然与暴力结合在一起，权力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化和协调集体行动的必然产物。与霍布斯的观点相比，帕森斯的权力观显然更为深入。不过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把权力视为某种实体，某种自上而下的力量，权力发生作用的过程是单向传导的。

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福柯则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是多种力量因素博弈的体现，“就权力的存在形式而言，它始终都是以两个因素以上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网络。”②福柯指出，权力不仅仅体现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领域，如法律、国家机器等等，权力无处不在，“它每时每刻、在每一点或者说在每一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中都会生产出来。”③福柯对权力的研究，有意避开国家政治权力等中心化了的权力，他说：“重要的是权力的极限，在它的最后一条线上抓住权力，那里它变成毛细血管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④福柯的研究剖析了知识谱系与权力的关系、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性经验史中的权力运作等等，揭示了权力对人类生活各个领域无所不入的广泛渗透，彰显了权力关系无处不在的事实。

社会发展的形态越高、统治技术越发达，权力对日常生活诸领域的渗透就越深入、越普遍，日常生活领域权力斗争的重要性也就相应益发凸显。当代社会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主要是通过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进行间接操纵的，一般诉诸文化手段，权力关系的表现往往更隐蔽，更曲折。因而，分析文化领域里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化领域里的权力关系，就成为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理论上的准备，这里有必要引入国际著名文化研究专家、英国当代最富于影响的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威廉斯把一个时代的文化区分为主导文化、新兴文化和残余文化，借助“领导权”(hegemony)概念来分析三种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以此来理解文化的总体性结构和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与保持过程。⑤吴冶平把威廉斯对文化总体性结构的分析称之为“文化的三元构型”⑥。在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构型范式中，彰显了文化领域内不同文化力量之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把主导文化对从属性文化的吸收、利用表述为收编：文化领导权是通过主导文化在文化领域内的主导性地位实现的，但是主导文化决不是总体性和完全排他性的，社会中总是存在着竞争性和替代性的其他文化力量;残余文化不同于过时的文化，指的是形成于过去、但又有效地作用于当下的文化因素，它与主导文化可能处于对立或者替代的关系，但是更多情况下则接受了主导文化的收编;文化上的新兴因素有两种来源——新兴的阶级或者边缘化的社会领域，新兴文化可能会被收编，然而通常情况下，被收编的往往是新兴文化的仿品。

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主要用于共时性的时间横截面上，以理解特定历史时期文化领域内围绕领导权所展开的权力关系结构，同时这一范式也引入了历时性的维度，有助于理解主导文化如何通过对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的收编，建立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历史传统，从而使自身的主导地位合法化，并得以动态性地建构和保持文化领导权。

二、中国当代文化构型

借鉴西方对“权力”问题的思考以及整理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可以尝试分析中国当代文化领域内以领导权为核心所展开的权力关系，从而实现对当代文化的总体性结构进行动态的和历史的分析。这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文化领域的现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灰色的理论框架永远也无法全面覆盖多彩多姿的现实，即便是一个有着较强效力的理论工具，也只能在一定的、并非完全的程度上解释现实，因而分析中国当代的文化构型，其要旨不在于选择部分事实以迎合理论，而在于尊重现实，如实展示现实与理论的冲突或歧异之处。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分类，中国当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力量大致包括主旋律文化、大众文化、学院文化和民间文化。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文化力量，或者传播范围太窄，或者接受群体规模过小，或者其社会影响力可以忽略，因而就不再纳入以下的分析。

参照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构型，在中国当代文化的总体性结构中，处于主导文化地位的显然是主旋律文化。所谓主旋律文化，是指党和国家倡导的文化，即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价值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主旋律的要求和标准曾以不同的措辞进行过表述。毛泽东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要求文艺工作者解决立场问题和服务对象问题，要求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江泽民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积极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则明确提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从以上诸位领导人的讲话中看出，主旋律文化的特征是：政治正确，符合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历史任务。主旋律文化规定着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意志。在文化实践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是，文学艺术产品的生产往往有其内在的创作规律，政治正确并不能保证文化产品本身对受众具有足够的文化吸引力，因而主旋律文化的生产必须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手段，借助于对其他类型的从属文化的限制、吸收和利用，用威廉斯的措词来说，就是对各种类型的从属文化进行“收编”。

在主旋律文化之外，大众文化、学院文化和民间文化都属于从属文化。在这三种从属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关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提法，通常被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联系在一起。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一词，用以表述“大众文化”。之所以使用“文化工业”一词，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进行了解释，“在草稿中我们用‘大众文化’。我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是为了从一开始就排除与它的鼓吹者相一致的那种解释;这里有点像从大众本身自发产生的文化问题”⑦。显然，阿多诺想要强调，“大众文化”并非是大众当中自发产生的文化，“大众文化”的生产与大众无关。20世纪的文化生产已经蜕变成一种与工业生产类似的产业，进入了文化工业阶段，文化产品很大程度上已经彻底商品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这种大众文化乃是一种无深度、同质化的文化，它麻痹大众的思想，灌输特定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使大众丧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视现实秩序为理所当然，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大众文化因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统治工具。当代文化理论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有不同的评价，他以popular culture来表述“大众文化”，他强调大众对文化的接受过程，文化必须得到大众的接受才能在大众中流行(popular)，才能真正成为所谓的大众文化，费斯克强调大众在文化产品接受过程中的意义再生产，认为大众可以有效地在文化接受过程中进行抵抗，他们“将文化商品变成了一种文化资源，还使文化商品提供的意义和快感多元化，它也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⑧。费斯克其实并未否定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判断，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的是大众在文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是无能为力的，悲观地批判它对大众的麻痹作用和意识形态控制作用;而费斯克强调的却是大众在文化商品消费过程中仍然具有能动性，可以进行意义的再生产，因而他认为大众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主政治潜能。

大众文化是中国当代所有文化类型中影响范围最广泛的文化，这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城市化的工作生活方式和由此带来的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成为支撑大众文化的最肥沃的土壤。有趣的是，作为中国当代影响群体范围最广泛的文化，大众文化并不是中国的主导文化，它现如今的巨大规模和影响力，是在尊重主旋律文化之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自觉保持文化从属姿态才取得的。如果参照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构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从属文化，应当归类到新兴文化之中。

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实践来看，一方面，作为文化产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它不得不在内容上削足适履，以求讨好尽可能多的受众，所以确实存在着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缺乏深度、肤浅化的问题。以代表电视文化深度之可能性的《百家讲坛》为例，作为一档追求收视率的电视文化讲座节目，它为了追求内容的通俗，从一开始就无法走纯粹学术的路线，因而其最终的效果至多也就止步于历史故事猎奇与普及素质教育之间而已。大众文化想要做出深度，确实很难，因为时刻会有曲高和寡的危险。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可以为主导文化所用，以之为意识形态载体，使之发挥弘扬主旋律的作用。近几年电视剧红色经典题材流行，在成功完成商业利润的同时，迎合了主旋律文化的需要，在塑造革命历史传统和巩固政权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大众文化与主旋律文化实现了合作双赢的局面。

第三种重要的当代文化类型是学院文化，其主要覆盖范围是高校与科研院所。学院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很难将其按照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予以归类。一方面，学院文化具有残余文化的性质，它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政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很大问题，目前延续与推动国学的力量，主要在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文化圈。另一方面，学院文化也具有新兴文化的性质。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存在意义就在于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学术研究本身就具有文化创新的特征。除此之外，中国的学院文化还坚持了主旋律文化的导向。中国的高校教育，始终把社会主义主旋律教育放在首位，政治课是中国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必修课程，其主要内容就是中国革命史教育、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所以，学院文化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微型的三元文化构型，其中体现了主导、新兴与残余文化的权力结构关系。学院文化的影响范围貌似仅仅局限于群众基础并不广泛的学界，但其社会影响的深度和扩散力却不容小觑。首先，它影响了文化精英群体，这些群体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其次，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意味着大多数人都将会在人生的至少若干年内进入高校，从而受到可能伴随其一生的影响。

第四种文化类型是民间文化。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变成市民或者准市民，中国原有的乡土民间文化开始逐渐萎缩，而新兴的市民文化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部分乡土文化历史性地注定是一种逐渐走向消逝的残余文化，比如东北的“二人转”，在经过商业包装之后，走文化工业的路线，一度风靡全国。但是应当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乡土民间文化本身只是文化工业生产的一种资源，随着它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乡村——的萎缩，它自身正在日益失去整理创作的来源和生命力，借助于文化工业所取得的短暂辉煌，恰如告别历史舞台最后时刻的昙花一现。民间文化的另一支——市民文化，则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新兴文化，其兴也勃，其运也昌。中国当代市民文化的兴起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成熟，这使得中国当代的市民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体来说，当代市民一般喜欢“宅”在自我封闭的物理空间里，通过网络以间接的、并非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共享集体生活，网络论坛、Q群、MSN等虚拟空间正是适应这种新型民间文化的产物。这种新型民间文化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不但可以娱乐大众，而且还可以成为民主参与政治的一种有效途径。像南京最牛房管局长周久耕事件，“华南虎照”事件，市民通过网络所表达出的舆论导向直接影响了事件本身发展的进程和结果，以网络为载体的市民文化的力量得到了令人惊讶的展示。

三、结语

理论有其局限，国情有所不同，以西方文化理论来释读中国当代文化，本身就是一次学术的冒险，但是这种冒险是值得的。以领导权问题为核心，借鉴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可以较为清晰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的总体构成状况，以及主旋律文化、大众文化、学院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主导从属关系。从前文的分析可见，主旋律文化本身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示范作用，其背后的政策与财政支持，是维持其主导地位的必要保证，由于它的功能是为社会的发展标示政治正确、积极向上的文化导向，因而不能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它的效果，更要看到它所产生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大众文化本身以利润为导向，具有浅表化的特征，但是如果引导得当，完全可以为主旋律文化所用，使之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学院文化是继承传统、启接未来的一种综合性文化类型，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最强劲的文化动力，既需要国家在财政方面的大力扶持，也需要给予自由思考的空间，以提升其创新性能力。新兴的市民文化以网络为舞台，展示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潜能，它既可以成为民主监督权力的制衡力量，也可能会被别有居心者利用，煽风点火，利用舆论实现某些目的，如何善加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Parsons,T.: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New York:Free Press,1960.

②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94页。

③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第90页。

④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⑤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21-127.

⑥吴冶平：《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第204页。

⑦马丁•杰伊：《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3页。

西方教育与西方文化 篇6

国学经典中西方文化教育研究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皆有其永恒不朽之经典作为源头活水。中国国学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载为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弥新，不仅构成中华民族之传统，而且提供给全人类以无限之启发。同时，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必修课。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是紧密相联的，英语教学的强化对本国文化和习俗的学习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从中国国学经典的视角来探讨中西方文化差异可以使学生的认识更全面，能更清楚地了解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及现状，避免出现极端思想。

一、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1.研究现状

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研究很多，但主要是从教育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进行，如唐利芹、梁秀娟探讨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影响[1]，蒋春生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方教育差异[2]，孙丽明对比研究了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等[3]。相关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也主要是用以上理论进行分析，但分析的内容更具体一些，如程玗在博士论文中进行了关于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认知的中西方差异研究[4]。

但中国国学经典视角下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研究较少。目前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是把这两方面割裂开来进行的，即一部分专家、学者如中华教育研究会，针对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和大力倡导学习中国国学经典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5]；而另一方面，一部分研究者和教育者鉴于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在英语教育中多讲授西方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所以部分学生的“西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两者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中西方各自的历史和现状，避免出现思想上和行为上比较极端的表现，从而做到立足国情，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同时，借助英语这个国际语言把我国优秀的文化传扬出去。

2.研究意义

中国国学经典蕴含了大量优秀的文化思想，如《孝悌三百千》就包含了大量的经典思想。该研究选取其中体现的部分共同思想来探讨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使学生能更清楚地认识各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特色，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同时也为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些参考。

二、中国国学经典思想与西方文化思想的对比

1.饮食观念方面

从一位在英国学习了半年的老师那里了解到了一些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其中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平时喝热水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还带有嘲讽的表情，认为是我们的体质太差才不敢直接饮用冷水。这一点让我认为，我们要想更好地让世界了解我们，我们就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饮食、养生理念，让他们明白这些只是文化差异问题，而非孰优孰劣。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不同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使得西方人和中国人在保持健康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思想和方法；其次，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使得西方人和中国人的饮食观念也有较大的差别。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西方人注重“以人为本”。西方人是一种理性的饮食观念，这一饮食观念同西方整个哲学体系是相适应的。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很重视“吃”，经常把追求美味作为第一要求，却容易忽略食物最根本的营养价值。但是，除却这些不同之处，仍然可以发现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对健康的重视，对长寿的渴望等。因此，中西方在饮食方面各有优缺点。拥有健康饮食的最好的方法就应该是“扬长避短”，换言之，健康的饮食既需要营养又需要美味。

2.父母与子女关系方面

《弟子规》是这些经典中最基础的，是学习为人处事的第一步。在“入则孝”篇中，有“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是父母给了子女生命，尽自己的能力将子女抚养长大，培育成人。因此，作为子女，对父母必须要尽孝道。但是，并非父母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问题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是人都会犯错误，父母也不例外。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父母当年生活的时代和如今子女生活的时代有太多的不同，代沟现象也随之日益普遍。代沟是由于两代人之间的差别而形成的，这些差别涉及到很多方面，如生活习惯、思想认识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要求子女对父母无条件地绝对服从是不可行的，但关心父母、照顾父母和尊敬父母却是永远正确的。其实，《弟子规》的“入则孝”篇讲的是很全面的，告诉子女当父母有过错的时候，子女不应该恶言相向，横加指责，父母是长辈，晚辈一定要有足够的礼貌和尊重，正确的做法应是“亲有过，谏使更；贻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当父母有了过错，子女应该和颜悦色地把过错指出来，如果父母不接受，应该不厌其烦地再指出。口出恶言指出父母过错不可取，放任父母的过错同样不可取，这也是“孝”。

西方人特别重视“个人”，信奉“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不同”。这种平等主要表现在每个个体之间是相互独立、平行存在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是这样。西方的家庭很多是父母和子女分开居住，他们都需要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子女对父母可以直呼其名，在他们看来，名字就是每个个体的标志，是区别彼此的一个称号而已，没有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其他含义；在西方，子女长大后就该独立生活，父母对已成年的健康子女没有继续出钱出力养育的义务，同时，他们会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前规划和作出准备，不希望成为子女的负担。尽管各自独立，但西方的子女也会以适合他们的方式照顾父母。正如作为《圣经》中的基本行为准则，影响深远的《十诫》所讲，“当孝敬父母”。也就是说，尽管方式各异，“孝”是全世界共同信奉的。

3.诚信方面

近些年，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很不乐观的现象——诚信缺失，如老人摔倒，路人相扶，老人反赖路人赔偿，这是很可悲的。试想遇到了陷入困境的人，本来伸出援手就可以拉他一把，这种利人利己的事情反而会给乐于助人的人带来麻烦，以至于使想做好事的人失去了行动的勇气，这样的社会前途堪忧。这与《弟子规》的“信”是相违背的，“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告诫受人帮助而又反赖他人之人，凡是讲话，首先一定要注意到自己讲出来的话是不是真话，要以信实为第一；此外，我们也需要旁观者的仗义执言，把看到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不能怕惹麻烦而置身事外，要有社会责任感，做到“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

尽管西方国家的历史和文明比我们国家要短很多，但是西方人对待诚信问题都是相当严肃的。我们的经典作品中有关诚信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人做得更认真一些，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会产生“信任崩溃”（breakdown of trust），这对于西方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影响极为深远。坦率地交流、诚实和坦白是西方社会公认的美德，也是他们待人接物的默认方式，被西方人虔诚地奉行。欺骗可能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因为无论如何人们总会根据你的行动寻求真相。如英国社会对信用度非常看重，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如果信用度差，将寸步难行。

三、中国国学经典思想与西方文化思想的融合

1.理论上的融合

以王宝童教授的《英译三字经·千字文》为例，王宝童教授创造性的翻译最大限度地弥补了以往翻译的不足之处，这在两部经典的名称翻译上就可见一斑。他杜撰了两个新单词—“Triword”和“Kiloword”（Tri和Kilo分别是英文中的数字前缀，指“三”和“千”；word指“字，单词”），既反映了中文的本意，又符合英语的构词法。此本英汉对照加注释和拼音的《三字经·千字文》可以同时满足英汉语学习和理解。

举例如下：

原文①：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译文①：At first mankind

Is kind at heart，

With natures alike

But habits apart.[6]

该段翻译既对仗工整，又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但深刻的内涵也在这聊聊数语当中体现得清清楚楚，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文②：窦燕山，

有义方，

教五子，

名俱扬。

译文②：Mr.Dou Yanshan，who

Turned from shame，

Begot five sons，

Each rose to fame. [6]

文中类似的典故很多，如“孟母三迁”、“孔融让梨”、“ 头悬梁，锥刺股”和“凿壁偷光”等等，都是小故事，大道理。这些典故或成语在我们中国人的课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将其准确、生动地传递出去，并打动外国人，从而使其能很好地理解我们的传统和习惯，就是一个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英语教育者在向国外传播我们优秀的思想文化时，一定要多下功夫，不能只是表面的语言上的转换，还要特别注意其中的文化现象，必要时一定要解释得通俗易懂，使学习者能够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2.实践上的融合

对这些经典的思想文化只是单纯的讲解、背诵和学习，用处不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自己能够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去落实、去实践。我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此，即只有落实经典，才能真正受益。当然，西方的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我们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行为习惯进行学习和实践。也就是说，在实践上把两者有机地结合，使中西方能相互理解，从而彼此受益。只有把对两者的学习用于实践，它才会有生命和活力。举例如下：

（1）问候

中国人在饭时的招呼通常是：“吃饭了没有？”这与我们生活的历史和经济状况不无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也随之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吃饱饭”不再是大多数人的追求了。但是以前的经济落后和物资供应不足却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是否吃饭”变成了人们的日常问候语。与之相比，西方人的问候多集中在对对方的关注，如：“How are you?”（你好吗？）“Whats up?”（你怎么了？）或者简单地说“Hi”或“Hello”，这主要是西方“以人为本”观念的体现。

（2）接物

在日常交往中，待人接物是重要一项。李炳南老教授编述的《常礼举要》中提到“长者与物，须两手奉接”，双手接物在我们看来是特别礼貌的行为，特别是对长辈和领导，这是对他们的尊重。而西方人却不以为然，他们信奉的是经济实用原则，单手能接的东西非要用双手来接，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浪费。

其实，这些思想和行为并没有对错之分，所以涉及到跨文化交际时，大家不要盲目地对某种文化现象崇拜或排斥，应对其进行深刻的了解、客观的分析，与自己的生活合理地结合起来。

————————

参考文献

[1] 唐利芹，梁秀娟.论中西方文化差异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1（2）.

[2] 蒋春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方教育差异.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0（11）.

[3] 孙丽明.中西方语用原则的文化差异对比研究.学术探索，2012（10）.

[4] 程玗.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认知的中西方差异研究.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09.

[5] 中华教育研究会.孝悌三百千.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

[6]王宝童.英译三字经·千字文.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西方教育与西方文化 篇7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的发展。语言的教学必然要涉及到文化的教学。要提高语言学习的效果, 文化就应该成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 中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国外语教学专家艾丽丝·奥玛久 (Alice.C.O maggio) 在其著作《在语境中教语言》 (Teaching language in Context) 中指出:在美国, 虽然把语言教学与文化目标要结合起来早在70年代就提出来了, 但我们并没有成功地把文化和语言真正地在课堂上结合起来。 (Alice, 1993) 事实上, 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张占一教授曾建议将文化教学内容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所谓知识文化指的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培养出来的人进行交际时, 不产生直接影响的文化背景知识”。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人进行交际时, 产生直接影响的文化背景知识”。张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外语教学过程中, 应侧重于交际文化的讲解。 (张占一, 1983) 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文化不重要, 相反, 两种文化知识在外语教学中相互依存, 共同促进语言教学的效果, 有助于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2 文化教学中英美电影的选择

在浩如烟海、良莠不齐的英美电影中, 选择哪些电影作为课堂放映的内容是值得英语教师认真思考的问题。

(1) 选择有思想和文化内涵的电影

首先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思想积极、内容健康、有文化内涵的电影。大学英语教学不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学习来了解和掌握它背后所反映的文化, 帮助学生发展个性、开拓视野、提高文化品位, 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合格人才。因此, 优秀的英美电影, 如《当幸福来敲门》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辛德勒名单》 (Schindler’s List) 、《美丽的心灵》 (The Beautiful Mind) 等都能够帮助学生感受美好、学会坚强、热爱生活、尊重生命。而由英国BBC公司制作的系列纪录片《美丽中国》 (Wild China) , 既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 欣赏到祖国奇美的自然风光, 又能强烈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和爱国激情。

(2) 选择与教材内容接近的电影

据研究, 融合动机和工具性动机是最主要的两种原始学习驱动力 (乐眉云, 1999) 。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 有了融合动机, 他 (她) 的潜意识里就有了希望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交往、沟通的愿望, 对对方的语言和文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忱, 希望能融入对方的生活。英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 再现了真实的生活场景, 可以为学习者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英美人的生活方式。它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语言学习充满活力和情趣, 让学习者从生动形象的人物和故事中学到活生生的语言和文化。选择与精读课文内容接近的英美电影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融合动机。例如, 《大学英语》修订版第三册“The Woman Who Would Not Tell”对美国内战进行了描述, 但语言毕竟是抽象的, 学生对战争的场景和残酷仍然无法想象, 自然兴趣不高。此时选择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乱世佳人》 (Gone With The Wind) 作为对课文的形象补充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但达到了与课堂教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 选择难易适中、语言信息含量大的影片

词汇是最基础的语义单位, 而习语作为词汇特殊的语言形式, 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反映了西方社会鲜明的民族特征。在教材中, 为了降低难度, 编选的文章往往对大量的习语进行了删减, 因此学生对习语的接触和理解很有限。但英美原版电影往往保持了语言的原汁原味。学生在欣赏电影的同时, 可以接触大量日常生活中最生动的语言, 包括习语。借助电影的情节故事, 学习者不仅能了解这些习语所蕴涵的异域风情、历史掌故等文化背景, 更能亲身感受习语的感情色彩, 加深对习语文化内涵的理解。对于某些单纯追求视觉效应和音响效果的动作大片, 由于对白少、语言信息量不大, 并不适合课堂教学。但像《老友记》 (Six Friends) 这种反映年轻人的生活和婚恋的室内情景剧, 由于语言生动易懂, 剧情轻松、诙谐, 很适合年轻学生的口味和审美, 是很好的文化教学影片。

3 运用两种策略结合电影进行教学

(1) 比较注释法讲解“知识文化”

英美电影中的“知识文化”主要体现在英文语言层面和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教师可以在放映电影前给学生布置相关知识的学习任务。例如, 查阅有关电影的时代背景、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以及相对应的我国这方面的情况;放映过程中, 要求学生就听到的具体语言进行学习, 特别是自己弄不清楚的词汇、习语、谚语、俚语等, 随手记下来;放映结束, 到课堂讨论环节时, 教师就可以结合本国文化, 有针对性地对这类文化现象进行讲解。这样, 不但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同时能很有效地为学生建立新的西方文化图示, 拓展他们的文化视野, 加深他们对知识文化的理解和掌握。美国电影《阿甘正传》 (Forrest Gump) 不但是电影史上的一部杰作, 更是对学生进行西方文化教育的极佳版本。电影从阿甘, 一个“傻子”的视角出发, 真实地再现了二战后美国政治的混乱、经济的衰退、文化的疯狂, 再现了“迷惘的一代”的困惑和挣扎。同时, 影片中还涉及到了许多美国历史重大事件和文化现象, 如音乐巨子猫王、越南战争、黑人民主斗争、中美乒乓外交、水门事件等, 教师可以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讲解这段美国历史背景, 使学生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对中美的文化差异进行理性的对比和思考。

关于语言层面的学习, 还是以《阿甘正传》为例来说明。影片中当阿甘在形容他和詹妮的关系时用了“like carrots and peas”, 同学们不理解为什么汉语翻译成“形影不离”。课堂讨论时教师就可以把这一习语的来龙去脉讲给学生:胡萝卜 (carrots) 和豌豆 (peas) 是西方国家中常见的烹饪食材, 主妇们喜欢把它们放在一起点缀主食。阿甘在形容他和好朋友詹妮从早到晚都黏在一起的亲密关系为“像胡萝卜和豌豆一样”, 汉语引申为“形影不离”。 (许静, 2009) 经过这样的注释性讲解, 学生很容易就把握了类似词汇表层和深层的文化内涵。总之, 电影作为最直观的艺术手段, 其形象性和感染力对学生的文化熏陶是不言而喻的, 其效果往往胜过教师的千言万语。

(2) 启发式教学传授“交际文化”

英美电影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活生生的交际文化场景, 教师可以按照电影中出现的不同交际场景, 启发学生参照本国文化的交际原则, 对比剧中不同角色的语言和非语言特点, 分析中西文化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异同, 进而鼓励学生思考各种文化差异背后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宗教观, 培养学生对不同文化的认同感和鉴赏力, 提高他们的英语思维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还是以《阿甘正传》为例, 影片通过弱智者阿甘的乐观和坚持, 凸显了美国一贯宣扬的个人主义和平等、博爱的精神。在美国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美国梦”, 他们都坚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阿甘也正是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这个“美国梦”的存在, 同时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活出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对于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来说, 我们习惯了个人要服从集体的观念, 所以很难想象会让一个“弱智者”代表集体, 包揽所有的荣誉。借助电影, 英语学习者对于“交际文化”的体察更加细微、全面, 加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更加凸显了交际的目的和意义, 学生在欣赏电影这种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中, 很容易掌握在交际中什么样的言行才算得体。通过启发诱导学生对比中西两种交际文化的异同, 让学生在保持对本民族文化尊重热爱的基础上, 认识到多元文化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增加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性, 这是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前提。

4 结语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载体, 电影是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各种文化现象的一面镜子。英美电影可以帮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了解和掌握英美国家的背景文化知识,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融合动机, 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这种效果是我们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所无法达到的。利用英美电影对学生进行西方文化教育是行之有效的语言教学手段。

参考文献

[1]Alice.C.Omaggio, Teaching Language in Context[M].Heinle&Heinle Publishers, 1993:5-6.

[2]David, Nunan.交际课堂的任务设计[J].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10) :8.

[3]乐眉云.应用语言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4]许静.英文原版电影与西方文化教学[J].电影文学, 2009 (8) :134-135.

外语学习与西方文化 篇8

在以往的外语教学活动中，人们由于受美国的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的影响，只强调句法，强调语法层面上的正确性，很少有人顾及在实际情景中语言使用的适宜性，即跨文化交际的得体性和有效性;人们忽视了从词义到语用，从文化知识到有效交际等问题。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仅有外语语言知识，不具备外语语言能力，更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这就偏离了外语教学的目标，失去了学习外语的意义。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明确要求：“基础阶段的主要教学任务是传授英语基础知识，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良好的学风和正确的学习方法，为进入高年级的学习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高年级阶段的主要教学任务是继续打好语言基本功，学习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综合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显而易见，在外语教学中，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固然重要，但目的语的文化知识更为重要，它能使语言知识得以实际运用，决定着跨文化交际的成效。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1.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还是文化的结晶，更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既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文化涵盖着承载其内涵的语言，同时制约着语言形式，并不断地将自身的精髓注入到语言之中，成为语言的文化内涵，成为语言表现的基本内容。如果没有语言，文化就将无法传承;如果没有文化，语言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2 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要为学生“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注重各项语言技能的全面发展，突出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注意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换言之，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既有语言知识，又有语言能力;既有交际能力，又有沟通效果的外语专门人才。要达到这一理想的目标，就要处理好语言知识和西方文化知识的关系，使学生在学好、熟练掌握遣词造句、基本语法的同时，洞悉西方文化的精髓，了解西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价值取向等构成其人文文化的主要内容。因此，外语教学不仅仅是教授语音、词汇及语法等纯语言知识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传授文化知识内涵。学习外语的过程，同时也是目的语文化知识习得的过程。只有将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才能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学生也才能学以致用，得体地、有效地完成涉外工作任务。

2.“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及其区别

2.1“语言错误”是在交际时出现了语法方面的不合适或者使用了和标准英语有距离的句子结构或语篇行为。

语言错误的出现大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交际者受自身的语言水平所限制，交际时出现了种种语法错误，如措词问题、词序问题、句型问题、时态问题，等等;第二是交际者在交际时由于心理等因素，如紧张、害羞、遗忘等所出现的语无伦次的语法错误;第三是交际者在交际时由于母语的干扰或者是因为粗心大意而出现的一系列语法错误。以上几种语言错误在交际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交际的质量和效果，但往往不会引起交际对方的反感而使得交际能够得以持续。

2.2“文化错误”是在交际时交际的一方使用了“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觉得不合适或者不能接受的语言或行为”。

文化错误的出现也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交际者自身目的语文化知识的缺乏，不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涵，用自己母语文化知识的习惯无知地触犯了交际对方的隐私或者禁忌的范畴。第二是在交际时交际一方因粗心大意而忽视了交际对方的文化背景，说了或者做出了对方难以接受的语言或行为。第三是交际一方明了对方的文化背景、生活习俗，因种族歧视而故意说了或者做了触犯交际对方的隐私或者禁忌的范畴。无论什么样的文化错误，都会严重影响交际双方的情绪情感，有时甚至会引起严重冲突，发生大规模群殴，甚至发生战争。

2.3“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的本质区别。

在交际过程中，语言错误是可以得到交际对方的原谅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语言错误只是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技能欠妥或者表达上的不适宜，而交际一方的当事人并无任何恶意。因此，语言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交际的效果，但绝对不会引起交际对方的反感而终止交际。相反，文化错误要比语言错误让人更加难以接受，因为交际对方有时会误认为另一方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他可能认为你是在有意侮辱，或者故意歧视他的民族或他本人，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教师应该有意识地把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融入语言知识的传授中，使两者有机地结合，使语言知识的教学过程同时也是文化背景知识的习得过程。

3.“文化错误”的类型及应对措施

3.1“文化错误”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是不适宜的。比如称谓上的错误，与外国人打招呼或告别的错误，等等。第二类是文化习俗方面不可接受的错误。比如常常给别人不适当的建议或者以“自贬”来表示谦虚的行为。第三类是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问题。比如不同文化的“隐私”和禁忌的范畴的不同：在中国，人们常谈的话题，而在西方国家可能就是隐讳莫及的隐私。第四类是学生对西方文化认识的片面性。他们常常以点带面，把西方社会的某一种现象归纳成西方社会的普遍问题。这些文化错误应该首先在态度上认真对待，这样才能有效纠正。

3.2 应对措施。

第一，加强学生对表面上明显的文化特征的识别。比如开车左右舵的区分。第二，通过比较的手段发现两种文化的迥异之处。比如中国的传统疗法“刮痧”在西方引起的强烈反应。第三，通过分析后可以接受的东西。比如有一澳籍越南年轻男子因贩毒于2005年在新加坡被处以绞刑。在运尸飞机抵达墨尔本机场的当天，有数千人在机场点亮蜡烛迎候(其中有其家人，朋友，但大部分是陌生人)，他们的痛苦怜悯之情令人难以想象，就连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华德也前往教堂吊唁之事，若不经分析中国人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第四，学生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感受对方的文化。人们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文化习得也一样。学生应时时处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感受其文化内涵、领会其文化精髓，如此才能真正理解、融入其文化之中。

结语

尽管在外语教学过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教学理念，但我们还应该反复强调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强调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润滑作用。如何进一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其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他们的综合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如何更好地把文化知识的习得和语言知识的传授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学有所获，成为既有扎实的外语功底，又有渊博的文化背景知识的高级外语专门人才，是外语教育者仍然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摘要：本文在“语言与社会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作为社会和文化成员的人以及使用语言的环境”的理论框架的指导下, 重点探讨从语言系统进而到语言的功能, 从纯语言形式进而到在实际情景中使用语言形式的文化知识的引入, 旨在改变外语教学中只重视语言技能的培养与训练, 不重视文化知识渗透的错误倾向, 从而使外语教学更好、更快、更科学地高效发展。

关键词：外语学习,西方文化,关系,区别

参考文献

[1]Andrew D.Cohen.Strategies in Learning and Using a Second Languag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2]Peter Stockwell.Sociolinguistics[M].The Taylor&Francis Group, London, 2002.

[3]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英语教学大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年.

西方教育与西方文化 篇9

传统文化是教育的重要工具, 也是重要的教育材料。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特别强调教育的功能, 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 经过后天的不同环境、教育、实践的影响,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拉大了。孔子以后, 儒家在教育方面一直居于主要地位, 继之而起的是宣扬自然主义教育的道家创始人老子, “法治”教育思想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以及墨家的墨翟。老子针对儒家的教育主张提出“绝学弃智”, 这种偏激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 也是不可行的, 但是他提出的教育应该遵循万事万物 (包括身心) 发展的规律的命题却是传统教育中宝贵的思想精华。法家的商鞅认为“人性悍”, 荀子明确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 韩非则将此发展成为“人性自私”的结论。韩非认为, 趋利弊害是人的本性, 只有靠后天的环境和教育来予以矫正。并且他不认为道德感化是有效的, 他主张惩罚和教训。墨家教育宣扬“兼爱”、“非攻”和尚武精神, 纪律严格, 并注重生产劳动与使用的科技知识。从三代开始中国的教育就注重治理国家, 注重道德修养及个人的精神。《大学》就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把个人的学习同国家兴亡的命运联在一起。《论语》说:“子以四教:文, 行, 忠, 信。”这种教育思想使中国人重视道德教育, 却把人束缚在家族的伦理关系之中, 思想受到了严重的禁锢。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它消解了人的个性和自由本性, 是以牺牲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一种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奴性教育。

古代西方的教育主要发源于古希腊, 主要的教育宗旨是“通过教育把劳动经验和社会生活传授给下一代”。公元前8世纪至前4世纪, 古希腊的教育已经发展完备, 并形成了两种模式———雅典式和斯巴达式。斯巴达教育主要是培养勇敢善战的士兵, 以对内残酷镇压奴隶, 对外进行战争和防止敌国侵略。所以斯巴达教育重视对青年的教育, 却忽视了文化教育。而雅典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理想的公民, 使受教育者身心和谐发展, 即身体健康、品德优良、知识丰富、多才善辩, 以参与政治活动与经营贸易, 成为政治家或商人。所以雅典教育相对来说是一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和谐教育。但是雅典教育忽视对女子的教育。古希腊最早系统地提出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天性与教育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 教育可以改变人、创造人。之后便是家喻户晓的苏格拉底, 他提出著名的“问答法”, 也被称为“产婆术”, 至今都影响着当今的教育。他说:“美德就是知识, 美德来自教育。”由此可见, 苏格拉底特别强调教育对人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其师“教育为培养奴隶主和贵族统治人才的工具”的理论上, 将教育与政治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又提出教育应该由国家负责并且受国家的严密控制。亚里士多德基本继承了柏拉图的教育思想, 提倡和谐教育、文雅教育, 教育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他强调教育事业是公共事业, 每个人都要受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使德、智、体全面和谐发展, 而特别重视理性与美德。古罗马时代的教育思想受到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影响, 重视军事、重视农业、农事教育, 但忽视体、美方面的教育。对古罗马教育思想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主要是西塞罗和昆体良。西塞罗主张,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政论家。昆体良也认为,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最高道德修养的演说家。他认为:“德行和雄辩才能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没有良好德行的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雄辩家。”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教育家路德、加尔文、夸美纽斯等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身心健康、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的资产阶级事业家, 提倡人道主义、乐观向上、热爱自由、追求平等、合理享乐、尊重儿童、反对体罚等, 冲破了封建神权道德观。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都对西方的传统教育思想起了不可轻视的作用。

西方教育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没有真正实施过“家天下”的封建帝王体系。而中国从三代开始政治上就实行法制和封建专制统治, 其教育必须更丰富地表现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性和伦理性内容。中西方教育在具体方法上也有着不同的传统。中国的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 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 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 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相比较, 西方国家则更注视学生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 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 注重对知识的拓展和创新。

综观中西各名家的教育思想, 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中西由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教育思想差异, 而且应该深入思考, 客观辩证地看待中西方教育思想的孰是孰非,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摘要：自古以来, 教育和文化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 教育思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以中西古代主要教育家为入手点, 简述他们的教育思想, 并结合传统文化的差异, 比较中西方教育思想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方教育思想,传统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2]沈瑞云.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93.

[3]刘新科.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4][英]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多丽丝·莱辛与西方科幻文化 篇10

一、西方科幻文化的悠久历史

莱辛的文学创作题材广泛, 包括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女性问题、种族冲突等多个方面, 深刻地反映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在她漫长的写作生涯中, 莱辛在艺术手法与表现题材等方面一直不断探索, 展现出莱辛无限的创作热情。莱辛对科幻小说情有独钟, 于是在她创作转型的过程中曾创作了大量的科幻小说, 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实际上, 在西方文学发展的历程中, 科幻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莱辛的科幻小说与西方科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 西方的科幻小说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在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可谓是源远流长。一般认为, 1818 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是第一部科幻小说, 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这部小说的出现, 标志着科幻文学的诞生。玛丽·雪莱想象力丰富, 在他的笔下, 丑陋的怪物、奇异的植被、宇宙飞船等科幻元素比比皆是。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创作还处于萌芽阶段, 虽然这些作品没有固定的写作模式, 但是太空探险、外星物种入侵地球、自然灾难等主要科幻题材已经出现。这些作品基本上确立了后来科幻小说的题材内容。19 世纪后期, 随着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展开, 科技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科幻小说也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佳作济济, 人才辈出, 儒勒·凡尔纳、雷·布拉德伯利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创作形式多样, 题材众多, 丰富了科幻小说的表现技巧, 将科幻小说推向了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实际上, 科幻小说之所以在西方经久不衰,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受大众的喜爱。科幻小说以科技为依托, 在大胆的想象中讲述荒诞不经的奇异故事, 满足了读者对科技、对未知世界的幻想。

其次, 多丽丝·莱辛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染, 因此源远流长的科幻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对她产生了影响。科幻文学的产生与兴盛与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 而莱辛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全盛时期。在利益的驱使下, 人们开始滥用科技, 这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与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于是科幻文学在创作倾向上发生转变:从萌芽时期的浪漫想象走向黄金时期严厉批判, 莱辛的科幻小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莱辛的科幻小说不局限于对未来世界的浪漫想象, 他在科幻的外衣下, 将战争、殖民主义、种族冲突等严肃的社会问题融入其中, 在影射现实世界的同时, 表达了她对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关注。例如小说《什卡斯塔》讲述发生在太空的两次大战, 展现了科技滥用的严重危害。莱辛以太空战争隐喻发生在地球上的两次世界大战, 批判力度可见一斑。

二、莱辛科幻小说的审美价值

莱辛的文学成就卓越, 在小说、诗歌、剧本创作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造诣, 被称为是“继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奥尔迪斯指出, 在科幻小说领域, 多丽丝·莱辛是属于威尔斯、赫胥黎和斯特普尔顿这一类传统的作家。莱辛的科幻小说是分析性和批判性的。[1]她的科幻小说在继承以往西方科幻文化的同时, 还在叙事策略、写作风格等方面大胆创新, 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

首先, 莱辛的科幻小说构思巧妙, 情节曲折生动,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科幻小说想象奇特、大胆, 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 引人入胜。外星物种、宇宙飞船、太阳能量板、先进的武器、人种改良实验……科幻小说家凭借他们的天才想象, 创作了大量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事物, 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例如《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这部小说讲述了非洲某国的公主与王子玛拉与丹恩在战争中不幸成为孤儿。两人为了生存, 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随着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 两人被迫踏上了艰难的逃亡之路。最终, 他们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在一块新的土地上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小说重点描写了基因的变异、病毒传播等问题, 而高科技是小说中环境遭到破坏的根源所在。又如小说《三四五区间的联姻》以神话寓言的形式讲述三个强大银河系帝国之间的争斗, 但是不同区域之间的联姻打破了人们原本和谐的生存状态, 以此揭示他们的存在困境。

其次, 莱辛科幻小说的审美价值还体现在小说用新颖的视角为读者刻画了一幅幅神奇、瑰丽的未来世界, 开拓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什卡斯塔》中的太空大战、《天狼星实验》中的基因工程、《裂缝》中的血腥杀戮、《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的末日景象……莱辛用她天马行空般的诡谲想象, 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在现实与想象中自由驰骋, 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享受。作品熔现实与幻想、形象思维与科学思维于一炉, 大胆采用象征、讽喻、隐射、荒诞等手法, 曲折而夸张、生动而尖锐地反映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种种弊端, 无情地鞭挞社会真实中的丑恶。[2]例如在小说《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 莱辛描写了数千年后人类重回洪荒时代的悲惨景象。由于科技的发展, 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玛拉和丹恩生活的地方变得寸草不生。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才背井离乡, 开始踏上流亡之旅。莱辛通过这部作品旨在告诫人们要保护环境, 努力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法。

三、莱辛科幻小说的现实隐喻

莱辛一生共创作了十部科幻小说, 成为她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们对她的科幻小说创作成就评价褒贬不一, 但是莱辛锐意进取、不拘一格的写作态度着实令人敬佩。实际上, 莱辛科幻小说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她用科幻小说的表现形式隐喻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展现了她对人类文明与未来世界的深切忧虑与特殊关怀。

首先, 莱辛在她的科幻小说中描绘了一幅幅残破不堪的世界末日图景。酷热、干旱、饥饿、战争……这些极端的生存环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敲响了警钟, 体现了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在小说《幸存者回忆录》中, 莱辛通过细腻的文笔、丰富的情节讲述了一个超现实的故事, 在婉约的叙述中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荒凉、死寂的末日灾难图。一场灾难过后, 原本富饶的城市变得一无所有, 整个城镇的居民陷入了恐慌之中, 于是他们纷纷逃离到安全地带。再比如《第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中, 小说通过第八号行星气候的变化向居民带提出了挑战, 最后老人星上的居民意识到了自己并不是大自然的主宰, 但是已为时过晚, 冰雪吞噬了整个星球。极度恶化的自然环境实际上是大自然对胆大妄为的人类的一种惩罚, 莱辛通过这样的描写旨在引起读者的深思。

其次, 莱辛的科幻小说具有隐喻现实世界的功能。莱辛的科幻小说不同于凡尔纳作品对于科技的热情和对人类未来的乐观憧憬, 她笔下的世界满目疮痍、气候恶劣、人类信仰遗失、战争不断、危机四伏。[3]她科幻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将现实社会的种种危机融入诡异的想象之中, 用独特的批判方式剖析了当代世界的困境与难题, 展现了她对人类的命运的深刻思考。例如《裂缝》是一则关于人类起源的寓言故事, 通过历史学家讲述了男女两性族群的矛盾与冲突, 最终两性走向融合。莱辛将她对人类的关怀直接延伸到对人类起源的思考, 想象奇特。再比如小说《幸存者回忆录》通过描写战争对城市的破坏, 使人们变得无家可归。于是引发了人性的堕落、文明的毁灭、道德的沦丧等一系列问题。实际上人类作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 不应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一味向大自然索取, 这样只会遭到自然的报复。莱辛通过描写离奇、荒诞的社会景象, 打破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幻想, 体现了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

莱辛作为英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当代女性作家, 她一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科幻作品。这些科幻小说不仅丰富了西方科幻文学的小说创作, 还提升了科幻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 意义巨大。科幻小说在她五十多年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幸存者回忆录》、《天狼星实验》、《裂缝》都是她科幻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莱辛用幻想的形式展现了现代人在未来世界可能面临的危机, 在想象的世界中注入了自己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可以说, 莱辛的科幻小说在西方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大放异彩, 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舒伟.从《西方科幻小说史》看多丽丝·莱辛的科幻小说创作[J].当代外国文学, 2008, (3) :77.

[2]李福祥.试论多丽丝·莱辛的“太空小说”[J].成都师专学报, 1998, (2) :49.

基督教与西方钢琴音乐文化 篇11

关键词：基督教；钢琴音乐艺术；格里高利圣咏；弥撒曲；奏鸣曲

中图分类号：J6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6）18-0029-03

“钢琴无处不在，哪里有音乐，哪里就需要钢琴，因为当谈论钢琴时，我们不只是在谈论一件乐器，而是在谈论与之有关的千头万绪，它已经涉及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具体的和抽象的，以及个别的和一般的。” ——洛秦

现代钢琴以其音域宽广、音色优美等特点而被人们誉为“乐器之王”。正是人类的科技文明及精神文明的发展成就了钢琴的“王者”地位。现代钢琴发源于18世纪初的欧洲，而在这之前，两种古钢琴（clavi-chord楔槌键琴与harpsi-chord羽管键琴）在欧洲的音乐舞台上就已经活跃了300多年，即使是在现代钢琴诞生后，仍与现代钢琴共存了100多年。很多现代钢琴曲目开始就是为“古钢琴”而作的。18世纪下半叶，近代钢琴经过不断地加工和改良最终能够奏出变换无穷的音响效果，并且克服了楔槌键琴音量微弱和羽管键琴无法依靠手指控制轻重的弊端，逐渐取代了古钢琴的历史地位，成为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主要键盘乐器。

西方钢琴艺术的发展、兴盛、繁荣，与基督教（包括现今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下同）有著密切的联系。《马太福音》所说的“The Christian Church was born in song（基督教源自歌唱）”正说明音乐和基督教的密切关系。基督教里的一项重要礼仪就是用音乐来表达对上帝的赞美，通过由热心信徒组成的唱诗班歌唱、乐器演奏等各种音乐形式来营造一种浓郁的宗教氛围，让信徒们感染其中，表达对上帝虔诚的赞美。在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中，钢琴逐渐成为和管风琴一样重要的献奏乐器。基督教对西方钢琴音乐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基督教所创立的许多音乐术语、音乐方法以及音乐理论体系是钢琴音乐产生的客观条件；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作曲家的心灵，影响了作曲家的钢琴音乐创作。

一、基督教音乐

中世纪，是基督教广泛传播的时期，基督教神学统治着西方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包括文学、绘画、音乐、建筑等在内的文化艺术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不了解基督教，就不能彻底了解西方文化的整体或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部门”。①由于西方在中世纪以前流传下来的音乐资料很少，现在的研究者一般把中世纪作为研究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这个时期里，教会音乐开始成为音乐发展的主流。

基督教的早期信仰认为只有人声才是适合用来赞美上帝的，所以早期的教会音乐排斥乐器的使用，②产生于中世纪的格里高利圣咏就反映了这种信仰。当时的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I，590年——604年在位）为了统一教会音乐，花费十多年的时间，改革教会仪式音乐。他搜集和整理当时的教会歌词，在吸收当时的民间音乐、古希腊音乐和古代东方音乐的基础上，整理创作了达1600余首的《对唱歌集》（antiphonarinm），史称格里高利圣咏。③

一方面，格里高利圣咏创造了许多音乐方法、音乐术语和音乐理论体系，开启了欧洲乐谱记录的历史，可以说是成功地孕育出钢琴音乐艺术的胚芽与温床，表现在：1、尽管格里高利圣咏只用人声演唱，没有乐器伴奏，甚至只有单音音乐，但以圣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复调音乐，对后世音乐的多声部思维、和声的构成以及人们的听觉感官、审美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以后器乐复调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如被誉为“音乐中的《旧约圣经》”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以及《赋格的艺术》就是巴赫在早期复调音乐的基础上创作的；2、记谱法的出现，使作曲成为可能。从此音乐可以独立存在于演奏之外，并且可以写下来，同时依照乐谱来进行演奏；3、记谱法的产生促使了中世纪“中古调式”的产生和发展，它成为近代西方音乐调式的基础（到17 世纪，西方音乐中的大小调式体系已基本确立。教会音乐调式中的利地亚调式与混合利地亚调式发展演变为西方音乐体系中的大调，多里亚调式则逐渐发展演变成小调），对近现代西方音乐调式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以后钢琴音乐创作的技术手段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可以从现存的许多中世纪作曲家的作品中感受到格里高利圣咏那最富特征的旋律，而且后世的许多钢琴作品也运用了这些旋律。如李斯特为钢琴与乐队创作的《死之舞》、圣·桑的《C小调第三交响曲》（附有管风琴和钢琴）、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钢琴和管弦乐曲），以及流传至今的许多军队进行曲、小步舞曲等乐曲，都是由格里高利圣咏扩展而成。

基督教音乐中的弥撒曲、清唱剧、教堂奏鸣曲等曲式也对钢琴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弥撒曲是天主教弥撒祭曲活动中咏唱的歌曲，是宗教音乐中一种重要的体裁，其主要演奏乐器就有钢琴。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由作曲家以全新的音乐素材创作的弥撒曲，包括《慈悲经》《荣耀经》《信经》《圣哉经》和《羔羊经》五个基本部分。这种弥撒曲具有全新的艺术形式，在发展过程中日益精致复杂，逐渐超越了纯宗教礼拜的意义，在内涵上具有了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交响曲、古典奏鸣曲出现以前，是最重要的大型声乐——器乐形式之一。文艺复兴时期虽然基本上还是复调织体的声乐音乐时代，但弥撒曲这种体裁的出现（安魂曲作为一种特殊的弥撒，亦可包括在内），可以看成是西方音乐中最初的套曲结构原则的确立，为以后钢琴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和来源。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许多西方音乐史上的伟大作曲家，都在这一领域留下了不朽的钢琴音乐经典之作。

nlc202309082007

17世纪初叶，作为一种大型声乐套曲的清唱剧产生，也是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的。宣叙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段落，用于开展剧情。宣叙调以语言音调为基础，节奏自由，其伴奏乐器除了管风琴就是羽管键琴或钢琴，与抒情性的咏叹调相对。

教堂奏鸣曲是西方音乐形式的根本基础和重要历史遗产，也是西方钢琴音乐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钢琴奏鸣曲起源于16世纪，它是以一种相对于清唱剧而言的器乐曲。直到17世纪中期以后，钢琴奏鸣曲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两种类型钢琴奏鸣曲，即教堂奏鸣曲和室内奏鸣曲，其中教堂奏鸣曲就是在教堂里使用的教堂音乐，这两种钢琴奏鸣曲形式被称为“古典乐派奏鸣曲的胚芽”。

二、基督教与钢琴音乐艺术的关系变化

基督教与钢琴音乐艺术的关系受时代变迁的影响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基督教信仰作为习俗、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一种形态存在，一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当时的人的存在。在充满主观个性与情感色彩的音乐创作中，基督教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作曲家的钢琴音乐艺术创作。无論作曲家是不是基督徒，在创作作品时，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受着到上帝“旨意”的感召。世俗的情感与宗教上的情感不是截然的分开，如对象征性的把握，对真、善、美的追求，造成了音乐同宗教的某种天然联系，因而幻化出了情感上的结晶——伟大的作品。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是跨越巴洛克时期和古典主义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管风琴及古钢琴作曲家。巴赫信仰基督教，是个虔诚的路德教徒，他生命中最后的27年时光是在德国莱比锡圣多马教堂度过的，曾长期担任该教堂乐长。巴赫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宗教音乐作品，他认为音乐是“赞颂上帝的和谐声音”，希望自己创作的乐曲能为教会服务。他的作品深沉、悲壮、广阔、内在，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活感受，同时也反映出宗教音乐中的那种庄严、崇高的神学思想，那种自我克制和理想化的精神。《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巴赫在器乐领域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曲集进一步确立了西方大小调式，证明了十二平均律的优越性，是巴赫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杰作。在钢琴创作领域，巴赫吸收发展了古钢琴曲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使钢琴在复调音乐领域内发展的空前完美、成熟，且第一次赋予它们深刻的思想内容，第一次在钢琴音乐史上用严密的外部形式来展现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的两部《平均律钢琴曲集》、《b小调弥撒曲》、《马太受难曲》，展现出他对自己信仰的表白，成为音乐史上伟大的杰作，并对后来很多的音乐家，如海顿、门德尔松、莫扎特、贝多芬、肖邦、瓦格纳、勃拉姆斯等产生重要影响。与巴赫同时代的另一位音乐大师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1759）也是一位基督教徒，其作品同样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他一生共创作了32部清唱剧，代表作品为《弥赛亚》，用一种间接、象征性的方式叙述了基督的诞生，受难和复活。其《古钢琴组曲》也体现出特有的平衡、规整以及带有宗教意味的风格。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一生深受基督教音乐的影响，曾创作了包括《纳尔逊弥撒曲》在内的14首弥撒曲，还创作了60首古钢琴奏鸣曲。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除了歌剧上的成就，一生也创作了20首钢琴奏鸣曲和25首钢琴协奏曲以及18 首弥撒曲（较著名的有《 C小调弥撒曲》、《 加冕弥撒曲》和《安魂弥撒曲》）。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创作了35首钢琴奏鸣曲（其中后32首带有编号），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情绪，被人们誉为“新约全书”。

被舒曼推崇备至的后辈——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8——1897）

是德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作曲家，他一生中创作了很多钢琴音乐作品，其中《第一钢琴协奏曲》构思宏伟，具有史诗般的概括性，反映着憧憬式的、波涛汹涌般的遐想，两首《钢琴四重奏》（op.25，g小调）和（op.6o，e小调） 具有动人的旋律节奏和音色，感情色彩斑斓丰富，忧郁和绝望，振作和欢乐。勃拉姆斯具有高超的管弦乐队想象力，作品即使只有寥寥几件乐器，也常常具有交响乐的效果，他的一些钢琴奏鸣曲因之被舒曼称为“乔装的交响乐”。在他的上述作品中充满着勃拉姆斯对宗教、对人生的情怀和感悟，这些属于现代的，带有个人特色宗教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恢宏气势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教堂音乐，这可能与勃拉姆斯的新教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77），父母都是天主教徒，1858年加入天主教方济各修会，1865年接受罗马天主教神职身份，庄严、肃穆、勇于献身、积德行善的宗教氛围深深地影响了李斯特的音乐创作，在《论未来的宗教音乐》一文中，李斯特提出了“人道主义的音乐”的概念，认为上帝和人民是新型宗教音乐的创作灵感源泉。李斯特很多音乐创作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其中钢琴音诗《旅游岁月—瑞士》创作于1848-1854年，就深深地受到宗教和文学的影响，钢琴曲《威廉·退尔教堂》描写了教堂建筑的庄严、雄伟和神圣。

三、基督教对西方钢琴音乐的影响

西方的钢琴艺术在音乐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发展形式，一旦有机会，就会设法给自己更多的自由与发展的空间。于是适时的，钢琴音乐依附、借助于宗教体制，从教会音乐中吸纳了自身发展所需的多种元素，怀着一颗谦卑虔诚的心，成为赞美上帝、敬畏上帝、感恩上帝的一种完美表达形式。

现今，基督教宗教精神仍是影响钢琴音乐艺术发展的重要方面。20世纪初以来基督教为适应时代的发展所颁布的各项法令，为西方的宗教音乐又打开了新的局面，如教宗比约十世的圣乐《自论》中就说：“教会无时不在赞许奖励一切艺术的进展，凡人类智慧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发现的一切善与美，只要与圣礼规则无所抵触，皆可容许其应用于敬礼音乐中。因此最新式的音乐，也可用于教堂，贡献出优美、严肃而庄重的作品，毫无不相称于圣礼仪式之处。”④开放、宽松的环境给音乐家们提供了极为广阔的音乐创作空间。20世纪法国具有世界影响的音乐大师——奥利维埃·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908——1992），创作的钢琴作品《阿门圣像》（1943）、《四首节奏练习曲））（1949——50）、《鸟类目录》（1956——8）、《鸟儿的小小素描》（1985）无不体现出独特的宗教音乐语言。特别是《对圣婴耶稣的二十凝视））（Vingtergardsurl’Enfant一Jesue），作曲家从不同角度对圣婴耶稣进行观察，以音乐的形式描绘了对耶稣的各种“注视”，从而表达自己对耶稣、对基督教的无限虔诚和崇敬。梅西安的音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音乐，却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宗教精神，“以其深刻的‘心灵之光’，描绘出崇高神秘的‘神赐之光’，从而使作品本身闪耀着宗教精神的‘形式之光’。”⑤

纵观西方钢琴音乐历史，基督教的影响随处可见。这不仅指从中世纪沿用至今的基督教典仪音乐、历代作曲家采用宗教音乐体裁所写的大量作品以及他们在其他各种类型作品中所包涵的宗教情感，而且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它跟西方人所创造的另一个对象——钢琴音乐艺术之间存在的某种内在的、心灵上的联系。总而言之，耶稣基督的教会已经给了钢琴音乐艺术一个丰盛的文化遗产。

注释：

①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 124页。

②〔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6年版，第30页。

③洪严《论基督教会音乐的发展》，《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

④李振邦《教会音乐》，世界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⑤任怡《爱的凝视，崇高的寓意——析梅西安<对圣婴——耶稣的二十凝视>终曲之宗教象征》，《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4 期。

西方大学校训与文化思潮关系探析 篇12

由于受到较强宗教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西方校训多出自《圣经》, 并且多用拉丁文写成。从某种意义上说,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母体, 《圣经》已成为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大学校训的文化作用是弘扬传统文化, 以期达到传承传统文化的目的。西方大学文化受基督教和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体现出宗教与科学的辩证统一。

此外, 西方大学的创立大多数是在教会的主持下进行的, 但这并不妨碍思想家们追求真理的道路。因此文化教育受宗教的影响, 宗教下的大学教育具有时代性。然而, 部分学校并不敢公开反对教会的统治形式, 只能通过隐忍方式证明自己对真理的渴望, 这一点在校训中得以体现。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训:Fiat Lux (英语:“Let There Be Light”, 中文:“让知识绽放光芒”)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校训:Numen Lumen. (英文:The divine within the universe, however manifested, is my light or God, our light.) 牛津大学校训:Dominus illuminatio mea. (英文:the lord is my light.中文:上帝照耀我心。) 由此可见, 西方大学校训大多言简意赅、崇尚自由, 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有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并且校训一旦确立, 就会一直留在校园文化中, 除非少数因为学校历史变迁, 或者重大科学发现及思潮涌动引发的历史节点而做出改变。

二、校训的传承

从某种程度上, 校训的延续反映的是一所大学文化的传承, 大学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所变的是核心价值观外的浅层次文化, 即本质没有变, 变化的是外围的形式。成立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 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世界著名大学, 其校训是“从大学 (母校) 里, 我们可以得到知识” (here 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 拉丁文为: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 , 该校训从1600年沿用至今;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校训“让知识绽放光芒” (Let there be Light, 拉丁文为:Fiat lux) , 延续一百三十多年至今未变。

三、西方大学的发展受文化思潮的影响

1. 起源———智者运动。

智慧一直为哲学家们关注, 如苏格拉底提倡“美德即知识、美德即智慧”;柏拉图提倡“最高的美德即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的最根本特性, “主智”、“求真”的理性主义与道德论思想相区别, 对西方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影响作用是经久不衰的。英国人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写道:大学乃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维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这种“主知”思想为后来大学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最早的大学“university”其本意就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相互切磋、开展研究。同时, 美国文化体现出浓厚的“重神”宗教性思想, 但是宗教信仰与科学求知精神在西方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而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因此, “真理、知识、科学”等词汇频繁地出现在西方大学的校训中。

2. 萌芽———教会教育。

西欧中世纪早期教育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 因而教育本身渗透了神学的性质”, 即基督教学校几乎是这个时期唯一的教育机构, 主要灌输宗教知识, 同时进行初步的读、写、算知识教学。到中世纪晚期, 教区学校发展较快成为当时最普遍的学校教育形式。

3. 发展———文艺复兴。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新兴市民阶层力量的逐渐壮大, 新的教育机构和形式开始出现,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大学和城市学校, 最初的中世纪大学是在自由研究和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西欧中世纪最早的大学意大利萨莱诺大学, 其前身是一所学校。犹太人修士君士坦丁·阿弗利堪那斯 (Constantius Africanus) 在学校将希腊和阿拉伯人的医学名著翻译成拉丁文, 吸引各国青年纷纷慕名而来, 在此基础上建立西欧中世纪第一所大学。13世纪以后, 各国学者和世俗封建主竞相建立大学。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目标是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显然不同。因此, 中世纪大学不但是一种新的教育机构, 而且代表一种新的思想。

4. 高潮———启蒙运动的影响, 城市学校。

为了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城市学校, 它不是一所学校的名称, 而是为市民阶层子弟开办的学校的总称, 它包含各种不同种类和规模的学校, 如由手工业协会开办的行会学校, 由商人联合会设立的基尔特学校等。与传统学校相比较, 它本质上属于世俗性质, 打破基督教对学校教育事业的垄断。其次, 在培养目标上, 城市学校主要是满足新兴城市对从事手工业、商业等职业人才的需要, 因此城市学校虽然主要是初等学校, 但具有一定的职业训练性质。最后在教学内容上, 城市学校强调世俗知识, 特别是读、写、算的基础知识与商业、手工业劳动有关的各种知识的学习。有的城市学校, 尤其是一些程度较低的学校, 一般用本民族语进行教学, 这与用拉丁语讲授的基督教学校完全不同。至15世纪, 几乎西欧所有大城市都办起城市学校。城市学校的兴起和发展对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5. 再发展———职能转变, 服务职能的出现。

1862年, 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莫雷尔土地赠予法》, 赋予美国高等教育一项新的职能---服务。由此成立的赠地学院一改美国传统学院的办学思想, 更多地关心农业, 实用知识和推广技术。担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范·海斯在1904年的就职演说中系统地阐述了大学服务于社会的目标和理念。他提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 他必须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由此形成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按照这一思想, 学校把大学教育与社区普及性教育结合起来, 为此专门设立大学推广部并在各地建立地区推广教育中心。他认为大学不应该有任何边界, 应当具有开放性, 走出象牙塔, 面对社会。大学应考虑社会需要, 在与社会的经济互动中使区域经济发展收益, 为社会提供服务, 发挥其社会价值, 他认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应具备的职能, 即以大学的知识资源为依托, 以知识应用为途径, 以直接服务为方向, 以其他两项职能为基础。

四、结语

西方大学校训是根据当时实际办学需要提出来的, 因此, 校训是某一历史时期的产物, 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不可否认, 西方大学的建立与当时宗教社会色彩盛行息息相关, 每一次思想热潮都会带给这些大学新的生命力和活力, 总是给知识青年以启迪, 使他们更多关注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因此, 笔者认为, 深入了解校训背后的文化思潮, 对于研究西方大学的发展及现状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李承先, 徐辉.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兼论道德论大学理念[J].高等教育研究, 2005 (6) .

[2]高永晨.从大学校训看中西方价值诉求的特点[N].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10 (4) .

[3]赵俊芳.西方名校“活力”探源[J].高等教育研究, 2001 (3) .

[4]刘晓琼.校训文化的实践与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0 (9) .

[5]罗先凤.中外著名大学校训价值取向比较研究[J].消费导刊, 2009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