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我超越之比较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我超越之比较（精选8篇）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我超越之比较 篇1

西方文化的自我超越与后现代主义

强烈的.文化超越意识推动西方文化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而强烈的排他性是西方文化自我超越的重要方式.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不断自我超越的极端产物,脱胎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以文化断裂的方式把文化超越推向极端:后现代主义试图在方法论上超越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这种彻底反叛使其必然走向对西方以往文化的彻底反动.

作 者：张朝政 陈刚 作者单位：张朝政(内江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川,内江,641112)

陈刚(吉林大学中文系,吉林,长春,130012)

刊 名：广西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11)分类号：G02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文化断裂 西方文化 自我超越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我超越之比较 篇2

关键词：文化传承,知识探究,书院,高等研究院

中国传统书院 (以下简称“书院”) , 经宋代兴盛, 清末废止, 历史源远流长, 硕学鸿儒、自由讲学之风气, 使一代代学者心向往之。书院的兴起, 开辟了理学思想发展的高峰。比如, 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白鹿洞书院, 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 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代表了书院发展的兴盛, 传承了中华学术的血脉, 其兴也勃焉。梁启超曾这样谈起书院的成立, “一面求智识的推求, 一面求道术的修养”;胡适也说过, 书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因此, 中国古代传统书院, 一方面代表了中国经学传统, 对奠定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 对打造思想自由及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也使后世学人津津乐道。从学术角度上看, 书院之精神气质与西方现代大学推崇研究高深学问、学术自由之目标契合。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人文化成—中国传统书院的特色

中国传统教育之精神, 重人文道德而轻实用技术。自儒家孔孟以来, 修齐治平, 其开端之处在修, 通过个人之修身齐家, 进而治国平天下。而书院作为教育的机构及文化传承的载体, 其文化精神传承了儒家经学之传统, 无论从导师、课程、授业、问学之方式方法, 承袭中国传统教育之特色。如胡适曾说:“中国书院的组织, 是以人为中心的, 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 就有四方学者龢然从风, 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 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 如朱文公的白鹿洞, 胡定安的湖州, 都是一例”;陈平原认为:“中西教育观念的差别却是实实在在的。依晚清以来通行的说法, 后者重知识传授, 前者重人格修养。”纵观历代中国书院, 具有私人讲学特色, 经费自给自足的特点, 同时, 一般有一位道学问品行出类拔萃者任“山长”, 而四方学子慕名追随学者而来。学依人而教, 人依学而效, 形成独特的书院治学及研究特色, 学者自由讲学、自由著书立说, 不同学术观点及教学方法在不同的书院中存在, 并依书院“山长”治学特色而形成不同学派, 更进而开创一地方之学风。正如胡适所说, 自修与研究, 讲学与议政, 独立办学独立思考, 正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 通过传统书院而实现。

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 富有家国情怀。如孟子“舍我其谁”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湖南岳麓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等传诵千百年的格言警句, 传递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及经国济世的情怀。书院的变革, 至清末民初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 清政府苦思救国良策, 兴洋务运动, 废科举兴学堂, 将中国传统书院统统改造为西式学堂。对此, 胡适曾说“:书院之废, 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 将不复现于今日”。笔者认为, 中国传统书院, 其精神核心在于为学术而学术, 而不在于科举。学子求学其间, 在于求学问而不在于求出身。这种精神, 正是当代中国大学在市场化浪潮下被功利主义浮躁之风侵蚀的学术所缺乏的。因而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书院所津津乐道的人文化成的“文化精神”。

二、高端冲刺———西方高等研究院学术研究之特色

正如前文所说, 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 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实行了全面西化, 延续数千年的书院被西式学堂所取代, 连同书院的文化精神内核也被西式学堂、大学的高效实用人才培养文化所取代。在书院存废的过程中, 虽然有师夷之争及体用之分的争论, 但西方大学其科技发达、技术领先、学术独立却是不争事实。书院之废除如同科举制一般, 被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 国人纷纷求学于西方, 因此之后才有蔡元培负笈德国而办北京大学, 形成“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之特色;也有庚子赔款而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 从而奠定了当代大学高等教育之基础。西方大学其追求真理、理性至上, 研究高深学问、追求学术自由的特色正好与中国传统书院追求道术修养和人文化成, 形成互补。如两者互相融合, 取长补短, 对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及开拓人文教育领域研究, 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西方大学独特的高等研究院, 对推动高深学术研究及科技进步的影响力, 是中国传统书院所无法达到的境界。

伯顿·克拉克认为, 大学具有三项基本功能:一是人才培养, 二是科学研究, 三是社会服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大学对提高人口素质和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大学原有的追求真理、为学术而学术以及研究高深学问的职能在当代以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为核心价值观的大学建设当中, 有被弱化的危险。从20世纪60年代起, 高等教育开始离开精英教育的轨道, 向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方向发展。为应对大学的研究高深学问职能弱化的危险, 西方大学除了对大学进行分类管理之外 (既有社区学院, 也有教学型大学, 也有研究型大学) , 在大学内部, 建设以科学研究且主要是基础理论的研究, 而不以培养人才和应用研究为主要目的的高等研究院以推动高深学问研究的深入发展, 并且为一流学者提供自由研究、自由讲学的平台, 有效推动和保护了大学研究和精英教育的延续。著名的高等研究院比如爱因斯坦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 在中国也有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等等。

三、融合借鉴———书院与高等研究院之异中求同

作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高等研究院, 本身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有起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国传统书院偏重于人文而轻实利, 其核心价值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是“大学之道,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是西方高等研究院偏重于科学而轻人文, 其核心价值是“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有鉴于此, 在当代高等教育提倡“通识教育”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 书院和高等研究院的融合互补, 有利于大学培养“通才”, 也有利于大学对人文和科学教育的和合互补。

从文教精神的传承上看, 中国传统书院重学轻术, 重文化传承轻人才培养;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重科学轻人文, 追求终极真理和高端科技轻文化影响。中国书院规模小, 经费自给自足。往往由著名学者创建, 集讲学、藏书、著述等功能为一体, 学在民间, 私人办学特色鲜明。因其与官学明显不同且不受政府制约, 其学术研究独立自由。也因政府不给予资助, 书院创建人因为经费问题, 更多的是传承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经国济世的“入世”学术研究精神, 通过治学而影响社会, 而不以人才培养为目的。

从研究目的和研究层次上看, 与中国传统书院不同, 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建立之初便有明确的目的, 即“为学术而学术”、“研究高深学问”、“追求精英教育”, 是一种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大众高等教育精神的开拓发展, 保留了古典西方大学的文化精神, 从这个角度上说, 也可以说西方高等研究院传承了古典大学精英教育及追求真理的学术传统;同时, 不同于中国传统书院对人格修养和国家治理的强烈关注, 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更多的是关注自然科学前沿及基础理论研究, 但不追求产学研用的“短平快”研究, 更多的是对终极真理的高深研究。并且, 近年来, 部分综合大学也建立了人文高等研究院, 以强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前沿研究。

以上只是对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简单比较。可惜的是, 中国传统书院自清末洋务运动废科举兴学堂之后, 已不复存在, 但直到现在, 书院精神还一直为传统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 其自由讲学的精神, 其融洽的师生关系, 坐而论道、文化传承正是当代中国大学在追求排名、求全求大、学术功利化的背景下所欠缺的。而高等研究院在西方大学中方兴未艾, 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学术的发展。但正如尼采对文艺复兴高扬人性的旗帜, 以人性取代神性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的现象, 高呼“上帝死了”。现代西方大学, 在高等研究院崛起之后, 也要避免以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压倒一切的现象。在高等教育场域, 探索集中国传统书院“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特质及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纯粹的研究”的学术气质视域融合的机构, 以逼近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与文化、学术与人生等各种现象的真实, 改进未来形态的高等教育机构。

参考文献

[1]杨韶刚.道德教育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2]蔡怡.道德领导——新型的教育领导这[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我超越之比较 篇3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自我

中图分类号:G12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3—0089—02

自我是心理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早在1890在“心理学原理”中首先将自我分为主我和宾我两个方面。在中国最近几十年人们也开始关注自我,并形成了本土的自我心理研究。目前,自我的定义是:个人心目中对自己的印象,包括对自己的存在、个人身体能力、性格、态度、思想等方面的认识,是由一系列态度、信念和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组织的认知结构,它把一个人的各种特殊习惯、能力、观念、思想和情感组织连接在一起,贯穿于经验和行为的一切方面[1]。由于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受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同国家的公民在自我上表现出很大差异。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渊源的国家,与西方的文化不完全相同,因此中国文化里反映出来的自我与西方文化里反映出来的自我有很大差异。

一、中国传统文化自我与西方文化自我的相似性比较

(一)中国传统文化在性善论上与西方文化自我有相似之处

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在最早的自我概念中提出人性天生善良,人类本性中固有完善、善良、实现等积极方面。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人具有天生的某种倾向,不是白板,即“实现倾向”,人的本性是自然发挥的作用,其实是“建设性的,是可以信赖的”。马斯洛则认为,人的自我实现需要是一种“似本能”,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2]。在西方自我研究里面广泛存在自身价值体现的观点,他们首先把自我看成对自身的认识和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充分体现出自我的心理,最早的自我在老子的思想中得到完美的体现。老子提出人性论与道本体,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从天地万物到人类都是“道”产生的,都根源于“道”。在道的基础上建立人性自然的人性论,认为性本善良。即性本身是善良的,没有好坏之分。这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是体现人的善良和友好。

老子的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倡导的自我天生是善良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也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自我上有一定的相似。心理学家埃德蒙德赫姆森(Edimud hermsen)指出,罗杰斯对道家思想有个人水平上的接受[3]。日本学者野岛认为,罗杰斯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有共同之处[4]。马斯洛认为,人的自我实现需要一种“似本能”,人最高层次的需要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从某中意义上说西方文化领域里的自我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因为许多观点都能在中国早期文化中找到依据,他们有很大相似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自我超越上有很大相似性

中国古代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任何自然是和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天可以相互感应,自然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用老子和庄子的“道”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本质,揭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由于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儒家思想专制统治,人们开始相信鬼神,认为自我是有外界意思所主宰的。这种自我意识和西方文化的自我意识发展有很大相识性。西方文化最早是上帝决定一切,宗教在人们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把自我的超越归功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东西[5]。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古代文化在自我超越上有很大相似。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和西方文化都认识到超越自我的重要性,他们在自我意识领域里认识到必须通过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让自身超越得到更大发挥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自我上的不同比较

(一)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抑我,西方文化强调重我

由于中国和西方社会在传统文化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反映在自我上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在自我表现上不习惯积极主动,更多的是一种保守的方式,人们总是积极的去压抑自我的表现。而西方文化由于强调个性的张扬和发展,他们把个性的发展放到十分显著的位置,他们跟多的是希望自我得到很大的发展,他们强调个性,强调自西方的文化主要是工商经济我个人领域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他们更强调重我。出现上面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截然不同。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农业经济、君主制度、礼教,这三者所构成的文化格局限制和压抑个人的自由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任何事情总是采用一种非常谦虚的态度,不愿意轻易将自己的自我展示给别人,这些都是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起统治,对人们的自我发展采用压制的方式,使得人们无法全面的去发展自我和实现自我,人们更多的是强调抑我[6]。把自己压抑在一定的空间内,这都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所引起的。在相反,民主制度、宗教三位一体的民主文化,这种文化提供了个人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强调个人的价值;显然,这种文化是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他们反对统治者的压制,所以说,中国文化是 “抑我”的,而西方文化是“重我”的。西方文化在最近100年都是采取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去面对世界的变化,人们开始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发展,由于经济的性质使得他们强调自我能力得到发挥,自我素质得到提高,而与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自我具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强调的是抑我,而不是强调自我。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在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上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实现有很大不同

罗洛1 梅(1991) 认为,自我的发展在最高阶段是“创造性的自我意识”;其特征是“处于忘我的境界”。马斯洛(1987) 认为这是一种“高峰体验”,其特征“为一种知觉对象所全盘吸引,有时达到把知觉者和被知觉的事物融为一体的感觉。”我国心理学家唐钺(1983) 也曾发专文论及“神合感”,认为其特征是“觉得个人与宇宙合为一体”,并强调说:“确有这种精神境界”。劳思光(1987) 谈道: 对中国人来说,当对自我的修养达到最高境界时,是天人合一的。从几千年前的老庄开始直到现在,追求这种最高境界早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受到中国过去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这种思想。从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德”、“至善”,到道家的“天地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及至释家的“入法界”、“三昧”、“涅”;甚至从玄家的“圣人体无”,到新理学的“同天”,都追求这样一种最高境界[7]。西方社会早期文化一直为宗教所统治,他们的自我实现更多是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文化基础与中国有着完全的不同。从神学和宗教为主流文化过度到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人是自由的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这些文化也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自我的形成,也影响着人们自我超越的实现。西方文化自我超越所追求的是他们个人本身的价值实现,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自我超越的实现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自我超越实现不仅仅是个人本身的价值实现,而且更多的是社会价值的实现。西方文化中自我超越的实现跟多的是强调某一集团或者某一阶层的利益实现,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个性解放,个人的独立自由,把肯定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看作人类社会结合的基础。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个人本位主义发展到了极致[8]。而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每个人必须严格遵从并适应它在家庭关系网络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中被确定的身份和角色,不能有所逾越。他应自觉接受“礼”的规范约束,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超越是整个封建文化的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在人际关系领域里面与西方文化自我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少找到自我两个词语,他们都是通过“自己”和“我”两个词语表现出来,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人“自己”和外界的界限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同时这个“自己”的圈子是伸缩的,可大可小的。从这些观点中可以发现其实中国人的自我更多是在人际交往中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但是我这个字又表现出与外界的联系。他们通过人际的交往把自己和外界以及整个社会有效的结合起来。当一个外人要想进入到一个人“自己”的圈子中时,他首先应通过“我”这一层,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你我不分”的时候,这个人才可能走进另一个人“自己”的圈子里[9]。而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就是强调个性发展,在人际交往中也强调自我与他们的不同,透过文化可以看出西方的自我在人际交往领域没有中国所表现那么复杂,这也是在中国人的自我研究中所反映出的面子观和人情观的问题。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自我和西方文化自我他们具有很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于露,宋微涛,潘芳.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4):278-280.

[2]褚启明,宋淑娟.人本主义人格理论中的道家老子思想探微[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75-77.

[3]Edmud Hermsern : Person - centered p sychotherapy and Taoism :The recep tion of Lao - Tzu bu carl R1Rogers 1 International Journal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s;1996:vol1 6 (2) : 107-1251.

[4]Sachiko Hayashi et al:The client - centered therapy and person -centered app roach in Japan:Historecal development,current status, and perspective b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992:1 Vol132 (2):115-1361.

[5]张朝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我超越之比较[J].广西社会科学,2003 ,(8):167-169.

[6][7]童辉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意识[J].心理科学,2000,(4):502-503.

[8]廖贞.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意识[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65-67.

[9]李蓉蓉.中国人自我观的新阐释[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26.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我超越之比较 篇4

论文关键词:中西方文化;比较;继承发展

论文摘要:文化是民族历史文明特质的表征。中西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其进行比较具有重要意义。中西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存在养异。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建立起开放、宽容和进取的新型文化观。

一、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文化是各民族、地区或国家基于一定的历史经验所产生的较高的原则和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西方文化观念产生于工业革命后人们对传统价值的存续感受到威胁之际，具体表现为对机械性和物质主义的反动。而在中国近代，龚自珍率先提出民族文化观念时，其思想背景则是对西方文化压力的逐渐认识。由此可见，文化在纵向上，具有对传统继承和扬弃的一面，即时代性;在横向上，又包含各民族、地区间的差异，即民族性。因此，将文化定义为民族历史文明特质的表征，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西方和中国由于历史情况、地理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西方文化以向前前进为特征，中国文化则以调和持中为特点。由于受地理和技术条件的局限，中国和西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谈不上严格意义的文化交流。历史记载下来的零星交流现象也呈现出偶然性(如元代马可·波罗来华)、间接性(长期以来文化和贸易交流主要通过波斯和中亚的中介)和单向性(由中国向西方输出文化为主，如四大发明)。

中西文化正面和系统性的接触发生在近代，更多地体现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和侵凌。正是由于中西文化长期相互隔绝和接触过程中存在的不平等地位，导致中西文化在相互认识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和误解。在西方，“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在思想界一直很有市场，直至今天，西方媒体仍未能彻底摒弃其视中、印东方文化为落后文化的文化优越感。而中国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未能在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积极进取。总的看，经历了一个从自大到自卑，从茫然到奋起的历史过程。如今，历史的.机缘又赋予中西文化新的发展前景:西方文化继工业革命后又夺得了信息革命的先机，领导着全球化的潮流;中国文化则借助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崛起，目前正面临振兴的历史良机。因此，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更好地进行中西文化交流，既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又有助于中国文化的自身认识和再度复兴，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差异

(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西方强调征服自然

中国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周易大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在中国历史中占主导地位。“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学说，而且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人在适应自然的同时，也要对自然加以改造，努力做到既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需要，同时又不破坏自然，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和战胜自然。人与自然的对立是“自我”与“非我”的对立。当人们的生存只有靠征服自然来获得的时候，这种征服自然的观念便深人人心。也正是凭借这种向自然界积极进取的精神，欧洲才能突破中世纪的黑暗，迎来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的曙光。

(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家庭本位，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个人本位

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职责和义务。个人的命运与家庭的命运紧密相连。同时，家庭的内部秩序又投射在家庭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以家庭为核心建立起的社会网络，一方面促进社会成员间的团结精神，并保证社会保持稳定的垂直性秩序，但也抑制了个性作用的发挥，并造成家族势力、裙带关系等社会弊端。 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西方私有制深人到家庭内部，“西方人习惯于依靠一己力量去独立奋斗，求生存，谋发展，因此，西方的家庭相对来说比中国民主、平等得多”。但是，个人本位也容易产生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的淡漠，从而使家庭关系沦为冰冷的利益交易，这是西方家庭的缺陷所在。.

(三)在价值取向上，中国文化重义重情，西方文化重利重法

儒家视“仁”和“义”为伦理道德的根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集中反映了古人的价值取向。当然，中国文化也并不否认求利，但义在利先，而且一旦两者发生冲突，则必须“舍身取义”。这种价值取向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是，使中国形成了一种凡事道德挂帅，而忽略法律精神的传统思想。

在保障私有制和个人权利的西方社会，人人为我难免会发生个人利益的冲突，因此需要有一种公正、持中的权威来保障个人的利益并保持“游戏”的秩序，法律在西方正是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习惯通过法律“诉诸公堂”进行解决，而不是像中国那样通过协商解决或干脆“私了”。这也是法制观念之所以在西方深人人心的一个原因。

三、中国文化的历史继承和现实发展

在对中西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再回到现实中来，历史已经证明，简单的去此存彼是行不通的。中国文化的溶缩性很大，它的内核非常坚硬，它可以把各种外来的压力转化为它自己的内在动力。所以我们既应该引进西方的文化价值，同时又要自觉地批判和扬弃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防止全盘西化，弘扬传统的文化源头活水。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创新与发展:在保留中国文化合理内核和历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要吸收、消化一切文明的成果(包括西方文化的精华)。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既要汲取传统文化中强调天人合一、推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也应吸纳西方文化中探索自然规律、对自然界进行合理利用、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精神，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但并不否认人对自然的加以改造、控制、调节的必要，强调人既应改造自然亦应适应自然，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是统治自然，而是要把自然改造得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同时，必须让自然界的万物朝着好的未来正常发展。总之，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既要保留传统文化中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也应为个人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个人的能动性，构建起新时期更加合理、健康、和谐的社会关系。

第三，在价值取向上，既要吸收传统文化中重义的道德激励机制，更要强调遵纪守法，依法治国，创造一个既有严谨法制，又充满人情味的社会秩序。

总之，我们应该通过不同文化的传统的交往和对话，在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同一”的过程。这种“同”既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会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我超越之比较 篇5

关键词：文化构型范式;领导权;当代文化;结构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03—0135—04

一、“权力”问题与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

西方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关注“权力”，通过“权力关系”思考社会。文化研究所取得的一些突破，在很大程度上与对“权力”理解的深化有关。

在古典政治理论中，以17世纪的霍布斯为代表，一向把权力看成是为了巩固政权、实现统治而实施的强制性、压迫性的力量，权力被视为某种无形的实体，通过具体的统治工具和统治行为得到体现，与政权、暴力和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往往强调权力的控制性特征和权力关系双方的不平等性。

20世纪，社会学家帕森斯则指出，权力是协调集体行动的一种能力，它“被用于动员社会资源，以实现经过社会成员广泛认同的目标。”①这种观点的启发性在于，它表明权力并不必然与暴力结合在一起，权力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化和协调集体行动的必然产物。与霍布斯的观点相比，帕森斯的权力观显然更为深入。不过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把权力视为某种实体，某种自上而下的力量，权力发生作用的过程是单向传导的。

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福柯则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是多种力量因素博弈的体现，“就权力的存在形式而言，它始终都是以两个因素以上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网络。”②福柯指出，权力不仅仅体现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领域，如法律、国家机器等等，权力无处不在，“它每时每刻、在每一点或者说在每一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中都会生产出来。”③福柯对权力的研究，有意避开国家政治权力等中心化了的权力，他说：“重要的是权力的极限，在它的最后一条线上抓住权力，那里它变成毛细血管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④福柯的研究剖析了知识谱系与权力的关系、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性经验史中的权力运作等等，揭示了权力对人类生活各个领域无所不入的广泛渗透，彰显了权力关系无处不在的事实。

社会发展的形态越高、统治技术越发达，权力对日常生活诸领域的渗透就越深入、越普遍，日常生活领域权力斗争的重要性也就相应益发凸显。当代社会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主要是通过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进行间接操纵的，一般诉诸文化手段，权力关系的表现往往更隐蔽，更曲折。因而，分析文化领域里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化领域里的权力关系，就成为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理论上的准备，这里有必要引入国际著名文化研究专家、英国当代最富于影响的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威廉斯把一个时代的文化区分为主导文化、新兴文化和残余文化，借助“领导权”(hegemony)概念来分析三种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以此来理解文化的总体性结构和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与保持过程。⑤吴冶平把威廉斯对文化总体性结构的分析称之为“文化的三元构型”⑥。在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构型范式中，彰显了文化领域内不同文化力量之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把主导文化对从属性文化的吸收、利用表述为收编：文化领导权是通过主导文化在文化领域内的主导性地位实现的，但是主导文化决不是总体性和完全排他性的，社会中总是存在着竞争性和替代性的其他文化力量;残余文化不同于过时的文化，指的是形成于过去、但又有效地作用于当下的文化因素，它与主导文化可能处于对立或者替代的关系，但是更多情况下则接受了主导文化的收编;文化上的新兴因素有两种来源——新兴的阶级或者边缘化的社会领域，新兴文化可能会被收编，然而通常情况下，被收编的往往是新兴文化的仿品。

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主要用于共时性的时间横截面上，以理解特定历史时期文化领域内围绕领导权所展开的权力关系结构，同时这一范式也引入了历时性的维度，有助于理解主导文化如何通过对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的收编，建立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历史传统，从而使自身的主导地位合法化，并得以动态性地建构和保持文化领导权。

二、中国当代文化构型

借鉴西方对“权力”问题的思考以及整理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可以尝试分析中国当代文化领域内以领导权为核心所展开的权力关系，从而实现对当代文化的总体性结构进行动态的和历史的分析。这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文化领域的现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灰色的理论框架永远也无法全面覆盖多彩多姿的现实，即便是一个有着较强效力的理论工具，也只能在一定的、并非完全的程度上解释现实，因而分析中国当代的文化构型，其要旨不在于选择部分事实以迎合理论，而在于尊重现实，如实展示现实与理论的冲突或歧异之处。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分类，中国当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力量大致包括主旋律文化、大众文化、学院文化和民间文化。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文化力量，或者传播范围太窄，或者接受群体规模过小，或者其社会影响力可以忽略，因而就不再纳入以下的分析。

参照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构型，在中国当代文化的总体性结构中，处于主导文化地位的显然是主旋律文化。所谓主旋律文化，是指党和国家倡导的文化，即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价值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主旋律的要求和标准曾以不同的措辞进行过表述。毛泽东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要求文艺工作者解决立场问题和服务对象问题，要求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江泽民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积极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则明确提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从以上诸位领导人的讲话中看出，主旋律文化的特征是：政治正确，符合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历史任务。主旋律文化规定着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意志。在文化实践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是，文学艺术产品的生产往往有其内在的创作规律，政治正确并不能保证文化产品本身对受众具有足够的文化吸引力，因而主旋律文化的生产必须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手段，借助于对其他类型的从属文化的限制、吸收和利用，用威廉斯的措词来说，就是对各种类型的从属文化进行“收编”。

在主旋律文化之外，大众文化、学院文化和民间文化都属于从属文化。在这三种从属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关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提法，通常被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联系在一起。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一词，用以表述“大众文化”。之所以使用“文化工业”一词，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进行了解释，“在草稿中我们用‘大众文化’。我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是为了从一开始就排除与它的鼓吹者相一致的那种解释;这里有点像从大众本身自发产生的文化问题”⑦。显然，阿多诺想要强调，“大众文化”并非是大众当中自发产生的文化，“大众文化”的生产与大众无关。20世纪的文化生产已经蜕变成一种与工业生产类似的产业，进入了文化工业阶段，文化产品很大程度上已经彻底商品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这种大众文化乃是一种无深度、同质化的文化，它麻痹大众的思想，灌输特定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使大众丧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视现实秩序为理所当然，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大众文化因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统治工具。当代文化理论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有不同的评价，他以popular culture来表述“大众文化”，他强调大众对文化的接受过程，文化必须得到大众的接受才能在大众中流行(popular)，才能真正成为所谓的大众文化，费斯克强调大众在文化产品接受过程中的意义再生产，认为大众可以有效地在文化接受过程中进行抵抗，他们“将文化商品变成了一种文化资源，还使文化商品提供的意义和快感多元化，它也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⑧。费斯克其实并未否定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判断，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的是大众在文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是无能为力的，悲观地批判它对大众的麻痹作用和意识形态控制作用;而费斯克强调的却是大众在文化商品消费过程中仍然具有能动性，可以进行意义的再生产，因而他认为大众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主政治潜能。

大众文化是中国当代所有文化类型中影响范围最广泛的文化，这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城市化的工作生活方式和由此带来的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成为支撑大众文化的最肥沃的土壤。有趣的是，作为中国当代影响群体范围最广泛的文化，大众文化并不是中国的主导文化，它现如今的巨大规模和影响力，是在尊重主旋律文化之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自觉保持文化从属姿态才取得的。如果参照威廉斯的三元文化构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从属文化，应当归类到新兴文化之中。

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实践来看，一方面，作为文化产业，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它不得不在内容上削足适履，以求讨好尽可能多的受众，所以确实存在着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缺乏深度、肤浅化的问题。以代表电视文化深度之可能性的《百家讲坛》为例，作为一档追求收视率的电视文化讲座节目，它为了追求内容的通俗，从一开始就无法走纯粹学术的路线，因而其最终的效果至多也就止步于历史故事猎奇与普及素质教育之间而已。大众文化想要做出深度，确实很难，因为时刻会有曲高和寡的危险。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可以为主导文化所用，以之为意识形态载体，使之发挥弘扬主旋律的作用。近几年电视剧红色经典题材流行，在成功完成商业利润的同时，迎合了主旋律文化的需要，在塑造革命历史传统和巩固政权合法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大众文化与主旋律文化实现了合作双赢的局面。

第三种重要的当代文化类型是学院文化，其主要覆盖范围是高校与科研院所。学院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很难将其按照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予以归类。一方面，学院文化具有残余文化的性质，它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政策，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很大问题，目前延续与推动国学的力量，主要在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文化圈。另一方面，学院文化也具有新兴文化的性质。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存在意义就在于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学术研究本身就具有文化创新的特征。除此之外，中国的学院文化还坚持了主旋律文化的导向。中国的高校教育，始终把社会主义主旋律教育放在首位，政治课是中国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必修课程，其主要内容就是中国革命史教育、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所以，学院文化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微型的三元文化构型，其中体现了主导、新兴与残余文化的权力结构关系。学院文化的影响范围貌似仅仅局限于群众基础并不广泛的学界，但其社会影响的深度和扩散力却不容小觑。首先，它影响了文化精英群体，这些群体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其次，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意味着大多数人都将会在人生的至少若干年内进入高校，从而受到可能伴随其一生的影响。

第四种文化类型是民间文化。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变成市民或者准市民，中国原有的乡土民间文化开始逐渐萎缩，而新兴的市民文化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部分乡土文化历史性地注定是一种逐渐走向消逝的残余文化，比如东北的“二人转”，在经过商业包装之后，走文化工业的路线，一度风靡全国。但是应当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乡土民间文化本身只是文化工业生产的一种资源，随着它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乡村——的萎缩，它自身正在日益失去整理创作的来源和生命力，借助于文化工业所取得的短暂辉煌，恰如告别历史舞台最后时刻的昙花一现。民间文化的另一支——市民文化，则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新兴文化，其兴也勃，其运也昌。中国当代市民文化的兴起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成熟，这使得中国当代的市民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体来说，当代市民一般喜欢“宅”在自我封闭的物理空间里，通过网络以间接的、并非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共享集体生活，网络论坛、Q群、MSN等虚拟空间正是适应这种新型民间文化的产物。这种新型民间文化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不但可以娱乐大众，而且还可以成为民主参与政治的一种有效途径。像南京最牛房管局长周久耕事件，“华南虎照”事件，市民通过网络所表达出的舆论导向直接影响了事件本身发展的进程和结果，以网络为载体的市民文化的力量得到了令人惊讶的展示。

三、结语

理论有其局限，国情有所不同，以西方文化理论来释读中国当代文化，本身就是一次学术的冒险，但是这种冒险是值得的。以领导权问题为核心，借鉴威廉斯的文化构型范式，可以较为清晰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的总体构成状况，以及主旋律文化、大众文化、学院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主导从属关系。从前文的分析可见，主旋律文化本身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示范作用，其背后的政策与财政支持，是维持其主导地位的必要保证，由于它的功能是为社会的发展标示政治正确、积极向上的文化导向，因而不能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它的效果，更要看到它所产生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大众文化本身以利润为导向，具有浅表化的特征，但是如果引导得当，完全可以为主旋律文化所用，使之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学院文化是继承传统、启接未来的一种综合性文化类型，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最强劲的文化动力，既需要国家在财政方面的大力扶持，也需要给予自由思考的空间，以提升其创新性能力。新兴的市民文化以网络为舞台，展示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潜能，它既可以成为民主监督权力的制衡力量，也可能会被别有居心者利用，煽风点火，利用舆论实现某些目的，如何善加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Parsons,T.: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New York:Free Press,1960.

②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94页。

③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第90页。

④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⑤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21-127.

⑥吴冶平：《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第204页。

⑦马丁•杰伊：《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3页。

中西方文化比较 篇6

文化修养，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修养的高低，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素质，还直接影响着个人的观念利意识，其中既包括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同时还影响着人的身心健康。因此，提高每个人自身的文化修养，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

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能够不断地总结自身发展的历史，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接受惨痛的教训。从而推进人类自身从低级向高级，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可以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启迪。

在文化进程中，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沿着时间的长河，此消彼长，又各具特色。

一、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特征：平衡和现实主义

中西方民族不同的文化特征，即平衡与现实主义，也反映了民族间观念、意识的差异。而这两种基本的文化特征，在具体的文化现象和文学艺术作品中，又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即中国传统文化以稳重、平和、和谐及写意为特色；西方传统文化则以个性化鲜明、写实性强为特点。

1.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平衡，以稳重、平和、和谐为特征

追求平衡．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小形成的—种特定的观念、农业生产受季节变化和作物生长规律的制约，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农业生产随时面临自然灾害的威胁，需要人们团结合作，建构一种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农作物生长需要的自然气候条件，各种气象因素：光照温度、防水等，都需要适宜，即“无过不及”。中国的传统武术太极功，强调刚柔并济，古人认为天地，阴阳，昼夜，都是相对，要保持他们的平衡。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

孔子对“为人之道”提出“中庸”的思想：“君子中庸，小人反小庙”。明代理学家对“中庸”作了解释：“中者，不偏不倚，元过不及”。即为人处世个能左、右偏激，需沿着正直的方向发展和前进。这种为人处世正直的认识，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由此也养成了中华民族坚持原则，是非分明的优秀品德。

中国的传统饮食则具有“平衡”的特点，而且多为经验型的。在古代，人们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将各种食物分为温、热、凉、寒，四种“属性”，又称“四气”，且按味道分为辛、酸、甘、苦、咸等“五味”。中国传统饮食的“平衡”，就是根据各种食物的“属性”和“五味”，将不同的食物相搭配，使之实现“四气”和“五味”的“平衡”。

与之相比较，因为西方生活工作节奏快，方便快洁的就餐方式和缺什么营养补什么营养成为主旨，也表现了现实主义在饮食上的差别。2.西方传统文化的特色：现实主义

西方民族受畜牧业生产的影响，而形成了许多特有的观念其中最突出和重要的是现实主义，即注审现实。2.1 现实主义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反映

现实主义的观念在西方的社会生活中．是十分明显的。反映在西方民族审视社会、处理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等，都是以现实作为基础。

西方民族在消费理念上的“超前消费”，即先消费，后还贷的作法，就是从现实出发．先考虑眼前的实际需要，满足人们对现实的需求。至于下一步的还贷，也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决定的，所以西方人常出现重复借贷的现象。

现实主义的观念在西方民族及社会的文明发展史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世界近代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发明，近代自然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历史上曾是游牧民族的后裔的贡献。

在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观念。“圆桌会议”，最早便出现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在举行国际会议或国内外政治派别的谈判时，用圆桌可以避免座次的尊卑、贵贱．亦无主、次之分，使与会各方感到地位平等。2.2 现实主义在西方文化艺术中的反映

西方文化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传统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同样现实主义的观念，在西方传统文化艺术中体现得十分充分。

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真实、直接反映作者所处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内容很多。如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等，英国作家狄更新的《老古玩店》、《双城记》等，法国作家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三剑客》等，小仲马的《茶花女》等诸多的文学作品，还包括丹麦作 家安徒生、德国作家格林创作的童话故事，都以现实为题材，或讴歌赞美．或批判、讽刺。

戏剧作品也是如此。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四大悲剧(《哈姆雷持》、《奥赛罗》、《李尔王》、《麦克佩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

西方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还表现了作品真实地、直接地抒发感情。人的喜怒哀乐，喜好与厌恶的情感，直接流露于作品中。

二、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东方比西方早进入封建社会，它的文化比西方文化先进，有许多辉煌灿烂的发明与创念，所以河东的东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可是西方后来居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先在西欧出现，并逐渐取代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就是这一历史变革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当时科学、文学和艺术空前繁荣，涌现一大批时代的巨人．资本主义的文化亦随之取代封建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流，即所谓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让位于四十年河西的文化。这次让位是人类文化的一次伟大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进步。

资本主义处于上升发展时期，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到了资本主义的后期时，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固有的基本矛盾更趋尖锐了，种种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到了垄断阶段，文化思想出现危机。

李政道博士在“中美文化交流研讨会”上，有一段发言．提到了中美文化传统的差异问题：“中美文化传统的区别是明显的。中国文化传统要求个人以社会为重，美国正相反。在个人和社会发生矛盾时，往往强调个的自由权力，这有利于激发个人的主动进取精神．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但这种观念也导致滥用自由。现在美国乱象从生，不能说与此无关。”

追求物质增长和生活享受已是现代人的主要人生目标在—些人那里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在这样的价值观念支配下，—切都只是为了功利，为了纵情享乐。“文化危机”，“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在西方国家泛滥。

此种观念下，自然和科技只不过是达到人们某种功利和享受的环境、资源、工具和手段，可以不顾一切后果地去利用它、掘取它。甚至于连他人也和物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资源或手段，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已。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被严重地扭曲了。这才是上述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人与人关系疏远(或对立)急剧加深的深层根源之所在。这种短视的做法必将影响今后的发展。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人与自然，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必然更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

因此，新情况下，河西文化让位于比它先进的河东新文化，螺旋式上升，一次比一次高级，一次比一次进步，反映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规律。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有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人类更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人和个人既要能认识自己的大，也要能认识自己的小，要能不以大自居，不以小自卑。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人的自我失落，大都来自与自然和他人的不融洽、不协调，而其根子则还是在于自我本身，即不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小而妄自菲薄，就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大而盲目尊大，也就是说，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我，缺乏自如之明。

儒家的这一套人格发展形态在世界文明中，有着十分独特的价值。儒家认为，个人的完成不能离开群体大众的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个个人人格完成的过程，一方面，个人的精神要通过转化社会来完成自我，另一方面要通过身、心、灵、神这四个层面逐渐深化。

中国古代儒家的修身养性理论中的—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协调的道德品格。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这些是对西方文化思想危机的一种良药。

目前世界上一股学习中国佛教的热潮正在升起。学禅打坐不仅能治病健身，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信禅学禅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调解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禅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自我的本性，着重揭示了造成人生痛苦、烦恼的主观自我方面的原因，并且探求丁如何让自我从怨天尤人、授命于环境的被动中摆脱出来，而通过自我主动的努力去解除种种的痛苦和烦恼，做自我的主人翁等等。

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存在和发展，从文化角度讲，它本身说明，东方掘起了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其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以及邓小平的建国理论，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种新文化及其指导思想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就已经显示了蓬勃的生机、巨大的威力和高度的创造性。在它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有10几亿人口的大国相继取得了胜利，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

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从总体上来看。从伽利略以来400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条分析的道路。

人权观点上，我国政府人权观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即人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生活，就应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力。中国的人权观是以社会为前提的，即以共性、整体性原则为前提，从全局和整体的利益出发，去阐明人的权利。

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现，则是以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意识为基础的。它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权力。即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意志是第一位的，也就是强调和突出个性和个人的需要和欲望，所以西方社会的暴力犯罪、枪击事件不断．以及高离婚率、老人及儿童遭遗弃等社会问题十分严重，且难以改变和扭转的。

因此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汲取西方的分析方法，科学精神，丰富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文明，融合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儒家，佛家，道家思想，东方文化将成为更先进与西方的文化。

总之，通过比较历史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征，和中西方文化的关系，我将在以后学习和认识东西方文化时将更具有针对性。

中西方管理文化与艺术的比较 篇7

一、西方管理的发展

西方管理的发展始于对效率的管理, 古希腊时期《理想国》一书首先就提出了劳动对专业的分工, 这一观念在当时的社会中对管理的影响是显著的, 管理者开始认识到制定统一的标准对工作效率的提高帮助极大。随着社会的进步, 泰罗提出了科学管理, 就是从时间、动作研究及着眼于组织技术合理化开始的。其中心思想是提高效率, 工时利用的科学性和劳动方法的标准化是管理工作的基础。为了提高工作的效率, 必须选拔第一流的工人, 改变传统的带徒方式, 变成以培训为方式的培养, 实行工人工作差别工资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明显改变了工作效率, 提升了一部分工人的积极性。

被西方管理界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曾指出:“所有的日常活动中不注意效率的行为都在使整个国家资源遭受巨大损失, 而补救低效能的办法不在于寻求某些出众或是非凡的人, 而在于科学的管理。”把管理的作用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把对事的管理放在了对人的管理之前, 重视程序化的管理, 以明确的计划、组织、控制为内容, 重视合理的组织系统、合理的管理程序、合理的职责分工、合理的工作标准、科学的规章制度、科学的管理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方法。

二、中国管理的发展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我国的管理主要是以“仁治”为主要的管理目标的管理方法, 极其强调管理者需要以工人为中心, 用感情为纽带, 以情理渗透为原则, 讲集中, 求统一, 主张协同, 追求和谐的境界, 是建立在思想感情和心理因素强大向心力基础之上的整体性宏观管理, 体现出的较强集体或团队精神, 是一种感性主义管理文化。从古代君臣制的“君为轻, 社稷次之, 民为重”的思想开始, 管理上更注重“仁义礼智信”的思想管理, 强调以身作则, 以道德的约束为主要的制度, 领导者大多将精力投放在对工人感情的管理上, 领导需要发挥个人的魅力, 制度建立在感情之上的思想。

道德教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强调群体力量, 强调集体的力量, 以集体的智慧和经验来引导工人, 道义和礼节在所有的制度之上, 几千年的道义教育确实也给我们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从君臣的管理到现在的集团化管理, 无处不体现着“仁制”的方针, 但是这种方针首先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营的需求, 违背了市场发展的管理, 其次是不能“通权达变”, 无法适应变化的速度。

三、中西方管理方式的融合

我国古典的管理理论认为人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制度, 注重身心的协调和平衡, 将创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放在发展和管理的首位, 强调领导的管理方式。我国更多的实行任务的员工参与制定, 协商民主制等, 其实这也是与我国的国策相适应的, 提出了“企业是我家, 管理靠大家”等口号, 更加体现了人文作用。中国传统管理有浓厚的人文气息, 是领导学的内容, 从领导的角度说, 它也是“科学”。与中国的感情管理不同, 西方更注重规章制度的完善, 拉关系走后门的行为受到鄙视。刚性的管理往往限制了人们求知和探索的热情, 压抑了创造力的发挥。长达9年的霍桑试验分析表明:人应该是社会人, 只有在周边环境和生存条件都适宜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工作。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 工作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求越来越高, 单纯的管理, 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所以开始从法制转向与人治结合的方式, 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我国社会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积极进步的时期,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的实施, 建设社会主义步伐的加快更是为管理提出了艰巨的任务, “仁治”延续我们中华民族仁义治国的传统, 企业发展同时也吸收了这种思想, 和谐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这种大环境下, 加快法治制度的引入, 更好地对东西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 创造出一套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社会需求的管理理论迫在眉睫。对于这种理论的创造我们有宝贵的基础, 强烈的人本主义氛围, 更有凝聚力的社会, 这些都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优秀的土壤。

参考文献

[1]sald Rubinstein et al, “The Saturn Partnership”, MIT Sloan School, 1993.

[2]富萍萍, 刘军.价值观:领导力的种子, 北大商业评论.北京大学出版, 2007 (7) .

中西方酒文化比较 篇8

题目中西方酒文化比较

学生姓名学号院系 专业

二Ｏ一零十一月二十日

中西方酒文化的比较

摘要:中国和西方的酒文化有较明显的差异:在酒的用料与品类上，中国最具特色、最著名的是用粮食酿造的粮食酒;西方则是用麦类和葡萄酿的啤酒和葡萄酒。在酿造工艺上，中国讲究料、水、曲三者统一，采用固态、复式发酵法;西方以料为核心，采用液态、单式发酵法。在酒文化的核心上，中国视酒为工具，意不在酒;西方视酒为艺术品，意就在酒。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物产、原料和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的不同。

关键词:酒文化;文化差异;中西文化比较

在人类生活史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酒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酒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在饮食中存在，更代表着一种文化出现。由于生活环境、历史背景、传统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社会规范等的不同，东西方的酒文化呈现出风格迥异、丰富多彩的民族特性。对东西方酒文化特性进行比较研究，颇有意义。

一、酒的起源

说到酒的起源，最先想起来的必然是传说神话了。神话传说本就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折射，在传说中，中国酒的起源是人们无意间变废为宝的一个过程，而西方则倾向于就是酒神赐予人们的礼物，也是丰收的象征。

中国古酒可分为两类，一为果酒，二位米酒。酒的起源也有很多种，历史文献记载的说法有几种。

①猿猴造酒说：唐陆柞蕃著《粤西偶记》关于果实花木之酒，有如下记载：(广西)平乐等府深山中，猿猴极多，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猿酒。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著述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酒是一种由发酵所得的食品，是由一咱叫酵母菌的微生物分解糖类产生的。酵母菌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菌类，在广袤的大自然原野中，尤其在一些含糖分较高的水果中，这种酵母菌更容易繁衍滋长。山林中野生的水果，是猿猴的重要食物。猿猴在水果成熟的季节，收贮大量水果于“石洼中”，堆积的水果受到自然界中酵母菌的作用而发酵，在石洼中将一种被后人称为“酒”的液体析出，因此，猿猴在不自觉中“造”出酒来，是合乎逻辑与情理的。

②仪狄造酒说：史籍中有多处提到仪狄“作酒而美”、“始作酒醪”的记载。一种说法

叫“仪狄作酒拨，杜康作秣酒”。由字面看，是讲他们在作不同的酒。“拨”，是一种糯米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酪糟儿”。性温软，其味甜，多座于江浙一带。现在的不少家庭中，仍自制醒糟儿。醋糟儿洁白细腻，稠状的糟糊可当主食，上面的清亮汁液颇近于酒。“林”，高梁的别称。杜康作林酒，指的是杜康造酒所使用的原料是高梁。由此看来，仪狄是黄酒的创始人，而杜康可能是高梁酒创始人。

③杜康造酒说 ：相传杜康是位牧羊人，于放牧中不慎丢失装有小米粥的竹筒，半月后竹筒复得，竟意外发现小米粥发酵而成为醇香扑鼻的琼浆。杜康于是弃鞭停牧，创酒坊，酿美酒，开酒肆，售佳酿，一举成为天下闻名的酒圣。而“杜康”也成为酒的代名词。古书中说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结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代，不由奇方。”杜康因此成为酿酒的鼻祖。

西方关于酒的起源也有许多,大都把酒解释为神造的产物，是属于人类的神赐的礼物。古埃及认为酒是由死者的庇护神奥里西斯发明的，而希腊人认为酒是由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带到人间来的，是酒神赐给人们的礼物，也是人们丰收的象征。相传狄奥尼索斯是从神之父宙斯与底比斯公主西姆莱所生，长大后流浪于小亚细亚色雷斯和希腊，到处传授种植葡萄和酿酒的技术，酒便在欧洲在陆上渐渐盛行起来。酒神带着他的随从四处流浪，所到之处便飘起了酒香。

二、酿酒的原料与品类

料与品类上，中国最具特色、最著名的是以粮食为原料酿造的黄酒、白酒，习惯上称作粮食酒;西方最具特色、最著名的是以葡萄为原料酿造的葡萄酒、白兰地以及以麦类酿造的啤酒。中西方酿酒原料及品种差异主要原因是地域及气候差异以及社会经济体系不同造成的，这些差异在文化全球化的现代才互相交流而传播开来。

中国地域辽阔，气候温和，有良田沃土万顷，极适宜农作物的耕种，农业发展迅速，很早就成为农业大国，五谷类粮食产量大、品种多，人们便大量用粮食酿造出很有中国特色的白酒、黄酒。宋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酿酒原料主要取用北方所产的小麦、高粱和粟等;从宋代开始，南方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南移，酿酒原料则主要取用江南等地大量出产的稻谷。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中，主要的农作物是麦类，众多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远

古时代，巴比伦人就已用小麦制成啤酒，远古埃及人也有如何酿造啤酒的记载，且西方国家大多以畜牧业或者商业为主、农业为辅，许多地方的气和土壤等不适宜大多数农作物的生长，却对葡萄的生长非常有利，因而，在西方国家葡萄的产量和品质都首屈一指。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的人们可以大量地用葡萄酿制并享用葡萄酒，所以古代西方盛行“啤酒和葡萄酒文 化”。

三、酿造工艺

在酒酿造工艺上中国主要以粮食为原料，讲究料、水、曲三者统一，采用固态与半固态、复式发酵方法;西方主要以葡萄为原料，则重在讲究料为核心、桶和窖为保障，采用液态、单式发酵方法。

五谷 杂 粮 是固体物质，不能直接发酵，必须通过对粮食的浸渍、蒸煮、加入水和酒曲等，使淀粉糊化后再进行糖化、发酵而制成酒。在中国流传着这样的俗语:料为酒之肉，水为酒之血，曲为酒之骨。它形象地说明了酿造粮食酒的三个关键:

其一 是 原 料。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发现，五谷杂粮与酒的品类、质量密切相关，如用糯米酿造的黄酒味醇厚、品质最好，用高粱酿造的白酒味很香，且酒精度和出酒率都比较高;而在白酒中，用玉米酿的甜，大米酿的净，大麦酿的冲。此外，人们还注意到，选用独具特色的土特产原料，对酿造风味独特的名酒至关重要。如四川古蔺的郎酒，最理想的原料是当地出产的古蔺高粱，因为它皮薄壳少、颗粒饱满、淀粉含量大，能酿出高品质的郎酒。关键 之 二 是水。“美酒必有佳泉”，水的质量直接关系到酒的品质、风格等，为此人们特别注意识水性、知水味、选好水。如绍兴黄酒，常常用运水船到鉴湖中心取湖心水来酿造，因为这种水的水质清澈、硬度适宜、含适量盐类，是优质酿造用水。茅台、郎酒、沪州老窖则离不开赤水河及河边甘甜、清冽的泉水。

关键 之 三 是酒曲。它含有大量的活性微生物与酶类，不仅是糖化发酵剂，而且能赋予酒特殊的风味和品质，是中国酿酒的重要而精妙之处。《齐民要术》记载道:制曲要选择七月甲寅日，让儿童穿着青衣来和曲、团曲，摊放酒曲的地方要画上吁陌街巷、摆上用面粉捏的曲人和曲王，摊完酒曲后要给曲王供酒脯等食品，并读三遍《祝曲文》。

有了 这 三 个关键因素作为基础，还需要酿酒师的妙手点化才能酿成酒。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代，人们就已经系统地总结出酿酒的6条原则:“林稻必齐，曲聚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无有差忒。”即原料要充足、酒曲供应、制作要适时，浸泡、蒸煮要清洁，水质要清冽、无杂质，酿造器具要精良，蒸煮时的火力要适当。中国的酿酒技艺高超而精湛，巧夺天工，各种名酒各得其妙。

西方葡萄酒的酿造过程中，与中国酒三个关键一样，葡萄酒的酿造也有三个很关键的地方，即葡萄品种的选择，橡木桶的培养及酒窖的存放和酿酒师的技术。

葡萄的品种和质量，决定着葡萄酒的品质、特色和主要香型。在西方国家，可以酿酒的葡萄数以千计，但真正能酿造出顶级、名贵葡萄酒的葡萄，只有十余种而已，著名的有赤霞珠、黑品诺、梅辘辄等。和中国选原料一样，原料的产地对葡萄酒的品质影响也很大。也就是说酿酒时对葡萄的选择，除了品种，还要看产地和年份，这意味着土壤、气候、产量等方面同样存在差异。

在完成了对葡萄的精心选择后，葡萄酒的酿造大多进人葡萄去梗破皮、压榨、发酵、培养、装瓶等阶段，而起重要作用的是橡木桶、酒窖和酿酒师的技术。橡木桶是发酵和培养葡萄酒的最经典容器。其木材多孔，外界的氧气缓缓渗人，包括酒精在内的挥发物质部分蒸发，使酒变得更加细腻、芳香;橡木释放出的辛香和单宁酸，给葡萄酒增添华美复合的润饰，使酒质不断成熟、稳定。

酒成熟以后就必须离桶、装瓶，但无论装瓶前的培养阶段还是装瓶后的贮藏期间，只要没有饮用，酒窖都是葡萄酒最好的栖身之所，决定着葡萄酒的最终品质。任何好酒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藏酿，葡萄酒在橡木桶中的陈化不是全部过程，要达到最佳饮用状态，更需要继续贮存、陈化。酒窖的理想温度是IO`C-151C，湿度是70%左右，要求背光、阴凉、通风良好等，因此常常显得阴暗、潮湿。置身于酒窖中的葡萄酒，常用软橡木做瓶塞，瓶口稍微向下、横放在酒架上，以防止瓶塞干燥开裂，影响葡萄酒的品质。在整个酿酒过程中，酿酒师的技术贯穿始终，其高超技艺主要体现在对原料演变过程中的最佳时机把握上。当葡萄成熟时，必须看准时间尽快采摘、精心挑选，然后压榨和取汁、使其直接发酵;而当发酵过的酒装人橡木桶培养以后，要定时、准确查看桶中酒质的变化，不能出现丝毫闪失;一旦发现葡萄酒在桶中培养成熟，就要立即装瓶、小心贮藏，同时密切注意酒窖的状况，为葡萄酒创造最好的贮藏环境。

四、酒文化核心差异

中国：醉翁之意不在酒。许多中国人认为, 酒是一种供人使用的工具,中国人虽然十分热爱它、经常使用它,但很少注重酒本身,缺少对美酒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理性分析和品评、鉴别,更在意的是使用它以后产生的美妙作用,在于“味外之味”,就像欧阳修说的那样,“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即使是现在，网络上常有人

说“哥喝的不是酒是寂寞”，因此中国酒，喝的不是它本身风貌，而是这个清醒到微醺过程里的韵味趣事。人们借酒只是为了或抒发自己清醒时不能或不敢抒发的情感,或忘却现世的烦恼,或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或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再者中国的礼教也不允许人们饮酒采取豪饮、“牛饮”的方式,而是主张浅斟低酌,适可而止。

西方：醉翁之意就在酒，在他们的文化里有“葡萄酒——充满魅力和生命的神圣艺术品。”在不少西方人眼里，酒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品，拥有魅力和生命，而葡萄酒更是其中的代表。对于西方人而言，醉翁之意就在酒，在酒的“味内之味”。仅以葡萄酒为例，他们把酿造葡萄酒看成是在制造艺术品，把饮用葡萄酒看成是欣赏艺术品，认为每一种葡萄酒都有自己的温度、味道和与其搭配饮用的杯子、菜肴，只有相互间完美的搭配，只有仔细地观色、闻香、品味，才无愧于美妙的葡萄酒。受酒神文化的影响西方人喝酒方式往往是牛饮,追求的是速醉、醉昏,一种生命的狂欢与纵欲。

与中国的借酒忘欲不同，西方人更多的是借酒纵欲。这种酒文化差异折射东方人委婉含蓄的性格，而西方人则爽朗直接的性格。这就让人想起了有国外留学生说听不懂中国人说得话，就一句你累不累呀就整出几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