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中国文化(通用6篇)
《中庸》与中国文化 篇1
在中国文化历史中,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主流, 它的深远影响延伸至今。我国古代的绘画、书法、乐舞等艺术都将儒家思想融入其中, 并成为其精髓。而在我国的古典舞中, 儒、道、释三家的文化又影响颇深, 尤其是儒家文化, 更是影响巨大。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成为了乐舞艺术的源泉与核心, 成为了古典舞境界、灵魂所在。中庸、中和的思想, 长久存在于中国古典舞之中。
一、舞思中庸
中庸在儒家文化中是指一种折中、适度的处世态度, 讲究中不偏, 庸不易。中国古典舞注重以腰为轴, 腰是整个人体的中心, 以腰发力使舞者重心稳定。万变不离其宗, 循环往复, 持之以恒。《礼记·中庸》中谈及“中和”,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喜怒哀乐没有溢于言表是“中”, 当喜怒哀乐表现出来却恰到好处, 就是“和”。中国古典舞蹈注重“形神劲律”, 动作行云流水, 贯穿统一, 每个动作都有动势, 亦有因果关系, 内在的平衡不偏不倚, 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这是中庸在中国古典舞中的体现。北舞编导佟睿睿创编、由王亚彬所表演的《扇舞丹青》, 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典舞思想之精髓, 其动作动静结合、张弛有度, 情感表达端庄得体, 意境深远且高雅。以墨而舞、将书法、绘画、音乐、舞蹈融为一体。舞者以儒生的形象展示给大家, 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雅脱俗, 舞蹈的整体结构符合传统的审美与意趣, 思想内容亦体现了儒家的中和、中庸之道。可见中国古典舞蕴藏着深厚的儒家文化, 每个动作与韵律也都包含着中庸、中和的思想。
二、舞韵之和
我国古代儒家乐舞理论《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这强调的是儒家思想精髓——“和”。古之乐舞与天地同音、同韵。乐舞表现的内容与自然带给人的感受相统一, 是自然与人的统一。
古典舞有许多作品都是以自然生物为载体抒发某种情感或表达某种精神的, 譬如舞蹈表现梅、兰、竹、菊, 是以这些花卉的品格来抒发一种傲然独立、与世无争的优良品质。是自然界与人生观的和谐统一。其中“和”的思想有着重要作用。古典舞身韵中讲求“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 “心、意、气”的统一与协调, 正是儒家思想“和”在舞蹈中的运用。“和”是内外的统一, 是内在意识与外在姿态的统一协调。中国古典舞讲究精、气、神, 注重外在的动作、线条, 更注重内在的精神状态与外在动作一气呵成, 贯穿统一。舞蹈要有梅、兰、竹、菊的精神, 就需要肢体语言与这些花卉的精神相符合, 因此此类舞蹈的动作多用控制、延伸等动作, 外形相似且情感抒发恰到好处, 意境也与动作相符。这样才能表现出梅的顽强, 兰的空灵, 竹的坚韧, 菊的傲然。精、气、神完全贯穿其中,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处理, 正是中和之美的体现。
我国多地出土各朝的舞人画像以及雕塑, 像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舞蹈体态。汉代盘鼓舞、巾舞以及袖舞所表现的舞人舞姿婀娜、体态轻巧。而建鼓舞、刀舞的舞人又充分体现了动作刚劲有力、直率豪放。我国古代崇尚儒学, 注重礼节, 由此可见汉代儒家的中和思想在舞蹈中的体现, 即有柔美温婉, 亦有豪迈直爽, 二者的同时出现体现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包容文化, 一刚一柔的和谐融汇体现了舞蹈之“和”的美学观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刚柔相济是儒家中和思想的重要体现。
中国古典舞被称为是“划圆的艺术, 古典舞中“圆”的运用是古典舞主要审美特征之一。古典舞的动作圆融, 无棱无角, 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核心, 圆在古典舞中运用之广泛, 与儒家文化崇尚美、崇尚自由、崇尚自然、遵循中庸的和谐之道有一定关联。儒家处世之道是仁义、和谐、中庸, 这样的道德精神是一种圆柔、从容。古典舞万变不离圆, 以圆为主要动作。圆给人以圆润、团结、和谐的美好意象, “和”之思想亦在圆的变化中相互对立统一。正是因为有了儒家文化对中国舞蹈的长期熏陶, 才使中和之美在舞蹈中得以长存, 儒家的和谐、和合便是古典舞的处世之道、为舞之道。
三、风乎舞雩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论语.先进篇》中的最后一节, 记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与孔子聊天的情景。孔子主张“乐与政通”, 用乐舞教化人、将“礼”、“仁”渗透人心, 成为潜意识中的美德所在。这便奠基了古代舞蹈的传统思想, 儒家文化与舞蹈动作的结合, 形成了中国古典舞典型的审美。
儒家思想倡导民族融合、国家统一, 因此我国古代舞蹈更是丰富多样, “太平和合”的思想境界促使我国舞蹈包罗万象。隋唐两代继承融合了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和北朝各民族乐舞, 如此强大的吸收文化正是因为拥有厚重的儒家思想引导致使, 儒家文化的“和”, 使唐代文化得以融合、相互交流, 促进发展, 使唐代舞蹈成为中国舞蹈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比如当时健舞和软舞以矫健豪放和柔美温婉而区分, 正是阴阳相合, 对立统一之和。中国古典舞刚柔并济、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一的境界正是“和而不同”“因中致和”的体现。
儒家文化将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种基本道德规范, 这是儒家思想的行为体现。而中国古典舞亦将这五种思想融入其中。中国古典舞注重神韵, “以神领形, 以形传神”。其神, 正是古典舞中正的神态, 中庸、中和是贯穿于舞者内心, 是植根于整个民族的思想。唯有心胸常驻“仁爱”, 神态才会含蓄而美好, 有“爱人”之心, 才会舞出古典舞的精髓;中国古典舞受武术影响, 其“义”与“信”的精神贯穿始终;孔子的“礼乐”思想实施于当时社会各个阶层, 周代乐舞《六代舞》《六小舞》即是礼仪的呈现;古典舞的“闪转腾挪”“提沉冲靠”, 都是力的巧妙运用, 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 古典舞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 古典舞是尽善尽美的之舞, 是中庸平和的之舞, 是朴实唯美的之舞。
四、大美无言
庄子说“大美无言”, 此美是自然与人的相融, 是和谐、中正之美, 也是我们中国古典舞所追寻之美。此美是永恒之美、是无界之美。
我国以儒学思想文化为基础, 保证了民族融合、共同生存。正是因为仁爱、中庸、中和等思想, 才得以让几千年的文化兼收并蓄。未来的古典舞之路, 也应秉承着“和”的思想一路向前。顺延古代舞蹈的同时我们也应顺应发展, 在厚重的历史上演绎出新的篇章。中庸, 不再是一成不变, 折中而可。我们古典舞新时代的儒家思想也应重新定义:现代中国文化的中庸、中和的意义更广泛、更多元。中和, 是文化的包容与渗透, 是传统与时代的接轨与摩擦。中庸, 是秉承传统文化底蕴屹立不倒, 吸纳更多文化丰富自身。融于时代更应融于自然, 现代社会的“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融合、融洽, 是至诚、至善、至美。
儒家文化所形成的社会观、自然观、审美观在古典舞中早已成型并运用, 中国古典舞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在舞蹈的学习和创作过程中, 唯有将儒家思想形态融于心中, 将内在思想化为外在行动, 将生活化的体会提升到思想修为的境界才能将中国文化与中国舞蹈完美结合。
中国古典舞虽有强大而深厚文化底蕴, 但创新往往为我们带来无限种可能。在居于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基础上, 应创造出符合当代审美、不失传统精髓的作品。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中国古典舞是大美, 是难以言喻之美, 我们要以传统文化的精髓来滋养这份美, 以心灵的感知与智慧使这份美绽放更加灿烂迷人的光彩。
中庸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篇2
一、中庸思想表现在语言文化上
1、字形构造
汉字属于汉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它承载着汉文化, 蕴积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反过来, 我们也可以从文化学的角度寻找汉字形体建构的渊源与理据。我们可以从汉字的构形中看出中庸思想的文化沉淀。
例如:《礼记·中庸》:“君臣也, 父子也, 夫妇也, 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 王者, 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达德也。”。这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的相互关系的严格要求, 表明中庸思想中重视封建伦理道德的显著特点, 这也为了人类社会发展而提出的道德要求, 这种思想于汉字的构形也有所体现。“父”是个象形字, 象手持石斧之形。“父”字以手持石斧之形指称作为劳作者的成年男子, 男子成年可作人父, 故又用“父”指称父亲, 专指血缘关系的上辈男子。《说文·又部》:“父, 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依许慎的解释, “父”作为家长, 用手举杖来显示威严, 其职责是“率教”, 而“教”是形声字, 意符部分正是手举杖督责小孩的样子。“父”代表了父权,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 父权是宗法制度的核心, 这其实就是中庸思想中伦理观的核心。又如:“家”, 从字的构形来看, 房子里有猪就是家, 体现了人们知足常乐, 满足于温饱的心态。“安”, 从字的构形来看, 女人在房子里, 社会就安定了。体现了人们求安定的心态。
2、构词法
汉语中为数不少的“不*”型词反映了中庸观念, 例如, “不妨”、“不过”、“不禁”、“不管”等等。由于受到中庸心理的支配, 人们在表达一个贬义概念的时候, 更愿意采用否定语素的“不*”型的结构。比如, 某君健康欠佳, 别人只是说他“身体不好”, 不会说他“身体坏”, 以“不好”来代替那刺耳的“坏”。“不好”实际上就是披着中庸色彩外衣的“坏”。
3、自谦语
中庸在影响语言文化上还表现在汉语中的自谦语特别丰富, 汉语中关于第一人称“我”的自谦语多达十几个, 例如:“鄙人”、“仆”、“不才”、“不肖”、“不敏”、“小可”、“无似”、“在下”、“窃”、“愚”等。
除此之外, 中庸思想还凝结在一些成语、熟语中。如: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克己让人、适可而止、过犹不及、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枪打出头鸟等等。可见, 中庸语言文化是有悠久传统的。
二、中庸思想表现在政治文化上
中庸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 自上古尧、舜开始, 一脉相承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及汉、唐、宋、明、清直至近代, 绵延了几千年, 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 可以说, 历代社会的治乱兴衰, 均逃不出执政者的得中与失中的因果规律。“允执其中”是中国古代执政者的重要执政理念。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 允执其中。四海困穷, 天禄永终。” (《论语·尧曰》)
这段文字是尧在让帝位给舜时说的话:“啧啧!舜啊!按照上天决定的帝位传承次序, 帝位马上就要落到你的身上了。你要诚实地坚守着不偏不倚的执政方向, 四海百姓如果困苦贫穷, 那么, 上天赐给你的禄位就会永远终止了。”这段话滥觞了我们帝国五千年以来行政核心思想:治理国家必须在仁德天子的领导下, 采取允执其中的行政方略, 将大私化为小私, 小私化为无私, 无私化为小公, 小公化为大公。后来舜老了, 把天子之位再传给下一代领导人禹, 也还是以“中”为方针进行传承, 即“舜亦以命禹”。而禹则把“中”这一个字变成了十六个字, 就是“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朱熹的解释是, 人有两个心, 人心是私心, 道心是公心, 如果一个人老是关心自己的私利, 他就把握不了那个“中”字, 现在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不这样, 国家就很难生存。
三、中庸思想表现在艺术文化上
1、文学
文学作品与“中庸”的关系最显著的表现是“大团圆”结局。“大团圆”是小说、戏曲、曲艺等文艺作品的术语。多指作品中的一家人经过悲欢离合后重新团聚, 往往还伴有皇帝满门封赠, 主要人物奉旨完婚等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内容。“大团圆”结局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大致兴盛于元末明初之后。以《西厢记》“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为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为典型。这一结局之所以能够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 与中国人特定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统中庸思想息息相关。
2、书法
在中国历史上, 几乎是所有的艺术学者、艺术家在研究艺术、从事创作时, 都以中庸“过犹不及”为原则, “居国粹第一当无让焉”的中国书法也不能例外。中庸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书法创作对书写创作前心神心理状态“平和”、“入定”的要求, 将书法创作提高到理性的高度, 在今天看来一定程度上符合书法创作的规律, 具有积极的意义。如书写过程中要笔笔中锋, 如“藏头护尾, 力在其中”;行笔要提着按、按着提, 有疾有涩, “留不长迟, 遣不恒病”, 写出的点画“曲而有直体, 直而有曲致”。然而, 中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书法家表现情感, 扼杀了创作激情。也正是由于这一思想的束缚制约, 使我们今天看到的传世之作能抒发情感, 体现书写者个性、追求、人格、襟怀的大草书则甚少。
3、绘画
除此之外, 绘画也是要讲一些“中庸”之道的。画家总是希望画面能够做到尽量完美。画到什么时候才算画完了呢, 这就是需要一个“度”的把握了。但是艺术的度却是最难计算和描述的, 它往往只能靠感觉来把握。没有达到那个点, 就会觉得作品没有完成, 而超过了那个点, 又会鲜味尽失, 只有正好落在那个点上, 一切才会生动, 才会鲜活, 最终达到嘎然而止, 意味无穷的境界。《中庸》里说得好:“不偏之谓中, 不易之谓庸。”又说:“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可见中和是根本。作画时何时行笔, 何时收笔尤为关键。如果画家本身技艺浅薄, 开始作画时心态急躁, 又不能全神倾注, 气息专一, 自然就会中途草草收笔, 而画面看起来也像是“未完成”的了。相反有的画家信奉“唯美主义”, 有时不是“画龙点睛”而是“画蛇添足”, 最后反而过犹不及。这两种类型的人都是因为没有遵循绘画之“道”, 没能把握好绘画的“度”。
摘要: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讲恕, 讲礼, 讲仁政, 讲修身、治国、平天下, 总都贯注着一个中庸之道的精神。一切都不需过激, 又不能不及, 适可而止, 和为贵。
关键词:中庸,传统文化,表现
参考文献
[1]漆小冬.字说中国文化[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 (9) :211.
[2]汪之诚.中:中国文化的大智慧[J].博览群书, 2010 (1) .
[3]程麻.中国心理偏失:圆满崇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从中庸思想看中西伦理文化的差异 篇3
西方世界:中庸都被视为希腊人生活的准则, 他们把这种要求作为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美德的样式, 以致当作至善至美的标准。初现中庸端倪的是毕达哥拉斯, 他认为宇宙由数产生, 而数是和谐的, 因而宇宙也是和谐的, 人也一样, 是和谐体。人的本性道德取决于灵魂, 灵魂也产生于数, 因而说“美德乃是一种和谐”。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他的观点, 认为用抽象的数来解释德行是不合理的。亚里士多德沿着柏拉图思想中的中道痕迹, 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经验教训, 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明确地提出了“中庸之道”, 并从伦理道德、政治思想等方面作了详细地的论证。“只要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 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 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 才是中道, 亦是最好的中道”。所以“美德是一种适中”, “过度和不足都是恶行的特性, 而适中则是美德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 对一些范畴做出中道的阐释:“勇敢是鲁莽和懦弱之间所存的美德;慷慨是浪费和吝啬之间所存的美德;自尊是傲慢和自卑之间所存的美德…..”他认为, 理性的德性是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锤炼出来的把握“中道”的分寸, 而非教育训练所致, 即“实践智慧”, 但也因为这种无规定性导致个人的伦理本位, 使得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观走向迫害异端或政治权力主导。可以说“中道”是西方的中庸之道。
中国古典:在中庸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看来, 中庸”是由“礼”转化而来, 这种礼不是制度规章繁文缛节, 而是从人的心理结构中透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对人的基本要求。中庸不是平庸和放纵, 不是日常的放松和失度, 而是用更高的合于“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 使人不要去追求过多的外在物质附加物, 不要给人生加上太多的欲望和贪婪, 人生应该把握合适的“度”, 做事需不偏不倚, 不去做“乱神”之事, 依循正常平常的生活规律去做, 有节制地遵循自然本性生活, 回到最自然最纯朴的心灵。
在孔子看来, 中庸之道是最高的德行, 其含义主要包括: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权变而中。后子思作《中庸》, 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庸》开篇提出:“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把天命、人性、中道合为一体, 使中道贯穿于自然与社会之间。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和”的概念:“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中和不仅是天地万物之根本, 并是可达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使得中庸上升到宇宙论的层面。可以说, 子思深化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子思还提出“因时而中”, 与孔子的“权变而中”类似, 都有审时度势, 随境而变的意思。到了孟子, 他批评杨墨的各执一端, 渗透了其中庸思想, 提出“执中而权”, 认为若“执中而执”, 所执之中也会成为偏执。
二人共同点:
1、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视中庸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
2、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把中庸作为伦理政治和为人处事的最佳方法, 都认识到了万事万物中客观存在着的“度”。
3、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的社会功能是基本一致的, 以伦理政治维护统治和社会和谐。孔子的中庸以“礼”为其绝对标准, 力图化社会政治为伦理政治, 从而把封建礼制下的阶级对立关系消融在血缘与伦理关系之中, 使人们生活在圆融乐处的和谐的封建大家庭里。“中道”则是从维护马其顿的中央集权奴隶制统治利益出发, 通过中庸的伦理观, 使希腊建立一个比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者的不同导向:
1、“中庸”和“中道”思想所侧重的层面不同。孔子的中庸思想侧重于如何为人处事和接人待物。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 独善其身。与之相反的是,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则上升到了国家的层面。他强调做事要恰到好处, 讲究中道, 更强调要把这种中道精神运用到治理国家上。他提出了要由中产阶级作为执政仲裁的主体, 只有这样每个人的权利和财富才能达到一种均衡, 社会才能获得和谐。
2、中庸与中道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差异。孔子主张确立由血缘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交融在一起的宗法制度, 孔子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亲情为维系社会的核心力量。中庸观在一定程度上不提倡法治, 强调德治和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人性恶欲的根深蒂固, 认为法律恰好是遏制人性恶欲的最坚固的制度堡垒, 所以他推崇法治而不主张人治。中道也主要是针对技艺而非针对人的行为。
3、“中庸”追求的是致“中和”, 而“中道”寻求的则是“公正”。虽是中庸, 但“中和”要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和”境界, 而“中道”则试图达到使社会各阶层享有一份美好生活权利的状态。孔子一脉强调个人的一切选择和道德修养都时时按照宗法封建道德的要求恰到好处地做事、安分守己地做人这导致一个缺乏流动的熟人社会、造成人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 而不关心他人和社会。而“中道”是在尊重个人意志自由的基础上, 追求社会公正, 参与管理政治生活, 这为西方建立法制和民主制度社会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主中道, 但过分强调个人意志自由, 也导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综上所述, 孔子的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 但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处于迥异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 他们各自内部蕴涵着不同的因素, 导致其伦理思想在社会实践上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罗国杰、宋希仁编著:《西方伦理思想史》 (上卷) 。
[2]王岳川:《中西思想史上的中庸之道——中庸思想的产生和本体论的构成》, 《湖南社会科学》, 2007年第6期。
《中庸》与中国文化 篇4
一、中国企业文化管理现状
1. 企业文化与文化管理
文化在企业中的表现主要有三种形式, 即塑造、构建及管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中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企业LOGO的制作和形象的塑造等;第二阶段重点在于对企业形象及产品的推广;最后就是将文化融入到日常管理当中。随着时代的进步, 新时期我国企业已经成功的从文化建设转变成了文化管理。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既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也是经济进步的产物。
实施文化管理的内容包含了企业文化的建设, 企业文化的概念由西方发达国家传播而来, 对我国企业经营者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并逐渐将其应用到管理中, 然而却存在理念与实际不符的现象, 新时期只有加强员工的思想建设, 促使其从深层次的角度理解企业文化, 才能够更好的展开工作。
2. 企业管理新模式
企业在经历过建设文化的过程以后, 就要切实落实文化。实施文化管理, 将企业中的文化进行梳理和提炼, 促使新的企业管理模式诞生。我国传统的企业管理过程中, 制度化和亲情化等现象严重, 无法适应新时代对企业发展的要求。时代不断进步的背景下, 文化管理模式应运而生, 对传统的管理模式中的精华进行了继承和延伸, 同时进行了创新。在这一新型的管理模式中, 能够展现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能够构建更加完善的管理制度, 将职工视为企业的主人, 促使其在工作中更具热情。有助于改善传统管理模式中以亲情和友情为主的思想, 能够帮助企业将所有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精神融为一体, 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二、中庸智慧在现代企业文化管理中的融入
1. 经营过程中的“通权达变”思想
孟洛川是《史记》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他运用“通权达变”的思想, 积极乐观的面对商业经营, 当商品滞销时, 他运用资金进行大量购买, 在商品短缺时高价卖出, 赢得了著名商人的称号。
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企业经营者在日常管理过程中都认为这一思想已经过时, 无法在现代社会中有效的运用。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 企业管理者意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新时期, 企业经营者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职权, 增加同企业职工的交流和联系, 通过对职工的关心, 促使其意识到自己的企业主人翁地位, 从而更专心的为企业进行服务。这就是“通权达变”思想在新时期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 它的中心思想是企业领导者通过加强与职工的交流, 更好的对其进行管理。
2. 团队精神建设中的“致中和”思想
和谐的内部工作环境是企业得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日常经营过程中, 领导者要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度量及时解决职工之间的矛盾, 促使企业从领导到职工能够上下一致, 从而激发职工的潜力, 提高工作效率。企业领导者应在构建团队精神的过程中持有“求同存异”的思想, 在尊重职工个体差异的基础上, 促使职工从整体上保持一致。要想达到这一效果, 同样建立在企业领导者充分尊重和了解职工的基础之上, 不要在职工工作中发生错误时就采用指责和惩罚的方式, 而是应当承担起领导的责任, 首先做好自我检讨, 并调查职工发生错误的具体原因, 在此基础上视情况给予重新工作的机会, 这样一来, 职工更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积极努力, 长此以往, 企业必将形成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
3. 华为成功的过程中的中庸思想
任正非是我国华为企业的总裁, 他先进的管理理念促使华为成为我国一级的电子品牌。他提出的“灰度管理”理念, 对于提高管理者素质、把握企业方向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宽容、妥协和灰度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他还提出将中庸智慧同“灰度管理”相结合的理念, 在华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包含了“中和”和“执两用中”等思想, 其中企业管理者应作出的妥协不是无限制的, 而是在保持一定平衡度的基础上进行妥协。这样一来, 华为企业职工在日常工作中更能够有效的发现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及岗位, 也正是这一思想, 促使华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三、结论
在文化的基础上实施企业管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在实施企业文化管理的过程中, 应充分将我国古典文化融入其中, 丰富企业文化内涵, 促使企业从整体上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中庸智慧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不仅能够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能够提高职工凝聚力, 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促使各国经济取得巨大进步。我国企业在增强自身竞争力的过程中, 不断加强文化建设、改善管理方法。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我国企业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有效融入了文化, 促使企业战略目标得以更有效的实现, 同时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效益。我国部分企业在改善管理时, 有效融入了中庸智慧, 对企业的长期经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从企业管理的现状入手, 对中庸智慧在现代企业文化管理中的融入进行了探讨, 希望对我国企业的长期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中庸智慧,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现状,融入
参考文献
[1]邓美芹.中庸智慧与现代企业文化管理[D].山东师范大学, 2013.
[2]周海江.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化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
中国的中庸和平和西方的崇力尚争 篇5
关键词:中庸和平,崇力尚争,经济土壤,自然观,社会模式
引言
中西文化说透了不过是中西两个地域中的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理解, 矛盾即对立统一, 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 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毕竟, 中国的中庸和平和西方的崇力尚争都是相对而言的, 共同面对的主题是发展。
一、封闭与开放———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塑造迥异性格
大海、沙漠、高山等自然屏障, 为板块状的东亚大陆提供了一种半封闭的隔离机制, 中国文化由此获得独立发生发展的环境, 并减缓了异域力量的致命袭击。地理上的隔绝机制是一柄双刃剑。护卫、保存文化的功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连续性文化的范例, 同时又滋长“足乎己无侍于外”的封闭自足意识, 加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土壤, 决定了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诸多特点, 铸就了中国人平稳求实的大陆型文化性格。与此相反, 有着漫长海岸线并且致力于征服大海的西方民族, 由于大自然的磨砺与赐予、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流通交换, 早期发展中得益于高势能外围文化环境的滋养, 形成了开放性的文化, 突出地表现在文化接受问题上对外在世界的敞开而非封闭的态度:来者不拒, 善于吸收。无论是从“荷马史诗”还是从泰勒士“水是万物的始基”的命题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海洋对西方祖民的威慑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存危机和竞争意识”。总之, 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塑造了两种文化人的迥异性格。
二、同一与斗争———“天人相合”和“天人相分”的自然观
“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这两个哲学理论分别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它们的相异是全部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自然观存在两种理论倾向:一种是强调天与人统一的自然观, 另一种强调“制天命而用之”、“明于天 (自然) 人之分”的自然观。前者侧重于强调人对自然规律的顺应, 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自然界有普遍的规律, 人类必须服从这个规律;后者侧重于强调人利用、改造自然, 即人性即天道, 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协调与和谐。这两种理论倾向虽强调的重点不同, 但两者都从天 (自然) 与人的联系上认识世界, 把握世界。西方文化传统历来把自然作为人类认知的对象, 看作是与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物, 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 甚至对立起来, 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 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照西方人看来, 自然万事万物和各种现象与人类的本性是根本不同的, 它们客观而“自在”, 既没有感情色彩, 也无所谓善恶美丑。因此, 西方文化特别强调“主—客”二分, 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认为人只有在强烈的生存危机和竞争意识支配下, 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认识利用自然, 造福自身。
三、礼治与法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模式化
在中国, 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长期保留, “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的相辅相成, 造成一种兼及“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被赋予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以人性善担保伦理规范的有效性, 注重人伦教化, 倡导仁义之教, 主张以“礼”协调人际关系, 借以维系社会的安宁与群体的稳定。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规范, 在中国人的道德实践中起重要的作用。
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来源于自由竞争, 并始终以自由竞争为最大特点, 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理想目标。为避免无序竞争, 就需要加以约束和规范, 因此法制规范的建立和健全, 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愿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西方社会都普遍注重建立健全法制秩序, 因此法制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权益竞争, 主张个性张扬, 个人应有独立的人格尊严, 个人的权益神圣不可侵犯。更多学者倾向于称其为个人主义, 实际上我认为这更多体现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 而这种关系, 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并受保护。宗教以至上神的权威担保伦理规范的有效性, 维系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人在与人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先讲合情, 再讲合理, 然后讲合法。若合法而不合情合理, 这法就难以执行, 若合情合理, 有法也可以不依。西方人是倒过来的。西人重法, 不重人情。法在理前, 理在情前。
结语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忧患意识作为中华文化精神之一, 在历史上绵延不绝, 构成中华民族衰而复振的思想基础。当今世界已进入后现代, 开始全球化, 物质财富涌流, 科技知识爆炸, 但天下并不太平, 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破坏, 人类生存面临极大威胁。安乐者死, 忧患者生。我们仍须发扬忧患意识, 承担历史使命, 关注人类命运, 促进人类大同之实现。中庸不是懦弱的代名词, 更不是安于现状, 中国人有忧患的意识, 有“和而不同”的协调力, 在发展上必将“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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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波.中西文化基本精神之比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年第3期.
[3]张永丽.“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05年8月, 第18卷第4期
中国人是不是最讲中庸的族群 篇6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只是一种价值建构。而建构只是表达一种愿望, 激发建构者形成这种愿望的社会现实可能与这个愿望恰恰相反。”
所谓中庸, 通俗地讲, 就是一种中正、温和、妥协的处世态度, 这种处世态度懂得包容各种冲突, 愿意化解各种矛盾, 具有平衡各方意见和利益的智慧, 遇事不走极端, 善于与所有不同的权利主体共享权利, 与所有不同的利益主体共享利益, 善于与整个世界共享和平、均衡的局面。
中国古代的贤哲提出过这么一种哲学思想和道德境界, 是不是因为中国古代人人都在自觉地践履中庸之道?
肯定不是这样。
动物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贪婪的, 而且天生具有独占、垄断的欲望。在圈养的两只猪中, 其中强势的那只猪总是四足霸占在食槽之中, 不让弱势的那只猪公平进食。当那只弱势猪在食槽旁边怯怯地偷吃几口时, 那只强势猪还会不断用嘴叼它, 用头撞它, 总之不断以武力压倒对方。这只猪垄断资源的欲望十分强烈, 毫无中庸之意。
人作为动物的一种, 在生命意志的自私性、垄断欲等等方面, 跟其他动物并无区别。虽然人类在满足欲望、攫取利益的时候更加注重跟环境的协调, 但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特征与其他动物一样明显。即使在某人很谦让、很中庸的时候, 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他的本性, 而是被相应的环境逼出来的。
是不是资源足够丰富, 动物之间就不会争斗?比如, 每只猪每顿需要进食5斤, 两只猪需要进食10斤。食槽只有8斤猪食的时候, 强势猪才会出现暴力垄断。如果有10斤甚至12斤猪食, 强势猪就不必要进行暴力垄断了。
事实不是如此。即使食槽里有12斤猪食, 那只强势猪还是会实施暴力垄断。为什么?有两种理由。第一, 多余的猪食可以留到下一顿食用, 以防下一顿没有新的猪食供应, 这是基于本能的危机意识;第二, 垄断本身具有权力的满足感, 而权力的满足感是所有动物最大的精神享受, 没有哪种动物能克服追求这种精神享受的欲望。为什么人类的“朱门”宁愿“酒肉臭”还要每年掠夺那么多。而且不想顾及“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原因就在这里———掠夺和占有是一种精神享受。
那么, 那只强势猪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讲究中庸之道, 学会跟别人共享资源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只弱势猪终于强大起来, 能够跟强势猪力量相当。足堪抗衡。当强势猪的掠夺不得不付出代价时, 他会在垄断与掠夺的好处和代价之间进行权衡。假如食槽里只有8斤猪食, 强势猪很想全部占有, 或者自己吃5斤, 让弱势猪吃3斤。可是弱势猪已经强大起来, 会因此对他发起进攻。一架打下来, 两只猪都被对方咬出几处伤口。强势猪认为, 为了多吃1斤食, 却身负重伤, 划不来。不如平均分, 各吃4斤。肚子虽然因此有亏欠, 可是这样不需付出任何代价, 更加合算。此后, 强势猪不再四足站在食槽里用餐, 而是跟另一只猪并排站在食槽边上。两只猪和平相处、共享资源的美好局面出现了。猪圈从此和平安详, 犹如得了中庸之道的真传。那只强势猪可能因此被表彰为中庸模范、道德表率。实际上这样的局面完全是由势力均衡造成的, 跟两只猪的道德面貌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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