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的古为今用

中庸思想的古为今用（共9篇）

中庸思想的古为今用 篇1

摘要：中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内容, 经常被人们曲解为不思进取的代名词, 而它积极有益的和谐品质却常被人们忽视, 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更不易被人察觉。因此, 解析中国儒学的精神内涵, 让越来越多的国人体会中庸思想的和谐意蕴, 有助于现代人培养良好的人格特征和品质, 从而推动人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关键词：中庸思想,理解,品质,现实意义

中庸思想是中国儒学的重要内容, 它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而造就了我们崇尚道德情操的民族特性。中庸思想以“人道”为核心思想, 揭示了个体人格的修养方法和德行的实施途径, 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而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对中庸思想有着诸多的误解。我们评价一个人是中庸的, 直接的反应就是认为此人是墙头草, 走中间路线, 是两面派, 缺乏创新精神、锐意进取的魄力。也就是说, 我们通常认为中庸与软弱、猥琐、贬义相关。显然, 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庸思想中积极有益的品质, 忽视了中庸思想中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气度, 更是看待事物态度过激、武断的表现。清楚了解中庸思想, 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发扬我们民族文化优秀品质的必修内容, 更是公民素质的体现。我们与时俱进地将中庸思想精髓应用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会有益于历练人的品行、扩展人的心胸, 为治愈“现代病”提供很多的教育启示。

一、关于中庸思想的理解

“中庸”最早出自《论语》, 孔子把中庸作为德性要求, 反对在行为上走极端, 主张“中行”。孟子发展了中庸思想, 提出执行中而权, 反对执一。秦汉之际儒家写成《礼记》一书, 列专题讨论中庸。宋代程朱把中庸提到天理的高度。《礼记·中庸》被抽出注释, 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元、明、清时把“四书”列为科举的必考科目, 极大地普及了中庸的传播。中庸思想遂在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对中国人产生重大影响。[1]

孔子对于作为“至德”的“中庸”, 虽然没有展开理论阐述, 却是以自己的践履来体认的。孔子常常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中庸之道”的标准。“子温而厉, 威而不猛” (《论语·述而》) , 认为“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 乱也” (《论语·泰伯》) , 是他待人的中庸;“子钓而不网, 弋不射宿” (《论语·公冶长》) , 是他对物的中庸;季文子三思而后行, 子闻之曰:“再, 斯可矣。” (《论语·宪问》) 是他做事的中庸。可见, 孔子的中庸是一种动态概念, 不是僵死原则。他的原则可以随时间、条件的变化灵活处理。

最早给出关于中庸解释的是《说文》:“中, 正也。”“正”是恰当、妥当、合乎客观实际的意思。“庸, 用也, 从用, 从庚;庚, 更事也。”“更事”亦即经历事物, 与“经事”同义。中庸也就是妥当、正确地处理事物, 是处理事物正确而不能变易的总的法则。孔子之学, 正如曾子所言:“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这个“一以贯之”之道便是“仁”。而由“仁”的初露端倪到仁的极致的“圣”, 孔子所遵循的是一条中庸的道路。《中庸》说:“子程子日, 不偏之谓中, 不易之谓庸。中者, 天下之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

关于中庸, 朱子这样解释:“中者, 不偏不倚, 无过无不及之名;庸, 平常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中”就是克服了片面性, 不走极端, 行为适度;“庸”就是指在复杂多变的日常生活中比较稳定的那些原则, 是“中”与“不中”的标准。中庸思想所提供的适度原则和无过无不及的方法论意义在我们认识事物时都是大有裨益的启示。

在现实中中庸思想的应用也是无处不在:国粹京戏的著名演员表演总讲究不温不火;优秀歌手热情演唱要情真而又把握有度;工人炼钢要注意火候;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要掌握分寸;与人比武要点到为止……通俗地讲, 这些事都要求做到“恰到好处”, 实际上, 它们又何尝不是讲求中庸之道的具体体现。小到处理日常事务, 大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处理国家路线方针, 中庸思想都无处不在地渗入中国人的意识深处, 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发展的观点看中庸, 着眼于其积极的方面, 把中庸、反对过与不及看成是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 是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 这是毛泽东的发挥”。[2]再如,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在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上, 借鉴有益经验发展经济, 是在坚持国情的前提下搞发展, 也正体现中庸中“时中”、“权中”的精神, 坚持原则而又灵活应变。

可见, 中庸是儒家学说和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 是中国人的灵魂。正因如此, 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庸, 指出中庸哲学“是孔子的一大发现, 一大功绩, 是哲学的重要范畴, 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二、中庸思想的品质

中国文化传统源于华夏文化, 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积累, 春秋战国的丰富、充实, 汉代的成熟, 以及此后历朝历代的不断发展, 它的演进与传承过程是相对平稳的, 正是这种相对平稳使得它能绵延不绝、代代相传。与它同时代的古老文化如古埃及、巴比伦、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化不是湮灭了, 就是转移了, 而中国文化传承却如涓涓细流般汇成滔滔江河, 浩浩荡荡地推动着中国历史巨轮不断地向前。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看, 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传承, 是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在维系;从思想意识角度分析, 中国文化能保持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有赖于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贵和尚中”思维特质———中庸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庸之道是孔子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和原则。中庸, 从思维方法论的角度说, 即是在诸种矛盾中, 研究什么是事物所处的最好状态, 以及如何达到这种最好状态的方法。中庸的最基本核心, 就是主张“执两用中”, 反对“过”与“不及”。“过犹不及”, 过和不及是事物发展的两个极端, 过是超过了正确, 不及是达不到正确。中庸对两者都加以排斥, 主张不偏不倚, 既无过又无不及, 执两用中。《论语》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避免陷入思想认识的困境与误区中。孔子提出执两用中的中庸思维方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竭焉!” (《论语·子罕》) 孔子认为即使具备丰富的知识, 也并非就能事事通达, 只有运用中庸的方法论, 扣其两端, 分析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 然后执两用中, 确定事物的量与质, 这样便可通达事物, 实现主客观的一致。孔子将这种思维方法贯彻于诸方面:政事、治学、教育等。

在中庸思想的熏陶下, “时中”“权中”成为中国人一贯倡导的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 一种最高的生活态度和原则。同时, 在孔子看来, 中庸之道是一种最好、最高的品德和处世原则。孔子的“中庸”思想或许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但它所体现出的人的身心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一思想的恒常性对于当代社会和谐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 我们要将这一思想品质继承并发扬, 使得人类社会更加和谐发展。

三、中庸思想关于“人”的现实意义

21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时代,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这样一个人似乎可以主宰一切的世纪里, 人如何协调与自然的关系, 又如何处理好与社会、他人的关系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重要课题。从现实意义上看, 中庸思想中提倡的中和、时中和执中精神就会为我们解决这一课题提供诸多的有益借鉴。

1. 人与自然的关系

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 人类似乎达到无所不能的程度。现代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了一个几乎完全“人化”了的社会生活环境。水泥钢筋之类的东西把人包围了起来, 隔离了人与土地的联系, 也隔离了人与其他动物的交往;人把自己关在装备有空调暖气的高楼大厦内, 大大地减小了气候变化对他们的影响;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欲望, 人们给自己制定了种类繁多的法则和规范, 却不再重视自然的生存法则;人们借助于大自然增强了自己的力量, 却反过来把这种力量强加给大自然, 任意地“改造”自然, 自然的意志不再被人尊重。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断地丧失自己的自然本质, 企图代替“上帝”或“神”的角色, 为实现自己所谓的“理想”, 不惜付出污染环境的代价, 将大地母亲的躯体伤害得千疮百孔, 结果使得人与自然的对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中庸作为一种认识论, 有助于人类更好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思想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则:“致中和, 天地顺, 万物育焉。”这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重要法则。中庸思想重视道德价值, 要求人们建立道德操守, 规范自己的言行, 终身奉行而不逾越。我们强调发展, 却不能以放纵恣睢、逞能显志、急功近利为目的, 而要应天、顺天, 与生态保持协调平衡状态, 以满足人类长期需要为前提。我们要讲究情理和谐, 针砭人欲横流, 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理合一精神。

根据中庸的精神, 人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都应讲究平衡和谐。从物质层面看,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 通过呼吸、饮水、进食, 反复调节身体对生活环境的适应性, 使人体与环境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达到动态平衡。从精神层面看, 人应当做到心情宁静安详、和平恬淡、心灵和乐愉悦, 如果人能保持自己的心情长期处于平静, 不临风伤怀、落花流泪, 做到静观处变, 来者顺之, 去者去矣, 就不仅仅是一种“天人合一”, 更是一种生存智慧。所以, 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并不是主张人们再倒退到穴居野处、与动物为伍的野蛮时代, 而是追求人与自然保持协调, 并行不悖, 人在与自然进行能量、物质、价值的交换中, 应建立一种道德的、审美的、和谐融合的关系, 优化人安身立命的自然环境。

2. 人与人的关系

人总是有私欲的, 而现代人的私欲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旺盛, 现代人对于名利、权位、声色、安逸、享受的追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这种追求可以说是人类进步的杠杆, 具有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然而, 如果任其自由地发展而没有约束, 就势必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人际冲突, 造成人们精神的颓废。不仅如此, 当一个时代的人对于欲望满足的追求过于旺盛时, 就必然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的开采, 并对未来的人的生存条件造成极大的破坏, 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恶化。这或许就需要中庸之道缓解现代人欲望过度膨胀的心理矛盾。

孔子看作“至德”的中庸是人们品德修养的最美好境界, 它要求人们:在人生修养上要中正坚贞, 不走极端, 自信而不傲慢, 勇敢而不鲁莽, 正直而不失温和, 宽厚而不失威严, 大度而不失谨慎, 坚持原则而不失灵活。在工作中要尊重客观规律, 实事求是, 针对不同的事情与不同的时空条件采取适当的措施, 做出适当的行为。中庸对人的道德要求可以总结为“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3]人类若能对这种道德境界孜孜以求, 就会少一些钩心斗角、尔虞我诈, 同时可以催人发奋学习进取, 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来成就幸福和成功。与此同时, 在追求此理想境界的目标推动下, 又可以不断历练人的品行, 扩展人的心胸, 激励人以宽厚的品德帮助人、成就人、团结人, 造福身边人, 服务社会, 从而成就伟大事业。

3. 人与社会的关系

现代人似乎正在失去自己的人文目标, 失去自己的价值标准。放眼世界, 为了追求个人欲望的极大满足, 人类社会出现了许多的所谓“现代病”, 诸如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世态炎凉、黑金政治、暴力行为等。我们认为,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应当有一种能够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具有凝聚力的价值目标和德行标准, 否则社会将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最终将导致社会的崩溃。人类应当有一个从长远利益出发的德行目标。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认识法则, 提出用“礼”把个人与社会直接协调起来, 把个人的具体言行纳入统一的观念规范。“礼”使中庸之道获得了具体的规定性, 但中庸之道并不就是礼, 它的内涵要比“礼”更深刻、更丰富、更广泛, 也更有利于在不同层次上对其内涵加以把握。当然, 古代“礼”反映的宗法伦理精神, 违背了现代民主精神, 不能为我们接受。现代社会若能在“以礼至和”思想的指引下, 赋予“礼”以时代意义, 那么在社会种种矛盾冲突中寻求更具普遍性, 也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的社会道德目标方面就会变得豁然开朗。

中庸思想之妙旨在常用常新。英国人李约瑟认为, 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 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传统道德精神中取得解答, 中国人民中的特殊天才可以在这方面影响整个人类世界。[4]中国人“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有助于西方世界从它所陷入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摆脱出来。由此可见, 在世界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中庸之道的和谐品质能为人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当中出现的众多问题提供启示, 有助于现代人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和精神世界, 也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广西, 王延涛.简论中庸思想的发展.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00, (9) :12-14.

[2]燕连福.从方法论看毛泽东论重用思想[J].争鸣与探讨, 2004, (6) :322-323.

[3]姚申建, 袁红, 姚峰.中庸之道与人际关系处理[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5, (6) :58-59.

[4]郭跃群.中庸之道与可持续发展之路.[J]求索, 2001, (1) :82-83.

中庸思想的古为今用 篇2

《中庸》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宋代理学家把《中庸》、《大学》抽出来，与《论语》、《盂子》合在一起，作为《四书》，成为宋以后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

所谓“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一种基本观点和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观点。

1、教育作用--“率性”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意思是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尽且发展自己的本性。郑玄解释:

“诚”，“天性也。朱熹解释:”真实无妄之谓诚。所以说，诚即是善，即是天成道德。《中庸》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意思是说，上天所命与或赐予的叫做性，顺从和发扬本性叫做道，把道加以修明和推广，使之实行则叫做教，这就是说，”修道“即是教育，教育的作用叫”率性“，循顺着先天的善性发展，尽且发挥内心的先天的善端，把天赋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体现出来。这是思孟学派”性善论“思想，与孟子的教育作用思想是一致的。

2、教育过程--”学、问、思、辩、行“

孔子讲过学与思、学与行的关系。荀子讲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中庸》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把教育教学的过程和步骤系统地讲出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博学之”就是广泛地学习政治、道德伦理方面的知识内容;“审问之”，即对博学中的内容，以“诚”为标准，审慎地间其真伪是非;“慎思之，即对审问的内容进行分析，谨慎地思考，并注意反省自己;”明辨之“，明辩了存在的问题，知道了努力的方向;”笃行之“，使观念和行为统一，切实地实行，最终形成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概念、观点。

这是一套反省的教学方法，通过节节反馈，层层深入、筛选，最后形成概念、观念和信念的过程，是符合反馈理论的，有其合理的因素。可借的是

《中庸》对于审问、镇思、明辨的具体过程，没有深入揭示。

3、教育途径--”尊德性与道学问“

孔子说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中庸》便把”博文”、“约礼”发展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中庸》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意思是说，君子既要尊重德性，又要讲求学问;既要充实广大，又要穷尽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于中庸的行为;既要熟悉旧的知识，又要不断认识新的事物;既要笃实厚道，又要娴习礼仪。尽管“尊德性”指的是发扬自己先天的善性，这里是从性善论出发的，是唯心的;但“道问学”也包含着后天学习和努力的成分。这里也初步接触到思想道得品质的形成与掌握文化知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两个途径是相依并进、相辅相成的。这也还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的。

4、重视个别差异 “学知、学知、困知”

《中庸》继承了孔子的重视个别差异的思想，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意思是说，有的人天生就能知道。有的人需要学习才能知道，有的人必须经过困难才能知道。到了知道了以后却是一样的。有的人是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安然无事地去实行，有的人为了对自己有利才去实行，有的人是需要极大的努力才能实行。到了成功以后却是一样的。《中庙》这种重视个别差异、鼓励“困知”与“勉行”的思想是可贯的。

5、强调主观能动作用--“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论孔子的中庸和谐思想 篇3

在笔者看来, 中庸就是“去其两端, 取其中而用之”。凡事不走极端, 尽量去寻找和把握两个对立事物之间的折中点、结合点, 这实际上也就是它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显然, 中国庸并不是平庸和圆滑的代名词。

中庸是一种成熟的生命状态。幼稚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和僵硬的自我状态下, 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接纳中庸的, 只有当生命成熟到一定程度 (一般需要到40岁左右) , 生命才能释放出中庸的“灰色”空间。所以说, 中庸之道既是顾全大局的统筹兼顾之道, 也是灵活变通的接纳之道。“兼顾”当然也包括了自身的原则和利益, 而非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

中庸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和宽广胸襟, 是对事物“无过而无不及”的恰到好处的把握, 是一种高妙的处世方略和人生境界。

中庸思想的发端, 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禹三位上古明君禅位时口口相传的治国方略。据说, 尧禅位时告诉舜四个字, 即“允执厥中”。“允”是诚信的意思, “厥”是虚词, 无意义。“允执厥中”就是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执守中道, 也就是要不偏不倚地把握住平衡之道。舜禅位给禹的时候, 担心禹对“允执厥中”四个字理解得不够深透, 于是又在前面加了十二个字, 构成了流传至今的十六字心法, 即“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意思是说, 人心是多变叵测而又难以驯服的, 道心则是不变微妙而又潜隐的, 唯有精深专一, 证得道心, 方能切实把握执中平衡之道, 使人心降伏稳定。这十六个字, 微言大义, 奥妙无穷, 故被后世誉为中国的“心经”, 成为儒家思想的源头, 是仁人志士明心修身的总纲, 更是历代帝王将相治国理政的法宝。故宫中和殿至今仍然悬挂着乾隆皇帝御笔书写的“允执厥中”牌匾。

和谐即整合、统一、融洽和相生。它的反面就是分裂、对立、冲突和内耗。和谐是一种健康态, 也是每一个个体和整个社会所追求的境界, 而通往和谐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中庸之道。故“中庸”与”和谐”是密不可分的。中庸和谐的理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中庸思想的古为今用 篇4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江苏苏州215021)[摘要]《大学》《中庸》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代表著作,其内容涉及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领域,对教育的目标、作用及过程等问题形成了理论性认识,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一般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庸”的教育价值观,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论,礼乐相成的教育途径说和知行合一的教学认识论。《大学》《中庸》所阐明的教育思想,不仅规定了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和理论的走向,而且确定了封建时代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知 识分子的人格特征。

[关键词]大学;中庸;教育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4)02-0126-06 [收稿日期]2004-04-01 [作者简介]宋宁娜(1949-),女,浙江金华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原理、教育史研究。《大学》《中庸》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两篇,后来与《论语》、《孟子》一起合称《四书》,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代表著作,其内容涉及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领域,对教育的目标、作用及过程等问题形成了理论性认识,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一般体系。分析《大学》《中庸》所提出的教育理念,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和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观,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一般状况。

一、《大学》《中庸》的思想渊源 《大学》《中庸》在继承三代以来的文化精神基础上,通过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建立起适应汉代大一统政治需要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大学》《中庸》继承和发展了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精神。三皇五帝时的文化遗存、社会习俗都在《大学》《中庸》中有所体现。《礼记》引用古代文化典籍和古人用语的比率很高,仅在《大学》《中庸》两篇中,引用的古书就有《尚书》和《竹书纪年》中的《康诰》、《太甲》、《韦典》等,对商汤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史书如《楚书》、《秦誓》等也有涉及,尤其大量引用西周时《诗》中语句,甚至旁及汉初通用谚语:“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1],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大学》《中庸》的成书最迟在汉代初期。同时引用内容多侧重儒家学说。《中庸》中几乎连篇累牍地用“子曰”来说明和强调所述内容,孔子学生曾子的言语、随晋国公子重耳出逃的舅犯和鲁国贤大夫孟献子的话,以及三代圣贤的思想,都与古代典籍《论语》、《左传》相合。从思想渊源看,夏、商、周以来的基本理念和思维方法也都在《大学》《中庸》中有所表现,并有所发展。如殷商重鬼神、尚鼓乐的传统在《中庸》中被改造为“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的“至诚之道”,而不是当时的“国之大事,惟戎与祀”的祭祀活动;春秋时管仲、孟子关于“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思想在《大学》《中庸》中也有体现,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道得众,则得国;道失众,则失国”[1],“为政在人,取人在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2];尤其西周时因“殷鉴不远”而强调统治者应加强自身修养的思想在《大学》《中庸》中有许多表现,这一切,都反映了三代至先秦的重要文化精神。《大学》《中庸》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思想,并从儒者的角度吸收诸子百家学说改造而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大学》《中庸》的作者据传为乐正克和子思,都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先秦时儒家的独尊地位并没确立,另一显学道家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批判儒家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的观念,重在对自然和宇宙奥秘的探索,认为礼乐制度和道德规范是人为的,讥讽儒家以培养人为己任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提倡顺应自然,无欲无争,从而获得精神的解脱和快乐的人生。但是在春秋之际的战乱和社会大变动中,礼教德治的原则得到了强化,孔子的学说顺应了这一潮流并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而老子学说中关于“匡正人道”和实行“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也被说成是儒家的尧舜之治。也就是说,此时孔子由维护秩序而设计的统治方案与老子由批判社会入手的政治学说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即将老子所提倡的自然必然性用于社会和人,与儒家所理解的社会力量———伦理道德相融合,改造成“天理人情不悖”的“人道”,在世界观方面完成了由鬼神观向自然观和人道观的转变。再如《大学》《中庸》中关于学习活动基于“心静”的思想也是先秦诸子学说经儒者综合并加以发挥的结果。战国时荀子提出“虚壹而静”,认为若心存忿愤、恐惧、好恶、忧患,都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思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3];老子认为个体认识事物必须以某种“一以贯之”的方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候王得一以为天下正”[4];庄子以见微知著、推而广之为思想方法:“坐乎室内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道,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强调从整体和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事物,与儒家的整体协调观念,与历经战乱的人们对社会安定和统一的愿望相通,也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观念相适应。因此,随着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的需要,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努力从各家学说中寻找理论和方法,从而对儒家学说和诸子百家思想进行批判性改造,使之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是一种文化的筛选和重组工作,《礼记》及其中的《大学》、《中庸》、《乐记》等篇章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这种需求,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法、名、兵等家思想经他们的整合和改造成为外儒内法、重视权变的“王道”,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和教育的基本理念。

总之,《大学》《中庸》并不是单一的儒家学说,它的许多观念都已经经过加工和改造,正因为它适应了封建集权制度的需要,才获得了学术上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然而也正因为它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包含了三代以来的诸多文化精神,因而在《大学》《中庸》中也时时可见思想发展的痕迹和矛盾。

二、《大学》《中庸》中的教育哲学思想 《大学》《中庸》所表现的政治、伦理、哲学和教育观,不但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构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文明,而且也构建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体系,规定了中国封建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教育的理解程度,表明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某些特征。(一)“中庸”的教育价值观 “中庸之道”既是中华民族在对生生不息的宇宙和对立互补的矛盾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实践理性,也是在“中”、“和”、“道”等古代哲学观念基础上提出的人道准则。中国古代哲人持整体思维方式,认为天、地、人处

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相互之间是依存的关系,任何割裂、破坏或失调都会导致危害,由此发展起“中”的思想,以不偏不倚、不激化矛盾为目的;“和”的价值观,寻求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道”的观念,遵循自然和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规律。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事物既有矛盾对立的方面,又有相辅相成的方面,不是一方克服、消灭另一方,而是双方力量平衡、联合、统一、互补、共济的关系,必须以“用中”为应变的标的,求得整体的保全和稳定,即在承认事物变化具有两极可能的前提下,清醒地估量序位变化的趋势,审时度势,沟通对立方面,促使其在相对稳定发展中维持或重建秩序,防止整个系统的混乱和破坏。如周代的“中行”就是一种要求处理人事恰到好处的实践理性,“中行独复”[5],“得尚于中行”[6],“中不自乱也”[7],“允厥执中”[8],都是指办事不偏执,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和”是一种由认识对立统一规律而得出的人道原则,指调整矛盾以实现整体和谐发展。《国语·郑语》中史伯与郑桓公的对话指出“和实万物,同则不继”的问题,看到了吸收和综合不同经验和意见的效果,晏婴答齐候“和与同异乎?”的一段话,要求构成体系的各要素之间达成最完美的对称与和谐,包括形式 与内容,情感与理智;管仲、子产更是提出以“礼”制“声”、“色”、“味”的看法,反映出将自然的“美”与道德伦理的“善”相结合的政治观。“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9]将商汤时期用于沟通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音乐理论与政治经验相结合,所谓“八音克协,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0],统治者只有享受适度才不致于激起民变,如周公对康叔说:“尔克永观省,作考中德。”[11]由此可见,“中”“和”属于一种社会经验或人生智慧,后来被孔子发挥为“以中为用”的方法论,如“不得中行而与言,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2]“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2],《中庸》则进一步肯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生焉。”[13],由此,“中和”、“以中为用”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境界,成为与宇宙和社会规律相通的实践理性。然而,《中庸》指出:“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13],要求将中庸提高到方法论的高度指导人们的行为,认为“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推开,是因为“知者”过于追求理想,而“愚者”又不明白“道”的真谛所致;“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显明,是因为“贤者”实行得过度,而“不肖者”却不能做到的缘故。如舜是一个成功实行中庸之道的人,他和顺、明智、好学、深察,包容,因为他能度量人们认识上的“过”与“不及”[13]。也就是说,《中庸》要求得人际关系的某种协调,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灵活对策,防止矛盾的激化、政权的转移,所谓“时中”,这既是孔子为统治者提出的以“节制”政治,又是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4]的权术,两者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内在价值观。(二)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论

《中庸》提出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大学》将其扩展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标。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论是对孔子“孝悌”说的发展,也是由伦理而教育的主张。在封建等级社会中,维护统治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即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和利益分配制度。为了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必须强调由家庭伦理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孔子提出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基于仁而推之及仁政,是为“知本”,亦为“尽性”[13],“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14],“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15],只有实行“亲亲”“尊尊”者,才能“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6]。《礼记·哀公问》中“政者,正也。君为政,则百姓从政”,是基于“孝悌”观念而来的政治学说,是由血缘宗法关系扩而大之的政治格局。而这种政治学说和政治格局必须通过教育来达到“化民成俗”,使普天下的民众安于被统治的等级,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者,天下之达道也”[13]中的“道”。将亲情和人情作为人性的基础,是谓“诚”;将教育作为推行“亲亲”“尊尊”政治的手段,是谓“修道”。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上来说,“诚”者,基于人性而完成品德修养的基础,包括爱亲仁人、不自欺、不欺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道”者,贯穿世上万事万物的自然之理和指导个人完成品德修养应走的道路“从容中道，圣人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13],由遵循人的本性,发扬善端,将天性中的固有美德与后天学习、修养相结合,推而广之达到教育和政治的实现,即通过好学实现“知”,努力笃行达到“仁”,经常反思、知耻而为“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也”[13],亦《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3]者也。为此,必须强调“至诚”的教育目的。诚者,不仅可以明白事理,明哲保身,而且可以参透宇宙天地的消息,制定经理国家的制度,“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13],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有具有“至诚”品格的统治者,才能具有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的品性,才能实现尧舜之治。“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13],“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13]天性和教育应当成为一致,教育和政治本来就是同一,这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宗旨,也是中国古代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理解。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论反映了中国古代重视统治阶级教育的文化精神。无论是“自诚明”的圣人还是 “自明诚”的君子,都是达到“至诚”境界的人,是有能力统理天下、化育万物的领袖人物,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教育所要培养的统治人才。《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阶段;没有前一阶段的基础,后一阶段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一个由对事物的研究而达到的不自欺、慎独的道德境界,使自己避免偏执,以中为用,从而担当社会责任。“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只有不断学习知识,不断反思改进错误,才能逐步增进美德,担当教化民众的责任,如周文王、卫武公这些前贤,不仅创立基业,老百姓也享受到他们留下的福泽,就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为人能治国者,必先能治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君子不出家就能成教于国者在于他们具有孝悌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只要统治者做出表率,百姓自然就会跟从、仿效,这样就会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1],“仁”“善”为治国平天下的至宝,“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13],强调由家庭教育、个人道德向社会教育的实现,以统治者的个人道德为基础实现“人治”、“德政”———“上所施,下所效”也[17]。以教育未来的统治者为首务,以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为基础,“此谓知本”,因而中国古代一切教育都为的是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学校制度、选士制度都从属于官制,教育成为封建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三)礼乐相成的教育途径说 “礼乐相错,其成也怿”,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特征,指思想认识的提高与艺术熏陶相辅相成,将认知和情感教育相结合,实现人格完善的教育过程。礼乐相成的理念基于“以道制欲”的观念,“以道制欲”可以追述到战国时期荀子的“人性恶”和“乐教”思想。荀子认为,人的“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肤好愉悦”,这些人的需求就是“人性恶”的生理基础,只有那些“积礼义而成者”,通过学习和实行道德规范,用“道”来制服这些生理欲求,才能改恶从善,因此,“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8],教育是“化性起伪”的过程,人格的形成是后天的环境影响和遵循社会习俗的结果。但是,《礼记》一般以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和孟子的“求放心”为人性论基础,同时也吸收了荀子“化性起伪”的说法,形成“以道制欲”、礼乐相成的教育途径说。如《乐记·乐本》:“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之知之,然后好恶形焉”,如果好恶无节,人为物蔽乃至人化为物,则“灭天理而穷人欲也”,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为此必须用各种制度和礼仪来规范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行为,用道德伦理来教育士大夫和民众,用音乐来陶冶、感化和净化人的心灵,使之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求得天下太平。因为“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19],以“乐”的风化与“礼”的教化相结合,“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说,管乎人心矣。”[19]乐可以“穷本极变”,礼使之“著诚去伪”,礼乐相成,可以感化人心,移风易俗,“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诚”,“天下皆宁,美善相乐”。[19]正因为人心易“感于物而动,故先王慎所以感之”,必须选择正确的教育内容,尤其是“节民心,和民声”的音乐教育内容,推之于《诗》教、《礼》教、《乐》教„„。如《毛诗序》对三代以来用祭祀、誓师活动中的音乐、诗歌来进行社会教育的做法持肯定态度,认为“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音乐是表现人的情感的形式;“诗言志,在心谓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思想和情感相结合的产物。“思无邪”的诗歌内容和“无淫”的音乐形式相结合,就能够实现对人心的引导和防范,如《毛诗大序》中所言:“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于礼仪,先王之泽也”,就是“风教”和“礼教”结合的典范。从礼乐相成的教育理念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于遗传与环境、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思想基础上,中国古代肯定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强调外部教育的作用,著名的“孟母三迁”故事就反映了这一观念。但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的认识,而是进一步要求用外部灌输和内部化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对年轻一代的道德教育,提出“礼乐相错,其成也怿”的教育命题。“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20]以礼规范人的外部行为,以乐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21]礼乐相成不仅用于沟通人际关系、人神关系,而且有助于个人道德的完善。诗、歌、舞“三者本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22]这也就是郑玄所谓的“以进为文”和“以反为文”:“进者,自勉强也。文犹美也,善也”,主顺;“反,为自却止也”,主和,主静,即基于人性本静而通过外部影响和自修达到认识和情感和顺的教育过程。亦如《礼记·乐记》所说:“君子反情以和志”,使道德、政治这些思想意识的理念和情感、艺术相联系、相融合、相作用,实现人格的完善。这种认识和情感相结合的教育途径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特色,同时也发展起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等课程体系。(四)知行合一的教学认识论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教学认识论是在孔子后天经验论基础上提出的。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23]他称自己是“学而知之者”,又说:“盖由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14]自己并非生而之知者,只是“好古敏求”者,是在后天闻见和学习文献的过程中增长才干,对好的道理采纳,对不明白的和靠不住的事情存疑,这样来避免行动的盲目性,“以闻阙疑,慎之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24]同时学思结合,以学为思的基础,边学边思,“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5],运用思维推理,“闻一以知十”,“告诸往而知来者”,审慎地辨别是非,“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26],从而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孔子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4]的学习态度,反对主观固执、自以为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7]。最后,孔子强调将学得的好经验和道理付诸实行,教育学生“纳于言而敏于行”[25],“敏于事而慎于言”[14]。孔子的这些言论和主张,成为后来“博学、慎闻、慎思、明辨、笃行”说的思想基础。《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教学认识论的提出,是中国古代“知行合一”教育思想的基础。三代以来,“非知之艰,行之唯艰”[28]思想有所发展,《中庸》在此基础上提出:“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学之,及其知,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3],肯定学习与实践两者都是个体成长所必需的活动,“学、问、思、辨、行”每一环节都不可少,如果前一个环节尚未完成,就必须切实加以补救;别人能一遍就做好的,我做一百遍也一定能做好,别人做十遍能做好的,我做一千遍总能做好了,强调重复训练对于学习知识和实行道德的作用。可以说,《中庸》中已经提出重视后天经验和实践的教育思想,虽然《中庸》认为“尊德性,道问学”两者都可以实现人格的完善,前者由天赋的善和内心的诚实达到明察事理,后者由多闻多见、明察事理而达,但是从人群的大多数,从孔子的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还是将后天教育和学习看作个人成长的主要途径。也可以说,中国古代虽然有孟子“人性本善”和教育就是“求放心”的说法,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论,是以“外烁论”为基础的教育学说,即以学习他人和前人经验为主的人的发展理论,而不是只强调内心修养的教育过程。综上所述,《大学》《中庸》是中国古代“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重要文献,确定了中国封建制度、学术的核心,也为先秦之后的教育确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封建教育哲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理念,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大法”和指导思想。

三、《大学》《中庸》教育哲学的发展 《大学》《中庸》所阐明的教育思想,不仅规定了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和理论的走向,而且确定了封建时代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大学》《中庸》所提出的教育思想,与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有密切的关系,是封建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代以来,尤其是西周统治者鉴于殷商灭亡的经验,认识到“天命无常,惟德是辅”以来,十分重视统治阶级的教育,要求节制骄奢淫逸,防止因民众不满和反抗导致政权转移。西周时期的教育就注意用前代和当代的历史经验———《尚书》、《春秋》教育“国子”,用《诗》《礼》《乐》进行思想、情感教育,用《易》提高他们的理论和哲学思维,以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和人格倾向,以便将来能担当起治理民众的责任。《大学》《中庸》更是以《诗》中大且纯的文王之德与天的运转不停相比,以《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相应,举卫武公治学修身,最后达到“道盛德止善,民之不能忘”的境界,要求学者注重品德修养,使自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天进步,逐渐达到“至诚”的地步;要求统治者“修己以爱人”,“修己以安百姓”,从而“上施下效”实现天下太平。这就是由道德而政治的过程,也是由政治而道德伦理的过程,从而可以实现政治本身不可能达到的功效。这种由提高统治者本身能力、品德和行为水平而实现的“精英政治”,是由逐级的学校教育和选拔实现的。中国古代教育总是与选拔制度相联系,不管是荐举还是科举,地方行政官员和地方学校的推举、考试都是必不可少的;学生出路也总是与担任国家各级行政官员密切相关,教育与政治同一是中国教育的重要特征,“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使中国教育不同于西方和其他民族的教育。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教育的这一特征,中国的知识分子由“格物致知”而“正意诚心”、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由个人而社会的责任感,形成了个人作为未来的社会栋梁而追求理性和道德价值的主体性格。《大学》《中庸》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统治思想的变化,仍然有着一定的变化,对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中国古代一直推崇以“孝”治天下的教育理论,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道德教育是最终和最重要的目标,因此孔子“所教弟子,以德行为先”,虽然有言语、政事、文学等科,但强调的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不是“游于艺”[14],课程要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读写算教育开始,逐步涉及政治、伦理、道德、哲学、文学、音乐舞蹈、军事体育各个方面,培养当时统治阶级认为的“全面发展”的人材。然而这是先秦、最多到汉唐时代的教育思想,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强调未来统治人材的政治素质,教育对个体发展的意义逐渐让位于社会需要,着重培养国家公务员和各级官吏;与科举制相适应的课程体系愈来愈倾向于政治伦理方面,不仅文学、艺术逐渐与“儒学”相分离,(在历代的史书中分立“儒学”和“文艺”两类)历史学也与正统的学问无关,只剩下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所谓《四书》,内容是愈来愈空疏无用,更不用说生产技术、手工工艺之类是属于“奇技淫巧”,与学校教育根本是两回事了,因而与西方近代科学课程建立与发展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造成清末面对“船坚炮利”而“挨打”的局面。再如《中庸》所提出的“尊德性,道问学”,是先天禀赋论和后天经验论的结合,主要强调个人的努力,“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学之,及其知之,一也”,但到了汉代的董仲舒则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改造为纯粹的先天人性论,在《春秋繁露·实性》中提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最下等的“斗筲之性”,在对人性进行更细致的观察的同时也肯定了社会等级制度的人性论基础,用遗传决定论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张目,与先秦时代孔子认为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自我修养实现人格完善、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思想有很大不同,与“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更是相距甚远,从而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门第出身的“九品中正制”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后代宋儒提出“人生而禀赋不同的清浊之气”的主张的先声。可以这么认为,《大学》《中庸》时代尚有一定的教育民主思想,而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先天禀赋和后天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思想逐渐占主导地位,变化成“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教育理论(《宋史列传·张载传》),在发挥荀子的“起伪”思想同时强调教育的思想控制功能,使中国封建后期的教育具有某种强制的性质。总而言之,《大学》《中庸》所表述的是在先秦到汉代这一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教育思想,它继承和发展了三代以来的文化精神,提出了中国封建教育哲学的基本理论,为中国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服务,成为后来二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本国和周边国家的教育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参考文献: [1]礼记·大学[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2]礼记·中庸[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3]荀子·解蔽[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4]老子[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5]周易·复[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6]易·泰[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7]周易·履[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8]尚书·大禹谟[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 局,1982.[9]左传·昭公二十年[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 书局,1982.[10]尚书·尧典[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尚书·酒谟[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论语·子路[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礼记·中庸[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论语·学而[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论语·泰伯[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论语·宪问[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7]许慎.说文解字.[18]荀子.性恶[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荀子·乐论[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20]礼记·乐记·乐施[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 华书局,1982.[21]礼记·乐记·乐化[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 华书局,1982.[22]礼记·乐记·乐象[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 华书局,1982.[23]论语·季氏[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24]论语·为政[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25]论语·里仁[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26]论语·卫灵公[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 局,1982.[27]论语·子罕[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 局,1982.[28]尚书·兑命中[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 局,1982.[责任编辑]陈云恺

中庸思想对现代生活的启示 篇5

一、孔子与《论语》

孔子名丘, 字仲尼, 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 (即公元前五五一年, 也有认为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 , 死于鲁哀公十六年, 即公元前四七九年, 终年实七十二岁。先祖为宋国贵族后家族败落。据《史记》记载孔子的先祖为了避免灾祸由宋出奔到鲁国, 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

作为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孔子虽然从小贫贱, 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冷落, 但是, 即使对现实社会有不满之处, 却一点也没有自暴自弃, 自轻自贱, 反而好学不倦, 从小怀有远大的理想。从《史记·孔子世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孔子幼时便好礼:“孔子为儿嬉戏, 常陈俎豆, 设礼容。”[1]即使是做游戏, 他也常常设置俎豆等祭器, 模仿祭祀的礼仪动作。小小年纪, 就让众小儿群起效仿, 相互礼让, 列国闻名。年仅十七岁就已经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才德, 让鲁大夫孟釐子临终嘱咐儿子要拜孔子为师。成年后的孔子更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曰:‘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2]给出了施政的基础, 说明孔子很有政治才华。孔子的志向很大, 要做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3]在鲁国行不通, 到了齐国也碰壁, 到陈蔡等小国更是不行。虽然在卫国, 受到卫灵公的礼遇, 但是最终还是离开了, 晚年终于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这也是他对于后代做出的最大贡献。

孔子所处的社会, 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 是变革的时代。春秋时代是我国古代领主制封建社会向地主制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个大动荡时期。这个时期的动荡混乱表现为:子杀父、臣杀君、兄弟相残、权臣僧越, 加之国人暴动, 列国兼并, 夷狄交侵, 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这样的社会现实与孔子所希望的“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的理想国秩序相差太多。因此, 孔子在一言一行中透露着对政治的看法, 对伦理的构建, 对道德沦丧的悲愤等等。而这些集中体现在一部《论语》之中。

《论语》, 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 也记载着孔子一些学生的言语行事。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 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 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 伦理思想, 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语言简洁精练, 含义深刻, 与《大学》、《中庸》, 《孟子》并称为“四书”。

二、对“中庸思想”的阐释

“中庸”, 作为一种至德在《论语》中仅出现一次:“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民鲜久矣”。[4]杨伯峻解释为:“中庸这种道德, 该是最高的了, 大家已经是长久地缺乏它了”。“中”, 折中, 无过, 也无不及, 调和;“庸”, 平常。孔子拈出这两个字, 就表示他的最高道德标准, 其实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东西。我认为这里“中庸”所说的意思是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 折中的最好, 要做的恰到好处才是最强的。一个社会需要一个道德标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人民也需要一个典范来标榜一下自己的道德水平。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宣传事物的一个方面, 还要适时的宣传其它方面。比如对于拾金不昧这样的事, 我们在赞扬这些拾金不昧者的同时, 也应该适时表示出对这些人的奖励, 有付出就应该得到回报。这样, 社会上的拾金不昧者必定会比现在多得多, 社会风气也会随之得到改善。

在《论语》中, “中庸”只此一见, 可是, “仁”、“义”、“礼”、“智”、“信”重要范畴出现的次数却远远多于“中”、“中庸”出现的次数, 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庸”的概念弱于其它的如“礼”的范畴。相反, 我认为“中庸”的比其它范畴更为重要。

孔子生活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等情况是“中庸”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条件。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 孔子力图用和平手段消除纷乱, 重整秩序, 使整个社会按照以“仁”为内容、“礼”为形式的轨道运行, 在政治上达到“仁政德治”、经济上达到人民富裕的天下安乐的理想境界。在孔子心中, 这个理想境界便是西周文武周公之治。因此他的一生都在为挽救“礼崩乐坏”而奋斗。孔子认为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必须维护贵族统治, 恢复西周文武周公之治, 那么面对子杀父、臣杀君、兄弟相残、权臣僧越等违背礼仪道德的行为, 孔子提出的“中庸”思想也是势在必行的。在孔子看来, 他所生活的时代之所以出现嗜杀、僭越等违背礼制的事情, 是因为天下不和, 要想天下调和, 就必须有一个“点”, 这个“点”必须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不能有过或者不及的情况, 必须使大家都心悦诚服, 这就是“中庸之道”。因此孔子认为只靠“礼”, 天下仍然无法大治, 要使天下大治必须恢复“中庸之道”, 使天下人按中道而行。孔子在此呼吁“中庸”思想, 力图唤醒人们, 回到“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的合理社会之中, 为此, 他在终其一生的努力着。我认为, “中庸之道”, 不仅适用于当时混乱的社会, 也适用与当今的太平世界。

三、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启示

“中庸之道”, 对于今天而言, 最大的好处虽不如千百年前的乱世那么明显, 但是, 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准则。“中庸之道”, 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什么“枪打出头鸟”之类的消极话语, 而是经典的处事哲学。但是, “中庸”所表述的思想长期以来多为人们所歧解。在古代, “中庸”被誉为“至德”, 备受推崇, 但是在近现代, 很多人却将“中庸”视为明哲保身、“折衷”等消极的思想, 使得“中庸”横遭非议。“中庸”可以说是儒家所持有的一种积极而不激进、执着而不偏执的思维方式, 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思想, 无论在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 都可以说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状态。中庸为至德, 在人群中已久久不见了。人总是处于过与不及之中, 很少能做到中庸的。孔子要求的中庸之德必须具备和而不流, 中立而不倚, 时刚时柔, 刚柔结合的品质。人应该有原则的灵活变通, 绝不能无原则的肆意妄为, 更不能成为无原则无操守的乡愿之流。中庸之德虽然难求, 但人们还是不应放弃对它的追求, 即使求不到中庸之德, 也要像狂者狷者那样有原则的生活处世。

对于今天而言, 我个人认为“中庸之道”虽然难求, 但是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我们可以先从低层次做起, 慢慢朝着目标前进。我们不妨把“中庸之道”用一个字来概括, 那就是“度”。

“度”, 说简单也简单, 一个字而已, 就是适可而止, 但是说难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想把事情做得完满, 让所有人都满意,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更何况还有些事是你无论怎么努力都不会做得很完满的。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事情, 大多数都是平平常常的小事, 这些小事往往主宰着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恰到好处的做好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 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和谐。当然, 生活中也会碰到令人难以抉择的大事, 这些事虽然不多, 但是却会关系到自己的一生。中和的去处理这些关系我们人生的大事, 不仅可以是人生顺畅, 更可以令人生美好而幸福。同样的, 对于做一件事, 采用什么方法去做, 怎么做合适, 做多少合适, 用什么人做适当, 什么时间做合适, 什么地方做合适等等, 都会关系到这件事的成败。所以, “中庸之道”对于今天而言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实用性。

总结

任何一种思想, 倘能经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历久弥新, 都应有其内在的魅力、恒久的价值。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当今社会重现其活力、重放其光辉, 就是如此。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 中庸之道是一种精神, 一种追求, 一种状态, 一种境界, 一种政治智慧, 一种人文关怀, 一种道德诉求, 更是一种理想境界。所以他说:“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参考文献

[1]孙风君.论语-中庸-思想及其现代管理思考[D].中国期刊网.

[2]郭晓东.孔子-中庸-思想的现代阐释[D].中国期刊网.

[3]胡念耕.孔子-中庸-新解.中国期刊网.

对“中庸”思想现代价值的探讨 篇6

毛泽东曾说:“中庸孔子的一大发现, 一大功绩, 是哲学的重要范畴, 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1]”。“中庸”思想历经千年, 内涵得以丰富, 视野更为开阔, 理应成为现时人立身处世的思想资源。

“中庸”出自《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2]”, 是儒家的道德标准。那么何谓“中庸”?各家解释不尽相同, 但大都意指哲学意义上的“度”, 就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待物时, 坚持适度原则, 把握分寸, 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 用这一客观规律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 协调矛盾, 并最终指向身心关系、人际关系、天人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各要素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和谐状态, 也可意会为待人接物不偏不倚, 调和折中。

“中庸”既是孔门创立的一种伦理道德学说, 又是孔门安身立命的方法论。概而言之, 儒家中庸思想兼具实用性与时代性。

儒家“中庸”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庸”思想是一种“和”的精神, 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的平衡稳定、协调有序。“中”是实现“和”的手段, “和”是“中”的目的。将“中庸”产生的“和谐”用于调节自身, 能够有效地促进人自我身心的和谐;用于人际关系, 有助于取得众人的信任, 达到人与人和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将会尊重自然规律, 合理的利用自然界, 与自然界保持和谐;用于社会, 能协调各方利益, 综合不同意见, 化解复杂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

1、强调身心之和

在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上, 儒家“中庸”思想认为个体的生存意义世界与身心涵养关系密切。情感与行为统一的基础是深埋在人性中的和谐, 它们来自于人性深处并以情感和思想的形式出现, 使人性在面对挑战时保持良好状态, 保证目标得以完成, 这就是中, 或最初的善。

儒家“中庸”强调克己自省, 即通过内省、慎独、改过、力行诸环节逐步实现身心之和。内省是主观自觉, 指通过自我分析自我评价来调控自己的行为, 使之遵循确定的原则。慎独指独自居处的时候能严于律己, 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改过强调人难免有过, 应正确认识并力行改正, 不能文过饰非。就力行而言, 孔子重行, 他主张考察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论语.公冶长》) , 反对语言上的巧言令色的语言上, 而是应信守诺言, 言行一致, 尤为敏而躬行, 亲力亲为。如此修身养性, 必能保持中正平和之心, 理性面对万事万物, 坚持在制约自我欲望过程中达至中和平衡, 实现生命个体的身心和谐。

2、倡导人际之和

人际和谐即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人交往的和谐, 这也是“中庸”思想基本精神的价值取向。“中庸”从人与人的异中求同、对立中求统一, 反映在人际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即和而不同。“和”是指在不同意见或不同个性中, 谋求一种执中或和谐的状态, 而“同”是指抹杀不同人的个性来谋求单一性的一致。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孔子才说“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但如何实现和而不同?孔子进一步指出两个原则:一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 二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

3、主张人与自然之和

“中庸”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主张天人合一、天人调谐。天地是整体存在的本源, 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人类在追求生存和幸福的同时, 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要合理。

“动物甚至植物乃至一切生活都具有目的性, 都具有内在价值, 都拥有自己的善或利益。”[3]为此“中庸”思想主张尊重自然秩序, 遵循自然规律与天地和谐并立。此外, 还主张善待自然万物, 主张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 强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 反对过度开发自然。“断一树,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只有在尊重规律、保护自然的前提下, 合理改造、利用自然, 才能“使民养生丧自无憾”。

4、弘扬人与社会之和

“中庸”思想本身强调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对立统一的和谐状态, 强调说君主要考察历史, 顺应民意, 尊重客观事实, 按照发展规律治理国家, 制定规章制度, 促使国家社会各个方面和谐发展, 以受民众爱戴。目前我国东西部地区、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将威胁社会秩序, 外加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 有必要发扬“中庸”思想的积极功效。

孔子曾提出治理天下的两种方案:一是以刑政, 一是以德礼。在德治方面, 儒家倡导在全社会实行礼制, 以促进治事, 其核心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 规范人的行为, 使社会处于有序之中, 使社会达致和谐的状态。在法治方面, 不仅体现着有法必依, 还体现着违法必究。历史经验表明, 单讲德势必缺乏普遍适用性, 单讲法又势必缺乏人文精神, 令世人诚惶诚恐。治国安邦的两端便是德法并举的“中”, 所以“中庸之道”对现代社会而言, 就是在治理社会中把握适度原则, 始终贯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真正把握“度”, 不是消除矛盾, 而是围绕“度”——最紧迫、最关键的任务, 上下浮动, 合理安排。和谐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要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 妥善处理各种矛盾, 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

5、结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个人的亚健康状态、利益的冲突矛盾、自然能源紧张、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日益凸显。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团结社会各阶层投身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还要协调各方, 把握“度”, 实现个人身心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 让“中庸”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充分地发挥与发展其时代价值。

总之, “中庸”思想它既体现了辩证法和价值论的哲学意义, 又囊括了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精神;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又重视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 这是我们将“中庸”应用到当下社会实践, 成为可借鉴的思想资源的重要学理依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147

[2]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12

[3]孔子.《论语.雍也》

[4]张德胜等.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J].社会学研究, 2001 (2)

孔子中庸思想探析 篇7

中庸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之中。子曰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首次提出了“中庸” 这个概念,并给予了中庸——“至德”如此高度的评价,但孔子未能对中庸本身的含义做充分的阐释。而《说文解字》 中指出 :“中,正也 ;庸,用也,从庚 ;庚,更事也。”由此看来,“中庸”的意思就是既妥当又正确地去处理事情。郑玄注《礼记 · 中庸》说 :“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 到了两宋,程颐、程颢将“中庸”的含义解释为 :“中者, 只是不偏,偏则不是中。庸只是常。犹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经也。”朱熹在注释《中庸》时引用了二程的意思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庸,平常也。”因此, 按照二程和朱熹的解释,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称之为“中”; 保持经常称之为 “庸”。

二、孔子“中庸”思想的主要内容

1、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

孔子把中庸看作是最高的道德,与中庸相对的则是过和不及,过即超过,不及的意思是达不到,对于这两方面孔子都是不赞同的。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原则和道德修养,应有一个适当的标准,超过或达不到这一标准,都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也就是说,过和不及这两个极端的后果是一样的,只有既没有过又没有不及,才是中庸之道。由此看来,“中”是衡量过与不及的标准,孔子要求把握正确的“中”, 坚决反对过和不及这两种不合乎中庸的行为。孔子所倡导的中庸,应该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并且牢牢地把握了恰到好处的中正处,即坚持了“适度”的原则。

2、执两而用中

孔子倡导的中庸是无过无不及,坚持了适度原则的。那么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度”,做到中庸呢?在《中庸》里有孔子对中庸经典的解释,古代圣明的君主之所以会得到百姓拥戴,就在于他们能够隐恶扬善,把握好了过和不及这两端,用中庸的方法来安抚百姓、治理国家,孔子把中庸看作是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要避免走向两个极端,就应该把握好这两端,也就是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让两端互相制约,互相补充。“两端”处处可以找到,如租赋有过轻过重,治民有过严过宽,行礼有过简过隆等,把握好这两端,就能找到不轻不重、不严不宽、不简不隆的中点,这个中点也就是适度。中国古代的圣明君主正是具备了这种合于度的中庸的观念。

3、时中

在孔子看来,君子为人处事能够做到中庸之道,但是小人则难以达到或违背中庸原则。“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君子能够时刻自省检查,随时而变通,适中而不偏,而小人则会肆无忌惮,任性妄为。孔子认为,坚持中庸思想,是君子的一种天职,然而中庸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要求人们必须学会找到当时的“中”。君子就能够做到时中,能根据不同的条件和时间而采取合理、合宜、合时的中庸。孔子在为人、为政、人际交往和学习过程中也始终贯穿着时中的原则。时中是中庸思想最高的阶段,是真正地达到了中庸。

三、中庸之道与折中主义

自近代以来,人们常常认为“中庸”是一味地做事不讲原则,也很容易将中庸误解成为折中主义或者是调和主义。 我们不可否认,从表面上看,折中主义和中庸确实具有某些相似点,也使得不少人以中庸为借口,做事毫无原则可言。 这样的人正是孔子深恶痛绝的、严厉批评的“乡愿”。子曰 : “乡愿,德之贼也!”,孔子对“乡愿”是深恶痛绝的,说他们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又不分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使道德败坏的小人。在孔子看来,如果找不到和秉承中庸思想的人相交,他宁愿与狷者、狂者交往,也不与乡愿交往。因此,中庸并不是做事不讲原则、左右逢源的老好人,而是需要有中立而不倚、和而不流、刚柔结合的思想, 具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志向和坚定。

折中主义没有自己原则和立场,只是把各种见解和思想,机械地、毫无原则地拼在一起,迁就一切,毫无坚持, 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形式。而中庸思想并不是这样的折中主义,中庸之道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和原则,需要用理智调节与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不拘泥,不偏激,讲求适度和合理,无过无不及,始终保持着“中”的状态。中庸的思想并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中正之道、真理之道,因此就要求我们要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把握好这两端之间的平衡,在动态的过程中进行具体分析、灵活运用与辩证综合。

摘要：孔子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集中代表了儒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它强调凡事要坚持适度,防止过犹不及,不走极端,但并不等同于折中主义。

中庸思想的古为今用 篇8

一、舞思中庸

中庸在儒家文化中是指一种折中、适度的处世态度, 讲究中不偏, 庸不易。中国古典舞注重以腰为轴, 腰是整个人体的中心, 以腰发力使舞者重心稳定。万变不离其宗, 循环往复, 持之以恒。《礼记·中庸》中谈及“中和”,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喜怒哀乐没有溢于言表是“中”, 当喜怒哀乐表现出来却恰到好处, 就是“和”。中国古典舞蹈注重“形神劲律”, 动作行云流水, 贯穿统一, 每个动作都有动势, 亦有因果关系, 内在的平衡不偏不倚, 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这是中庸在中国古典舞中的体现。北舞编导佟睿睿创编、由王亚彬所表演的《扇舞丹青》, 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典舞思想之精髓, 其动作动静结合、张弛有度, 情感表达端庄得体, 意境深远且高雅。以墨而舞、将书法、绘画、音乐、舞蹈融为一体。舞者以儒生的形象展示给大家, 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雅脱俗, 舞蹈的整体结构符合传统的审美与意趣, 思想内容亦体现了儒家的中和、中庸之道。可见中国古典舞蕴藏着深厚的儒家文化, 每个动作与韵律也都包含着中庸、中和的思想。

二、舞韵之和

我国古代儒家乐舞理论《乐记》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这强调的是儒家思想精髓——“和”。古之乐舞与天地同音、同韵。乐舞表现的内容与自然带给人的感受相统一, 是自然与人的统一。

古典舞有许多作品都是以自然生物为载体抒发某种情感或表达某种精神的, 譬如舞蹈表现梅、兰、竹、菊, 是以这些花卉的品格来抒发一种傲然独立、与世无争的优良品质。是自然界与人生观的和谐统一。其中“和”的思想有着重要作用。古典舞身韵中讲求“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 “心、意、气”的统一与协调, 正是儒家思想“和”在舞蹈中的运用。“和”是内外的统一, 是内在意识与外在姿态的统一协调。中国古典舞讲究精、气、神, 注重外在的动作、线条, 更注重内在的精神状态与外在动作一气呵成, 贯穿统一。舞蹈要有梅、兰、竹、菊的精神, 就需要肢体语言与这些花卉的精神相符合, 因此此类舞蹈的动作多用控制、延伸等动作, 外形相似且情感抒发恰到好处, 意境也与动作相符。这样才能表现出梅的顽强, 兰的空灵, 竹的坚韧, 菊的傲然。精、气、神完全贯穿其中,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处理, 正是中和之美的体现。

我国多地出土各朝的舞人画像以及雕塑, 像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的舞蹈体态。汉代盘鼓舞、巾舞以及袖舞所表现的舞人舞姿婀娜、体态轻巧。而建鼓舞、刀舞的舞人又充分体现了动作刚劲有力、直率豪放。我国古代崇尚儒学, 注重礼节, 由此可见汉代儒家的中和思想在舞蹈中的体现, 即有柔美温婉, 亦有豪迈直爽, 二者的同时出现体现了一种中国特有的包容文化, 一刚一柔的和谐融汇体现了舞蹈之“和”的美学观点。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刚柔相济是儒家中和思想的重要体现。

中国古典舞被称为是“划圆的艺术, 古典舞中“圆”的运用是古典舞主要审美特征之一。古典舞的动作圆融, 无棱无角, 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核心, 圆在古典舞中运用之广泛, 与儒家文化崇尚美、崇尚自由、崇尚自然、遵循中庸的和谐之道有一定关联。儒家处世之道是仁义、和谐、中庸, 这样的道德精神是一种圆柔、从容。古典舞万变不离圆, 以圆为主要动作。圆给人以圆润、团结、和谐的美好意象, “和”之思想亦在圆的变化中相互对立统一。正是因为有了儒家文化对中国舞蹈的长期熏陶, 才使中和之美在舞蹈中得以长存, 儒家的和谐、和合便是古典舞的处世之道、为舞之道。

三、风乎舞雩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论语.先进篇》中的最后一节, 记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与孔子聊天的情景。孔子主张“乐与政通”, 用乐舞教化人、将“礼”、“仁”渗透人心, 成为潜意识中的美德所在。这便奠基了古代舞蹈的传统思想, 儒家文化与舞蹈动作的结合, 形成了中国古典舞典型的审美。

儒家思想倡导民族融合、国家统一, 因此我国古代舞蹈更是丰富多样, “太平和合”的思想境界促使我国舞蹈包罗万象。隋唐两代继承融合了南朝的汉族传统乐舞和北朝各民族乐舞, 如此强大的吸收文化正是因为拥有厚重的儒家思想引导致使, 儒家文化的“和”, 使唐代文化得以融合、相互交流, 促进发展, 使唐代舞蹈成为中国舞蹈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比如当时健舞和软舞以矫健豪放和柔美温婉而区分, 正是阴阳相合, 对立统一之和。中国古典舞刚柔并济、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一的境界正是“和而不同”“因中致和”的体现。

儒家文化将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种基本道德规范, 这是儒家思想的行为体现。而中国古典舞亦将这五种思想融入其中。中国古典舞注重神韵, “以神领形, 以形传神”。其神, 正是古典舞中正的神态, 中庸、中和是贯穿于舞者内心, 是植根于整个民族的思想。唯有心胸常驻“仁爱”, 神态才会含蓄而美好, 有“爱人”之心, 才会舞出古典舞的精髓;中国古典舞受武术影响, 其“义”与“信”的精神贯穿始终;孔子的“礼乐”思想实施于当时社会各个阶层, 周代乐舞《六代舞》《六小舞》即是礼仪的呈现;古典舞的“闪转腾挪”“提沉冲靠”, 都是力的巧妙运用, 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 古典舞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 古典舞是尽善尽美的之舞, 是中庸平和的之舞, 是朴实唯美的之舞。

四、大美无言

庄子说“大美无言”, 此美是自然与人的相融, 是和谐、中正之美, 也是我们中国古典舞所追寻之美。此美是永恒之美、是无界之美。

我国以儒学思想文化为基础, 保证了民族融合、共同生存。正是因为仁爱、中庸、中和等思想, 才得以让几千年的文化兼收并蓄。未来的古典舞之路, 也应秉承着“和”的思想一路向前。顺延古代舞蹈的同时我们也应顺应发展, 在厚重的历史上演绎出新的篇章。中庸, 不再是一成不变, 折中而可。我们古典舞新时代的儒家思想也应重新定义:现代中国文化的中庸、中和的意义更广泛、更多元。中和, 是文化的包容与渗透, 是传统与时代的接轨与摩擦。中庸, 是秉承传统文化底蕴屹立不倒, 吸纳更多文化丰富自身。融于时代更应融于自然, 现代社会的“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融合、融洽, 是至诚、至善、至美。

儒家文化所形成的社会观、自然观、审美观在古典舞中早已成型并运用, 中国古典舞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在舞蹈的学习和创作过程中, 唯有将儒家思想形态融于心中, 将内在思想化为外在行动, 将生活化的体会提升到思想修为的境界才能将中国文化与中国舞蹈完美结合。

中职英语教学中中庸思想的运用 篇9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也是人类借以表达思想、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 而要跨母语进行沟通交流就必须习得国际上的通用语言, 也即进行第二语言的学习, 当然也有特殊人士会进行多种语言的学习, 掌握利用多种语言进行人际沟通的语言工具。在我国, 英语学习者人数众多, 就中职学校的英语教学活动来说, 就是对学生进行的第二语言教学。每个学习第二语言的学生都会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语码的转换过程要求“得当、不偏不倚”, 要符合中庸思想, 而在中职学生的语言能力方面, 汉语作为母语的思维定势必定会影响到学习效率的提高, 而教师若能够引导学生在基于中庸思想的基础上去学习英语, 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学习方面的困难, 提高学习效率。

一、中庸思想与大学英语教学的联系

随着我国对改革开放国策的深入, 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对外交往的范畴越来越拓展, 我们的民族语言——汉语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不断地扩大, 越来越多的外国学习者将汉语当成自己的第二语言, 汉文化正在不断地被推广, 这是十分可喜的局面, 值得国人为之自豪。

在我们的民族语言被“老外们”认真研修的现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我国的国人在努力学习英语。英语毕竟在世界的通用范围更大, 但是我国对于英语教学的相关理论却还在探索中, 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也没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独立的英语教育理论体系, 尽管我国已经出现了从幼儿时就开始学习英语的文化现象, 在基础教育教学、中等教育教学、高等教育教学中都开设了英语课程。应该说, 我国的英语教学更多的是借鉴西方的教学模式及教学理论, 这些舶来的方法和理论虽然有“洋为中用”的价值, 却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民的语言思维特点。我国的英语教学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背景, 且我国的学习者其心理和生理都有自己的个性, 所以, 我国的英语教学必须有针对性。要做到这一点,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样几点:其一, 创造中庸和谐的语言学习环境, “中庸之道”即面对所有的有关英语学习的不同观点, 都能够采取客观的态度对待, 取其长避其短;对于国外有关大学英语教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能够进行积极借鉴;其二, 要坚持中庸的原则, 即要适度吸收, 防止过度模仿;其三, 对于中国传统的英语教育, 要在批判中进行继承与发展;其四, 要认识到我国传统的外语教学方法也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英语人才, 也有着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方法, 对于优秀有价值的要继承, 但是对于无价值的则要学会进行批判。实际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已经阐述了对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 这就是应该在“扬弃”的基础上进行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也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中职英语教学中应用中庸思想的策略

根据多年在中职学校从教英语的经验, 笔者认为中职学校英语教学中中庸思想应用的策略可采取如下作法:

(一) 讲授法要与活动法相结合

我国中职学校的英语教学一直以讲授法为主要方法, 讲授法固然有其明显的优势, 但是该方法并不等于填鸭式教学;活动法在我国中职英语教学中也是司空见惯的, 但活动法也不能等同于“满堂灌”。似乎在学界如今的热议中, 诸多新鲜的教学方法被推崇, 而从传统沿革而来的讲授法备受抨击, 其实这样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 讲授法不能被全盘否定, 若应用得当, 也可以将教学内容讲得恰到好处, 让学生能够听得意犹未尽, 且这种方法在讲学活动中绝对是不可缺失的。

从目前我国中职学校的英语教学情况来看, 大多采取的是大班教学的方式。所有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 因为教室大、学生多, 很难做到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一一兼顾, 因此要做到因材施教和因人施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实际的情况而言, 精讲精练、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更适合中职学校的英语教学。我们知道, 当前我国中职学生的英语基础还很薄弱, 一些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学习没有打下好底子, 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甚至有的学生厌学和弃学。这种现实情况说明学生的英语基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所以, 教师在运用讲授法进行上课的时候, 最好有针对性, 既要做到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 同时还要能够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运用中庸的思想, 既要确保学生能够学到一定的知识, 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讲解合乎大学英语教学的要求, 在运用讲授法的时候, 适当配合着使用活动法, 使学生能够有机会参与英语的教学活动, 做到教与学相长。

(二) 教学评价方式多样化

教学的评价方式有多种多样, 但是在众多方法中有两种是比较主要的, 即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在中职学校的英语教学中, 为了确保教学的效果, 必须坚持使用终结性和形成性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形成性评价关注的是学生学习的过程, 即针对学生学习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评价, 目的在于能够随时发现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可以改进的地方, 确保教学效果以及学生学习的效果能够在不断的调整中得到提升, 获得最优化的教与学方面的效果。而终结性的教学评价, 则注重对学生学习结果以及教学结果的评价, 目的在于判定学生是否已经达到了某个阶段应该要达到的英语水平或者是英语教学是否达到了要达到的教学目标。

中职学校英语教学中的这两种评价方式都很重要, 不管是过度地使用哪种方式, 都有可能导致无法正确评价学生的英语学习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情况, 造成教学活动、教学目标、教学效果之间相背离。例如, 在过去, 中职学校对中职学生的评价一直采取的是终结性的评价方式, 所以造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中职学校的教学一直片面追求学生的学习成绩, 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 这样的情形更是十分明显, 导致英语学习过于重视考试的卷面成绩, 把一门用来增加沟通交际本领的语言学成了死记硬背的教条, 一些学生在卷面考试中可以拿高分, 是“考试的能手”, 但是运用英语的实际能力却极低, 语言输出能力差, 不会流利地使用英语。所以在中职英语教学中, 要平衡两种评价方式, 使其为教学的活动服务, 必须贯彻中庸思想。在具有不同英语基础的学生中, 适度使用两种方法。对于刚入校的大学新生, 要采取形成性的评价方式为主, 这样有助于帮助教师全面了解学生的特点, 比如其英语能力水平、学习思维、学习习惯等;对于老生则更注重对其英语表达能力的提高。

三、结语

综合前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中职英语教学应该符合中庸思想, 在教学中要坚持适度原则, 才能够更好地推进教学活动, 保证教学效果。本文重在探讨中职学校英语教学中中庸思想的应用策略, 希望能为相关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提供参考。

摘要：中庸思想强调的是适度、客观、不偏不倚, 它是我国儒家思想中重要的行为处事原则, 也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很为国人所认可。中职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英语能力, 且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所以中职英语教学应阐释利用中庸思想平衡各方面的要求, 以确保英语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中庸思想,思维方式,英语教学

参考文献

[1]孙淑女.英语词汇测试及其对教学的启示[J].浙江王国语学院学报, 2014 (06) .

[2]李美艳.浅析形成性评估概念必要性及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运用[J].宜春学院学报, 2010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