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现代儿童教育（共12篇）
西方近现代儿童教育 篇1
西方教育史上，教育与心理学联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最早提出情感、意志、智力、心灵等心理学名词并运用在教育理论中。欧洲中世纪，教育渗透着宗教神学的精神，长期压制、束缚人的心灵。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解放和人的价值才空前受到强调，人文主义教育家也开始重视儿童的个别差异和身心发展的特征。他们称其为“自然”或“天性”。其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本文选取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的教育理论家的思想作为链接点，对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心理学化的历程作一概述。
捷克杰出教育家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 1592-1670)，是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体系的开创者。夸美纽斯生活在欧洲封建制度逐渐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过渡时期，他对宗教神学的信仰和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尊崇共同反映在其思想中，使他的自然观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夸美纽斯认为，神创造了大自然并使其和谐发展。“秩序”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普遍规律，它保证宇宙万事万物的和谐发展。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其心理好像“种子”一样，受自然秩序的支配，因而人的发展以及对人进行教育的活动，也必须服从自然法则———“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得到和谐发展，教育活动才会迅捷、有效。因此，夸美纽斯提出著名的“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强调对儿童进行教育要依据他们的自然本性，即天性和年龄特征，并照顾儿童的个别差异，使儿童顺其自然地得到发展。从这一原则出发，夸美纽斯提出早期教育的主张和一系列教学原则，如直观、循序渐进、启发学生的学习愿望和主动性、巩固知识等。此外，他还将学生年龄进行分期，据此提出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为各级学校规定了相应的教学内容。
夸美纽斯对人的认识尚未摆脱神学思想的束缚，他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科学和片面的看法，但其中也包含不少合理因素。而集中体现他的这种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的代表作《大教学论》使教育学从哲学的母体中脱胎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为近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了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为启蒙思想家之一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尖锐批判了摧残儿童身心的封建经验主义教育，在他的著作《爱弥尔》中，卢梭提出自然主义教育理论。他指出，封建性质的教育，按照传统和偏见，把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强制儿童接受所谓的教育，干涉或限制儿童的自由发展。同时，卢梭反对教会教育的“原罪”思想，认为儿童的天性是善的。因此，他主张对儿童实施教育，应该热爱他们，尊重他们，给予他们自由，顺应他们天性自由发展的规律。根据自己对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的理解，卢梭将儿童的教育进行了阶段划分，并确定了各阶段的教育任务。他认为，通过各个阶段的教育，就能实现教育的最终目标：培养“自然人”。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摆脱了神学的桎梏，竭力倡导教育回归自然，虽然不乏偏激片面之处，且对儿童教育的年龄分期带有不科学的主观武断成分，但是对后来儿童教育心理学化的发展仍有可贵的启示意义。
卢梭之后，瑞士教育家裴斯塔洛齐(John Heimrich Pestalozzi, 1746-1827)在教育改革的实验和研究活动中，继承并发展了自然主义教育理论。裴斯塔洛齐认为人生来具有道德、智慧、身体各方面和谐发展的潜在能力，对儿童实施教育要顺应儿童发展的自然规律，力求在心理学基础上改革教育教学。他认为一切教育和教学工作都应从最简单的要素开始，并按照儿童心理发展的顺序逐渐进行，因此提出要素教育的理论。他确定了体育、德育、智育的最简单要素。其中，对智育的要素作了重点探讨，确定了事物的基本要素为形状、数目、名称，认识事物首先需要经过自然观察，感知数、形、名三要素，获得“感觉印象”，然后发展成“确定的印象”，再转变成“清晰的印象”，最后上升为“明确的概念”。对这个过程，裴斯塔洛齐认为是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
裴斯塔洛齐注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阐述教育问题，探索教学方法，开始把教育理论置于心理学基础上进行探讨，他的教学方法理论显然比卢梭的认识细致。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裴斯塔洛齐的教育实验缺乏精确性，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他的教育理论提供科学的心理学依据。真正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来论证教育方法，考察教育规律，是由其后的赫尔巴特等人进行的。
德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最早宣称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并在观念心理学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教育、教学系统，反映在课程设计中。他将事物呈现于人的感官留在意识中的印象称为“观念”，认为教学过程就是将书本知识中所包含的观念转化为学生意识中表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兴趣是传授知识、形成表象的条件，也是教育的支柱。兴趣是在旧有表象群类化新表象时产生的。
赫尔巴特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揭示了教育内部规律，促进了教育心理学化的进程，使教育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其心理科学本身发展的局限性，如唯心、思辨、演绎的成分，最终影响了其理论的科学性，把心理活动简单化、机械化，而且忽视了心理活动所依赖的外部客观现实和人的生理基础，只把它视作单纯的观念活动。加之赫尔巴特对教育实验的忽视、对教育教学过程认识的不足等，使其建立在观念心理学基础上的教育学并不能算作是他所称的“科学的教育学”。
19世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及问世，强烈冲击了当时的思想界。美国本能论心理学创始人之一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把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运用到心理学上，用生物进化的规律解释人的心理发展，认为儿童心理内容是以本能活动为核心的习惯、情绪、冲动、智慧等天生的心理机能不断生长、发展及与周围环境协调的过程。以本能论心理学作为心理学基础，杜威提出的教育学说认为：教育的本质即生长、即生活、即经验继续不断的改组。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杜威提出一系列教育原则：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是促进儿童本能的生长和发展，这就需要教育以儿童为中心，注重儿童本能的能力和主动性，即“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能的生长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展开的，学校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应该像一个小型社会，即“学校即社会”;经验是世界的基础，要让儿童通过亲身活动与环境交互作用，从而不断获取经验。教学过程、课程、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都要以儿童亲自获取经验为基础来考虑，即“从做中学”。
本能论心理学是生物化的心理学，以此作为其教育理论的心理学基础，虽然存在不少缺陷，但是仍推动了教育心理学化的发展。如，“儿童中心”论一反赫尔巴特传统教育“三中心”(教师、课堂、教材)的做法，强调儿童学习的主动性。这既继承了早期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观点，又因为注重儿童发展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统一的主张而超越了早期自然教育理论。杜威关于教育即经验的改组的认识对当代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心理建构学说也不无启示。
当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在《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中提出：教育科学产生于儿童心理学。他毕生致力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以解决“教育和教学工作中出现的无数难题”。在坚持生理学和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观察和实验研究，皮亚杰创立了发生认识论，重点探讨儿童智慧发展的规律。发生认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认知是主体通过“操作”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认知结构的机制和模式包括适应与图式、同化与顺应、平衡与自我调节、认知发展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儿童思维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感觉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把发生认识论运用到教育学中，皮亚杰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如：按儿童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教育;发展儿童的主动性;把发展儿童智力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等等。向教师们提供了关注、理解和促进儿童发展的新途径。
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在教育上的应用也受到许多批评，但对教育的影响仍然是十分强大的，特别是对学前和小学教育有深远影响。
纵观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对于人的认识，夸美纽斯仍有神学色彩;卢梭倡导教育顺应人的天性，是一种肯定率性而为的观点;裴斯塔洛齐通过实践验证并发展了卢梭的教育思想，教育心理学化思想由此开始;赫尔巴特首次使心理学与教育明确结合起来;杜威、皮亚杰则在心理学不断趋于科学化的基础上推进教育科学的发展。无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未来要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学的发展。
西方近现代儿童教育 篇2
随着国内外现代性研究的升温，现代性的概念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综合体，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学科都参与了对这个概念的探讨，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且，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个概念并没有一致的定论。
与国外的现代性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则显得更为复杂。直接从国外借鉴这个概念导致了理解上的偏差，国内学术界存运用这个概念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当前亟待进行概念上的清理，再从概念出发分析具体的现象。其实，这个思路同样适合于对包括中围的艺术、文学等现象在内的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审美现代性不们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性的表征，折射出了中国现代性的曲折发展和历史性的变迁。中国自身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对现代性、审美现代性这些概念的误读，都使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呈现出了更大的复杂性、含混性。因此，必须做些正本清源的清理工作，梳理从西方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到中国的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语义演变，以达到对中国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理解。
由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出现了理解这些问题的多种思路，加上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因此清理这些问题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需要众多学科、众多学者的参与和努力。为此，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分析的思路，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阐释(即从特性角度的阐释)以达到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阐释。
通常而言，在对现代性(西方现代性更为明显)的认识上，主要有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体验(experience)三个基本的视角，这些视角是导致现代性歧义的主要原因，介入点的不同也导致了各个学科对现代性概念的不同理解。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选取了特性(quality)的视角，并分析了以这种视角理解西方现代性的代表性的观点，然后寻找适当的切入点来分析西方审美现代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分析视角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当主要从某个视角来研究西方的现代性时，通常有可能造成对其他视角的遮蔽，因此也需要结合其他视角来说明从某一个视角所得出的结论。
从特性的视角看，现代性具有自己的规定性。但由于这个视角过于笼统，所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学科、问题来解释现代性的特性。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看来，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资本的产生和扩张，它引发了对传统、伦理道德、制度的巨大冲击，并建立起了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看来，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是理性化，是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形式理性对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的挤压和取代，形成了“现代性的铁笼子”;齐美尔(Simmel)则认为，现代性就是客观文化、物质文化对主观文化、个体文化的压制。尤根·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继承了韦伯的思路，在他看来，从18世纪以后，随着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分离，科学、道德和艺术逐渐分化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领域，而且各负其责，“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人们能够使得文化的每一领域符合文化的职业，而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成为特殊专家的关注对象。这样，专家就控制了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和审美——表现结构。所以，西方现代性是与西方社会的分化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还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反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把它们定性为旨在反对现代性的新的形态的保守主义，坚持现代性的合法性和未完成性，并寄希望于理性的重建。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把“矛盾性”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征，具体而言，“矛盾性”是“一段历史时期，肇始于西欧17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表现为：(1)一项文化筹划——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2)一种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随着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矛盾性是特定时期内西欧社会在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依此思路，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矛盾性的现象，这就是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nescu)所说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思想观念上看，“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美学现代性引发了先锋派的产生，自浪漫派起就已经确立了激进地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具体而言，“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亡。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在卡林内斯库看来，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如此地不相容：“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另一个若非公然的非理性主义，也是强烈批评理性的;一个是富有信心和乐观主义的，另一个是深刻怀疑并致力于对信心和乐观主义进行非神秘化的;一个是世界主义的，另一个是排他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也就是说，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矛盾，但现代性的矛盾尤为强烈。而且，其矛盾是全局性的，不但表现在社会的任何领
域，也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间和社会的根本性质上。
此外，许多学者都非常关注西方现代性的反思特征，并把反思性视为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性，并由此理解现代性的其他方面。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两个重要维度;“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disembeding)机制的发展”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是现代性的三个主要来源，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织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 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鲍曼把矛盾性作为现代性的特性，但他也洞察出了反思在现代性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建立起了反思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一时段中，(世界的、人类生活环境的、人类自身的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的)秩序得到反思，假如它终止了抑或风光不再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关怀问题和一个认识到自身、认识到确是一种有意实践并惟恐留下裂缝的实践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认为，现代规划最初在西方产生时，带来了独特的意识形态前提和制度前提。它也带来了人的自主性和未来的观念，并引发了对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及其合法性的质疑，即对社会的全面的反思意识。而且，现代性的反思意识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方案中的反思意识，不仅集中在一个或几个社会中流行的超越图景和基本本体论概念的不同诠释的可能性之上，而且发展到质疑这类图景和与之相关的制度模式的给定性。它使人们意识到，许多这类图景和模式存在着，并且这类图景和概念的确可以争辩。”。正是这种反思意识促成了对传统的怀疑，对既定的制度模式、意识形态、政治与文化的前提等因素的质疑，并探索它们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反思也同样影响到个体的生存。在艾森斯塔特看来，现代性虽然起源于西方，但经历了两次世界性的扩张，现代性的第一轮扩张从19世纪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20世纪到现在则是现代性的第二轮扩张，在现代性的这两轮扩张中，反思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艾森斯塔特的解释使我们感受到了反思意识的巨大作用，并研究它在塑造个体、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以上观点来看，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解释是各不相同的。阐释者的不同角度、不同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都导致对西方现代性特性的不同理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较为一致的理解。
人们对西方现代性基本特性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本文主要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特性，并从这些特性阐释西方现代性的含义。
谈到现代性，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传统，还可以联想到一些诸如“保守”、“落后”、“落伍”、“陈旧”、“危机”、“封建”等语汇。相反，当我们谈到现代、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可能联想到“进步”、“前进”、“革新”、“革命”、“创造”等语汇。当我们再进一步谈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头脑中也许会涌现出一些诸如“断裂”、“鸿沟”、“对抗”、“对立”等语汇。由此可以发现，我们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把传统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和障碍，并欲除之而后快，尽管传统并不是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充满了阻力，也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能够从根本上铲除，但实际上，这些无意识的看法已经部分地决定了传统的命运。而且，现代性发展的历史也是传统遭受打击的历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断裂或者说反传统就是现代性的最主要的特性，这个特性在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史上一再地显现出来。传统社会主要基于一种基本的、约定俗成的规定性，它规定了社会的基本秩序、道德的约束力、血缘性的家庭所发挥的决定作用、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社会成员的基本世界观、价值观。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基本上把个体固定了下来，但现代性的发展却打破了这些规定性。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首先在经济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式的对土地的依赖减弱了，代之的是商业社会的崛起和政治自由度的增强，并孕育了新的社会形态。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削弱了传统的基础，传统的规定也逐渐失去了其赖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土壤。由于面临着新的环境，传统发生作用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其影响减弱。对个体来说，经济上的变化打破了个体所受的束缚，个体能够自由或比较自由地流动，个体面临的选择和机会都增加了，这些因素使他体会到了传统的衰落，调整传统中的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并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生存的各种可能。这样，无论社会还是个体都受到了传统的束缚，特别是传统对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个体自由的束缚。同时，社会和个体也开始质疑传统的合法性，甚至从根本上反对各个领域中的传统，这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性。西方现代性对传统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的冲击，在托克维尔、马克思、腾尼斯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精辟的分析：在托克维尔看来，现代社会把个人分裂为“原子式”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充满了阶级冲突和斗争的社会，它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腾尼斯看来，现代社会冲垮了传统社会的“共同体”，并促使了它的瓦解;在涂尔干看来，劳动分工撕裂了完整的社会，也淡化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理性化也是西方现代性的又一个基本特性。理性化是韦伯最初在描述资本主义发展时所使用的概念，也是他对西方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贡献，经过众多学者的发挥，逐渐成为概括西方现代性特征的一个重要观念。韦伯认为，宗教能够提供对世界意义、生命意义的合理解释，也是行动意义的来源。因此，宗教不仅起着决定人生信仰、价值和方向的作用，还影响到人生道路的选择、人在现实中的行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理性化”的转变，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宗教的衰微，其结果是人们信仰的坍塌。“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
“除魅”的过程，现代社会面临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尴尬局面。韦伯把社会行动划分为传统行动、情感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4种类型，其中后两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在西方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价值合理的行动类型的行动本身就体现了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与行动者追求世界和人生意义的目的直接相关;目的合理的行动只是达到H的工具、手段和中介，行动本身并不与终极关怀挂钩。在西方社会中，价值合理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着，但随着宗教的衰弱和意义的“理性化”过程的展开，二者之问的分裂、冲突和矛盾加剧，其结果是前者受到挤压和排斥，后者则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二者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目的合理性Ⅱ王可以称之为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受“客观因果法则”的制约，具有客观标准;但价值合理性缺乏客观的标准，是一种与主观有密切联系的理性。这样，人们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采用各种手段，通过算计来实现其目的，并且不必顺及信仰、价值、伦理、义务、责任、终极关怀、真实的情感等这些更为根本性的因素。韦伯认为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之间的关系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类似。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工具理性的作用表现在科技、管理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在科技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因此有学者干脆将科技理 性视为工具理性的代表，并且卣接以科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事实上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不能够直接画等号。工具理性、形式理性无节制地发展膨胀，结果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导致了对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挤压和排斥，并引发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紧张，最终形成了韦伯所说的“理性的铁笼子”。因此，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主要是“理性化”的发展过程，可以把“理性化”视为西方现代性的特性。
西方现代性的第三个特性是反思性。许多学者都把反思意识视为两方现代性的特性，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传统社会不但把个体固定在相对稳定的位置上，而且也基本上规定了个体对自然、社会、道德、他人和自我的理解;但现代社会把传统连根拔起，血缘和道德的作用遭到了空前的挑战，个体被置于各种选择的交会点上，现代社会在扩大了个体的自由、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同时，也使个体开始质疑传统、既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现存的政治秩序与社会安排，并反思其局限，这也是形成新的价值观、社会形态和制度的前提。反思意识小但促进了现代性的形成，而且还影响到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反思的对象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传统的反思，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行为规范，传统的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关系，都遭到了质疑，其局限性被表现出来，并可能引发激烈地冲破其束缚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第二，对知识的反思，社会系统知识的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根据，当把这些知识运用于社会时，便促进了新质的形成，并对现代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社会系统知识的反思和运用主要受到“权力的分化”、“价值的作用”、“未预期后果的影响”等因素的影响。第三，对秩序的反思，这里的秩序主要是指世界的秩序、人类生活环境的秩序、人类自身的秩序，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现代性反思、否定了秩序的“他者”，即混乱、不确定性、不合逻辑、非理性、不可协调性等，建立起了统一的、明晰的、确定的秩序，而设计、管理、征服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这在“启蒙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一直贯穿于现代性的发展之中。
从西方现代性概念的发展来看，从特征角度对现代性的阐释很有代表性，甚至可以说概括了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方而，也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重要含义。我们这里把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作为西方现代性的特性，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特性的排斥。相反，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与西方现代性的其他特性相互补充、相互作用，并构成了多层次的、多维度的西方现代性的整体。作为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表征，审美现代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理解审美现代性又离不开对现代性整体的把握，需要从现代性中寻找和分析审美现代性的起源和特征。因此，以上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就构成了我们分析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的基础和前提，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西方的审美现代性开辟了通道。
如果按照外延的大小来排序的话，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由大到小的三个概念。通常而言，现代性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在内的综合体，文化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审美现代性也只是文化现代性的一个更小的组成部分，它被包含在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之中。因此，现代性为我们理解审美现代性提供了参照和重要前提，它也在塑造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我们在研究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的时候，也要结合西方现代性的特性，这些特性不但决定了审美现代性的特性、内容，而且也决定了它们的具体存在形态。我们将从西方现代性的反传统、理性化和反思性三个特性出发，逐一分析它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影响。
从反传统的视角来看，反传统不仅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来看，反传统不仅贯穿了现代性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文化和审美等现代性的各个侧面。甚至可以说，反传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动力和最显著的特征：反传统不仅决定r西方现代审美思想的变化，也是西方现代美学思潮与流派更替的重要基础和表现。在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发展中，在西方现代文艺的具体门类和流派中，反传统几乎成了其合法性的最充足的根据及其发展的不二法门，从内容到形式莫不如此。而且，许多现代主义文艺流派的更替也是对自己之前的流派的否定，甚至发展成了不断否定的“新之传统”，
直到产生了与现代主义存在着很大距离的后现代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审美思想也是审美现代性的反传统逻辑的自然延伸。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审美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存在着相似性。但应该清楚，西方现代性主要反对西方传统的政治、伦理和制度等方面的预设;审美现代性主要反对的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审美传统，并建立起了以现代主义审美趣味为主导的审美范式。此外，还存在着西方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问的对抗，这是西方审美现代性自浪漫主义产生时就确立起来的主题，并在经典的现代主义审美思潮中达到高峰。因此，反传统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动力和最基本的特征。
从理性化的视角来看，西方审美现代性是对理性化世界的反抗，对工具理性和异化的反抗，这种反抗是通过感性、非理性来实现的。随着西方现代性的逐渐展开，宗教的影响力式微，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的影响都开始减弱，信仰出现了危机，尼采以“上帝死了”形象地概括当时人们的精神状况。在这种信仰危机中，审美现代性试图承担起信仰的任务，这也直接地影响到审美现代性的特征：“传统的现代主义试图以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不但创造艺术，还要真正成为艺术一仅仅这一点即为人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但是回到艺术本身来看，就像尼采明显农露的那样，这种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现代主义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者，放弃了客体而汴重心态。”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性是理性化，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理性的霸权，威胁到价值理性的存在，并形成了对感性、非理性的挤压。因此，反对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的霸权、反对科技对人的压迫、反对社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成为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普遍诉求。浪漫主义美学对自然、人的情感的重视，对工业、科技和西方文明的厌倦和反抗，都定下了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基调，并在此后的西方现代审美思潮中屡屡表现出来，也成为西方审美现代性发展的主线。同时，也是从浪漫主义美学开始，西方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和对立也逐渐表现出来。这种倾向在浪漫派文学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它“转向过去和乌托邦，转向潜意识和幻念，转向不可思议和神秘，转向儿童和自然，转向梦幻和放肆，一言以蔽之……转向能把他们从失败的感受中解脱出来的种.种要求”。西方现代美学家对西方现代社会有许多概括：席勒称之为现代人精神分裂的时代;尼采称之为“上帝之死”的时代;荷尔德林称之为“贫困的时代”;海德格尔称之 为“无家可归”、“技术的时代”、“悬于深渊的时代”;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的时代;福柯称之为“人之死”的时代，他们对现代理性化世界的抵制是显而易见的。在理性越位、信仰崩溃的世界上，西方审美现代性致力于对理想人的发掘：席勒以“游戏冲动”来弥合现代人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海德格尔希望诗人为存在“去蔽”，以使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码尔库塞寄希望于从根本上改造感性和本能的“新感性”;福柯则通过他倡导的“生存美学”来获得人生的自由与自觉。实际上，美学产生时的最初的含义就是“感性学”，它强调感性的地位，希望通过感性来抑制理性，并试图建立起感性与理性之问的和谐。西方审美现代性则寄希望于感性、非理性对无节制地扩张的理性的反抗。弗·施莱格尔一语道破天机：“我不关心看不见的一切，只关心我能闻、能尝、能触、能刺激我全部官感的一切。”由此看来，西方审美现代性已把克服信仰危机作为自已的重要任务，通过感性、非理性来克服理性化世界，并形成了与西方现代性的对抗，这些特征贯穿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在西方的现代美学流派上表现得也非常明显。
从反思意识的视角来看，西方审美现代性不但以审美的方式反思和表现了传统的局限性，而且其内部的各个派别电以反思的方式对待其他流派。问时，西方审美现代性还强烈地反抗西方现代性所确立的秩序、明晰、统一、规划，甚至反对西方现代性的一切束缚。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演变中可以发现西方审美现代性的这些特点。现代主义美学反思了传统，并得出了极端的结论：反对审美成为道德、真理、认识的工具和传声筒，而以审美独立相标榜;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坚持“他人就是地狱”;自然并不是人类灵魂的理想栖息地;人与自我的关系是表里不一的对立关系。不但如此，西方审美现代性内部的各个流派也都通过反思(主要是反叛的策略)获得其合法性、发展的动力和灵感。现代主义美学是对浪漫主义美学所追求的有机论、和谐论和情感至上论的反思与反叛;后现代主义美学反思与反叛了现代主义美学的深度模式、精英意识、历史意识、独创性和对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字)功能的过度追求，表现出了平面性、通俗性、消费性、复制、断裂和对形象的消费，后现代主义也继承了现代主义的反思意识，并把这种反思意识推进到极端：不但反思了现代主义审美的局限，而且还反思了审美创造的局限，并由此展开了自己的创造(更多是实验)。其次，西方审美现代性还反思和否定了西方现代性对秩序的追求，它提倡不确定性、反逻辑、非理性，与在“启蒙运动”中建立起来并贯穿于西方现代性之中的明晰的、确定的秩序相对抗。现代主义的美学流
派都非常重视感性和非理性：意识流对流动的无意识的重视;象征主义对与心灵相对应的大自然神秘现象的开掘;超现实主义通过自动化写作致力于对梦幻、梦境的记录;精神分析美学重视白日梦、潜意识表现出来的真实性，而对日常生活中的表面现象则弃之不顾。通过这些探索，西方审美现代性为我们展现了世界的非理性、神秘、不可认识和不可控制的一面。从反思意识的角度看，西方审美现代性更多地展现出了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性。
试分析西方近现代的写实雕塑语言 篇3
关键词：西方近现代；写实；雕塑语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对西方近现代写实雕塑的研究与认识有所加深。但是，目前在针对这方面的研究上，大部分是从单个雕塑家入手，缺乏整体性和宏观性的研究。为此本文以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探索西方近现代雕塑语言变革的规律和原因，借此把握其变革的实质，为同行研究提供参考意见。
一、西方近现代的写实雕塑语言变化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分析
（一）历史背景
西方进入近现代后，资本主义发展呈现迅猛的态势，工业文明对社会中各种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形势下，西方的写实雕塑进行了许多方面的变革，逐步脱离了文艺复兴之后传统的写实手法，放弃了19世纪之前欧洲以“模仿论”为主的美学，更多突出创作者的个性。基于这种对个性的表达，西方近现代的写实雕塑可谓百花齐放，诞生许多的流派，流派之间的风格差异也越发明显，使雕塑语言变得更加丰富。
（二）原因分析
艺术的变革往往会与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西方近现代是西方历史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尤其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了满足军事的需求，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但是物质的进步并没有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反而变得更加匮乏。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反思这种现象，产生可信仰的危机。雕塑家雕塑语言的变革也顺应社会的潮流进行了变革。
二、西方近现代的写实雕塑语言变化
（一）形体处理的变化—简化與超级写实
西方近现代工业发展极为迅速，导致人们的生活不断加快，简化也就成为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时代整体趋势的影响下，大部分艺术都体现简化的艺术语言，雕塑也同样如此。比如罗丹的成名作《巴尔扎克》。熟悉巴尔扎克的人都知道他长期处于失眠的状态中，他创作的时间也黑白不分。而睡袍也成为巴尔扎克生活中的形象象征。因此，《巴克扎克》这部作品中巴克扎克就是穿着宽大的睡饱，基本裹住巴尔扎克的整个身体，只是露出头发蓬松杂乱的头。这部作品问世之前，罗丹为巴尔扎克雕塑了一双完美的手，但正是因为完美，让观众更多注意力放在手上，而忽视作品的整体意境，罗丹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这双手，与中国水墨画一样，具有一种写意的艺术和抽象意义。从整体形式上来讲，《巴尔扎克》以呈现出简化的趋势，但这种变化在当时并不明显。
直到20世纪，雕塑艺术简化的手法应用的更加普遍，也以一种猛烈的趋势发展着，比如二战之前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雕塑，以及二战后的Mario Marini和Giacomo Manzu创作的作品中都显示出了简化的趋势。而这个时期也出现许多后人称道的雕塑作品，如Pablo Picasso的《公牛》、Wilhelm Lehmbruck的《坐着的青年》、Constantin Brancusi的《新生》等。这些作品以最为简化的手段进行雕塑，舍弃了许多细节的表现。
当许多雕塑家简化作品，也有一些创作者以超级写实的手法进行雕塑。其中代表人物就是John De Andrea，他的作品以女性的人体为主。他创作的过程中极为重视人体上汗毛的雕塑，甚至以活人作为模型取材对象，将活人身上的汗毛移植到雕塑作品中。他的超级写实还表现在肤色的涂抹上，每个身体部位都具有不同的肤色，褶皱、冷暖、色痣等皮肤特征都展现在雕塑作品中。其细腻的程度可以与现实媲美，也正是通过这种超级的写实主义，John De Andrea总是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相比传统的雕刻中的理想美，他的作品更具真实美。
（二）情感表达的变化—直接与大胆
由于近现代之前的社会变革缓慢，人们生活的环境也较为稳定，因此传统的艺术基本上一种含蓄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但是西方进入到近现代之后，社会变革剧烈，人们情感表达更为复杂，而雕塑家就只能通过变革雕塑语言来表现出复杂的情感。因此，这个时期雕塑家将个人性格和情感赋予到作品中，通过作品反映社会问题，从而雕塑的构图和体量突破传统的束缚，以一种直接而大胆的形式将创作者的情感表达出来。
构图上，许多雕塑家不再是传统雕塑中的一板一眼，而是根据个性，无论从风格上，还是结构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Ernst Barlach的《可怜！可怜！》，这部作品主要雕塑了一个老乞丐乞讨的形象，但是乞丐的脸并没有展现出来，而是被拉起的斗篷遮挡了，只露出一双平放在地上而呈乞讨状的手。这种构图是传统单体雕塑中极为少见的，作品整体重心只放在人物的手，成为吸引观众眼球的视觉点。毫无疑问，创作者通过这样的处理更突出了需要表达的内容，更容易引起观众情感的共鸣。还有Giacomo Manzu中《红衣主教》锥形构图，Mar1no Marini中《马和骑手》的十字或者X形构图等，都具有一定的现代气息，从构图形式彰显出过去不同的时代感。
体量上，西方近现代雕塑不仅在大小发生了变化，长宽上也同样进行了变革。比如以雕塑细长人物而闻名的雕塑家Alberto Giacometti，从其作品《站立的女人》可以看出他雕塑作品体量缩减的极致性，而这种风格也成为其个人表达情感的独有形式语言。虽然Wilhelm Lehmbruck的一些作品中也有一些修长的人物，但是Alberto Giacometti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拉伸人物，整体具有强烈的压迫感，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距离赋予其中。
（三）传统材料运用的变化—创新与探索
西方近现代雕塑家雕塑时对材质进行了大胆的创新，通过作品来材质与作品结合的美，而材质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相比于传统的雕塑，雕塑中的材质美发生了质的飞跃。同时，许多雕塑家还将一些新型的材料应用到作品中，为雕塑艺术的发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也丰富雕塑作品本身写实形式。
石膏是雕塑最为常用的材料，属于传统的雕塑材料，但是Alberto Giacometti以另一种形式重新使用这种传统的雕塑材料。在Alberto Giacometti手中，石膏更多的是起到一种媒介的作用，他在雕塑细长的作品时，先是以金属作为整体框架，然后再用石膏敷在金属架上进行形体的塑造。通过这种手法，他制作的雕塑表面上极不规整，如同一个人经历了重大的创伤和磨难，这样的肌理塑造突出了作品的距离感，也将创作者内心中的敏感情绪融入到雕塑中，配合极致的细长体量，使雕塑的人物如幽灵一样呈现在观众眼前。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中充满者一种悲剧意识，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内心对自己甚至人类都怀有危机思想，而他也也将这种悲观和恐慌的情绪毫无保留的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因此，他作品中的孤独显露无疑。
乙烯基是雕塑中新材料的运用较为成功的例子。乙烯基质地非常的柔软，其色泽与人体的肤色极为相似，正是基于这种特性，一些超级写实主义的雕塑家就将这种材料应用到雕塑中，比如Duane Hanson，他的作品《旅行者》正是通过乙烯基材料的使用，雕塑了与真人比例相同的人物，而为了追求逼真性，他还为人物穿上了衣服，涂抹与人体肤色一致的颜色，以玻璃作为雕塑的眼珠，并配备挎包、眼镜、手表等一些真实道具。如果两米左右的距离来看，可以说与真人相似度极高。
结束语：
一个真正具有影响意义的艺术作品不是从形体完美的表现，而是赋予去精神的魅力。从西方近现代写实雕塑语言的变革来看，正是由于时代变革的影响，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反应现实社会，雕塑语言的变革也是势在必行。因此，雕塑语言的使用应赋予时代气息，将个人情感与现实结合，这样作品才能从情感上给观众带来共鸣。（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子一.解析当代雕塑创作中材料的审美价值[D].吉林艺术学院，2013.
[2] 李金艳.新写实主义的变形语言在当代雕塑中的表现[D].广西艺术学院，2011.
西方近现代儿童教育 篇4
一、培养规格目标差异
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中国教育职业发展中长期以来是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层次, 严重束缚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始于洋务运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1840年鸦片战争后, 洋务派人士积极兴办军工企业, 而这些新型的军工企业迫切需要掌握先进技术和操作规程的技术人员和工人。1904年清政府在张之洞等人的主持下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确立了实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规定实业学堂从横向上分为正规实业学堂、补习实业学堂、实业师范学堂;从纵向上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层次, 每个层次都设有农业、工业、商业、商船等科, 初步形成了一个系统。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 也开创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阶段。1922年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把实业学校的名称改为职业学校, 分为初、中、高三级, 设科范围更广。至此, 职业教育初步形成一个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的职业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提出要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中国的职业教育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形成了以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为中心的职业教育体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 20世纪90年代末, 形成了中职和高职两个层次, 到2007年才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因此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 长期以来中考成绩差的进入中职学习, 高考不能上本科的进入高职院学习, 人为地将职业教育定位在低层次办学上, 影响了人们的选择。
而西方则在终身教育思想的指导下, 职业教育被看做是人整个一生中所接受的一部分教育, 一个阶段性教育, 不是终结性教育, 建立与高一级教育相衔接沟通的机制。不断增强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和吸引力是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最根本的问题是建立和完善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相互衔接的机制, 打通中等职业教育通向普通高等教育的路径, 变终结性的中等职业教育为阶段性的教育, 为职教学生提供继续接受高一级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的机会, 大力扭转中等职业教育入口大、出口小的局面, 进一步拓宽出口, 解决等值承认职教普教学历资格问题, 允许中等教育学生报考高等院校。
英、法、德等国制定了一些措施, 给予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资格同等地位, 为职高学生提供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机会。20世纪70年代以前, 法国中等职业教育是终结性的, 学生选择职业教育成为一条死胡同, 为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使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沟通, 法国设立了一种新的学制, 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再学习两年, 获得职业高中会考证书, 同时取得了报考普通高等院校的资格。长期以来, 德国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互隔绝, 缺乏渗透性。为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增强双元制的吸引力, 德国许多州规定, 具有中等职业教育和继续职业培训资格的学生可报考大学, 承认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毕业生具有报考大学的同等学历和资格, 还规定实施双元制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在某些情况下相当于具有普通高中第一阶段教育学历。英国的普通国家职业资格 (GNVQs) 分为基础、中级和高级三级资格, 获得GN-VQ高级资格的学生可报考大学, 但获得了高级国家职业资格 (NVQ) 的学生很难进入普通高校。因而英国采取措施, 承认高级普通国家职业资格 (GNVQs) 和高级国家职业资格 (NVQs) 与普通教育高级水平考试 (A-levels) 具有同等地位, 促进这三类学生横向和垂直流动, 使他们都有资格报考大学。
二、制度保障差异
在高职教育开展得较为成功的国家, 政府仍是影响高职教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 与中国不同的是, 在发展高职教育的过程中, 大多数国家都更为重视职业教育的立法工作, 用法律来保障和规范职业教育的健康稳步发展。发达国家在用法律促进和规范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方面有三个特点:一是相关的法律相互配套, 形成了规范技能人才培养的法律体系。比如, 德国除了《职业教育法》外, 还有《青年劳动保护法》、《职业教育促进法》等一系列的相关法律以及370多种国家承认的培训职业的培训条例。美国颁布的关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法规和法案超过了150个。二是它们的法律规范既有原则性的规定, 也有操作性很强的细化的规定, 比较容易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比如, 德国的《职业教育法》中就有培训合同不能有哪些内容, 学徒的津贴以什么形式支付等细节的规定。三是不断根据新的情况, 对已有的法律进行修订或制定作为补充的法律。比如, 美国1963年通过了《职业教育法》, 而后又制定了《1968年职业教育法修正案》、《1976年职业教育法修正案》等。英国在1944年颁布《巴特勒法案》, 1964年又针对当时职业培训缺乏法律依据的问题, 及时制定了《产业训练法》, 后又于1973年颁发《就业与训练法》, 改革职业培训体制, 以应对职业培训面临的新挑战。四是严格对职业教育法的监督。德国的《职业训练条例》和《职业培训规章》都明文规定违反职业培训条例就是违法, 可“判处关押”或“处以不超过一万马克的罚金”。日本颁布的《学校教育法》明确规定应设置监督部门, 并且专门设有“罚则”一章来论述监督和惩罚。
中国政府尽管先后颁布了《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 但是整个职业教育的法制体系并不健全, 而且现行的《职业教育法》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其实施的环境与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因而需要及时进行修订。但是, 中国的《职业教育法》自颁布以来就没有再进行过任何修订与补充。而且《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这些法规专门涉及高职教育的地方并不多, 尤其是这些法规的条款大都是目标性的, 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实施步骤, 而且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措施不明确。因此, 要想使高职教育有全面的、权威的法规保障, 还是需要出台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 对高职教育的性质、任务、管理职责、举办学校等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 这样会更有利于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
三、行业参与差异
由于职业需求的复杂性和经济、技术的迅速变化, 学校已无法完成职业教育的全部任务, 建立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美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的特点是面广、样多, 目前至少有57种职教运作体系。澳大利亚也建立了较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 全国设有287个专门的技术性和进修性教育学院, 除了学校系统的高职教育, 还与成人和社区教育机构及工作场所里的学习相结合。而中国目前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很多只停留在纸面上, 实现校企合作的良性运行机制任重道远, 实现学校和企业的双向互补, 实现学校和企业的物质与智力资源的共享, 融合职业教育理念, 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搭建职业教育的新平台, 在人才供求关系上完成了学校和企业的良好对接、相互渗透, 促进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交融。
经费是影响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发达国家普遍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多方筹资的经费体制, 以地方投资为主, 个人交费所占比例不大。德国的高职院校绝大多数为公立学校, 办学经费主要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拨款解决。但来自于企业的教学、科研合作的经费成了高职院校第三渠道经费来源的主体部分。企业为培养一名职业学院的学生要支付5万~8万马克的费用, 但企业仍把职业学院的培养途径看做是一种费用优惠的获取人才的措施。《德国联邦基本法》明确规定国民生产总值的1.1%, 工资总收入的2.5%用于职业教育, 同时规定要为职业进修提供帮助及提供学习期间的收入、待遇等问题。美国职教经费主要来自地方, 但按《1990年职业教育法》规定, 联邦政府每年向各州提供16亿美元的职业教育专项补助经费, 公立高职教育机构的学生只需支付全部费用的1/6左右, 在私立教育机构就学的学生全部自费, 经济困难的学生可得到联邦和州政府的部分资助。英国不仅在制定职业教育法规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资金进行了规定, 而且在相关法中也有类似规定。英国职业学校每年的经费有75%来自政府职教基金。法国在教育经费方面规定企业完成各项缴税义务后必须承担两项支出:一是要求企业按上一年职工工资1.5%的比例提取继续教育经费, 用于本企业职工的在职职业培训。二是按上一年职工工资0.5%的比例缴纳学习税, 用于支持各层次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国家培训保障法》规定, 年收入在22.6万澳元以上的雇主, 应用工资预算的1.5%对其员工进行培训, 未达到要求的雇主须依法向国家培训保障机构缴付费差额。而中国主要存在政府拨款和学生缴费两种形式, 渠道单一。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职业教育越来越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 通过比较研究, 可以探索出符合国情的职业教育模式, 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使人口大国真正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
参考文献
宗教与现代西方法律 篇5
宗教与现代西方法律
西方的法律与其宗教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首先,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为西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心理的基础,宗教的`信仰对象以及伦理观念,使得“自然法”观念在西方有着不容动摇的地位,为西方法律的自身完善化提供了前提;同时,近代的“教会法”对于现代西方法律的理性化、世俗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形式上对现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现代法律虽然有着深厚的宗教之根,但已经越来越功利化了.
作 者：周海燕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镇江,21刊 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003“”(6)分类号：B920关键词：宗教 现代西方法律 自然法 世俗化 教会法
西方现代绘画思想的特质 篇6
一、理性是情感表达的一种媒介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通过艺术表达情感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有一个能系统地表达它的媒介。因为这媒介是一种社会惯例，所以这就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交流，即都有可能分享或理解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些东西只适用于理解情感，这些东西主要指结构技巧等等。别的方面也很广阔，例如，一个人虽然没有体验过相应的情感，但在作品中仍然会识别出情感的意义。
然而有很多人把结构技巧作为艺术的唯一艺术欣赏渠道，这样就会产生极端，就会只抓次要部分，而没有抓住主要部分、灵魂部分。不管是绘画者，还是欣赏者就会缺乏想象力，枯燥无味，淡漠而且其理性与个人无关的，没有抓住艺术的实质。
虽然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人类在一定基础上沟通情感，特别是在艺术方面，在一定理性基础上能使人们相互理解对方人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但过分依赖于理性却能阻碍艺术的发展。例如在欧洲中世纪文化中，基督教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充当着上帝和教会代言人的角色，并且在绘画艺术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艺术家们由于受统治阶级的统治，人们生活习惯的影响，束缚，使得他們的绘画千篇一律，基本上没有什么个人情感的发挥，完全是一个画匠。当时的统治阶级、贵族对艺术家在绘画艺术作品中渗入情感是禁止的，而且要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绘画，对理性的不适当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艺术的发展。
二、自由意识在不同的艺术家身上有不同的体现
由于长期的绘画思想被束缚、封杀，很多艺术家的头脑已经不再思考，不再表达情感，个人的想法也没有，艺术作品中只存在机械的审美，已不可能对人有强大的诱惑力。在这种背景下印象主义在19世纪60～70年代以创新的姿态登上法国画坛，其锋芒是反对陈旧的古典画派和沉淀，在中世纪骑士文学而陷入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最典型的印象主义画家莫奈，观察自然景象的千变万化，捕捉阳光，空气氛围下色调的美。他的风景画突破传统题材和构图的束缚，完全以对问题的视觉经验的感知为主要出发点。他用原色作画，造成强烈的效果，笔法也十分自由，且富有写意性，充分体现了他内心世界的率直，情感与自然相关联的神秘色彩。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自由也成为人们的权利。理性要想再完全控制艺术家的思想，已不可能，艺术家的价值判断力也已有了个人的看法。他们不但可以理性的思考社会、人生，而且也能发表个人看法，通过绘画把个人的情感、精神、思想表达出来。在绘画中表达自己对社会、个人等等的惊叹、愉悦、兴奋、失望等等，都可以通过绘画表达出来。例如后印象主义画家高更，侧重于精神性的表现，并且赋予画面以象征的意味。为了寻找艺术创作的源泉，高更迁居到多米尼各岛，高更的艺术活动反映了当时欧洲艺术回归原始，追求表现生命本源，他主张舍弃细节及特征的描绘，把感受加以压缩，强烈而集中的表现印象、观念和经验三者综合，从而使艺术具有力感和率直性。完全表达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而大众的审美也发生了变化，也开始自由化，个性化，对艺术品的评价也各式各样，千姿百态。这样更要求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更应该个性化，精神世界更丰富，思想表达更活跃。
自由意识本是生命的哲学核心，也是西方现代艺术文化思想的核心。现代西方艺术运动中的自由意识在不同的艺术家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这种表现的差别正是体现了不同的艺术家对自由与责任的不同理解，这些艺术家都是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者。在艺术表现中的自由意识让艺术家的思想和想象任意飞翔。艺术家关注人类，也关注着艺术自身的命运和发展。
西方现代绘画之所以能在艺术中成为主流，因为西方现代绘画的精髓在于个性的自由表达，艺术家们不局限在具象的完美性和圣经的经典中，而进入无限广阔的现象空间，表达形式也更加变幻多姿，艺术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艺术创造思想、创造精神，使观众对他们的艺术品产生了更广阔的想象力，更容易产生共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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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现代儿童教育 篇7
回首西方绘画艺术历史, 19世纪中后期, 20世纪的艺术家们为了更加清醒认识自己, 认识生命存在的意义, 从而摆脱世俗种种价值形态的羁绊, 他们努力突破以至否定西方写实绘画的传统, 他们不再对自然物态进行单一的“模仿”、“再现”, 徘徊不前, 而是着重表现他们自己的主观精神和对艺术形式方面的种种探索。
波德莱尔说:“绘画是一种展现, 一种神奇的活动, 在这方面, 我们若能查看一下儿童的灵魂就好了”、“天才是有意重获的童年”。 (1) 但是, 在艺术活动中, 我们从未正视儿童作为创造性主体的真实存在。现代绘画之父塞尚为自己加进蓝色光环的人类艺术彩链上, 有一个被遗失的光环, 同样传达着艺术之为艺术不朽精神, 它的持有者就是——儿童。
儿童画以心灵智慧之法, 画万事万物之相;同时又以万事万物之相表达自己的心境, 此时他们的心灵与万物是相通的。在他们的画中充盈着居于逻辑理性之上的丰富想象, 它无拘无束地否认着雷同, 与心灵相伴, 肆意飞舞。如同游戏与梦的自由, 这种想象所具有的超然包含了无数可能的实现与选择。无论是何种文化形态中的孩子, 无论居住城市或乡村, 聪慧或笨拙, 用材优或劣, 画在何处, 我们所见的总是超出我们所能想象范围中的充满儿童天真、直觉、想象力的画面。孩子手中的一块颜色、一根线条、一片涂鸦、一团被捏过的泥, 都起于感官直觉, 止于他们认为最完好愉悦的瞬间。不要以为孩子的无意识是一种无助, 对于创造, 他们无须分析, 已有最果断的选择。他们忠实于自我的直觉, 漫游在感性的天堂。
正如凡高所说:“艺术, 这就是人被加到自然里去, 这自然是他解放出来的;这现实, 这真理, 却具备着一层艺术家在那里面表达出来的意义, 即使他画的是瓦片、矿石、冰块或一个桥拱……那宝贵的呈到光明里来的珍珠, 即人的心灵。” (2) 在自然中找到心灵的归宿, 开启心灵的窗户, 以心灵来关照, 体现着无限的宇宙, 从而来创造无穷无尽的艺术境界。艺术家更多的是赋予绘画作品精神状态。他们审美的反应和心灵的震颤表明艺术的创造同心灵的律动是紧密相连的, 没有发之内心深处心灵的律动, 便不会有情感的激发, 而情感又是绘画根本。任何形式的艺术创造都基于一定情感之上。只有通过内心情感的体验和认识, 才能在自我的潜意识中形成新的意念, 然后通过绘画中的视觉形态要素构成新序列关系, 从而表现艺术家们所认识到的“真实世界”。
高更不仅也希望自己“像儿童那样”绘画, 而且还呼吁现代艺术家们“在给世界标上原始头衔之前先作为人来学做原始人”, (3) 这表达了他对原始生活状态的崇尚。
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中唤醒心灵原初的卢梭, 抽象主义的康定斯基与形式共嬉马蒂斯和米罗的童年节奏等等, 这些艺术家们对儿童艺术的推崇与模仿直接反映在他们作品的形式中。即西方现代艺术家与儿童艺术性灵的合奏。在卢梭画中的世界, 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充满神秘莫测的梦幻之乡, 是一个无法用理性来阐释的谜。例如他的作品《睡着的吉普赛姑娘》、《我本人·肖像·风景》、《梦》、《村中散步》等等。这些作品中的谜或是月夜, 或是正午, 或是某一难以确定的时刻, 人与兽在自然世界中突然相遇, 狮子与吉普赛女郎, 花豹与黑人, 隐藏在一片热带森林中的人类窥视。原始与现代, 儿童般的天真与神秘, 在这位艺术家稚拙的作品中和谐并存。超现实主义代表画家之一米罗的艺术就是对现实的超越;穿过成人的功利主义, 找回孩提时代的天真;抛弃文明的一本正经, 归于自然而然的原始生命。米罗始终具有孩子的童心, 活动在幻想的空间, 和地球、银河、北极光、飞禽走兽、海底与显微镜下的各种生物玩耍嬉戏, 他的艺术创作是自由而抒情的。他的画中往往没有什么明确具体的形, 而只有一些线条、一些形的胚胎、一些类似于儿童涂鸦期的偶得形状。
现代主义大师们的艺术观念用罗丹的一句名言:“艺术就是感情”。儿童绘画艺术所具有的魅力也正是赋予了这些作品更多的真挚无私的情感。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把根扎在文明与智慧的起始处, 但是大师们是深入了解之后, 把这些东西一概省略。儿童是出于无知, 而大师们的艺术正是向着这两个看似完全对立的方向的极度拓展。“老练”的“天真”, “天真”的“老练”, 二者都是有意为之, 难得的是有意为之达到天作之合的程度。我们由此可发现艺术时代中最有活力的人物或流派, 似乎都在儿童身上获取一次次重生的力量, 人性初始的光芒使他们不朽。
参考文献
[1]粒子:《世界名画中的绘画语言》,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00年版。
[2]、[3]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1986年版。
[1]郁沅、倪进著:《感应美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年版。
[2]张怀林著:《世界美术史简明手册》,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3年版。
[3]《论艺术的精神》康定斯基著查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近现代儿童教育 篇8
在新现代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20世纪以来新现代西方美术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并且以崭新的形式、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一变革过程中, 西方美术逐步将美术的画面形式总结成抽象主义的几何构成, 同时美术创作的表现形式也充满了社会、作者的情感色彩, 使现代美术的内涵及发展的方向更加明确, 如现代西方美术创作作品中将人类无意识、潜意识展现的淋漓尽致, 已经完全超越了人们大众对美术理论理解、掌握的范畴, 这种美术界的前卫意识对我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美术创作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如今, 现代西方美术思潮已经根植与我国现代美术教育、与美术创作中, 为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 在西方美术思潮与我国高等美术教育不断融合、不断发展过程中, 对于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矛盾也日益凸显, 其成为我国近几十年来社会各界普遍研究、谈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下面, 我们就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探讨下:
1. 对现代西方美术思潮发展的研究
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现代西方美术思潮逐步形成, 在此背景下, 先进的哲学理论为现代美术思潮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从传统的美术发展史中我们可以发现, 传统美术是为上层贵族所服务的, 其所涵盖的范围也就局限于上层社会, 而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后,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 推动了美术艺术服务对象的转变, 即逐步由服务贵族向服务大众方向转变。其中, 经过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 美术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走进了卖场, 成为大众消费的重要艺术种类。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迫使现代艺术家在作品创作中深度的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世界, 使美术艺术的发展更赋有人性化, 使情感宣泄成为艺术作品创作的主体。其次, 高等美术教育在这种美术思潮中也在与时俱进, 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其中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后半叶, 西方现代艺术主义成为世界的艺术主流, 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逐步发展成为这时期艺术思潮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成为近现代美术的重要体系。这些美术思潮使现代西方艺术教育由科学主义转向人本主义, 而在西方美术发展中将技术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时, 势必会导致美术创作从写实向虚无、人本方向转变。正因为在美术思潮如此强大的推动力与感染力的背景下, 大量的艺术家以及美术教育家成为了当代美术创作的先进群体, 他们新的理念使现代艺术思潮具有了一定的学术性, 高等艺术教育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生着新的变化。总之, 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这个人类发展的关键时期, 各国传统美术艺术与西方现代美术思潮的错综复杂融合, 成为该时期美术艺术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同时也成为推动高等美术教育向前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2. 现代西方美术思潮对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发展的影响
2.1 在西方新现代美术思潮的推动下, 美术的功能逐步回归到为人类服务的宗旨, 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大量的美术艺术家做了大量艰辛、曲折的工作, 推动了传统美术向现代美术的转变, 大量的艺术家首先对传统的写实绘画进行了挑战, 并且把美术创作的主体写实创作转变为内部的主观创作, 其中主要代表是俄罗斯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阐述了美术创作对世界、社会的看法。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 后现代主义诞生并得到快速发展, 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所指的就是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来重新界定艺术表现的观念与形式, 并且采用多元化的方式来不断拓展艺术的表现空间。而在这种美术创作多元化发展背景下, 有效的刺激了艺术家、学者乃至学生的创造欲望, 这些直接影响了高等美术教育的过程, 对于美术教育来讲是一场空前、深刻的革命, 推动了高等美术教育多元化的快速发展。
2.2.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得到了不断完善, 其中高等美术教育教学水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这发展过程中, 传统美术教育与后现代主义下高等美术教育实现了相互交融, 为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动力, 同时也更好的适应了我国高校美术专业学生就业、择业选择的需求, 总的来讲, 现代西方美术思潮为我国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即完善了我国传统美术教育体系, 快速推进了传统美术教育向现代美术教育转变, 但是, 美术教育观念、教育内容、课程设置、学生培养、教育方法等上也暴漏出了诸多的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高等美术教育本质纠结在建设农业文化基础上的观念。中国现当代艺术生产力和创造力使中国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不断地积累经验和能力, 使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丰富的和强有力的原动力, 艺术的多元化使中国现代艺术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 当代艺术和实验性艺术, 是当代社会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唐荣德.论民族传统文化对学生学习生活的影响[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4) 1.
[2]张利群.中国古代意象论的文论与美学意义[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4) 1.
西方现代艺术对现代设计影响研究 篇9
20世纪之前, 美术和艺术设计一直被归于艺术领域之中。传统的雕塑、绘画、建筑等视觉艺术形式与传统工艺美术相互紧密结合并互相影响。直至19世纪末期, “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人物威廉·莫里斯提出了新的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应当与技术互相结合”原则, 要求艺术家对工业化产品进行设计, 体现出设计与艺术的必然联系, 又显示出了设计师独立的姿态。受莫里斯影响的包豪斯创建人建筑家格罗佩斯邀请了伊顿、马科斯、穆什、费林格、克利、康定斯基等著名的前卫建筑家、现代艺术家任教, 正是这些现代艺术家开创了包豪斯的设计教学并使设计理论研究大放异彩, 从此符合现代机器化大生产的现代设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包豪斯的建立也可以看作是现代设计的开端。
二、现代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一) 现代艺术激进的探索推动了现代设计的革命
19世纪后期, 绘画界对现代艺术激进的探索推动了现代设计的革命。在美术界对构成产生明确认识, 是从19世纪的后期印象派塞尚开始的。塞尚的绘画构图及其方法论, 与立体造型的构成是相通的。其后塞尚对构成的认识又影响了特朗、马蒂斯、乌鲁克等, 使他们建立了“野兽派”。继而又建立起了“未来主义”艺术。“未来主义”又发展为革命的“达达主义”。其表现贯穿着 几何的、抽象形态的意识观念。受构成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等艺术流派影响, 新时代的设计师开始挑战传统艺术形式, 开拓了符合新的、工业化时代的的现代设计艺术风格。立体主义是最早地把时间 - 空间概念转化为视觉形象的艺术派别。它利用相对性原理和同时性原理, 把不同时刻观察到的对象同时地表现出来, 在画面中表现出更纯粹的几何形态。受此影响, 设计师里特维尔特设计的“红蓝椅子”和“施罗德”住宅, 把蒙德里安的二维构成延伸到三维空间, 成为“风格派”设计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之一, 是现代主义设计在形式探索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强化对秩序的重要性, 设计通过简化体现出秩序感, 传统做法被设计师所淘汰。现代设计受到柯布西耶简洁主义所影响, 把抽象的几何构成形式看作设计终极原则, 反对过度的装饰, 注重体现基本形态和强化功能, 使理性主义成为设计风格的先锋。
(二) 新的艺术和设计形式通过现代艺术和现代设 计相互影响而产生
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是交替转换并和其他派别相互影响的设计风格和现代艺术。其中体现了形式、语言的开拓精神和丰富多彩, 并赋予时空新的概念。波普艺术以有秩序变化的图像重复、视错觉所形成视觉的动感和错觉的一种表现形式, 波普艺术后来发展成为动感艺术加上光、影、声、形成一种全方位空间的综合艺术表现形式, 波普艺术是依赖于视网膜影像错觉引发心理现象的一种媒体设计。在1960年代, 装置艺术吸收了绘画、设计等因素和语言形式和生活垃圾等, 创建一个新的领域概念, 并对视觉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 艺术设计与商业文化对于绘画艺术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如波普艺术的开山之作——汉密尔顿的《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又如此吸引人》采用招贴印刷材料、照片、画报所组成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而发端于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 则是对国际主义风格的反叛, 以寻求更有活力的、多元的文化。通过借助过去的维多利亚、新艺术与装饰艺术风格, 激发了许多设计师的怀旧思潮, 将老的艺术形式进行现代化的运用, 使产品具有浓厚的艺术创造意味, 拓展了设计的理念和语汇。
现代艺术激进的探索推动了现代设计的革命, 拓展了设计的理念和语汇。新的艺术和设计形式通过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相互影响而产生。现代艺术所体现特性与机器大规模生产说要求的的机械化, 标准化所吻合, 成为工业化时代生产的必然选择。从现代艺术与现代设计它们在本质上始终相互关联, 彼此互融。
摘要：“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人物威廉·莫里斯提出了新的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应当与技术互相结合”原则;包豪斯的设计教学并使设计理论研究大放异彩, 从此符合现代机器化大生产的现代设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包豪斯的建立也可以看作是现代设计的开端;而发端于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 则是对国际主义风格的反叛, 以寻求更有活力的、多元的文化。通过借助过去的维多利亚、新艺术与装饰艺术风格, 激发了许多设计师的怀旧思潮, 将老的艺术形式进行现代化的运用, 使产品具有浓厚的艺术创造意味, 拓展了设计的理念和语汇。
关键词：现代艺术,现代设计,影响
参考文献
[1]何人可.走向综合化的工业设计教育[j].长沙:装饰杂志2002, (1) :1.
[2]何人可.工业设计史[m].长沙: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4.
现代西方激励理论及其发展 篇10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发展, 如何提高企业效率, 如何研究企业的激励问题更是成为管理学家挥之不去的情结, 激励问题和激励机制的设计也就成了企业制度安排的永恒主题, 激励机制便成为决定企业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 国有企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冲击, 与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一起参与到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去。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将是未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指出:“人员是企业最大的资产, 一个组织同另一个组织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人员的成绩不同。人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资源, 它要求使用它的人有独特的品质。”可见, 如何合理地使用人力资源, 有效地激励员工并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 已成为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环境中, 凡是重视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企业, 都建立了富有效率的激励机制, 把企业的长期发展与员工个人发展联系起来, 取得了不俗的经营业绩和长期的发展动力。反之亦然。
通过对西方激励理论的研究, 对于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促进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对激发企业活力, 保持竞争优势, 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西方激励理论的产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 组织对员工的心理认识不断加深, 提出了不同的人性假设, 进而设计出提高管理水平的激励机制, 形成了不同的激励理论。在传统管理阶段, 基本上不关注人, 西方企业对员工的激励手段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科学, 是以20世纪初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为标志。该理论把人假设为“经济人”, 认为工作就是为了取得报酬, 提出激励员工的计件工资制, 强调可以通过金钱等物质刺激来满足人对经济物质的需求, 从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20世纪20年代前后, 美国梅奥在霍桑实验中发现“社会人”的假设, 认为激励不能只局限在金钱利益, 而是应该放在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上, 要重视人在组织中的作用, 让员工能参与管理。自此, 管理科学开始关注人的心理需求。到20世纪40年代末, 西方盛行“自我实现”的假设, 其核心思想认为人都有一种充分发挥自己潜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沙因提出了“复杂人”的假设, 认为人的需要和潜在的欲望都是各种各样的, 并随着年龄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所扮演角色的变化及所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的。因此, 不能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 而是要根据不同的人及人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适宜的激励方法。在同一时期, 西蒙提出“决策人”的假设, 决策理论提醒管理者必须重视员工的比较决策思维, 探索人在认知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这些理论都认为激励因素的有效性都是通过人的认知态度来决定的, 因此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认知状态来调整人的行为, 从而影响激励的有效性。这一时期的激励理论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1. 内容型激励理论。
内容型激励理论或称需要型激励理论, 属认知派激励论。即从人的动机、行为之源头———人的需要出发, 试图阐释引起、维持并指导某种行为去实现目标的人的种种内在因素, 这是动态研究中的静态分析。内容型激励理论主要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阿尔德弗的ERG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以及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其中尤以马斯洛和赫茨伯格的理论为代表。它们是当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激励理论, 不仅指导着个人激励手段的创新和实践, 同时也涉及到了组织激励的多个方面;不仅包括物质激励, 也涵盖了精神激励的层面。
2. 过程型激励理论。
过程型激励理论用动态的、系统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激励机制。它着重研究从动机的产生到采取行动的心理过程, 是一种以“外在的目标”去激励员工的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主要包括弗洛姆的期望理论、洛克的目标理论和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3. 状态型激励理论。
状态型激励理论侧重于研究过程结束后是否公平、是否有挫折, 以及由此产生对人行为的影响, 旨在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不公平或挫折对人的行为的负面影响, 以保证人的积极性继续得到充分发挥。状态型激励理论主要包括公平理论、挫折理论。
二、现代西方激励理论的新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 1996年出版的经济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爱德华·拉齐尔 (EdwardP.Lazear) 的《人事管理经济学》, 创造了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管理学理论之先河, 并对人力资源管理学科进行了全新整合, 开辟了管理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的全新领域。Lazear的论文构筑了职业生涯 (Worklife) 激励理论, 随后又与罗森 (Rosen, 1981) 发表了关于锦标赛模型的论文。此后20年, 从职业生涯激励理论和锦标赛理论衍生出了大量文献。其中对经济理论贡献较大、得到了实证检验的相关理论有:职业生涯激励理论, 其核心思想是以延期报酬 (Delayed Payments或Deferred Compensations) 作为激励手段, 这个理论旨在说明倘若企业在开始的时候支付员工以低于其价值的工资, 而在工作的末期支付高于其价值的工资, 就可能起到积极激励效果;锦标赛理论 (Lazear和Rosen, l981) , 认为与晋升相联系的工资增长幅度, 会影响到位于该工作等级以下的员工的积极性, 该理论主张企业通过晋升激励员工。
从激励理论的发展状况看, 随着多学科的介入、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不断丰富, 各学者的研究视野也得到大大的延伸和扩充, 方法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三、现代西方激励理论的发展趋势
这些年来,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 激励理论的应用在管理领域越来越广泛, 形式也日益多样化。数量分析、博弈论等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管理理论与实践。现代激励理论出现以下趋势:
1. 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使激
励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应用范围也有所扩展。激励理论通过与其他学科交叉, 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 形成创新。两要素理论、专门投资理论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些为员工持股等激励手段奠定了理论基础。
2. 激励理论向数量分析倾斜,
数量分析能更有力地证明哪种方式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通过数量分析人们能最直接地找到答案, 例如通过收入分享、锦标竞赛、目标激励、加强监督四种不同激励方式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 通过数量分析, 锦标竞赛是较好的一种激励方法。通过博弈论分析有效证明了在团队工作有搭便车的现象, 用最优效用分析法探讨年薪制和现代代理制激励哪种方式更好, 使用何种方式能激励代理人在各方面都能尽最大努力。
3. 长期激励计划特别是股票期权成为热点关注问题。
20世纪80年代, 自美国推行股票期权计划以来, 各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目前, 全球排名前500强的企业, 有89%的企业对高层管理人员都实施了股票期权计划。可见, 对于对产权制度改革所形成的产权激励, 不仅在理论上得到关注, 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很好和广泛的应用, 这是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后激励理论又一轮创新与发展。
4. 群体激励和跨文化激励成为激励理论的另一热点问题。
随着企业组织架构趋于扁平化、虚拟化、组织边界模糊化, 我们需要建立符合时代发展步伐、符合企业发展模式的激励方式。因此, 激励理论中跨文化激励成为了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5. 薪酬激励研究成为激励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薪酬这一概念与工资发生很大不同, 薪酬主要研究企业中人力资本的经济, 而不是简单的劳动工资, 揭示经理报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对应关系。
6. 约束机制的研究成为激励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现代西方组织管理理论综述 篇11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1776年《国富论》一书中提出了劳动分工原理,他注意到“一个制作缝衣针的工厂中,10位工人每位都完成所有的制针工作,其中包括拔丝､矫直､切段､敲针头､焊接针头和铁杆,最快每天制作200根针;但进行分工后,让每个工人从事一项专门的工作,每天能生产4.8万根针!”亚当·斯密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劳动分工可以通过提高每个工人的技巧和熟练程度､节约变换工作所浪费的时间､对机器的发明和利用､提高生产效率｡甚至在《圣经》当中也论及管理的授权——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时就提到了按人数进行管理单元的划分问题｡这些都体现了古代对管理思想的探索｡但是直到20世纪初,正式的管理理论建立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形成了一门正式的学科和知识体系｡1911年被公认是管理理论诞生的一年,因为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泰罗(F.W.Taylor)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的四项原则｡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取得了生产率方面的巨大改进,他的管理思想不仅传播到美国各地,而且传播到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最重要的是,科学管理思想标志着系统的管理学知识体系开始形成了｡
几乎与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同时,西方另外一批思想家也从整个组织､心理学等方面对管理者的工作和有效管理的要素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其中杰出的代表是法国的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法约尔是把管理看作一组普遍的职能,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管理工作是一种连续的过程,而管理者就是重复地履行以上五种职能｡虽然法约尔的思想在他的时代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他的管理的五要素为管理者提供了一种概念体系｡这一概念体系使管理者能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应该做些什么｡韦伯发展了一种权威的结构理论,描述了一种思想组织模式｡他认为“官僚行政组织”体现了劳动分工原则,有着明确定义的等级和详细的规则和制度,以及非个人关系的组织模式｡在韦伯以后的20多年中,人们从韦伯的思想出发,对组织的形式和结构进行了研究｡韦伯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提出了系统的范畴,以帮助他们对组织的分析｡
二战结束后的十几年中,西方管理理论研究迅速发展出许多的流派,甚至于各种理论间出现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乱局”｡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的《论管理理论的丛林》､《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两篇文章中对管理理论滋漫､流派盘根错节的“理论丛林”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才能消除“管理理论丛林”的诱因进行了讨论｡孔茨在1980年《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中,将丛林归结为管理过程学派､人际关系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学派等十一种研究流派｡
二､理论分析
1. 组织的结构｡对组织效率来说,一种良好的组织结构是至关重要的｡韦伯对组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的权威结构理论｡这理论使他得以根据组织内部的权威关系,揭示出不同组织所具有的特性｡他描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组织形态,并分别把它们称为“神秘化的组织”､“传统的组织”和“合理化——法律化组织”,其中每一种组织形态都意味着其独特的管理机构或管理体制｡韦伯把“合理化——法律化组织”看作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制度,现实中这种组织形态是以官僚组织的形式出现的｡韦伯认为,官僚组织是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精确性､工作的速度､任务的明确性､对文件的熟悉程度､活动的连续性､权限的划分､指挥的统一､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人员磨擦的控制,以及在物质和人员方面的成本的减少,这一切在严格的官僚机构中将达到最佳状态”｡这一切都体现在韦伯关于理想的官僚组织的描述中｡
埃特奥尼(Amitai Etzioni)从社会秩序角度出发继续发展了韦伯的组织观,他从两个层面研究组织的结构和运转,在划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力的同时,埃特奥尼指出组织与成员之间存在着的三种关系,并根据密切程度分别把它们称为疏远型､犹豫型和道德型｡埃特奥尼认为,对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和三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加以综合考察时,便能发现组织成员对组织的服从关系可以有以下九种形式｡如下图所示,一定类型的权力常常和一定类型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因而,1､5､9是组织中最普遍的个人对组织的服从形式｡运用强制的权力,会引起组织成员疏远他们与组织的关系｡反过来,有报酬的权力往往与犹豫型的关系结合;而规范的权力则与道德型的关系相适应｡除了这三种权力与关系的结合外,其它六种可能的组合都是不和谐的;因为它们的权力制度并不适合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它们将造成组织内部关系的紧张,并改变组织成员的因素｡总之,埃特奥尼已经将组织结构研究的注意力从单纯的权力转向权力与组织成员与组织的关系的和谐｡与前人不同的是,他强调了组织成员个人对所属组织的信念及他们在人格上的特点,也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组织成员,使他们把组织所采用的某些特定的控制手段视为合法｡
总的说来,西方管理学者关于组织结构的构想围绕着两个方向展开,即人的关系与组织的效率｡从效率角度出发,韦伯的官僚组织模型描述了一部高效率运转､永不停息的组织机器｡以后的管理学者则在组织权威与人际关系的结合方面对组织结构平衡效率与人际关系两者之间寻求最优点｡
2. 组织中的人｡组织是人们赖以互相依存的系统,早期的管理学者大多数只是含混地认识到这一点｡被称为人际关系论和工业社会学创始人的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领导的一系列调查揭示了群体在工作中影响个人行为的重要性,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对芝加哥的西方电气公司霍桑工厂进行的实验｡霍桑实验的重要之处在于发现了非正式组织｡实验结果强调了工作环境里稳定的社会关系对个人的重要性｡梅奥和他的霍桑实验贯彻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工人和经理首先要被认作是人,这为人际关系理论奠定了基础｡以后的许多学者在对组织的研究中贯彻了这一思想,如埃里奥特·贾克斯(Elliott Jaques)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紧张状态的问题上,并指出通过让人们明确职责和获取公平报酬的方法来消除他们之间的紧张状态｡克里斯·阿吉里斯关注于考察和控制个人与组织的需要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冲突｡赫茨伯格则阐明了人们为了成长的发展和需要是如何在工作中获得满足的｡麦格雷戈归纳了两种类型的人类行为动力的基本设想,即著名的X理论与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总是好逸恶劳,尽可能逃避工作,因此管理者必须强调生产率和物质激励制度｡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X理论一直是管理学者接受的基本假设｡然而麦格雷戈认为,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和越来越多的发现是无法用X理论解释的｡于是麦格雷戈提出了Y理论｡Y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现代组织要想发挥效率,就必须把自己看作一些相互作用的工作小组组成的群体,每一个小组的成员彼此都是“互相支持的关系”｡
在吸取前人关于组织中的人的研究成果后,布莱克和穆顿提出了著名的“管理方格”理论｡管理方格理论从两种管理行为基础成份的结合中产生｡一种是对生产的关心,另一种则是对人的关心｡
从梅奥实验开始,组织理论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对“人的本性”的基本假设｡X理论认为人不愿意工作和承担责任,Y理论的观点则与X理论相反,认为人愿意工作并能从工作中得到成长与满足｡管理方格理论则详细地介绍了组织如何实现向团队式管理的过渡过程｡
三､小结
西方组织管理理论的发展围绕着“以人为本”和“科学管理”两大主题深入,并根据组织面临的环境和目标不断调整和发展,梅奥的霍桑实验是科学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学说两个研究方向的分水岭｡现代组织管理理论建立在“科学”和“人性”两个理论渊源上,因此明晰组织理论的学术传统,有助于对于复杂的管理理论丛林整理出一个线索｡在追求“科学”与“人性”两种管理理论渊源的探索中,管理学者逐渐意识到:在组织管理的实际工作中“没有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如今,大多数人都赞同“管理两面性”的观点,即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同时又是一门艺术｡因此,我们可以把不同的组织管理理论归入“科学”与“人性”两大传统之下,通过权变的组织观来探索穿越管理理论丛林之路｡
穆旦与西方现代主义 篇12
一.意象运用中的知性与感性意识
九叶诗派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知性与感性的融合。西方现代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知性。知性是九叶派诗人找到对付长时期以来诗坛上浪漫与感伤和诗歌情感泛滥的手段。九叶诗人对现代主义诗歌运用意象的这一表现手法并不陌生, 他们曾大力推介过意象派诗歌, 比如在《诗创造》杂志上就有对英美现代六大意象派诗人的介绍。而在穆旦诗歌中流露出的“奥登诗风”足以体现奥登对其的巨大影响。穆旦诗歌中采用了大量现代化的、陌生的意象, 他提出了“新的抒情”的诗学主张, 认为“新的抒情”应该遵守诗人生活所给的范围。穆旦论诗, 强调的是形象的现代生活化, 强调表现当时那一代人的独特历史经验, 用形象或感觉表现出来, 展现新颖的看法。他可以用任何他所熟悉的事物、田野、码头、机器或者花草。
在奥登的诗歌里面, 现代化的意象符号比起艾略特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诗歌里大量涌进现代化、工业化的形象, 如发电机、涡轮机、高铁轨、华尔兹、印刷机等等。同样, 在穆旦诗中也少了徐志摩、戴望舒笔下的那种风花雪月的古典意象,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现代化的、科学化工业化的语言, 如电子、宇宙、化合、工程师、企业家、钢铁水泥等意象。如《五月》中“而谋害者, 凯歌着五月的自由/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还有在《爱情》中将爱情视为“快破产的企业”, 以雇佣、推销、资本和银行等物象将诗人对爱情的看法叙述得十分贴切。回顾穆旦早期的作品, 如《我看》中的诗句与其后来充满现代性的意象相比则显得更加回环往复, 温婉和谐。所谓知性, 并不是晶莹透彻的说理或寓言, 知性存在于意象之中, 是经过分析之后的综合呈现。诗人强调知性, 并不等于忽视感性, 其所追求的是使诗歌同时活在读者感性、知性和想象的世界里。
二.情感抒发中的玄学思想
西方现代主义的又一显著特征则是社会性与个性的统一。穆旦的诗歌看似内敛凝重, 专注贯彻自己的个性, 好像诗人愉悦于自我分裂与自我折磨, 似乎只是在作最深入、最细微的人性抒情, 然而他也在寻求自我与现实世界的平衡。如《海恋》中的描写“比现实更真的梦/比水更湿润的思想在这里枯萎/青色的魔/跳跃/从不休止/路的创造者/无路的旅人”, 看似矛盾的关系事实上反映了诗人内心的激荡和困惑。
西方现代主义诗人敏感地发现, 在现代世界中, 过去的英雄已不复存在, 人失去了理性的价值和道德的尊严, 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 人就像艾略特在《空心人》中所描述的“空心人”。现代人面对这一充满异化力量的世界手足无措、无能为力、痛苦窘迫, 人的失落成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核心主题。现代主义诗人对于人的境况的变化是极其敏感, 也有着深刻的认识, 所以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一味主观抒情, 因为他们已无法再用肯定的形式来表达理想, 面对已被扭曲的社会, 任何思想和情感都是苍白无力、虚无缥缈的。
同时, 穆旦用官能的形象将肉体感觉与形而上学的玄学思想相结合。西方现代派诗歌注重思想反思和思考, 而非像浪漫派那样直接地情感宣泄, 玄学思维是现代派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穆旦的诗歌《冬》中写道, “生命跳动在严酷的冬天…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冬天使心灵枯瘦, 是感情和好梦的刽子手, 然而它又渴望感情的温暖, 所以“血液闭塞着欲望”, “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 他的诗厚重深沉, 热烈而冷漠, “仿佛整个二十世纪的苦难和忧患都压在了他的身上”, 他在自我心灵的挣扎中痛苦的思索人生、命运和现实存在等形而上学的玄学命题, 强调自我的复杂和变幻、破碎和转变。穆旦诗中多玄学思辨的篇章与段落, 这与艾略特等现代诗派的影响不无关系, 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非常喜爱艾略特的《荒原》, 以此穆旦诗中的玄学思辨、重思想、重智性特色与《荒原》中的隐晦、艰涩的“睿智”、玄思相比, 可见踪迹。
三.艺术创作的戏剧化
在艾略特反浪漫主义理论的倡导下, 穆旦理解了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之一———“非个性化”。他使用了变换叙事角度、蒙太奇、客观对应物、戏剧性场景、古今并置、现代反讽、悖论、机智、戏拟等一系列艺术手法, 以达到这样一种消解自我、模糊个性的效果, 而“戏剧性场景”也是艾略特诗歌最富表现力的一种方法。艾略特的作品《一个哭泣的年轻姑娘》中运用了场景变换的方式展现戏剧化的人物内心情感的反复。穆旦对这一手法心领神会, 在《蛇的诱惑》中所构建的则是一出极具冲突性的戏剧, 在狂欢的夜晚, “我”陪着德明太太去百货公司的途中途经穷人区与富人区, 由此生发对贫富两种生活道路选择的困惑和思考。而《小镇一日》以故事为媒介, 在戏剧叙事中彰显人物的思想情绪, 使现代人的复杂的社会意识得到生动的传达。
二十世纪的诗人都曾面临着在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诗之间作选择的问题, 而穆旦却勇于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化内涵, 将其自身所拥有的儒家文化等古典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相结合, 在艾略特、奥登等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下, 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虽然有部分评论者认为穆旦诗晦涩难懂, 甚至他在晚年对自己的总结也这么说道, “总的说来, 我写的东西自己觉得不够诗意, 即传统的诗意很少。这在自己心中有时产生了怀疑。有时觉得抽象而枯燥, 有时又觉得这正是我所要的:要排除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诗意, 给诗以hard and clear front (严肃而清晰的形象感觉) ”。但不可否认的是, 西方现代主义对穆旦诗歌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促进了穆旦对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探索。
参考文献
[1]蓝棣之, 《九叶派诗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5月版。
[2]杜心源, 《论穆旦诗的现代主义意识》, 南京大学学报, 2001年第4期。
[3]李彬, 《“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九叶诗人与西方现代主义论》, 中国文学研究, 2009年第3期。
[4]邹戈奔, 《穆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文学教育, 2011年12月。
[5]刘燕, 《穆旦诗歌中的“T.S.艾略特传统”》, 外国文学评论, 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