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理论（精选12篇）
西方现代理论 篇1
市场经济不仅通过价格机制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 市场经济不仅通过价格来影响个体行为以调节整个社会经济的资源配置, 更主要的是通过严谨的制度安排来影响经济个体的行为, 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发展, 如何提高企业效率, 如何研究企业的激励问题更是成为管理学家挥之不去的情结, 激励问题和激励机制的设计也就成了企业制度安排的永恒主题, 激励机制便成为决定企业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 国有企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冲击, 与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一起参与到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去。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将是未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指出:“人员是企业最大的资产, 一个组织同另一个组织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人员的成绩不同。人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资源, 它要求使用它的人有独特的品质。”可见, 如何合理地使用人力资源, 有效地激励员工并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 已成为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环境中, 凡是重视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企业, 都建立了富有效率的激励机制, 把企业的长期发展与员工个人发展联系起来, 取得了不俗的经营业绩和长期的发展动力。反之亦然。
通过对西方激励理论的研究, 对于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促进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对激发企业活力, 保持竞争优势, 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西方激励理论的产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 组织对员工的心理认识不断加深, 提出了不同的人性假设, 进而设计出提高管理水平的激励机制, 形成了不同的激励理论。在传统管理阶段, 基本上不关注人, 西方企业对员工的激励手段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科学, 是以20世纪初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为标志。该理论把人假设为“经济人”, 认为工作就是为了取得报酬, 提出激励员工的计件工资制, 强调可以通过金钱等物质刺激来满足人对经济物质的需求, 从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20世纪20年代前后, 美国梅奥在霍桑实验中发现“社会人”的假设, 认为激励不能只局限在金钱利益, 而是应该放在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上, 要重视人在组织中的作用, 让员工能参与管理。自此, 管理科学开始关注人的心理需求。到20世纪40年代末, 西方盛行“自我实现”的假设, 其核心思想认为人都有一种充分发挥自己潜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沙因提出了“复杂人”的假设, 认为人的需要和潜在的欲望都是各种各样的, 并随着年龄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所扮演角色的变化及所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的。因此, 不能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 而是要根据不同的人及人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适宜的激励方法。在同一时期, 西蒙提出“决策人”的假设, 决策理论提醒管理者必须重视员工的比较决策思维, 探索人在认知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这些理论都认为激励因素的有效性都是通过人的认知态度来决定的, 因此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认知状态来调整人的行为, 从而影响激励的有效性。这一时期的激励理论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1. 内容型激励理论。
内容型激励理论或称需要型激励理论, 属认知派激励论。即从人的动机、行为之源头———人的需要出发, 试图阐释引起、维持并指导某种行为去实现目标的人的种种内在因素, 这是动态研究中的静态分析。内容型激励理论主要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阿尔德弗的ERG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以及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其中尤以马斯洛和赫茨伯格的理论为代表。它们是当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激励理论, 不仅指导着个人激励手段的创新和实践, 同时也涉及到了组织激励的多个方面;不仅包括物质激励, 也涵盖了精神激励的层面。
2. 过程型激励理论。
过程型激励理论用动态的、系统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激励机制。它着重研究从动机的产生到采取行动的心理过程, 是一种以“外在的目标”去激励员工的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主要包括弗洛姆的期望理论、洛克的目标理论和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3. 状态型激励理论。
状态型激励理论侧重于研究过程结束后是否公平、是否有挫折, 以及由此产生对人行为的影响, 旨在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不公平或挫折对人的行为的负面影响, 以保证人的积极性继续得到充分发挥。状态型激励理论主要包括公平理论、挫折理论。
二、现代西方激励理论的新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 1996年出版的经济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爱德华·拉齐尔 (EdwardP.Lazear) 的《人事管理经济学》, 创造了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管理学理论之先河, 并对人力资源管理学科进行了全新整合, 开辟了管理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的全新领域。Lazear的论文构筑了职业生涯 (Worklife) 激励理论, 随后又与罗森 (Rosen, 1981) 发表了关于锦标赛模型的论文。此后20年, 从职业生涯激励理论和锦标赛理论衍生出了大量文献。其中对经济理论贡献较大、得到了实证检验的相关理论有:职业生涯激励理论, 其核心思想是以延期报酬 (Delayed Payments或Deferred Compensations) 作为激励手段, 这个理论旨在说明倘若企业在开始的时候支付员工以低于其价值的工资, 而在工作的末期支付高于其价值的工资, 就可能起到积极激励效果;锦标赛理论 (Lazear和Rosen, l981) , 认为与晋升相联系的工资增长幅度, 会影响到位于该工作等级以下的员工的积极性, 该理论主张企业通过晋升激励员工。
从激励理论的发展状况看, 随着多学科的介入、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不断丰富, 各学者的研究视野也得到大大的延伸和扩充, 方法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三、现代西方激励理论的发展趋势
这些年来,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 激励理论的应用在管理领域越来越广泛, 形式也日益多样化。数量分析、博弈论等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管理理论与实践。现代激励理论出现以下趋势:
1. 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使激
励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应用范围也有所扩展。激励理论通过与其他学科交叉, 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 形成创新。两要素理论、专门投资理论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些为员工持股等激励手段奠定了理论基础。
2. 激励理论向数量分析倾斜,
数量分析能更有力地证明哪种方式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通过数量分析人们能最直接地找到答案, 例如通过收入分享、锦标竞赛、目标激励、加强监督四种不同激励方式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 通过数量分析, 锦标竞赛是较好的一种激励方法。通过博弈论分析有效证明了在团队工作有搭便车的现象, 用最优效用分析法探讨年薪制和现代代理制激励哪种方式更好, 使用何种方式能激励代理人在各方面都能尽最大努力。
3. 长期激励计划特别是股票期权成为热点关注问题。
20世纪80年代, 自美国推行股票期权计划以来, 各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目前, 全球排名前500强的企业, 有89%的企业对高层管理人员都实施了股票期权计划。可见, 对于对产权制度改革所形成的产权激励, 不仅在理论上得到关注, 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很好和广泛的应用, 这是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后激励理论又一轮创新与发展。
4. 群体激励和跨文化激励成为激励理论的另一热点问题。
随着企业组织架构趋于扁平化、虚拟化、组织边界模糊化, 我们需要建立符合时代发展步伐、符合企业发展模式的激励方式。因此, 激励理论中跨文化激励成为了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5. 薪酬激励研究成为激励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薪酬这一概念与工资发生很大不同, 薪酬主要研究企业中人力资本的经济, 而不是简单的劳动工资, 揭示经理报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对应关系。
6. 约束机制的研究成为激励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激励与约束是现代激励机制不可分割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激励没有约束的激励手段是缺乏效率与效用的。
西方现代理论 篇2
依据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以及发展的规律，可以了解到现代艺术设计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种发展趋势必然会导致以下规律的出现:1)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过程具有漫长和复杂的特点。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制度在不断的变革，必然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对现代艺术设计理论有着极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需要漫长和复杂的过程。2)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由于人们的思想以及生活方式在逐渐转变，并且活动的空间也在逐渐增大，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的具体内容和范畴早已经超出了人们的视野，其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物质的享受要高于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3)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是对立统一的。国度的不同导致其历史文化也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导致艺术创作的思想意识也不同，以此在现代艺术设计上也存在着差异，但无论差异有多大，都使艺术设计走向了现代化，并且设计的目标都是一致的。4)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的发展体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及系统性。不同的阶段其艺术设计理念也存在这不同，每种艺术在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但不同阶段的现代艺术设计理论也存在着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统一发展的系统。
3.2启示着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的研究内容
艺术设计这一门学科具有交叉性的特点，艺术设计的理论与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学科存在交叉点，他们的关系也存在着对立和统一，既相互区别又存在联系。但总体来说，现代艺术设计必然同现代化中的政治、社会、经济、科学等环境因素紧密相连，当然这些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还存在一些细微的影响因素对现代艺术设计理论产生影响。而现代艺术设计理论也可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基础理论一般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对艺术设计进行探讨的，价值、本质、观念等是其探讨的重点;而应用理论则是从微观的角度来对艺术设计进行探讨，它是将所有的理论因素归结到一起而形成的理论，艺术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构成了现代艺术设计理论这个整体。
3.3启示着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的哲学探讨
从现代化形式的哲学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的探究不仅仅需要对各阶段、各时期的学者的艺术设计观点和理论进行归纳总结，而且还需要对现代艺术设计的本质特点及规律进行探索，以使设计的实例中的动机和行为进行参透和了解，使现代人的主要特点显现出来。所以在现代艺术设计理论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我们为人们提供社会知识及生活质量进行考虑，还应该对人们的精神需求及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形成进行考虑，与此同时，还需要对人们生存的状态以及对创作的心态进行设计，对人们对待艺术设计的态度进行思考，并思考在对时代进行追逐的同时，怎样将人类的发展进行推进。
4结语
综合以上所叙述的内容，并通过本文对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的相关内容进行说明，可知，由于现代艺术设计的概念以及时间方面存在着差异，以此，现代艺术设计理论所形成的社会背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就要求当我们开始研究现代艺术设计理论的时候，首先需要对现代艺术设计的环境进行透彻的了解，并从社会背景、社会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联系，来综合对“现代”的概念进行认识和了解，只有真正体会到“现代”的真实意义，才能够更好的对现代艺术设计理论进行学习和理解。
参考文献:
[1]杨多贵，牛文元，陈劭峰.现代化内涵、指标与目标的新探讨[J].学术探索，，21(04):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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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理论 篇3
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现代文学理论；经典；述评；纪念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5006505
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中把莎士比亚与但丁置于西方经典的中心，指出莎士比亚的洞察力超群出众，思想的深刻新颖无人能比，把握语言的能力驾轻就熟，远远胜过但丁在内的所有人。莎士比亚居于西方经典的核心地位是无人撼动的[1]。因此，从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本·琼生起始对莎士比亚戏剧（以下简称莎剧）的研究长久不衰。
一、现代文学理论对莎剧的解读
二十世纪是理论狂欢的世纪，各种精心打造的理论从各个侧面不停地解析这个世界。这些理论引导着人们来审视自身和观照世界。文学领域更是如此，毕竟文学本身就是在关照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诸多西方文学理论如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存在主义、原型批评、接受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生态批评、后现代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不约而同地聚焦莎剧作品。通过分析这些理论在莎剧中的解读与阐释，旨在展示莎剧的全面而深邃。从而使人们更为清晰地理解莎士比亚作为一位剧作家所具有的跨越时空、光照百代的巨匠风范。重读其经典剧作带给人们的一种在自省时听到自我、感受内在变化的冲击力。在莎士比亚去世五百年纪念即将到来之际，再一次感受莎剧经典魅力。
（一）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由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石，而其影响远超心理学领域，对于整个西方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均意义深远，甚至对整个20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对文学文本的分析研究上，弗洛伊德首创采用俄狄浦斯情结对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深入分析，成为《哈姆雷特》研究新亮点。在我国，西华大学陈达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再现—— 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分析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文再一次应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哈姆雷特性格的形成作了具体阐述。作者认为《哈姆雷特》戏剧中的任何偶然性的后面都受到必然性的支配，都是哈姆雷特这个主人翁无意识动机与意识的控制相互冲突的结果，是哈姆雷特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暴露。哈姆雷特的母亲再次嫁人这个外部刺激使得俄狄浦斯情结再现，是哈姆雷特无意识欲望的反常表现，复仇成了里比多满足的代替物。而苏州大学方汉文的《哈姆雷特之谜新解：拉康的后精神分析批评》一文对哈姆雷特的性格做了深入的研讨，文章认为莎士比亚悲剧人物哈姆雷特行动延宕，不能实施报仇行为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处于一个心理—语言的结构之中，他没有本人行为的自由，只能遵守“他人”的规则。该文指出拉康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结合，用后精神分析理论为争论已久的“哈姆雷特行动之谜”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理论。
（二）女权主义理论
西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女权主义比滥觞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实际上，女权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一种意识形态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精神文化实施批判。由此形成了女权主义批评，改写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重新发现在男权中心主义社会体制中女性作家作品价值以及在男性作家作品中对女性刻画的分析批评。
就十六、十七世纪的莎士比亚而言，文艺复兴的功绩是把依附在基督教权威下人的价值重新定位放大，把人的理性与上帝的精神支撑并置。然而，数千年传统所导致的男权中心社会体系，人的价值的开掘很大程度上倾向于男性，女性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因此，在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很容易发现以男性价值为判断的两种终极性格的女性形象，即，要么是天真美丽、善良聪慧、贤淑温雅的天使化身，如《哈姆雷特》中的奥菲丽娅、《李尔王》中的考狄利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暴风雨》中的米兰达以及《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或者是恶毒刁钻、贪婪自私、蛮横淫荡的恶妇形象，如《李尔王》中的考狄利亚的两个姐姐贡纳利和瑞甘、《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由华泉坤、洪增流和田朝绪合著的《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一书中指出，对莎士比亚的喜剧《驯悍妇》进行女权主义解读发现。仅从题目可以看出，在以男权为中心社会中，对于同男性抗衡的女性最终象驯服动物一样被驯服为男性的依附。书中进一步指出莎士比亚以男性为尊的性别歧视出发，对女性形象进行丑化与贬抑，体现了莎士比亚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
（三）存在主义理论
与其说存在主义理论是一种哲学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学理论。它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从研究人的存在为开端进一步探讨本体论。存在主义警示世人，人的存在是一种被抛状态，从本真的状态渐渐地沉沦到非本真的状态，大千世界是瞬息万变，是纯粹偶然的，是混乱不符合逻辑的。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的存在毫无意义。但若有人能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终极目标，并坚持下去，那么他的人生将不是荒诞的。然而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使人类无法确定自己的终极目标，对生存的追问得不到答案，世界充满了不和谐与不合理，是荒诞的。
重读《李尔王》，会发现存在主义理论在该剧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悲剧开端，葛罗斯特发出预示，整个世界乾坤颠倒、人兽不分、秩序混乱。任何人都无法确定自己的生存目的，一切都淹没于荒诞之中。此时，清醒的国王李尔是非不分，而疯癫的李尔却悟出人生真谛。他清醒时一派胡言，疯话里却充满道理。这不仅仅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个创作手法，更是戏剧大师对人生存在意义的再度追问。国内已有莎学研究者就此展开论述，如内江师范学院翁礼明的《对李尔王发疯意义的重新解读》一文，作者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人”对神（上帝）的反叛与颠覆使人性堕落，走向价值虚无。因此，在缺乏信仰的时代里，人的丑恶与卑污全都展露出来。李尔以自己的发疯承担起人类反叛上帝带来的人性灾难与价值虚无，以唤醒人类对自身的反思，希望重建信仰，启明人类。另外，湖南师范大学蒋丽霞的《生存的悖谬与虚无的拯救——〈李尔王〉的一种解读》一文通过分析指出，李尔与葛罗斯特的生存状态暗示人的存在的荒诞与虚无性，该剧通过鲜活淋漓的死亡画面，昭示着生命主体在生存的本真意义上的价值维度，而剧中所有人物的遭遇和最终的结局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影射，各自在虚无的时空中完成了对自己的生存价值的体认和拯救。
（四）原型批评
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之为原型（archetype），指人类原始祖先潜藏记忆的储存库 ，是人类据以做出特定反映的先天遗传倾向，是最深层的无意识。文学艺术评论家通过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或象征重构这种原始意象，进而分析人类精神的共相，揭示艺术的本质。在荣格原型理论的基础上，诺思罗普·弗莱创建了原型批评理论，其核心是文学原型。他把心理学或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型转移到文学领域，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通过这种转移，弗莱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构成一个由意象组建的叙述表层和一个由原型组建的深层结构。这样就使文学作品具有表层及深层两个层次的内涵，在此前提下的文学批评去追问文学作品潜在内涵[2]。
对于西方文学艺术的分析研究自然地要溯源到基督教及圣经的本原，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分析亦如此。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参看的是莎士比亚生平历史和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从有据可考的资料来看，莎士比亚出生在瓦立克郡斯特拉福小镇，该镇的圣三一教堂有他受洗的记载是1564年4月26日。按当时惯例，婴儿在出生三天之内要接受洗礼，故可推测莎士比亚应是生于同年4月23日。十七世纪初，英国国教（The Anglican）确立，形成一整套教规礼仪。莎士比亚作为普通国民必然要接受这种教规礼仪，尽管缺乏足够的历史证据来确认莎士比亚属于天主教、清教或新教，但可断定他是个虔敬的基督徒。这是解析其作品的一个有力支撑点。
在莎剧中存在诸多意象，特别是与基督教及圣经有关的母题（motif），比如博爱、正义、宽容、救赎、复活等。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自然是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反映，其剧作给人们了展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着力于博爱、正义、宽容、救赎、复活等基督教教义与《圣经》理念如何引导剧中人物行动并展开剧情。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多数人物具有鲜明的基督徒色彩，甚至某些情节直接参照《圣经》编排而成。Van Dyke 说：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关键语就在于道德律的尊严，他竭力用圣经的旨趣向世人来表现这个真理[3]。在此方面，我国河南大学的李伟昉做了许多拓展性研究。
但是，莎士比亚处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代大潮，这种时代大潮震撼着其深层思想，所以其作品不仅体现基督教的神本主义思想，同样也具有人本主义理想（基督教理性的反叛）。因此，单纯地着眼于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神本主义精神就无法形成全面的莎学研究。
（五）接受美学理论
该理论认为，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接受者，是文学研究中必要组成。由于读者不同时代背景、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知识水平、认知程度、观察角度、文学爱好、审美情趣、联想思维等，对同一作品的反应千差万别。即便同一个读者，对同一部作品多次阅读，每次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与内涵绝非一成不变地固定于作品之中，而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接受美学以文本为对象，以读者为主体，力求把握文本深层意蕴积极能动地阅读与再创造，是读者在其审美经验基础上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属性和信息的主动选择、接纳或扬弃。因此，接受美学的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读者，打破了文本中心的封闭语言系统，肯定了读者在接受文学作品过程中的主动作用，从而确立了读者在文学接受的中心地位[4]。
对于《哈姆雷特》的阅读接受历史久远，“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仅仅哈姆雷特为何迟迟不肯下手除掉仇敌这一主题，人们采取各种方式去解读，有认为哈姆雷特太脆弱，无法承担此任务；也有坚持哈姆雷特过多地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忽略了外界；还有主张是哈姆雷特的犹豫导致了他的一再延误；另外也有认为哈姆雷特是精神裂变之人，因而也不能完成此任务；当然弗洛伊德的观点也是一种解读，认为哈姆雷特具有恋母情结。无论怎样解释，都是读者依据各自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做出的分析。反过来讲，莎士比亚在创作哈姆雷特这一形象时也不会有太多的现代意味，但正是他的创新使得哈姆雷特这一文学艺术形象成为世界艺术长廊中不朽杰作，给人们留下无限的解释空间。
（六）后殖民主义批评
后殖民主义与传统的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改观，尽管其根本仍然是一强势文化对一弱势文化所采取的居高临下、自我高傲的支配者心理，但后殖民主义在表现方式上发生巨大转变，不再是以往的武力征服与经济掠夺，而是主观上的话语权力以及心理状态上在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上强者之态的外显。这种支配者心理的形成来自于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是西方对非西方的权力关系、霸权关系、支配关系，在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形成过程中非西方世界被潜在地界定为“他者”形象，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而西方就是“我者”，是中心[5]。
前文提到的《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一书专门开辟章节：人文主义还是殖民主义——《暴风雨》的后殖民主义解读。作者从四个方面解读普洛斯帕罗与凯列班各自蕴含的象征，指出普洛斯帕罗是虚伪的人文主义，实质上他代表了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霸权。凯列班则是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到的被西方殖民主义压抑、扭曲的东方世界里的一个形象。最后作者批判地指出对《暴风雨》的后殖民主义解读揭穿了普洛斯帕罗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的强盗逻辑以及人文主义的虚伪，同时也转达了在殖民主义过程中受到压抑扭曲的非西方民族的呼声。
（七）生态批评理论
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的二十世纪一个理论派别。它直接把矛头指向人类中心主义，消解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突破自然为人类所用的传统观念，旨在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空间。因此，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文化与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厘定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采用生态批评的眼光审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扩大了莎学研究领域，使人们加深理解莎士比亚作品内涵的包容性。兰州大学的徐晓霞在《生态批评视阈下的〈李尔王〉》便是应用生态批评来剖析《李尔王》中蕴涵的生态学意义，指出作品中蕴藉的两种荒野意象（即道德荒野与精神荒野）是在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揭示了荒野被文化符号化而自身失去价值的实质。呼吁人们将关注的日光重新投向自然，让自然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八）后现代主义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拇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四个基本审美特征：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和距离消失。这种理解是在宣扬在现代社会里人的精神状态的异形，旧有的理性已经不能作为坐标划定人生的轨迹，突破传统成了人们的唯一选择，事实上，这是人的精神家园的虚无性所致。这一点正迎合了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李尔的“疯”和葛洛斯特的“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整个剧情展示给人们的是，神智正常时人却失去了理智，黑白颠倒；生理健康完整时人却不能观察事情的全貌，鼠目寸光，完全突破了人性的常态，透视出人灵魂深处的暗影，使观众在欣赏该戏时也随着剧情的展开进入到深层的思考之中。这种表现手法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形式所追求的，而莎士比亚在十七世纪初创作的《李尔王》却隐含着四百年后现代社会的人的困境，这不是一种巧合，是戏剧大师对人性的深度关怀与认知。
（九）新历史主义理论
新历史主义是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反驳中形成的，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到文学研究领域，认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不再传统的理解方式，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社会历史不再是文本赖以产生的背景，文学与历史形成一种互动，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学家的历史记述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融入了历史编写者的意志、态度和叙事方式，这种历史记述已经和文学文本等同了，因而历史不再是用于解释文学作品的客观知识，也不再是作品的背景，文学作品也不仅仅是表现历史知识的中介，它诱导人们接受某些观念和价值，并塑造人们的社会意识，此时，文学变成了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于是历史与文学形成了无法分割的血肉关系。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路易·A·孟酬士指出，历史与文学属于同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和叙事方式与文学所采用的方法十分雷同，两者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6]。
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文化。文艺复兴时期人的生存状态正与目前的较为类似，自然就成了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希望从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解读来把握与理解当今时代。新历史主义主要研究的正是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其中以格林布拉特的《莎士比亚的协商》一书突出表达了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在书中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具魅力是因为他把社会历史中的权力关系和策略挪用到戏剧文本，剧本不仅仅涉及具体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经济事件，而且进入到深层的权力运作机制中。该书还对《一报还一报》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十六世纪一位英国清教徒的轶事与《一报还一报》的情节颇多类似，因为，该剧中维也纳公爵被塑造成救世主一样的人物，公爵在拯救别人时采用了一些手段，即他首先让几个主要的人物相信正在面临可怕的惩罚，或使他们感到一种绝望，在他们悔过自新后，然后公爵赦免了他们。这种方式与修·拉迪摩尔拯救一位蒙冤入狱的孕妇如出一辙。
尽管我们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莎士比亚在编写剧本时是否采用一些不入文学正统的社会文献。但却不能说它们之间就没有某种联系，不能相互解释。某种程度上，文学可以是历史记载的参考书。
二、结语
一般的研究方法有两种情形。第一种好比从一大锅原料中提炼出最后的几粒晶体，这种研究方法遵循的是“吝啬律”。而另一种则与此相反，遵循的是“丰富律”，是要从几粒结构奇特的晶体中演化出一个个大千世界。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属于后者。因此，以上简述的几种理论不是在说明一种理论只用来解析莎士比亚的一部戏剧，或者说他的一部戏剧只能符合一种理论。这些理论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观和立场，同一事物展现给人们的也绝不是一个侧面。所以同一部《李尔王》，从本质论、认识论再到语言层面，然后再扩大到文化层面，从宗教观、存在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生态批评理论都有足够解释空间。在我国由华泉坤、洪增流和田朝绪合著的《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也回顾了莎士比亚戏剧评论的历史，概括为二十世纪以前的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莎评，二十世纪莎评的不同流派有历史评论、“新”评论、心理分析评论、神话评论等，最后是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的各种莎评理论。该书没有探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宗教因素，这并不是一个疏忽，实际上是侧重不同。这些使我们认识到，莎士比亚戏剧永久的经典性、仁和的宽容性和巨大的陌生性使其数百年来光辉依然，璀璨夺目，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增添了无限风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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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理论 篇4
关键词：西方现代理论,语言学,语言理论模型
一、西方理论语言学是形式化模型理论, 应该把形式化语法与真实语法区别开来
西方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建立于19世纪上半叶, 索绪尔被称为是“现代语言学之父”, 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主要贡献是第一个把语言作为代码或系统和对系统的运用区别开来。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不同的语言学派。西方语言科学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 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就西方语言学与多媒体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关系而言, 我们认为更值得一提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两个学术流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推崇直接成分分析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称雄西方几十年,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崛起, 才打破了它一统天下的局面。转换生成语言学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 而不是仅仅描写语言行为, 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 这个概念是从语法中派生出来的, 只有语法才是实际存在的。因此, 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 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 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所以, 转换生成语法无论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 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原则上的区别。它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使语言学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世。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方面, 在其他学科 (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等) 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过去, 语言学界从别的学科领域“输入”新观点、新方法。现在, 语言学的一系列成果可以“输出”了。
二、西方现代语言学严格区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
“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是乔姆斯基在彻底否定行为主义语言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转换生成语法时提出来的。乔姆斯基认为, 在语言研究中应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本族语者所习得的语言知识, 这种知识往往是隐含的 (implicit) , 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者则指本族语者的实际语言运用, 也即本族语者具体的说话和听话行为。语言能力是语言行为的基础, 语言行为则反映语言能力。然而, 我们知道, 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并不总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实际语言运用并不总是他的语言能力的确切反映, 因为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 (如疲劳过度、注意力不集中、过于激动或过分紧张等) , 人们往往会出现“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的失误现象。例如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可能会因某种原因把句子“I took the book home.”说成“I took the hook home.”这类语言运用中的失误显然不能表明人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语言能力。因此, 乔姆斯基等转换生成语言学家们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区别开来, 并认为语言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人类所特有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 而不是像结构主义的描写语言学那样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行为作出描写和分类。
三、要以认识解释性的普遍语法, 而不要按描写性的个别语法去理解西方现代语言学
传统的语言研究是描写性研究, 而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是解释性的研究。这一根本目标的差异导致了二者研究方法和方式的根本性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整个语言的世界就好比是一个地球, 而我们则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 因其浩瀚复杂, 无法窥其全貌。进行描写性研究的人好比盲人摸象, 各个研究者从自己的语言直觉出发, “摸”向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或某些语言现象, 并根据自己收集的语料首先尽量细致地将它们描写清楚, 然后再得出自己的规律。然而, 由于他们摸到的都只是语言地球的一个部分, 而且即使是某个语言现象的语料也是无法穷尽的, 所以他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得出的规律也或多或少地会有反例出现, 概括力不强。当然这种研究依然有其价值, 它的价值就好比我们通过局部地质勘探能够发现某个地区的地貌特征, 并找到某些矿藏一样, 它描写出的规律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 并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然而, 仅仅满足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们的先辈千百年前就能绘制地图, 发现矿藏, 但是千百年里他们却一直错误地认为地球是平的。解释性研究也许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应运而生的吧, 它强调对语言进行宏观的把握和关联性的研究。从事物现象的关联性中发现问题, 首先构想语言的整体框架, 然后在这个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再进行研究。这就好比我们虽然依然无法见到地球的全貌, 然而我们根据环球航行最终回到起点、行星的运行等各个事物间的关系可以推测出地球是圆的, 然后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 我们可以更正确全面地发现地球的特点。
四、结语
在现阶段, 语言研究可以说刚刚从描写性研究进入解释性研究, 所以现阶段的目标主要还是建立理论框架, 这主要依赖于从各个语言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中来寻找发现。可以看出, 西方现代语言学家基本在认知系统框架中进行语言研究的, 虽然对于各个子系统中的内部模块和各模块中的规则应是什么的看法不同, 但这些理论在语言的语法外模块的关系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样, 现代西方语言学都接受这个外模块系统。西方语言学把句子、语言事实看成是一个物理感知的和意识的共时事件, 并且把两者统一归因于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 从而通过对语言事件的物理属性和过程和事件的意识属性和过程以及两者的共时联系的研究, 推断出人们不可经验实证认识的那个认知系统的结构和属性, 这确实是西方现代语言理论有别于传统语言理论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胡壮麟, 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西方企业购并理论综述 篇5
【 正 文】
（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经济系魏冬）
购并理论的发展和实务的发生是紧密相联的。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就发生了其历史上的第一次购并狂潮。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购并热潮，经济学家们从多种角度对购并活动加以解释，进而形成多种理论。由于有关购并理论过于庞杂，故本文只就目前西方较流行的企业购并理论作一简要介绍与分析。
一、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购并活动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增加社会福利，因而支持企业购并活动。通过购并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途径有两条。
第一、规模经济。一般认为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因而该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在于谋求平均成本下降。这里的平均成本下降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在两个级别上取得：第一级在工厂，包括众所周知的生产专门化的技术经济、工程师规律等；第二级在工司，包括研究开发、行政管理、经营管理和财务方面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可以加上合并的“协同效益”，即所谓“2＋2＞4”效益。这种合并使合并后企业所增强的效率超过了其各个组成部分增加效率的总合。协同效益可从互补性活动的联合中产生。如一家拥有强大的研究开发队伍的企业和一家拥有一批优秀管理人员的企业合并，就会产生协同效应。
这一理论在70年代前的西方和目前的我国较流行。但是事实上规模经济效应在合并中的重要性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大。纽博尔德1970年调查发现，只有18％的公司承认合并动机与规模经济相关。1980年考林、卡宾和霍尔调查研究后认为，“很难从他们调查的公司看出合并的规模经济效益”。惠廷顿调查后竞发现获利能力与企业规模大小不相关。这些事实都是对规模经济效益假说的反驳和挑战。
第二、管理。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管理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企业间管理效率的高低成为企业购并的主要动力。当A公司管理效率优于B公司时，A、B两公司合并能提高B公司效率。这一假设所隐含的是购并公司确能改善目标公司的效率。在实践中这一假说显得过于乐观。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为购并公司有多余的资源和能力投入到对目标公司的管理中。此理论有两个前提：（1）购并公司有剩余管理资源，如果其能很容易释出，则购并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管理队伍为一不可分之组合，或具有规模经济，则必须靠购并加以利用；（2）目标公司的非效率管理可以外部管理人介入之下得以改善。
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购并的效率的动因。它能解释具有相关知识和信息的相关产业购并活动，却无法解释多角化购并。
二、代理问题及管理主义者
代理问题是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提出的，认为在代理过程中，由于存在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不确定性等因素的作用而产生代理成本，他们把这种成本概括为以下几方面：所有人与代理人订立契约成本；对代理人监督与控制成本；限定代理人执行最佳或次佳决策所须的额外成本；剥余求偿损失。
购并活动在代理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有以下几种解释：
（1）购并是为降低代理成本。1983年Fama和Jensen认为，公司代理问题可由适当的组织程序来解决。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决策的拟定和执行是经营者的职权，而决策的评估和控制由所有者管理，这种互相分离的内部机制设计可解决代理问题。而购并则提供了解决代理问题的一个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代理人有代理问题产生时，通过收购股票获得控制权，可减少代理问题的产生。
（2）经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公司所有权和控制分离后，企业不再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而选择能使公司长期稳定和发展的决策。Muller关1969年提出假设，认为代理人的报酬由公司规模决定。因此代理人有动机使公司规模扩大，而接受较低的投资利润率。并借购并来增加收入和提高职业保障程度。马克斯、威廉森等认为经理的主要目标是公司的发展，并认为已接受这种增长最大化思想且发展迅速的公司最易卷入到购并活动中。Fuss1980年发现购并公司经理在合并后的两年里平均收入增加33％，而在没有购并活动发生的公司里，经理的平均收入只增加20％。1975年马克斯和惠廷顿发现公司规模是影响经理收入的主要因素。这些证据证实了这一理论。
1977年辛格和米克斯对购并后的企业利润情况的研究表明，合并后的企业利润一般都下降。这一证据表明企业合并注重的是企业长期发展，而不太注重利润情况，甚至牺牲短期利润。但Lewellen和Huntsman在1970年的实证结果显示，代理人的报酬与公司的报酬率有关而与公司规模无关。这一结论是对经理论的挑战。
（3）自由现金流量说。这一理论源于代理问题。Michael Jensen（1986年）认为自由现金流量的减少有利于减少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冲突。所谓自由现金流量是指公司的现金在支付所有净现值为正的投资计划后所剩余的现金量。如果公司要使其价值最大，自由现金流量应完全交付给股东，但此举会削弱经理人的权力，同时再度进行投资计划所需的资金，将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而受到监控，由此降低代理成本。
除了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外，Jousen还认为适度的债权由于必须在未来支付现金，比经理人答应现金股利发放来得有效，而更易降低代理成本。他还强调对那些已面临低度成长而规模逐渐缩小，但仍有大量现金流量产生的公司，控制其财务上的资本结构是重要的。此时购并的含义是公司借购并活动，适当提高负债比例，可减少代理成本，增加公司价值。
三、内部化理论
内部代理论又称交易成本理论，它是在70年代后期兴起的。这一理论不再以传统的消费者和厂家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而是把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细胞”，并在有界理性、机会主义动机、不确定性和市场不完全等几个假设的基础上展开，认为市场运作的复杂性会导致交易的完成需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谈判、签约、监督等成本）。为节约这些交易成本，可用新的交易形式――企业来代替市场交易。这一理论在解释购并活动的同时，认为购并的目的在于节约交易成本。通过购并节约交易成本，有以下方面：（1）企业通过研究和开发的投入获得产品――知识。在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情况下，知识的市场难以实现，即便得以实现，也需要付出高昂的谈判和监督成本。这时，可通过购并使专门的知识在同一企业内运用，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2）企业的商誉作为无形资产，其运用也会遇到外部性问题。因为某一商标使用者降低其产品质量，可以获及成本下降的大部分好处，而商誉损失则由所有商标使用者共同承担。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增加监督，保证合同规定的产品最低质量，但会使监督成本大大地增加；二是通过购并将商标使用者变为企业内部成员。作为内部成员，降低质量只会承受损失而得不到利益，消除了机会主义动机。（3）有些企业的生产需要大量的专门中间产品投入。而这些中间产品市场常存在供给的不确定性、质量难以控制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这时，企业常通过合约固定交易条件，但这种合约会约束企业自身的适应能力。当这一矛盾难以解决时，通过购并将合作者变为内部机构，就可以消除上述问题。（4）一些生产企业，为开拓市场，需要大量的`促销投资，这种投资由于专用于某一企业的某一产品，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同时销售企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一定程度上形成进入壁垒，限制竞争者加入，形成市场中的少数问题。当市场中存在少数问题时，一旦投入较强专门性资本，就要承担对方违约造成的巨大损失。为减少这种风险，要付出高额的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在这种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购并成为最佳选择。（5）企业通过购并形成规模庞大的组织，使组织内部的职能相分离，形成一个以管理为基础的内部市场体系。一般认为，企业内的行政指令来协调内部组织活动所需的管理成本较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要低。
内部化理论在对购并活动的解释上有较强的说服力。但由于其分析方法和所用概念的高度抽象，使其难以得到系统检验；又由于分析过程及所得结论过于一般化，使其很难在管理领域得到过用。
四、价值低估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目标公司的价值被低估。当一家公司对另一公司的估价比后者对自己的估价更高时，前者有可能投标买下后者。目标公司的价值被低估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1）经营管理能力并未发挥应有的潜力。（2）购并公司拥有外部市场所没有的目标公司价值的内部信息。（3）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造成资产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的差异，使公司价值有被低估的可能。
Tobin以比率Q来反映企业购并发生的可能性。其中Q为企业股票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当Q＞1时，形成购并的可能性较大。当Q＜1时，形成购并的可能性较大。美国80年代的情形说明这一点。在80年代美国购并高涨期间，美国企业的Q比率一般在0．5－－0．6，但当一家公司投一家目标公司时，目标公司的股票行市形成溢价，一般溢价幅度在50％左右。如果一家企业比值为0．6％，股票溢价50％，那么购并总成本为资产重成本的0．9倍，比新建一家企业便宜10％，而且这种购并形成的投资，在投资完成后，可立即投入运行。还有人认为，当技术、销售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变动非迅速时，过去的信息和经验对未来收益的估计没有什么用处。结果是价值低估的情况屡见不鲜，并且导致购并活动增加。因此，价值低估理论预言，在技术变化日新月异及市场销售条件与股价不稳定的情况下，购并活动一定很频繁。
五、市场势力论
这一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是因为可以借购并活动达到减少竞争对手来增强对企业经营环境的控制的目的，提高市场占有率，并增加长期的获利机会。下列三种情况可能导致以增强市场势力为目标的购并活动。（1）在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和削价竞争的情况下，几家企业结合并起来，以取得实现本产业合理化的比较有利的地位。（2）在国际竞争使国内市场遭受外商势力的强烈渗透和冲击的情况下，企业间通过联合组成大规模联合企业，对抗外来竞争。（3）由于法律变得更为严格，使企业间包括合谋等在内的多种联系成为非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并可以使一些非法的做法“内部化”，达到继续控制市场的目的。
1980年惠廷顿研究发现大公司在利润方面比小公司的变动要小。这说明大公司由于市场势力较强，不容易受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规模、稳定性和市场势力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事实上，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信奉自由竞争市场的哲学立场。因而企业购并会受到垄断法的强硬约束。在购并产生过度集中现象时，常借由法庭控诉和管制手段来干预购并活动。
六、财富重分配理论
在购并理论中，另一探讨的主题是认为购并活动只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当购并消息宣布后，由于各投资人（股东）掌握的信息不完全或对信息的看法不一致，会导致股东对票价值有不同的判断，引起购并公司和目标公司的股价波动。这种价格波动，不是源于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而是财富转移的结果。购并公司和目标公司间的财富转移使目标公司的市盈率性变动，投资人往往以购并公司的市盈率重估目标公司的价值，引起目标公司的股价上涨。同理，购并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因此上涨；反之则反是。
购并活动的财富转移曾引起过一些争论。有人认为财富的转移可能是购并公司和目标公司股东间的财富转移；有人认为可能是债权人财富转移给股东；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是劳工或消费者财富的转移。Mc Daniel（1986年）对上述争论作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购并所创造的资本利得是不是源于债权持有人，即使以负债方式购并而增加负债比例、债权持有人也没有受到什么负面影响。但是，如果以LBO方式购并而使负债大量增加，则对债权持有人的负面影响就大。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尚无定论。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述评 篇6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通史》；西方翻译史；述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1
一.主要内容
翻译活动历史悠久，几乎与人类文明一同诞生，并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翻译学科作为现代学术的分支真正建立起来，则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翻译理论界引进大量的西方翻译理论，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注入新的活力。“翻译最本质的作用和是为人类拆除语言文字障碍，促成不同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名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刘军平，2009：1）通过翻译，我们可以借鉴世界上先进的成果，将我们自己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新时期的现状介绍给国外。
西方翻译历史大致可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大阶段，包括六个大的时期，分别是：拉丁文翻译肇始时期（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宗教文本翻译时期（公元5世纪至11世纪）；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文艺复兴翻译时期；17世纪至19世纪西方翻译时期；20世纪翻译时期。这六大时期伴随着希伯来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以及阿拉伯文明的诞生，发展和消亡产生的。20世纪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家根据不同的标准对翻译理论流派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刘军平教授所著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对西方世界的各个翻译流派与理论进行梳理，其中包括翻译的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哲学学派，功能学派，多元系统及规范学派，目的论学派，文化学派，女性主义翻译观，后殖民翻译理论等，力求为我们展示一幅从古代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全景图。
二.整体特点
1.资料翔实，论述全面。西方翻译历史悠久，相关资料犹如瀚海繁星。本书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整合，从最早期的人类翻译活动到当代翻译家的理论，涵盖多个国家，数十位有影响力的翻译家及其翻译理论研究。如全书共有十三章和绪论，前三章叙述了古代翻译活动，以翻译史为主，第四章涉及翻译的人文主义思潮。第五章到第十三章是现当代翻译理论和历史，共分为九大学派，涉及不同国别，不同流派的翻译理论。再如，第一章第一节对翻译的定义进行阐释时，作者列举出的定义，界说多达27种，可以说涵盖了古今中外，非常全面。
2.将西方翻译史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打破地域国别限制，按照流派对翻译理论进行划分，对翻译发展脉络进行整体把握。以各流派的代表人物为切入点，结合个案研究，来彰显各个流派的特点，深刻剖析其成因，探讨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总结其对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发展产生的影响。
3.史论结合，“以史带论”。不仅仅是对西方翻译史实的罗列，而是将描写与论说融为一体，这也是本书的最大的特点。翻译实践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基础，将翻译活动与研究相结合。每个翻译理论家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题，将通史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起来。同时，在对翻译理论进行介绍时，作者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是一味地赞扬或贬损，而是公正客观地分析优点与劣势。
4.中西结合，一举两得。在介绍西方翻译理论时，作者会将其与中国古代典籍如《礼记》、《易经》、《论语》等中的传统译论和哲学思想进行对比。通过这种对比，我们会发现其实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如孔子、老子、庄子等早已提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类似的观点，只是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不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样做一方面便于读者理解西方抽象的翻译理论，更重要的是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5.语言优美，生动，通俗易懂。作者的语言优美，通顺流畅，文采斐然。作者还在文中使用了类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对一些理论进行解释，如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作者用不懂乐理的钢琴家和懂乐理的钢琴家进行对比；同时，作者又将技巧和理论比喻为手电筒和灯塔，形象生动，易于理解。
三.不足之处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西方翻译理论论著浩如烟海，涉及的内容广，国别多，时间跨度大，要做到全面系统的贯通非一己之力所逮”（刘军平，2009：VII），因此本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些内容比较重要，但是作者的介绍却比较简略，而有些地方的陈述则比较冗长，可以进行简化。如本书第五章第四节“奈达.翻译科学的构筑”第二小节中对奈达的翻译四步骤的介绍过于简单，应该扩展开来，进行详细介绍；而且对于奈达的“读者反应论”作者没有涉及，我认为这是奈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进行介绍。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涉及到中西方早期翻译活动，其内容也不乏重复之处，比如都谈到了圣经的翻译，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简化，避免重复。
四.结语
总体来说，刘军平教授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涵盖内容广，叙述全面客观，系统展示了西方翻译理论史的发展历程，为广大翻译专业学子深入了解翻译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地窗口，同时对填补国内翻译学界在西方翻译通史方面的空白，研究中西方翻译史，语言学以及哲学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西方现代理论 篇7
荷兰位于欧洲西部, 西、北面濒临北海, 国土地势低洼, 全国有1/4 的土地低于海平面, 因此曾被称为低地国家。结果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高度城市化的、功能性的、绝大部分是线状构筑的景观。
2. 大师作品分析
高伊策 (Adriaan Geuze) 1960 年出生于荷兰的Dordrecht, 1979 ~ 1987 求学于荷兰的Wageningen农业大学, 攻读景观设计并获得硕士学位。1987 年毕业后, 在荷兰的鹿特丹码头与贝克 (P.van Beek) 创办West 8 事务所。
2.1 荷兰风格派 (1917)
1917 年, 一些艺术家和设计师在荷兰创立风格派, 主张净化了的美学, 由橫竖线条和原色红、黄、蓝及黑、白、灰色组织构图。最能体现风格派的建筑是里特维德1924~1925年设计的荷兰支特勒支。
2.2 俄国构成艺术 (1922)
俄国构成主义是现代设计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设计运动之一, 起源于18 世纪20 年代初, 发展也有100 年的历史, 从它的思想深度和探索范围来讲, 都可以与包豪斯和荷兰“风格派”运动相媲美, 并且保持了与西方前卫艺术界的紧密联系, 对其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构成主义核心思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主张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2.3 波普艺术 (20 世纪50 年代初)
20 世纪50 年代初萌发于英国, 50 年代中期鼎盛于美国是流行艺术 (popular art) 的简称, 又称新写实主义, 因为波普艺术 (Pop Art) 的POP通常被视为“流行的、时髦的”一词 (popular) 的缩写。它代表着一种流行文化。 它反映了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观, 力求表现自我, 追求标新立异的心理。
2.3.1 波普艺术对高伊策的影响
高伊策认为自己是荷兰的高度写实主义者。他常运用平凡的日常材料, 创造出为大众接受的作品。
2.3.2作品分析
万桥园 (2010)
万桥园是West 8 事务所于2010 年建造于西安世园会, 和其他八个大师作品组成了“大师园”。万桥园在视觉上可以说是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红色的拱桥和绿色的植被形成强烈的对比。万桥园可以说是高伊策受到波普艺术影响下的代表作品。
设计理念:桥、小径和竹子。一条单方向的砾石小径只设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 贯穿全园, 小径象征着生命。曲径通幽, 奥如旷如, 万桥园想展现的也是中国人的自然观。就如唐诗中说的:“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设计元素和材料
(1) 桥、竹、小径
五座桥均为混凝土浇筑拱桥, 节约材料和成本。异地工业化制造可以严格控制质量, 简化现场施工中的不确定因素。安装简单迅速, 一般只需要几天。颜色选取的是中国红, 桥上有竹子样式的纹路。
万桥园植物选取的原则:中国传统庭院植物, 且西安本地也有栽培;生长茂密避免游客偏离小径, 或因过于稀薄造成视线穿。竹子无疑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具体的选种也适应了西安当地的情况条件。
园中小径由黑色花岗岩砾石铺成。这种材料排水性能良好, 与周围的环境融合一致。小径宽约80cm, 和7m宽的游客大道形成对比。小径两边砌有略高于地面的暗灰色花岗岩侧石。侧石内侧抹圆角, 植被和土层都略高于小径, 使参观者更容易获得感官尺度上的对比。
作品评价
万桥园很好地契合了世园会的理念和格局, 设计的概念非常简单有力, 用简单常用的材料和植被, 并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品种。重点在于营造空间和视觉的体验而不是简单的平面设计, 非常实用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选材料常见并有良好性能。细节处理上也有考究, 桥上印有竹子的纹路, 与环境融为一体但又有颜色的对比, 让人置身其中仍能感受其美妙之处。
2.4 大地艺术 (20 世纪60-70 年代)
20 世纪60 至70 年代, 许多极简主义雕塑的纪念性的尺度, 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给特定空间或特定场所搞雕塑设计的概念。一些艺术家, 特別是极简雕塑家开始走出画廊和社会, 来到遥远的荒漠和牧场, 创造出一种巨大的超大尺度的雕塑——大地艺术。欧洲大地艺术倾向于小尺度, 运用自然材料强调自然过程的作品。
2.4.1 大地艺术对高伊策的影响
高伊策的一些作品表现出雕塑般的景观和艺术化的地形, 有一些作品表现出非持久和变化的特征。他将景观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 设计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自然的过程,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画景色。景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 时间使得设计更加丰富完善。
2.4.2 作品分析
Schiphol机场绿化项目 (1994)
1994 年, 为了适应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尔机场的扩建, West 8 被委托策划一个机场绿化的方案。
设计过程
他们确定桦树最适合在这里生长。于是West8 决定在每个植树季节里都在这里种植125000 株桦树, 持续8 年, 尽可能占据所有的废弃地和空地, 延伸大约2000hm2, 形成一个小生态圈。
作品分析
这个项目体现了高伊策的景观是一个过程, 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实现的设计理念, 也是他对生态主义的实践。
2.5 生态主义 (20 世纪60-70 年代)
人是自然界的一个因子, 基于这样的理解, 生态主义设计意味着人为的过程与生态过程相协调, 对环境的破坏达到最小。因此更常规的理解, 狭义的生态设计应当是在现有的知识和技术条件下朝向这一方向的努力。
2.5.1 生态主义对高伊策的影响
高伊策认为技术与生态之间是一种新的共生关系。不要强调“人造”和“ 自然”的界限。景观设计的介入总是在改变着自然, 即使是自由放任也是一种塑造自然的方式, 如果接受这一事实, 我们就能更加自由地设计。高伊策对生态学有自己的理解。他经常提到所谓的“后达尔文主义”。
2.5.2 作品分析
Oosterschelde Weir (1992)
项目位于荷兰南部的赛兰德, 1953 年由于暴风雨造成了近2000 人丧生的损失, 为此, 争睹在海岸边的海面上建立堤坝以消除潮汐的危害。由于工程耗资巨大, 码头建筑工地等无人清理, West 8事务所接受委托来清理这片区域。
设计过程
(1) 材料选择
现将石堆平整建成高地, 再进行艺术性处理。上面覆盖一层附近蚌养殖场废弃的蚌壳。鸟蛤壳和蚌壳形成黑白相间的条带或棋盘方格。
(2) 生态设计
高伊策设计中也包含生态因素, 他和生态学家一期合作建立了一个濒危海鸟养殖基地。
作品评价
使汽车行驶过程中可以看到大海, 养殖场也处理了这些废弃物, 一举两得。棋盘方图案和线状景观都是荷兰特有的地域风格。通过高伊策的设计, 工地变为生机盎然的鸟类栖息地景观和贝壳景观。作品反映了高伊策对荷兰本土景观的尊重;对生态设计的重视。这个工程可以看出他利用废弃材料并赋予生态理念, 使原本脏乱的码头变成了生态养殖基地, 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人工的自然。
3. 借鉴意义
3.1 对本土园林的重视与继承
由于受国外园林的影响, 荷兰园林并没有源于自身的类型。但从高伊策的这些作品可以看出, 荷兰本土的元素如带状景观、棋盘图案等被广泛应用与设计中。在现代景观发展的过程中, 荷兰设计师一直以本土特有的元素在追寻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3.2 对生态性的强调与保证
高伊策前期作品多表现波普艺术、极简主义和倾向于丹麦景观设计师安德松和索伦森的简洁风格居多, 以简单的元素、材料来进行设计, 并强调景观设计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次能完成, 需要时间来完善。后期更加入了生态主义理念的设计, 作品通常会改善基地的生态环境, 选用当地长势优良的本土树种作为基调树种, 辅以其他植被, 组成简单但生态良好的系统。
4. 结语
最后引用王向荣教授对高伊策和其事务所的评价来结束本文:“West8 的作品令我更多想到的是地域性, 地方的文化、地方的精神。他们的作品根植于荷兰, 就融合在荷兰的大地之上, 是荷兰精神的一种表达。荷兰设计师很多, 也具有相当的水准, 从别的设计师的作品中多少也能感受到相近的特征。West8 的作品把荷兰的艺术、大地的特征, 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我不知道West8 设计时有没有这么去想, 从West8 出版的作品集里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描述, 但是我身临其境后有强烈的这种感觉。作品浓厚的艺术气息, 跟荷兰的大地结构特别好地融合在一起, 这给我有益的启发。
摘要：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 景观设计受到现代艺术的影响, 从而发展成为现代景观设计。被誉为“第二代景观设计师”之一的高伊策无疑是现代景观设计理论发展下的优秀代表。本文以现代景观设机思潮的发展为脉络对高伊策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分析评价, 将高伊策的作品置身于历史发展和地域背景中, 从这两个角度来了解大师作品, 深刻地认知高伊策的作品精神——共生景观和他作品的过人之处和可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现代景观设计理论,荷兰景观,高伊策,共生景观
参考文献
[1].王向荣, 林箐.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2].郭丽敏, 田鸿喜.俄国构成主义及其对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影响[J].美术大观, 2013年12期
[3].王向荣, 林箐, 王艮.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大师园[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4].张璐, 夏宜平.自然与景观的对话--荷兰现代园林景观发展历程及启示[J].华中建筑, 2010年01期
[5].王向荣, 张晋石.人类和自然共生的舞台--荷兰景观设计师高伊策的设计作品[J].中国园林, 2002年03期
[6].高伊策, 万桥园[J], 中国园林, 2010年06期
西方男性形象理论 篇8
关键词：男性,男性形象,社会学
在我作为观众的这些年里,我能够记得的最早的在电视上看到的白人男性角色是阿兰·德龙演的《佐罗》。在社会学领域,根据蒂姆·爱德华兹在他的《男性形象的文化》一书中所说,有关男性形象第一阶段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事实上,针对男性形象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阶段指的是在那个时期性别角色模式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研究强调的是男性角色的社会属性及其社会化倾向,性别角色习得和社会控制。
第二阶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是针对第一阶段的批评而出现的。R.W.康奈尔的《性别&权力》一书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著作。她提出了一个概念——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形象(hegemonic masculinity)。这一个概念和种族、阶级、性取向相关:黑色人种、工人阶级、同性恋者的男性形象被认为从属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白色、西方人、中产阶级、异性恋者的男性形象。这第二阶段针对男性形象的研究主要关乎权力。在《性别&权力》一书中,作者的目的是解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运动带来的争论,有关于理论界系统地对性别的描述。这本书包括四部分:理论化的性别,性别关系结构,女性和男性,性别政治。实际上,康奈尔可能是男性形象理论家里的领头者。她在1995年出版的《男性形象》一书可以看做是这一领域的教科书。2005年第二版的该书有五个目标:“追踪现代西方男性形象研究的历史;在性别的社会理论中,呈现男性形象的理论;描述在变化中四组男性的生活;整合西方男性形象的历史和他们的政治表现;提出性别平等政治的战略。”(康奈尔xi)
第三阶段针对男性形象的研究更加“偏向文化、后结构主义并且受媒体驱使”(爱德华兹3)。朱迪斯·巴特勒把她的《性别问题:女权主义和身份颠覆》分成三部分,通过本书,性别类别的谱系被总结出来。第一章《性/性别/欲望》提到强制性的异性恋以及男性中心主义是所有有关性别问题的答案。第二章《禁止、心理分析和异性恋者》提供了一个有关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和乱伦禁忌的读物。最后一章为《颠覆的身体艺术》。乔纳森·多利摩尔的《性别分裂:从奥古斯汀到王尔德,从弗洛伊德到福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文学、文化理论、神学、社会历史学、心理分析、哲学、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论述了人类性别的发展。根据该作者的说法,在性别方面不同的表达可以这样理解:针对性别的反抗时不时地激起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对立。《男性问题:代表危机》一书试图恢复近法国大革命前后几十年男性形象的意义。换句话说,这本书探索了男性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表现以便更好的理解为男性观众创造的偏女性化的男性形象这样的视觉经济。实际上,第三阶段的研究仍在继续。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发展,随着信息传递形式的丰富,男性形象将会吸引更多的注意。
沃伦·法莱尔在《被解放的男性:超越男性:自由的男性和他们与女性的关系》一书中提出了“男性的十诫”:“你不应该在你的邻居面前哭或者展现出感性、恐惧、懦弱、同情的一面;你不应该表现脆弱,而应该拥抱并尊重逻辑、现实和智慧;你不应该倾听,除了在为了挑错的情况下;在任何方面,你都不应该屈尊于女性;你应该控制你妻子的身体,以及她的所有关系;你应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你应该是养家糊口的那个人;你不应该承担家务;你应该遵循成功的道路:工作的专业化;你在任何时候对任何问题有应该有答案。”这个男性的十诫可以作为男性形象的定义以及男性的标准。(32)
更严肃一点说,根据康奈尔的定义,男性形象的概念是基于个体的概念做出的,个体的概念是在现代欧洲早期形成的,伴随着殖民地帝国的成长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还有,男性形象这一词汇是因女性形象一词而存在的。第三,男性形象的概念是历史的产物,最多也就几百年的历史。四个不同的理论派别给出了四种关于男性形象的定义。第一种,实在论者会选择一个特质来定义男性。社会学家莱昂内·泰戈尔认为“真正的男性主义,存在于男性关系和战争中,是由‘坚实沉重的现象’引出的”(泰戈尔211)。这个理论的弱点很明显在于对男性特质的选择是随意的。
第二种,实证主义定义强调了事实并得出了结论:真正的男性是什么。这样的定义忽视了一些情况,比如,我们称一些女性很男性化,或者一些男性很女性化,又或者是一些人的举动或者态度非常男性化或者女性化。
第三种,标准定义注意到了实证主义定义中存在的缺陷,它提出的定义是:男性应该是什么。这个定义通常在媒体研究中使用。严格的性别角色理论把男性形象定义为男性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实际上,男性性别理论经常把标准定义和实在主义定义结合到一起。但是很少有男性能真正符合约翰·韦恩,亨弗莱·鲍嘉或者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所展现的坚强和独立。
第四种,符号学通过一系列男性与女性的对比定义男性。男性形象被定义为非女性形象。这种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化性别分析,还有拉康的心理分析和象征主义研究中。这种男性形象定义在文化分析中非常有效。这一定义避免了实在主义的随意性,实证主义和标准定义的悖论。但是,在社会分析里,这一定义还是有局限。
根据康奈尔在《男性形象》一书中所说,相比把男性形象当做一个物体去定义,她认为“男性形象是性别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男性和女性会在性别表现中占据这样的位置,所产生的影响会通过经历、性格和文化来展现。”(71)
随着性别、种族和阶级之间相互作用的广泛认可,多种的男性形象也被承认。主要的男性形象模式有以下几种:支配男性形象、被支配男性形象、现实化男性形象和边缘化男性形象。
这四种男性形象都是以西方社会这个不可变的背景为基础形成的,也就是说,这四种男性形象都是由白人创造并且针对白人的。这个大概的分类不能精准的定义男性形象。一个特定的男性可能属于两到三种形象。所以,这四种形象之间也是有交叉的。
参考文献
[1]R.W.康奈尔.《性别&权力》.剑桥:政体出版社,1987.
[2]《男性形象》.剑桥:政体出版社,2005.
[3]乔纳森·多利摩尔.《性别分裂:从奥古斯汀到王尔德,从弗洛伊德到福柯》.牛津:克莱仁登出版社,1991.
西方翻译理论简述 篇9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的翻译在十七至十九世纪继续向前发展。法国的巴特在《论文学的原则》(Principes de littérature)一书中提出了12项规则,以及他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和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德国的施莱尔马赫在其题为《论翻译的方法》(üe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üebersenzens)的论文中,把翻译分为口译与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性翻译。洪堡提出了语言决定思想和文化,以及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理论。他提出的两元论的语言观对后来的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的翻译批评家德莱顿认为翻译是艺术,他提出的翻译分为“词译”、“释译”、“拟译”的三分法是对“直译”和“意译”的重要发展。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了优秀译作标准和“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应和原作的风格和手法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纽曼和阿诺德对翻译评判标准之争:前者认为“评判标准在于一般读者而非学者”,而后者认为“译作的优良要看专家的反应”。在俄国,自普希金到皮沙列夫等一些进步文学家们,对翻译问题都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翻译理论第一次明显地带上了革命思想的色彩。
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各国的翻译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无论是意大利的克罗齐,德国的本雅明,法国的瓦莱里、马鲁佐,还是美国的托尔曼,英国的波斯盖特、菲力摩尔、贝茨,都是从文学翻译,特别是古典文学翻译的角度,对翻译理论所进行的探讨。他们大都停留在传统的翻译研究方法上,只关心译作的文学性和译文的选词造句等方面的问题,在理论上并无突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西方的翻译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欧的布拉格学派主要有雅各布森、列维、穆南、维纳、马尔布朗等人。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有“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诸如认识、表达和工具等各种功能”和“翻译必须重视语言在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及文学体裁方面的比较”。其中雅各布森在其著作《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将翻译从宏观角度分为三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列维提出“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错觉”、“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等。现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先是以弗斯为首的伦敦社会语境派思想,后来先后出现了较具传统翻译特色派的萨瓦里,现代语言学派的卡特福德和其他泛语言学派的哈蒂姆、贝尔、贝克和纽马克,解释学派的斯坦纳,翻译研究和文化学派的巴斯内特等人。约翰·卡特福德运用描写语言学家韩礼德的“阶级与范畴语法”来描写翻译。巴斯内特和美国的勒弗维尔指出“翻译受制于社会文化因素”。哈蒂姆最早把话语分析结合到了翻译研究领域。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在整体研究方法上继承了欧洲翻译理论的传统,但在研究成果上有后来者居上之势,且早期的研究受美国结构语言学派的影响较大。尤金·奈达的翻译思想可以分为翻译科学说、翻译交际说、动态对等说、翻译功能说四部模式说(即分析、转语、重组、检验)。道格拉斯·鲁宾逊用修辞格来解释翻译类型,根茨勒对翻译本质提出了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解释模式。德国“莱比锡派”的理论家纽波特认为“翻译须以文本为中心”,“萨尔派”的威尔斯则认为翻译是科学,翻译应以语篇为基本单位。弗米尔、赖斯、诺德提出“翻译需为目的服务”的主张。法国的穆南开启了当代法国翻译理论的现代语言学观。而释意学派(巴黎学派)在七八十年代的异军突起使之成为后现代最瞩目的、最具有法国特色的翻译派别。释意派从实践出发,注重忠实,认为理解过程就是释意过程。荷兰的霍姆斯以图谱的形式,对“翻译研究”的学科任务和研究范围进行了一目了然的描绘和规划,从而强化了翻译研究作为学科的系统意识。图里对于翻译理论的贡献,集中在他所试图构建的描写翻译研究理论上。
总之,回顾两千多年的西方翻译理论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取得了最为瞩目的成就,不仅翻译理论作品数不胜数,而且主要是因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两大“质”的飞跃。一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由奈达等人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带来的飞跃;一是七八十年代由霍姆斯等翻译研究学派把“独立学科”概念引入译学领域而带来的飞跃。两次飞跃都在观念和方法上给翻译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更新,使西方翻译理论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对目前翻译研究取得共识:译学的研究方向不是语言转换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文化的研究。
摘要：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翻译传统。从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之后,西方翻译理论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绵延不绝。本文从各个时期的主要翻译理论家的著作入手,简述其主要理论观点。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翻译论论家,翻译学派
参考文献
[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刷馆,2004.
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综述 篇10
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在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各自著作中都提出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亚当· (AdamSmith) 等人的自由思想是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Schumpeter) 。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 (1912年出版) 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试用新技术以求发展，纯粹企业家需要信贷，“他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
格利(john Gurley)和肖 (Edward Shaw) 1960认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Hugh Patrick (1966)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使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 (R.W.Goldsmith) 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他的理论主要包括：其一，首先提出并系统分析了金融结构概念，分析并提出金融结构衡量指标及金融结构类型。其二，研究并揭示金融深化的内在路径和规律。这些规律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三，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方向。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特别强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的明显区别。
麦金农(Mckinnon) 1973和肖(Shaw) 1973建立了一个分析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重点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放弃了以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 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 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农 (1973) 放弃了传统金融理论中货币与资本相互替代的假设, 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 而是依靠内部融资;并且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指标—M2/GDP (金融深化指标) 。虽然这两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 没有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认识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 因此人们依然把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看作是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
其后Kapur (1976)和Galbis (1977)等仍以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加严格的数学模型推导和论证补充建立了开放条件下的模型旨在证明和修补Mckinno n和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
二、最新的理论进展
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有关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相关文献很多, 在这里不一一罗列, 我们借用Pagano1993的简易框架, 通过一个模型来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正如Pagano的模型所揭示的一样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写作：
式中g为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A为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s为私人储蓄率。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A)，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 (S) 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性。Denizer、Iyigun和Owen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纳了King and Levine (1993)提出的四项金融中介体发展指标，即LLY、BANK、PRIVATE、PRIVY。基于这些指标和所创建的模型，结合70多个国家的1956年～1998年的年度有关数据，得出如下结论：所有金融发展指标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且金融越发达的国家经济波动越小，说明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
第三，银行股票、市场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2. 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Greenwood and Jovanovic (1990)、Levine (1993) 和Greenwood and Smith (1997)在各自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固定交易费用和固定交易成本，说明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只有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出现，即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实现。说明了金融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此外Santomero和Seater还从经济规模与资本市场规模资、本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得出结论：全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同样使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大。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促进了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三、结论
理论与历史·东方与西方 篇11
其实，“遭践”皇家英语的何止跨国公司的商标广告牌？像拉什迪SalmanRushdi那样大名鼎鼎的作家也忍不住要开几句类似的玩笑，如他在《撒旦诗篇》那部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的小说里，描写了一位讲不好英语的印度人，名叫S.S.Sisodia，此人虽略带口吃，但说过一句精彩的话：“Thetroublewith the Engenglish isthat thier hiss hisshistory happened overseas，so they dodo don't know what itmeans.”(“英国…国人的麻烦是，他们的隶…隶…历史发生在海外，所以他们不…不…不明白这历史的含义。”)(Salman Rushdi，TheSatanic Verses，Nes Yourk：Viking,1988，p.343.着重号为笔者所加。hiss一词双关，它通常被用来形容蛇类的嘶嘶之声。)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虐待语言的历史(英语被洋泾浜化)和语言虐待的历史(英语对于其它语言的霸权)，两者从一开始就是分不开的。
最近几年翻译和出版当代西方学界转型期间出现的理论著作，为数不多，几乎是凤毛麟角。阿拉伯裔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的英文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也称《东方学》，一九七八年初版)影响巨大，真正做到了跨学科、跨语言、跨国界的突破，是我们了解当代理论来龙去脉和发展动态的必读书。此书至今不见有中文译本出现，但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读过萨伊德的书还是没有读过，参与评论萨伊德的人近几年却踊跃非凡。时常听到有人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作些望文生义的阐释，遂又将那些释义平白无故地栽到萨伊德头上，说萨氏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就是主张反西方。试问像《东方主义》这部触发了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一次转型的重要著作，怎能只靠几句反西方的口号，它就能在理论上取得任何说服力？
笔者一九九二年为《读书》杂志写的一篇短文《黑色的雅典》，曾试图对近几年美国学界的转型情况作一次梗概式的描述，文章牵涉到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历史背景，也提到欧美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检讨，并强调后殖民理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绝不是对其它地方的民族主义的肯定或拥护。恰恰相反，民族主义nationalism始终是后殖民理论家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内容。印度历史学家Partha Chatterjee(此人并非西方学者)的著作NationalistThoughtand the Colonial World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力作。此书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在殖民时期进入印度知识分子语言，然后被印度人拿去抵抗殖民者这一段复杂的历史。民族主义既是西方殖民者的话语，又是殖民地当地人用以抵抗殖民者的话语，它的历史乃是两者共创的历史。这一洞见为后殖民理论重新检讨“现代性”以及东西方两者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视点。(汉语译词“民族主义”也是从日本进来的舶来语，它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为翻译national-ism而创造出来的汉字词组。)换句话说，本源语词的历史(如英语的nationalism)和译体语词的历史(如经由日语到达汉语的“民族主义”)，两者原本也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纯粹的以民族国家为本的认识论基础。过去二、三百年中的任何语词、思潮、理论的发生、发展和游走的过程，都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全球格局下，在彼此文化的互动关系之中(而不是以西方或者东方作为唯一的参照系)才能呈现其复杂的历史面貌。这是后殖民理论对“民族主义”所做的批评，也是它对当代思想史写作的重要贡献之一。
由于学界对后殖民理论认识上的种种混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如下说法：萨伊德＝反西方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或后殖民理论就是西方理论等……对于前一种说法，有必要予以某种澄清。奇怪的是后一种说法，它将后殖民理论一股脑算在西方的帐上，为想像中的“西方”脸上贴金，恰恰印证了说话者对“西方”理论霸权的臣服，其实，西方文化的卫道士(如欧美学界那些抵制萨伊德影响的人)还不见得会买帐。本文将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上述混乱做一定程度的澄清，但我相信，真正的了解始于耐下心来读书、思考的那一刻。
当代理论，尤其是后殖民理论的贡献最为突出的领域，是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写作——这是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重要区别，后者则侧重于对当代和未来的论说。在当代文化批评方面，后殖民理论也有介入，但这种介入往往与学术史和学科史自身的发展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后殖民理论的方法论跟传统的学术史写作有什么不同，也许可以这样来表述：由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对学术史或学科史(年代、思潮、机构、人物、著作等)作“客观性”的描述，后殖民理论主张将“学科行为”作为思想史的有机部分来研究，通过考查学术传统的来龙去脉，去检讨“学科行为”的历史作为和意识形态功能。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功能也包括现代学科本身对知识“客观性”的诉求。也就是说，在后殖民理论影响下的当代学术史和学科史，对传统思想史写作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和一系列新的问题。
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之所以被有些人译作《东方学》，正是为了突出此书的学科史背景。萨伊德本人则更强调学术史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他使用Orienta1ism(东方主义)去批评Oriental larning(东方学)在生产西方中心(特别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所扮演的特殊历史角色。《东方主义》一书研究的学科对象是现代欧洲语文学(phi1o1-ogy)，其中包括汉学(sinology)，伊斯兰学(Islamic studies)等其它东方学分科。这些学科的诞生与欧洲人在欧洲以外的殖民历史的关系，正是作者的关注重点。全书分三大组成部分，共三百六十八页(Vin-tage Books平装本，由Random House出版)。第一部分论述“东方主义的范围”，下分四章。第二部分也分四章，具体深入学科史的领域，讨论“东方主义的建构与再建构”。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今日的东方主义”，也分四章，将“东方主义”重点放在二十世纪的背景下，尤其是二战前后的历史中，作了进一步的检讨。萨伊德在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追述法、德、英三国东方学主要创立人的知识背景，如Silvestre deSacy、Ernest Renan、William Jones等。这些专家通晓东方语言文字和语文学，曾经在建立“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和研究机制方面扮演过重要的历史角色。
除语文学之外，“东方主义”这个概念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也有充分的针对性，因为这些学科同时也在各自的领域中生产有关“东方人”(the Oriental)的知识。萨伊德认为，这些学科对于“客观性”的诉求，使得“东方主义”的知识体系一方面为巩固西方文化优势服务，一方面又不失掉其科学上的合法性。在这样做的同时，学科本身的历史内容被抽空了，显得“中立”，“公允”，不受制于意识形态，变成“纯学术”行为。应该看到，萨伊德对学科史的历史性(historicity)的追究，其寓意不在反西方，更不在倡导民族主义精神。他关心的是如何敞开现代学科本身的历史内容，因此他书中的问题主要是沿着认识论的思路展开的，比如，人们何以取得他们所取得的知识？这些知识背后的认识论前提是什么？话语和知识怎样参与历史真实的创造？……(此处显出福科知识考古学的影响)。显然，这一类问题不仅在西方才有可能提出，萨伊德对“东方主义”研究的特点恰恰在于，他把问题落实在东西方之间交往的历史之中，把这个现代史的结症充分地具体化，因此更有效地解答哲学家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怎样重新认识“学科行为”中的认识论机制？
西方的文化霸权不难批评，难的是如何认清和解开人文研究、社会科学的学科本身的历史包袱，尤其是当这些学科诉求于“客观性”的时候。几乎和萨伊德同时起步的文化人类学家费边Johannes Fabian在其《时间与非我：人类学如何构建其对象？》一书中，对西方人类学的时间观、历史观以及客观诉求，提出了类似的挑战。他认为，人类学以及民俗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时间的进化论式的构想上。这种构想把“非我”事先放置在历史长河的“原始”那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这一端的文明之优越。人类学对“非我”在时间上排拒(temporal dis－tancing)造成时间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time)，体现在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跑到别的地方，从事职业化的“田野调查”(fieldwork)。去“传统”社会做“田野”的大前提是把“他们”作为“我们”人类的过去来研究，而不是关注“他们”存在的现实意义。“他们”的现实状况必须翻译成“我们”的过去，才获得其真实内涵。它解释了为什么经过几百年的殖民经验和与非西方世界的交往，以及这种交往所带来的全球性的后果，人类学家还能够假设别处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一成不变，仍然不包含他们自己的历史在其中(比如西方人类学家代代相传，百去不厌的摩洛哥和印尼巴厘岛)。这种把时间(进化论意义的)空间化的做法，为学术的“客观性”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使人类学、民俗学获得了自己知识上的权威。然而，做为研究对象的“非我”，由于不能踏入和研究主体同样的时间和空间，遂不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真正的对话或争辩。(Johannes Fabian，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epologyMakes its Objec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西方民俗学理论曾在本世纪初进入日本、中国、韩国等许多非西方国家。(“民俗学”一词，也是日译汉词之一，于一九一八年左右，进入中文出版物。)那么，这一套理论在各地游走的过程中，有没有生发出一些新的意义？它在不同的地方是否扮演不同的历史角色呢？我认为，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以及对这一段学术史的认真整理，势必将费边等人开创的理论和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以中国为例，英国民俗学会的一位名叫Charlotte Sophia Burne撰写的一本民俗学手册TheHandbook of Folklore，在二十年代对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Burne曾一度是英国民俗学会的会长。她一九一四年版的《民俗学手册》被介绍到中国后，影响很大，被郑振锋、顾颉刚、钟敬文等学者多次所引用。)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曾在一九二八年使用很大的篇幅介绍这本民俗学手册。在一篇叫作《民俗学的问题》的文章里，作者何思敬曾大量引述这位英国民俗学家的观点，论证英国从产业革命以后，大工商业的发展引起大都会之膨胀，及殖民地版图之扩大。由于这两方面的突飞猛进，造成了本国的都会和乡村之间、殖民地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产生道德上、信仰上、思想上、感情上的种种龃龉。宗教，如基督教已不能维持已往之权威，它既不能调和城乡之间，新旧生活之间的矛盾，又没有能力去同化殖民地土著民的思想，以削弱他们的敌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民俗学应运而生，是为了解所谓“陋民”、乡民、土著民、蛮人的思想，从他们的风俗传说中掌握他们的心理，因为统御这种心理以实现“政治上的和平与安宁是当时行政上痛感必要的一件事。”何思敬接着借Burne的原话说：“民俗学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上恐不能希望过分的贡献，但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效果当然会从这种研究中生出来，即：统治国对于隶属民族可以从此得到较善的统治法。”(何思敬，《民俗学的问题》，《民俗》周刊一九二八年第一期，页315。)
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针对所谓未开化、半开化民族及缺乏教育的(uncivilized，semi-civilized，uneducated)人们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故事、神话、传说、歌谣、谚语、歌诀、谜语、童谣、儿歌等。英国民俗学者把欧洲的民俗残存物与未开化部族之民俗现存物，都同样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早期的原始材料进行研究。(有关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和批评，见John and Jean Comaroff，Ethnography andtheHistorical Imagination，Boulder，San Francisco，andOxford：Westview Press，1992.)中国民俗学则从一开始就在修辞、图像和理论概念上，在少数民族文化与原始野蛮部落之间划了一个等号。比如，《民俗》周刊第五期到十五、十六期合刊，每一期封里都附有一、二张图版，这些照片出处不明，尤其是那些有关世界各地土著民的照片(是否从欧美民俗学书籍上盗印过来，待考)，清一色的有色人种，包括印度、缅甸安达曼岛、澳洲亚兰塔部族、新西兰土著、菲律宾人、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岛、非洲北部苏丹国、南阿非利加州、安南、日本(纹身人)、西藏。这些图版与《民俗》周刊上的那些两粤山歌、台湾歌谣、和潮州民歌等文章并置在一起，编者的“全球意识”不言自明。
民俗学进入中土的例子说明，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很难与西方学术史截然分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点从《民俗》周刊编者的“全球意识”里就可以看出。但我想强调的还不是中国人如何接受和使用西方理论这一类简单的影响说，而是一个发生在语言和语言之间、共创民俗学理论和实践的一段历史(如前所述的“民族主义”)。这种历史不大容易进入视野，更不大容易捕捉得到，就是因为它不单纯属于西方，也不单纯属于中国，而是跨语际的，是在两者的接触、碰撞之间展开的。因此在我看来，学科史的研究，必须在多重语境下，在不断的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才能充分发挥它的解释功能。采取这个角度批评萨伊德和费边，也许才有助于学理上的探讨。
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是，英国文学作为世俗学科的建立，最初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它的殖民地印度，是大英帝国内部的世俗化运动与其在殖民地的统治需要相结合的历史产物。这段发人深省的学术史，在几年前出版的一本叫作《征服的面具》(Masks of Conquest)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地考证和分析。作者维丝罔内森Gauri Viswanathan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印度裔学者，她的这本书不但对重写英国文学的学科史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也启发我们对比较文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维丝罔内森在书中指出，英国本土于一八七一年始将“英国文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引入国民教育，在这之前，古典文字(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宗教经典(圣经及其阐释)是英国本土的教育正宗。(GauriViswanathan，Masks of Conquest：Literary Studies and BritishRule in Ind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142.)贵族学校的科目主要围绕古希腊文、拉丁文内容展开，而教会管辖下的平民学校(如Charity school，Sunday school)则只包括圣经和有关的基督教文学。英国国内的宗教势力，尤其给当时的世俗人文教育运动造成了强大的阻力。相比之下，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殖民地印度，情况则大为不同。尽管莎士比亚能否被当作学校教材使用仍引起争议，尽管仍然有人说莎剧中大量出现的“命”fate，“命运”fortune，“缪司”Muse，“自然／天性”nature等词汇渗透了异教色彩，违反新教精神，但殖民地的英国教会正统势力与东印度公司所代表的世俗力量对比悬殊，使世俗人文教育运动有机会开展起来。长期以来，东印度公司有政策限制西方传教士向当地人直接传教，理由是如果强迫印度人抛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而皈依基督教，它势必引起老百姓的普遍反抗，有碍于公司和英国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东印度公司当时在广州采取了相同的政策，伦敦传教协会一八○七年派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时，就碰到了同样的难题，加上清政府的严格监督，马礼逊最初不得不以公司雇员的身份开始他的圣经翻译生涯，后来赴马六甲设传教士学校和印刷所。)直到一八一三年东印度公司修正其宪章the CharterAct内容，有关传教的限制才首次放宽。所以，对于英国世俗教育家来说，殖民地印度成为一个得天独厚的实验场所，是不足为怪的。(受中国科举考试的启发，英国的文官考试也是在殖民地印度首先试行，成功以后被搬到英国，由启蒙者用来改造本国的世袭官僚制度。欧洲在所属殖民地进行的大量现代化试验，还包括医药、社会治安等方面。)
印度总督威廉·班汀克William Bentinck于一八三五年颁布的《英语教育法令》The English Education Act是英国文学学科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得“英国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世俗学科正式进入政府学校课堂，成为印度学生的必修科目。(在这之前，有些英国文学作品，如班扬的《天路历程》，只是作为圣经文学的一部分来介绍的。)维丝罔内森对《英语教育法令》实施以后殖民地政府学校的教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与同时期的教会学校教材作一比较，指出被文学史家公认的英国文学经典作家，如Goldsmith，Gray，Addison，Pope，Shakesp-carc，Bacon，Milton等，恰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殖民地的世俗文学教育中初具规模，后来被正统化，在英国本土成为经典。有讽刺意味的是，殖民地的世俗文学教育的宗旨，不是为了与宗教分道扬镳，而是殖民政府希望用潜移默化的方式，疏离当地文化精英与他们自己的文学传统、梵文经典、以及印度教的联系。讽刺之讽刺的是，这种英国殖民教育遗留下来的传统，在本世纪却造就出像拉什迪那样用英文写作的印裔作家。我在文章开头引用《撒旦诗篇》的那句话，对重写学科史的必要，作了一个极好的说明：“The trouble with the Engenglish isthat their hiss hiss history happened overseas，so they dodo don’t know what it means.”(“英国…国人的麻烦是，他们的隶…隶…历史发生在海外，所以他们不…不…不明白这历史的含义。”)
当代理论和学术、学科史研究的成果，虽然还没有大幅度地影响到美国中学教科书的写作，但大学课程和教材已经普遍有了新的内容，如笔者任教的伯克莱加州大学。社会上对学术史写作的这种变化，也有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如几年前围绕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如何陈列非西方文明遗迹的问题，曾引起学界以外的辩论和社会上普遍的关注。这些变化与欧美社会内部的变动和当今世界格局(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的激烈改观，有密切关联。当代理论既是这个历史变动中的产物(而不只是萨伊德等少数学者的意愿)，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和塑造者。它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语境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在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和学科史研究中，中国学人能做出怎样的独特贡献？
Chatterjee，Partha：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DerivativeDiscourse？
Tokyo：ZedBooks，1986.
Comaroff，John and Jean：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Boulder，San Francisco，and Oxford：Westview Press，1992.
Fabian，Tohannes：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Makes itsObjec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Said，Edward：Orientalism，New York：Random House，1979.
西方产业集聚理论探析 篇12
一、产业集聚形成机制
马歇尔是较早关注产业集聚这一现象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辅助行业的发展、高度专用机械和专业人才可以在地方性的工业区内为许多邻近的企业进行工作, 从而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 降低了生产成本。据此, 马歇尔指出地方性工业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 他将这种外部规模经济给集聚企业带来的好处具体归结为以下几方面:第一, 公司从信息技术溢出中获益。在当地产业区内信息技术的流动传播更容易发生, 新技术可以更快的转换为生产力, 企业能够快速地获取各种信息, 对市场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第二, 提供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马歇尔认为顾主们往往到有大量他们所需要的有专业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寻找雇员, 同时, 寻找职业的人, 自然到有许多雇主需要他们那样的技能的地方去寻找雇主。因此, 集聚既降低了工人的失业率, 也使厂商能顺利获取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第三, 促进了劳动分工。集聚区内企业联系密切, 劳动高度分工。产业区内单个企业的生产总是集中于有限的产品和过程, 形成专业化的特点。
工业区位理论的创始者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 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 阐明了企业是否集中取决于集聚的收益与集聚增加的成本的对比。韦伯认为, 集聚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 (如购买原料的便利、共享劳动力市场、共用基础设施等) , 所以企业有集聚的愿望。但是, 企业迁移到集聚区后又会增加迁移的运费。他认为, 劳动力费用、运输费用、集聚效益是决定产品成本的关键, 如果劳动力费用低廉再加上运输费用的节省, 那么就具备了工业区位选择的首选区位点。因此, 企业是否集聚取决于集聚后增加的收益与因迁移而增加的运输成本的对比。
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认为, 产业集聚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外部经济、累积性因果循环的作用机制。毫无疑问, 若存在规模报酬递增, 理性的厂商会选择需求量大且运输费用较低的地方, 且规模经济越大, 集聚的可能性就越大;厂商为追求外部经济而集聚来源于马歇尔的理论, 在此不再赘述;产业集聚的形成也许是历史的偶然, 但集聚一旦形成, 它就具有路径依赖, 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
美国经济学家波特从竞争经济学的角度发展了产业集聚理论, 他认为竞争导致产业的集聚, 产业集聚的核心内容是其竞争力的形成和竞争优势的发挥, 并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波特认为这个钻石体系一旦形成就会由于“循环积累原理”而自我强化, 推动产业的竞争优势不断提高。钻石体系中各个关键要素都具有地理集中性, 因此, 其运行的结果客观上推动了一个国家的优势产业趋向于集中, 形成产业集聚。
王缉慈等认为产业集聚形成除了可能的初始偶然因素之外, 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原料和设备供应商的存在、接近最终市场或原材料集贸市场、特殊的智力资源或自然资源的存在、有基础设施可共享以及文化、创新和制度因素等会导致企业在当地集聚。魏后凯则认为, 基础设施建设是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制造业的集聚还受到其地理区位、市场容量、集聚经济、效率工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梁琦分析了外商投资、经济开放水平等与我国制造业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 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大部分行业的集聚水平与外商投资及地区的开放水平高度相关。金祥荣等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 认为产业特定性知识、技术工匠和特质劳动力以及产业氛围是浙江专业化产业区起源的历史条件。
二、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
产业集聚能够形成区域特色产业, 充分发挥区域各种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 形成适合于区域具体特征的发展道路。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进行了论述, 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合作效率。
大量买者与卖者集聚在某一区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利用空间接近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同时, 共同的产业文化和价值观, 有利于企业间建立以合作与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使双方容易达成交易并履行合约, 还节省了企业搜索市场信息的时间和费用, 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克服了单个大企业等级制组织的弊病。基于区内各行为主体之间长期合作关系而形成的地方性网络, 是判定是否为产业区的标志之一。
2. 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 都与分工密切相关。大量专业化的中小企业集聚在某区域, 他们在提供大规模产品的同时也会形成大规模的市场需求, 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此外, 集聚区内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既降低了创办企业的资本要求, 也降低了单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 使单个企业承担某个特定的工序成为可能。
3. 弹性生产可以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
大量专业化的中小企业集聚在某一区域, 企业间在竞争的基础上分工协作, 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间交流密切, 形成弹性生产。这种弹性生产方式和组织结构可以对不稳定、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变化作出快速反应。弹性专精的中小企业能够快速转变产品, 随时依据需求或竞争的变化而加以调整, 同时又无须为调整付出高昂的成本代价。
4. 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
创新并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 它需要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和竞争, 需要企业的集聚才能得以实现, 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 创新有赖于产业集聚。大量企业集聚在某一区域, 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进行创新, 推出新技术、新产品。企业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方面不断地从其他企业吸引新技术或人才, 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新技术推广或扩散出去, 这样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5. 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
大量相关企业空间集聚所形成的本地化的产业氛围, 它是其他区域最难模仿的, 也是形成地方特色产业群的关键, 是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区内企业之间频繁的互动、频繁的联系纽带使得经济活动具有可靠性、可预见性, 并避免彼此陌生的人进行交易时可能产生的问题。因此, 基于共同的文化传统、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念, 集聚区内部往往能形成一种独特的产业氛围, 形成地方特色产业。
三、产业集聚存在的风险
鉴于产业集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许多地方政府企图通过政策引导来发展产业集聚, 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凡事有利必有弊, 在强大竞争优势的背后, 产业集聚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 产业集聚存在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结构性风险。
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蒂奇在佛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区域产品周期理论 (Regional Produc Cycle) , 他认为由于产业集聚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产品, 当产品一旦到达其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 产品的竞争优势开始衰减的时候, 集聚区就会收缩, 整个区域的经济将会严重倒退或停滞。波特在《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中也分析了簇群的萌芽、演进和衰落, 他认为随着新公司和新产业的兴起或衰落, 以及当地机构、团体的发展和变化, 簇群总是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 由于技术上的间断、消费者需求的转换、内部僵化等原因失去竞争优势。
2. 周期性风险。
O.M.Fritz等人在蒂奇研究基础上, 分析了由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产业集聚产生的影响, 并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周期性风险。经济的发展一般呈现周期性的波动, 这种周期性变动必然对社会发展产生各种影响。周期性风险是一种突发的、无法控制的、由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造成的风险, 它主要来源于区域、国家甚至全球性的经济周期波动。这种风险可能出现在产业集聚生命周期的任一时期, 它的出现将导致集聚地所在区域的经济不稳定。如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由于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变得一蹶不振。
3. 网络性风险。
蔡宁等从产业集聚的网络关系视角出发, 提出了产业集聚的网络性风险。他认为集聚区内企业间的网络根植于共同的文化氛围中, 它们常常以相互依赖的网络形式出现, 随着集聚区内企业的发展也可能导致“区域锁定”, 使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下降, 逐渐僵化, 失去弹性, 从而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迟缓, 阻碍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他们还认为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和网络性风险之间存在着相互增强的机制, 地方生产网络原有的优势可能随着网络的结构演变逐渐成为限制产业群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4. 自稔性风险。
吴晓波等借用生物学概念提出集聚的“自稔性”风险, 指出这种风险是集聚借以产生优势的自身特性, 同时也是削弱其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最终导致集聚区走向衰退的根本性风险。他们把集聚区的网络化特征概括为:专业化分工、地理性临近、群内相互关联、协同与溢出效应, 认为专业化分工降低了企业和整个集聚区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地理空间上的临近性造成集聚区内企业恶性竞争、战略趋同、过度模仿;集聚区内的企业及相关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使集聚区逐渐变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协同与溢出效应使集聚区内的企业产生创新惰性, 使得集聚区在低水平的生产中徘徊不前。
此外, 郭凤典等分析了我国典型地方产业集聚存在的潜在问题[25]。他们认为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外资企业游离于本地经济之外, 对本地的产业带动不强, 属“打工型”经济, 要警惕成为城市经济中的“飞地”;以东莞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要防止产业集聚成为“沙滩经济”;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块状经济”要提高组织效率, 应对来自制度落差拉平所造成的冲击等。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