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体育教育

近代体育教育（精选12篇）

近代体育教育 篇1

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通过民德、民智、民力的新民理念, 冲破了中华民族的蒙昧与落后, 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这场短暂而悲壮的“百日维新”不仅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 而且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 一律改为兼习国学和西学的学校, 甚至当时民间的一些私学, 也一律改为实行中西兼有的教育模式。在社会改良方面, 维新派致力于革除社会上的“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两大陋习, 营造一个适宜变革的良好社会环境, 也奠定了近代女子学校的体育教育的基础。

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女子学校是西方宗教人士与国内进步人士所开办的女学。这些女学一律采用西方教育模式, 在注意女子的德育、智育、技能培养的同时, 还注重女子的体育技巧的培养与身体素质的提高。随着有识之士对“强国强种”认识的深入, 女子体育作为对女性身体素质的打造手段日渐受到重视。近代妇女运动的倡导者、《女子世界》主编丁祖荫曾指出:“吾中国男子弱矣, 惟女子之弱实致是。矫正身体, 厥惟体育。吾女子其急注意!吾办女学者其急注意!”于是在此社会语境之中, 女校成了近代提倡女子体育、最早开设女子体育课程的所在。

一、宁波女塾的女子体育教育

19世纪时, 兴办学校一直是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人接触并争取固定会众的有效手段, 所以单身女传教士往往热心创办小型女校。英国传教士、东方女子教育会委员阿尔德赛是第一位来华的女教士, 1844年阿尔德赛到达宁波, 在宁波城内祝都桥竹丝墙门内大屋开设了一所小型女塾, 取名宁波女塾, 这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塾免费招收下层社会的女子来校就读, 学生都是“不过是婢弃女及最穷苦之女孩, 以校中有衣食供给, 故甘冒与洋人接近之危险”的下层女子。宁波女塾以西方学校教育为模式, 阿尔德赛已经关注到女子的身心健康, 于是在其女塾里开办了舞蹈和游戏课程, 率先提出健康女子身体的理念。从《女学报》第7期所刊登的“中国女堂内景图”里可以看出, 当时出现在女学里的青年女子身穿长及膝下的长衫, 头上盘着长发。因为当时女子还有缠足习俗, 所以有着三寸金莲的女性还比较普遍。据此推之, 1844年就读于宁波女塾的女生也应当是小脚长衫, 所以当时女学生因衣着与生理上的不便, 不适宜于在操场上进行大幅度的活动, 故阿尔德赛只能带领宁波女塾的女生, 在操场上做一些简单的游戏与舞蹈活动, 借此学习一些体育常识。但这种体育教育对于中国近代女性来说, 已最大限度地改善并提升这些贫苦女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 更开启了在中国学堂里进行学校体育锻炼的先例。

二、中西女塾的体育教育

19世纪70年代, 西方教会在华学校已有347间, 但学者胡卫清认为, 西方教会学校所收的学生多为流浪儿童, 教学内容也以宗教为主, 社会影响力有限。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亦认为, 教会学校的学生“来自最低下、最无希望的阶层”, 所以希望创办一所有着“最优秀和最有希望的阶层”生源的新式学校。1885年, 林乐知与监理会的女传教士海淑德在上海合作创办了中西女塾, 这是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收费的女子学校。1892年2月17日的《申报》里有“中西女塾”的广告云:“启者, 本塾设在英界三马路监理会堂之后, 由南第二十一号洋房内, 专收中华女子。教以中西文字与有关实用之学, 以及刺绣、缝纫、杂技等。”

中西女塾基本采用美国学制, 以“爱、生活、成长”为校训, 学校将体育教育列为学生身体成长的重要因素而受到重视。在这个设备一流、明窗净几的高等女学的校园里, 设有新式体育馆和整洁的操场, 穿着西式裙装运动服的女生在外籍体育老师的带领下, 或在操场上跑步, 或在体育馆里打排球、或做钢琴体操和跳舞, 形成了朝气蓬勃的女子体育教育的景象。至1921年, 中西女塾又修建了大型健身房, 体育器材更加完备, 1933年的《现代学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记下了中西女塾校园里的体育活动, 云:“健身房外有网球场排球场各一, 天气和暖时, 好身手的同学都轻灵地在阳光下练习球艺。”

三、经正女学的女子体育教育

1897年4月12日, 近代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女学堂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诞生, 创办者为上海电报局长、民族资本家经元善。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中陈述其办学宗旨为:“欲复三代妇学宏观, 为大开民智张本, 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然后风气大开, 名实相副。”经正女学的创办人经元善在《中国女学堂缘起》一文中, 痛数创设女学的必要性:“以堂堂之中华, 而无一女学堂, 耻孰甚焉。”“感切世变, 每以今日中国不振, 归咎于二千年女学不开……甲午后, 创巨痛深, 朝野之间竞言兴女学, 今议开办女学以翼中国自强本计。”经元善办女校的目的还在于提倡男女平等, 反对“智男而愚妇”的封建传统, 当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郑观应、康广仁等6人在申请办学经费的禀帖上签名, 黄遵宪、谭嗣同、张謇等57位进步人士资助办学, 使经正学堂在创办之初就充满了浓郁的民主进步气氛。

经正女学实行西方教育模式, 课程分设中文、西文两种, 西文课程于读书写字之余, 兼习体操。经元善认为“东西学校无不有体操者, 此培体却病之要义, 未可忽也。”所以要树立“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的办学思想。在办学之初, 经元善特邀中西女客120余人共议办学之方法, 当时就有人提出:“学堂功课繁密.听义诵读之外, 必设小花园一所, 借习灌溉培种之法, 以资游息而舒畅其志气。再设体操之课, 以杜单弱。”对于这个进步而科学的建议, 经元善非常赞成。于是在经正女学里就有一座小花园, 供女学生开设体操课和平时散步运动之用。这个小花园虽然没有直接地称之为“操场”或“运动场”, 但已具备了运动场的性质, 而且办学者已明确地将小花园的功能定为“以资游息而舒畅其志气”, 又明确地提出了“设体操之课, 以杜单弱”的体育教育理念, 所以校园内的花园已可以看成是一所正规的运动场地, 这也是中国女学校里最早的体育设施。与1844年创办的宁波女塾相比, 宁波女塾的体育教育只有简单的游戏与舞蹈等, 而经正女学已有了固定的活动场地和固定的体操课程, 并有了以体操课程和运动技能来杜绝女子体质羸弱的健康理念, 从这一点上来说, 此举乃是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四、务本女塾的体育教育

自百日维新之后, 上海女学堂亦日渐增多。沪绅吴馨目睹当时妇女“习于脂粉华服, 金莲三寸, 弱不禁风”的现状, 遂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2) , 创设务本女塾于小南门花园街, 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 亦称之为“中国女学堂”。吴馨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 欲陶冶健全国民, 根本须提倡女权”, 故将其女学“取塾名为务本”。务本女塾的毕业生中有上海教育界和妇女界名人俞庆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无锡教育家侯冰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杨达权等知名人士。

务本女塾是一所风气开通并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女子学校, 该校创办者立志要革除女性“金莲三寸, 弱不禁风”的现状, 将体操列为正式的课程, 并聘请著名体育教师徐一冰来校任教。徐一冰是近代著名的体育教育家, 曾赴日本大森体操学校留学, 回国后同时任教于上海爱国女校、务本女塾、民立中学、中国公学等处。徐一冰的体操课是非常专业而先进的, 因此他的体育教育给务本女塾带来清新的近代体育之风尚。

在近代前贤推行女子体育教育数十年的基础上, 务本女塾已有了相当丰富的体育教育经验可以借鉴, 也产生了更加丰富的体育活动。务本女塾已有游艺场、体操棚和运动器材等专门的体育设施, 还有定期召开运动会的校规。1905年3月, 上海《时报》发表了一则务本女塾举办运动会的消息:“十五日下午, 上海务本女塾及幼稚舍举行秋季运动大会。运动会次序如下:1.缘绳, 2.射的, 3.身体矫正术, 4.花园 (唱歌、游戏) , 5.算术竞走, 6.跳绳, 7.小兵队, 8.庭球, 9.跳舞 (对舞) , 10.运粮竞走, 11.剖梨竞走, 12.上学竞走, 13.连球体操, 14.抢旗竞走, 15.抛球竞争, 16.跳舞, 17.裁缝竞争。”从这场运动会的项目来看, 务本女塾体育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不仅有球类、体操类运动, 还有名称繁多的游艺活动与舞蹈活动, 可见该校体育教育的成功, 也看到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长足发展。

务本女塾还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师资培养的先河, 1906年7月, 务本女塾举办“暑期女子体操传习所”, 目标是培养女性体育教员, 以备各女校充当师资。1907年的7月8日至8月25日, 又于苏州南万子街东首的公文女子小学堂内, 举办为期6周的“夏期女子体操游戏讲习会”, 也是为了“养成女子小学校教员”。在这些短期体育培训班的基础上, 积累了最早的体育人才培养的经验, 才产生了汤剑娥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基础。

近代的维新变法促成了19世纪中国女性的觉醒, 激励了近代女子体育教育的长足进步。近代新女性在“讲复女权, 就一定先讲不裹脚;讲兴女学, 就一定先讲读书”的口号下, 在“女子者, 强国之元素, 文明之母, 国民之母”的口号之下, 丢弃了三寸金莲的旧生活, 阔步走向运动场的阳光春风之中, 促进了中国女子体育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2]李国盛.女子体育卫生[M].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92.

[3]乔素玲.教育与女性[M].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4]罗时铭.中国体育通史[M].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近代体育教育 篇2

康德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一、康德重视教育目的及价值

康德受卢梭自然教育观的影响较大，认为“人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成其为人DD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人性的崇高和人类的伟大也成于“教育”DD培养成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故而《论教育学》开篇就指出“人是唯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规训或训戒把动物性转变为人性等”，指出教育的目在于使用自然教育法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将人育之为“人”。从这点出发，康德特别注重对儿童早期教育，即从襁褓中就应开始对一个孩子进行教育，这将直接影响孩子随后的发展。在教育目的上，康德主张：首先，对心灵各种能力的一般培养。它与对个别能力相区别，它与技能和完善有关。其次，对心灵各种能力的个别培养。这是指对认知、感官、想象力、注意力、记忆力及机智等能力的培养。康德认为最高的教育目的不是向学生传授多少知识，而是使学生具有完善的道德品质。

二、康德对不同阶段孩子的教育内容进行了论述

康德首先指出教育指的是保育、规训及塑造在内的一切教导。人要依次经历婴儿、儿童和学生这几个成长阶段。还指出“天意希望人自己从自身中把善产生出来，因此对人说‘到世界中去吧，我已经给你配备了达至“善”的所有禀赋，现在要由你自己把它实现出来，因此你能否幸福就取决你自己了’。”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康德教育观的核心就是围绕自然教育而展开的。他论述了孩子的哭声及摇篮的利弊，指出哭喊是孩子本能发出来的，对孩子是有益的，大人如果一听到孩子哭声就立刻过来看护对孩子是非常有害的，这也通常是孩子学坏的开始，因为孩子会发现他只要哭喊就可以得到一切时，他就会一再地以哭喊为手段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如果人们对其置若罔闻，他们最终就会停止哭喊，因为没有哪种被造物会做无用功，否则人们总会让孩子养成习惯，总是渴望别人来满足自己的一切任性要求。而在这以后再要对其意志驯服就太难了，而要满足孩子小时候所有的任性要求就会败坏其心志和道德。故而当孩子想靠哭喊来迫使大人做什么时，可以对其不予理睬。然而，人们不能总是回绝儿童的所有请求，他友好的要求的东西，只要对他有益，就应该给他，这样孩子就能习惯于坦率表达想法，而不会以哭喊扰人，而每个人反过来也都会友好的对他。人们通过另一种方式教育孩子，使他们知道通过哭喊达不到目的，他就能变得坦率而不鲁莽，谨慎但不畏缩。

他还指出让孩子学步最好不是使用牵引带，而是使其自己在地上来回爬行。工具只会毁掉天然的能力。他指出孩子从不会摔得很重，只会学会更好地掌握平衡，以免再次摔倒受伤。孩子最容易上瘾，因此要让他们远离刺激性东西，如烧酒、饮料等。然而，让孩子接触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是很有好处的，孩子会较早学会适应或进行适当的改变来使自己更好的适应。处于现今独生子女占多数的现状下，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我们身边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从孩子出生到三岁左右进幼儿园，孩子就是家中的小皇帝，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六个人围绕着一个孩子转，孩子一哭所有人都围上去哄，孩子想要的东西只要不给马上就躺在地上哭，目前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培养出的孩子具有什么品性质确实是个大问号，令人堪忧。同时，有的孩子从小就挑食，家长更是哄着、骗着让心肝宝贝吃饭，熟不知“食欲应该是活动或劳动的结果”。我们的父母应该让孩子知道什么行为不可以、什么东西不可以要，从小教育子女，即保育、规训以及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父母去除不好的东西，提供一个很好前提，然后，在这一前提下接受他人的指导，有效地行动，肩负起培养子女的责任。

三、康德重视道德教育

康德非常重视对孩子进行的道德教育，他指出如果要确立道德，就一定不能靠惩罚。道德是及其神圣的东西，人们不能把他降格到规训的层次上。道德性的培养就是为了塑造品格，人们要学会在被拒绝后得不到满足的匮乏。如果自己是恶的，就要让自己变得有道德DD这就是人应该做的。规训决不能是奴役性的，要让孩子发自内心的认识事物、明白道理。他指出儿童说谎时一定不要惩罚他，而要让他面对轻蔑，并且告诉他人们将来回不信任他。如儿童做了坏事大人就要惩罚，做了好事就应表扬，就会使他为了得到好处而做好事。往后，在他进入一个并无这种奖惩的环境就会变得只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善还是恶。除了说谎这样的事情外，父母绝不要对孩子谈羞耻，这样他们就会终生牢记羞耻是与撒谎联系在一起的，而如果是不停地感到羞愧，就会产生一种此后无法改变的畏缩心态。同时，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性知识讲解及培养他们仁爱之心，向他们指出，他们有必要给自己每天做一个总结。这样有助于青少年养成诚信、尊严、对他人的义务等，完善人格，为以后生活奠定基础。

上述内容即康德教育学的主要内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康德教育思想中的核心部分是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价值的论述，即使是论道德教育，也是服从于他对教育目的的认识，即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在这部分内容中，他所表达的教育理念，后来成为支配欧洲教育的基本思想。然而他的文章中也不乏存有争议的观点，例如“人们总是肯定回答孩子们的这种问题：‘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就只会纵容他们的好奇心。让儿童读小说是最不好的，因为读小说会减弱儿童的记忆力。同时，向他人进行陈述小说内容也是很可笑的。看小说只会使他们浮想联翩，幻想不同的环境，坐在那里神游千里却毫无所得。因此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康德的教育思想，吸取精华为我国现今教育事业所用。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 篇3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07）10（B）—0036—02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时为农历壬寅年，故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建立的学校教育系统，但并未施行。1903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时为农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这是对壬寅学制的重新修订，其体系、内容比壬寅学制更为详细、完备。同时也突出了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学制明确规定了其立学宗旨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技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癸卯学制的内容庞杂，大体上有以下各章程：小、中、大学堂章程，初、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中、高等实业学堂章程，译学馆、进士馆章程，各学堂奖励、考试章程及管理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及学务纲要等等。其中学务纲要带有总括性质，实际上是学制的总纲。这些章程规定了各类学校的立学宗旨、性质、任务、入学条件、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及它们之间的衔接关系。

各级各类学堂的设置及层次如右示意图：

根据此图，我们可将整个学校教育概括为：三段七级教育模式，纵横两个学校教育体系。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共三级，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一级，即中学堂；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共三级，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这是纵向(直系)教育体系。横向(旁系)教育体系则包括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和优级师范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两级。实业教育分为三级：一为初等教育性质的，有初等实业学堂、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和艺徒学堂；二为中等教育性质的，主要是中等实业学堂；三为高等教育性质的，有高等实业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此外，属于高等教育的还有译学馆、进士馆和仕学馆。

这个学制在重视普通学校教育的同时，也重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并将其与普通学校教育相分离，自成两大独立系统，从而确立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其对以后学制的组织形式有很大的影响。如1912年的“壬子”学制、1913年的“癸丑”学制都是在参照此学制的基础上制定的。

制定新学制，正处于清政府甘当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儿皇帝”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作为清政府教育“新政”措施所制定的癸卯学制必然会深深打上浓厚的时代烙痕，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弊端，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

第一，学制年限太长。儿童从3岁入蒙养院到通儒院毕业，整个教育年限长达30年，这极不利于普及教育，也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第二，在教育内容方面，各级各类学堂特别注重经学的传授与旧礼教的陶冶。读经在各级各类学堂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目的在于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第三，学制与科举制度相结合，保留有封建科举奖励出身的余毒。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毕业生都可以获得科举功名并授予官职，同时学生还存在着追求功名利禄的封建心理，使学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第四，学制加强了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学制规定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学堂事务，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妄谈刊布报章”，对教员“如有明倡异说，干犯国宪及与名教纲常相违背者，查有实据，轻则斥退，重则革办”。这样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广大师生参加社会活动和发表进步言论的自由。

第五，女子教育在学制中无地位。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名教对妇女的束缚和摧残是骇人听闻、史无前例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观念决定了妇女在受教育方面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学制规定将女子教育包括在家庭教育之中，不特设学校。直到1907年，学部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才成为女子教育取得合法地位的开端，从此，女子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六，学制中的许多规定，往往是一纸空文，根本无从落实。如直隶省的许多农村小学以旧书院或庙宇为校舍，设备极为简陋，教师多是秀才、举人，教学内容仍以灌输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为主，许多西学课程或时停时开，或有名无实，教学水平差，学校近代化程度不高。当时教育最发达的直隶省都是如此，那么全国其他省份就不言而喻了。

最后，学制所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从实质上说，在于变器不变道，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因而以此思想为指导的癸卯学制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与封建主义精神的复合体。正如鲁迅所揭露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但一个人怎么能“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电化’，下午‘子曰诗云’呢?”“要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就好。”

癸卯学制作为清末“新政”的产物，是清朝统治阶级根据自身治国方略的需要而制定的，其目的固然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弊端虽存，但这个学制的建立，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打破了封建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全新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最为完备，并以法令形式颁行的学制，它使全国分散的学堂统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形式上终结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使中国教育开始走上一个新的发展轨道。学制的制定是二十世纪初乃至中国近代八十年史中的一件大事，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教育革新的伟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二，癸卯学制的制定与颁行，加快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推动了教育行政系统的建立。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随后下令成立学部，各省设立提学司，各厅州县设劝学所，这样就确立了全国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第三，癸卯学制的制定与颁行，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清政府的统计，1903年中国有新学堂769所，1905年达8277所，增加了10倍之多，到1909年，猛增至53033所，在校学生数也大幅度增长。

第四，癸卯学制的制定与颁行，使学习“西学”有了一定的合法地位，这有利于传播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按照规定，学校在开设经学课程的同时，还开设一定数量的西学课程，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被引入课堂，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使他们摆脱了愚昧，冲破了旧思想的束缚，更新了观念，开通了风气，知识分子不再完全沉浸在抽象空洞的义理之学中，他们逐渐从务虚转向务实，从书房走向社会，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再是一条仕途，而是有着多种职业可供选择。学制中非常重视外语学习和实业考察，清政府还设立译书馆，翻译、介绍并出版西方学说的书籍，这就加速了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播，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民主和科学逐步深入人心。

近代体育教育 篇4

一、《癸卯学制》与我国体育课程近代化

1.《癸卯学制》产生的背景

鸦片战争, 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西方强势文化随之流入我国。西方基督教会为了使“全中国及全世界基督化”, 在我国强行开办教会学校, 并按照西方课程模式开设体育课程, 从而把近代体育课程的种子埋入我国封建教育的土壤里。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为了兴办实业发起洋务运动, 并效仿西方建立洋务学堂, 开设体操课程, 从而在我国自主创办的学校里出现了近代体育课程, 标志着中国近代体育课程的萌芽。

1895年,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 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教育救国呼声日甚, 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势在必行。1904年1月, 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又称《癸卯学制》) , 建立新的课程体系, 并对体育课程 (体操课) 作出了明确规定。

2.《癸卯学制》对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近代化的影响

《癸卯学制》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并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施行的新学制, 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办教育无章程、学校无体系的状态, 确立了我国近代学制的最初模式, 奠定了我国近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 标志着我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全面启动。

(1) 《癸卯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突出了“实用化”特点。实用化是课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癸卯学制》中的体育课程“实用化”表现在:首先, 《癸卯学制》的课程体系是对日本课程体系的模仿, 体现了服务于近代工业的教育宗旨。《癸卯学制》规定“以谨遵御旨, 端正趋向, 造就通才, 为全学之纲领”。所谓通才, 即“振兴实业”通用之才。体育课程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毫无置疑地被纳入“培养通才”的教育计划中。其次, 体育课程的实用化还表现为服从军事需要。《癸卯学制》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形势而制定, 目的是“通过对学生和全体民众进行尚武精神的培养和军事素养的训练, 使他们具有军人的品德和体质, 以达到抵御外侮、寓兵于民”。为此, 《癸卯学制》规定的体育课程, 把“尚武”作为第一要事, 指出“学堂兵操万不可少”, “兵式体操为主”成为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体育课程内容。

(2) 《癸卯学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体育与德育、智育并重的方针, 确立了体育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癸卯学制》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国民之善性, 扩充国民之知识, 强壮国民之体魄”, 其中“强壮国民之体魄”即体育方针。由此可见, 体育课程已成为我国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冲破了我国封建教育重智轻体的束缚。

(3) 《癸卯学制》对体育课程的设置体现出一定的科学倾向。《癸卯学制》模仿自日本, 根源于德、法, 课程的编制固然体现出西方科学主义精神。在体育课程的安排上已经考虑到学生的身心发展的阶段特点。当时的《学务纲要》第26条要求:“各学堂课程科学, 皆量学生之年龄精力而定, 实可无竭蹶之虞。”并初步根据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阶段, 确立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教育的科学性特征。

(4) 《癸卯学制》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 在全国得到普及和推广, 使体育课程向平民化、大众化迈出了重要一步。1906年, 《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指出, “今中国振兴学务, 固宜注重普通之学, 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 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为握要之图”说明学部将办学的对象锁定为“全国之民”。

但是, 也应该看到, 《癸卯学制》是本着“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原则制订的, 并非对封建教育制度的彻底否定。应该说, 这个时期的我国体育课程还仅仅停留在对外国体育课程器物层面的照抄照搬上, 缺乏对当时我国国情的考虑, 体育课程存在的我国文化基础不足。

二、《壬子癸丑学制》与我国体育课程的近代化

清末教育改良没有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加速了我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颁布了有关学校教育的法令, 对清末教育进行改革。主要包括:《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以及之后陆续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学校课程标准》等有关学校的法令。史称“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基本上沿袭了《癸卯学制》开设的体操课程, 所规定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时安排, 乃至教法等都与《癸卯学制》没有多大差别。其体操课程仍隶属于军事需要, 明确提出了军国民教育的宗旨。军国民教育———也称军国民主义教育。在实施过程中, 不少学校出现了体育课堂、课外执行两种不同体系的体育内容的双轨现象:一方面, 课堂上实施《壬子癸丑学制》所规定的体操课程, 主要以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为主;另一方面, 课外开展以田径、球类为主要内容的课外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 使那些更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体育项目在学校有了广泛的学生基础, 为其日后成为正规的体育课堂教学内容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也加速了体育课程的新变革, 推动了体育课程的近代化。

三、《壬戌学制》与我国体育课程的近代化

1922年11月1日, 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 史称《壬戌学制》。《壬戌学制》提出了七项标准:一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是发挥平民教育之精神;三是谋个性之发展;四是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是注意生活教育;六是教育易于普及;七是多留地方伸缩余地。为便于新学制的实施, 1923年教育部又颁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壬戌学制》产生于“五四”运动之后, 集中体现了“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思想, 对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近代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壬戌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突出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 把人性的发展提到重要位置, 是对封建旧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壬戌学制》和《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 从课程内容上彻底剔除了机械、严肃、整齐等体现绝对服从的封建专制思想的兵操, 代之以活泼、快乐、机敏等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田径、体操、球类, 使我国学校体育课程更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需要;在课程要求上, 正式取消了男女差别, 赋予女生与男生一样平等地享有接受体育教育的权利, 彻底冲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使资产阶级平等思想贯穿整个体育课程;在体育课程制定的价值取向上, 由服从社会需要的社会本位占统治地位, 向关注学生自身发展, 以儿童为中心的学生本位转变。

《壬戌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科学性有了进一步提高, 奠定了近代我国体育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壬戌学制》是我国历次学制改革中, 比较自觉地试图把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并用以指导教育改革实践的。《壬戌学制》所规定的体育课程根据学生的年龄阶段特征, 循序渐进地安排教学内容, 顺应了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壬戌学制》的颁布带来了20世纪初我国体育教育领域的革命。把我国的体育课程从“军国民主义”时代带到了“自然主义”时代。它强调以“儿童为中心”, 发展儿童的本性, 纠正了以往体育课程过分强调服务于社会而忽视学生个体发展的现象;它所包含的丰富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 构成我国近代体育课程的思想基础, 对后来的体育课程乃至当今我国的体育课程改革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标志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近代化过程的三个重要阶段。从《癸卯学制》到《壬戌学制》, 反映了我国近代体育课程从器物层面的照抄照搬到思想层面的引入, 从被动模仿到主动内化过程。三个学制的颁行使我国体育课程不断走向科学、民主、实用化和大众化。

体育课程的制定不仅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而且要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不仅要彰显体育的本质属性, 而且要充分发挥其多种教育功能;不仅要善于利用国外先进的经验模式, 而且要适合我国国情, 融入我国文化, 这是我国体育课程发展的必有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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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宝良, 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7.

[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参考资料 (上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4]陈晴.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5]喻本伐, 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6]王华卓.中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史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近代体育教育 篇5

一、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起步阶段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9月，教育部公布学制，即壬子学制。这个学制中关于职业教育制度的文件有《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校规程》。《实业学校规程》中有明确的实业学校教师资格的规定。担任甲种实业学校教员的资格为:从国立专门学校毕业者、从外国专门学校毕业者、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者、从教育部认定的公立和私立专门学校毕业者、有中等学校教员之许可状者、从甲种实业学校毕业且有研究成果者。担任乙种实业学校教员的资格为:从甲种实业学校毕业者、从师范学校毕业者、有高等小学校正教员或副教员之许可状者、从乙种实业学校毕业且有研究成果者。为了培养实业教员，教育部于1915年9月出台了《实业教员养成所规程》，设立实业教员养成所，其培养目标是甲种实业学校教师，分为农业教员养成所和工业教员养成所两种，均附设在性质相当的专门学校，招收中等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实施四年教育，免交纳学费。实业教员养成所的课程设置必须参照农业和工业专门学校的课程，学生须在第四年修读教育学和教学法等，以加强教师专业教育方面的训练。可以说，相对于萌芽阶段的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过程，这是一个值得记忆的亮点，即在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起步阶段，政策制定者已经从专业的角度加强职教师资双师性的提升。此时期师范教育仍分为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这两类学校均设有家事、手工等课程，女子师范学校有家事、园艺、缝纫等科目，因此，在家事师资方面，培养了大批中等学校教师。19，颁行《检定小学教员规程》，以弥补各类师资包括职业教育师资的不足。与职业教育师资有关的是:毕业于甲种实业学校，并有研究者;毕业于专门学校，确适于某科教员的职位;曾担任小学教员三年以上，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认为确有成绩的。明确任职资格和进行检定，表明了职教师资培养由注重数量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培养体制趋于完善。初生事物的发展总是一波三折。正当职教师资培养事业处于良好开端的时刻，又经历了一次学校系统改革地沉重打击。19，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在广州举行年会时，建议改革学制草案。1922年，由大总统明令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亦即所谓之《新学制》或是《辛酋壬戌学制》。新学制主张高中设师范科，导致中学合并师范学校的现象，独立的师范学校逐渐被取消，师范学校有些也改为高级中学的师范部，破坏了师范学校的独立地位。在新学制中把实业教育的名称改为职业教育，实业教员养成所更名为职业教员养成所。同时在新学制中规定，职业学校不再单独成为一个系统，而是和普通中学混合而成为综合性中学，普通科、农科、工科、家事科和师范科等一起并列。新学制中另外又规定:“为推广职业教育计，得于相当学校内，酌设职业教员养成所。”即在高级中学内酌设职业教员养成所，训练教员，期限2－4年，公费待遇，毕业后须服务三年。该学制一大进步之处是规定职业学校要衡量地方的实际需要，在课程上做弹性调整，体现了对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良性互动发展本质的认识。《新学制》施行过程中，因为各省相继借口财政困难而停止公费生待遇，贫家子弟限于经济条件无力升入师范学校，富家子弟又因教书生活清苦，不愿报考师范学校，因此，学生来源枯竭，学生程度日趋下降，导致包括职教师资培养在内的师范教育的.滑坡。创办于1918年的中华职业学校，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针对职业学校缺乏职教师资的现象，附设职业师范科。其办学宗旨在于“专为各地公共机关欲创设职业学校，或贫民工厂、职艺所、孤贫儿院，以及中、小学校设职业科者造就专门教师及办事人才。”规定入选者年龄应当在19岁到22岁之间。职业师范科下设5个专业，分别是铁工科、钣金工科、木工科、藤竹工科、染织工科。其中，前两科学额为30名，后两科学额为20名。所开设的课程包括普通课程和专门课程，普通课程包括公民、国文、职业算术、教育原理、心理学、职业教育、职业心理、科学常识;专门课程包括各科制图、各科工作法、各科实习、工场管理法。

二、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发展阶段

随着时间推移，废除高等师范制度、实行中学教育和师范教育合并的做法，日益暴露出它不合乎教育教学发展规律的弊端，一些教育界人士主张恢复师范教育的独立地位。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指出:“师范教育，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教育之本源，必须以最适宜之科学教育，及最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一般国民道德上、学术上最健全之师资为主要之任务。于可能范围内，使其独立设置，并尽量发展乡村师范教育。”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师范学校法》，1933年，教育部制定《师范学校规程》，确定了师范学校的独立地位。1930年，在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中，一致主张各级学校教育，应注重科学实验，培养生产能力、职业技能;侧重于多设立职业学校。可以说，职业学校数量的增加对职教师资量与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教育部先是公布《各省市职业学校职业学科师资登记检定及训练办法大纲》，后来公布《职业学校规程》，职教师资的职后培训也列入议事日程，职教师资培养体制进一步完善。1931年，教育部公布《各省市职业学校职业学科师资登记检定及训练办法大纲》规定，职业科师资之登记分为甲、乙两种:

(1)甲种为高级职业学校职业学科师资:凡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后具有二年以上之职业经验者或职业界高级技术人员继续任职四年以上者，得请求登记充当为甲种职业学科师资。

(2)乙种为初级职业学校及职业补习学校职业学科师资:凡高级职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或高级中学农工商科类毕业后，具有二年以上之职业经验者，或职业界中级技术人员继续任职四年以上者，得请求登记充当乙种职业学科师资。由此可见，职教师资特别注重担任职业学科之种类及其经验。此外，各省市厅局对于省市各级职业学校职业学科师资如无前两项合格人员时，在该省市如有办理具有成绩之专科以上学校，应委托其原有的科别及设备，分别训练或补充训练相应的职业学科师资，如本省市无相应专科以上学校时，可委托其他省市相应的学校办理。这一阶段职教师资培养方式分为下列两种:

(1)高级职业学科师资，收受下列两种学生:

①高级中学师范、旧制中学师范、高级职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毕业生，予以三年或四年的训练;

②高级职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毕业生对于原习职业学科为继续之研究者，予以二年的训练。

(2)初级职业学科师资，收受下列两种学生:

①初级中学及三年毕业之乡村师范学校或初级职业学校毕业生，给予三年的训练;

②初级职业学校毕业生对于原习职业学科为继续之研究者，予以一年至二年的训练。1933年，教育部公布《职业学校规程》，经1935年6月、1947年4月分别修正实施，将职业学校分为农业、工业、商业、海事、医事、家事，及其他职业学校七大类，并规定高初级职业学校教师任用资格。教育部曾指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分别举办农艺、园艺、机械等职业师资科，招收农工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训练四年。此外，并指定护士、助产职业学校举办护士助产师资训练班。这个时期职教师资职后培训也开辟了四个渠道:

(1)教育部举办暑期讲习会，自1936年起分别举办四届，种类有工科教员讲习会、农科教员讲习会;

(2)1940年教育部颁布了《奖励职业学校职业教员进修暂行办法》，合乎规定条件者，由教育部给予进修奖学金，给与其休假到学术或事业机关进行为期半年或一年的进修;

(3)设立教员进修班，此为专供教师进修之机构，招收具有教学经验，但缺乏专业训练之高初中或小学现职教师，肄业一年后，由学校给予进修证明书，得以代替检定合格证书;

我国近代电化教育有关书刊述评 篇6

关键词: 电影;播音;电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1—0249—02

从20世纪初开始,我国近代一批批抱着教育救国理想的有识之士,筹办教育,进行教育革新,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就是在这些运动中起步并发展的。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电化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研究电影教育的理论和实践[1]。从1933—1948年,我国先后出版了《教育电影半月刊》、《电化教育》、《电影与播音》、《电教通讯》、《电化教育概论》、《有声教育电影》、《电化教育讲话》等一大批有影响的电化教学理论书刊,这些书刊在当时对于刚起步的中国电化教学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期刊

1.《电化教育》。1936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卢时白两位理事在上海合办了一个“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出版了《电化教育》,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份电化教育领域专门刊物[2～3],旨在积极推进电影教育,至抗战爆发停刊,共发行了6期,16开,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电化教育》刊登电教理论著述、技术推广文章和相关法令,如:《电化教育总动员》、《编辑电影片之简易工具》、《各省市电化教育人员服务办法》等,该刊还登载教育部播音节目每月预报,报告教育部电化教育当月实施动态,推荐教育影片。

2.《电影与播音月刊》。1942年3月15日创刊于四川成都,由金陵大学理学院创办,孙明经亲任主编[2～3], 16开本,每年出刊10期,1948年9月出至第7卷第5期后因经费困难停刊,前后历时7年,共出63期50本,合计1 468页。1946年4月,当时在教育部和四川教育厅的推动下,教育部参与《电影与播音月刊》编辑工作,使该杂志成为全国性的电化教育刊物(后改为《影音》)。《电影与播音月刊》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有关于电影、广播、电视、摄影的综合性学术月刊,杂志最初编译性的文章占多数,随着电化教育的开展和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我国电化教育工作者自己的文章逐渐增多,专门介绍电影与播音技术的施教方法,呼吁将电影服务于教育,同时介绍了许多国外电化教育概况和相关理论。《电影与播音月刊》对近代中国电影、电化教育事业的普及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当时的电化教育刊物中是办刊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的刊物。

《电影与播音》曾在2卷1期上刊载了一篇文章《一个理想的电化教育学生》,文中概括了当时对培养电化教育学生的具体要求。“电化教育专修科的目的,是为了培植从事电化教育的专门人材。凡为该科学生应该具有下列四端:(1)事业的认识……。(2)基本课程的基础……。(3)活动的才能……。(4)多才多艺……。”[7] 这样的一篇报道相当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电化教育工作的急需和认可,认为电化教育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有很大的贡献,电化教育人才要具有多方面的活动才能,文章贴切地反映了当时时代、社会给与电化教学的认识评价。

二、书籍

1.《有声教育电影》。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友松著述的《有声教育电影》,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电教专著[2～3]。全书内容分为自序、电影教育之地位、视听教育之总检讨、世界各国电影的现状、教育有声电影之制造、视听教育行政、中小学有声电影教育的实施、大学及成人电影教育的实施等12章,24开,共258页[4]。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种视听媒体的特点、功能及使用时应注意的事项,对国外的电影教育也作了介绍。

“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但是,“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竞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电影教育(下转274页)(上接249页)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4]。

2.《电化教育讲话》。194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舒新城的《电化教育讲话》,全书分电化教育的实际问题、电影放映、电影教学、教育电影制片问题,教育电影的教育观、摄影技术等8章,32开,共188页,成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电化教育专著[5]。该书从电化教育的实施问题、电影教学的优缺点和教学法、教育电影的教育观、教育电影的摄制技术等方面对电化教育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教育平民化”的教育观和“电影与播音不过是教育上的工具”的电化教育观。提出各种媒体的综合运用的重要性,指出工具是为教育方针服务的。“电影与播音不过是教育上的工具,它们有超过其他工具的效能,但在学校教育中决不能完全代替书本、仪器、标本、图表等,在社会教育中,也决不完全能代替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等……。要重视电影与广播的效用,尤其是重视它们在中国教育上现阶段的效用,但决不可轻视其他工具的效用。” [5]

从我国第一部电化教育专著,1937年陈友松《有声的教育电影》提出 “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于是采用视听教育的工具” [4],到1940年教育部电化教育司《电化教育》定义:“电化教育是利用电力进行各种教育……它包括电影和播音教育”[6]。可以看出,当时的电化教育都是专门指电影教育和播音教育。1948年舒新城《电化教育讲话》指出:“电影和播音不过是教育上的工具……但在学校教育中决不能完全代替书本、仪器、标本、图表等”[5],说明当时学者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认识了电影和播音作为课堂教学工具的局限性和制约性,这些理论和现今认为,“电化教育是运用现代教育媒体,有目的的传递教育信息,实现最优化的教育活动”有着接近之处,说明近代我国电化教育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体系都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吴在扬.中国电化教育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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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友松.有声的教育电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5]舒新诚.电化教育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48.

[6]谢学斌,林嘉欣.浅析电化教育的发展与创新[J].陕西教育:理论版,2006,(12).

[7]辛显铭.我国综合性大学早期培养电化教育专业人才的先例和经验(上)——金陵大学推行电化教育三十年系列述评之一[J].电化教育研究,2005,(7).

The books of the modern audio-visual education in China

YE Wei-bo1,2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Normal College , Hangzhou 310036, China)

Abstract:20 years from the 20th century the rise of China’s audio-visual education began, The practice of audio-visual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o carry out spectacular, With the attendant accompanied on the theory of audio-visual education is being continuously improved to create . Articl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reviewed on audio-visual education and hope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studying 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s audio-visual education.

近代女子又一“开禁”——体育 篇7

一、“开禁”说的缘由

中国古代并没有完全符合古希腊奥林匹克精神的竞技体育，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古代就没有体育。“开禁”前的女子体育也是有一定发展的，大致经过了封建社会前的低级发展, 封建社会的曲折发展二个大阶段。

1. 封建社会前:

据《吕氏春秋·恃君览》形容，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是“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妇女在氏族中拥有绝对的地位。在原始劳动和教育子女中，孕育了许多体育的因子，1973年秋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的一座马家窑类型的墓葬 (编号M384) 中，出土了一件内壁绘有舞蹈花纹的彩陶盆，把当时的女子舞蹈用图画的方式予以了再现。彩陶盆上画有三组相同的舞蹈图案，每组图案都有五个手牵手、从不同方向摆动着发辫和尾饰的女子。“表现了当时女子舞蹈十分丰富的韵律与节奏。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女子体育发展的萌芽期”[1]。

奴隶社会时期, 女子体育发展几乎是停滞的。女子由于根本无法获得受教育的权力，关于女子体育的记载, 无外乎是在《周代社会辨析》提到过殷王武丁在打猎和作战时经常带着他的妃妾参加。另外，女子还可以作为“巫”参与宗教祭祀。《说文》对“巫”的解释是:“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是说担任“巫”的女人，以跳舞娱神，攘灾祈福。

2. 封建社会时的曲折:

这时期的女子体育情况，主要从秦汉三国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明和清前时期三个时间段来说明。

(1）秦汉三国时期夫权思想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纲常礼教从根本上禁锢了女子的人身自由，剥夺了她们参加社会活动的基本权力。所以，关于这一时期的女子体育文化的记载也不多见，在《西京赋》中有描写“走索上而相逢”的女子表演技艺———走索。所谓走索，又名“履索”、“绳技”。在《晋书·乐志》中也有记载，说“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而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这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一些女子为了生存，只能是沦落为艺妓而从事走绳表演，成为达官贵人欣赏和取乐的对象。

(2）隋唐时期都对军事极为重视，特别注重军事人才的选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军事体育的进步与发展。由于经济上的繁荣富强，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化极为丰富，其中也包含女子体育文化。特别是在唐代，虽然也推崇礼制，仅《大唐开元礼》就多达150多卷，其核心仍是“三纲五常”之类。但由于唐朝社会提倡对外开放，善于融合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善于吸收一些优秀的外来文化，同时也十分重视运动与娱乐。因此，唐朝社会的女子体育文化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出现了比较繁荣的景象。

(3）宋、元、明和清前时期发展的停滞由于这一时期“女从男”，“女归于男”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被认为“是天地之大义”。为了进一步地控制妇女，据赵星南注《女儿经》曰:“为甚事，裹了足，恐她轻走出房门”。使女子缠足成了禁锢妇女的重要手段，也是对“三从四德”的一个具体补充更有甚者是要求妇女守住“贞节”，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正是这一时期理学从思想上、精神上、肢体上对妇女的禁锢，扼杀了我国的女子体育，使女子体育濒于毁灭的境地。纵使有一些对于女子身体运动的记载，也是一些供人取乐的内容。其一是有女子相扑，据《茶香室从钞》续钞卷九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宋嘉祐间，正月十八日上元节，上 (指宋仁宗) 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裸体相扑者，亦被赏赉”。另外还有女子蹴鞠，据明代诗人李渔在其《美人千态诗》中描绘女子跳鞠的情景时说:“几回踢去娇无语”，是说跑了几个来回，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虽然从文献上对女子体育文化的记载不多，总体而言, 封建社会时的女子体育发展是十分缓慢的而且也是低层次的。女子体育多是与生产劳动、军事斗争、宫廷嬉戏等结合在一起, 与现代竞技体育有本质上的差异，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明清时期女子体育还是近乎停滞的，但是在这之前却是发展的,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禁”之说。

二、女子体育的“开禁”

1.“开禁”和发展情况。

清后期女子体育教育“开禁”是由教会来担当的, 教会对女子体育的贡献和它的文化教育结合在一起。近代意义上的女学也经由传教士进入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教士先是在口岸通商之后，又在广大内地兴建了一批教会女校，而这也被看做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开端[2]。

中国近代教育由基督教学校开启，西方的学校体育也经由它们传入中国[3]。基督教中国教育会非常注重教会女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呼吁把体育教育引入女子学校，“在发展智力的同时也发展身体”[4]。外国人在我国各大城市先后建立教堂、学校、青年会等, 宣传西方文明和宗教信仰, 举办各种讲习班、训练班, 介绍国外文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传播欧美的文学、艺术、体育活动等等。他们在不同省市建立起门类不同的学校。第一个女子学校由英国玛丽·安·奥而德西于1844年在宁波建立。到1876年, 教会女子学校增加121所, 学生达到2000多人。早期教会兴办的女子学校给女子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了空间和条件。

西方人办的女子教育当然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基础为标准，主张男女平等和全面和谐发展。不仅在扫除文盲, 唤醒女孩的个人意识和受压迫感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还促进了反缠足运动, 把现代体育介绍给了中国女性。体操、田径、游泳、篮球、排球和乒乓球是的当时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女塾大都把体育作为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如1905年《中国教育手册》记载，1844年美国教会在江苏镇江开办的女塾，所开设的课程除《圣经》等文化课外，还有诗歌、体操游戏等，并且规定学生在上下午课间可“使用已备好的器具各自进行游戏”。又如1900年教会调查资料表明，体操、音乐、地理、生理等是五所美国教会女塾的公共课。再如，一些女校规定，早上出早操，又列体操为正课，下午4点以后有45分钟游戏。学生也有自己的体育组织———体育会。大考时，校方为免于学生每日埋头苦读，每天下午都组织各种球类比赛。这些教会女校之所以开设体育并积极鼓励与引导女子参与到体育中来，是因为他们认为，女子应同男子一样，同样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女子运动除健身之外，尚可养成团体生活之习惯与竞争奋斗之精神。从1900年教会调查看，五所美国教会女塾的课程包括:体操、音乐、地理、生理、天文、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人文地理、历史 (含世界史) 、算术、国文、道学、卫生。五所学校中共同开设课程有体操、音乐、生理等。这又说明，教会女学十分重视体育教育。由此可见，教会女学，是中国女子最早接受近代体育教育的场所。承担了中国女子体育教育的“开禁”先锋。

然而, 由于接受教育的人数有限, 儒教有关女性规范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在许多家庭中仍然盛行的缠足习俗, 大多数女性被挡在现代教育的大门之外, 没有身体活动的自由和参加体育的机会。教会女子学校虽然重视身心的和谐发展和体育、游戏，但当时风气尚未全开，仍然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内。

三、女子体育“开禁”的意义

1. 培养了体育方面的女子人才.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有体育师范学校，它由美国办理，我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女体育教育家陈英梅曾任该校副校长。学生大部分来自各地的保送生。学校设备齐全，教学质量相对比较高，在社会起到开引导女子进入社会和进入体育活动的先河之作用。学校先后培养了约200名学生，对我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毕业生华慕杰、庄炳松、陈美伽等为促进中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使得中国女子开始重视体育。秋瑾在她1905年9月12日从东京写给其兄长的信函中，有如下一段话语:“妹近日在校，身体甚耐劳，日习体操，能使身体健壮。”其对兄长的希望是:“并祈随时卫养身体为要，饮食务求兹养，衣服必求洁净，对于卫生甚有益者。”[5]

2. 促进了中国自身的女子体育的发展。

受教会女学的影响，维新志士提出“教育救国”的救亡图存的重要主张，希冀通过兴学堂达到救国之目的。他们从进化论和遗传学中受到启示，“强国必须强种，强种必先强人，而强人之关键又在强母”。因此，把提倡女学、重视妇女身和心的培植，视为强国强民之基。于是，国人纷纷仿效教会女塾，开办女学。经正女塾开办之始，即设有体操课。“学堂功课繁密，听文诵读之外，必设小花园一所，藉习灌溉培种之法，以资游息而舒畅其志气。再设体操之课，以杜单弱”。并特别强调:“东西学校无不有体操者，此培体却病之要义，未可忽也。”[6]1902年，由上海邑绅吴馨 (怀疚) 开办的务本女塾，是一所风气开通并有较大影响的女子学校，它将体操列为正课，体育教育家徐一冰先生曾在该校任过体操教员。同年，由蔡元培先生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学，体操和唱歌被时人视为“最精美之处”该校办学章程第一条，开宗明义:“本校以增进女子智、德体力，使之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7]。

3. 促进了女子学制的正式确立。

清政府被迫实施“新政”之后，于1907年3月8日由学部 (1905年始设) 奏颁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追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正式将女子教育纳入学制系统。而且《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 (1907年) 中的教育总要中有“女子必身体强健，斯勉学持家，能耐劳瘁。凡司女子教育者，须常使留意卫生，勉习体操，以强固其精力。至女子缠足，尤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务劝令逐渐解除，一洗积习。”[8]这个规定，尤其是要求解除女子缠足，注重女子生理卫生，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对体育教育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国近代学制特别是女子学堂章程的产生，在客观上为女子近代体育的兴起提供了保障。倘若说教会女子教育为近代女子体育提供了示范和借鉴，维新运动为妇女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的话，那么，“兴学堂”是使近代女子体育得以兴发的重要机制。女子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女子学堂的体操课每周4节，高等小学堂每周3节。其内容为普通体操和游戏。其目的为“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

由上可见，教会女塾的早期体育, 使中国女子体育得以“开禁”，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与发展到了不可忽视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卢兵.对我国女子体育文化兴衰流变的历史考察[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4 (11) .

[2]何晓夏, 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现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21-25.

[3]张永广.基督教学校与近代中国体育教育[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6 (11) .

[4]F.C.Cooper.PhysicalTraining[Z].RecordsofThindTriennialMeeting of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 held atShangHai May17-20, 1899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lMission Press, 1899.

[5]秋瑾.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5-13.

[6]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辑下)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898.

[7]郑志林.略论我国近代女子体育的兴起[J].体育文史, 1994 (3) .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及其借鉴 篇8

李鸿章与天津近代洋务教育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动摇了封建教育的规范, “经世致用”的教育改革主张开始出现, 并逐渐演化为由洋务运动派生出来的洋务教育。李鸿章就是近代中国兴办洋务教育的代表人物。

李鸿章 (1823～1901) , 字浙甫, 号少荃, 安徽合肥人。1870年 (同治九年) 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虽不是教育家, 但从他办洋务、兴学堂的言论与实践中, 不难了解他的教育思想。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是李鸿章兴办洋务教育的主导思想。而“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是有其清晰脉络的。1864年 (同治三年) , 李鸿章基于对空疏腐朽的科举制度的认识, 出于在引进国外“制器之器”的同时培养本国“制器之人”的考虑, 吁请清政府变通科举制度, “专设一科取士”。而这专设的“一科”, 即是为开洋务而取人才的。1867年 (同治六年) , 他假丁日昌之口提出如下主张:“取士兼求实用之才……似应于文场科举之制, 略为变通。拟分为八科, 以求实济”。 (1) 1874年 (同治十三年) , 在天津任上的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列强“以兵胁我, 殆无虚岁”, 而中国却缺乏“练达兵略精通洋法”之人。故请求“朝廷力开风气, 破拘挛之故习, 求致胜之实济”。为此, 他疾呼“用人最是急务, 储才尤为远图”。

从李鸿章兴办实业与实业教育的实践中, 也折射出他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他认为, 要抵御外辱, 就要“自强求实”, 走富国强兵之路。于是主张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他说:“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 条理精严, 迥非中土所能及”。 (2) 同时他也深信:“我中华智巧聪明, 岂出西人之下, 果有精熟西文, 转相传习, 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 当可以渐通晓”。 (3) 于是, 他身体力行, 积极兴办实业教育, 用以造就从事机器生产和武器应用的人才。不仅如此, 他还把目光投向国外, 极力倡导选拔优秀儿童和青年赴海外留学, 接受国外的技术教育。1876年 (光绪二年) , 他在与南洋大臣沈葆桢联名上奏的《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提出:“请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致胜之理”。因为“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 终难探制作之源”;况其驾驶技术“于大洋狂风巨浪中, 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亦“自非日接身亲, 断难窥其密钥”。他在国内和天津地区举办的众多洋务学堂, 无一不秉承“学以致用”的原则, 培养了数量可观的应用型人才。

应当指出的是, “中体西用”仅仅是改良主义的主张。李鸿章有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中国文武制度, 事事远处于西人之上, 独火器万不能”。 (4) 这就是说, 他的举动绝不是要削除封建制度, 而仅仅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挽救行将就木的清王朝而已。但是, 就总体而言, “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毕竟给近代中国教育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的历史辉煌

李鸿章自1870年到天津赴任至1901年11月7日病逝于任上, 仅在天津一地就创办或扶植设立了多所洋务学堂, 这些学堂就是天津最早的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以开办年份为序主要有:天津电报学堂 (1880年10月6日) 、天津水师学堂 (1881年8月) 、总督医院附属医学堂 (1881年12月15日) 、天津武备学堂 (1885年6月17日) 、北洋医学堂 (1894年6月26日) 、天津北洋大学堂 (1895年10月2日) 、天津俄文馆 (1896年) , 等等。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 天津电报学堂

1879年 (光绪五年) , 天津架设由市内至大沽炮台北塘兵营的电报通讯线路, 1880年9月, 李鸿章奏请再架设一条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 同时请求设立一所电报学堂。获准后即于当年10月6日举办了天津电报学堂并正式开学。在体制上, 天津电报学堂隶属于天津电报局, 延聘中外电信技师担任教习, 学生实习就便安排在天津电报局进行。入学年龄一般为16～22岁, 学制4～5年。学生在学期间领取月银3～10两。毕业生拨往各地电报局分局工作, 不能胜任者可回学堂补习。在课程设置方面, 学校将“电报实习”放在首位。专业理论科目有基础电信、电报制度与仪器、国际电报规约、铁路电报设备、电报线路测量、陆上水下电线建筑、电力照明、电磁学、电测试、材料学、制图学等;文化基础科目有中文、英文、电报地理学、数学等。

1900年, 按照李鸿章初创天津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 自行经理, 庶几权自我操, 持久不敝” (5) 的主张, 学校的教习已全部由华人担任。学校开办的20年中, 共为天津和全国各地输送毕业生三百余名, 正是这些人撑起了中国早期电讯事业的基础框架。

(二) 北洋水师学堂

1874年 (同治十三年) , 李鸿章奏请建立北洋水师, 经4年筹措, 于1878年 (光绪四年) 成军。这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规模最为巨大、装备最为精良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初创时期“需人甚众”, 李鸿章遂于1880年上奏请求设立水师学堂, 获得允准。1881年8月, 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落成, 津人记称:“学室宽敞整齐, 不下一百余栋”, 且“另有观星台一座, 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 可谓别开生面矣”。 (6)

严复是对北洋水师学堂贡献殊为突出的人物。严复 (1853～1921) 字又陵, 祖籍福建闽侯。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 1880年, 27岁的严复应李鸿章之邀赴天津筹办北洋水师学堂。学校初创时担任总教习 (教务长) , 1890年升任总办 (校长) , 为北洋水师学堂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现存的《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看来, 学校招收13～17岁本地或外地“良家子弟”入学。收入学堂“试习”两个月 (后改为3个月) 之后“再行察看, 倘口齿不灵, 或性情恶劣, 举止轻浮, 即行剔退”。对于学制, 该章程规定:“学童在堂以五年为期, 未满五年, 不得告退, 亦不准应童子试, 致妨功课”。翌年, 李鸿章对原章程进行了部分修改, 进一步放宽了招生范围和年龄限制, 简化了招生手续, 提高了学生待遇。透过该章程及其修订案, 不难看出李鸿章尽早尽快培养优秀海军人才的急切心情以及整饬校纪、严谨治学的办学思路。

学校设置驾驶、管轮两科 (专业) , 分别专习轮船驾驶和轮机管理。学生除攻读必要的文化、专业课程外, 还须“由洋文教习带赴堂外训练外国水师操法”, 或“上练船历练”。学生在校学习4年之后, 由北洋大臣主办“大考”, 合格者均派往“练船”培训一年。“举凡大炮、洋枪、刀剑、操法、弹药利弊、上桅接绳、用帆诸法、一切船上应用诸习, 都要能够通晓”。 (7)

天津电报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都未能逃脱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中。但是它们为中国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

(三) 北洋医学堂

1894年 (光绪二十年) , 经李鸿章奏请, 北洋医学堂正式成立, 校长由林联辉担任。其实, 北洋医学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其落成年份之前的14年。1880年, 伦敦传教会的马根济 (John·K·Machenzie) 在天津开设了一所“总督医院”, 1881年, 该院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设立了“总督医院附属学堂” (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 1893年 (光绪十九年) , 李鸿章在天津试办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 下设储药处、施医院及西医学堂。1894年成立的北洋医学堂就是由总督医院附属学堂与储药施医总医院附属西医学堂几经扩充而成的, 校长林联辉即是总督医院附属医学堂的第一届高材生。

李鸿章设立北洋医学堂的初衷是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 为北洋海军服务。正如他在1894年6月26日的奏折中所称:“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 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 西医犹独擅专长……北洋创办海军之初, 雇募洋医分派各舰, 为费不赀, 是兴建西医学堂, 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 (8)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 北洋医学堂的突出办学特点就是任用洋员, 承袭西法。主持教学事务的是时任天津税务署的医官欧墩, 教师多聘外籍医生, 学校课程仿照西方医学院校的标准设置, 学生“分习洋文医理, 讲贯编摩”。与前述两所学堂不同的是, 北洋医学堂在“庚子之变”中并未遭到损毁, 并且继续得以发展。

北洋医学堂是天津乃至中国最早设立的国立西医学堂, 是中国西医教育的发轫之举。

(四) 北洋大学堂

1895年5月2日, 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 其政治主张是实行君主立宪, 其教育主张是废八股、兴新学, 史称“戊戌变法”。地处京畿的天津, 与康梁相呼应, 迅即掀起鼓吹变法之风, 其代表人物是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他连续发表了《论世态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 积极宣扬维新变法。他历数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危害, 主张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兴办西学。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1895年10月2日, “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立。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13年复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堂”;新中国成立后, 命名为“天津大学”。以现有史料为据, 天津北洋大学堂 (天津大学)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公立大学。

学校初创, 盛宣怀任名誉校长, 丁家立任总教习。盛宣怀 (1844～1916) 字杏荪, 祖籍江苏武进。1870年成为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的幕僚, 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时, 又追随到天津。1880年任电报局总办, 1892年任天津海关道, 在此任上, 他开办了北洋西学学堂。他为开设北洋西学学堂而拟就的《拟设天津中西学章程》就是经李鸿章首肯后上奏朝廷获准的。

北洋大学堂初建时, 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 其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均悉仿效这些西方名校而设定。学堂分为头等、二等两个级别, 学制均为4年, 二等学堂为预科。头等学堂的普通科设有英文、数学、制图、物理、化学、天文、地学、万国公法等科目, 专门科则设工程学、电学、矿物学、机器学、律例学等科目。这些都充分印证了从实际出发, 注重治学治事, 着力造就既有理论知识, 又有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科人才的办学宗旨与实事求是的办学思想。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的历史思考

笔者之所以要打开清末洋务教育这部尘封百余年的历史, 并非发思古之幽情, 而是要以史为鉴, 引发人们对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

(—) 教育改革是社会与经济变革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会发生洋务运动?为什么会产生洋务教育?有人把它归结为西方列强的侵略, 其实这仅仅是促使古老的中华帝国发生变化的外因, 而真正的内因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生重大变革使然。换言之, 如果没有列强侵入, 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体制也迟早会发生变革, 教育体制也必然会发生与之相应的改革。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 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还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些论述揭示了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的普遍规律。

方今的世界, 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主流。然而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日益增多, 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严重, 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与人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国内, 从社会层面讲, 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同时, 在社会转型期, 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比较稳定、成熟的体制与机制尚在完善与构建之中。从经济层面讲, 突出的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走出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坚持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人力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抉择。

以上所述都昭示着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再一次处于新的历史关键时期。天津的教育, 特别是职业教育能否审时度势, 继往开来,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创造新辉煌。

(二)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改革的永恒主题

纵观天津近代洋务教育, 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 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尽管我们与历史上的“洋务派”、“维新派”站在不同的立场, 为了不同的目标, 但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点上却是殊途同归的。这恰恰证明,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的本质特征, 也是教育的基本规律。

教育的本意是指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从教育发生开始, 人们逐渐认识到, 教育过程与生产劳动过程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 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他还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 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的结合,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9)

当前,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的核心就是教育要不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这一点, 有许多人或许不以为然, 其实约略观察一下现今的教育, “素质教育讲得热火朝天, 应试教育做得扎扎实实”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实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其基本内涵是“一基三发”, 即:基本思想是尊重、关心、理解、信任每一个人;理论前提是发现人的价值、发挥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仅此而已, 岂有他哉!回顾职业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 不难发现职业教育的理念、教育模式与教育机制与素质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职业教育中率先推行素质教育有着独特的优势。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即提出的素质教育构想, 完全有可能在职业教育领域先行取得突破。

(三) 实现大职业教育理想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尽管建树颇丰, 在当时却并未形成系统的教育理论, 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历史缺憾。1911年之后, 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 一位现代职业教育家出现了, 他就是黄炎培。

黄炎培 (1878～1965) 字任之, 江苏川沙 (今上海市) 人。黄炎培早年从事实业教育, 1917年5月6日, 黄炎培联系国内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大体经过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大职业教育思想三个阶段。客观地讲, 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思想是在继承中国近现代洋务教育、实业教育理念与实践的经验, 加上其本人在兴办职业教育过程中的创造性思考而形成的。大职业教育思想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巅峰, 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仍具有强劲的引领作用。

1926年, 黄炎培在总结兴办职业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时指出:“ (一) 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 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二) 只从教育界做功夫, 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三) 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 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又进一步指出:“其实岂但职业教育, 什么教育都该这样, 也许什么事业都该这样。这样的职业教育方针称他什么呢?大胆的称他‘大职业教育主义’”。 (10)

大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有三:其一, 职业教育要与职业界联合。职业教育本以“沟通教育与职业”为宗旨, 必然要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方针。“设什么科, 要看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 用什么教材, 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 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 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其二, 职业教育要与普通教育合作。黄炎培早就指出:“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他还说:“义务教育并非同职业教育隔开, 更不是有什么高下的阶级……现在各地推广义务教育, 呼声甚高, 而往往与职业教育截然两事, 这还是没有明白义务教育中亦可有职业教育的道理”。 (11) 就此, 他提出了“普通教育职业化”的主张, 呼吁在普通教育中推行早期“职业陶冶”和“职业指导”。其三, 企业亦负有教育之责。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先有职业, 后有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是基于“职业教育可以说是距离事实最近的教育”, 所以“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 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为此, 他规划了这样一种前景:“职业学校要与附近各工厂联为一气。未开办以前, 邀工厂专家组 (织) 校董会或指导委员会就商课程及一切办法。办至相当时期, 就商各厂, 给学生以实地参观和练习种种机会, 总须使学生毕业后, 确是供给厂家所需要, 兼须使厂家心里认清立校的本旨, 看学校和自己的学一样, 然后毕业生出路可以无有问题”。

显然, 大职业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内部、外部关系的真谛, 是教育在服务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中求得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天津的职业教育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在这段历史时期, 无数职业教育前辈为振兴职业教育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探索, 也创造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巅峰。我们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评价前人的是非功过, 努力从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中汲取有益的养分, 获得切实的启示, 把今天的事情办好, 在渤海之滨续写更为华彩的教育诗篇, 创造无愧于先辈与后人的光辉伟业。

参考文献

[1]陈振江.百年风云[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4.

[2]张大民.天津近代教育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近代对数教育历史之研究 篇9

一、清末对数教育情况

清末从同治元年( 1862)京师同文馆设立起,至辛亥革命( 1911) 推翻清政府止,数学教育近代化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历程。 在此过程中,前期表现为数学课程普遍设置并进行了教学方法的改革,后期主要是学制的颁布与实施及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 186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算馆。 由于没有颁布相应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但根据《 同文馆题名录》 所载课程( 1876) 及同文馆活字本《 算学课艺》 的内容可推断其课程包括代数学、平三角、弧三角等。 据《 同文馆算学课艺》( 1880)卷二中涉及对数题目1道。 第46题“ 瓜豆共生”,该题与《 九章算术》 中的“ 蒲莞共生”,“ 两鼠对穿”同类,但解法却不是应用盈不足术求解,而改用指数与对数求解[4]46。 此足可说明对数已成为京师同文馆的教学内容。

清末,教会学校盛行。 由传教士组织的“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译了大量数学教科书,其中《 笔算数学》、《 代数备旨》、《 形学备旨》、 《 八线备旨》 、《 代形合参》 等书流传甚广,且编有细草,编者又不止一人。 《 八线备旨》四卷,原著美国罗密士,美国传教士潘慎文选译,谢洪赉校录,1894年出版, 美华书馆铅印本。 该书流传版本较多,以1898年益智书会石印本为例,其凡例称:原本更有论对数与航海法各一卷都为六卷,但对数已经别译,而航海又嫌过略,不足以备学者观览,姑且从删;原本后对数、八线、弦切对数等以便检查[5]1。 此书共四卷,含平三角、量法、测地、弧三角形,是当时的三角学课本,多次重印,影响极大。

清代末期是中西数学的融合时期,数学的发展表现出两个方向: 一是西方变量数学的传入和研究;二是中国传统数学的继续研究。 这种情形在诸多算学课艺中有所反映, 其内容中不仅有中国传统数学的天元术、勾股术,也有西方传入的几何、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指数、 对数等。而对数部分内容教学分别散落于代数与三角教学中。即先从代数部分习得对数的相关概念及其运算法则,后由三角部分再习,主要是用于解三角形,以简化运算。 如《 平面三角法新教科书》所言,凡关于三角形问题之解决,而欲得其便捷之计算,莫若用对数[6]78。

三角学教科书方面,《 新撰平面三角法教科书》[7]33中第三编,对数之性质及用法。 介绍了对数定义,对数之性质,对数之指标之定义,对数之假数之定义,对数表之形,比例差,以对数算直角三形之法。《 平面三角法讲义》[8]86中第六编对数,第七编三角函数真数表及对数表。 虽采用了从左至右横排版,但其中的未知数x,y,z用甲、乙、 丙代替,字母A用呷代替,字母B用口字旁加乙字代替,字母C用口字旁加丙字代替。 正弦等三角函数名称用正弦、余弦、正切等代替。 如tan A用正切呷代替。 全书用手写版,读起来似为天书。 依此看来, 数学符号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间也有反复。 《 三角法教科书》[9]1全书七编。 第六编三角形之解法将正弦定理直接改为对数式,没有介绍对数的相关知识。 而在第七编之后专设“ 附录”重点介绍了对数、对数表用法,三角函数对数表用法,三角函数表用法。 附录之后是附表,给出了1- 2000之五位对数表,十分飛三角函数对数表,十分飛三角函数表。 代数教科书方面,《 中学校数学教科书———代数之部》该书上卷五编,下卷九篇共十四编。其中第十二编为对数。分两章,第一章为对数,第二章为复利算,年利算。书中原序提到:“ 要目列对数于最后然實有须使早学者故置于级数之后”。“ 学对数表之用法期间甚短若使学者另购对数表殊有未便乃附至5000之对数表于卷末而5000以上之对数表可依自500至1000之对数表求得之故使学其用法足矣”[10]1。

总之,清末时期的对数教育,主要是先从代数中讲授,继之以三角中讲授。 代数主要讲授对数、常用对数的定义,如何求一个数的对数,对数的运算法则,对数表的用法,用比例法求一个数的对数。 三角教科书在引入对数时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是“ 凡数过大,演算时甚为困难,若用对数,则较为便利,用对数可实现加法代乘法,减法代除法,乘法代自乘,除法代开方”[11]98。 二是“ 以对数解三角,大可省实算之劳,故须省对数之性质”[12]38。“ 解三角之问题,便于计算,莫对数若。 对数之法,学者于代数学虽已知之。 然为应用计,兹再述其大略”[13]78。

二、民国对数教育情况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同年9月颁布《 中学校令》 规定中学校修业年限为四年。 12月公布《 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数学宜授以算术、代数、几何及三角法,女子中学校可减去三角法。 1913年3月 《 中学校课程标准》 中规定第一至三学年习代数,第四学年习平面三角大要。 1922年颁布《 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中学校修业六年,分为初高两级,初级三年,高级三年。 1923年《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中规定,代数中习对数。三角中有边角互求,三角应用大意。《 高级中学第二组必修的三角课程纲要》 中里面有对数与对数造表法,航海术等。《 高级中学第二组必修的高中代数课程纲要》中规定要学习对数、对数方程式、对数级数。 此后的1929年亦要求初中三年级代数课学习对数,三角中使用对数。 高中仍如1923年。 1932年《 初级中学算学课程标准》中规定初中第三学年代数部分学习对数检查表及应用。将三角部分移至几可,并要求“ 三角之正式教授,宜移至高中,但三角应用极广,初中亦不可不知。故宜就实例入手,讲授三角函数定义,及三直角三角形解法,简易测量,余可从略”[14]231。 1932年《 高级中学算学课程标准》 规定第一学年三角部分习对数,测量及航海方面之应用题。 第二学年代数中习对数,特性和应用。 应用题,造表法略论,表之精确度。 1936年情形亦如上。

1941年颁布的《 修正初级中学数学课程标准》 由于要“ 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教学时数有所减少,内容略有调整。 初中不再学习三角,代数也不再学习对数。 同年的《 修正高级中学数学课程标准》 第一学年三角中学习对数理论及应用、三角函数表及三角函数对数表用法。 第二学年代数中习对数。 同年9月,颁布《 六年制中学数学课程标准草案》,规定六年制中学,不分初高中,各科全部课程,均采直径一贯之编配,并选成绩优良学校试点。 教材大纲中第三学年代数要求学习对数之特性及其应用,对数表。 第五学年习解任意三角形,测量及航海方面之应用题。

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对数教学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对数作为数学知识引入中国课堂, 主要是学习外国的结果。从京师大学堂到癸卯学制,主要是传教士和中国数学家的贡献。 这一时期,学习、研究的是西方传入的对数知识。 1904年后,主要是学习日本。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国力日盛,并在甲午战争中获得了胜利。 晚清政府和国人意识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 大量的留学生赶赴日本,学成之后回国,或著书立说,或投身教育,使得作为“ 西学”的对数顺利进入中国课堂,并被大量学生学习。

二是对数运算知识主要在代数中学习,对数应用主要在三角中学习,并且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均有对数,直到1941年才全部移至高中,初中不再学习。翻阅大量的近代代数和三角教科书,我们会发现从对数的定义、性质到对数的使用,教科书的叙述和呈现方式基本相同,似有重复之感。 主要是近代的数学课程标准没有明确学习的程度,所以教学内容更多地依赖于教科书。 而教科书编写者秉承循环圆周法编辑教科书,宁可大而全也不肯少而精,主要是一本教科书往往要自成体系,同一知识多次出现在不同级别、不同种类教科书中也就可以理解了。

近代洋务工业教育特点分析 篇10

洋务派在不触及传统教育根本制度和学校体系的前提下, 创办了一批进行近代工业知识和技术教育的新式学堂。但这些学堂独立于传统学校体系之外, 下无低一级学校作基础, 上无高一级机构供毕业生继续深造。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缺少相互衔接、完整的学校体系支撑, 是一个孤悬、凌空的教育层次。

学校级别单一的直接后果是洋务工业教育缺乏合格的生源, 这首先表现在所招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合要求。工业教育需要新生具有一定程度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作基础, 而入读洋务工业学堂的学生之前接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 所掌握的主要是文史经典和儒家政治伦理知识, 这与近代工业技术教育的要求几如圆凿方枘。曾任福州船政局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 (P·M·Giquel, 1835-1886) 指出, 由于制造专业的学生们入学之前毫无近代数理知识和外语基础, “就使学校预科的学习更为繁重”。这就大大降低了洋务工业教育中科学技术及应用工艺的教学效率。

生源不合格还表现在已有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与近代工业教育教学之间的错位与不适。近代工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学, 要求学生在深刻理解科技原理的基础上, 通过动手操作和实验, 掌握工业生产的技能和技巧, 并检验和反思书本知识, 鼓励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中国传统教育教学方法的特点是重记诵轻理解、重接受轻反思、重书本轻实践等。这些弊端经过八股科举考试的强化, 到明清时代发展到极致。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 使得新式工业学堂的学生极易误将呆读死记、倒背如流这类习惯做法当作学习良方而轻视实践和探究能力的发展。洋务派思想家李端棻一针见血地指出:“格致制造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 或非游历勘察不能确。今之诸馆, 未备器图, 未遣游历, 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 终成空谈……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余年, 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 唯此之故。”

单一级别的学校设置, 不仅影响洋务工业教育的教学效率与效果, 而且会带来其他问题。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洋务工业教育毕竟处在中国教育全面转型的初始阶段, 尤其是考虑到洋务派面对顽固派拒绝引进任何西方教育因素的强大阻力, 就不应该苛求洋务工业教育在体系上的完备。正是这些孤悬的新式学堂的出现, 才使中国以后发展出较为完备的现代工业教育体系成为可能。

二、教育层次的模糊性

以当代的知识水平和学科专业标准来观照, 洋务工业教育大体上应该属于中等专业性质的教育。但如果深入考察和仔细分析, 又会发现洋务工业教育教学的层次界限其实非常模糊, 很难将其明确归类。各种史料记载都表明, 洋务教育的课程表中, 除了大量中等程度的科学和技术课程, 还有不少初级数、理、化和工艺课程, 以及部分明显属于高等专业教育层次的科技课程。例如, 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中, 就既有“数理启蒙”、“代数学”、“讲求格物”、“几何原本”等初级课程, 也有“讲求机器”、“微积分”和“航海测算”这些中高等教育水平的课程。再如, 《严几道年谱》中记载, 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中学过的课程包括“算术、几何、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其中, 算术属于小学性质的初级入门课程, 几何、弧三角、动静重学 (动力学、静力学) 、化学等则与当代中学课程的水平相当, 而水重学 (流体力学) 、电磁学、热学等课程, 显然属于高等教育水平的专业课程。课程安排在水平和层次上无所不包的笼统状况, 充分说明洋务工业教育层次的模糊性。

“教育的层次结构和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不是凭人们的主观决策和善良的愿望, 而完全是由社会再生产的情况决定的。从根本上说, 教育发展和层次结构必须适应于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要求。”洋务工业生产的实际, 既需要直接从事一线劳动的普通技术工人, 也需要熟悉生产过程, 具备初步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技术人员, 还需要一定数量高级专门的研发、领导和经营人才。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客观上必须同时培养这三种不同层次的人才, 而洋务工业教育的机构———洋务工业学堂或学馆又只有单独一级, 这就必然使洋务工业教育从总体上显现出教学层次的交叉、混同以及由此造成的模糊性。

洋务工业教育层次的模糊性, 容易导致不同等级的同类科目在教学时重难点和深广度把握不准, 不利于有针对性地、高效地培养不同水平的专精人才。但是如果从拓展各级人才的见识, 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 以及加强不同层次教育力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协作的角度来看, 这种层次上的模糊性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 还可以认为, 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的起步阶段, 正是这种教育教学中层次的模糊性, 为人们厘清不同水平的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 以及后来中国工业教育层次的合理分化提供了真切的体验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初等、中等以及高等教育, “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人们赋予它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姑且不说洋务工业教育中很多知识和课程就是今天也仍属于高等教育范围之内, 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引入中国的早期, 即使是一些普通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知识, 在当时也毫无疑问是高深的学问和本领。所以, 至少可以这样说, 洋务工业教育是一个尚未分化的、以中等专业教育为主体、兼具高等性质的专业教育的复合体, 是后来我国中、高等工业教育的共同母体。

三、学生素质的双重性

洋务工业教育是在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 所以, 清廷和洋务派对新式工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也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 通过他们赋予学生素质的双重性生动地体现出来。

洋务派的首要身份和基本角色是封建官僚, 是旧有文化的捍卫者和既存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他们的工业活动缘起于对太平天国和其他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必然要求学生树立维护专制统治的坚定信念, 成为封建纲常及伦理规范的卫道士。但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特别是当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以后, 统治阶级与列强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技术手段来抵抗列强的交逼, 因此必须对学生进行近代科技的教育, 促使学生掌握从事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技术, 以及创设、经营和管理这种企业的知识和技能。然而, 机器大生产企业的开办和经营管理, 必须按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行事。所以, 洋务工业教育培养的新型人才一旦进入工业生产部门并按所学的知识和理论进行生产和经营, 必然首先使封建的经济制度和秩序受到威胁与挑战, 并最终会危及封建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

这种双重性还表现在所培养的人才同时具备“军用”和“民用”两种可能性。洋务工业教育最初的直接目的就是培养出能制造“坚船利炮”的军工人才, 但当洋务派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意识到列强经济侵略的危害更胜于军事侵略并由此确立了既要“求强”还要“求富”的方针以后, 培养造船、矿冶、电报、铁路之类的“军民两用”工业人才就成为洋务工业教育的主要目标了。

学生素质的双重性要求对洋务工业教育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清廷和洋务派赋予学生旧道德及伦理观念, 使他们成为封建制度的服从者, 必然限制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这是应该否定的, 但在当时这又是各种洋务工业教育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面对顽固派的阻挠, 如果洋务派不以此为理由, 洋务工业教育就无法出现, 抵御外侮、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等合理、进步的愿望和计划也会失去实施的依托和凭借。至于由单纯培养军工人才发展到造就军民两用人才, 撇开其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 则是完全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和规律的正确做法, 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四、课程设置的初创性

在传统文化浸润中成长起来的洋务派领袖们对近代科技, 以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虽然实践中的观察和了解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 以及行船、行军, 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但他们却据此将“推理格致之理, 制器尚象之法, 钩河摘洛之方”等数学、科学原理和应用技术混为一谈, 在工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中理、工不分, 重点不突出。正如李端棻指出的那样, 洋务工业教育大都“学业不分斋院, 生徒不重专门”。以现代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理论观照, 洋务工业教育中的这种做法是低效的。但如果考虑到当时所招学生近代数理知识的缺乏, 并肯定科学原理与大工业生产技术的内在一致性又必须承认这种课程设置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相当的合理性, 对保证中国工业教育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得以生存和发展起到学理支撑的作用。

将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生硬地拼凑在一起, 也是洋务工业教育课程设置初创性的表现。清廷和洋务派特别重视在工业教育中加强传统的人文教育, 强调在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 还要“教之经裨明大义, 课以文裨知论人;瀹其灵明, 即以培其根本”。在进行科技教育的同时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是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的。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逐渐膨胀的19世纪晚期, 这种做法在教育发展史上甚至具有某种超前意义。但在洋务工业教育中, 人文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的结合是机械拼凑的。首先是结合的方式相当生硬。在洋务工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中, 人文与科技课程内容各不相涉, 泾渭分明, 不存在两者相互融合和渗透的设计与安排;各自的教学方法也相互抵触:科学技术课堂上洋教习启发学生思考, 鼓励学生动手, 而读经课的先生则大多仍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 以熟读成诵为能事。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的人文教育犹如靠外力硬打进科技教育中一块楔子。其次, 更为根本的是这种人文教育的内容与近代科学技术理念的扞格。洋务派为了保持和强化学生们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信奉, 重点选取《圣谕广训》之类的专制教条和《孝经》之类充斥着愚忠愚孝思想的儒家典籍作为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 以人文教育之名行封建政治和思想道德教育之实。这些内容的很多观点和逻辑是经不起学生头脑中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检验的。总之, 这种靠强制力量进行的人文与科技教育的拼凑, 不仅不能相得益彰地使学生人文与科技素养平衡发展, 反而会因两者的错位与矛盾而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冲突。

五、培养途径的多样性

选派学生到海外留学。洋务派认为, 要培养优秀的工业人才, 仅靠国内新式教育是不够的, 还需“置之庄岳之间”, 派学生到发达国家耳闻目睹和考察学习, 才能对西方工业知识和技术及其最新发展状况有真切的把握和了解。同治十一年 (1872年) , 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多次上书请求, 清廷决定自1872年至1875年, 每年派遣30名聪颖幼童出国, 15年后逐年学成归国。虽然因顽固派的造谣与诬告, 留美计划以半途而废告终, 但其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价值是巨大的。光绪二年底 (1877年初) , 沈葆桢、李鸿章等人又促成清廷选派了30名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 分别前往英、法留学。这一选派活动成功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以后, 洋务派还进行过多次规模不等的选派活动, 其中大多都包括理工科学生。

变通科举制度, 议设实学科目。在传统中国, 科举制度是教育的指挥棒对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洋务派虽然没有勇气对日渐没落的科举制度进行根本改革, 但还是力图对其进行一定的变通, 以诱发广大士子学习科技的热情。李鸿章早在1864年就提出:“中国欲自强, 则莫如学习外国制器, 欲学习外国制器, 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欲觅制器与制器之人, 则当专设一科取士”。1874年他又在《筹议海防折》中奏请开设“洋务进取科”。受其影响和启发, 将科学技术知识渗入科举的奏议不断提出。同治九年 (1870年) , 闽浙总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 光绪元年 (1875年) , 礼部奏请开算学科, 光绪十年 (1884年) , 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这些言论和动议受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但部分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清廷采纳。如1888年, 乡试增加算学科。这种“微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 但对提高技术人才的地位、吸引部分士子自学西方科技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对传统学徒制的继承。师徒之间在生产过程中口耳相传、以身示范, 是传统手工业教育的主要形式。洋务派在近代化的工业教育中并没有抛弃和忽视这种方式。同治七年六月 (1868年8月) 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奏称:“请各厂分招十五以上十八以下有膂力悟性者, 或十余人或数十人, 俾易教导, 名曰艺徒。”这里的所说的艺徒就是随洋匠边工作边学习的青年工人。实际上, 在洋务派所办的各种工矿企业中, 师徒相授不仅是培养普通工人的主要方式, 也是培养中高级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

此外洋务派还主持翻译、出版了一批科技书籍, 既满足了洋务工业学堂的教学需要, 又为部分人通过自学成才提供了可能。在洋务派的支持下, 还先后出现了一些介绍近代科技的期刊, 起到了“刊布流传, 为未通洋文者收集思广益之效”的作用。其中, 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 当数英国人傅兰雅于1876年创办发行于上海的《格致汇编》。

虽然上述各种活动一般规模不大、作用有限, 但影响却是深远的。洋务派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出现伊始就能多管齐下, 利用各种途径促进工业技术的传播与推广, 完全符合近代工业教育发展的规律和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

参考文献

[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上册) [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75.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63.

近代体育教育 篇11

关键词：女子体育；强国保种；主体性；身体

中图分类号：G8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5-0054-05

Abstract：Women's spor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sports in modern times. From the time of the generation of women's sports in our country， it has assumed a strong political mission.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women's sports has undertaken a clear political intention of national fate， and further it carries out the body discipline of protecting the species and strengthening country. Of course， the political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the species and strengthening country has played a promot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ports subjectively. his is also the objective to stimulate and enhance awareness of subjectivity from women's personal attachment which brought a breakthrough of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display. Mainly it displays the expansion of the multiple fitness ability and the active acceptance and pursuit of the western sports. 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s sports culture and gender， it jumps off the stereotype of sports history of traditional nation， and reducts and returns the multiple development aspects of modern women's sports in China， so as to enrich and improve our multidimensional cognition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men's sports in China.

Key words：women's sports； protecting the species and strengthening country； subjectivity； body

在近代中国体育的历史发展脉络里，女子体育的存在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景况，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阐释。对许多研究近代中国体育史的学者而言，女子体育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囿于各种条件的阻滞，这个议题一直没有成为他们着墨考察的对象。这种轻视与低估虽然最近已经随着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崛起而有些微的改善，但是系统性的讨论和规模性的反思仍处在萌芽阶段。鉴于此，在承认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强国保种”的刚需之外，从不同场域展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多维面相，不仅可以扩大女子体育意涵的解释空间，而且也可使其跳脱单一意识形态的束缚，进而使我们对建构女子体育的多种力量有一个比较整全的把握。

1“强国保种”的身体规训：作为承载国族命运的一种手段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鸦片战争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各种内忧外患，不仅是一个既定事实，而且也使国家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和深入人心。我这样说无意暗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开展——国家化和工具化趋向的应然，但这种以“强国保种”为实践行动的出发点，以富国强民为最终目标的女子体育诉求，确实是一个时代性的决定。

无须讳言，中国在近代之前，对女子的要求是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和传宗接代，作为修身养性、锻炼体魄之重要方面的体育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为男性所垄断，女子体育的开展几近无从谈起。然而，在近代列强凌辱的境遇中，作为强国保种之组成部分的女子体育开始受到关注。维新派人士严复就认为“强种”不只是男性的责任，“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1]。梁启超也指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2]。”由此观之，这段时期，“国民之母”“女国民”的观念大行其道，“强国保种”的观念很快便成为形塑女国民身体的主轴。有史可查，当时通俗画报《点石斋画报》和通俗报刊《女子世界》《女子教育》就经常绘制和描述女性如何御侮抗敌的图景。《刘家军》《姑嫂保镖》《妇能御侮》和《女中丈夫》等图像一经展示便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3]24；报刊《女子世界》的发刊词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虽然二十世纪之中国亡矣，弱矣。半部分之男子，如眠如醉，又如死矣，吾何望女子哉！是不然。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4]。”亚华在《女子简易的体育》一文中也无不羡慕地指出：“吾想着西国女子，真正是仙神一般。好天足，好身干，趁着风和日暖的天气，并肩携手，踏球竞走，这才算得人生第一的快乐。生下来的儿童，又个个活泼强健，体干结实，这便是人种发达的原因[5]。”随后《女子教育》也继续跟进指出：“母亲的身体强壮，生出来的儿女，一定也同他的母亲一样。如今中国女子的身体，不但够不上说强壮，就是能免纤弱的也不可多得。这样的国民之母，那里能有强壮的国民呢？[6]”很明显，当时的知识分子试图透过文字和图像完成的对女性身体的刻画与想象都带有浓厚的以社会和国家的生存为取舍判准的意味。这些企望依仗身体的改造来加以实现的各种面向，实际上从初始就隐含了一个以社会集体和国家作为最高价值的导向，国家主义的政治意蕴在女子体育的发展过程充分显现出来。

除了这些社会体育运动形式以外，以国家和民族为主要导向的女子体育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场域的经营——学校体操。如1985年的《申报》就对日本学校女子体育给予了特别的介绍和肯定，“女学院则有体操，而无练兵夫，女子当以柔顺为主，日事体操则身强力大，不知何所取意，岂慕秦俗之强悍，欲使女子知兵，而有小戎驷之风”[7]。随后，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其教育宗旨为：“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8]。”1905年，侯鸿鉴也在无锡创办了竞志女学，而且毫不避讳地指出：“体育为女子所缺乏者，故注重体操一科。所教授之各种体操，除依普通小学及中学程度外，选择东西洋体育书合于女子应用之各种操法，务合于生理的卫生的美的各种游戏及行进等法，以补中国女子之缺陷[9]。”1906年，北京译艺女学堂设立体操科，聘请了娴熟兵操的女教师，按照行伍新规，一律训练[10]；另外还有1913年的江苏竹荫女学校的兵式体操，武进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徒手操以及杭州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器械操等，所有这些都折射出当时女子尚武体操兴起的景象。事实上，此种类型的运动叙事在当时已比较丰富，不管是徒手体操，或是手持棍棒、哑铃、球拍或毛巾等实物的体操，已普遍出现在清末民初的女校校园中[11]。影响所及，清末民初以“强国保种”“国民之母”倡导的女子体育理念，因缘着战败和亡国情绪而来的焦虑，不但没有任何递减的迹象，反而使国权的集体规训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盖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一国之中，其女子体魄强者，则男子体魄亦强，我国人种之不及欧美者，亦以女子之体魄弱耳，今省中女学堂能之体操之要，而添设之，将来造成新国民，养成优民族皆此辈女子之责矣。岂不美哉”[12]。1931年，高廷芳在私立中华女子体师申请设校时就毫不掩饰地声明：“窃廷芳既呼吾国人民体质之孱弱，思有以强健之，顾症结之所在，唯有发扬体育，坚强健母，庶几可达此种愿望。”[13]

由此可见，在上述思维以及整个时局处于局促不安，不能不有所积极作为的情况下，女子身体一开始就成为国家和学校试图直接干预的对象。然而，这种为了国权的兴亡与国体的打造而发动的女子体育运动，显然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对妇女身体的真正解放。此时女子参与体育的目的并非是女子自身的身体力量之美和主体性精神的展现，而是更多地服从于外在的政治意图和国家目的，担负着更多的非体育的目标指向。体育专家萧忠国在《提倡女子体育与中华民族之复兴》一文中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女子体育不但有利民族复兴，而且远较空谈女子解放或自由更为重要[14]。”上述状况表明，近代中国的局势虽然充满了大小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在这些浮动的权力倾轧之下，却有着一股绵绵不绝的规训性力量在进行女子体育的征服工作。在这些规训力量的纵横交错下，女子体育与国家的关系一步步被厘定出来，最后形成一个国家高于个人、统摄个人的权力状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主观上的政治诉求和民族意旨在客观上促进了女子体育运动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辩证关联在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运动领域中的生动展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运动就在这种外在的国家政治诉求和民族意旨的刺激下开启自我发展历程的，女子自身发展的主体性诉求也在其中慢慢呈现出来。

2“突破传统”的身体展示：作为彰显女子主体性的一种方式

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倡导大多环绕着“体育救国”“强国保种”的政治符号，这固然反映了当时的政局和思潮走向，也内化在不少人的生活中。然而，从清末以降，中国的女子体育在被动中开始朝多元方向发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尽管服从于非常明确的国家目标和政治意图，但也确实在客观上促进了女子体质的增强以及由此而来的女子体育的社会化发展，尤其是在女子接受体育教育的过程中获取了许多西方现代体育的汲养。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国民化和公共化。国家一面将女性体育置于民族主义的宏大需求下，一面又部分涉足父权、夫权对女子体育的垄断，这些声称和主张使女子体育不再需要仅仅依靠家族才能获得一个明显的时代价值，同时它也将女子体育的活动空间从封闭的家庭推向更为开阔的公共空间领域。公共空间领域是近代形成的促进个体公民化的重要场域，“现代公共空间领域酝酿冷静的、理性的、公正的公共舆论，代表一种集体的省思与判断”[15]。长期以来，中国女子被禁闭在家庭之中，无法在与外界的交往与互动中达成自我的主体化，而女子体育的发展使她们在客观上获得实现自我公共化重塑的契机。当然与西方社会相比，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领域并不成熟和完善，但女子体育确实开启了一片新的公共空间，在这片相对自由的空间中，长期受到封建禁锢的女子开始以一种独立的、主体的眼光尝试着看待周围的世界，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着交集。这些被迫或主动的女子身体建构无疑对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特别当女子体育在过去的中国一直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时，此时对其社会地位的部分赋予和肯定，一定会对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诞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

事实上，经由体育运动而来的“健康美”这个西方词汇，一经传入近代中国，便因传播媒体的鼓噪和实践，很快走入了女性的生活世界。她们认为：“女性美要保持长久的时期，除去生活精神愉快，和感情不受刺激外，则唯运动为最有效的方法[16]。”易言之，脱胎于“国民之母”以及“女国民”思路下的“新女性”，在美的概念中，有别于传统柔性的美，在广大的新女性中，得到了认可。“如何健美，体育运动是不二法门 [17]。”由是观之，近代中国女子体育作为彰显女子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尽管无法切断与“国家、民族”的紧密关联，但企图突破传统文化的绵密束限，也是其发展的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具体表现为：

2.1多元体能运动的扩展

毋庸赘言，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与学校体育的推广实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联。然而，女子体能的推动，光靠课堂上的体育训练是很难达成的，而这种方式也不容易激发青年女子的兴趣，更何况体育需要实际的操练和不断的练习。因此，体育正课之外的课外活动，成为塑造女性身体的另一条渠道。据史料记载，浙江湖郡女中的课外运动，相当有特色，除了安排学生在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打排球、篮球、网球之外，学生还可以骑自行车。据该校报道，原先仅供应两辆自行车，在学生不敷使用的状况下，学校特别向车行租车，结果，全校能骑自行车的学生竟多达十分之八。另外，把运动融入生活也是体能教育的一个渠道。1934年，浙江嘉兴地区的一份调查显示，嘉兴、中山和明德三所女中学生最感兴趣的功课，除国语、英语、算学之外，便是体育；而最有兴趣的运动则为篮球和排球[3]132。统计数字固然可以说话，毕竟是静态资料，经由该校学生的叙述，更带给我们真切的一面。王漱兰在《三年来之初中生活》一文回忆，她就读的班级在运动方面特别出色，从初中一年级起，她的班级就注重运动，教室里挂满各式球类竞赛的锦标。她发现，年龄小的同学对运动特别有兴趣，因此，课外时间操场上经常遍布着他们的足迹[18]。还有人不仅自己注重运动，也鼓励她的同学做运动。例如，袁琰希望她的同学不要颓废沮丧，在给同学的信中，就提出以“动”来调适身心的观点，她认为“玩玩球艺或者习习拳术”，能使心境愉快，体魄强健[19]。就读上海持志大学的钱小姐，更是古道热肠，除了自己常利用课余向男同学或初中部的同学学习射击之外，还主动为同学组织篮球队，聘请专家担任教练，而且每天清晨，她就吹着银笛，叫醒同学们练球[20]。

另外，社会场域女子体育的参与也是其提升体能并促进其自我觉醒的重要路径。据《申报》《玲珑》《良友》等杂志报道，在那个时期原来被禁锢在家的女性，在公众的场合被赋予了“塑造身体、改造身体”的权利，远足、竞走、游泳、回力球、高尔夫、脚踏车等运动项目的参与，暗示着女性参与体育范围和空间的大大拓展。1930年上海市立第一公共体育场调查显示：妇女参与体育的人数从七月份的15 640人，到12月份的18 520人，共计115 845人。通过数字统计可以看出，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是高涨而持续的，仅仅半年时间就有115 845人次在市立第一公共体育场参与体育锻炼[21]。由此而知，这种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得到发展的女子体育，相较于学校女子体育而言，更能带来女子体能的根本性提高，因为它引起了人们对女子体育更为广泛的关注与重视。突破学校特定场域的局限，将体育与女子日常生活密切关联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体育突破了原有狭隘的身体养成层面，而具有了更为基础的生活存在论意义。也就是说，女子体育在带来女子体能增强的同时，也为其反思自身的社会存在状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女子的自我觉醒意识。正是这一点，为女子社会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女子社会体育的发展恰恰表明了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

由是观之，“强国保种”的女子体育观尽管与当时的中国政治时势暗合，但将学校体育设计成磨炼女子身体提升体能的唯一手段，显然与那时的女子体育现状不相吻合。事实上，女子体能教育的多面并存局势，是我们在考量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生成发展时，必须要周全思之的地方。质言之，这些在运动中赋予客观使命却带有主观意向的女子体育，也是其在近代中国体育历史进程中切切实实的存在面相。也就是说，女子体育在国家和民族政治诉求的刺激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带来了女子身体素质的提高，同时也为女子主体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可能，这是女子体育在近代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主客观表现。更为关键的是，兴起于西方的多元体能运动项目的传入，更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全新的思想视野和体育认知，并由此促进了由外在政治目的引发的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更进一步发展。

2.2西方体育健康美的追求

随着全球化风潮和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开展了对身体“时尚、健康和美”的塑造。女性身体不再是被束缚和被压制的客体和对象。1928年《良友》杂志说到：“近代的女子不再以粉红之美为美，她们以体魄与精神之美为美，她们不再愁眉深锁地躲在阳光照不到的闺中，她们要站在光天白日之下，以奋斗竞争的场所为背景，对着世界作永久的微笑[22]。”1931-1932年在《玲珑》《女朋友》等杂志上，出现了关于“日光浴”“天体运动”的讨论。“像眼前的时代，总在歌颂这一个新字；我们做个新女子，第一要有健康的体格，才后可以运用思想做事。同时，我们也明了，一个健康的女子，方能完成她的工作，不至于闹出半途而废的弊病，那是实在的话啊！[23]”1933年在《妇女共鸣月刊》杂志上也曾出现这样的描述：“一个经过体育运动的女子，举动非常的轻盈，身体修短合度，皮肤柔洁，面部红润可爱，谁都要羡慕她一声美丽，但是试问这种美是从哪里得来的，那毋庸说，当然是健康上所收的成效[24]。”另外，也有不少人从女性个体生命意识的角度，借由传播媒体、消费文化及电影工业的快速发展，来塑造女性新的形体。譬如，1933年上海市举行第二届中学联合运动会，《玲珑》的摄影师不但拍下女运动员掷铅球、百米赛跑和跳高的写真，还以“健美的姿势”的标题形容她们。1934年郭建英在《春之姿态美》这幅画以悠闲女性为题材，勾画了一个近代新女性手持高尔夫球杆、做打球状的形象[26]。还有1934年上影的一部轰动全国的体育电影《体育皇后》，也采用当时的流行话语：“充满着健美思想”“隐藏着摩登意味”“新生活运动的先锋队”等等，告诉观众体育既健美又摩登。1936年由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发起的动机是纠正以弱为美的“金陵健康小姐”评选活动，从一开始就深受健美人生的支持，而获得此次选举第一名的罗慧林女士“年二十一岁，湖南浏阳人，主修体育系，今年寒假毕业，学术兼优，将来定可在体育界一放光彩。她自幼即注意锻炼体格，常练习骑马、游泳、球术及舞蹈等，因此获得极健美的体格，可是她并不是身材魁梧的人儿，却是位窈窕洒丽活泼天真的女郎”[26]。这段时期，报纸杂志经常透过摄影捕捉女运动选手的风采，并以“健美的体格”来称颂她们[27]。

由是观之，“健康美”不仅仅包括女子身体展示的外在美，更内含着心灵豁达的内在美。这种健康美引导的生活观念，致使在刚刚松动了的封建传统桎梏中的中国女子开始关注自我的身体，并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形塑自我的身体。更为深层次的是，她们开始在这种体育所提供的身体形塑中改变对于世界的认知以及自我对于这个世界的适应方式。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在带来了女子健康美的同时，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现代性启蒙的作用。可以说，女子体育的发展对于长期以来深受封建礼教约束的中国妇女而言起到了解放的作用，同时激励女子们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开始从主体性的角度自觉反思自我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满足于作为社会既定伦理关系的衍生品，也不再将个体完全归属于男性的附属品，并由此开始了新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发展诉求。可以说，西方健康美的体育观念在中国女子体育发展中的渗透，很大程度上带来了中国女子在身体与心灵上的双重解放，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女子体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所在。

3结语

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以后，女子体育也在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的各种冲击之下艰难起步。随着“强国保种”的女子体育被建构成民族国家话语以及追求“健康美”的女子体育被解读成女性主体觉醒、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符码的同时，对其身份的定位也随之多元。实际上，近代中国女子体育改造的不仅是“弱种”隐喻的女体，在打造“进化”和“摩登”时尚符号的女体层面也功不可没。换言之，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尽管承载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诉求，但也因其社会的进步对女性身体新的界定和呼唤，使女子体育在相关的场域形成更富有意义的张力。进而言之，如果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脱离了“保种”的单纯，“健美”就会变成对西方人性和个体的简单崇尚，与中国文化难以融合；同样不追求“健美”的单纯，“保种”也会沦为机械的政治口号，寻找不到支撑和壮大的现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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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体育教育 篇12

一、话语与教育话语研究:文献的线索

如同大多数学术新词一样, “话语”和“话语分析”也是欧美思想界界的舶来品, 在接触和翻译西方著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髦概念与方法。因此大致可以判定, 话语研究的相关知识与方法资源, 主要借鉴欧美等国在话语研究各领域的成果。实际上, 在近30年的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 类似“话语”这样的输入性概念与方法, 可以说比比皆是。不同的是, 在国内学界的努力下, 一些自欧美舶来的概念与方法, 逐渐消化、内化为其相应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的组成部分, 另外一些则仍只停留在译介的层面, 并因缺乏有效的概念认定、方法认同的过程, 表面上固然甚嚣尘上, 却难免因不够系统和成熟, 难以有效解读中国的教育问题。一定程度上, 作为输入性概念与方法, 话语研究属于后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话语” (discourse) 一次频繁开始出现在国内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可见的较早关于“话语”研究的文献是《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2期梁达翻译T·M·尼科拉耶娃的《话语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问题》。不过, 尼科拉耶娃对作为语言学新兴领域的话语语言学持谨慎的批判态度。[2]此后,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数量不多的关于话语研究的文献, 开始讨论欧美语言学领域在话语研究方面的进展。1982年, 黄宏煦介绍了英国语言学者柯特哈德出版于1977年的《话语分析导论》的主要内容, 借助该书也回顾了英国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3]莫旭强在介绍居斯塔夫·纪尧姆 (Gustave Guillaume) 语言学理论的论文中, 分析了纪尧姆使用“话语” (discourse) 代替弗迪南·德·索绪尔的“言语” (Parole) 带来的语言学研究的变化:在法语中, 言语仅意味着有声语言, 而话语不仅包括有声语言, 也包括书面言语、手势语甚至个人的内心独白等。正是经过这一转换, 话语将语言学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中, 从而也为研究话语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同时, 在索绪尔与纪尧姆看来, 语言存在于人类集体中, 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说话人的头脑中, 语言的运用行为及其结果, 就成为话语, 语言学研究就是通过对可观察的话语事实的分析, 寻找语言的潜在性。[4]

20世纪90年代, “话语”与“话语分析”渐次进入文学、哲学领域。李航较早介绍了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 将“话语”进一步理解为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中, 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 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和形成交汇的过程。[5]也正是在译介福柯话语理论的过程中, 话语研究开始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扩散, 从而开始充分地解释话语本身的社会性。到20世纪90年代, 文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成果开始出现, 关于福柯话语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 “话语”开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 巴兹尔·伯恩斯坦就将话语研究运用到教育领域, 使用了“教育话语”的概念, 但是, 直到90年代末, 国内才开始使用“教育话语”这一术语。较早讨论教育话语的文献, 是刘铁芳的《教育学话语的现代性转向与生成》一文。他批判了1949年以来中国教育公共话语的空疏, 提出了从植入性话语向生成性话语转向的命题。[6]2000年后, 通过介绍伯恩斯坦等人的教育话语理论, 教育话语研究开始逐步兴起。应该说,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 借助课堂话语开展话语分析, 并不算新鲜事。因此, 教育话语研究, 大致也可以看作是语言学领域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研究, 同步向教育领域的一种延伸。也许, 可以理解的一点是, 学校教育活动主要以文本、口语、交往等互动形式开展, 其相对固定的场所, 如教室、报告厅等;较为一致的话语行为, 如演讲、课堂讲授、提问与回答等。在教育领域运用话语分析, 解构教育活动内容因素所隐含的话语意义, 显得更为直接, 更具场景化的意蕴。不过, 教育话语研究却不能等同于对教育事实的研究。有学者就指出, “纯粹客观的教育事实是我们无法直接把握或不可言说的——一旦言说即成言语、话语或文本, 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作为人们关于这种客观事实的外部表达的教育现象、教育话语或教育文本。这些关于教育的现象、话语和文本并不仅仅是客观教育事实的某种附属物, 而是我们人所能把握和言说的教育事实本身。但是, 教育科学对教育话语和文本的解释并不是主观的臆造, 它仍然要回到与历史的联系当中去, 要在各种教育现象、教育话语和教育文本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对其做出解释。”[7]

作为当代较有影响的话语分析学者, 费尔克拉夫不仅将话语界定为“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 包括口语、文字及其它的表达方式”, 而且认为, “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 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 (他们之间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权’或‘文化水平’) , 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 (例如, 成为医生或成为病人) ”。[8]就目前我们所知, 人类的世界, 主要是由语言和思维构成的主观世界, 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自己塑造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概念和观念构成的世界当中, 当人们试图将之表达出来时, 其借助的静态形式就是语言, 而动态形式就是话语。同时, 也正是借助语言与话语, 描述和塑造着不同的社会现实。如果说, 话语首要的、核心的功能是表达、传递和沟通, 人们更多地关注, 如何借助话语去表达人们需要、想要表达的内容, 或者按照某种特定表达模式去表达那些固定的、权威的知识。那么, 当人们运用并借助口语和文本, 表达、阐释人类自身的观念、事实和行为, 实现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传达各自的信仰、理解与即时的所思所想所做时, 就会发现, 这种表达、沟通的过程, 本身就是在建构一种社会事实与结构。更为重要的是, 某一时代、某一具体时间、特定场合, 人们的口语、文本表达方式, 往往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 借助话语构建某种强势地位的各种企图, 也会隐藏在话语形态的变迁之中, 要么赢得对话语主线的控制权, 要么将社会的等级、身份、权力结构固化在话语系统之内。同时, 按照上述费尔克拉夫的观点, 话语不仅表达了潜在的思想、瞬间的想法 (当然, 当下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纸质或有声文本) , 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这种思想和体验的建构过程。也就是说, 话语不仅建构话语主体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也建构话语主体与话语反映的内容之间的关系, 并且会因对后来者的影响, 而成为一种可能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力量。

二、近代中国教育话语形成的研究:可能性与基本路径

要借助话语研究方法, 分析可见的一系列近代教育文本在描述近代中国教育的言说方式上的变革, 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是否可以借用“教育话语”这一概念, 来指称中国古代和近代以来, 用来表达、阐述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一系列口述或纸质文本, 包括构筑这些文本的一系列教育概念、观念等。

按照费尔克拉夫的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福柯) , 话语关注历史变化, 关注“不同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合起来, 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同时, 话语既源于并反映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 也反映并建构了社会过程与结构。[9]而福柯则将“话语”界定为人类一种重要的活动, 而历史文化就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10]可见, 话语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和建构历史的力量, 即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历史文本都可以将之视为话语, 这些话语又在社会变革进程中, 在构筑新的话语系统的同时, 也建构着社会的变革。由此, 我们可以将由儒学主导的文化与历史系统中那些反映、描述和建构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言说方式称之为传统教育话语系统;自1840年以来, 在译介西方教育学说和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内容的过程中, 这一话语系统被来自西方的教育知识与言说方式占据了, 转变成为了一个可与西方教育话语对接并作为当前教育话语先导的近代教育话语系统。研究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的变迁, 大致就是分析从传统教育话语向近代教育话语的转变历程, 以及导致这种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过程。

如果可以借用“教育话语”这一概念, 研究近代中国教育言说方式的变革, 就意味着本文至少要分析, 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进程中, 今天我们所阅读和分析的那些表达、阐释近代中国教育事实或者构想中国教育变革的文本, 其言说的方式, 包括概念、方式和方法的使用, 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当然, 就必须分析, 在此之前, 中国人反映、描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教育的话语, 究竟是怎样的, 在此过程中, 究竟那些变化、因素或者偶然性事件, 促成了这种转变, 乃至如何同时建构了近代中国的教育实践, 以及在此之后, 这种转变是如何渗透在教育学术语公共话语之中, 并影响着人们对中国教育的认识的。

按照教育史研究的描述, 19世纪60年代开启近代中国改革进程的洋务运动, 其中议题之一便是教育改革。借助官绅、士子的教育改革言论, 特别是洋务运动后举办诸种新式学堂的实践, 包括新式学堂的建立、传统书院的改造、新式学制的讨论与制定、学术与教学的分科化等, 教育史研究构筑起了一个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图景, 并且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阐述主线, 即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教育, 在社会整体转型过程中,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逐渐呈现出更多的现代特征 (实际上就是欧美特征) , 最终形成和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体系与制度。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教育学科得以产生与发展。教育学的阐述主线则呈现为, 教育学在理论和方法两个主要方面逐步走向科学化, 并且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与此同时, 对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变革的研究, 关注的则是基于不同知识背景的教育思想、理论如何在新旧知识的冲突中产生并影响着中国的教育实践。整体而言, 这种带明显欧美教育话语系统印记的言说方式, 使得教育研究对近现代中国教育系统与制度的或描述性或批判性的叙述, 也就一直处于一种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的话语系统之中。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即主导1840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变革的思想与知识, 主要是通过译介欧美各国教育状况与教育学说逐步构筑起来的。因此, 表达和阐述当时中国教育问题与现实的话语, 不可避免地有着欧美教育话语的印记;在教育实践领域, 也主要是借助对欧美教育学术与公共话语的阐释, 以学习、借鉴欧美教育模式为特征。因此, 分析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的变迁, 实际上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 欧美的教育言说方式是如何借助翻译、解释和传播, 为中国学界和普通民众所接受和熟悉, 成为认识并理解教育事实的知识资源, 甚至教育言说的传统方式也借助西方的知识资源, 被逐渐重新“挖掘”出其现代意义, 得以融合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学理论与知识系统之中;另一方面, 中国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 又如何借用这些文本的言说方式及其概念、方法, 来反映、影响并建构中国教育实践的。实际上, 这里隐含的一个可能的事实是, 在译介并传播西方教育理论、制度、教育方式、教学组织形态与建构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理论、学说、制度与组织方式之间, 存在着一个互动的进程。试图追寻西方教育发展足迹并由此构筑一个类似于西方经济、社会结构的中国“新”教育的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 同时混杂着政府的权力意志、无数个知识精英所依据的教育经验与假设、普通民众对置身于其中的教育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诉求, 从而使得这一进程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有趣的结构:政府更关注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教育的制度与组织完善, 知识精英更强调教育的社会理想与个体的价值与责任, 普通民众则只能在被赋予更多教育价值的情况下, 被动地卷入教育的主流与社会的结构之中, 并从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激励下, 继续着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努力。

其中, 一个极为复杂的情形是, 由于主要借助来自西方的知识资源, 从明末清初开始译介所谓西学, 到20世纪上半叶大量译介欧美各国教育学说和教育发展状况, 中国近代教育话语的形成, 是一个与语言的新词、新术语革新相伴生的过程, 因此, 其产生的一系列文本, 1910年代前, 都是以新词夹杂于文言的形态呈现的, 1910年后, 则多为白话, 新词得以以更直接的形态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 不可避免, 建构一个有利于教育学自身地位的话语系统, 促使教育学界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发展, 一是大量翻译介绍欧美教育学和心理学著作, 特别是对那些在当时的主要学习对象——美国教育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 几乎成了教育学话语系统建构的主要知识资源, 也成为教育实践主要凭借的资源。另一方面, 通过对中国教育历史的梳理, 开始寻找教育现代变革的合理性依据, 以及在中国教育内部, 寻找一些可以追溯的历史渊源。无论如何, 社会的变革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 因此, 这两个路径, 显然也是当时中国教育发展走上继往开来之路的必然选择。

当然,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 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贸易制度侵蚀全球的过程中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同时, 西方也借助这种具有全球性普世价值的经济形态, 在将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卷入这一洪流的过程中, 也毫无意外地将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借助其语言优势带到了非西方世界。那些在西方教育模式下学习的中国新知识分子, 特别是有着在欧美日等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 凭借其留学期间所获得的教育与知识经验, 着手改造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体制, 无疑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变革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内部, 却又因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教育与知识经验, 对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国教育改革与实践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并借助报纸、书刊、杂志和公共或非公共的讲演等活动, 或参与政府的教育改革实验, 影响中国的教育实践, 形塑着近代中国的教育话语。显然, 在近代教育话语的竞争中, 近代知识分子既形塑了近代中国的教育话语, 也借助教育话语的力量, 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主导者和受益者。

显然, 社会发展的线索是近代中国教育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路。毕竟, 在一个整体历史观依然占据主导的今天, 必须看到, 教育变革乃至教育话语的形成, 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即便是福柯将历史解构为人类的社会实践转换为话语过程的历史, 但是, 仍不得不承认, 历史所关注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等所呈现出来的力量, 还是一种塑造的力量, 即便在很多时候这种力量是一种内在的, 是一种借助个体或者群体的力量, 被描述成一种历史事件、言论的进程。也正因此, 实际上, 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两股更为宏大的力量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张力与合力。一股力量是西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构成这一生产方式的诸多要素, 如大机器生产、市场、消费与贸易、个人主义等, 也包括反对这种席卷全球的生产方式的思想, 如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毫无例外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另一股力量来自中国5000年的传统, 在抗拒中出现了几次主动或被动的变革的尝试, 最终却不得不以一种空间形式上的转换, 消解了传统的时间维度, 将以古汉语为载体的传统文化, 转换成了以现代汉语 (白话) 为载体的现代中国知识系统, 在中国概念、理念、知识中, 西方知识系统以毫无阻碍的进入方式, 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教育知识中占据主导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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