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堂

近代学堂（精选3篇）

近代学堂 篇1

一、军事学堂的近代化历程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因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有力的中产阶级,所以,现代化运动的赞助者和推动者是一个“联合阶级”———大致由三个集团构成:军人、世俗的知识分子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1]45。其中,由军人推动的军事改革是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1903年12月练兵处成立前,掌握军队的兵部基本上是文职衙门。按惯例,部务堂官由文职高官充任,并只能从文官系统中产生,他们往往身兼二职或多职,也不是永久派驻军事部门;军队的武职人员在兵部占次要地位,所以兵部往往缺乏干练的军事行政长官。同时,兵部工作仅局限于从事行政管理与后勤工作。它无权指挥皇帝直辖的中央禁军,且地方军队的管辖权大都操纵于各省督抚诸官吏手中。可见,兵部的职责与西方国家主管军事的部门比起来小得多[2]118。练兵处成立后,它成为推动军事现代化的主要机构,使晚清新军之编练由杂乱无章走向正轨,订立了许多新的包括建立军事学堂的规章制度,建立专业的、技术性的军事学堂和使高级将校受到现代化训练的讲武堂,把编练新军的速度加快了,给中国军队输送了新鲜血液、带来新气象,使新军成为逐渐接近现代水平的新式陆军。

不过,这一时期的练兵处虽谕令奕劻、袁世凯和铁良三人主持,且其中两名是满族亲贵,但因奕劻忙于外务等事,且对兵家之事知之甚少,而铁良也年轻,军事经验不足,所以练兵处的实际负责人是袁世凯及其北洋亲信。正是在这一时期本来已经势力很大的袁世凯,通过控制练兵处,利用编练全国新军的职权,率先将北洋的部队完成现代化转型———建立北洋六镇,并将势力由直隶扩展至东北内蒙山东和江北等地。正是因袁世凯军事实力咄咄逼人,引起满族亲贵的恐惧。首先,与袁私交甚深的铁良反目,接着采取削夺袁世凯等督抚的兵权,创办贵胄学堂等措施,总之,练兵处阶段是晚清军事学堂管理机构暨“新军编练指挥机构的转变时期”[3]253。

1906年11月兵部改称陆军部,并将练兵处和掌管全国马政的太仆寺并入其中。此时陆军部职权甚大,因为海军部门和军队总参谋部还未成立,所以,两部门有关职权暂由陆军部下属的海军处和军谘处负责,这样陆军部除总理全国陆军事务,统辖京内外各新军和绿营、军事学堂、军械制造局厂,还暂管海军和军咨二处。皇族亲贵——尚书铁良、左右侍郎寿勋和荫昌开始实行集权,袁氏亲信也因其足疾开缺而相继从陆军部离职。

正是在这一时期,陆军部颁布设立现代军队的根本政策[2]119,公布了军事学堂的基本制度和建立大型的由中央控制的兵工厂计划,且它将所执掌的分派将校到各镇的政策,改为挑选官兵到天津、保定、日本等所设的军事学堂或各省讲武堂、练兵营受训。陆军部在军队现代化方面的成就明显,这是军事学堂管理机构暨“新军编练指挥机构实行军队国家化时期”[3]253。

1909年7月,军谘府成为军队统帅(皇帝)的参谋本部,有关国防用兵的一切计划与命令,都由军谘府拟定奏请皇帝批准后由陆(海)军部遵照执行。它还掌管全国国防建设、处理国内外军事情报、军事参谋等业务,管理陆军大学,测绘学堂、指挥驻节各国武官、各地情报人员及各级军事参谋人员等,军谘府成立至1912年3月30日是晚清军事学堂机构暨“新军编练指挥机构军政军令正式分开,而完成近代参谋指挥系统时期”[3]253。

总之,随着新军的编练,晚清中央军事学堂管理机构暨编练指挥机构在适应世界潮流、借鉴欧美和日本新式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在在满满汉汉((尤尤其其是是袁袁世世凯凯))实实力力派派的的矛矛盾盾和和斗斗争争中中趋趋于于现现代代化化,,也也推推进进了军事学堂的现代化进程。

清朝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一直存在矛盾和斗争。为解决全国军队领导不统一、装备不划一、平时不能集中训练、战时不能有效统一指挥的状况,1903年12月4日,清政府诏令成立练兵处,并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充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4]10。此项任命看似利于满族,但庆亲王是袁世凯的靠山,铁良此时同袁世凯尚未反目,下属军政、军令、军学三司的首脑全是袁的亲朋,所以练兵处实际上为袁所操纵,练兵处地位处于兵部之上。袁自任会办练兵大臣以后,便一面编练新军,一面逐步改造八旗、绿营和各省旧军,至1905年6月编成北洋六镇。同时“保定北洋军事学堂的开办”为六镇建设造就了军事人才,解决了新军‘乏才之患’”[5]30。随着袁地位上升和势力膨胀,满族亲贵对其疑忌日增。早在小站练兵之时,就有御史王乃徵受指使弹劾袁“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疑于帝制自为”[6]9659。1906年以后,随着立宪思潮兴起、革命排满运动日益扩大,以及袁编成北洋六镇、身兼多种要职、权倾朝野、党羽成群,满族亲贵更视其为危险人物。尤其是1905年12月21日和1906年10月26日曾举行直隶河间和河南彰德两次秋操,表明北洋军政集团势力已形成,此时,满族中排汉的强烈代表铁良等贵胄少壮派对袁甚为敌视。不过袁依靠北洋势力,又推荐同党徐世昌、赵秉钧分任新设巡警部尚书和侍郎,并依侍奕劻欲总揽朝务。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接受军机大臣瞿鸿禨将北洋新军统帅权收归中央的建议,设置陆军部统管全国练兵、兴办军事学堂等事,部务主要由奕劻、铁良、寿勋、荫昌等满族班底负责。当然满族亲贵支持设立军事学堂,所以它专设贵胄学堂;又将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改为陆军部直属的通国速成武备学堂。1906年11月18日,感到处境不妙的袁世凯主动奏请交出除第二、四镇外的四镇兵权并自请开去参预政务、会办练兵事务等八项兼差。慈禧也觉其权势过重,马上批准其所奏并命满族凤山将军接管北洋四镇。此举对袁打击不小,但他并不甘心,于1907年弹劾铁良、凤山,试图夺回军权。铁良反奏袁“存心叵测,若不早为抑制,满人势力必不能保全”[7],慈禧心为所动,遂决定将袁调离北洋。同年9月,着令免去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夺掉其对北洋各军的直接指挥权,改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同时明升暗降的还有张之洞。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晏驾”,光绪弟载沣出任摄政王,隆裕太后垂帘听政,二人因袁在1989年出卖光绪耿耿于怀,故冷落袁。不久,于次年1月发上谕,以袁“患足疾”为由“,着即开缺回籍养疴”[8]12,使袁归隐原籍。同年2月,载洵受命为海军大臣,7月15日,以载沣弟载涛与皇族毓朗共同管理军谘处,同日发布谕旨皇上亲任大元帅并以摄政王载沣代理和兼任禁卫军统帅,至此满族亲贵掌握了军队和学堂的管理和指挥权。

二、军事学堂对军队近代化的作用

既然“任何社会的现代化,终归要以‘人’的变化为前提”[9]45,那么改造中国旧军队的希望要寄希望于各类军事学堂,当然,这些学堂必然要借鉴西方同类学堂经验。1900年以后清廷中央和地方督抚大员都意识到改革军政的必要,而设立军事学堂就成为军政改革计划中最重要内容,这一方面基于绿营和湘淮各军对于外来势力弱不禁风,还有一点是中国历来尊崇教育。另外,军人之特点也不容忽视“:军队成员能以发生积极现代化影响力的原因(之一),是军人尤其是干部能在任务范围之内培养进取心和自信心,基本上这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态度。”[9]46至于士兵的训练、教育和纪律,能发挥扫除文盲盲、、提提高高现现代代化化技技术术训训练练、、培培养养团团体体生生活活观观念念和和爱爱国国心心的的功功能能。。另另外,现代军队事务如兵工、绘测、情报、医疗、运输、心战,也远非旧式军人胜任。以上所述,足见培养现代化军人的专门机构——军事学堂的必要。

若说晚清“即使军事创新不是领导一切改革的因素,也是推动的因素”[9]54的话,那么军事学堂的建立尤其至少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因素。

首先表现在它推动军事制度现代化。当袁接办李鸿章北洋武备学堂并于各类军事学堂传授现代军事技术时,全国除京师大学堂和不多的教会学堂外,少有新式学堂。正因袁的实力使这些学堂得以开办,而学堂又使袁势力大增,袁势力的扩张引发清朝中央与袁军政治势力矛盾。在陆军部队成立前,全国军政令并不统一,职责也不明。新军建立后营制饷章不同于旧军,陆军部分为步炮工骑輺五种,装备器械也各成系统,各类专业军事学堂的建立,大量学生毕业充实到新军,加强了地方督抚军事实力。清廷中央为加强军事独裁,对军事统御系统调整。军事学堂在推动军事制度现代化方面作用明显,但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培养学生“现代化的心理因素”[9]56,现代化心理因素,泛指心理、态度、动机和行为等,倾向于接受新事物和新价值的观念。在培养人现代性和现代心理因素方面,学校的作用应说是潜在的和巨大的。军事学堂塑造学生现代化的人格,而实行的现代职业军事教育使学生学会对于现代化的调整和适应。在清末,面对世界军事现代化的潮流,各省设立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讲武堂、陆军速成学堂等。为迅速与西方现代化接轨,派出数以千计的武备学生到欧美日各国留学。毕业于这些学堂的或归国的数以万计的学生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难免在心理上产生对旧社会的怀疑和对新事物的认同两种不同态度;同时他们接受的现代军事教育和训练培养其潜在的政治意识、团体意识和国家观念。毕业后,他们在军事教育机构或基层部队把军事技术和知识、现代的政治组织和国家观念传授给下属新兵。由此整个新军,因军事学堂的作用,对现代新事物由生疏到接受,最后把清王朝推翻视为当然。军事学堂对新生的民国起了巨大作用,但它们对国家的未来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和国家现代化进程。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新式学堂的创立 篇2

一、近代新式学堂设立的原因和背景

19世纪60年代, 清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内外交困。国内, 农民起义频发, 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 来势汹汹, 强烈地冲击着清廷的统治基础;对外, 被拥有坚船利炮的列强屡屡击败, 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 丧权辱国。在与英法侵略者联合绞杀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李鸿章逐步认识到西方科技之发达, 西洋洋枪洋炮之威力, 他惊叹“洋兵数千枪炮齐发, 所向披靡, 可谓神技”[1]58。进而, 李鸿章逐渐认识到西方侵略者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横行无阻, 依靠的也是这些西洋科技, 而这是中国的“弓矛小枪土炮”所不能敌的。只要中国“火器能与西洋相培, 平中国有余, 敌外国亦无不足”[2]16。也就是说, 要想镇压国内人民起义, 抵御外侮入侵, 维护清廷统治秩序, 就必须“师其所能, 夺其所恃”, 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技, 以此来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由此, 李鸿章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 仿照西方资本主义, 兴办实业, 制造新式洋枪洋炮, 购置先进战舰, 编练新式陆海军, 举办近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 开矿山, 修铁路, 建邮局。

在举办洋务的过程中, 李鸿章先后创立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三大军工企业, 还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河北磁州煤铁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等一系列涉及广泛的民用企业, 同时他还建立了中国近代的新式海军——北洋海军。这些规模庞大的各类新式工矿企业和军队, 需要大量拥有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式人才。当时清政府仍然以科举作为最重要的取士之道, 仍然以儒家封建思想作为教育考试的核心内容。八股取士使知识分子沉溺于科举功名, 学无所用, 中外不通, 空耗精力于时文帖括, 自然不能够胜任于新式洋务实业。早在举办洋务之初, 李鸿章等人就不断上书改革科举制度, 力陈八股取士之弊。他指出八股所取之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 武夫悍卒, 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 所学非所用”[3]67。看似言之凿凿, 实则空谈误国。李鸿章主张改革科举, 专设“洋务一科”取士, 以鼓励知识分子学习洋务, 培养大批掌握先进科学知识的洋务人才。

在要求改革科举制度的同时, 为了能够迅速培养出洋务运动急需的各类专业科技人才, 李鸿章开始学习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他认识到中西教育制度的确有不同之处, 西方“学堂造就人才之道, 条理精严, 迥非中土所及”。“泰西各国讲究军事, 精益求精, 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 陆营将弁必由武备学堂造就而出, 故韬略皆所素裕, 性习使然。”[4]42因此, 为了能够培养出适合洋务运动的实务人才, 而非夸夸其谈之辈, 李鸿章开始仿效西方教育制度, 建立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式学堂, 如上海广方言馆、天津电报水雷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医学堂等, 另外在李鸿章的支持下, 北洋舰队建立了刘公岛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 全国比较著名的新式学堂有20余所, 其中由李鸿章亲自筹建和由他授意创立的新式洋务学堂就有13所之多。通过这批新式学堂, 李鸿章培养出了大批的洋务人才, 他们精通外语、制造、矿务、驾驶、军事、水雷、鱼雷、电讯等各种科学理论知识, 迅速地充实到洋务运动的各行各业之中, 有力地推动了晚清洋务运动的发展。

二、新式学堂的教学管理制度

李鸿章在举办新式洋务学堂的过程中, 面对着中华文明之亘古巨变, 突破各种阻力, 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办学经验, 大胆探索, 不但大量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以及高薪聘请国外优秀教师, 还在新式学堂的招生、教学、管理和考核方式上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 创造性地制定了一套有别于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教学管理制度。

1. 以优厚的物质待遇招徕学生。

由于中国传统科举制度根深蒂厚, 士子普遍以考取功名为人生最高追求, 因此“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 以致新式学堂招生十分困难, 而且所招学生普遍资质平庸。为招徕优秀学子, 李鸿章所举办的新式学堂开出了优厚的学习待遇。首先, 入学学生可享有较高物质待遇。如天津水师学堂学生每月可享月银四两, 天津医学堂一班学生每月除拨给饭食外给赡养银十两, 这些月银在清末可使“八口有资”。也就是, 一人在新式学堂就学就可维持一家之生活, 这对于很多寒门优秀学子有很大吸引力。而且, 李鸿章还向新式学堂之毕业学生提供了非常优厚的就业保证, 他承诺“今日之学生, 即他年之将佐”, 学习若果有成就, “皆任各轮船将领, 荐保二三品官阶, 并有加勇号者”[5]297。其次, 李鸿章还特别重视新式学堂的教学设施建设, 这些新式学堂中各种近代先进的教学设备齐全, 硬件设施已具一定规模。如天津武备学堂占地40余公顷, 计有房间529间, 包括各级官员的办公室、师生宿舍、接待室、四个大教室、两所大饭厅, 教学用具模型室、照相室、理化实验室、军事标本室、绘图室、图书室、印刷室、习艺所等, 另有大操场和其他教学辅助设施。这在当时可谓是一流设备[6]551。

这些优厚的物质待遇为学堂学生免去了后顾之忧, 因而, 他们可以全心投入学习。同时先进的教学设施也吸引了一批有志于“开眼看世界”的有为青年, 因此, 新式学堂入学学生的质量普遍较高, 很多毕业学生都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前进的有识之士。

2. 以先进的科学知识培养学生。

李鸿章创立各种新式学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为洋务工厂和新式陆海军服务的专业人才, 因此, 新式学堂中课程设置也与中国传统教育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教育以四书五经为中心, 考试八股, 而新式学堂中, 课程设置以“西主中辅”为原则, 近代科学知识是其教学重心。而且各专业所学课程设置也基本上学习西方学科式教育模式, 以天津武备学堂为例, 其学生除要学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学等理论知识外, 还要学习炮台营垒新法, 并要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等实战课程。再如天津电报学堂所设课程包括电学、磁学、电学试验、电报实学、国际电报公约、仪器规章、制图、电力照相等。虽然这些新式学堂仍然设置有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课程, 但是比重大大减少, 且不作为考核重点。教学要求上, 只需“记诵古训, 以扩良知”, 而不必在八股试帖上浪费精力。

另外, 为避免毕业学生只会纸上谈兵, 新式学堂在课程设置上加重了实习和实训课程的比重。1888年制定的《水师学堂章程》规定, 学制为在学堂学习堂课四年后, 外加练船一年, 以能通晓弹药利弊、上桅接绳和用帆等实用技能。天津医学堂开设临床教学, 学生需每日“随同医官就近往医院诊室, 以广学识”。天津武备学堂更是要求, 学生每隔三五日, 就要赴营演习枪炮阵势及造营之法, 以劳其筋骨, 验其所学。由此, 新式学堂的学生不仅具备了先进的理论知识, 还可将课堂知识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运用, 一朝毕业, 即可成为实用之才。

3. 以严格的纪律考核管束学生。

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了大胆改革后, 李鸿章对学生的学业考核方式也进行了一番探索。

首先, 李鸿章作为传统知识分子, 深受儒家修身养性思想影响, 格外重视学生的品性培养。新式学堂对学生的品行和日常生活习惯都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要求。天津水师学堂的章程规定, 新选学生收入学堂先试习两个月, 如若发现口齿不灵, 或是性情恶劣, 举止轻浮者, 立即剔退。另外, “诸生晨起, 即须齐起盟洗, 整齐衣履, 静候传号赴堂学习, 不得迟误, 每日时刻均按总办处钟表为准;学生卧室晚上十点一律熄灯, 夜不归寝者, 酌情处置”[7]84。甚至, 学生在课余时间也要尽力温习白天所学课程, 不准看其他闲杂之书, 除过《三国演义》外, 禁止看任何小说。

其次, 为督促学生勤奋学习, 李鸿章在新式学堂还设立了严格的奖惩考核制度, 以学业知识的考试来奖励勤勉之才, 裁汰懒惰之徒。新式学堂一般都设有月考、季考和年考几种。天津武备学堂, 每两月考试一次, 分别赏罚, 优者可留在学堂任帮教习, 成为学堂师资。天津医学堂规定每季考核一次, 考列一等第一名者, 奖洋银五元;第二、三名者各奖洋银四元, 其余概不给奖。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者, 六个月期满后考试合格者, 若考列一等, 可升候补千总, 列次等为候补把总。

除了奖励优秀人才外, 对于懒惰疏忽者, 新式学堂也会对其处以严厉惩罚, 给予罚分、记过甚至开除处分。北洋水师学堂规定, 学堂要设立考勤簿一册, 以备考核。“学生受课勤慎者, 即应记勤, 其懒惰疏忽, 躲避不受课者, 即行减去分数。”[8]90另外, 学期考试不合格者可准予补习一个月后, 参加补考一次, 如仍不合格, 则即行革退。天津水师学堂规定, 学生入校一年后即秋考, 如果考试不合格, 即行剔退。于此, 新式学堂对学生管理之严厉, 可见一斑。

总之, 正是借此三项教学管理制度的大胆创新, 新式学堂的教学水平大幅度提高, 虽然招生数量有限, 却是人才不断涌现。由此, 李鸿章所创立的新式洋务学堂也真正成为晚清洋务运动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各种优秀人才的摇篮之地。同时, 新式学堂的设立及其教学制度的优越性还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世学校制度亦是以此为雏形发展而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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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文忠公全书·函稿 (卷三) [M].

[3]费正清 (美) .剑桥中国晚清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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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熹.津门杂记[M].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6.

[6]史全生.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M].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6.

[7]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近代学堂 篇3

《船政学堂》由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与福建电视台综合频道联合承制。创作团队耗时两年多, 先后赴福建、台湾、浙江、上海、山东、天津、北京、河北、湖南等地以及英、法等国采访拍摄。全片以跨国界、跨文化的视角, 通过故事化手法及大量首次披露的珍贵影像, 以“人”说事, 在挖掘新的史料基础上, 展示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历程和贡献, 包括代表国家巡弋南中国海展示主权、命名岛礁等, 极具现实和历史意义, 充分肯定了船政学堂在中国近代史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片中挖掘出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史料与文物, 真实、客观、深入展现了船政学生在英法等地刻苦学习, 许多人成为海军人才甚至近代思想文化先驱的历程。

碰触历史影像后的当代脉搏

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 罗成琰

六集大型纪录片《船政学堂》展现了“中国近代海军摇篮”———船政学堂近半个世纪的兴衰命运, 记录了民族先驱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艰难探索, 刻画了船政学子大胆开放、提倡启蒙与创新、悲壮报国的集体群像。其深厚的人文底蕴、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深切的时代使命感, 使作品呈现出坚定、厚重、悲壮的冷峻质感, 让人仿佛能碰触到历史影像背后的当代脉搏。

一部船政学堂史, 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开放史。《船政学堂》以“见物更见人”的故事化方式娓娓道来, 将晚清“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船政学子一腔热血报国不成, 却仍对国家抱有无奈幻想的矛盾痛苦心态, 刻画得入骨三分。如海风浩荡展开壮丽画卷, 使人时而为船政人的智慧胆识而击掌叫绝, 时而为先驱者的献身勇气而感怀动容。

秉承创始人左宗棠、沈葆桢“人才为要”的办学宗旨, 船政学堂培养出严复、刘步蟾、魏瀚、陈季同、萨镇冰、詹天佑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和海军将领, 他们冲破清末封建统治的各种局限, 以新的海权观和开放的视野与西方世界打交道, 在军事、教育、法律、科技、工业、外交、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引进新观念、新知识, 唤醒民众、大胆革新。船政学堂的创建, 好比在暮气沉沉的中华大地推开了一扇窗, 吹起了求新求变的思想旋风。

然而区区一所船政学堂, 又怎能修补得了大清帝国这艘早已千疮百孔的破船?清朝多次厉行“海禁”政策, 在关上追赶世界潮流大门的同时, 也拱手让出了关乎国运的制海权。甲午一战, 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这不仅由于国力的衰落、清政府政治上的软弱无能和军事上的消极避战, 更源于封建制度的病入膏肓与举国民众的昏睡麻木。

昔时人已没, 今日水犹寒。透过《船政学堂》精心打造的历史影像, 我们依然能看到船政人的熠熠光彩:面对先进的西方文明, 船政人兼收并蓄, 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竞领风骚, 这是民族自强的崭新气象;面对无可挽回的失败, 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等壮烈殉国, 这是民族自尊的泱泱气节;面对武昌起义部队, 时任清朝海军统制萨镇冰弃舰出走, 不作“同室相残”, 这是顺应民心的坦荡襟怀……

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 标志着中华民族到了重返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时候。今天的我们, 不妨从早期坚定开放意识、具有世界眼光的先驱们身上获取精神营养和文化内省, 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谱写好“依海富国、以海强国”的华彩篇章, 实现“海洋强国”的中国梦。

再没有一所学堂能如此创造历史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艺报》总编辑 阎晶明

《船政学堂》既是对一段特殊历史的编年体式的真实记述, 又是一部让人对近代中国产生更多感慨和唏嘘的纪录片, 它让观者读出了近代海军兴衰之外更大、更深的思考。

《船政学堂》告诉我们, 直到清朝已过鼎盛时期, 中国还没有海权观念, 仅有了一点海防意识。建设近代海军、在海上拥有防范外侵的军事力量, 这是一种早期的觉醒。

本片的立意高远, 在于通过对船政学堂建立过程的描述, 引发出近代中国建设海边防御力量的历史过程。特别让人感慨的是, 正像任何一次伟大变革需要先行者做出奋斗和牺牲一样, 中国海防的起点, 也是由一批志士仁人从觉醒到实践, 为之投身和献身开始的。林则徐遗愿、左宗棠实践、沈葆桢身体力行, 一所船政学堂的建设史, 可以看到旧中国革新之难, 更可以看到先行者为之努力的印迹。

船政学堂是中国从漫漫长夜向黎明过渡的一个侧影, 纪录片以编年体为主的叙述方式对此做了清晰描述。它的创立初期是那么弱小, 但又是那么坚决。一所新式学堂的建立, 映照出的是观念的觉醒和家国的情怀。

然而, 培养出严复、魏瀚、陈季同、萨镇冰等一大批具有开放意识的知识分子和海军将领的船政学堂, 却并不能完全改变晚清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 更不能立刻让强大的海军成为保卫海防的力量。中法马江海战, 清朝政府给出的指令是即使获胜也必被问罪获斩;中日甲午战争, 是面对日本蓄意发动战争而国家涣散无力抵抗的惨痛教训。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苟且偷生, 只能让知识分子的激情、爱国将领的心血、一代青年的智慧, 成为令人无奈、憋闷的玉碎过程。

纪录片没有说教式的解说, 而是用娓娓道来的故事讲述, 让那些先行者的决绝果敢和历史的沉痛教训浸入观者心间。人们追求科举成名而对船政学堂招生公告冷漠置之, 建设海上军事力量的经费被挪去修建颐和园, 即使有天时地利和相应的海上力量, 却每每不能为了保卫国家而战斗……所有这些, 都让人在了解船政学堂的历史中, 读出近代中国充满屈辱的大历史。更让人从中读到一批近代中国的民族脊梁, 为了国家强盛付出的智慧和鲜血, 彰显了我们民族伟大而不屈的精神气概。

抚今追昔, 更增添了我们对历史、社会的清醒认识, 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深刻反思。21世纪的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然而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形势, 如当前我国东海和南海遇到的挑衅, 政治智慧与军事力量都面临考验。《船政学堂》的教育意义和启示价值, 值得我们刻骨铭记。

从中国路走向中国梦

长江学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胡智锋

《船政学堂》这部纪录片的问世, 恰逢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 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 该片具有突破性的历史文献价值。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完整记录船政学堂由来与发展脉络的纪录片, 该片实现了多项历史文献纪录的突破。包括晚清政府围绕船政学堂筹备建设等朝野重要文献的披露, 郭嵩焘、严复等人日记和书信等史料的呈现, 以及英、法、美、日等国相关珍贵历史档案等, 真实而令人信服地串联起学堂的历史脉络全景。该片创作者更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了重大意义的挖掘, 让人们感受到船政学堂的兴衰, 不仅是中国近代海军成长的标志, 而且对近代中国的工业、军事、外交乃至思想、文化、教育等重要领域都具有重大探索和开创之功。这些挖掘和点题, 在今天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其次, 该片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影像空间价值。不少同类纪录片或过于偏重历史影像的质感, 而令人产生过远的距离感;有的历史纪录片以现实的互动为重心, 更多聚集于当下的感受与理解, 却缺失历史的质感而显得过于时尚。《船政学堂》难能可贵的在历史影像与现实影像的平衡上有很好的设计与展现。摄制组遍访相关联的欧美亚地区, 搜寻发现大量与船政学堂有关的文物、档案等具有历史本源质感的对象, 对船政研究学者、历史人物后裔等进行生动记录, 构筑了当代人可以感知和回应的现实影像, 又对重要历史场景进行了“情景再现”, 营造了颇有艺术感染力的影像氛围。这三种影像的汇合, 构建了本片兼具历史质感、现实动感而又诗意盎然的立体影像空间。

在情感建构与表达方面, 《船政学堂》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激情、爱国激情和时代激情极具感染力, 令人荡气回肠。该片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简单层面, 而是把船政学堂的创建放在世界历史大格局中, 表达中华民族在积弱积贫、受尽欺凌之时不甘屈辱、奋起直追的民族激情;又通过对林则徐、左宗棠、沈葆桢、严复、魏瀚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中华崛起而耗尽心血、奋力拼搏的激情表达, 让人们感受到绵延不断的爱国激情。同时, 本片也通篇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欧美的历史比照中, 让人清醒感受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现实责任, 从而激发出强烈的时代激情。

《船政学堂》还带给我们多方位的启示与思考, 包括中国梦之思、中国路之思与中国片之思。该片从第一集《海国图梦》开始就鲜明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即从林则徐与左宗棠的“湘江夜话”, 提出通过建立福建船政及船政学堂, 建设中国海军, 进而强军富国的中国梦。100多年后, 回望19世纪的“湘江夜话”, 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启示。建设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不仅是近代志士仁人的理想, 同样也是今人不可放弃的历史担当。片中所提及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一方面强调主权在我, 同时又以开放的胸襟, 大规模采用西方先进技术。这一思路体现了西学与东学相结合, 走中国特色道路的大胆探索。

《船政学堂》第一次生动、立体、深入地揭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船政学堂真实史实与存亡奥秘, 可谓近年来中国电视荧屏上不可多得的、有分量有内涵、有价值有突破的优秀文献纪录片。研讨本片的创作特性本身, 无疑也可以引发人们更多的“历史纪录片之思”。

大视野下讲好船政故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晓秋

2013年“七一”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 很多人都在回顾反思, 甲午战争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历史启示?这里涉及“落后就要挨打”以及海洋意识、海权意识、海军建设、人才培养等。《船政学堂》这部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的选题, 对今天的教育意义极为深远。

《船政学堂》讲述的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第一所海军学校的故事。这个“海军摇篮”的地位, 应该明确树立起来。我曾经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叫《啊, 海军》, 讲日本江田岛海军学校的故事, 反映日本海军是怎么培养、怎么训练的。那么, 中国的近代海军是怎么产生的?《船政学堂》给了很好的解答。这群毕业生出国时, 已是融汇中西学的成年人, 而且到了欧洲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学习探求先进的科技和思想, 报效国家。他们回来后担任中国第一批海军军官, 第一批造船工程师, 为中国的海军创立, 中国的造船甚至铁路、通信、矿业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今天应该大力加强船政留欧学生的研究与宣传, 以史鉴今。

纪录片《船政学堂》视野非常开阔:一是历史的视野。它不仅讲述船政学堂的演进历史, 而且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洋务运动、驱日保台、中法战争、甲午战争, 一直到百日维新、辛亥革命, 将这些重大历史背景串起来, 让人在微观与宏观的交汇中展开思考;二是国际的视野。编导不仅让观众看到这段时间的中国大背景, 而且把这段历史放到世界工业革命、海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大格局里去比较。如此中外比较的大视野, 可以让观众得益良多。

《船政学堂》的主题涵盖多个层面。它绝不是就事论事, 而是从人才的重要、教育的重要, 谈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更多的是呼唤海军的建设, 海洋与海权观的树立、对日本的警惕等。这些都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 引起的反思涉及多个领域。同时, 该片分析了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大事件, 试图解答中国为什么会屡战屡败, 为何变法总是艰难曲折的历史疑问。在这些的反思中, 启发人们的现实思考———今天该怎样培养人才, 怎样坚持创新, 坚持改革开放, 怎样实现中国梦?

尊重史实, 客观记录, 也是这部纪录片值得称道之处。历史纪录片须是在史实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出发, 绝不是文学的虚构。《船政学堂》对所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述与评价比较客观, 片中学者、专家点评的也简明扼要, 恰到好处。在此基础上, 它又不同于有些枯燥的文献纪录片, 而是生动重现许多历史场景、重现了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从整体上看, 它确实是一部发人深省、洋溢着爱国主义主旋律的优秀纪录片。

一所学校影响一个时代———走进《船政学堂》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颜纯钧

观看历史人文纪录片《船政学堂》, 可谓百味杂陈、百感交集。画外解说以一种风格化的处理, 维持着沉稳而平实的语调, 但对历史的叙述却始终难抑饱涨的激情。近代史上熟知的人物与事件, 新挖掘的各种文献与史料, 让我与那个时代抱着强国梦的知识精英们一下子贴得很近。

《船政学堂》的气魄和格局, 要比片名所指的那个学校大得多:不只是早年一次奉行西式教育的探索, 也不只限于中国海军的发展历史。它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的宏大叙事———选择的对象看似单薄与渺小, 所蕴涵的历史情怀和人文精神又是如此丰盈和巨大。这既构成本片内在的艺术张力, 又酿制出纪录片深长的况味。那一代知识精英心系天下、挽狂澜于既倒、甚至不惜牺牲性命的胸襟、气魄、胆识和毅力, 让人为之动容。

以晚清的一所学校, 去概括整个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化进程, 这是福州船政学堂独一无二的资质;反过来, 也赋予了它之前未被确认的一个崇高历史地位, 这个历史地位是非常准确的、不容置疑的。在中国教育史上, 难道还有另一所学校, 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国家命运, 可以与国家的发展进步有如此紧密和多重的交集吗?!在最后一集《世纪星火》中, 纪录片特别记述了甲午战败之后严复的反省, 以及他和孙中山在国外的那次会见。编导有意识地把严复们的影响力, 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延伸到辛亥革命。因为这所学校的故事, 中国最丧权辱国、最令人扼腕气短的近代史, 大大地抹上了一层亮色。因为这所学校, 近代史不再是帝王史, 也不再是政治史或军事史, 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辉一页。

为了突显这种精神内涵, 《船政学堂》在驾驭题材、取舍材料上做了几个重要的处理:其一, 编导并不把重点放在学堂的办学理念、管理制度、教学设施、课程安排等方面的介绍, 有意收拢了投向学堂内部的关注目光。纪录片倾心塑造的, 始终是那一批从船政学堂涌现出来的知识精英。借助外交关系、历史事件、官场浮沉、人员迁徙, 他们的活动都被投射到时代的大背景上, 他们的命运也都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其二, 尽管出自船政学堂这个官办学校, 但知识精英们都被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来塑造。每个人在被时代洪流挟裹而去的同时, 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独特奋斗历程。船政学堂的影响力, 也因此从造船和发展海军的狭窄范围里冲决而出, 辐射到外交、军事、科技、制造、铁路、教育、文化等极为广泛的社会领域———这正是纪录片得以产生深广概括力的原因所在。其三, 纪录片对近代史上那些丧权辱国、战乱频仍的沉重社会氛围, 往往只是点到为止, 仅限于背景的交代。编导似乎不愿意让更多的灰暗情绪去影响纪录片恢宏壮美的基调。这一批活跃在王朝末年的知识精英, 是中国真正的精神脊梁。他们扛起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他们是蕴藏在朽败社会肌体里强大的正能量。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 但这种精神的正能量, 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身上得以延续, 成为今天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推动力!

民族精神的华彩诗篇

著名海军史、船政史学者 陈悦

船政学堂, 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福建船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船政附设的教育机构, 船政学堂开中国大规模官办西式教育之先河, 是中国海军教育、船舶工业教育、机械工程教育等事业的鼻祖。学堂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变迁, 成就难以计数, 影响遍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某种角度而言, 船政学堂的历史, 就是中国近代史的集中缩影。

正因题材如此重大, 当听说这段历史将被搬上荧屏, 在充满激动和期待的同时又对创作存有担忧:要将船政学堂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历史以纪录片的形式浓缩、提炼呈现, 对创作者熟悉、驾驭史料的要求之高, 是不言而喻的。而今, 福建电视台创作团队为历史交出了一份高分的答卷。这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 而是一曲带有厚重人文情思的民族精神之诗。

《船政学堂》在谋篇布局上, 言学堂但不自限于学堂。它巧妙避开了历史纪录片容易落入流水账的俗套。时间上, 纪录片从学堂一百多年的绵延岁月里, 撷取这棵大树最初萌芽成长以及青壮年时期作重点刻画。初创的艰难、报国的雄心、海战的悲壮、逆境的忧思、中兴的顽强, 乃至由一所海军学校演变为国家近代化人材摇篮的独特影响力, 都汇聚于此片中。

内容上, 创作团队敏锐抓住一所学校之根本、即学堂灵魂所系之处:人。透过创办者左宗棠、沈葆桢, 以及严复、萨镇冰、陈季同等一大批船政学子的人生经历和思想递进, 提炼出这所学堂的精神内核所在, 并衍生出船政学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真正意义———即对整个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影响, 进而讴歌中华民族先行者身上共有的精神特质。船政学堂, 已经大大超出了培养海军、造船等具体的实务范畴, 而无愧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摇篮之地。纪录片令人欣喜地真正抓住了上述关键。

众所周知, 创作涉及清代之前的纪录片作品, 有一项巨大挑战是画面素材的稀缺, 尤其是动态影像素材的寻找与表达。《船政学堂》在这方面的努力, 让人印象深刻。除了大量搜集历史照片、文献, 以及精心制作的三维画面和情景再现外, 摄制组远赴英法等地, 挖掘出即使国内学术界也未见的档案、实物, 其中诸如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和外交部档案里, 关于船政留学生的内容、船政总教习日意格后人保存着的黄马褂、顶戴花翎等, 都是首次出现在中国的荧屏上。这些现场拍摄的珍贵画面, 更雄辩证明船政学堂在彼时具有的无比可贵的国际化特质。

片中有一幕情景再现让我久久难忘:船政创办人左宗棠在西湖请法国友人观看国人试制的小轮船。风光旖旎的湖面上, 怪模怪样的小轮船吐着烟航行。猛一看有几分滑稽, 再一品又觉一丝苦涩, 回味中, 则感触到中国人在逆境中不甘人后、勇追世界的坚毅品格。

总括对《船政学堂》全片的感受, 恰似捧起一盏来自闽地的甘茗。在娓娓道来的故事间, 在匠心独具的画面里, 内心油然生出回应之声。那是血液中对祖先过往不屈努力的感动。那不屈的民族精神曾鼓舞船政学堂走过百年, 指引着船政学子走向世界, 走向现代化。同样的, 她也定会鼓舞今天更多的中国人。

文化精品意味深长

福建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沈岩

对于船政学堂, 我算是有些研究的人。因为机缘巧合, 20多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起, 我就开始收集有关船政学堂的史料。阅后常陷入沉思。感叹号、问号常挤满脑海。七年前出版了《船政学堂》一书, 随后译成英文出版, 去年又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近年来随着船政文化研究的深入, 尘封的面纱慢慢揭开, 更多人惊奇的发现, 这里原来有个“含金量”很高的富矿。于是各种宣传推介的影视作品接踵而来。然而, 让人回味的好作品并不多见。

今年是甲午海战120周年, 甲申马江海战130周年, 甲戌沈葆桢巡台140周年。这三大事件都与船政密切相关。在这个特殊的年份, 纪录片《船政学堂》完工开播, 其意义自然不同寻常。

《船政学堂》最可贵的地方, 是定位准, 视野阔, 站得高, 挖得深。本片抓住这个“中国特有、近代辉煌、国际影响”的文化品牌, 着力打造文化精品。全片从“船政根本在学堂”的历史高度出发, 抓住船政精英爱国自强的本质, 采用编年与纪传并重、共时和历时结合的手法, 通过横向对比的大视野和中西文化撞击的大手笔, 讴歌船政学子的意气风发和历史局限下的无奈, 揭示三千年大变革、早期民族复兴的深刻主题, 给世人以警醒和启迪。

变革自强, 是近代先进国人的中国梦。纪录片抓住中国近代化人才培养这个视角切入, 描述了船政精英的求知求索和催人泪下的报国事迹。其宏大视野, 为过去一些平均使力的影视片难以企及。1866年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 人类进入洲际通信时代, 海战由风帆时代跨进蒸汽舰船时代。日本也已站在明治维新的门口。就在这一年, 船政和船政学堂诞生了。这不是一般的巧合。它凸显的是左宗棠、沈葆桢等人拉开中国近代化序幕的国家意义和国际意义。片中前学堂的陈季同最初学的是造船, 留学时去的却是巴黎自由政治学堂, 过去研究者少有问个为什么?纪录片告诉我们, 这所学堂现在称巴黎政治学院, 培养过奥朗德、萨科奇、希拉克、密特朗等领袖人物, 近代法国的七成政治家和八成高级管理人才出自这里。这一链接, 当年“同治中兴”洋务派重臣培养国家现代化高端人才的初衷立即凸显。严复是船政精英富有代表性的典型。他的足迹贯穿纪录片始终———从考入新学堂到留学英国的优等生, 再到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全片着墨甚多。而正是这位船政之子, 成长为会通中西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 其经历与清末民初中国的救亡图强、民族复兴息息相关, 其“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译作和奋力开启民智的思想, 至今意义深远。

将《船政学堂》誉为“船政学堂的全新历史影像志”, 并不为过。巴黎、伦敦等诸多馆藏文物、法国科学院院士巴斯蒂等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台湾省珍藏的相关史料等, 全都弥足珍贵。日意格家族精心保存的那个“中国房间”让人久久难忘。清廷授予他的黄马褂、顶戴花翎以及留学生所寄信件、照片, 还有那许多中国风的家具摆设, 其后裔至今仍保存如此完好, 实为难能可贵。全片结尾, 阐述船政学堂于八年抗战中不断迁徙、分分合合;如今海峡两岸两校一宗, 也是那般地意味深长。

历史没有忘记这一群凡人先驱

英国格林尼治海事研究所博士生 廖一帆

远在天涯海角, 欣闻纪录片《船政学堂》与广大观众见面, 不禁回想起跟剧组一起追寻船政先辈留欧足迹的一段经历。

我对福建船政始终有份特殊的情感。我外祖是福建水师提督, 在光绪十年抗法保台时曾与船政将士并肩作战。先父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人民海军“海上先锋艇”艇长, 也得益于闽系海军前辈的教诲。80年代末我于大连求学期间, 中国海法学科的祖师爷黄廷枢先生依然是船政孑遗。对我来说, 福建船政不是学术研究, 也不仅是一段传奇, 更是流淌在我血液里活生生的生命源泉。

历史竟就如此巧合。于今我就学的英国格林尼治海事研究所, 其前身正是船政学子们当年留学的英国顶级海军学府———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纪录片筹拍期间, 我因地利之便, 在协助摄制组拍摄时, 发现了许多与国内文献记录并不相同的另番景象。正如同我在片中曾提到的, 当年的船政留学生在欧就读时, 在课业和生活上受到各种限制:他们的学习状况也并非一帆风顺。我们的前辈面临西方陌生的一切时, 也会迷茫、彷徨、甚至受挫, 他们不是什么天赋异禀的圣贤, 而就是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但恰恰就是这些普通人, 回国后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出彩的历史篇章。他们筚路蓝缕, 竭尽能事, 这才促进了我国近代化的转型。在获知前辈的“老底”时, 我平添了一份敬仰和感恩, 我为有这样面对困境百折不挠的先辈无比自豪, 更对时下的普罗大众“共圆中国梦”充满信心!

我的同事、英国海军史专家克里斯博士指出, 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是因应当年海权扩张而成立的, 其校训是Tam Marte Quam Minerva (文武双全) , 要求学员不仅要懂得操船放炮技能, 更必须兼备全球战略的眼光。船政留学生在这顶尖海军学府里一窥堂奥, 成为中国最早拥有近代国际视角的先驱。斗转星移, 这所皇家海军学院的嫡胤今天也顺应历史潮流, 成立了由中国女性赵明华博士担纲的中国海事研究中心, 深化与中国的海事交流。这既是我国国力的展示, 更是几代国人在船政精神感召下不懈努力的结果。历史就这样由不平凡的凡人们薪火相传。

一百多年后, 为首次再现船政留学生这段珍贵历史, 福建电视台摄制组来到欧洲, 他们兼顾可视性与学术的严谨性, 根据只鳞片爪的线索寻访留学生们的印记, 连他们在哪里照过相、在哪里上课、在哪里做实验都没有漏过, 甚至为了捕捉一个合适的角度和光线而反复穿行格林尼治隧道。船政留学生的旅欧生涯, 正是这样通过一块块残片的拼缀而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