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近代化

教育近代化（共12篇）

教育近代化 篇1

张伯苓 (1876—1951) 先生, 原名寿春, 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先驱。他一生实践教育救国, 在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等人的鼎力支持与合作下, 将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同中国国情相结合, 创立了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 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 形成了著名的私立南开系列教育体系, 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与合格公民。将私立学校办成如此规模, 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还与梅贻琦、蒋梦麟共同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 培养出不少人才, 为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 是中国传统优秀教育思想与国际教育思想接轨而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产物, 它不仅仅是属于南开的, 更是我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中独树一帜的光辉典范。

一、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初步形成

1891年, 十六岁的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海军, 立志尚武救国。就学五年中, 他系统地学习了近代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理论, 开阔了眼界, 接受了启蒙。尤其是他的老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严复所宣传的社会进化学说以及废科举、兴办学校、开启民智的思想, 为他的教育救国理想打下了基础。1894年, 甲午战争爆发, 中国军队的惨败使张伯苓尚武救国的理想第一次受到严重挫折。此后, 当他亲身经历英国强租中国原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占据的威海卫过程中的“国帜三易”时, 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他说, “念国家积弱至此, 苟不自强, 难以图存, 而自强之道, 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 造就新人才, 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 即肇始于此时。”[1]51至此, 张伯苓的“教育救国”思想初步形成。

二、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1. “德育为万事之本”

在张伯苓看来, “德育为万事之本”, 而德育之先无疑是爱国主义教育。张伯苓一直强调, 自己最初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动机即是爱国主义, 南开学校是在国家遭受外侮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的。放眼南开学校创办的历程, 张伯苓强烈的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其中, 表现之一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南开学校每周三固定的“修身课”及不定期的各种集会、讲演都成为张伯苓开展爱国教育的重要场合。每次讲演, 张伯苓都要对会场进行一番精心的布置, 花费不小的心思, 讲台上必定高悬国旗, 两旁大书“爱国”二字, 以激发青年学子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张伯苓在讲演时, 总是用他那纯正的天津话向学生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幕幕祖国遭受侵略, 人民遭受奴役的惨痛历史。他还念念不忘告诫青年学生在面对民族危亡之时, 千万不能丧失信心, 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爱国、报国之心, 更加努力地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他认为, 青年学生首先应具备的品德就是爱国, 必须“有爱国之心, 兼有救国之力, 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1]56

2.“知中国, 服务中国”

张伯苓认为, 中华民族的大问题为“愚、弱、贫、散、私”, 而要根治这五病, 必须倡导教育救国, 同时培养救国建国人才, 以雪国耻, 以图自强。他说:“希望南开大学能造出一班有组织能力之人, 以发达中国的实业, 而谋国家的富强。”[1]21

1904年, 张伯苓偕严修先生第一次东渡日本。全面考察了日本的教育之后, 目睹日本社会迅速发展的事实, 张伯苓认识到:“彼邦富强, 实出于教育之振兴, 益信欲救中国, 须从教育入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 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 决定先行创办中学, 徐图扩充。”[1]51当年九月, 他回国后, 将严、王两馆合并, 形成了南开中学的雏形。

20世纪20年代以前, 由于国民政府主张西化, 张伯苓继模仿日本教育之后, 又模仿美国教育。两次考察美国后, 他开始在南开推行美国模式。“教员除聘请美国人外, 多用美国留学生。教材除国文、中国历史外, 一律是美国中学或大学的原文课文。学分制、选科制以及图书、实验仪器均采自美国。”随着办学经验的丰富, 张伯苓逐渐认识到, 教育不振固然是中国的病症, 但教育不能联系中国的国情, 更是中国的大病。各国国情不同, 教育也各有特点。把教育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联系中国实际, 解决中国问题, 是南开学校的基本特色。

1928年, 他提出了“土货化”教育的方针, 即将南开建设成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 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概括起来, 就是“知中国, 服务中国”。张伯苓认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不但要有爱国之心, 而且要有救国之力, “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 场内之人皆有信心, 具改造社会之能力, 将来进入社会, 改造国家, 必有成效。”[2]20世纪20年代后期, 南开的“知中国”方针真切地落在了课程设置上。“一方面开设有关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或追踪当代学术发展的课程”, 如“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乡村建设概论”、“西洋文学当代人物”、“化学问题之研究”等;“另一方面增强应用性课程”, 文科各系增加“公文程式”、“新闻习作”、“讲演术”等课程, 商科加强商业金融实践训练, 如“办公室管理”、“人事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工商实际问题”等课程。 同时, 创立研究机构探索“服务中国”。1927年, 南开成立了东北研究会, 1931年和1932年分别创立的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 堪称独步国内。这是张伯苓尝试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并为经济服务探索过程中的可贵成果。

张伯苓分析当时中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的原因是中国人不能合作与无组织能力, 因此, 他提倡学生组织和参加各种课外社团活动, 并鼓励学生成立如敬业乐群会、新剧团、校风出版社、音乐研究会、读讲会、体育运动队等学生社团组织, 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组织、创新能力。正是通过这样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南开确实培养了一批诸如周恩来、曹禺等有能力的优秀人才, 为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现象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3.“为国家, 为南开”

张伯苓作为一位爱国的教育家, 他的爱国理念被传播到他足迹所到之处。早在1916年, 年仅十几岁的张学良听了张伯苓在沈阳所作的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后, 深受震撼, 后来他谈到这一经历时说;我能有今天, 全是张校长当年的话起了作用。1930年, 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 张伯苓派出身于南开、后来又留学英国的宁恩承前去担任执行校长, 这对张学良帮助很大。“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大学迁入关内, 南开大学接受该校不少学生。当时, 张伯苓还出任天津抗日救国会领导职务, 积极组织声援东北同胞的活动。抗战期间, 他又多次派学生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并亲自写信鼓励他们努力杀敌, 为国争光。西安事变爆发后, 张伯苓致信张学良, 希望他以大局为重, 释放蒋介石, 和平解决危机。

张伯苓在南开倡导的爱国举措, 令日本侵略者对南开恨之入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南开校舍于7月29日至30日被敌机轮番轰炸焚毁。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四部损失惨重, 几乎毁灭了张伯苓一生的心血。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特地拜访张伯苓致惋惜慰问之意, 张伯苓在悲愤之余向王世杰表示:“决心余生续为南开努力, 决不中懈。” [3]他仍以国家大局为重, 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将南开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 后迁昆明, 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与梅贻琦、蒋梦麟二校长共任常委, 通力合作、和衷共济, 使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当时国内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 其八年间毕业的上千名学生为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的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

三、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及其发展创新的办学理念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贡献

1.创造性地构建了近代私人教育体系

张伯苓创建了近代私人教育体系, 并将私人办学这一传统形式通过更新和改造后, 转化为注入时代活力的近代私立学校, 成为适应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一支重要的、活跃的教育力量。

清朝末年, 以塾学为代表的私人教育, 因僵板、封闭的办学模式而日趋困难。张伯苓从教育现代化的大格局出发, 对塾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率先创立了私立南开中学。

在当时的动乱年代, 南开学校的发展是极其艰难的,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直到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重点大学之一, 这一切都是与张伯苓的艰苦劳动分不开的。仅是办学经费的筹措, 使张伯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南开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 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 最后才是政府补助。但他以超人的意志, 风尘仆仆奔赴北京、山西、保定、南京等地, 利用私人关系, 向各地军政教育官员及商界游说、争取个人捐款, 并请求政府补助和社会团体的资助, 他在这方面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同时, 以私人办学而论, 像他这样创建学校之多, 教育质量之好, 社会影响之大, 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提到南开, 人们就会想起他, 他代表了南开, 这使他同时代的大学校长无人望其项背。

2.坚持不懈地进行实践, 对西方教育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提供了范例

学习、借鉴西方教育, 促进中国从旧教育向新教育的改造与转化, 建立近代化教育体系, 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中心主题。张伯苓以自己的实践, 指明了中国近代教育应当遵循的正确方向。

一是创立了大师云集、学术自由的现代化学校。南开不仅聘用优秀教师和学成回国的教育人才, 集中了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师资力量, 而且自己培养了许多学术大师和一大批优秀学生。张伯苓认为, 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大缺陷是死读书。他反对把学校办成单纯灌输书本知识的场所, 反对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俘虏。他说:“只知道压迫学生读死书的学校, 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 一点用处也没有。”

二是坚持“允公允能”, 既注重学生个人能力的锻炼, 又加强社会道德的培养, 即“既有爱国爱群之公德, 又有服务社会之能力”。张伯苓虽然不同于教育家梅贻琦、蒋梦麟, 留学美国、深得现代文明真传, 把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带回了中国。但是他和这两位一样, 努力使现代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在中国生根、成才。究其原因, 一是基于他的爱国心, 培养救国建国之人才;二是在于他的办学宗旨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而是谋求全社会的进步。

3.首创南开模式, 推进近代化教育体系的发展

张伯苓等人先后创办的南开系列, 是以学习欧美教育为特征, 以切合中国国情为根本的完整教育体系, 是一个反映了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教育模式。

南开模式, 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方向;以造就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为办学宗旨;以注重学生德智体和谐发展为办学内容;以容纳中西文化、对外开放为办学思路;以社会集资为办学渠道;以精简、效能、自治为校务管理原则。这种模式的成功经验, 今天已成为新时代南开教育的有益思想养料, 并发扬光大。

张伯苓办学五十年, 成为誉满中外的教育家。1944年1月, 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 向他颁发一等景星勋章;1946年4月, 张伯苓曾经学习、考察过的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86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李鹏在纪念张伯苓大会上讲话, 称赞张伯苓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勇于革新的实践家, 充分肯定张伯苓坚持“以实践爱国”的教育宗旨、主张“教育面向社会和德智体三育并进”, 重视学风和校风建设等进步教育的思想, 高度评价“张先生的一生, 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 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 人民将永远记住他的功劳。”

教育从来就是国家的根本。今天, 中国处于和平崛起的世界大环境下, 当我们致力于中国的教育现代化, 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时, 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了“教育家办学”, 即教育家通过自己的努力, 以民间办学的方式, 凭自己的爱国心和积极性, 对社会尽一份责任和义务, 而不是把什么都推给国家, 由政府来包办。而国外的许多私立大学, 都办成世人仰慕的名牌大学, 也是这个道理。回顾这段历史, 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或许会给我们的教育现代化带来积极的启示。

摘要：张伯苓先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教育思想家。他的“教育救国”思想, 他的发展创新的办学理念, 他创建的近代私人教育体系, 他首创的南开模式等, 均为推进中国近代化教育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张伯苓,教育救国,教育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梁吉生.南开逸事[M].沈阳:辽海出版社, 1998.

[3]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教育近代化 篇2

定义：

教育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先进教育思想和科学技术武装人们，使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以及校舍与设备，逐步提高到现代的世界先进水平，培养出适应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型劳动者和高素质人才的过程。内涵：

1.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较高水平状态。

2.教育现代化是对传统教育的超越，是传统教育在现代社会的转化。3.教育现代化是一种教育整体转换运动。4.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目标：

（1）教育的普及化：教育的普及化要求有较高的教育普及率和较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2）教育的终生化：教育的终身化要求具有终生教育的体制和条件。（3）教育的个性化： 教育的个性化强调要培养既全面发展又有个性特长的创造型人才。

（4）教育的国际化：教育的国际化要求加强与各国的教育交流,具有教育国际交流的能力。

（5）教育的信息化：教育的信息化要求在教育领域中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保证扩大教育规模，为教育终身化、个性化和国际化提供保证。指标：

教育观念现代化、教育内容现代化、教育装备现代化、师资队伍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 基本特征

(一)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重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用自然经济的传统教育观来看，教育并不是社会再生产体系中的一个内在环节，而不过是“文化人”的社会点缀。自然经济的非经济核算的通病，与传统教育耻于经济效益分析及自命清高的痼疾相辅相成。现代化教育打破“教育是非生产部门”的陈腐观念，从教育--专门劳动力的投入--产出这一关系的角度来把握，把教育纳入社会再生产体系的内容结构之中。现代化的教育观认为，教育能生产出人的劳动能力，教育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因此，现代化教育无论在数量上--发展规模和速度上，还是在质量上--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都要和现代生产的要求相适应。

(二)现代化教育是一个多样的、开放的大系统。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只有开放系统才可能走向有序(进化)，封闭系统只可能走向无序(退化)。一个社会系统只有与外界不断交换物质、能量、信息，才能得到进步与发展。现代化教育的开放性表现在：①教育向全体劳动者开放，打破小学--中学--大学这种单一纵向的学校教育体系。各级、各类教育更多地向企业、向社会招生，更多地通过纵横交织的渠道来扩大教育场。②对受教育者的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向实践效益开放，向社会经济效益开放。③教育经费来源从围家财政单一渠道向多渠道开放。除义务教育阶段外，国家无偿性的财政拨款，将逐步改为有偿的价值补偿。学校是智力资源密集的场所，应该是信息吞吐量最大和流动频率最高的地方。教育要做到“三个面向”，就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实行开放办学。开放式办学就是在信息上与外界交流，有吸收也有输出。怎样实现：

1.更新教育观念

要真正实施个性化教育，我们首先要辩证地去看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吸收其精华，摒弃其糟粕，树立竞争、开拓、创新的价值观。只有这样，家长和教师才能在活动中自觉地鼓励教育对象的个性发展，为他们营造一个有利于个性张扬与发展的环境，这是实施个性化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其二，正确地看待学生的个性发展。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种种现实原因，人们对个性发展存在着一些偏见，担心由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而出乱子。因此，须解除这种疑虑，认清个性发展的重要性，懂得鼓励人的个性发展虽有一定的风险，但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怎样引导，怎样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和教育水平。其三，认清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诱发人的创造力，不断完善教育对象的人格。2.优化课程体系

课程是培养人的蓝图，学校是否具备办学特色，能否促进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个性化教育的课程要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本，要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培养学生的个性品质和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为重点，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优化课程体系须做到：一要突破传统的单

一、平面的课程结构为多维、立体式的课程结构。对各课程之间重复、交叉的内容进行归并，陈旧的内容删除。二要加强课程的实践性，体现学以致用。充实活动课，加强课程内容的应用性。三要加强课程的可选择性，增加适合不同学生需要的选修课。四要加强课程的“校本开发”。目前，中小学已实施新的课程计划，新课程计划把学校课程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三类。针对各地差异和实际情况，课程管理体制重心必须下移，学校课程开发亟待解决。3.改进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全面实施个性化教育的主渠道。教学过程是体现个性化教育的中心环节，实施个性化教育必须改革课堂教学，逐步建立学校各学科的教学目标体系。探索最优化的个性化教育的课堂教育模式，须做到以下三点。一要创设问题情境。教师要明确课堂教学中个性化教育的价值取向，善于利用学生的问题，设置不同层次的疑点，引导学生生疑、质疑，以激活思维，善于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创设各种新颖的针对性强的问题情境。二要激发学生兴趣。教师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激发学生求知的兴趣和需要，如采用问题教学与探究式教学，满足学生求新求奇的心理，让学生在自我实现中探索世界，发现真理。三要营造民主的课堂气氛。教师应转变角色，由单一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知心朋友、指导者、合作者，应实施民主化教学，确保个性发展的时间和空间。［8］ 4.完善物质条件

物质条件是完善个性化教育的基础和保障。为此，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个性化教育需要一大批有个性的教师，“教师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教师永远是一个个性，一个鲜明的个性，独具一格的个性。”因此教师的个性品质必然影响教育过程，学生的个性往往或多或少地带有教师的个性的痕迹。教师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积极引导和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国家应建立起适应与当今时代发展的教师管理体制，严格教师聘任制度，完善教师培训制度，以确保教师队伍的质量。二要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教育，加大教育投资，把钱用在刀刃上。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先进的教育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计算机教学等。三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是指一所学校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淀和创造出来的并为其成员认同和遵循的价值观念体系、行为规范准则和物化环境风貌的一种整合和结晶，它表现为学校的“综合个性。”［9］良好的、富有个性的校园文化是一只无形的手，对生活于其中的成员的个性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国际的例子

教育近代化 篇3

[关键词]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法制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4—0105—05

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教育在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某些方面起着一定程度的示范与导向的作用。它虽然与宗教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法文化的衔接，顺应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可以说，作为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教育本身。本文拟将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置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与法制现代化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辩证的考察，以冀在汗牛充栋的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寻求一条更向纵深发展的路径。

一、近代中国政府对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态度和政策

清政府对传教士来华开展法律教育的态度和政策，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同文馆国际法方面课程的开设。当时，清政府虽是出于“养成翻译人才'以为办理外交的便利”的考虑，且虚骄地认为，“以西士为法，亦礼失而求诸野之遗意”，但其代表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代表了近代社会对学术和知识的新选择，反映了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的态度与政策有了些许的变化。及至1889年，张之洞更是奏称：“泰西各国以邦交而立公法，独与中国交涉恒以意要挟，舍公法而不用，中国亦乏深谙公法能据之以争者，又凡华民至外洋者，彼得以其国之律按之，而洋人至中土者，我不得以中国之法绳之，积久成愤，终滋事端。夫中外之律，用意各殊，中国案件命盗为先而财产次之，泰西立国畸重商务，故其律法凡涉财产之事论辩独详，及其按律科罪，五刑之用，轻重之等，彼此抑或异施。诚宜申明中国律条参以泰西公法，稽其异同轻重，衷诸情理至当著为通商律例，商之各国，颁示中外。如有交涉事出，无论华民及各国之人在中土者咸以此律为断，庶临事有所依据，不致偏枯。顾欲为斯举，非得深谙中外律法之人不可，此公法之学宜讲也。”很显然，面对我国与西方列强交涉时，因对国际法无知而备受欺凌所带来的颓势，清廷一些官员已逐渐清醒地认识到知晓国际法的重要性，并企图依信它捍卫国家利益。

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不仅其头等学堂设有律例学门，而且盛宣怀在创办之时聘请了英国血统的美国传教士丁家立任总教习。至此，丁氏主管该校教务长达11年之久。1902年，以“中国通”自诩的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甚至在第四届“中华教育会”大会上颇为自得地说：“中国政府开设的每一个大的书院中，都有基督教传教士担任首长。”刘广京对于自1882年至1911年清朝灭亡这30年的中国基督教大学的某些突出事实进行考察后得出，“对中国人来说，这三十年中，基督教会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基础；同时，基督教大学也已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学校，开设种种现代课程，以满足这个刚刚才开始觉醒的国家的需要。在1882年至1912年期间，基督教会在中国建立的大学不少于十二所，而且几乎这些学校都是由美国教会开办的。”

就教会学校的发展而言，20世纪以前，由于晚清政府关于近代教育法规的观念还处于孕育中，对于传教士办学的管理远未提上日程，教会学校是在毫无竞争的局势下得到发展的，其相互之间也不存在多大程度的真正联系。有资料显示，在教会“这个‘体系’的若干部分之间，甚至在某个一定省份范围之内，都没有任何联系之存在，而且甚至在专门术语和学校划分上，教会学校也往往不依照众所公认的政府惯例”。设立在中国大地上的教会大学，不仅大部分在外国注册立案，而且敢于无视中国主权，对中国法律置若罔闻。但“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已经引起了国人的警觉。1906年清政府开始制定有关教育行政的一些新政策，其中规定所有教会学校毕业生都不得享受应得权利，用意显然在限制教会学校。”1909年，清政府更是发布通告，规定外国教会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此举虽被列强置之不理，最后是不了了之，但教育权毕竟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被加以确认了。

辛亥革命后，民初政府虽对教会教育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和政策，但在利用的同时，又采取了一些限制和管理政策，于1917年、1920年和1921年，前后三次发布通告，规定外国教会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将教会大学纳入国家教育行政体系之内。1927年10月18日，大学院公布《私立学校规程》，明确规定“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须接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教会大学中第一个立案注册的是金陵大学。3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已大多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圣约翰大学直至1947年10月才正式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并参照中国政府的教育体制作了适当调整。“注册对国民政府来说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在政府控制下的教育体系。对教会大学来说，则是要在制度上从教会教育机构转变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如何，它们从此结束了清末以来的独立地位，至少在理论上必须接受国民政府制定的教育计划。”对于注册带来的变化，韦卓民曾总结说：“立案酝酿几年之后，基督教大学大都逐渐地变成中国人办理的学校，形式和内容都逐渐与我国国情结合。”以东吴法学院为例，“在最初的若干年里，东吴法学院讲授的中国法极为有限；在1923—1924年间，列入课程体系的只有一般性的中国法课目。”1928年以后，“所有认可的法律学制的最低要求得以确立，并逐步为中央政府所强制实施。所以到了1930年，东吴法学院课程概览全部所列标准的中国法，以及大陆法(它是中国新法律体系建立的基础)和英美法课程都一律用中文讲授。”中国政府对教会大学的这种同化和接受，不仅使得教会大学获取了中国政府的资助，而且许多教会大学已被公认为是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外国的大学。正因如此，在1934—1935年度国民政府教育部分配给私立大学的720000元(中国币)中，将近一半资助了教会大学。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政府在不断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教会法律教育采取的态度，有延续，也有变革。其总的特征是：一是保护、支持和利用，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届政府在近代法文化资源匮乏下的实用主义态度；二是限制、规范和合作，走过了一条

由弱而强的政策干预之路。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近代中国政治的变迁加速了教会法律教育的世俗化和中国化，但在实际运行中，中国政府对教会大学的控制力自始至终都是有限的，这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立案后担任华中大学校长的韦卓民就曾言：“有几个立了案的基督教大学，对政府讲，校长是中国人，而学校的行政权和财权，照旧操在外国人手里，一直到抗战胜利，各校复员之后，还是这样。以学校论，是阳奉阴违，以政府论，是明知不问。”很显然，教会大学中中国校长的真正权力是大打折扣的。

二、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人才培养的成果

教会组织之所以在中国开办大学，其真正的意图在于培养能够效忠于教会的领袖人物，以基督教思想战胜中国传统思想，进而实现“中华归主”的根本目的。在他们看来，高等教育“在不久的将来它很可能是教会工作的主要部分”，并且“是向教会开放的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它所资助的这样的学校里，中国青年在心理习惯上可以得到完全的训练，使他们成为人民的领袖。培养坚强的基督教徒，使他们有能力担当威高权重的职位，是教会工作理应承担的”，亦即应该通过教会大学教育来培植其在华的领袖人物，使其成为“以华治华”的工具。

但教会大学本质上毕竟属于近代的新教育，其发展是不可能完全按照创办者们既定的愿望和轨迹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为教会大学在秉承西方教会意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社会的影响。事实上，教会大学—方面部分按照传教士们的意图，造就了他们所需要的人才；另—方面更多的是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培塑了人才，甚至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这可以说是多数传教士始料未及的。

以近代中国的新式法律教育发展而言，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先驱的角色，最早的国际法教学就是由西方传教士担纲的。此后，“在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之下，法律教育在教会大学各学科中所占的比例日益上升，至1937年，教会大学中法学专业所占的比重已达10.3％。虽然，这个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为26.4％)，但对于以神学、医学、英语和自然科学等为主修课目的教会大学的教育而言，这个比例已经是很可观了。”很显然，在近代中国整个教会大学事业发展中，法律教育已成为其代表性的学科之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开展，代表了教会势力对拓展其生存空间的新选择。1925年，露懿思在总结中国基督教教育时就说：“高等教育为教会素所注重，在中国所设立之大学校声誉赫赫，其毕业生为国家强有力之分子，固不待言，如圣约翰、沪江、岭南、福州、金陵、湘雅、华西、燕京等大学无不为预备中国今日之领袖人才之所。”这些教会大学在实际的兴办过程中，各自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以燕京大学为例，其“历届毕业生从·九一七年到一九三六年共约一千七百名，以在教育界工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四十，其次为宗教界，约占百分之十三，政界在一九三一年以前约占百分之九，后来的几年逐渐增多，约占百分之十六”，侧重于培养教育、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人才，除此之外，天主教在南方的最高学府震旦大学也培养了一批法律人才。虽然“‘震旦’的法科开始报名的很少，毕业生一般介绍到各地法商的企事业。”但“国民党执政后，为了装点门面掩护法西斯专政而制订所谓新的‘六法’时，聘请了该校法科外籍教师担任顾问。自此以后，该校法科考生增多，毕业后可被介绍到国民党政府的司法部门当官。估计到—九三七年，该校法科毕业生也有—百多人，在国民党政府司法界占有—定的地位。‘震旦’其他系科较差，报考医科、法科的学生较多。”

此时的东吴大学更是以法学教育名噪当时。“东吴法学院在民国时期为中国近代法律职业的出现做出了贡献。尽管上海有很多教育机构教授法律，但东吴法学院却居执牛耳的地位：它是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在本世纪20—30年代，其毕业生在法律职业和在民众生活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且上海法律界几乎任何一个有影响的人物都一度与法学院有关。与许多其他的法学院相比，东吴法学院培养的是律师，而非司法官，并通过对职业道德、学术水准以及职业能力的强调，为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打好基础。”据盛振为统计的该校前19年办学成果，毕业生已达400余人。其中，历任国内外各大学法学教授者，计有50位此外，“法学院的教师和毕业生，不少人走上了仕途。例如：法科研究所主任刘世芳，在抗战胜利后当了上海高等法院民庭庭长，还带了一些法科毕业生去当推事。法学院毕业生及教师查良鉴由美回国后，一面在母校任教，一面在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任秘书长，后又担任院长。端木恺留学回国，先任大学教授，然后当了行政院参事，后来当过行政院秘书长。许多学生在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据1941年东吴法学院统计，历届毕业生出国留学’者有九十八人。”

由上可知，多种因素的结合，使得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得以产生和发展，并发展成为新式人才培养的一支重要力量。此时，一些教会大学法科的相继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我国政治和法制的现代化变革，培养出了一批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法政人才，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当时“许多教会教育工作者还对于教会学校开设商学、工程学、法学等学科感到为难，因此，实际上，只有华东三四所教会大学开设这些学科”，且直至“在民初的十余年中，教会大学还是按照大学的创办人自己心中的模式一英美大学，特别是美国小型大学的样板在发展着”。所以，就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人才培养的总量而言，其在近代中国整个新式法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实际所占的比重还不大。

三、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对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在中西法文化冲突交融的过程中，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作为西方法文化的载体，其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和成长，是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及中国社会变迁相伴而行的，本意在于使基督教教义主导整个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借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最终实现“中华归主”的愿望。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作为西方教会在中国兴办的一项文化教育事业，不可否认，其对于我国传统法制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文化的交流，从来就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而言，形象地说来，是背靠西方、面向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西方教会和中国社会两股力量的牵制。正由于此，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创办者们的动机是不可能完全从自己的要求出发的，“无论教会方面扬言‘征服’中国也好，‘在强烈的宗教影响下进行教育’也罢，都只是一厢情愿”，它必然要注意到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实际效果。其实，早在1910年，时任北美外国传教大会

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巴顿博士在北美外国传教大会上就指出，教会教育要服从于中国特殊的需要，外国教育家们要积极参与中国的教育活动。1922年出版的巴顿调查团报告更是为教会学校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新政策。

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及至20世纪初，教会大学开始更多地开设一系列包括法科等在内的专业领域的学科。以东吴大学法科创办为例，过去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从未开设过法科，东吴是第—所。当时美国在上海租界内设有驻华按察司署，推行美国属地阿拉斯加的‘领土法律’，需要在中国训练一批为他们服务的英美法人才'因此东吴法科应运而生。”就此时东吴大学法科教育而言，虽然仍包含着宗教和教育的双重目标，但因其本质上属近代的新教育，已不由自主地按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对此，时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的盛振为盛赞其，“外以应世界潮流，内以适国家之变迁，擘划深稽，以作育英才为务。其有造于吾国法界人才者，奚可量计”这一评价应该说是言大而夸，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如果说由于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创办，使得西方法文化的输入，在范围和规模上，从知识线的引进走向了知识体系的输入倒不为过。事实也是如此，还是以东吴大学法科为例，该校“出版的法律刊物刊载有20年代至30年代试图实现现代化所拟订的许多法典及中外律师的评注。该刊成了了解中国法制史上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时期的重要资料。”此时，西方法文化输入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出现了明显的飞跃，形成了加速度发展的态势。

与此同时，在华教会大学作为一个教育实体，为求得自己的生存，同时增强与中国人开办的大学相竞争的能力，非常重视培养适合近代中国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司徒雷登执掌燕京大学后就公开声称：“我们不要变成世界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为此，30年代的燕京建立起了自己社会学教师队伍，法学院学生占全校学生的1／3左右，法学院成了燕京实力强大的一个学院，教师们培养了学生运用科学方法收集有关中国社会基本材料的能力。与之相伴随，东吴法学院的法律教育也体现出了新的法律教育观和法律职业观，“引导并发展一种近代的法律职业观念——私人的并且是独立的，具有较高的任职标准、符合伦理的行为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法律职业。另外，东吴法学院还为学生提供了_一种近代的、向外看世界的视角；眺望世界，而不只是简单地接受使其有别于过去的那种准法律职业者的法律实务训练”。对此，时任东吴法科教务长的刘伯穆在1924年毕业生聚餐时，曾不无夸张地说，学校已为毕业生铺平了谋生的道路。

正是这种教育政策指导下，教会大学为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变革培养了一批法律人才。以东吴大学法科为例，“在30年代，有七名校友是立法院法律编纂委员会成员，提倡成立公共租界法庭的九名律师有七名是毕业于东吴法学院的。毕业于东吴大学并在30年代担任比较法学院院长的吴经熊帮助起草了1936年宪法，该宪法于1947年1月颁布；他还是关于1936年宪法草案背景的权威著作《中国制宪史》(上海，1937年)的作者之一。”另据1931年《中国人名录》中中国人的职业状况统计，担任律师的，教会大学毕业生有16人，其他大学毕业生有37人。我们知道，人才的保障是使可能变为现实的重要条件。毫无疑问，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人才培养客观上为传统法制的现代化转型的实现提供了某种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也与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大学的法律教育构筑起了一个新式法律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法律教育系统和法制变革中的创造力。这些由教会大学法律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已远非昔日以天下为己任自诩的士人所能企及。—方面，特定的西方法律教育的知识背景，决定了他们容易接受并期望传统法制的现代化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制现代化运动中固有的停滞惰力和倒退阻力的摩擦系数；另一方面，他们在近代中国诞生出来，也为此时我国法制现代化提供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专门人才，缓和了法制人才奇缺的矛盾，减轻了借才异域的压力与麻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一旦毕业后进入近代中国法制变革的舞台，就会形成一股综合性的社会趋新力量，不仅会直接推动该领域的变革发展，而且会长期保持这—方向和趋势。

教育近代化 篇4

CMEE:请您介绍一下, 此次“北京教育装备展示会暨教育装备论坛”召开的背景。

杨立湖:走进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教育工作会议, 颁布了《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教育现代化, 建成公平、优质、创新、开放的首都教育和先进的学习型城市, 进入以教育和人才培养为优势的现代化国际城市行列”的战略目标, 吹响了推动首都教育科学发展的新号角, 开启了首都教育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新篇章。形势喜人, 形势逼人。包括教育装备企事业单位在内的工作在首都教育装备战线上的同志, 深感责任重大。教育现代化, 离不开教育装备现代化。如何为各级各类学校配备够用、好用的装备, 需要各级教育装备部门的同志加强并引领对装备的研究论证, 需要教学研究部门和广大一线教师就装备与课程深层次整合, 切实满足教育教学需求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需要教育技术装备企业不断瞄准世界前沿技术与产品, 加强国内市场适切性研究, 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改造,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总之, 需要通过各方努力, 共同服务于首都各级各类学校师生, 共同服务于首都教育教学质量, 共同服务于首都教育改革发展大局。

CMEE:您作为“北京教育装备展示会暨教育装备论坛”主办方的领导, 您认为办好此次展会与论坛, 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杨立湖:搭建“北京教育装备展示会暨教育装备论坛”平台, 有利于教育装备工作拓展视野;有利于教育装备工作改革创新;有利于教育装备工作内涵发展;有利于教育装备工作扩大合作与交流!

目前, 北京教育装备展示会已成为国内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地区性教育装备展示会, 展会规模不断扩大, 规格越来越高, 参展产品科技质量逐步提高, 观众专业化程度突显, 现场交流气氛热烈、浓厚, 这是供需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办好北京教育装备展示会, 利用这一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可以为首都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CMEE:作为《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编委会副主任, 您在展会期间还参加了杂志征文的启动仪式, 并做了精彩演讲。请您谈谈对此次征文活动的看法。

杨立湖:《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举办的“我与教育装备”主题征文活动在几年前开展过, 得到北京市各级教育装备部门以及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积极响应,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为什么同样的主题再次开展活动?

大家知道, 最近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教育工作会议, 颁布了《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这个《纲要》不论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 还是在提高基础教育教育教学质量方面, 不论在教育信息化方面, 还是在教师培训及队伍建设方面, 等等, 均对中小学技术装备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

1.如何“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不断推进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2.如何通过教育装备的精细化管理, 提供可靠真实的资产统计数据及分析, 继续为市、区两级财政“加强经费拨款的科学论证”“增强经费分配的科学性”奠定坚实的技术支撑?

3.如何继续加强学科专用教室配置研究, 或继续搭建平台, 加强新技术进课堂课题研究, “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深层次整合”“探索新型技术形态的教育应用与创新”?

4.如何采取加强对实验室规范化管理、组织开展好实验室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业技能比赛等有效措施, 促进教育装备的使用效益提高, 进一步提升教育技术装备工作整体水平?

5.如何建立健全以使用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培训长效机制, 提升实验室管理人员的综合素养,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6.如何把好进入我市中小学校的仪器、设备、图书的质量关, 确保教育教学资源的安全与有效?

7.如何引导、指导中小学师生开展经典图书阅读等书香燕京系列阅读指导活动, 构建“人文校园”, 提高广大师生的阅读素养?

如此等等, 需要我们研究的、思考的、梳理的问题有许多。教育技术装备任务越重, 越要加强理性思考。脱离实践的纯理论研究固然是空洞的理论, 但没有工作反思的实践, 往往也是盲目的实践。希望能引起同志们的共鸣, 也希望《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为北京中小学技术装备转变发展模式, 实现在新的起点上的科学发展继续鸣锣开道!

编后语:

教育现代化标语 篇5

2、群策群力 同心同德 努力开创教育现代化新局面！

3、促教育均衡发展 办人民满意教育！

4、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5、树立终身教育观念，构建社区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现代化

6、热烈欢迎省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估组的领导、专家莅临指导！

7、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

8、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师以从教为乐！

9、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事业新的跨越！

10、社会发展 教育先行 教育振兴 全民有责！

11、各行各业齐心协力建设教育强市！

12、推进社区教育，建设学习型城市！

13、加快建设教育强市 率先实现扬中教育现代化!

14、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现代化！

1、加快建设教育强区步伐，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

2、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教育，关心未来！

3、深入实施教育惠民工程，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4、深入实施科教兴区战略，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

5、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6、加快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7、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促进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8、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9、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0、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打造浦口发展新优势！

11、呼应江北新城建设，打造现代化教育强区！

12、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努力开创教育现代化新局面!

13、促教育均衡发展，办人民满意教育!

14、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5、树立终身教育观念,建设学习型社会！

16、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服务江北新城建设！

17、加快实施教育跨江发展，积极培育优质教育资源！

18、强力推进教育现代化创建，全面提升办学水平！

19、社会发展，教育先行，教育振兴，全民有责！

20、注重内涵发展，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21、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和谐新浦口！

22、建设学习型社区，提升全民素质！

23、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

24、规范办学行为，实施素质教育！

25、贯彻教育法律法规，提高依法治教水平！

26、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27、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校园！

28、推进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实现教育公平！

浅谈现代化教育 篇6

【关键词】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特征；教育现代化的利与弊

一、什么是教育现代化

顾明远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教育现代化是指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化的过程。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社会的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我的观点与此大有相同却也不尽相同。所谓教育现代化，就是指在过去的教育模式上采用现代化的思想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育观念，使得教育不断发展与完善。

如今，随着科技化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教育也随之适应于现代的模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持续发展，使得我国越来越趋于现代化，教育也是同样。现代化教育所对应的便是传统教育，现代化教育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丰富和完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有了如今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现代化教育。并不仅仅是因为现代化教育在教育模式上发生了改变，同时也有思想与道德，教育人群，师资力量的改变。不断发展中形成了现代化教育。

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1.受教育人群的广泛性与平等性。如今，随着教育的普及，成人高考，成人大学，老年大学也随之出现并成为一种潮流。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想学习，国家就会提供给你学习的场所，学习的方法以及适当的奖励等等。今天的中国，摒弃过去的传统的思想教育，在学习上没有等级差距，更不存在文盲。过去只有皇亲国戚才可以有私塾先生教书，现在人人都可以在老师的教导下进行知识的扩充。

2.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与开阔性。传统教育中老师总是将书本上的内容给学生讲并不加以解释的让学生背诵。这种教育并没有使学生学到多少知识，只是为了应付一时的考试。而现代化教育则是扩充学生所学的内容，老师给学生加以解释并拓展课外知识。

3.教育的实践性。即在学习的过程中带学生加以实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只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对于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立足自然是不够的，所以现代化教育中老师会安排部分实践供学生提高自己的能力。

4.教育的永久性。即“活到老学到老”。虽然目前规定只有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在如今的社会上，没有知识就没有立足之地。如今的小孩才高八斗，老人学富五车，我们怎能不学习？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虽然这句话并不单单指的是学习，但我认为这句话用到学习中就是恰到好处。永久性的学习，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是苦，但这却可以天天有所提高。教育的永久性，为的就是给所有人一个机会，一个到老也不会失去的学习机会。

5.教育的多样性。即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在我上高中时，就特别喜欢做各种各样有趣的实验。觉得这样的形式吸引了我，让我沉迷其中。

6.教育的国际性。即所谓的出国留学和交流学习。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综合国力也逐渐增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也日益增多。现代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国际现象，它是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的结果。所以现代化教育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出国留学，去感受国外的文化与氛围，聆听国外的课堂，感受国外的教育模式，这无疑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高。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对出国留学持中立态度，出去学习交流自然是好的，但是我国的现代化教育也有一定的优势。

三、教育现代化的利与弊

有利方面：现代化教育在原有传统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传统教育是老师让学生死背，一味地将自己的想法传输给学生，并没有让学生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想法。而现代化教育则是老师在课堂上少讲少说，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来发表自己对这一知识点的看法。传统教育老师按照固定的教材给学生上课，而现代化教育则是通过一个实例，一个实验让学生自己体会其中的知识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老师会加以扩充。传统教育有人群的等级以及年龄之分，而现代化教育则是跨过等级和年龄的界限，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如此甚好。

不利方面：学校甚至老师还是会有对学生产生不公平的对待，无法一视同仁，对于天生优秀及后天努力的学生，自然会关爱有加，而对于即使后天努力也无法优秀的学生，可以说是讨厌甚至厌恶。从小学都大学，我一向欣赏那些对待所有学生都是一个态度的老师，即使严厉，也值得我去尊重。另外，如今的现代化教育越来越趋向金钱化，老师得到好处后便会对学生好。但是，每个学生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家庭间的差距自然是存在的，在我的观点中，老师一味地收取家长的利益是不道德的象征，根本没有资格做一个教书育人的好老师。最后，现代化教育越来越国际化，所以，不管家庭背景怎样，学生们都会争着想要出国。但是，有多少学生是真的去国外交流学习呢？如今，出国留学是主流，却也是有钱人炫耀的一种方式。在此，我不会肯定地说国内或者国外教育就一定好，但对于出国留学这种事，关系到自己的前途问题，不能盲目，一定要考虑周到。

现代化教育自然是做到了摒弃传统教育的弊端，但是，现代化教育也并不是最好的一种教育模式，仍需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问题，顾明远，中国教育学刊，1997（3）

[2]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实施策略，褚启红，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8（3）

教育近代化 篇7

关键词：教育装备,现代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上提出,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以教育的信息化推动教育的现代化”是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教育现代化已步入快车道, 国家将教育信息化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开始从分散建设向整体规划、统筹规划。但是, 教育信息化发展到今天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层次问题, 特别是西北省份, 信息化的基本格局还没有形成, 优质资源的储备、开发和应用的有效机制还没有形成,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还达不到要求, 这些问题是目前我们急需要解决的, 解决了这些问题, 才能保障教育信息化快速、健康, 有序的发展。

一、信息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软硬件建设不平衡, 软件与硬件不能够同步

由于资金与资源短缺, 学校信息化软件建设严重滞后, 资源库的硬件建设工作虽已完成, 但是与课程配套的教学资源严重不足, 取得优质教学资源的渠道单一, 还不能使广大教师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二) 教师应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教育教学的水平亟待提高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是信息化社会教师必备的专业能力, 我县虽通过开展各类层次的相关培训, 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是由于模式单一, 培训师资水平有限, 教师接受现代新媒体新技术的观念还有待提高, 缺乏应用信息技术提高课程资源的深度融合能力, 还不能够熟练地应用信息化设备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途径

(一) 要提高学校领导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

现代信息社会中, 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使得学校教育在课程、教学、管理、学校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三通两平台”工程的实施, 很多学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建设都已经初具规模, 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水平越来越高,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将学校现有人力、物力的投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育效益, 真正发挥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及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校长作为学校教育教学的领导者, 要不断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环境给学校管理提出的新的要求, 努力把学校打造成为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全面整合的样板, 使自己逐渐成为应用信息技术管理教育、经营学校的专家。总之, 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教育意识强、教育思想观念新、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校长队伍。

(二) 注重“三通两平台”建设, 夯实数字校园基础

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教育装备的现代化。县教育部门应以“三通两平台”建设为抓手, 不断加大教育装备建设力度, 对陈旧落后的教学设备进行全面升级和改造;以有效机制的构建为引领, 引导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应用模式创新、鼓励社会广泛参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注重发挥好学生的主体性, 使教育信息化在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 积极发挥“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的引领示范作用, 所有专业技术人员都注册个人空间, 各学校组织教师上传、交流教育教学资源, 进行在线“晒课”活动, 推动教育模式的创新与变革。另外, 中小学全部建立个性化网站, 并且与县教育信息网相互链接, 做到了县级有县教育信息网、校级有学校信息网、教师有教师空间。

(三) 加强资源库建设, 建立优质资源共享机制

在现有教育资源库无法满足学校实际需要的情况下, 我县开展了学科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工作, 通过“引入国家资源、共享合作资源、开发特色资源”的渠道, 不断丰富信息资源库的内容, 努力提高资源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水平, 形成了上下联动的资源建设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巩固深化教育资源成果, 利用中心校软硬件资源的优越性, 落实推广“中心校带动教学点”的教学组织模式, 持续加强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 加强技术支持服务和应用检查, 积累一批典型应用案例, 形成“一校带多点”“一校带多校”的模式, 切实帮助教学点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四) 加大培训力度, 助力课堂教学改革

根据新时期信息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 找准发力方向, 加强内涵发展, 在做好信息化硬件建设的同时, 更要做好信息化建设的管理和应用工作。教育部门应积极开展以现代信息环境下先进的教育理念、信息技术能力、教学设计方法与课程整合能力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技术培训, 以教育的信息化来推动教育的现代化。为引导教师把信息技术的学习、应用与新课改理念有机结合起来, 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和学习方式, 全面提高广大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教学的能力, 县级培训和各校校本培训都将提高教师课堂整合能力作为重点, 每学期安排一次县级培训、一次校本培训, 并购买了教师网络培训平台,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培训什么”的原则, 加大信息技术的培训力度, 提升教师应用新技术、推广新技术的能力。

(五) 利用网络课设“三个课堂”

大力推进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等“新型课堂”建设,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和教育公平。建好“专递课堂”, 应采取校与校结对模式或者县与县结对模式, 利用网上同步上课的方式, 开展同步课规模化应用, 使农村学校能够享受到城镇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

(六) 调查研究, 拓宽思路

新疆近代民族教育浅说 篇8

一、新疆民族教育发展沿革

新疆教育历史的发展具有自己显著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福乐智慧》的作者, 喀喇汗王朝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学者, 远见卓识的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 在11世纪就提出了教育与人的关系, 特别重视教师教育在民族教育中的重要性, 特别强调从经验中求得知识:“谁若有了知识, 谁就能获得高为”, “知识是永不匮乏的宝藏”, “谁若获得了知识, 谁就能把世界岁月掌握在手中”。[1]36但是, 11世纪的历史条件无法传播教育思想或很难实现教师的培养活动, 其原因, 一是当时社会的总趋势把教育价值观念宗教化。新疆的教育事业, 通过经文学校的教育进行, 他们培养的是宗教教员, 学员掌握的是宗教知识。二是封建思想严重束缚阻碍民族文化教育的形成。三是大部分民众因为家庭经济贫困不具备接受教育的条件。

《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 11世纪的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大约于1082年在故乡乌帕尔阿孜克村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子命名的“马赫穆德亚讲学堂”, 亲任讲师, 为从各地聚来的学子们讲课, 传播文化知识。[2]《突厥语大词典》内容范围非常广泛, 它保存了操突厥语的民族的历史、经济、文化、信仰、政权、政治运行措施、哲学、社会道德、风俗习惯、地理、民间传说和丰富的语言资料, [2]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突厥语语言学词典, 是一部新疆和中亚古代历史、地理、民族和文化方面的百科全书, 汇集了200余古代诗歌, 在语言学、历史学、文学领域具有珍贵价值。[3]当时, 因民族教育思想的生存环境受到冲击, 家庭教育和宗教心态占据优先地位, 使学者的文化知识无法传播和广泛推广。

12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苏非派具有极其重要作用, 13、14世纪时一度出现妇女教团等苏非教团。在思想和现实生活中苏非派的民间信仰有了系统化和制度化, 苏非派主张的“除真主外, 无物存在”的思想传播于民间中, 吸引了众多的信仰者。但元明政局的剧变阻碍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喀喇汗王朝时期大力推行宗教文化, 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 当地的民族文化被伊斯兰化, 众多的平民自然地就崇拜了伊斯兰思想。伊斯兰教自公元10世纪传入喀什, 到16世纪终于在天山南北占据统治地位, 伊斯兰文化取代了新文化教育思想。16, 17世纪, 即叶尔羌汗国时期, 在文化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一是《拉失德史》的创立, 它记述了叶尔羌汗国建立前后在各汗王之间产生的争夺悲剧和各民族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状况。二是《编年史》的编纂, 这是一部叶尔羌汗国编年史。三是《寻求真理者之友》, 该书记述的是叶尔羌汗国的一些伊斯兰教首领的业绩等等。这些文化知识大部分在通过经文学校和学术界传播, 一般平民根本不知道或无法知道, 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有如此宝贵财富的存在, 他们渴望的不是掌握或学什么科学知识, 而是想得到真主的恩赐, 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让这些百姓一心一意的去服从真主的安排。所以新民族教育思想的传播仍然缓慢。

二、近代新疆民族教育的特点

19世纪末, 一批杰出的学者开始探索在家乡建立和改善教育, 首先实行的是建设学校和培养教师。

1872年, 玉山英·木沙巴依和巴哈吾丁·木沙巴依兄弟俩人在新疆南疆阿图什依克沙克村创办了一所有三个班的新学校, 命名为“玉山英学校”。这所学校的建立开拓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之路。为了解决教师不足的问题, 派克里木等7名学生赴俄国喀山师范学校学习深造。这些学生从国外回来后, 建立健全学校管理制度, 最引人注目的是编制了极有历史意义的学校课程表, 如1888年玉山英学校的课程表设立卫生保健、语文、文学、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图画、读写、俄语、阿拉伯波斯语、音乐、体育等课程。1913年, 吐鲁番商人买合苏提·木义提创办了阿斯塔那小学, 聘请俄国喀山塔塔尔知识分子穆依布拉, 古兰丹夫妇, 开设了历史、地理、算术等多种课程。1915年, 在新疆北疆伊犁创办了图冉学校。同年, 鲁克沁商人塔依乐伯克联合其他商人, 从俄国喀山请来了塔塔尔知识分子木拉提、艾达尔、艾山帕合等人, 办起鲁克沁小学, 教授语文、算术、地理等文化课程。[1]3119世纪末, 20世纪初近代新疆教育教学不断改善教学方式和教学思路, 为确保教学质量, 特别重视教师的教育和素养的培养, 当时这些学校为了解决教师不足的问题, 从中亚和塔塔尔斯坦的喀山引进带有新教育思想、新文化知识的一批教师, 同时派学生赴中亚和俄国喀山师范学校学习深造。所以这些学校的教育方式、教学课程大部分采纳苏联模式。

教师教育的形成促进了民族教育的发展。民族教育从家庭教育、宗教教育、学堂教育、普及教育发展成科学知识教育。

民国时期, 尤其杨曾新、金树仁, 盛世才统治时期, 新疆教育发展极其缓慢。当时新疆民族教育的主要要点是要发展民族语言教育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 特别关注失学男女儿童受教育的情况, 努力改变限制女孩子上学的现象。各类学校按照地方特色制定了短期学习班和义务教育的教学计划, 促进了小学、初中、高中和职业学校教育的发展, 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师范和综合大学教学的普遍开设和发展。盛世才统治时期, 派学生到中亚塔什干学习深造达到高潮, 他为遵守《苏联友好条约》公派一批学生赴苏联学习, 打开了新疆教育发展的新道路。从此以后, 一批批各族青年赴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为新疆民族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从1934年11月至1936年11月, 分两批派学生赴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公费学习, 大部分学生是新疆省师范学校和省中学的学生, 另有自愿申请留学的不同单位的工作者、社会上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文化课考试和体检后允许去苏联学习, “按照盛世才与苏联政府签定的条约安排100名学员赴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学习深造, 又安排84名汉族学生、146名维吾尔族学生、16名回族学生、30名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学生、4名乌孜别克、塔吉克学生、12名蒙古族学生、5名塔塔尔族学生”[4]等299名各族学生赴塔什干留学。为了在国内更大范围实施教育发展规划, 在1936年, 新疆省政府制订了第一期三年计划、1939年, 制订了第二期三年计划、1943年, 制订了第三期三年计划;1938年, 新疆召开了第一次教育行政会议、1940年, 召开了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1946年以后, 新疆各类各级学校的民族教学和教育结构有了普遍的变化, 开设了经文课、数学、植物、动物、矿物、天文、物理、化学、教学法、教育心理学等新课程。特别重视举办职业技术学校和扫盲工作。1952年, 教育厅制定小学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 新疆省召开第一届初等教育会议之后,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 民族教师教育的培养和培训工作才有了新政策和新计划。

“大力发展民族教育, 提高民族素质和创造力, 民族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是关系到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 [5]发展教育, 是提高全民素质、培养人才的基础。当前教育改革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教育发展延续的共同趋势。多年的教育改革使新疆民族教育事业更加规范化、社会化、科学化, 为新疆民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要进一步提高民族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 高度重视民族教师的培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新时期的民族教育工作, 才能实现新疆民族教育的繁荣发展。

摘要：近代新疆民族教育经历了历史上的很多曲折道路, 从11世纪知识教育思想产生到19世纪末最终形成了普通的学校教育。近代新疆民族教育, 一直很薄弱, 而且起点低, 结构单一, 发展相对落后。这种情况延续到20世纪初。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近代新疆民族教育虽然有了新思路和新改善。但在地方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 民族教育教学仍然发展缓慢。

关键词：近代新疆,民族教育,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8:36.

[2]迪丽努尔.阿不都肉苏里.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和他的陵墓[M].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2005.

[3]苗普生, 田卫疆.新疆史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256.

[4]阿不都热合曼.阿不都拉.在塔什干读书的人[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2.

信息时代的教育与教育现代化 篇9

一、信息教育的作用与意义

信息教育, 就是培养学生“信息处理能力”的教育活动, 是指学习者在信息化社会活动中有选择地利用信息工具 (手段) , 有效地获取信息、运用信息、创新信息的基本能力。信息教育的内容包括信息技术、信息运用、信息伦理等。信息教育的开展有利于学习者实现主动学习, 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在传统教育模式中, 教师不仅是教学的组织者, 也是学习信息的传播者, 而学习者只能被动地作为信宿接受学习信息。通过信息教育的开展, 学习者可以利用信息工具 (手段) 主动地获得相关的学习信息, 使学习者学习过程中不仅掌握了知识技能, 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学习的方法。开展信息技术基础教育, 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学习和应用信息技术的兴趣与意识, 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思维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 而且能使之成为学生未来学习的有效工具, 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实现教育信息化。现代教育要求“信息化、多媒化、多元化”的三化教育;也是“高效率、高效益、高质量”的三高教育。它能帮助人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收获, 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较多的教育和学习效果。在信息社会中, 只具有专门的技术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信息社会变化速度快, 对信息社会的适应性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人才水平的高低。在获取专业知识的同时, 掌握一定的信息知识、信息能力, 具备了一定的信息意识、信息观念, 可以促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之一是终身教育,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到在职教育都离不开它, 只有通过系统、完整的信息教育, 社会成员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促进社会的进步。

二、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 传统教育愈来愈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信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以及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促使传统教育发生彻底变革, 这种变革的当务之急是改革教育的结构、内容和方式。首先要破除传统的教育思想, 树立现代化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现代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现代教育观、现代教学观、现代学生观、现代教材观、现代学校观以及现代人才观。传统教学, 过份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和书本知识的传授, 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和能力的培养, 认为教学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传授书本知识;而现代教学观认为教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它既要传授知识, 又要发展多种能力, 如学习能力、信息能力, 还要培养品德。为了实现新的教育目标, 教育内容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其总的趋势是:教材的难度增加, 重视基本理论, 强调知识内在的联系, 在课程设计上注重学科结构合理, 教学内容少而精, 着重使学生掌握一般的基本原理以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教育内容还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着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信息化教育不再仅限于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这种单一的教学组织形式, 而是传统教育、个别化教育、远程教育等相结合, 多种办学形式并存, 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并存, 多种功能的教育相融合, 重在个别化教育和创新性自主学习, 使受教育者具有极大的自由选择余地和发展空间, 使其更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体现信息时代的特征。

三、充分发挥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的优势, 使教学过程丰富多彩

多媒体计算机为学生创造特殊的学习情景, 是网络教学的又一显著特点。多媒体信息的形式, 可以是文本、图形、图表、也可以是声音、图像甚至是三维动画。我们经常是多种信息形式同时使用, 通过各种手法从不同角度表现同一内容, 使高度概括和十分抽象的原理、概念变得具体、生动易于理解和记忆。由于网络教学的交互性, 学生很容易投入到教学过程当中, 甚至扮演某种角色。他们可以在虚拟的实验室里做实验, 在虚拟的图书馆里浏览, 传统的课堂教学有口授、板书、提问、作业等几个重要环节, 有经验的教师善于灵活运用, 吸引学员的注意力, 并注重教、学之间的交流, 活跃课堂气氛以达到最佳的效果。由于网络教学具有交互性、情景化和共享性, 使教手段更加丰富, 学的方法更加新颖、多样, 有利于充分调动教与学双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学习变得主动, 克服了传统课堂教学的刻板与沉闷。网络可以将某一专业的知识, 按照其相关性联接起来, 使思维的脉络更加清楚, 有利于把握知识的整体结构。教师在制作自己的教学课件时, 能注意引导学生在分析、比较归纳、推理方面下功夫, 就能有效克服对各孤立知识点的死记硬背, 而从整体上、更深的层次上认识所学专业知识的本质。传统教学的交流点限于师生之间, 交流方式限于语言交流。网络教学则打破时空界限, 所有上网的教学参与者之间都可以进行交流。.除了语言, 还有文件、数据、图表、图形、图像, 网络还提供了共享性的学习界面, 为众多学生协同工作、集思广益、共同研究探讨、解决某项难题提供了可能, 同时也将使网络教育变得丰富多样, 异彩纷呈。

总之, 信息技术为当代教育理论提供了许多实现的途径, 给当代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 我们不应完全否定传统课堂教学的长处, 学校应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人文和情感氛围, 注重教学的优化设计, 寻求课堂教学的最佳结合点, 优质高效地培养能够适应时代要求、适合21世纪需要的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陈琦, 刘儒德.信息技术教育应用[M].人民邮电出版社, 1997.5.

[2]曹卫真.教育信息化及对教育技术培训内容的思考[J].中国电化教育, 2000, (3) .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及其借鉴 篇10

李鸿章与天津近代洋务教育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动摇了封建教育的规范, “经世致用”的教育改革主张开始出现, 并逐渐演化为由洋务运动派生出来的洋务教育。李鸿章就是近代中国兴办洋务教育的代表人物。

李鸿章 (1823～1901) , 字浙甫, 号少荃, 安徽合肥人。1870年 (同治九年) 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虽不是教育家, 但从他办洋务、兴学堂的言论与实践中, 不难了解他的教育思想。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是李鸿章兴办洋务教育的主导思想。而“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是有其清晰脉络的。1864年 (同治三年) , 李鸿章基于对空疏腐朽的科举制度的认识, 出于在引进国外“制器之器”的同时培养本国“制器之人”的考虑, 吁请清政府变通科举制度, “专设一科取士”。而这专设的“一科”, 即是为开洋务而取人才的。1867年 (同治六年) , 他假丁日昌之口提出如下主张:“取士兼求实用之才……似应于文场科举之制, 略为变通。拟分为八科, 以求实济”。 (1) 1874年 (同治十三年) , 在天津任上的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列强“以兵胁我, 殆无虚岁”, 而中国却缺乏“练达兵略精通洋法”之人。故请求“朝廷力开风气, 破拘挛之故习, 求致胜之实济”。为此, 他疾呼“用人最是急务, 储才尤为远图”。

从李鸿章兴办实业与实业教育的实践中, 也折射出他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他认为, 要抵御外辱, 就要“自强求实”, 走富国强兵之路。于是主张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他说:“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 条理精严, 迥非中土所能及”。 (2) 同时他也深信:“我中华智巧聪明, 岂出西人之下, 果有精熟西文, 转相传习, 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 当可以渐通晓”。 (3) 于是, 他身体力行, 积极兴办实业教育, 用以造就从事机器生产和武器应用的人才。不仅如此, 他还把目光投向国外, 极力倡导选拔优秀儿童和青年赴海外留学, 接受国外的技术教育。1876年 (光绪二年) , 他在与南洋大臣沈葆桢联名上奏的《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提出:“请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致胜之理”。因为“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 终难探制作之源”;况其驾驶技术“于大洋狂风巨浪中, 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亦“自非日接身亲, 断难窥其密钥”。他在国内和天津地区举办的众多洋务学堂, 无一不秉承“学以致用”的原则, 培养了数量可观的应用型人才。

应当指出的是, “中体西用”仅仅是改良主义的主张。李鸿章有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中国文武制度, 事事远处于西人之上, 独火器万不能”。 (4) 这就是说, 他的举动绝不是要削除封建制度, 而仅仅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挽救行将就木的清王朝而已。但是, 就总体而言, “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毕竟给近代中国教育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的历史辉煌

李鸿章自1870年到天津赴任至1901年11月7日病逝于任上, 仅在天津一地就创办或扶植设立了多所洋务学堂, 这些学堂就是天津最早的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以开办年份为序主要有:天津电报学堂 (1880年10月6日) 、天津水师学堂 (1881年8月) 、总督医院附属医学堂 (1881年12月15日) 、天津武备学堂 (1885年6月17日) 、北洋医学堂 (1894年6月26日) 、天津北洋大学堂 (1895年10月2日) 、天津俄文馆 (1896年) , 等等。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 天津电报学堂

1879年 (光绪五年) , 天津架设由市内至大沽炮台北塘兵营的电报通讯线路, 1880年9月, 李鸿章奏请再架设一条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 同时请求设立一所电报学堂。获准后即于当年10月6日举办了天津电报学堂并正式开学。在体制上, 天津电报学堂隶属于天津电报局, 延聘中外电信技师担任教习, 学生实习就便安排在天津电报局进行。入学年龄一般为16～22岁, 学制4～5年。学生在学期间领取月银3～10两。毕业生拨往各地电报局分局工作, 不能胜任者可回学堂补习。在课程设置方面, 学校将“电报实习”放在首位。专业理论科目有基础电信、电报制度与仪器、国际电报规约、铁路电报设备、电报线路测量、陆上水下电线建筑、电力照明、电磁学、电测试、材料学、制图学等;文化基础科目有中文、英文、电报地理学、数学等。

1900年, 按照李鸿章初创天津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 自行经理, 庶几权自我操, 持久不敝” (5) 的主张, 学校的教习已全部由华人担任。学校开办的20年中, 共为天津和全国各地输送毕业生三百余名, 正是这些人撑起了中国早期电讯事业的基础框架。

(二) 北洋水师学堂

1874年 (同治十三年) , 李鸿章奏请建立北洋水师, 经4年筹措, 于1878年 (光绪四年) 成军。这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规模最为巨大、装备最为精良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初创时期“需人甚众”, 李鸿章遂于1880年上奏请求设立水师学堂, 获得允准。1881年8月, 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落成, 津人记称:“学室宽敞整齐, 不下一百余栋”, 且“另有观星台一座, 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 可谓别开生面矣”。 (6)

严复是对北洋水师学堂贡献殊为突出的人物。严复 (1853～1921) 字又陵, 祖籍福建闽侯。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 1880年, 27岁的严复应李鸿章之邀赴天津筹办北洋水师学堂。学校初创时担任总教习 (教务长) , 1890年升任总办 (校长) , 为北洋水师学堂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现存的《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看来, 学校招收13～17岁本地或外地“良家子弟”入学。收入学堂“试习”两个月 (后改为3个月) 之后“再行察看, 倘口齿不灵, 或性情恶劣, 举止轻浮, 即行剔退”。对于学制, 该章程规定:“学童在堂以五年为期, 未满五年, 不得告退, 亦不准应童子试, 致妨功课”。翌年, 李鸿章对原章程进行了部分修改, 进一步放宽了招生范围和年龄限制, 简化了招生手续, 提高了学生待遇。透过该章程及其修订案, 不难看出李鸿章尽早尽快培养优秀海军人才的急切心情以及整饬校纪、严谨治学的办学思路。

学校设置驾驶、管轮两科 (专业) , 分别专习轮船驾驶和轮机管理。学生除攻读必要的文化、专业课程外, 还须“由洋文教习带赴堂外训练外国水师操法”, 或“上练船历练”。学生在校学习4年之后, 由北洋大臣主办“大考”, 合格者均派往“练船”培训一年。“举凡大炮、洋枪、刀剑、操法、弹药利弊、上桅接绳、用帆诸法、一切船上应用诸习, 都要能够通晓”。 (7)

天津电报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都未能逃脱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中。但是它们为中国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

(三) 北洋医学堂

1894年 (光绪二十年) , 经李鸿章奏请, 北洋医学堂正式成立, 校长由林联辉担任。其实, 北洋医学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其落成年份之前的14年。1880年, 伦敦传教会的马根济 (John·K·Machenzie) 在天津开设了一所“总督医院”, 1881年, 该院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设立了“总督医院附属学堂” (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 1893年 (光绪十九年) , 李鸿章在天津试办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 下设储药处、施医院及西医学堂。1894年成立的北洋医学堂就是由总督医院附属学堂与储药施医总医院附属西医学堂几经扩充而成的, 校长林联辉即是总督医院附属医学堂的第一届高材生。

李鸿章设立北洋医学堂的初衷是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 为北洋海军服务。正如他在1894年6月26日的奏折中所称:“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 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 西医犹独擅专长……北洋创办海军之初, 雇募洋医分派各舰, 为费不赀, 是兴建西医学堂, 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 (8)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 北洋医学堂的突出办学特点就是任用洋员, 承袭西法。主持教学事务的是时任天津税务署的医官欧墩, 教师多聘外籍医生, 学校课程仿照西方医学院校的标准设置, 学生“分习洋文医理, 讲贯编摩”。与前述两所学堂不同的是, 北洋医学堂在“庚子之变”中并未遭到损毁, 并且继续得以发展。

北洋医学堂是天津乃至中国最早设立的国立西医学堂, 是中国西医教育的发轫之举。

(四) 北洋大学堂

1895年5月2日, 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 其政治主张是实行君主立宪, 其教育主张是废八股、兴新学, 史称“戊戌变法”。地处京畿的天津, 与康梁相呼应, 迅即掀起鼓吹变法之风, 其代表人物是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他连续发表了《论世态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 积极宣扬维新变法。他历数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危害, 主张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兴办西学。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1895年10月2日, “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立。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13年复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堂”;新中国成立后, 命名为“天津大学”。以现有史料为据, 天津北洋大学堂 (天津大学)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公立大学。

学校初创, 盛宣怀任名誉校长, 丁家立任总教习。盛宣怀 (1844～1916) 字杏荪, 祖籍江苏武进。1870年成为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的幕僚, 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时, 又追随到天津。1880年任电报局总办, 1892年任天津海关道, 在此任上, 他开办了北洋西学学堂。他为开设北洋西学学堂而拟就的《拟设天津中西学章程》就是经李鸿章首肯后上奏朝廷获准的。

北洋大学堂初建时, 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 其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均悉仿效这些西方名校而设定。学堂分为头等、二等两个级别, 学制均为4年, 二等学堂为预科。头等学堂的普通科设有英文、数学、制图、物理、化学、天文、地学、万国公法等科目, 专门科则设工程学、电学、矿物学、机器学、律例学等科目。这些都充分印证了从实际出发, 注重治学治事, 着力造就既有理论知识, 又有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科人才的办学宗旨与实事求是的办学思想。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的历史思考

笔者之所以要打开清末洋务教育这部尘封百余年的历史, 并非发思古之幽情, 而是要以史为鉴, 引发人们对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

(—) 教育改革是社会与经济变革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会发生洋务运动?为什么会产生洋务教育?有人把它归结为西方列强的侵略, 其实这仅仅是促使古老的中华帝国发生变化的外因, 而真正的内因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生重大变革使然。换言之, 如果没有列强侵入, 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体制也迟早会发生变革, 教育体制也必然会发生与之相应的改革。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 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还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些论述揭示了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的普遍规律。

方今的世界, 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主流。然而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日益增多, 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严重, 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与人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国内, 从社会层面讲, 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同时, 在社会转型期, 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比较稳定、成熟的体制与机制尚在完善与构建之中。从经济层面讲, 突出的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走出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坚持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人力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抉择。

以上所述都昭示着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再一次处于新的历史关键时期。天津的教育, 特别是职业教育能否审时度势, 继往开来,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创造新辉煌。

(二)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改革的永恒主题

纵观天津近代洋务教育, 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 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尽管我们与历史上的“洋务派”、“维新派”站在不同的立场, 为了不同的目标, 但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点上却是殊途同归的。这恰恰证明,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的本质特征, 也是教育的基本规律。

教育的本意是指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从教育发生开始, 人们逐渐认识到, 教育过程与生产劳动过程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 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他还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 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的结合,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9)

当前,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的核心就是教育要不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这一点, 有许多人或许不以为然, 其实约略观察一下现今的教育, “素质教育讲得热火朝天, 应试教育做得扎扎实实”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实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其基本内涵是“一基三发”, 即:基本思想是尊重、关心、理解、信任每一个人;理论前提是发现人的价值、发挥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仅此而已, 岂有他哉!回顾职业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 不难发现职业教育的理念、教育模式与教育机制与素质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职业教育中率先推行素质教育有着独特的优势。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即提出的素质教育构想, 完全有可能在职业教育领域先行取得突破。

(三) 实现大职业教育理想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尽管建树颇丰, 在当时却并未形成系统的教育理论, 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历史缺憾。1911年之后, 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 一位现代职业教育家出现了, 他就是黄炎培。

黄炎培 (1878～1965) 字任之, 江苏川沙 (今上海市) 人。黄炎培早年从事实业教育, 1917年5月6日, 黄炎培联系国内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大体经过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大职业教育思想三个阶段。客观地讲, 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思想是在继承中国近现代洋务教育、实业教育理念与实践的经验, 加上其本人在兴办职业教育过程中的创造性思考而形成的。大职业教育思想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巅峰, 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仍具有强劲的引领作用。

1926年, 黄炎培在总结兴办职业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时指出:“ (一) 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 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二) 只从教育界做功夫, 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三) 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 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又进一步指出:“其实岂但职业教育, 什么教育都该这样, 也许什么事业都该这样。这样的职业教育方针称他什么呢?大胆的称他‘大职业教育主义’”。 (10)

大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有三:其一, 职业教育要与职业界联合。职业教育本以“沟通教育与职业”为宗旨, 必然要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方针。“设什么科, 要看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 用什么教材, 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 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 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其二, 职业教育要与普通教育合作。黄炎培早就指出:“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他还说:“义务教育并非同职业教育隔开, 更不是有什么高下的阶级……现在各地推广义务教育, 呼声甚高, 而往往与职业教育截然两事, 这还是没有明白义务教育中亦可有职业教育的道理”。 (11) 就此, 他提出了“普通教育职业化”的主张, 呼吁在普通教育中推行早期“职业陶冶”和“职业指导”。其三, 企业亦负有教育之责。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先有职业, 后有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是基于“职业教育可以说是距离事实最近的教育”, 所以“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 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为此, 他规划了这样一种前景:“职业学校要与附近各工厂联为一气。未开办以前, 邀工厂专家组 (织) 校董会或指导委员会就商课程及一切办法。办至相当时期, 就商各厂, 给学生以实地参观和练习种种机会, 总须使学生毕业后, 确是供给厂家所需要, 兼须使厂家心里认清立校的本旨, 看学校和自己的学一样, 然后毕业生出路可以无有问题”。

显然, 大职业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内部、外部关系的真谛, 是教育在服务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中求得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天津的职业教育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在这段历史时期, 无数职业教育前辈为振兴职业教育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探索, 也创造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巅峰。我们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评价前人的是非功过, 努力从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中汲取有益的养分, 获得切实的启示, 把今天的事情办好, 在渤海之滨续写更为华彩的教育诗篇, 创造无愧于先辈与后人的光辉伟业。

参考文献

[1]陈振江.百年风云[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4.

[2]张大民.天津近代教育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教育现代化的“无锡答卷” 篇1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是人民满意的教育”，“怎样办教育才能让人民满意”……面对教育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江苏省无锡市围绕“办人民满意教育”这一宗旨，在“人人享有良好教育”和“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做了不懈努力，也向社会交出了一张优秀的成绩单。

无锡为何能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独辟蹊径，找到一条科学发展，人民满意的正确道路？对此，本刊选编了2014年以来，全国各大媒体对无锡在教育改革发展领域中的创新举措和丰硕成果的报道，力求将无锡教育现代化的先进经验与读者分享。

太湖之滨，人杰地灵。无锡，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历来崇文尚教。闻名历史的东林书院屹立于此，一代名联至今为天下读书人传颂;大街小巷中散落着众多名人故居，清末思想家薛福成、著名学者钱钟书、教育家顾毓琇等大家均出于此，汇聚了江南地区人文之精华。

在这个自古以来的富庶之地，除了经济上令人瞩目的高位增长，无锡教育的总体水平也走在江苏省乃至全国前列：90年代末20世纪初，无锡市最早提出教育现代化;2012年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地区”;2013年成为全国首批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检”的城市……

历史上崇文尚教基因的积累和沉淀，现代化教育模式的创新和驱动，使无锡教育成为了这座城市最闪亮的品牌。如何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如何保证教育公平的同时兼顾特色办学？如何突破桎梏实现机制创新？一直以来，这些具体问题都在困扰着地方教育现代化发展。或许，我们在这份“无锡答卷”中可以窥探一二，领略无锡教育的独到之处。

提谷齐峰 高位均衡保教育公平

2014年5月1日，《无锡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条例》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实际上，无锡探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早已开始，成果斐然。

据了解，2012年，无锡所辖市（县）区在全省率先全部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省级督导，当年该市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地区”;2013年11月，无锡再次全员通过教育部督导检查，成为全国首批所有市（县）区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检”的大中城市。

成绩的背后则是对具体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务实解决。在备受关注的义务教育“择校热”问题上，有这么一组数据引起记者注意：2014年无锡全市范围内择校率已降至10%以下。在无锡新区，中小学择校比例仅为1.2%和1.6%。在2012年底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社会公众对全市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总体满意度达到94.07分。

近年来，无锡义务教育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等软硬件上整体均衡推进。在硬件上，从2009年起，该市每年投入1000万元财政引导资金，对60所相对薄弱学校在办学场地、教学用房、设施设备、校园环境等方面进行优质配置，全市义务教育现代化学校100%全覆盖。

而在软件上，突破口则在于有序推进教师大轮岗，让无锡城乡师资队伍配置趋于优质均衡。据无锡市教育部门负责人介绍，从2010年开始，该市每年按照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15%和不低于骨干教师总数15%的比例，进行教师轮岗交流;对到薄弱学校任教达到一定期限且绩效突出的教师，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业务进修、考核评优等方面优先安排。2010年-2013年，全市共轮岗交流教师1.25万余人、校长460人，有的学校几乎100%的教师都有轮岗交流经历。

办学差距的缩小带来的是择校率的下降。机制的创新和改革是治理“择校热”另一剂的良药。从2014年开始，无锡热门高中除自主招生外的计划内招生指标全部分配到各初中，这是继2012年在省内率先缩减中考科目之后，无锡推出的又一项中考、中招改革。通过多年的体制、机制改革，无锡市各中小学正逐渐从生源竞争转向教学质量竞争，从升学竞争转向办学水平竞争，继续推进教育高位均衡发展。

在追求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也得到尊重和保障。“从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颁布到现在，近十年的时间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十年来，我们首先做的就是让民众在受教育机会上尽可能公平，尤其是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这两个阶段，真正做到人人享有良好教育。”无锡市教育局局长陆卫东向记者强调发展目标。

对于有着近700万人口，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为外来人口的无锡来说，如何让教育真正惠及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每个家庭、每个孩子，让他们享有良好的教育，的确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现实和迫切。

以无锡市新安中学为例，这所有着66年校史的老学校现有700名学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占了40%。“我们以人为本，坚守‘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办学理念，从服务学生发展、教师发展的内需出发，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探索学校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新安中学校长王中意表示。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这一理念无疑折射出无锡义务教育整体目标。“无锡探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是削峰填谷式低水平缩小差距，而是通过提谷齐峰，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均衡，让每一所学校都精彩、每一个孩子都出彩。”无锡市教育局局长陆卫东说。

创新发展 深化改革推动多元化办学

2012年4月17日，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在调研无锡教育改革发展情况时，曾专门提及“三个发展”—优先发展、创新发展、均衡发展。在改革创新方面，副省长曹卫星指出，除了学区的调整、招生的改革、择校的治理、无锡在教学改革、素质教育的推进，以及多元化办学方面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无锡特色的模式和机制。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无锡各个学校都“很有看头”，各具特色。在无锡市胡埭中心小学，学校秉承优良传统提出了“给孩子一百种经历”—“经历教育”这一崭新命题。同时，在这所以书法教育为品牌的小学中，孩子们在书香墨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经历心灵的成长。

在江苏省重点中学、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天一中学，超常教育、国际教育、科技教育则是该校闻名全国的“品牌”。学校成立“天一科学院”这一学生自主学习研究中心，通过整合课程资源，探索学生的学习模式，突破现有培养方式，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激发和增强每个学生的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更独具特色的还有无锡第一女子中学，作为无锡唯一一所只招收女生的学校，学校成为了江苏省“现代女性素养课程基地”，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大力培养现代大气、自立自强、具有创新精神、德才兼备的现代女性人才。

被誉为“轻工业高等教育明珠”的江南大学同样落户于无锡，这所风景如画的学校近年来彰显其轻工特色，在生物工程、食品科学和工业设计等学科领域享誉业界。

在职业教育领域，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强调实岗育人。另一所中职院校—无锡汽车工程专业学校在校企合作上同样经验颇丰，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提高育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实现职业教育毕业生高层次、高薪资、高成长的“三高”就业。

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无锡教育为何能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曹卫星副省长对此曾总结道，“这些都是改革创新带来的成果。对教育发展中体制机制性的问题、薄弱的环节、发展的难题，着力通过创新来破解。遇到问题不回避，正视现实，面对现实，能够通过解放思想、拓宽思路来创新举措，破解这些难题。”

优先发展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如果说均衡发展、创新驱动，深化改革是推动无锡教育“向前走”的动力思路，那么“优先发展”则是无锡发展教育的整体战略思路。

党的十八大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明确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翻开无锡市委、市政府近两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文件，“教育优先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幸福无锡”等表述频繁出现。

曹卫星副省长在调研中亦首先肯定了无锡坚持优先发展，统筹谋划。他表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优先投入、优先规划，统筹资源，协调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广泛的关注。

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黄莉新则强调，“无锡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进一步提高教育事业发展水平，培育更多优秀人才，为无锡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透过这些政策话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锡发展教育的战略思路：一是建设全国一流的教育强市，二是实现“人人享有良好教育”的目标。无锡市委、市政府清晰地意识到，教育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而教育的“强”，则体现为服务社会民生、增进人民幸福的能力。

2012年无锡全市3-6岁幼儿入园率达到99.6%，高中教育优质资源实现全覆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9%，在江苏率先实现区域教育现代化……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无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战略密不可分。

除了关键的指标上升，如何建立长效的机制、进行制度化设计将成为未来无锡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向。

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在无锡调研时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下一步要按照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来构建指标体系，来拉高我们的薄弱环节，来补差补短，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要形成一套区域化的建设标准和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来引领和带动整个教育现代化的建设。同时，要搞一些教育现代化创建试点，包括试点学校、试点地区，真正让我们感觉到教育现代化是一个怎样的机制和模式。”

教育是发展之基，教育是民生之首，教育是幸福之源。对于老百姓而言，对教育的满意度将实实在在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如今，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以均衡发展、创新发展和优先发展为中心的“无锡答卷”无疑成为了开启幸福生活的密码之一。未来，如何继续探索促进教育现代化发展，这份未完成的“答卷”也将继续书写。

近代对数教育历史之研究 篇12

一、清末对数教育情况

清末从同治元年( 1862)京师同文馆设立起,至辛亥革命( 1911) 推翻清政府止,数学教育近代化经历了近五十年的历程。 在此过程中,前期表现为数学课程普遍设置并进行了教学方法的改革,后期主要是学制的颁布与实施及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 1867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算馆。 由于没有颁布相应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但根据《 同文馆题名录》 所载课程( 1876) 及同文馆活字本《 算学课艺》 的内容可推断其课程包括代数学、平三角、弧三角等。 据《 同文馆算学课艺》( 1880)卷二中涉及对数题目1道。 第46题“ 瓜豆共生”,该题与《 九章算术》 中的“ 蒲莞共生”,“ 两鼠对穿”同类,但解法却不是应用盈不足术求解,而改用指数与对数求解[4]46。 此足可说明对数已成为京师同文馆的教学内容。

清末,教会学校盛行。 由传教士组织的“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译了大量数学教科书,其中《 笔算数学》、《 代数备旨》、《 形学备旨》、 《 八线备旨》 、《 代形合参》 等书流传甚广,且编有细草,编者又不止一人。 《 八线备旨》四卷,原著美国罗密士,美国传教士潘慎文选译,谢洪赉校录,1894年出版, 美华书馆铅印本。 该书流传版本较多,以1898年益智书会石印本为例,其凡例称:原本更有论对数与航海法各一卷都为六卷,但对数已经别译,而航海又嫌过略,不足以备学者观览,姑且从删;原本后对数、八线、弦切对数等以便检查[5]1。 此书共四卷,含平三角、量法、测地、弧三角形,是当时的三角学课本,多次重印,影响极大。

清代末期是中西数学的融合时期,数学的发展表现出两个方向: 一是西方变量数学的传入和研究;二是中国传统数学的继续研究。 这种情形在诸多算学课艺中有所反映, 其内容中不仅有中国传统数学的天元术、勾股术,也有西方传入的几何、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指数、 对数等。而对数部分内容教学分别散落于代数与三角教学中。即先从代数部分习得对数的相关概念及其运算法则,后由三角部分再习,主要是用于解三角形,以简化运算。 如《 平面三角法新教科书》所言,凡关于三角形问题之解决,而欲得其便捷之计算,莫若用对数[6]78。

三角学教科书方面,《 新撰平面三角法教科书》[7]33中第三编,对数之性质及用法。 介绍了对数定义,对数之性质,对数之指标之定义,对数之假数之定义,对数表之形,比例差,以对数算直角三形之法。《 平面三角法讲义》[8]86中第六编对数,第七编三角函数真数表及对数表。 虽采用了从左至右横排版,但其中的未知数x,y,z用甲、乙、 丙代替,字母A用呷代替,字母B用口字旁加乙字代替,字母C用口字旁加丙字代替。 正弦等三角函数名称用正弦、余弦、正切等代替。 如tan A用正切呷代替。 全书用手写版,读起来似为天书。 依此看来, 数学符号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间也有反复。 《 三角法教科书》[9]1全书七编。 第六编三角形之解法将正弦定理直接改为对数式,没有介绍对数的相关知识。 而在第七编之后专设“ 附录”重点介绍了对数、对数表用法,三角函数对数表用法,三角函数表用法。 附录之后是附表,给出了1- 2000之五位对数表,十分飛三角函数对数表,十分飛三角函数表。 代数教科书方面,《 中学校数学教科书———代数之部》该书上卷五编,下卷九篇共十四编。其中第十二编为对数。分两章,第一章为对数,第二章为复利算,年利算。书中原序提到:“ 要目列对数于最后然實有须使早学者故置于级数之后”。“ 学对数表之用法期间甚短若使学者另购对数表殊有未便乃附至5000之对数表于卷末而5000以上之对数表可依自500至1000之对数表求得之故使学其用法足矣”[10]1。

总之,清末时期的对数教育,主要是先从代数中讲授,继之以三角中讲授。 代数主要讲授对数、常用对数的定义,如何求一个数的对数,对数的运算法则,对数表的用法,用比例法求一个数的对数。 三角教科书在引入对数时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是“ 凡数过大,演算时甚为困难,若用对数,则较为便利,用对数可实现加法代乘法,减法代除法,乘法代自乘,除法代开方”[11]98。 二是“ 以对数解三角,大可省实算之劳,故须省对数之性质”[12]38。“ 解三角之问题,便于计算,莫对数若。 对数之法,学者于代数学虽已知之。 然为应用计,兹再述其大略”[13]78。

二、民国对数教育情况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同年9月颁布《 中学校令》 规定中学校修业年限为四年。 12月公布《 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数学宜授以算术、代数、几何及三角法,女子中学校可减去三角法。 1913年3月 《 中学校课程标准》 中规定第一至三学年习代数,第四学年习平面三角大要。 1922年颁布《 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中学校修业六年,分为初高两级,初级三年,高级三年。 1923年《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中规定,代数中习对数。三角中有边角互求,三角应用大意。《 高级中学第二组必修的三角课程纲要》 中里面有对数与对数造表法,航海术等。《 高级中学第二组必修的高中代数课程纲要》中规定要学习对数、对数方程式、对数级数。 此后的1929年亦要求初中三年级代数课学习对数,三角中使用对数。 高中仍如1923年。 1932年《 初级中学算学课程标准》中规定初中第三学年代数部分学习对数检查表及应用。将三角部分移至几可,并要求“ 三角之正式教授,宜移至高中,但三角应用极广,初中亦不可不知。故宜就实例入手,讲授三角函数定义,及三直角三角形解法,简易测量,余可从略”[14]231。 1932年《 高级中学算学课程标准》 规定第一学年三角部分习对数,测量及航海方面之应用题。 第二学年代数中习对数,特性和应用。 应用题,造表法略论,表之精确度。 1936年情形亦如上。

1941年颁布的《 修正初级中学数学课程标准》 由于要“ 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教学时数有所减少,内容略有调整。 初中不再学习三角,代数也不再学习对数。 同年的《 修正高级中学数学课程标准》 第一学年三角中学习对数理论及应用、三角函数表及三角函数对数表用法。 第二学年代数中习对数。 同年9月,颁布《 六年制中学数学课程标准草案》,规定六年制中学,不分初高中,各科全部课程,均采直径一贯之编配,并选成绩优良学校试点。 教材大纲中第三学年代数要求学习对数之特性及其应用,对数表。 第五学年习解任意三角形,测量及航海方面之应用题。

通过梳理近代以来对数教学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对数作为数学知识引入中国课堂, 主要是学习外国的结果。从京师大学堂到癸卯学制,主要是传教士和中国数学家的贡献。 这一时期,学习、研究的是西方传入的对数知识。 1904年后,主要是学习日本。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国力日盛,并在甲午战争中获得了胜利。 晚清政府和国人意识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 大量的留学生赶赴日本,学成之后回国,或著书立说,或投身教育,使得作为“ 西学”的对数顺利进入中国课堂,并被大量学生学习。

二是对数运算知识主要在代数中学习,对数应用主要在三角中学习,并且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均有对数,直到1941年才全部移至高中,初中不再学习。翻阅大量的近代代数和三角教科书,我们会发现从对数的定义、性质到对数的使用,教科书的叙述和呈现方式基本相同,似有重复之感。 主要是近代的数学课程标准没有明确学习的程度,所以教学内容更多地依赖于教科书。 而教科书编写者秉承循环圆周法编辑教科书,宁可大而全也不肯少而精,主要是一本教科书往往要自成体系,同一知识多次出现在不同级别、不同种类教科书中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