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哲学

西方近代哲学（共12篇）

西方近代哲学 篇1

自古以来, 一直有人运用哲学思想于音乐当中。到了近代, 专门的音乐哲学逐渐形成。

音乐哲学其自始至终都是处在各流派、各思想相互争辩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这也正说明了任何事物包括作为真理集合体的哲学本身都不可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它们总是处于“对”与“错”的相互斗争中逐渐发展、逐渐趋于绝对真理而又永远无法到达。近代西方音乐哲学不例外, 它们主要存在的两大分歧即自律论 (音乐的音乐在于自身) 和他律论 (音乐的意义在于音乐之外) 。西方音乐哲学流派很多, 但总的来说还是围绕着这两大分歧的争论而展开。西方音乐哲学也正是在这么多流派的相互争论、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得以发展。

一、对西方近代以来的主要流派进行简单的梳理

梳理的依据主要还是根据各派是属于自律论范畴还是他律论范畴, 或者说是具有自律性质还是他律性质。同时在梳理的过程中尽量体现出音乐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否定之否定的辨证发展过程。虽然对各音乐哲学流派的介绍大致按时间先后来谈的, 但本文更倾向于从各派在产生、复兴中自身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辨证发展过程方面来讨论。

(一) 音乐哲学思想的源起

他律论的哲学思想是在19世纪开始得到发展的。谈他律论音乐哲学, 就要从黑格尔 (G.W.F.Hegel) 谈起。他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 也是情感论音乐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看来, 音乐作为一门艺术, 不仅仅是些悦耳的音响组合形式。它要附着于其中的精神内涵为本质。虽然他指出音乐有内容和形式两要素组成。但他明显的强调了内容的重要性, 即内容决定形式, 情感第一性。他指出:“缺乏一切艺术所必有的基本要素, 即精神的内容及其表现, 因而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1他这里的情感论其实就是他律论思想的体现。其思想给予浪漫主义音乐家们以深远的影响。

(二) 对立的音乐哲学思想出现

然而, 正当情感论音乐思想达到鼎盛阶段的时候, 一种与之对立的音乐哲学思想出现了。即汉斯立克的“自律论音乐美学”思想。可以说他的“自律论美学思想”是对黑格尔的情感论的直接的、全面的否定。汉斯立克指出:假如美学不致全部成为幻觉的话, 那么至少必须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方法, 至少要试图接触事物本身, 在千变万化的印象后面探求事物不变的客观真实2。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他的本意是想改变情感论或者说所有他律性音乐美学论的弊端, 但是却提出了一个与其极端对立的观点, 而忽视了任何的极端都会有弊端。因此, 正当他的自律论美学思想成为一个否定情感论的有力工具的同时也成了被否定的对象。

(三) 新的音乐哲学流派的出现

我们知道汉斯立克的自律论音乐美学思想缺陷的核心便是否认了音乐作为审美对象、作为精神产品特有的本质, 从而割裂了审美主客体的统一。针对这种缺陷在20世纪出现了几个重要的音乐哲学流派。这些流派的思想可以说是对19世纪中叶以来他律论和自律论两极对峙的调和。其中一些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对他律论经过自律论思想洗礼后的否定。这些音乐思想较有影响的有:伽达默尔 (H.G.Gadamer) 的现代哲学释义学、苏珊.朗格 (Susanne K.langer) 的符号象征论和迈尔 (Leonard.B.meyer) 的音乐情感意义理论。

二、几种哲学思想对我国的音乐教育产生的重大影响

现在来看看我国的当今的音乐教育。基于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音乐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我们提出了音乐审美教育。

我们知道今天的审美教育已不同于美国50年代后的审美教育。那时的以雷默为代表的音乐审美教育主张关注音乐本体的东西。而我国的审美教育发展至今, 事实上已不仅仅关注音乐本体的东西, 同时更注意到音乐的非本体的价值。例如, 在《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中提出的音乐课程的价值就包含:创造性发展价值、社会交往价值以及文化传承的价值。这些对学生创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无不体现了对音乐的社会功能的承认。

在课标的内容标准中有四个领域, 在领域一感受与鉴赏中虽然强调了音乐的表现要素, 但同时也注意音乐情绪、情感、风格、流派的意义, 也就是说, 对音乐的理解要建立在特定的音乐语境下才有意义。这更体现在领域四对音乐与相关文化的关注中。而在领域二和领域三中, 表现和创造则明显的表明今天的音乐教育必须充分关注学生的音乐实践能力。可以看出, 这些价值已远远超出美国当时提出的音乐审美价值的范畴, 即使是在第一条的审美体验价值, 其内容更多的是涉及到情感的东西。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我国的审美教育是偏向他律性质的音乐教育观。当然, 由于受到国外近年的许多新的音乐哲学思想的影响, 我国的音乐教育关也已经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提出的。在提出音乐非本体价值的同时也不忘关注其本体的意义。

三、对音乐哲学思想粗浅梳理后的想法

音乐教育的意义总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对音乐整体意义的某一部分的反映。之所以近代以来出现许多不同的音乐哲学思想, 其主要原因是将音乐教育存在的意义直接等同于音乐存在的意义。这种以部分带整体的做法必然会导致观点不一。同时还可能导致对音乐意义判断的失误。因此, 我们对音乐教育的意义与音乐的意义不应该做为同一范畴进行讨论。我们说音乐的性质最终决定着音乐教育的性质。但反过来说音乐教育决定音乐的性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对音乐教育的界定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音乐的功利性需求的不同而必然会有所变化。

由此我们就通过变化的音乐教育的性质来判断音乐的意义是不全面的、不科学的。刘沛先生在《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历史演进---兼论多为度音乐课程价值及逻辑起点》一文中提到“关于语境论, 应该是他律、自律兼有之, 所谓他律, 针对的是原旨主义的形式论对音乐教育内涵的狭义界定而言的, 语境在这里强调的是音乐的广义的文化历史背景;说他自律, 是指文化历史的背景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音乐学科内容体系的组成部分。”3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对音乐教育涵义界定的不同会影响到对音乐哲学倾向的判断。但这种因形式论对音乐教育涵义的界定不同就将音乐语境论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音乐哲学范畴的做法, 笔者觉得有些不妥。笔者同意语境论应该是他律、自律兼有之, 但正如雷默所说, 音乐教育的性质是由音乐的性质决定的。音乐教育之所以会涉及到文化历史背景, 就是因为音乐涉及到了文化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用对音乐的涵义的界定不同将语境论分为自律性质或他律性质, 但不可以用音乐教育的涵义来对其加以划分。

总之, 对于现在流行的几种音乐哲学观点或者说是从音乐教育的角度来谈的音乐意义的哲学观点之所以都有一定道理, 是因为他们都正确反映了音乐价值的一个侧面。由于音乐的意义还远没有被挖掘出来, 因此音乐教育观点的争论也不会停止, 我们只能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吸收一切有用的知识来丰富音乐教育, 最终

关中传统民居室内家具陈设的类型分析

崔乐李琰君 (陕西西安理工大学710054)

摘要:陕西关中作为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有其深厚的历史资源, 对关中传统民居室内家具的陈设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陕西关中的历史文化知识, 为研究关中传统民居室内陈设艺术打下基础。通过实地的深入考察和研究, 对关中传统民居中的家具作了系统分析, 并储存了大量的图片信息。这将对陕西关中地区的文化遗产起到有效的保护和发扬作用。

关键词:关中;民居;家具

1.引言

中国的古人常称屋内的家具及摆件为“肚肠”[1], 可见古人已经意识到室内家具陈设在家居环境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体多元的结构, 由多种文化融合而成。地域不同建筑装饰和室内设计就有所差别, 关中传统民居的室内家具陈设有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关中曾作为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 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深厚的文化底蕴同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自然地貌相结合。在平原地区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关中构架民居, 而家具是最不容忽视和表现力最为突出的一种语言符号[2]。

2.家具的特点

家具陈设是室内生活的必需品[3], 各家各户由于其生活习惯和生活品质不同, 所以家具的数量质量也不近相同。陕西关中地区现存的古代家具多分布在一些古村镇和老民居中, 保存较为完整的有西安高家大院、旬邑唐家大院、王曲镇马厂村郭家大院、周家大院、韩城党家村等。室内陈设品类齐全, 既有家具又有应用的器物, 如马车、织布机、烤火盆、饭盒等等。陕西关中地区大多数家具仍然保留了陕西本土的风味。形式多为庄重、稳健、粗犷、大气而不讲究过多的修饰[4]。受传统秦文化的影响, 尚黑崇玄之习的色彩搭配仍为主色。这些家具中凝聚着潜在的文化力量, 渗透着对传统文化的炽热追求。在乡村家具更多的是生活产物, 源于生活需求, 生活的需求越多从而也促进了家具的发展。

3.家具的类型

通过各种途径保留下来的古代家具, 品种繁多。根据使用功能分为:椅凳、几案、箱柜、床榻、台架、屏座等[5]。

3.1床榻类

炕:用砖或土坯砌成, 上面铺席, 下有孔道和烟囱相通, 可以烧火取暖的床。关中地区的炕沿一般都用木头来作, 炕边都有小柜用来放首饰和针线 (如图01) 。关中的农民过去不睡床, 家家都睡炕, 小辈儿一般睡的炕较小, 老人的炕较大, 通常是长有3米以上, 宽也在2米多。炕门一般和灶膛相连, 利用做饭烧水的余热, 也可以让炕热腾腾的。到冬天, 一家人都要挤在一起睡, 靠灶门一边最热, 是老人的地盘, 小孩子在中间, 第二代很自觉地睡最里边, 儿媳妇靠里墙。等到天气稍暖和些, 先是儿子儿媳妇回去睡自己的炕;再暖和些, 孙子们也都去了, 等来年冬天再聚。

实现音乐教育真正全面的体现音乐的意义。

架子床:床身上架置四柱、四杆的床。有的在两端和背面设有三面栏杆, 有的迎面安置门罩, 更有在前面设踏步并加设—罩等。式样颇多, 结构精巧, 装饰华美。装饰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花马山水等为题材, 含和谐、平安、吉祥、多福、多子等寓意。风格或古朴大方, 或堂皇富丽。多在一些商贾、官邸才能见到 (如图02) 。

罗汉床:三面围栏, 可以坐卧。罗汉床用来午休等小憩, 也可用来待客 (如图03) 。

3.2桌案类:主要功能是板面承放器物。

方桌:面呈正方形的桌子, 规格有大小之分, 常见的有“八仙桌”、“四仙桌”, 前者约110厘米见方, 后者约86厘米见方。“八仙桌”一般摆放在室内显眼的位置, 方桌后有大条几。“四仙桌”比“八仙桌”小, 一般用来当餐桌。其制作工艺也比“八仙桌”粗糙 (如图04、05、06) 。

注释

摘要：一直以来, 音乐哲学在各音乐流派的思想影响和补充下有了很大发展。本文通过对十九世纪以来的主要音乐哲学流派的简单梳理, 以期能对音乐哲学有个大致的了解。文章主要围绕着音乐自律论和他律论在各派中的影响展开。通过对分别倾向于这两大观点的各流派的简述, 体现音乐哲学思想由极端对立逐步走向吸收、融合的辨证发展过程。

关键词：音乐哲学,音乐流派,自律论,他律论

参考文献

[1].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 武汉: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刘沛.《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历史演进---兼论多为度音乐课程价值及逻辑起点》, 中国音乐2004年第四期.

[3].刘沛.《音乐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9月版.

[4].[美]伦纳德·迈耶.《音乐的情感与意义》何乾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

[1].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 朱光潜译,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344页

[2].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 杨业治译,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版, 第1页

[3].刘沛《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历史演进---兼论多为度音乐课程价值及逻辑起点》, 中国音乐 (季刊2004年第4期第158页

西方近代哲学 篇2

近代西方哲学与科技异化-兼论哲学的本义

本文试图对国内学界较少涉及的近代西方哲学与科技异化的关系作初步探讨.认为近代西方哲学对科技异化的影响表现在三方面:认知理性的扩张导致科技的强势地位造成对人的挤压;哲学对象的物质化导致将人视为机器遗忘了人的意义价值;哲学方法的.科学化导致科学主义泛滥人文精神缺失.要避免科技异化,必须使哲学恢复古希腊的爱智本性,以“智慧之爱”取代“知识之学”,才能引导科技人化,迎来哲学发展的新时代.

作 者：雷红霞 Lei Hongxia 作者单位：刊 名：世界哲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WORLD PHILOSOPHY年，卷(期)：“”(3)分类号：B5关键词：科技异化 科学化 科技人化

近代闭关锁国与西方列强入侵 篇3

【关键词】近代史 闭关锁国 改革开放

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技术，传向了欧洲，当中国人用发明的火药去修炼神丹妙药的时候，西方国家在火药和指南针的双重指引下，开辟通往东方的海上航路，崛起的列强开始了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入侵与殖民。同时期的中国正从“康乾盛世”走向衰落，统治者故步自封、闭关锁国，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锁国的国门，也揭开了中国不断遭受入侵的近代史。

一、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

“闭关锁国”是清朝前期就奉行的一种严厉的外交政策，它的影响是广泛的。首先，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可能的发展。闭关政策限制对外贸易，使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市场的保证，从而遏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它使得中国错过了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浪潮，对西方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蛮夷”的层面上，对世界形势和格局一无所知。最后，闭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鸦片战争。由于闭关锁国，禁止对外贸易，使得中西贸易受到限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方国家走私鸦片，不得不采取禁烟运动，引发鸦片战争。

二、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其根本原因就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为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而进行的殖民扩张。中国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可能，使得清政府社会发展停滞不前。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西方国家入侵中国的开始。随后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更是西方国家为了扩大利益而再次发动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损失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并且加速了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转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进程。

三、国人的自我探索

鸦片战争后，面对民族灭亡的危机，社会各方进步人士为国家兴亡不断的做出探索，掀起了一次次改革的浪潮，共同寻求国家的进步与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民族陷入危机，以林则徐、魏源为首的进步大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抵制列强的侵略，主张学习制造西方的大炮同西方人对抗。但是，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学习西方技术，“师夷长技”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清朝的封建统治，因此，强国之梦破灭。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向西方学习，尝试着中体西用的自下而上的政治模式改革，通过学习西方的科技和先进的军事技术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虽然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收场，但是这场向西方学习、受西方影响的洋务运动冲击了封建王朝“闭关锁国”思维和统治，为中国工业、军事，以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面对民族危亡，农民阶级也积极做出了探索，主要代表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袖洪仁玕“新政”。洪仁玕认为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认为当时的火车等物不是“奇技淫巧”而是“正正堂堂之技”并且将传授西方技术的人引入，教导民众。对外贸易上洪仁玕主张对外开放，反对闭关锁国，主张与外国通商。但是，这种具有探索精神的“新政”还是以失败告终。不仅没有实现洪秀全的使命，也对太平天国政治统治产生消极的影响。

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民族资产阶级也积极进行了探索。但是民族资本的救国道路异常艰辛，首先是外国资本主义的挤压，《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这个条约大大方便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的输出。其次就是官僚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剥削和打压，抬高物价、由洋务机构代管民族资本，民族资本主义不能自由发展。最终，这场民族救亡运动也以失败告终。

社会各个层面对生存的探索和改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从根本上可以总结出是没有从制度上触动封建制度。因此，不管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自强”、“求富”，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

四、西方入侵与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

西方入侵后的中国，加强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学习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教育，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迫使社会各个阶层开始不断探索国家发展图存之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的目光转向国外，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和文化，改变落后的社会状态，因而兴起了洋务运动。因此，可以说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入侵的刺激而被迫去学习西方文化和技术，从而开启了艰难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虽然加速近代中国现代化不是西方列强侵略的本意，但是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过程也是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并迫使中国开始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五、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认识和历史借鉴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是一种故步自封的发展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家安定，防止了西方资本的扩张，但同时阻碍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错失了工业革命发展的契机，使得社会发展滞后，由世界强国转为落后国。因此，我们要学习经验教训，无论是在近代中国还是放眼当下，改革开放都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改变落后的观念，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保证经济的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同他国交往，引进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才能保证社会的发展和提高。吸取“闭关锁国”造成清朝没落和近现代中国发展不前的经验教训，坚持“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对外关系，引进科技，加强交流，使中国走在世界的前端，最终实现复兴的国家民族理想。

【参考文献】

［1］张之毅. 清代闭关自守问题辨析[J]，1998（2）：9-11.

［2］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20-122.

西方近代哲学 篇4

文化误读是指不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由于各自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 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的国家或地区的价值观, 在衡量中因为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 而引起双方在认识和理解上出现了某些偏差, 并导致了双方彼此之间没有正确的去认识对方。文化误读包括很多方面, 譬如有对语言文字的误读, 对某些政策的误读, 对礼仪风俗的误读等等。文化误读因为理解上的偏差, 很容易让彼此双方之间发生误会, 因此, 尽量能站在别人的价值观来看待某一个问题是减少文化误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2 文化误读的情况

中国人经常对西方的很多东西理解有偏差,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对别的国家不了解, 当然不仅是我们中国这样, 西方人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也有些偏差。

2.1 关于人性的误读

首先是西方人对中国人性情况的误读, 试看下面几个例子。密迪乐在他的《杂录》中就写道:“尽管中国的圣哲们有许多教导人们真挚、诚实的好原则, 但是, 很少有人强调严格遵守真理。中国人不以撒谎为耻, 反以为荣。甚至孔夫子都相信, 小孩撒谎只要对父母有利, 就值得肯定。”密迪乐还写到:“尽管在中国不乏讲实话, 守诺言的人, 但是, 一般说, 他们还是被人们看成是臭名昭著的撒谎家。”约翰·汤姆森在《马六甲海峡, 中南半岛和中国》里写到:“据说, 由于中国人不讲真话, 在基督教国家的人们心目中, 他们的品质更让人瞧不起。”以上3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西方人和中国在说谎这个价值观上的偏差。出现这种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说谎”这个词的理解, 在西方人眼中, 只要是没有按照原意表达就是说谎, 而中国人理解为, 是否说谎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该说谎的时候就得说谎,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善意的谎言。之所以双方会有这样的分歧主要是中国和西方的历史造成的。在中国的历史上, 只要是适当说谎的人给别人的印象都不错, 反而是那些所谓的讲真话的人却得不到别人好的评价。随着这种情况的不断增加, 中国人慢慢的基本适应了这种情况。但是西方人由于习惯了说大实话, 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即使有时候在需要说谎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去说, 哪怕去伤到别人的心灵的时候, 他们始终坚信中国古时候的一句谚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但西方人和中国人的分歧并不只在是否应不应该“说谎”这个问题上。

我们从下面这个例子中还能看到西方人对近代中国人思想理解的偏差。道格拉斯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中提到:“在第一次英中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之后, 西方人相信, 中国人再也不能坚持他们的排外政策, 固守他们的习俗以防止外国的影响。特别是在1840年之后, 西方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给予那些开始同他们接触的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不断发展的联络设施、1850年之后日本的迅速发展, 都对中国施加了强烈而又特别的压力。”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了西方人完全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中国人的做法, 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这样或者那样去做, 但事实上却让他们失望了, 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特意在和他们找别扭, 完全是中国人的思想和西方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中国的思想属于封建主义思想, 那时的中国人封建思想已经有两千余年了, 加之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封建主义的统治制下, 因此中国人不会因为和西方人短短的几年接触时间, 就能改变自己的思想的。西方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人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 显然是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放到中国人那里显然是行不通的。

2.2 关于制度的误读

西方人在理解中国人的思想上面出现难于理解的情形, 不仅如此, 在理解中国的某些制度方面也出现了某种误读。试看下面一例, 倪维思在《中国和中国人》里写到:“西方人认为, 中国人在如何充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方面有许多优点。它使得教育及博大精神的文化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 并培养出一支好的官员队伍。这种制度往往还能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如果没有竞争性的考试, 那些比较重要的权力机关也许会被世袭贵族霸占, 低级的政府职位有可能归帝王的宠臣所有。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只看到了考试的表面现象, 诚然, 用考试来进行选拔人才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但是西方人没有想到这里面可操控性的东西很多, 这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多。首先, 要想通过考试, 你就得学习, 要想学习, 你就得买书看书, 而穷人们是买不起书的, 既然买不起书, 也就根本谈不上去看书, 不去看书就想考上简直是天方夜谭, 因而所谓的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只是给那些家庭环境相对来说不错的人所设的, 贫困的人只能望而却步;其次, 在考试中也可能有不公正的体现。这是因为在考试中有作弊现象的存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小抄, 打小抄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自己偷着打小抄;另一个是用钱贿赂监考官, 使其在考试中让监考官徇私舞弊, 但既然有钱贿赂监考官这也说明只有家庭条件不错的人才能这样做;最后, 考试后也可以有操作性。毕竟卷子是人判的, 有许多考生会在卷子中做些记号, 当判卷人发现这些标有记号的卷子后, 并可以暗中做些手脚, 但同样需要的一个前提是还是需要钱把判卷人贿赂好, 这也说明了只有家庭宽裕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 说用考试的方式能选出人才也不能完全说对。必须指出的是, 考试是目前选拔人才的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 虽然它也有某些不合理的地方。可西方人恰恰只看到了这种制度的表面性, 没有发现这里面的“内在”东西。在西方人看来, 一个制度是不可能有什么漏洞的, 但事情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也许他们会通过正常的手段去完成这个考试, 可在中国这样的方法似乎行不通, 因为在中国那里, 可以有多种方法和手段去操纵这些东西。因此, 西方人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中国的制度, 而闹出种种笑话, 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结语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人之间, 因为地区之间的文化和理解不同, 而彼此产生的文化误读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基于每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经过了漫长的发展, 而且在各自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因而, 让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些观点趋于一致也是不现实的。人们往往情不自禁的把自己的价值观用来去理解别人的价值观, 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也经常会以自我为中心, 而经常发生对对方的行为产生误解。

西方人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误读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 他们用自己的观点去理解什么是说谎, 什么是考试, 同中国的所谓对说谎的理解和对考试的认识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也就造成了文化误读的情况。因此可以这样说, 同样的东西,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地区, 人们的认识是不同的。关于文化误读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本文仅仅是列举了几个例子, 但必须说明的是, 对某一个概念或者对某一件事的认识, 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情况, 西方人经常对中国的事情产生误读的情况;同样的, 中国人也会经常对西方的事情产生误读。

文化误读在生活中可能因为双方的误会, 而导致双方之间出现不和谐的因素, 但这些都是正常的, 为了尽量避免文化误读这种情况的发生, 双方之间可以多加强交流与合作, 互相认识和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 了解一下对方对这件事情的价值观是什么, 就可以减弱对文化误读的影响。

参考文献

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篇5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视角看，霍布斯和洛克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最先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最高问题是自由，自由的核心是权利，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财产权，财产权的正当性来自劳动等一系列命题，以此奠定了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域。此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乃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都在这个问题域中展开理论探索。而霍布斯、洛克的个人权利原则后来演变成资本积累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论基础，则成为卢梭和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是第一个对霍布斯、洛克为现代性的奠基进行批判的人。卢梭提出，人不光追求私利，人也追求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公意”。以此，卢梭为现代性开启了理想主义的维度，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则以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和超越，将卢梭的崇高政治理想置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上。

由霍布斯、洛克开启，延伸至卢梭、康德的契约论传统，到黑格尔、马克思这里遇到反拨。契约论旨在实现以个人为最终目的而以普遍立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想。马克思则认为，由于契约论立足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它所承诺的普遍人道理想是抽象的和形式的，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把自我立法的契约论模型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领域内自由生产者联合的理论构想，从而使现代政治的人道理想具有了具体的实质性内涵。

近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是财产权问题。蒲鲁东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合法性进行了激烈批判，这一批判构成了英法政治哲学中批判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高度评价蒲鲁东财产权批判的意义，同时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予以坚决抵制，而提出用“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社会财富总和的占有”来取代资产阶级财产关系。

近代改良旗袍造型中的西方元素 篇6

关键词：旗袍；西方；改良

旗袍，原为满清旗人所穿之袍，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缘。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1]这里所接受的旗袍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旗袍，实际上是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于上海的，一种具备了西式造型特征的现代意义的上下连体的一段式服装。到了30年代末，又出现了一种‘改良旗袍，所谓‘改良，就是将旧的不合理的结构改掉，使袍身更加合体和实用，打破了旗袍无省格局。[2]同时第一次出现了肩缝和装袖，使肩部和腋下都变得更合体了。这是服装学专家包铭新教授从工艺角度对“改良旗袍”下的定义。

而笔者所理解的“改良旗袍”，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旗袍，其在造型上被注入了很多西方元素，在裁剪和制作上借鑒了西方的技术手段，突出女性曲线的新型旗袍。其中造型元素的西化是改良旗袍西化的重要环节、主体内容，同时也是改良旗袍的灵魂所在。而造型元素西化的前提是对西式裁剪、结构、工艺的深刻理解；其西化的实质是服装结构、工艺西化带来的服装造型形态的变化；其最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即将原属中方或西方的局部的式样糅合在同一件旗袍上。

1 改良旗袍的西方元素

根据对上海纺织服装博物馆、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的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馆藏旗袍进行了测量与统计，发现这一阶段的改良旗袍在款式结构造型上、辅料上都有别于传统的旗袍。虽然每件旗袍西化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都具有明显的西化特征。普遍的出现了落肩，使改良旗袍更加符合人体自然肩斜；胸省、腰省的采用，打破了传统旗袍的无省格局，使改良旗袍在结构和裁剪方法上更加合理；各种西式的辅料的运用，如垫肩、拉链、领衬以及装饰花边的运用等，使旗袍的工艺得以改进，使穿着更加的方便快捷。

2 改良旗袍与传统旗袍造型的比较

2.1 造型与结构

（1）落肩。肩部是构成服装造型的重要元素，在服装造型中受限制比较多，尤其是传统旗袍，其肩线呈水平状况，没有落肩量。同时袖身与衣身相连，一片式结构，这种结构不符合人体的自然肩斜。

改良旗袍形成以后，出现了落肩。肩部的袖中线破缝，由原来的袖身呈现的直角向锐角转化，开始追求手臂下垂的自然姿态，但是袖身和衣身依然相连。笔者在上海纺织服装博物馆中发现有14件有落肩的连肩袖改良旗袍，落肩量平均为4.5cm。其破缝也只是面料的拼接，袖子仍处于二维平面状态，直到西式装袖的出现。西式装袖在结构上脱离衣身而独立存在。相较连袖更平顺贴体，易于手臂的活动。改良旗袍与装袖的结合，从整体服装结构上与西式服装达成了一致，从穿着理念上完成了由传统中式平面二维向现代西方三维的转变。

（2）省道。省道据史料考证最早产生于十四世纪的欧洲哥特时期。省道是影响服装整体廓形的关键点，是服装进行立体造型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中以腰身和胸省最为关键。中国的传统意义上的旗袍没有省道，宽大直腰，衣长蔽足。近代改良旗袍加入了省道裁剪技术，展现了人体两侧的腰臀曲线，在结构上完成了从平面二维向立体三维服装形制的转变。笔者通过对江南大学民间传习馆、上海纺织服装博物馆馆藏旗袍进行测量与统计，发现有33件有省旗袍，其中有胸省的旗袍为19件，有腰省的旗袍为8件，有腰省和胸省组合的旗袍为6件；省量一般在1～1.5cm左右，对省一般在1×2cm，1.5×2cm左右。

（3）破缝。传统服装由于有限的布幅不足以完成其完整的结构，所以一般会有破缝，但破缝的具体位置以及线型会有所不同：如深衣、辫线袄子、程工衣的破缝都在腰节；而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改良旗袍没有破缝，使其工艺变得简单、便于整理，变得更加整齐美观。

2.2 工艺与辅件

随着西方现代物质货品的不断进口，改良旗袍开始用到各种西式辅料，以改进工艺，及方便穿着保养。进口辅料种类有：四合扣，比传统盘扣，更加方便快捷，且易于洗涤和储藏。

（1）垫肩。垫肩是服装肩部的衬托物。中国传统中装很少使用垫肩，改良旗袍中开始广泛地应用垫肩，也有人称之为“美人肩”。其使肩部平整，后背方正，两袖圆顺，衣着平衡，同时还能弥补体形缺陷。

（2）拉链。拉链是一种可以重复拉合、拉开，由两条柔性的可互相契合的单侧牙链所组成的连接部件。在传统的旗袍中，没有拉链。而在改良旗袍中，经常出现在侧缝收腰的地方，使其适应收腰的曲线，穿着方便。

（3）风纪扣。在中国传统中装中也有使用搭扣，但是改良旗袍中使用的搭扣与中装中使用的样式相差甚远。逐步演变成“领钩”，即“风纪扣”。用钢丝弯曲定型而成，以一钩一环为一副。特点是隐蔽、方便，常用于服装的领口及门襟处，其钩合和固定作用。

（4）揿纽。除了盘扣和搭扣之外，在改良旗袍中，普通采用了子母扣，也称为按扣或揿纽。在我们研究的100件馆藏实物中有，有65件改良旗袍均使用了揿纽，而且形制基本一致，均为凸型的上揿纽与凹型的下纽扣组合而成的钮扣。形状有方型、圆型，以圆型居多。这65件装有揿纽的改良旗袍，扣子的直径均为0.6mm到0.8mm之间。凸型的上钮扣有4个洞眼，以作引线固定用，从形制上看，与今天的按扣差别不大。

（5）花边装饰。正是由于受到去繁化简的思想的主导，使改良后的旗袍保持着一种素雅的形象，能够进行的装饰要素不多，所以门襟呈现出较为丰富的装饰手法，较为普遍的是一条滚边，或宽或窄，可用两条滚边，或一条滚边配上一条较窄的嵌条相间，呈现出宽窄的节奏感变化。改良旗袍受到进口材料的影响，一度流行各种的西洋花边装饰，更加丰富了改良旗袍门襟线条的装饰视觉效果。

2.3 上海纺织博物馆馆藏旗袍

查阅上海纺织博物馆馆藏旗袍图表，根据它的外观特征和相关信息，可以确认此旗袍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改良旗袍。款式为立领，收腰，无袖，两侧开衩，衣长113cm，胸宽37.5cm，肩宽18cm，领高6.5cm，腰宽34cm，下摆宽41.5cm，衩长28cm.面料为蓝色织绒，黑色割绒图案旗袍，胸部辑有白色明线，有一对前胸省，肩部开襟，揿纽分布在肩线处，侧腰处装有拉链，拉链起头处有一风纪扣的改良旗袍。

旗袍的肩部开襟线、腰部省道线、胸部分割线、风纪扣、揿纽、垫肩以及塞露露领衬等细节是典型的西方元素。这些细节的微妙变化使旗袍整体更加的生动和谐，更能表现其特殊的文化韵味和审美情趣。

3 结语

近代中国服装在世界服装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服饰存在的根基由以往的中国传统的一元性而演化成了具有“亦中亦西”的二元性。[3]其中最能说明这一转变的典范是近代改良旗袍。其“亦中亦西”的特征，从纵向上看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承与积淀的结果，而从横向上来看，又是与西方外来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的产物；它具有对传统的历史传承性和对西式服装造型结构的融合性，是那个时代选择与创造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服装向近现代服装转换的杰出代表与成功典范。

参考文献：

[1]袁杰英.中国旗袍[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9-11.

[2]包铭新.中国旗袍[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1.

近代西方素描中设计思维特征研究 篇7

一、素描创作与应用科学的密切联系

西方文艺复兴以后, 绘画与自然科学得到全新的发展, 它们相互润养, 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 素描创作与应用科学之间的相互促进尤为明显, 反映了物质实用性理念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

在素描创作中, 西方近代艺术家努力把科学成果应用于素描实践, 佛罗伦萨人布鲁内莱斯基不仅仅是透视学的发明者, 而且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创始人, 透视学赋予了他的建筑素描以视觉秩序。人体解剖学也是文艺复兴时代创立的一门学科, 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为其创立开辟了道路。此外, 还有后来明暗法的发现, 这三项科学发现使得艺术家在二维平面上创造三维立体空间错觉成为现实, 因此, 素描被认为是一门以透视学、解剖学、光学知识为基础的科学。

近代西方诸多素描作品融艺术与科学价值于一体, 既是艺术品, 又是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珍贵文献, 达·芬奇的大量素描草图就是这类典型作品。达·芬奇不仅在艺术领域达到了时代的顶峰, 而且一生从事科学研究, 其作品显示了他非凡的创造力:一方面, 承载着艺术大师创作的思维轨迹, 另一方面, 记载了他对人类科学发展的梦想。他利用素描草图从事机械学、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力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例如, 作为米兰大公路德维柯斯弗查的军事工程师, 使达·芬奇有机会研究设计各种进攻和防御武器。他的手稿中有各种制作精巧复杂的战斗武器, 并附有对其功能和战术使用的描述, 这些杰出的创造几个世纪后才被人们理解和运用。达·芬奇的艺术活动和他的科学活动是分不开的, 他把绘画叫做“科学和大自然的合法女儿”, 认为画家应研究包罗万象的大自然。

在现代设计诞生之前, 西方艺术家与手工艺人有着复杂的渊源关系。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世界工艺史》有如下论述:如果你读过瓦萨里的《传记》, 你就会惊奇地了解到有多少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起码是在金匠作坊中开始他们生涯的, 这些人包括吉贝尔蒂、波提切利和韦罗基奥。布鲁内莱斯基, 在罗马从事古代艺术和建筑的研究时, 曾经为生计所迫而在他的一个金匠朋友那里当一名珠宝镶嵌工。康迪夫在他的一本有关当时最伟大艺术家生活的著作《米开朗基罗》中精辟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米开朗基罗年轻时就是一个伟大的工匠, 自然在他面前是真正的典范。另外, 威廉·布莱克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极具创造力的画家和诗人, 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插图设计师。他创作了许多有关素描插图, 如《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西方许多研究布莱克的学者认为:除了《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再没有任何作品可以与中世纪手抄本插图的精致优雅相媲美。

二、宗教、浪漫主义对素描创造意识的渗透

宗教是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发挥着重要影响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所有宗教的共同之处, 即对超自然物 (上帝、神) 的崇拜与敬畏。恩格斯则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自然力量的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指出:人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 不外乎主要的四种, 即理论方式、精神——实践方式、艺术方式和宗教方式。马克思将宗教的思维方式与艺术的思维方式相提并论, 是因为宗教与艺术两种意识形态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非常接近, 都涉及到创造性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素描作品中, 有关耶酥受难、东方三博士和圣母升天的作品可以说难以计数, 超自然物经常被描绘于画面之中, 并表明上帝和神是蕴于空间之中。如在《创世纪》、《伊甸园》、《十字架上的基督》、《西斯廷圣母》等基督教素描作品中, 人的创造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素描的手段, 将其基本教义和教化人们的故事转化为艺术形象来影响、感化群众, 深化人的宗教情感。基督教借素描的创造功能, 塑造出神和人之间别开生面的中介形象, 耶酥基督已不单是上帝派谴的使者, 而且是自身中把神性和人性结合起来的超自然物。

另外, 近代西方浪漫主义素描与现代绘画、现代设计有异曲同工的共同点, 它们的画面都具有超现实主义特征。西方艺术中的浪漫主义, 自18世纪中后期开始萌芽持续至19世纪中叶, 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艺现象, 其文艺思潮的影响遍及欧洲各国和美国。浪漫主义重视艺术家与自然之间的神秘感情交流, 张扬思想和艺术表现的个性自由、强调激情、重想象, 趋于追求神秘、恐怖和异域情调。法国的席里科、德拉克烙瓦、西班牙的戈雅、英国的罗塞蒂、布莱克是浪漫主义绘画代表人物。布莱克曾用钢笔淡彩为自己的诗《欧洲、一个预言》画了素描插图, 其内容是源自他的幻觉。据说, 当布莱克住在兰伯斯时, 他曾站在一个楼梯的顶端, 看到这样一个幻相出现在空中, 一个神秘的老人弯下腰用一副圆规度量地球。布莱克描绘的人物完全是属于他个人的想象, 是他精神世界的投射。在他的作品中, 幻想和象征破坏了物质的真实, 留下的只是幻想的力量, 这力量把人们从理性的科学世界中带到另一个世界, 一个神话的世界, 也就是善与恶的王国, 天堂与地狱的王国。

在近代西方素描中, 宗教超自然物的内容与浪漫主义题材的表现, 都把想象和主观感受放在重要位置, 借以表达主观情绪而非现实的真实, 这些作品成为体现创造意识的巨作。

三、近代西方素描中的审丑倾向

正因为人们具有打破常规, 不因循守旧, 与时俱进的时代审美观念, “审丑”文化适时地诞生了, 正是这种新奇独特的美学观, 使得“丑”在近代艺术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具有独立意义的美学价值。按周来祥先生的美学理论, 古代艺术的美学特征为和谐美, 因为在那个时代, 人和自然还处在“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至近代, 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主体和客体之间开始形成对立冲突, 中世纪的那种缺乏独立品格, 主题上为了宣扬上帝, 艺术家不能掺入自己的情感和见解的艺术创作状态有了突破, 艺术家开始注意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欲望, 以及那些被传统社会视为完全属于个人或丑的、怪诞、荒诞不经的东西。因此, 近代西方素描也存在着明显的审丑倾向。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伦勃朗以及后来印象派的素描作品, 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审丑特性, 不再把和谐、崇高作为审美的唯一标准, 他们重视个人情感、多表现朴实、卑小的形象。其中西班牙画家戈雅被誉为“审丑文化”的先驱者, 他一生致力于揭露人性的丑陋面, 其素描作品《文学者模样的驴》描绘了一个驴头驴脚人身的怪物在看书, 还正襟危坐, 一副虚伪的姿态, 画面怪诞、滑稽, 是对人荒谬虚假面貌的尖酸讽刺。最令人不安的作品《沉睡中的巨人》采用了超现实主义手法, 描绘了一个带着疲惫不堪表情的巨大人头孤零零地在地上, 无数个带武器的兵士把这个头当成巨大的战场, 在相互厮杀, 血淋淋的场面, 令人毛骨悚然。戈雅的作品对现代艺术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丑或美都是人类审美经验的基本组成部分, 而不应孤立地割裂有价值的丑, 和谐、均衡、稳定、有序是美的标志, 对立、冲突、动荡、无序则是丑的标志。通常来说, 丑是美的对立面, 但丑与美也可以互补, 美中有丑, 丑中有美, 美丑之间只是相对而言的。“审丑文化”是当代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审丑也是现代美学体现的重要艺术特征。近代西方素描中的审丑倾向, 奠定了现代审丑文化基础, 推进了现代设计中的求新、求奇理念。

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意即历史的书写往往反映的是书写者的立场和价值观, 也反映了书写者可能带着当代现实存在的问题去研究历史。在作为设计专业基础的素描教学研究过程中, 一般认为近代西方素描完全是以再现、专供欣赏为目的, 缺乏创造意识, 似乎只有现代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素描才能体现精神世界的主观表达, 好像只有现代素描才是培养学生创造意识的范本。甚至认为传统素描只能作为绘画专业的基础, 设计专业的素描只能从现代与后现代的艺术中吸取营养。这种观点是对近代西方素描片面化、程式化的理解, 不利于全面地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正如周至禹先生所述:天下只有一种素描, 这就是广义上的素描, 之所以在中国的艺术基础教育中分出绘画素描、设计素描, 甚至是油画素描、国画素描、版画素描等, 这些更加带有专业特点的素描的具体命名, 恰恰是在非常狭窄的系统里将素描约束起来, 造成了素描之间的相互对立。

近代西方素描经历了四五个世纪的发展, 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观念和社会面貌, 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是人类文明发展殿堂里的艺术瑰宝。它所体现的实用性、创造性、变异性的艺术特征, 为我们认识近代西方素描提供了新视角。现代素描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作为基础, 两者并非矛盾的, 相反倒是可以大力融合的。对近代西方素描设计思维特征的研究, 为当代素描教学和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迪。

摘要：多数美术理论家认为, 近代西方素描以古典主义为主流, 它以再现物象为目的, 表现了“理想”、“唯美”、“和谐”的审美精神。其实, 这一时期的部分素描也存在着明显的设计思维倾向, 并且体现了实用性、创造性、变异性的艺术特征。这体现在其题材内容、审美倾向、及其与应用科学的联系诸方面。近代西方素描的设计思维, 为当代素描教学与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近代,西方素描,设计思维,艺术特征

参考文献

[1]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世界工艺史[M].朱淳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3.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6.

[3]李建群.英国美术史话[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11.

西方近代哲学 篇8

(一) 马基雅维里 (1469-1527) :为结束意大利的四分五裂而弹精竭虑

马基雅维里的强力政治观体现在《君主论》一书中。在该书中, 马基雅维里几近狂热地鼓吹君主制, 千方百计地为君主出谋划策, 但在撰写《李维史论》时, 却又热情讴歌共和制。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应然世界, 而非理想王国,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 共和制是最为理想的政体, 但共和政体必须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才能实行。在当时的意大利要建立秩序的惟一前提就是给予君主以无限的权力, 建立君主专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他认为, 在国家统一之后, 还是应该实行共和制。他的观点源于对日益强大的君主专制邻国的关注和对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现实的深刻洞察, 发现了“现实的非道德性”这个残酷的真理。他说:“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 其距离是如此之大, 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怎么回事置诸脑后, 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 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发誓以善良自持, 那么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1]P73于是, 世俗的君主可以摆脱道德束缚, 成就统一国家、为人民提供安康生活的宏图伟业, 为达此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必要时可以采用残暴手段, 不必为自己恶行招致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 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 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 他比起那些由于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 是仁慈得多了, 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 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1]P79仁慈、慷慨等善行如果不能保障人民的社会秩序, 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不过, 无助于国家统一的惨无人道、穷凶极恶是应该受到指责的。他告诫道:“如果可能的话, 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1]P85柏林 (1909-1997) 认为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一个把政治与道德分开的非道德主义者, 而是指出了两种不同的道路, 一为公共世界的道德, 二为私人生活的道德, 这两种道德源于不同的需要, 它们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 [2p250只是后一种独善其身的道德生活注定在政治上变得无能。

马基雅维里的强力政治观, 因其鼓吹君主专制而招致广泛而激烈的批评。事实上, 其强力政治观之冷酷实源于对冷峻现实的洞察, 他不是在教人为恶, 而是在劝人务实, 采取实际有效的手段来拯救祖国, 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强大, 耽于理想, 于现实无益。

(二) 布丹 (1530-1596) :为发展法国资本主义而寻求王权庇护下的秩序

布丹作为近代兴起的绝对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他的主权学说中透露着强力政治观。布丹认为主权具有绝对和永久的性质。主权的绝对性是指它的至高无上、不受限制以及不可分割。主权高于任何其它政治权力, 就是不受法律的限制;主权的永久性, 指它不受时间、任期的限制, 主权者生命有限, 主权的存在却是永恒的。

布丹认为将最高的政治权力寄予君主是当时法国便利有效的统治方式, 布丹明确表示他对君主制的偏爱。只有君主集权, 才能给社会带来和平与秩序。他主张, “绝不允许臣下以任何意图反抗主权者, 无论这个暴君是多么邪恶与残暴。臣下所能做的, 只能是在不违背自然法和上帝之法的前提下———逃离、隐匿、躲避, 宁可受死也不冒犯主权者的生命和荣誉”。[3]“他明确断言, 政府的基本目的是保护秩序, 而不是自由。”[4]P146布丹对权威与秩序的渴望是当时法国1562-1598年宗教战争的产物。

尽管布丹坚持主权的绝对性, 强调公民必须服从主权者的命令, 但其强力政治观并妨害公民在国家里享有财产自由, 主权者要服从神法和自然法, 不得侵犯家庭的财产权利。

(三) 霍布斯 (1588-1679) 的利维坦:强力之下的权威

马基雅维里关于国家和君权的学说切断了国家、君权与上帝的联系。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推翻了“君权神授”说, 而代之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论证国家的绝对性 (君主制的绝对权威) , 其理论从系统性以及深度和广泛性上讲, 比马基雅维里更胜一筹。霍布斯的强力政治观倡导一种绝对主义的专制国家, 但潜藏着自由主义的暗流。

霍布斯把人类进入社会, 组成国家以前的时期设想为人人自危的普遍争斗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因为人们生而平等、自由, “所有人对所有的东西都有权利”[5]P138, 而人是自私贪婪、有无限欲望的, 又没有一个共同的权力使大家摄服, 于是纷争不断, 无所谓公正、正义。人们基于保全自己的自然理性, 寻求和平之道, 选择放弃为所欲为的自由, 彼此之间订立契约, 全部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 转让给一个主权者 (君主或议会) 组成一个政治国家, “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 (Leviathan) 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 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5]132

霍氏强力政治观集中体现为国家的主权者及其权力的绝对性。主权者的权力源于臣民的转让, 他并未与任何臣民签约, 不受契约的约束。他认为主权者一旦获得授权, 其权力就是高无上的、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5]10臣民对权利的转让既是一次性的也是全部的转让, 而且永远不能收回, 纵然主权者做对臣民不利的事情, 臣民也不许反抗、控诉或有任何怨言, 因为主权者对臣民无侵害之说, 因为臣民授权予主权时, 主权者的行为就成为自己的行为了, 臣民不会自己侵害自己。[5]p194这样, 人民丧失了任何政治权利, 让人民听任主权者的任意宰割而不能有任何反抗的表示。霍布斯所主张的国家, 是一种极端的专制主义的国家。他自然就极力推崇君主专制而否定民主制。他说, 在民主制下, 各派争权夺利, 力图把一派的利益置于国家之上, 意见容易分歧, 且容易朝令夕改。在君主制下, 整个国家就是君主一人的私有财产, 君主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公利。君主集一切大权于一身, 便可避免争斗。当然他对君主专制的弊端也是心中有数的, 在在寻求国家庇护的同时牺牲个人自由是无奈但合乎理性的选择, 按照“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原则, 得比失多, 最坏的君主制也比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要好。“人们今生的状况是不可能没有弊端的, 然而任何国家之中最大的弊端却没有不是由于臣民不服从和破坏建立国家的信约而来的。”[5p161“其实一切政府形式中的权力, 只要完整到足以保障臣民, 便全是一样的。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 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治, 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5]p141

可见, 霍布斯主张赋予主权者如此之大的权力, 其目的是使大家彼此过和平的生活。创建国家的目的是出于人们的理性和幸福生活的需要。[5]p9他的强力政治观具有反封建割据和反分裂的意义, 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他鼓吹的君主专制在其实质内容上已与封建君专制有本质区别, 其专制主义外表下潜藏着自由主义的暗流。主要表现有二。其一, 自由是霍布斯学说中的初始概念, 生而自由平等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缔结契约, 形成政府, 政府的产生是为了保护自然权利, 并且主权者一旦放弃主权, 臣民就恢复了绝对的天赋自由。如此就可以推导出:政治和政权的基础是权利。这样, 他的“权力政治”的色彩就淡化了, 而“权利政治”的色彩鲜明了起来。[6]社会和国家并非先验的存在, 也不是道德的实体, 它只不过是由每个个体为了实现生命保全而组成的人造之物, 是人确定和调整现实利益的工具。个人及其权利是第一位的, 社会和国家是第二位的。[7]其二, 法律限制以外, 个人享有一切行为的自由, 包括“买卖或其他契约行为的自由, 选择自已住所、饮食、生业, 以及按自己认为适宜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子女的自由等等”。[5]p165“霍布斯第一次把国家权力限制在政治活动领域里, 而把经济领域作为自治的领域留给了个人。”[4]p200这对于分权制衡的宪政思想的产生具有先天优势。

二、现代经验主义强力政治观

强力政治观在现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亨廷顿 (1927-2008) , 其强力政治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 该书“全部价值在于贡献了这样一个告诫:抛弃乌托邦”[8]。亨廷顿立足经验, 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揭示了“强力政治”的效用。在该书中他把对政治稳定的追求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会引起动乱和不稳定, 要消除这种不稳定, 必须首先建立起强大政府, “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 权威必须集中于某些坚强有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9]p84。而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依赖于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 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9]352一个政府强大与否, 稳定不稳定, 主要看其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能否保持平衡, 即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的政府。他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9]p31政治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 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9]p32政治秩序的稳定是现代化的首要条件, 为此, 可以暂时牺牲民主与自由。“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 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 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 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9]P6

亨廷顿还通过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考察力图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制度化而不一定是民主的,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不能光用民主的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性。亨廷顿则认为就政治现代化而言,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 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 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9]p1。他因此也被人批评为“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和独裁主义倾向。”[10]p341与马基雅维里主张的现实的政体应为“君主制”, 而理想政体应为“共和制”一样, 亨廷顿虽然推崇强力政治观, 对民主价值亦有偏爱。后来他认为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化的运动, 现代世界的总体趋势一直是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他撰写《第三波》一书是因为“相信民主政治本身是好东西。”[11]前言p3

三、西方近代以来“强力政治观”的特点

主张强力政治观的这些思想家们多生于动荡社会, 主张通过“强力”来实现秩序, 认为当秩序与自由二者不可兼得时, 秩序比自由更重要, 这是强力政治观最显著的特点。

自中世纪结束以后, 西欧各国逐渐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展开, 政治思想家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与社会, 人的理性备受推崇。从马基雅维里到亨廷顿, 他们的强力政治观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政治哲学从古希腊以来的追求“善”, 转变成了追求“和平”、“秩序”。理想社会的标准一再降低, 这是思想家“直面现实”的选择。他们不再耽于理想的设计, 而是务实地通过“强力”建构一个国家的基本秩序。强力政治观的现实主义风格是与整个社会世界的世俗化进程相一致的。

同样, 在中世纪结束后, 绝对主义王朝国家发展壮大, 它能在其疆域内实施比较有力的统治。尽管马基雅维里、布丹和霍布斯等人的强力政治观服务于绝对主义王权, 客观上也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有助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事实上, 绝对主义国家已经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而亨廷顿的强力政治观则为二战后新生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与现代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要：强力政治观崇尚实力, 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 以保证国家的秩序与和平。本文就梳理了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亨廷顿思想中的强力政治观, 这种政治观主要有三个特点。

西方近代哲学 篇9

近代是西方体育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工业革命的推动，近代西方社会中体育思想活跃。笔者在查阅资料后发现，学者们多侧重于对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本体内涵进行研究，而从历史、社会、教育、体育等多角度对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源、缘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文献却不多见。探究近代西方社会中的体育思想及其产生渊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代体育教育理论、探索体育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内在规律，而且对于目前的体育教育事业具有实践价值。

2.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简析

近代西方的政治特征表现为从封建宗教制度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过渡。资产阶级政治倡导民主、自由、人权，与宗教教会独裁政治形成鲜明对比，它解禁了人的自由，为西方体育思想的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

近代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成长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求奠定了体育发展的基调：培养符合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近代西方的宗教、哲学与文化处于转折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自然主义哲学的萌生，以及人文主义思潮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同时，近代是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及心理学等科学勃兴的时期，科学、宗教、哲学等在发展中相互印证、融合，形成近代西方体育思想产生的文化土壤。

3. 近代西方社会中的主要体育思想及其产生渊源

3.1 追求健康的体育思想

追求健康是近代西方体育的首要目的。近代之前的中世纪漠视健康。进入近代，西方的有识之士通过对社会现状的反思，以及挖掘古希腊的体育与健康思想，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例如，被西方学者称为“学校体育之父”的捷克近代教育家夸美纽斯便倡导“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这一古老思想，他要求学生“通过一些游戏、跑跳、郊游、旅行之课余锻炼，使身体活动”，[1]以获得身心健康。

追求健康成为近代西方体育的主要目的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原因之一：中世纪的教会教育忽视体育而导致人们体质严重恶化的社会现实，促使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体育和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二者的内在联系。

原因之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发展，使体育与健康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了科学依据。

原因之三：偏重智育、漠视身体健康的封建教育思想背离时代潮流，与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追求人生幸福、健康的文化思潮相左，与宗教改革发起者路德倡导的“保持身体健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之一”[2]的新教思想相矛盾。

原因之四：体育以追求健康为主要目的，符合近代西方快速发展的经济对人才的需求。近代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成长时期，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工业模式逐渐取代手工业模式，机械化生产对劳动者的身体状况提出更高的要求，竞争日趋激烈的工商业界日益体会到体质健康的价值。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追求健康自然成为近代西方体育所追求的主要目的。

3.2 自然体育思想

“遵循自然”是许多近代西方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所倡导的哲学思想。“自然”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界及其普遍法则;二是指人的天性。”[3]自然体育思想要求体育教育要尊重学生的天性，依据客观教育条件和学生身心发育规律选择、构建、编排和实施体育教育。

自然体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将体育锻炼、阅读、书写、音乐绘画四科列为初等教育课程，并主张体育锻炼应遵循自然，认为：“体育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竞技，不应像斯巴达人那样用自以为将使儿童们勇敢的艰苦操练而使儿童变得残忍……儿童的练习应该是比较柔和的，应避免粗劣的膳食和痛苦的劳作，使儿童的生长不受损害。幼年的过度训练只有坏处。”古希腊的自然体育思想在中世纪因天主教的统治而一度中断。

进入近代，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文化进行挖掘，使自然体育思想的价值得到重新确认。近代倡导自然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夸美纽斯、卢梭、洛克、裴斯泰洛克等。夸美纽斯把适应自然确立为一项教育法则，他认为教育就像一座组合得很巧妙的钟一样，有自己的规律性。他在其著作《大教学论》中说：“人们要追求健全的身体，就得有节律地生活，尤其是适度的饮食、体育活动、必要的睡眠与休息。”[4]

自然体育思想在近代西方社会中复兴的主要原因是，具有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成分的哲学思想在与宗教神论的相互斗争中开始成长壮大，对教育和社会产生了影响。例如，具有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倾向“自然神论”便对当时的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自然神论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由于其实质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故对近代自然体育思想的产生与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然体育思想的精髓是“尊重儿童的天性”。这一思想精髓对当代的体育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其局限性在于人们对“尊重儿童的天性”的“度”的把握易偏于极端。若在体育中过于强调人的天性而不讲人的社会性，把学生的天性过分理想化，忽视社会的要求和制约，则“遵循自然”易异化为溺爱放纵，不利于对儿童体力、技能、意志毅力等素质的培养。

3.3 要素体育思想

要素体育思想的要义是：体育学习要从一些最简单的、为儿童所理解和接受的“要素动作"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全身的更为复杂的动作，通过这些由简单到复杂的动作练习，逐步使学生的体力和动作技能得到发展。裴斯泰洛齐依据生理与解剖学原理认为，要素动作“如打击、运载、投掷、推拉、牵引、旋转等”，[5]是身体运动的最基本要素，把这些基本要素相结合，可构成各种复杂的身体动作和身体运动。他还指出，各体育要素之间的组合与协调的生理机制在于感觉和思维参与，“四肢的基本练习，必须很自然地与感觉的基本练习协调起来，也必须与有关思维的机械练习协调起来”。[6]

要素体育思想产生缘起于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对人体生理结构的认识日益深刻的生理学和解剖学，以及近代逐渐兴起的心理学，是要素体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要素体育思想已为当今的体育实践所采用，如在体育学习中对运动动作进行分解和组合练习便是实例。应注意的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分解动作训练练习的同时，不能忽视各动作之间的过渡和衔接，要充分调动学生的感觉和思维，以免学生在训练中形成机械呆板的运动姿势。

3.4 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

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洛克、裴斯泰洛齐、欧文等。其内涵是，体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体育的内容选择、编排和实施要兼顾学生身心全面发展。这一思想同样源自古希腊。

至近代，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得到发展，强调体育教育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裴斯泰洛齐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他在自己创办的实验学校中将体育与劳动教育、职业训练相联系。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教育家欧文也强调，体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欧文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实验探索。马克思肯定了欧文的实验探索，他说：“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相结合，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重要方法，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7]

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如下：

近代唯物主义思想是全面发展体育思想的哲学基础。随着近代科学进步，哲学向着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人们对身体和精神的认识趋于客观，“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等思想逐渐被许多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所认同。

近代人文主义文化思潮是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的文化基础。人文主义文化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为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营造了文化氛围。人文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薄伽丘在他的代表作《十日谈》中表达了对理想人的看法，主张人应是全面发展的人。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对全面发展人才的需求是全面发展的体育思想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对全面发展人才的需求促进了全面发展体育思想的复兴和传播。

4. 结语

近代西方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体育思想为西方现代的体育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的体育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中国体育是在与西方体育的直接碰撞过程中不断发展而成的，是中西方体育交流的产物。西方体育思想的传入对中国体育思想的建立、体育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体育手段的丰富、体育竞赛的规范等产生了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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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育史教材编写组编.体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6:240.

[3]单中惠.西方教育思想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240-160.

[4]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71.

[5]滕大春.外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11:147.

[6]张焕庭.西方资产阶级论著[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192.

西方近代哲学 篇10

关键词：社会契约,自然状态,自然法,人性,民主政治

一、霍布斯、洛克、卢梭社会契约思想分析

(一) 人性

霍布斯的人性观具有鲜明的机械唯物主义的风格。霍布斯以激情作为其论证人性的基础, 激情是决定人们行动的指南。“当这种意向是朝向引起它的某种事物时, 就称为欲望或愿望。”“而当意向避离某种事物时, 一般就称之为嫌恶。”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没有公共政治权威, 每个人都从自身出发来判断善恶。霍布斯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上, 并没有提出人性善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在于欲望, 是一种永无休止的贪欲。欲望本身并不是罪恶的, 而在于人与人之间彼此欲望的矛盾。“因此, 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 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人与人之间相互相互猜疑、争夺、杀戮。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战争状态。但是人性中也包含有理性的成分, 正是由于理性的存在, 人们之间才能订立契约, 摆脱战争状态, 而进入政治社会。霍布斯的人性观摆脱了以往神学人性观, 重新构建了世俗主义的政治观。对解放人、发展现实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洛克与霍布斯一样并没有提出人性善恶论。在洛克看来, 人性的本质在于追求利益。洛克在《政府论》中进行了详细论述, 个人追求利益是人性中的积极因素。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利益的作用, 但是过分地利益追逐却影响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稳定。“一方面既能够在自然法则和法律的约束下合法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一方面却能够在约束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 (1) 。为了防止人性走向恶化, 就需要对人性进行道德监督和制度约束。洛克的人性观进一步解放了人的思想, 有利地抨击了神学政治观和伦理政治观。其对人性的两面性的合理思考, 对西方政治体制有着重要的影响。

卢梭不认可霍布斯的观点, 与霍布斯、洛克不同, 他明确地提出了人性是善的, 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卢梭对人性得出了较为乐观的认识, 即人除了保存自己的欲望之外, 更存在着一种堪以产生‘一切社会美德’的‘怜悯心’, 它犹如人的自爱一样是人的天性” (2) 。“一个人并非仅仅由于他接受了后天的智慧的教训, 才对别人尽他应尽的义务;而是, 只要他不抗拒怜悯心的自然冲动, 他不但永远不会加害于人, 甚至也不会加害于其他任何有感觉的动物, 除非在正当的情况下, 当他自身的保存受到威胁时, 才不得不先爱护自己” (3) 。而现实人之所以走向恶, 在于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 应该归咎于社会和文明。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从政治入手, 重构契约。

(二) 自然法

霍布斯的自然法思想继承了格劳修斯的看法, 他认为自然法的思想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上的。“理性所发现的戒条或一般法则。这种戒条或一般法则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的事情, 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 (4) 。与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发展而来抽象的自然法不同, 霍布斯的自然法更为具体、更为实际。他在《利维坦》中提出自然法的内容, 那就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 “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我们自己”, 这是其自然法的基础。由此条自然法从而派生了“契约”、“正义”等自然法。由于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自然权利, “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 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这一权利将很有可能导致战争状态, 因此需要自然法的约束和限制。

与霍布斯不同的是, 洛克的自然法是赋予了人广泛的权利。在洛克看来, 人的理性就是自然法, “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遵守的自然法对他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 也就是自然法, 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 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 (5) 。在自然状态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 自然法规定人们享有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等权利。在自然状态下, “完全自由并不受限制地利用自然法提供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而不存在公共的权威机构, “人人都享有惩罚罪犯和充当自然法的执行人的权利”。这样自然状态就不稳定不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放弃了这一自然权利, 但其他的如生命、健康等自然权利没有放弃。尤其是财产权, 洛克强调要尊重私有财产。

卢梭的自然法思想更为深刻, “关于这个法则, 我们所能了解得最清楚的就是:它不仅需要受它约束的人能够自觉地服从它, 才能成为法则, 而且还必须是由自然的声音中直接表达出来的, 才能成为自然的法则” (6) 。“‘自然的法则’不仅应该是‘善’的, 而且也应该是‘真’的;也即是说, 它既是应然的, 也是实然的, 是两者的统一”。与洛克不同的是, 卢梭强调人的感觉和感情是自然法, 而不是人的理性。感觉和感情是先于理想而成在的, 自然法的基础是人的自保和怜悯。卢梭更为强调的是自然权利中的自由, “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 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使人们平等的自然权利丧失了, 为了重获这些权利。“每一个人既然把自己交给所有人, 也就不是交给任何人;而人们既然把支配自己的权利交了出来, 也获得了同样的支配所有参加联合的人的权利, 那么也就得到了与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等价的东西, 而又得到了更大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所有物” (7) 。通过契约建立了公共权威, 而契约的核心内容在于公意。“公意是全体订约人的共同人格, 是他们的人身和意志的‘道义共同体’, 是‘每一个成员作为整体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二、社会契约思想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

(一) 自由

社会契约思想的一大重要作用在于使西方社会从“身份社会”过渡到了“契约社会”。人身依附的观念逐渐淡去,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契约思想。自由契约从社会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政治层面, 人的自由得到了极大地发展。

无论是霍布斯, 还是洛克、卢梭都承认自然状态下的人是自由的。洛克认为, “人的自由, 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利的约束, 不处于人们的意志或特权之下”。卢梭更有着精彩的论断, “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只有人都是自由的, 才有可能去订立契约。“就人的意志来说, 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是一般需要、表示好感、有利可图等等, 但是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毕竟是自在的理性, 即自由人格的实在即仅仅在意志中现存的定在的理念” (8) 。人们在缔结契约的过程中出于对生存和安全的考虑虽然放弃了部分自由, 但是契约却保障和促进了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放弃的自由。所谓“法律之外皆自由”。

宪政中的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 与社会契约思想中的自由思想一样, 都强调对公民合法领域中自由的保护。特别重视公民的自主性, 使其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得到自身更好的发展。同时也强调公民对政治权力和政治议题选择的自由, 与民主理论紧密相连。

(二) 法治

西方宪政中法治是宪政的重要内容, 是实现宪政的重要手段。社会契约思想有着浓重的法治色彩, 就具体内容而言有两个方面:一是限制权力, 二是建立法治社会。二者的综合作用就是建立有限政府。

契约本身就意味着要求法治, 因为契约是彼此之间做出的承诺, 需要彼此遵守。而法治具有普遍的约束效力, 能够满足契约的需求。自然状态下人们通过社会契约, 将部分让渡出来, 结成公共权力。又从公共权力中得到个人权利, 实现了自然权利向公民权利的过渡。

社会契约思想家们早就认识到权力可能会出现异化, 要求对权力做出限制。对权力限制, 他们设想出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分权, 洛克主张将权力划分为执行权和立法权。另外一种方法则是法治, 自然法是道德自律的价值观念, 缔结的契约则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它不仅要求公民之间遵守契约, 也要求政府在契约的规定之内的范围运行。

就建立法治社会而言, “社会契约理论作为自然法思想在近代的理论产物, 既是一种政治学说, 也是一种法律学说。社会契约论者运用契约论的原理, 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制度规范和控制公共权力的法治方案, 第一次将公共权力的建立及运作纳入到受人民主权规制和公民权利约束的法治轨道上来” (9) 。主权的行使是以公意为基准的, 它是要求是在维护民主的法律秩序上运行。法律是公意的体现, 在这种生活中享有着最高的地位。契约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最根本的宪法。

三、社会契约论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 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民主在社会主义中有着广泛的含义。社会主义与社会契约论有着相同的主体—人民, 社会契约论中的民主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提供参考。民主不仅仅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强调和一切权利归属于人民的政治资源分配, 更要求我们在政治信念上和政治程序上注重人民的作用和利益。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 但人民并没有放弃自己所有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要给民众带来切身的利益, 确保人民自身合法领域不被政府的公权力所侵害, 确立公域与私域的划分。

(二) 提供了政府改革的思路

现代政治中政府是重要的一环, 政府改革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议题。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 需要政府管理的事务和领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民众政治意识的提高, 对政府限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契约思想影响下的宪政模式中政府是“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也就要求政府依法行政, 讲求效率, 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政府赢得民众的信任, 得到人民的委托。

注释

1张雷雷.洛克的自然状态下人性观浅析[J].华章, 2012 (24) :3.

2王春.回顾与前瞻中的人性-卢梭社会政治哲学中的人性视野[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04 (4) :60.

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63.

4张宏生, 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107.

5洛克.政府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148.

6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67.

7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20.

8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19.

西方近代哲学 篇11

［关键词］晚清 西方传教士 近代高等教育

［作者简介］黄金刚（1965- ），广西天等人，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和地方民俗学。（广西 崇左 532200）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9-0098-03

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同时，热衷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其目的是想让基督教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以扩大基督教在华的影响，最终实现“中华归主”的愿望。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发现他们传播福音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美国传教士库恩非声称：“只要中国还以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自己的年青一代，中国就仍将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异教国家。”这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教育的不满以及期望用西方基督教教育取代中国传统教育的急切心情。正是基于这种愿望，来华西方传教士成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批评者和西式教育的积极鼓吹者。尽管他们对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批判带有宗教狭隘性和强烈的西方文化优越感，但这种批判确实揭露了中国旧式教育的弊端，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孕育和诞生起了积极的催化作用。

一、传教士：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示范者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传教士办学重点逐步转向高等学校，最初教会办的大学是书院，然后改为大学。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它原是一所小学，1882年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所，除登州文会馆外，还有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创办的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的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圣约翰学院中设置的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的杭州长老学院。

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到20世纪初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出现了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高等学校。如上海的震旦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等。其中，也先后出现了大量的女子大学，如1905年在北京成立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1907年成立的华南女子大学等。其中许多学校的教学内容多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主，实行分科专业教学，学生须经考试筛选才能入学和毕业，具备了世俗教育的特征。1910年，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为1000人，到1920年这一数字发展到1600人，教会大学也达到16所。这些大学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并深入武昌、长沙、成都等内地城市，这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冲击性和示范性作用越来越明显。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它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方面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正面的示范和激励作用。

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轫于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从1869年起，担任同文馆总教习达25年之久。此外，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主持的山东登州文会馆在19世纪80年代也开始设置了大学课程。这些都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大学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主要模仿的就是美制。学校聘请美国传教士丁家立为总教习，以美国的哈佛、耶鲁大学为蓝本，所需的图书、标本、仪器、试验器材等，都尽量从美国购买，被时人誉为“东方的康乃尔”。这是真正意义上美国大学模式对中国近代大学的影响。以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1906年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条例加以改组并注册立案。

教会学校是移植到中国的西式学堂，西式管理、西学课程和西方化的校风使教会学校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和教育体制的引进者与介绍者。作为封建旧学的对立物，教会学校以自身的先进性对中国封建文化和传统教育制度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与挑战，并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变革中发挥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二、传教士：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参与者

（一）积极参与中国高等学校的创建

怀抱着在中国传播西方文明的急切愿望，许多传教士直接参与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之中。1890年，西方传教士组织了中国教育会，教育会主要在维新派知识分子上层中进行活动，鼓吹维新变法的重点在改革教育。他们的活动促成了新型学校的建立。如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起草了《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并以中国教育会的名义于1897年呈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是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刑部侍郎李端 向光绪建议在京师建立大学堂，御史王鹏远也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对此很重视，一再催促办理。1898年，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顺利诞生。

此外，一些传教士还积极协助清朝地方官员筹备新式学堂，如福开森于1897年协助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南方第一所高等学校——南洋公学。福开森受聘为该校外国语文教师，以后升为第一位监院，成为学校的主要管理者。1895年清政府筹办北洋西学学堂（后改名北洋大学堂），传教士丁家立停办了1882年在天津创办的中西书院，全力筹办我国这所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大学，担任该校总教习，负责考核华洋教习及学生之功课和去留。又如，李提摩太受山西巡抚的邀请，操办山西大学堂的筹建工作，有关办学体制、课程设置、分设西斋和中斋、制定规章制度等均由他亲自办理，并且自任西斋总理长达10年之久。

（二）积极参与近代中国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传教士们不只是思想者，更重要的他们还是行动者。他们积极地直接参与中国的新式教育运动。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后，传教士到政府学校任职任教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新式学堂建立后，由于中国人普遍缺乏管理经验及必要的西学知识，不得不求助于西方传教士，因此直接任官办新式学堂的校长或教师成为传教士参与新式教育的一大途径。如京师大学堂成立后，传教士丁韪良出任该校总教习，在任期间所聘请的中外教习几乎都是教会人士。这个时期传教士到政府学堂任职较有名的事例还有赫士与山东大学堂，福开森与南洋公学等。

美国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中国学校的教育改革工作。如丁家立任北洋西学学堂（后改名北洋大学堂）总教习时，成为该校实际上的主管。他参照美国大学的体制和课程设置，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而精心制定了学校章程，厘定了延聘教师、招生和派遣留学生等各项规章制度。校长采取较民主化的管理，将课程分为自然科学（理工科）和人文科学两大类，注重基础课和英文课教学。丁家立还特别重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深造。在他的努力下，北洋大学堂等学校的毕业生可以不通过考试，直接进人美国哈佛、耶鲁等多所名牌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后来当他任直隶全省西学督导时，把全省普通学堂、高等学堂的学制、课程与北洋大学的教学相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又如，丁韪良对京师同文馆的改革也是一例。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初期，招生、考试、教习的分设与学校的管理等，仍旧是八旗官学，直至丁韪良任总教习后，学校才逐步建立起具有近代特点的教学体制。在教学计划方面，丁韪良拟定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分年课程制，即制定了为期八年和五年的两套课程计划。在教学内容方面，开设了具有资本主义文化性质的西方语文、近代科技、国际公法和政经学等，其中不少课程都是中国自办学校首次开设的。在教材建设方面，丁韪良按西方学校的方式编印教科书，其中大部译自西籍。在教学方法上，由分馆学习发展为资本主义学校的班级授课制，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学用结合，采用实验方法。如学自然科学的学生，设有化学、物理、天文台等实验场所；学外文的学生可到总理衙门任口头或书面翻译；上医学课的学生可去医院进行临床实习。

（三）向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输送人才

1888年，在教会、财界和政界的支持下，美国兴起了“学生国外志愿传教活动”，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中有很多是志愿出国传教的男女大学生。1902年，在华传教士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举行第四届年会，通过了《请求国外差会派遣训练有素的教育家来华工作的呼吁书》，要求西方教育家来华兴办和加强教会学校，发挥“高级示范作用”“指导这个大国青年一代的思想”。传教士身体力行，直接参与新式教育运动，缓解了新式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他们不但为在华教会大学准备了必要的师资来源，而且还带来了教会大学的观念和传统。

三、传教士：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推动者

（一）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兴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使中国社会逐渐改变了对西学的看法，而且洋务事业的兴办也刺激了对西式人才的需求。在20世纪初前后，举办学堂成为一股热潮，教会学校也借“西学”之便而广受欢迎。1876年，全国教会学校学生共有4909人，1889年则为16836人，到了1906年更发展为57683人。与此同时，教会大学也有了较大发展。在数量上，美国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几乎占到外国人在华所办大学的十之八九。李提摩太认为：差不多中国全部大学都是美国人创办和主持的。传教士所办学校不仅在量上有大的发展，而且在质上也有较大突破。各教会学校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规的教学体系，并在专业化和正规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成为近代中国西式教育的滥觞。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和推动，实际肇始于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他们将欧美的西方教育模式和理念引入中国，在教程上将西方的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生物、医学等学科知识传播于中国。可以说，这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890年5月7日，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香港举行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单纯地传授宗教”，而在于给“学生以智慧的和道德的训练，使其能成为社会上及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我们把西方传教士称之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推动者，不仅仅因为他们在中国创办了一系列高等学府，而且还在于传教大会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教育精神。

（二）推动中国近代新学教育的变革

19世纪下半叶，传教士大力宣传西方教育制度的优越性，倡导中国改革教育体制，呼吁更新教学内容，明确提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方法和途径。他们为改造旧学制和创办新学堂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传教士教育家如丁韪良、狄考文、林乐知、傅兰雅、李提摩太、丁家立等，他们或发表论著，或向官方提出建议，以推动教育改革。

1890年教育会与广学会联合发表《推广实用条例》，拟订新的考试制度和新学课程表，以推动教育改革。1881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其《振兴学校论》中，建议中国改革教育制度，广设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女学。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利用他主办的《万国公报》，发表了许多议论中国教育改革的文章，提出中国要改科举、兴新学，设立天文、舆地、格致、船政、法学等科的主张。林乐知还要中国政府“敦请英美等国之学部大臣来华专掌其事”，只有这样才能“核定规模，不致紊乱”。美国传教士的宣传活动，对当时百日维新推行的教育改革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和《天津时报》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论述教育改革的文章，并在戊戌变法运动前向光绪皇帝提出全面进行变法改革计划，其中明确提出成立学部，在全国兴办新式学堂和大学堂等有关教育改革的内容和方案。20世纪初，李提摩太还向山西巡抚提出创办山西大学堂的具体方案，并付出艰苦的努力。丁家立于1886年脱离美国公理会后，从山西到天津创办中西书院，倡言教育改革，并在甲午战争后与当时充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多次讨论创办新式学堂的办学章程和实施计划。

传教士倡导教育改革的言论和中国改良主义者、开明官绅强烈要求改革教育、兴学育人的呼声相呼应，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有力地推动着晚清教育改革的兴起，并在戊戌维新运动和20世纪初期的清末新政中形成教育和兴办新式学校的高潮。

（三）推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扩展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高等教育的热情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他们身体力行、不怕艰辛，不懈地推动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传教士哈巴安德就是一个典型。在他的积极推动和倡议下，1884年，北美长老会广东教区向北美长老会海外传道总会提出建议，要求成立一所大学，以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1885年哈巴安德因休假返回美国，这期间他竭力多方筹措，竟然获得了六十余万美元的捐献。1886年，哈巴安德把海外部分捐款带回广州，于1888年设立学校，取名“格致书院”，院务由哈巴安德负责。这是外国人在广州创办高等学府的开始，也是岭南大学的前身。在办学过程中，他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建立了完善的大学管理制度。对促进大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改变我国过去岭南地区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落后面貌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和推动高等教育，无疑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我们应该肯定晚清西方传教士的这种客观作用。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高等教育传播西方文明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他们的传教使命。正如传教士遏菲尔说的：“中国诚然需要西方学者所能传播的哲学和科学，但它必须从基督教传教士的手里来获得这些哲学和科学的知识……。如果哲学与科学的知识离开了基督教，那知识就会使人们自大和自信，……只有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教义中，才能使人们内心卑怯，使其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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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哲学 篇12

爱因斯坦把科技和哲学的关系概括为:“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 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要是这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近代以前科学包括在包罗万象的哲学之中, 二者密不可分。18世纪以后, 近代的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的实验科学, 自然科学成为以专门考察自然活动为主要任务的科学活动, 哲学也有了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今天的自然科学本质上是实验科学, 哲学往往需要科学提供丰富的材料和证据。所以, 当现代科学结论与哲学发生冲突时, 让步的往往是哲学, 但科学又总是提出新的哲学问题, 推动了哲学的向前发展。科学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需要, 技术在价值观、伦理观等方面的需要, 也成了哲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也不是孤立的, 它无法脱离时代的哲学思想背景, 时刻都离不开哲学。哲学的发展往往能够唤起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 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哲学上的禁锢往往会使得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无所收获。哲学给科学家以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 帮助科学家形成正确的科学思想, 建立合理的科学体系。科学家的科学活动无法脱离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爱因斯坦没有深邃的哲学思想, 就不会提出相对论的伟大理论。也正如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所说的:“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科学是一种探索性的学问, 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通过实证来解决, 许多是在没有办法实证的情况下, 科学家的思辨猜想、直觉把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 科学的探索性还决定了科学需要争论, 技术方案更是在争论中选择和确定的, 任何一种对科学结果的解释、思考, 对方案的争论或认同, 必定依存于某种哲学背景。比较深入的科学争论必定进入哲学层次, 科学学派的分歧往往起源于哲学背景的分歧, 某学说的成败往往暗示哲学背景的成败。

总之, 哲学以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的基础, 而科技的发展又要以哲学作为指导, 二者在发展中是相互联系、促进和融会贯通的。

二、近代欧洲哲学的发展与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

近代欧洲哲学的发展线路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 (约1350-1630年) , 发展到英国经验论哲学 (约1610—1710年) , 再到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 (约1700—1800年) , 再发展到德国的古典哲学 (约1770—1850年) 。而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 日本神户大学汤浅光朝归纳的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结论是:意大利 (1540—1610年) 、英国 (1660—1730年) 、法国 (1770—1830年) 、德国 (1810—1920年) 。二者在历史逻辑上是契合的, 同时, 我们也可以得出近代欧洲哲学的发展引领着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结论。

(一) 近代第一个世界科技中心意大利发端于文艺复兴运动

1.人文主义新世界首先在意大利确立, 孕育了近代欧洲科技文化。

由于“在意大利,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 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 人文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形成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人文主义者把人从神的世界, 拉回到现实的人的世界, 并直接孕育了近代欧洲科技文化。

2.人文主义哲学特别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科学精神。

在文艺复兴时期, “富于创造力的柏拉图——不同于崇尚科学的亚里士多德——则几乎无人知晓。欧洲具有希腊的批判精神而没有希腊的创造冲动。”复兴的哲学批判了宗教神学, 认为应当更细致地观察自然现象, 而且不应简单地根据古代著作家的权威性去接受观察资料。这种人文主义哲学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汲取科学精神, 反过来又为近代科学作好了思想准备。

3.文艺复兴运动推动意大利产生了欧洲最早科技学术团体。

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的学术组织“自然秘密协会”于1560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创立。1601年, 在意大利创立的罗马林琴学院, 拥有32名院士, 包括著名物理学家伽俐略, 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科学机构。

(二) 英国作为世界科技中心, 与经验论哲学功不可灭

1.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不断总结、完善, 并指导自然科学发展, 最终促进英国成为近代第二个世界科技中心。英国经验论哲学近两百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培根和霍布斯的创立阶段;洛克的系统发展阶段;贝克莱和休谟的衰落阶段。而英国科技兴盛归功于前两个阶段, 特别是培根的经验论哲学。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评价其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2.真正意义的近代科技学术团体在英国出现。1645年伦敦成立了“无形学会”, 也称“哲学学会”, 它是科学家的活动场所, 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1665年创办《皇家学会哲学学报》, 登载会员的论文和科研报告。英国皇家学会是近代科学的摇篮, 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国家科学院, 这对提倡自然科学研究, 使英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科学强国起到积极作用。

(三)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使科学更加社会化

1.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观。在认识论方面,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英国经验论和西欧大陆唯理论的片面性错误, 力求使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认识结合起来。历史观方面, 虽然它总体是历史唯心论, 但已有科学历史观的萌芽。

2.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还在某些方面推进了自然科学方法论。例如, 狄德罗认为观察、思考和实验是我们认识自然界的三种方法, 从而发现新的事物。狄德罗并不忽视思考、猜测的作用, 但认为思维推理也要由实验来检验。

3.启蒙运动思想的先进性, 直接酝酿爆发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并产生了欧洲最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科学发展的具体体制。1666年在巴黎, 法国皇家科学院成立, 这是一个官方的科学机构。1667年创办《学者杂志》并建立巴黎天文台。1795年正式成立法国科学研究院,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度成为世界科技发展中心。

(四) 德国古典辩证法思想成就其作为世界科技中心

1.18世纪末德国古典哲学出现了辩证法的思想, 由此敲响了形而上学的丧钟。康德的星云假说以牛顿力学为基础, 同时又把历史主义的观点带进了自然科学。康德哲学主要贡献在于:第一, 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主体的能动性, 开拓了从主客体关系去讨论哲学根本问题的新方向, 它不仅完成了近代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 而且把单纯研究认识的传统认识论扩展成了研究整个人类主体的功能、价值及人类文化的哲学, 宣告了人的哲学的真正诞生。第二, 发动了推翻旧形而上学的革命, 为未来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 极大地影响了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 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三, 孕育和阐发了一系列辩证思想, 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对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作了全面概括, 提出了对立面的渗透和统一、由量变到质变、否定的否定三个辩证规律, 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从而为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2.19世纪自然科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自然图景。它的中心是整个自然界都处于不断的流动中, 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自然科学中, 由于它本身的发展, 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 赖尔的地质演化等学说, 在冲破形而上学自然观和论证辩证自然观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强调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这就是德国在1810年到1920年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的内在必然。

3.德国形成欧洲最早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体制。19世纪中期以后, 德国创立研究生制度, 促进大学导师与研究生合作研究的科技成果为企业所吸收, 许多企业家本身就是科学家或工程师, 而大学教授中也不乏公司董事和经理身份。德国化工技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能跃居世界前列, 其研究与开发体制分不开。这种研究与开发体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示了优势, 德军依靠军事技术优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战争的主动。1900年德国这种研究开发体制进一步推广到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 一批颇具规模的大企业实验室纷纷建立, 促进了德国科技的发展。

摘要：哲学以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的基础,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要以哲学作为指导, 二者在发展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和相互融会贯通的。正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发展, 使得在欧洲产生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科技中心, 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促进了近代欧洲哲学的深入。

关键词：科技,意大利文艺复兴,英国经验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德国辩证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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