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共12篇）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篇1

一、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定义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是指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就该缺陷产品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应承担何种形式的法律责任, 其决定着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和免责事由的设定。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受害人控告产品制造者或销售者责任的依据, 是确定行为人承担产品责任的基本事由、标准、依据, 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遍性, 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 即为法律应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亦或是行为人的行为、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 使行为人来承担产品责任, 从而平衡当事人的利益, 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及正义。

二、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的现状

关于产品责任问题首次作出规定是在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工业产品责任条例》中, 其次就是1986年《民法通则》中的第122条。在总结各国的立法经验和实践基础上, 1993年我国又通过了《产品质量法》, 该法是我国首部有关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和有关民事责任的综合性法律, 但因为法律的滞后性, 新的情况不断产生, 又于2000年7月对该法进行了修订, 修订案总结了各种不足, 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责任, 修正后该法具有更强的操作性。紧接着, 去1993年又通过了专门规定消费者权利义务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来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最新的关于产品责任的立法是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此外有关产品责任的立法还有一些行政立法, 如1995年的《食品卫生法》, 2001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责任制度相比, 我国的产品立法相对分散, 其次主要是围绕产品质量责任而发展, 目前还没有形成一部专门的产品质量法。

三、对我国产品责任规则原则的完善建议

从产品责任的归责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的产品责任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 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 明确概念和界定标准

《产品质量法》规定、生产者和销售者都是直接责任的责任主体, 运输者和仓储保管者则承担补充责任。生产者由成品的生产者、原料、半成品的生产者组成。销售者由批发商, 零售终端, 包括以其所有权、以期货交易等以其他方式油价转让给他人的团体或个人组成。产品的范围也应扩大, 如电力、天然气等也应纳入产品范围, 智力成果和血液制品等不宜成为产品。在缺陷及认定标准方面, 何为缺陷, 我认为不同于行业标准, 也不同于国家标准, 也便是说, 产品即使达到了上述标准, 产品也可能会有缺陷, 即不合理的危险。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等可以作为最低标准, 其不合理危险则作为较高标准。

(二) 建立以严格责任为主, 过错推定为辅的原则

确立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严格责任, 不仅能够促进生产者改变生产工艺, 提升产品质量, 还有利于打击销售者的只假贩假现象, 同时严格责任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符合当今社会的趋势。但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不能完全的照搬照抄他们的经验。确立以严格责任为主以过错推定责任为辅, 对消费者而言, 权利受到侵害时, 将会得到最大的保护。而对于生产经营者而言, 辅之以过错推定, 可以督促他们提升自身, 同时又可以通过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来减轻他们的责任, 从而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实质公平。

(三) 制定专门的《产品责任法》

纵观中国国情, 为平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 促进社会发展, 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制定专门的《产品责任法》有重要的意义。以此来明确价值理念, 使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得到公平对待。《产品责任法》的制定是为了赔偿受害人的同时防止在出现类似的状况, 而其核心则是财产赔偿。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也应当具体分析, 如销售者在一些情况下根本无法检查产品, 也当然不知道其是否有缺陷, 在此情况下应对销售者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某些产品的缺陷是在长时间后才显示出来, 生产者又难以确定, 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用市场份额理论补充。与此同时, 我国的产品责任保险制度也应完善。综上, 制定《产品责任法》对我国的产品问题有巨大的帮助。

四、结语

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体系还存在缺陷。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尚不十分发达, 科技力量还相对落后, 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尚不能移植发达国家的完善的严格责任制度, 而应当以严格责任为主, 过错推定责任为辅。立法者、立法机关应该尽早制定一部完善的《产品责任法》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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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篇2

任铁军祝莹霞

一、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概述违约责任中的归责，是指合同当事人因不履行合同债务的行为发生后，应依何种根据使其负责。所谓归责原则，乃是确定违约当事人的民事责任的法律原则。各国民事立法在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方面，主要采纳了过失责任或严格责任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在一方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时，应以过错作为确定责任的要件和确定责任范围的依据。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过错责任原则要求以过错作为确定责任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过错责任要求以过错作为确定责任范围的依据，既应当根据违约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来确定违约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根据过错责任原则，违约方负有反证自己没有过错的责任。

2.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也被称为“无过失责任，是指违约发生以后，确定违约当事人的责任，应主要考虑违约的结果是否因违约方的行为造成，而不考虑违约方的故意或过失。在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中，法定的免责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除不可抗力以外，债权人过错也可以作为债务人的抗辩事由，债务人得因此而免责。

3.我国《合同法》的归责原则。

在我国新合同法颁布以前，关于我国应采取何种违约责任曾经展开了广泛的争论。直到1999年新合同法颁布，《合同法》第104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我国才确立了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当然作为补充也存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主要出现在分则中，在分则有特别规定的时候适用。也就是说，我国合同法虽然采用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二元的违约归责原则体系，但二者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严格责任规定在总则中，过错责任出现在分则中;严格责任是一般规定，过错责任是例外补充;严格责任为主，过错责任为辅。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才可适用过错责任，无特别规定则一律适用严格责任。

4.我国《海商法》是《合同法》的特别法，《海商法》中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相对《合同法》分则中运输合同的规定来说，是一种特别规定。按照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原理，《海商法》有规定的，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规定的运输合同的承运人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那么《海商法》中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的归责原则是什么呢?本文仅就《海商法》中承运人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作一孔之见。

二、《海商法》中承运人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

1.当前关于《海商法》中承运人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认定

当前，我国关于《海商法》中承运人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主流观点是不完全过错责任原则。具体来说，承运人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首先是过错责任。但《海商法》规定，由于船长、船员等承运人受雇人的航海过失造成的货物灭失或损坏，承运人可以免责。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受雇人的过失应该由雇主承担责任，因此，船长、船员的海上过失也是承运人的过失。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货物的灭失或损坏，承运人应该负赔偿责任。但由于海上货物运输风险的特殊性，《海商法》规定承运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免责。因此，承运人过错责任原则有了一种例外情况。所以说这种过错责任原则是不完全的。应该说这种不完全性的理解还是比较直观的。那么，承运人的过错责任原则的根据又在哪里呢?我国《海商法》在承运人的责任体制上主要参照了《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的规定。因此，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海牙规则》中关于承运人承担责任基础的规定。

2.《海牙规则》中承运人违约责任的基础

《海牙规则》中关于承运人承担责任的基础规定在第4条第1款，其规定，承运人或船舶对不适航导致的货物的灭失或损坏均不负赔偿责任，除非这种不适航是由于承运人未谨慎处理所致。也就是说，承运人仅对由于其未尽合理谨慎使船舶适航而造成的货物灭失或损坏负赔偿责任。同款还规定，承运人若想对因不适航造成的货物灭失或损坏免责，他要举证证明他已经尽到了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的义务，即证明在使船舶适航上他没有过失。据此规定，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适航义务下，承运人的责任基础是过失责任原则。但时，如果是由于承运人未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造成货物灭失或损坏，承运人不能享有免责。

但是《海牙规则》中规定的承运人的义务有两种，除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的义务外，还有妥善、谨慎照料货物的义务。《海牙规则》第3条第2款规定，除第 4条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到妥善、谨慎的积载、搬移、装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货物。《海牙规则》第4条中与第2条有关的是第4条第2款关于承运人免责事项的规定。这就是说，在照料货物的各个环节，除非承运人能够证明货物的灭失或损坏是由于其可以免责的事由造成的，他都要负赔偿责任，只证明在照料货物的各个环节上没有过失是不够的。这显然是一种严格责任原则。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海牙规则》中承运人承担责任的基础并不是单一的。对适航义务来说，承运人承担责任的基础是过错责任原则;对照料货物的义务来说，承运人承担责任的基础是严格责任原则。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海上风险的特殊性和保护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立法主旨。那么，参照了《海牙规则》的我国《海商法》又是怎样一种规定呢?

3.我国《海商法》下承运人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认定

前面提到，我国当前的主流观点是不完全过失责任原则。即除航海过失免责外，承运人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对于这种观点的依据，我们首先看一下我国《海商法》关于承运人义务的规定。

我国《海商法》第47条和第48条的规定是翻译了《海牙规则》第3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即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的义务和妥善、谨慎照管货物的义务。我们看到，对这两个义务，我国《海商法》都是使用了妥善、谨慎的字样，因此学者认为，这两项义务都是无过失义务，并由此认定承运人承担责任的基础是过过错责任原则。但这种观点还有待商榷。

首先，我国《海商法》并没有像《海牙规则》第4条第1款那样明确规定承运人对船舶适航仅负过失责任。在我国《海商法》下，承运人对船舶不适航造成货物损失承担何种责任并不明确。

其次，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承运人在照料货物的各个环节的责任基础在《海牙规则》下是严格责任，而不是过错责任。

再次，我国《海商法》对承运人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有明确的规定，但这似乎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我国《海商法》第46条规定，在承运人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在该节中，唯一规定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是第51条关于承运人免责事由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承运人责任期间，除非承运人能证明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是其可以免责事事由造成的，他都要负赔偿责任。这种规则原则显然是严格责任原则。

再次，《海商法》第51条第一款第十二项免责事由对承运人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影响。即非由于承运人或其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其他原因。咋一看，在该条款下，承运人可以通过主张对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没有过失而免责。但和《海牙规则》的规定相对比，我们发现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海牙规则》中的实际表述是”其它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没有过失的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说，承运人若想援引该项免责，要证明的造成货物灭失或损坏另有原因，只不过对该原因的发生承运人没有过失。这里并不要求承运人去证明他没有过失。这种原因类似于大陆法系中的意外事故。据此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海商法》中该条规定也应该采取类似的理解，即承运人在援引该项免责时，不能通过证明没有过失免责，而是必须证明造成货物灭失或者损坏的实际原因。

最后，我国《合同法》确立了违约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除非《海商法》另有规定，《海商法》中规定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承运人的规则原则也应该是严格责任原则。在《海商法》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规定，相反，《海商法》第46条的规定正是严格责任原则的规定，因此，《海商法》中承运人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

综上，我们认为我国《海商法》中承运人违约责任的规则原则仍然是严格责任原则。只不过在这种严格责任原则之下，由于海上货物运输风险的特殊性，法律规定了更多的免责事由，甚至包括过失免责，但这都不影响《海商法》中承运人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认定。

三、一点建议

论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篇3

[关键词]医疗损害；医疗损害责任；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

一、医疗损害民事责任的概述

1.医疗损害的概述

医疗损害的概念是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后才确定下来，在此之前医疗事故、医疗侵权、医疗纠纷等概念混淆不清，现阶段仍有学者对这些概念不加区分的使用，特别是医疗损害和医疗事故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厘清两概念。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最先使用了“医疗事故”这一概念，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患者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该《办法》对于“医疗事故”概念的定义过于狭隘，仅限于对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护，具有鲜明的行政色彩。后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于先前 “医疗事故”概念有所改进，“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但仍未解决对患者利益保护不全面的问题，并且除了包括损害后果的客观方面，还涵盖主观过失、因果关系、违法行为所有构成要件，超出本应具备的概念内涵。正是概念上的混乱不清造成司法实践处理医疗损害案件的困难。

《侵权责任法》明确提出了医疗损害的概念，从客观事实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应采用“医疗损害是在护理、诊疗过称中，医疗行为对患者产生的不利益的事实”的医疗损害定义。 主观过错属于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范畴的问题，不影响对医疗损害事实的客观判断。

可见，“医疗损害”和“医疗事故”概念有显著区别。医疗损害只是一种客观事实，与医疗过错、因果关系和违法行为并列为医疗损害责任的四大构成要件，但医疗事故概念本身就包括了四要件，与这三个概念并非独立。另外，医疗损害比医疗事故的外延广，不仅包括对患者生命权和健康权造成损害的事实，还包括造成财产和非财产利益的不利益，是对患者利益更全面的保护。

2.医疗损害责任的体系

医疗损害责任是侵权责任的一种重要类型，对于医疗损害责任的研究首先就是确定其概念。“所谓医疗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及其他合法权益时，应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的责任。” 医疗损害责任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

（1）责任主体是医疗机构。首先作为一种职务行为，无论医务人员是否具有医生资质，只要是在职务工作中导致损害后果，医疗机构都要承担替代责任。根本特征就是责任人和行为人的分离。对于非医疗机构或者是有医生资格的人以个人行为为他人诊疗发生医疗损害，应适用一般侵权责任。

（2）行为人是医务人员。医疗损害责任的行为主体是医师或者是其他医务人员，不能是非医务人员。非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产生的赔偿责任也是一般侵权责任，此时行为人带来的损害后果由自己负责。

（3）发生在医疗活动之中。即发生的场合必须是医疗活动，对于此处的医疗活动的概念必须准确理解，身体检查、美容院的医疗美容等也是医疗活动。

（4）过失行为导致患者人身权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损害。值得注意的是医疗产品责任不要求医疗过失。对患者合法权益的损害包括：对患者生命权的损害，即造成死亡的后果；造成患者健康权的损害，即造成一般伤害或者残疾；以及造成其他合法权益的损害，如侵害患者知情或同意权。

医疗损害责任包括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和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构成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

二、我国的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制度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从建立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系统出发，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验，构建了一个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无过错责任原则为补充以及有所适用过错推定法律技术的医疗损害责任归责体系。

1.医疗技术损害责任

医疗技术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从事病情的检验、诊断、治疗方法的选择，治疗措施的执行，病情发展过程的追踪，以及术后照护等医疗行为时，不符合当时既存的医疗专业知识或技术水准的过失行为，医疗机构所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的构成要符合一般的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即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举证责任适用“谁主张是举证”规则。

但也有例外，《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就规定了在三种情况下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此时对于主观过错构成要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医疗机构来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但是否出现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三种情况，由原告举证。该规定有效保护患者的利益，防止医疗机构为逃避责任而毁灭不利证据。

2.医疗伦理损害责任

医疗伦理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从事各种医疗行为时，未对病患充分告知或者说明其病情，未提供病患及时有用的医疗建议，未保守与病情有关的各种秘密，或未取得病患同意即采取某种医疗措施或停止继续治疗等，而违反医疗职业良知或职业伦理上应遵守规则的过失行为，医疗机构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因为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和同意权，而承担由此造成的患者损失。《侵权责任法》在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中做出规定。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仍然要求医疗机构保障患者的知情权和同意权是不合理的，所以《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规定了在三种特殊情况下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

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以前，医务人员不经患者同意、不充分告知的情况普遍存在。《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伦理损害做出规定有极大现实价值，提醒了医务人员在进行治疗活动中必须履行高度的注意义务，最大限度考虑患者的利益。

对此采用过错推定，即医疗机构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由医疗机构负证明责任。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出具“患者同意书”等书面文件，说明自己完成义务，这一规定是从完善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程序角度出发。对于医疗机构这些证据的获取是容易的，未加重诉讼负担。

3.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在医疗过程中使用有缺陷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以及血液及血液制品等医疗产品，因此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医疗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对于医疗产品损害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医疗过错不再是其构成要件，只要具备了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三个要件即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对此做出了规定。

事实上，医疗产品损害责任也是一种产品责任，可以使用产品责任的有关规定，而不必单独在医疗损害责任中加以规定。医疗机构是医疗产品的销售者，因此医疗机构和医疗产品的生产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在有缺陷的医疗产品造成患者损害时，患者即可向医疗机构要求赔偿也可向医疗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从内部关系看，医疗机构作为销售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医疗机构向患者承担责任以后，医疗机构有过错时才承担责任，否则可以向生产者追偿。

四、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及举证责任

1.四要件说

所谓四要件说，就是指医疗损害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为：医疗过错、违法行为、损害后果以及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对于违法行为是否为独立构成要件，是三要件和四要件说的争议点。对此不同国家规定不同，法国将其纳入主观过错要件，而德国则列为单独的构成要件。“医学行为虽然以拯救患者的生命健康为目的，但采用的检查方法、手术及药物治疗方法，不但对身体具有侵入性和损害性，如活体穿刺、手术切割等，而且对组织器官具有一定甚至是明显的损害性，如抗癌放射性疗法和化学性疗法等，都具有医疗行为的侵害性。” 医疗机构有过错与违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规定不同，如在紧急情况下，医务人员采取了不太合乎规范的行为，但若证明该种行为在当时合理，即主观无过错，就可认定医疗机构无过错。因此，违法行为独立于医疗过错。

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是通过惩处具有主观可责性的客观行为，达到教育和预防的社会功能。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都是客观的构成要件，只有主观状态包含了法律价值判断。因而违法行为和医疗过错是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对医疗行为分别评价，不可互相替代。

2.医疗过失要件的举证

对于医疗过失除了在特殊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上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若存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由医疗机构证明自己无过错；反之，由患者就医疗机构有主观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此时患者一方要就损害行为、损害后果、损害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符合本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举证。

医疗行为是具有高度专业性的行为，诊疗行为本就有侵袭性和危险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将主观过错要件的举证责任完全归于任何一方均不合理。鉴于主观过错内容高度的专业性和隐蔽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主观过错是否存在常需启动鉴定程序。即使患者或者医疗机构所列出的证据已能一定程度证明医疗过错的存在，法官依然会寻求第三方的帮助。鉴定结论能提供直接的、科学的协助，为法官的自由心证提供更为充分的证据。医疗过错证明责任一般归患者，大部分情况下是由患者提出申请启动鉴定程序。

3.因果关系要件的举证

“实行过错责任的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和实行过错推定责任的医疗伦理损害责任中，因果关系是连接医疗违法行为和医疗损害事实的客观要件，是判断受害患者一方医疗损害事实与医疗违法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逻辑关系的客观依据，依据确定实施医疗违法行为的医疗机构对受害患者诉求所依据的损害事实是否承担责任的基本依据之一。” 对于因果关系这一要件的证明，存在众多的证明归责，包括盖然性、事实自证和概率的证明归则等，无论采取那种证明归则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都要就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必要证明，仅证明的程度有所区分。以前我国的医疗损害制度设计中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全归医疗机构，使诉讼利益的天平失衡。《侵权责任法》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重新分配给了患者。

实务中，患者只需证明遭受了医疗损害以及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性，就可提起医疗损害诉讼。在诉讼中，法院根据原告证据对因果关系的证明程度，决定是否向第三方寻求专业意见。在医疗损害和患者自身疾病同时存在时，必须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医疗损害原因力的参与程度计算，确定赔偿责任的划分，医疗机构只对因为医疗过失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因此，在因果关系这一构成要件的证明中，医疗损害鉴定具有高度参考价值。

笔者认为，医疗损害责任是一种重要的民事责任类型，医患关系更是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如何建立互相信任、协调的医患关系，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难题，它的解决离不开理论上的不断进步、立法的不断完善以及实务界的不断探索。医患关系处理的根本宗旨就是患者、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三方利益的均衡，完全牺牲一方利益满足另一方需求的做法，皆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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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探析 篇4

一、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的发展进程

(一) 产品责任的理论

在当今各国关于产品责任侵权的立法中, 归责原则主要有严格责任原则、绝对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以及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几种。欧美国家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围绕着这两个问题, 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历程。其中, 美国产品责任法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 它在一百多年的产品责任法的发展史中, 经历了三个阶段。

1. 疏忽责任阶段。

疏忽责任是指由于生产商和销售商在产品制造或销售时的疏忽而致使消费者遭受人身或财产的损害, 生产商或销售商应对其疏忽承担的责任。它的确立始于美国著名判例“麦克夫森诉别克汽车案” (Macpherson v.Buick Motor Co, 1916) 。基于过错责任原则, 消费者可以直接向缺陷产品的生产商提起诉讼, 不会因为合同关系的阻拦而不能向生产商索赔。疏忽责任原则突破了传统的以合同关系追究产品责任的理论, 在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因疏忽而引起的产品责任时, 不必局限双方是合同关系。

2. 违反担保责任阶段。

它是指生产商或销售商由于违反对货物的明示或默示担保, 致使消费者或使用者因产品缺陷而遭受损害, 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1932年“巴克斯特诉福特汽车公司案”确立了违反担保原则。该案中, 华盛顿法院根据明示担保原则确认被告应承担责任, 而不管其是否有故意的欺诈和陈述上的过失。

3. 严格责任阶段。

196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审理的格林曼诉尤宝公司一案中, 泰勒大法官确立了著名的“格林曼规则”:如果一个生产商将产品投放到市场, 知道消费者将不加检查地使用, 后来证明该产品有瑕疵并给他人带来伤害的话, 这个生产商就要承担严格侵权责任。一年半后, 美国《侵权法重述》正式确立了产品责任中的严格责任理论。严格责任指只要产品有缺陷或者具有不合理的危险, 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伤害的, 该产品产销中的各个环节上的人都应负赔偿责任。原告无须指出被告有疏忽, 只要证明产品存在危险或处于不合理的状态、产品的缺陷在投入市场之前就已存在、因该产品的缺陷导致了损害即可。

(二) 归责原则

所谓归责原则, 是指确定责任归属所依据的法律准则, 即确定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标准。产品责任法的发展集中反映在归责原则上, 即从过错责任原则逐步向严格责任原则方面发展。这表现在:现代的产品责任法一般都采用严格责任原则,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122条和《产品质量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153条等现行法律对产品责任归责原则先后作了明确规定。上述规定最先在法律制度层面确立了我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原则。《产品质量法》第4l条进一步明确了生产者对缺陷产品承担严格产品责任, 同时明确规定了销售者承担过错责任和连带责任。据此可见, 在产品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中运用严格责任原则有立法的支撑。

二、承担产品责任的条件及其抗辩理由

(一) 承担产品责任的条件

承担产品责任的条件因各种产品责任的理论不同而各不相同。根据我国严格产品责任的有关规定, 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 产品有缺陷。

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 用于销售的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根据大多数国家的规定, 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且这种危险在产品离开生产者或销售者之前就已经存在。有些产品看起来比较安全, 如一瓶可乐突然爆裂, 损害了消费者, 那么, 这瓶可乐就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有些产品看起来不太安全, 如剃须刀, 倘若在使用剃须刀的时候因为使用不当而刮破脸皮, 那也不能说这就具有不合理危险。因此, 认定不合理危险, 应当考虑产品性质、功能、使用说明书、警示等, 按合理的要求使用产品、按产品提供时的标准判定产品的安全性等情况, 如果产品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望得到的安全, 便具有不合理危险。我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中并没有对产品缺陷作明确的分类, 但一般认为分为四种:制造缺陷、设计缺陷、警示缺陷和开发缺陷。

2. 有损害事实存在。

这是指产品因缺陷造成了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害。产品责任必须以受害者遭受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为前提, 没有这种实际的伤害或损失事实存在, 就不属于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如果产品有缺陷, 但并未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 或者仅造成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 就不构成产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者或销售者仅按法律承担产品瑕疵担保责任, 即承担修理、更换、退货或者赔偿损失的责任。

3. 产品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一般来说, 产品缺陷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 即直接因果关系或近因。有学者提出, 只强调近因对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不利。因此, 消费者只需证明产品的缺陷是使其受到损害或损失的原因, 而无需证明产品的缺陷是其也就是说损害的结果是由产品缺陷直接导致的。还有学者认为在产品责任事故中, 损害后果的发生往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因此, 必须确定产品缺陷是引起损害后果的唯一原因或直接原因, 产品责任才能成立, 生产者或销售者才承担责任。对此争议, 笔者赞成第2种观点, 因为产品责任本身就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责任的要求比较严苛, 所以, 在他们承担较大责任的情况下, 承担的条件相对来说也应当是严格的。

(二) 抗辩理由

对于原告的控诉, 被告有权依法抗辩, 以排除或减轻其产品责任。各国有关抗辩理由的规定主要有:

1.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

生产者、销售者只需证明其未将有关产品投入流通, 则对非经商业渠道进入使用和消费领域的有关产品造成的损害结果不负责任。此外, 出于非商业目的提供产品, 如赠品, 通常提供者也承担产品责任。

2. 产品投入流通时不存在缺陷。

生产者、销售者如果能证明造成损害结果的产品在离开其控制投入流通时, 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 则不负产品责任。但是, 如果产品的缺陷是在运输或仓储过程中因运输者或仓储者的过错造使产品造成缺陷, 生产者、销售者仍须承担责任, 但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 有权向运输者或仓储者等第三人追偿。

3. 不能发现的潜在危险。

生产者如果能证明其在产品投入商业流通时, 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或工艺水平所限而未能察觉该产品的潜在危险, 即所谓的设计、开发风险, 生产者可对此种产品缺陷所引起的损害不负责任。

4. 受害人自身的过错。

由于受害人自己的过错, 如擅自改变产品的结构、性能等, 生产者、销售者不负责任。受害人对产品损害的发生有部分责任的, 即共同过错, 可视其责任的大小而相应减轻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此外, 对于受害人甘愿冒险, 在产品危险性显而易见的情况下, 受害者仍然冒险使用该产品, 因而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 除一些极端情况外, 通常以共同过错原则处理。

5. 超过法定期限。

消费者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使用产品, 超过法定期限, 则丧失索赔权。如《关于造成人身伤害与死亡的产品责任欧洲公约》规定, 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的时效为10年, 自生产者将造成损害的产品投入流通之日起10年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超过这个期限, 生产者就没有承担产品责任的义务。

我国《产品质量法》对缺陷产品的抗辩理由作了明确规定。《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2款、《民法通则》第132条以及最高院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都为免责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我国的立法意图上看, 随着经济发展, 立法也倾向于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三、产品责任中的举证责任

产品责任的三个构成要件均需原告负责举证。原告虽然不需要就被告存在疏忽举证, 但是原告仍负有其他举证责任。一般认为, 原告要举证证明产品存在缺陷和证明缺陷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较为困难。所以, 产品严格责任不是发生损害结果即产生赔偿责任的绝对责任。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法律规定原告只要证明被告违反了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该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即可认定存在缺陷。《产品质量法》关于生产者、销售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的规定, 以及《标准化法》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等, 都有这类法定缺陷标准的规定。此外, 采用缺陷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 也是完善严格责任原则、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必然要求。根据缺陷推定, 原告只需证明按照通常使用的方法使用某产品而发生了损害, 这种损害通常不可能因这种使用发生, 就可推定产品存在缺陷。被告如要推翻这种推定, 必须举出反证。根据因果关系推定, 原告只需证明正是在使用有缺陷产品的情况下发生了损害结果, 并且在通常情况下使用有此种缺陷的产品同样会发生这种损害, 就可推定存在因果关系。

试举一例, 一对夫妇为两岁孩子购买奶粉, 小孩食用后营养不良、发育迟缓, 经调查, 奶粉中的蛋白质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在此案中, 小孩父母需要就因果关系进行举证, 但在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中, 因为奶粉的成分较为复杂, 制作工艺特殊, 要其承担证明责任过于严苛, 而奶粉的生产者或销售者相对来说更有能力对此进行分析, 举证对其来说更为容易。而小孩及其父母作为受害者, 只需证明奶粉存在缺陷, 即不符合国家标准, 就可以推断因果关系成立, 生产者或销售者就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结语

产品责任事关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明晰产品责任的基本理论, 是解决产品责任问题的前提条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有效解决缺陷产品纠纷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公民权益的维护乃至法的价值的实现都至关重要, 我们应当予以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李昌麒著.《经济法学》[M].法律出版社, 2007

[2]高圣平.《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41条、第42条和第43条为分析对象》[J].法学杂志, 2010.6

[3]李亚虹著.《美国侵权法》[M].法律出版社, 1999

[4]张为华著.《美国消费者保护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5]马洪著.《经济法概论 (第三版) 》[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篇5

作者简介:孙仲波(1968-),男,安徽怀远人,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财产权研究。

浅析中小学校园侵权的学校责任性质及归责原则

孙仲波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安徽蚌埠 232000)

摘 要:文章通过对中小学校园侵权基本内涵的论述,从法律角度分析学校与学生的关系,认为学校和学

生之间是一种复合型教育法律关系,中小学校对学生承担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并在中小学校园侵权中承担过

错责任。

关键词:中小学校园侵权;法律关系;过错责任

中图分类号: D 9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6219(2009)增刊-0290-03近年来,中小学校园侵权事件明显增多,因此而

引起的人身伤害赔偿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已影响到

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并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及传

媒的关注。正确认识这类事件的性质,合情合理地确

定归责原则,准确及时妥善处理好纠纷,对维护学生

和学校的合法权益,保障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小学校园侵权的基本内涵

1·何为中小学校园侵权

就中小学校园侵权的概念,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

也没有具体界定。一直以来,人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以

学生伤害事故或对学生的侵权行为代替校园侵权行

为。理论界对校园侵权的研究非常丰富,现将有关的观点概述如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在《人身损

害赔偿》一书中认为,“学生伤害事故是指中小学校在校学生以及幼儿园在读儿童在学校或幼儿园就读期

间,参加学校或幼儿园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受到

人身伤害或死亡,以及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或死亡,学校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事故”。[1]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劳凯声在《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及责任归结

问题研究》中指出,学校事故是指在学校及其他教育

机构内,以及虽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之外,但是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组织的活动中发生的,由于学

校、教师的疏忽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

避免,从而导致学生人身伤害的事件。[2]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黄松有在《侵权法司法解释实例释解》中所

给的定义是,所谓校园侵权,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

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

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所发生的在校生人身权损害。[3]

通过以上学者对校园侵权行为含义的分析,把中

小学校园侵权的概念作如下的定义:中小学校园侵权

是指学校在其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和组织的校外教

学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

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由于过错,违反法律规

定的义务,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侵害在校学生及

其他个人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

任的不法行为。

2·中小学校园侵权的特征

一般情况下,该类侵权主要发生在中小学的未成年学生身上。中小学校园侵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

是一个空间概念,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其具有以下

几个特征:(1)从受伤害的主体来看,必须是在校学

生。这里的在校学生是指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在读的未成年学生和儿童,不包括大学生,因为其不是义务

教育的对象。(2)从侵权时间来看,其侵权行为必须

发生在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指导、保护等职责 的期间。(3)从侵权地点来看,其侵权行为必须发生

在学校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指导、保护等职责的地 域范围内。(4)从侵权方式来看,大部分表现为不作

为的方式,在少数情况下表现为作为的方式,如教师

对学生实施违法的体罚。

290

3·中小学校园侵权的构成要件

中小学校园侵权构成要件是指构成校园侵权行

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的总和。校园侵权行为是

民事侵权行为之一种,它除了须符合一般民事侵权行

为的一般构成要件,[4]即损害后果、因果关系、违法

性、过失和责任能力之外,还须同时具备如下要素:

一是主体要素。校园侵权行为的主体要素包括

侵权行为人和被侵权行为人两个方面。校园侵权不

仅仅指学生受到的伤害,还要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给他

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这两方面的人身伤害,都是属于

校园侵权的范围。

二是时空要素。所谓时空要素就是指对校园侵

权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定要求。须学生在校期

间发生人身伤害,或者学生在校期间致害他人,这两

个方面缺一不可。

三是职责要素。职责要素是指校园侵权行为的发生须与校方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有关联。具言

之,即校方对于侵权行为人、被侵权人之其一或二者

于侵权行为发生时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反

之,如果校方对于侵权行为人和被侵权人均无上述法

定义务,那么它也不属于校园侵权的范畴。

二、中小学校园侵权中学校民事责任的性

质

根据侵权法“有损害即有赔偿”的原则,学校应对

其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但学校承担民

事责任的性质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学界

历来颇有争议,综合各家观点,大致有以下四种:

一是监护关系论,又分两种。其一是认为学校的监护权由家长转移取得,该观点认为,父母虽是其未

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但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父

母对其子女的监护权已经转移给学校,学校与学生之

间建立了事实上的监护关系。其二是认为学校的监

护权是自然取得的,即在监护人将学生送到学校之

后,学校自动取得对未成年学生的监护权。二是准行

政关系论。该观点认为,义务教育阶段是一种国家主

导的行为,其经费设施主要由国家承担,学校承担的是一种社会责任,类似于行政管理。三是特殊民事关

系论。该观点首先认为学校与学生都是平等的民事

主体,只是由于中小学教育以国家承担教育经费,对

学生的赔偿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国家赔偿。因此,学

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关系有别于一般的民事关系。

四是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论。此观点认为学校的首

要责任是教书育人,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依据有关法律对未成年学生承担教育保护责任。

第二种和第三种观点由于支持者甚少,属非主流

观点,在此不作讨论。关于监护关系论,两种观点难

以成立。首先,学校和监护人之间没有书面的或者口

头的委托监护合同,任何一方都无法证明这种合同的现实存在;其次,监护人在将监护责任委托给学校时

并未支付任何对价,特别在义务教育条件下,学校没

有义务接受这种无对价的委托。再次,监护权作为涉

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权利,应由谁行使关系重

大,只是基于《民法通则》的明确规定才取得。自然取

得的观点既不符合监护权的特征,也与法不合。因

为,根据《民法通则》,监护权的原始取得只能有两种

方式:法定和法定机关指定。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学

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第2款的规定,“学校对

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但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学

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相应监护职责的情形除外”。由

此可见,监护论缺乏依据。

目前,被各界所广泛接受的是第四种观点。它也

得到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肯定。一些学者根据《教育

法》、《义务教育法》等的规定,认为学校与未成年学生

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笔者也持

这一主张。学校与学生间的这种教育、管理和保护关

系,不是依据民法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也不是依据

行政法产生的行政法律关系,而是依据教育法产生的一种教育法律关系。这是一种独特类型的法律关系,有学者将其视为准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以区别于学校

与教育行政机关之间的纯粹的教育行政关系。笔者

认为,此种说法不妥。就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关系来

说,具有教育行政关系的某些属性。但是,就学校对

学生的教育和保护关系而言,并不能为准教育行政关

系所涵盖。并且,管理关系也不是这种法律关系的核

心内容,因为管理和保护都是为教育服务的,教育关

系是核心。教育、管理和保护法律关系是学校在对学

生进行教育、管理和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关系,教

育、管理和保护构成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学校

对学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权和职责,学生有接

受教育、管理的义务和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学校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

生承担的是一种教育保护责任。因此他们之间的法

律关系应认定为教育、管理、保护关系。

三、中小学校园侵权中学校民事责任的归

责原则

确立了学校与学生之间是法定的教育、管理与保

291

护关系的统一,就可由此确定学校对在校学生的义

务。根据我国《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规 章,学校对在校学生行使教育、管理和保护权利的同

时,也负有相应的义务。学校的主要义务应当是采取

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整个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

该安全义务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学校在教育、教学活

动和管理过程中应当加以预见和注意的方面。如果

学校违反了该义务,就有过错,无论是故意、疏忽大意

或者过于自信,都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因此,笔者认为学校在校园侵权中只承担过错责

任,应当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处理。所谓过错责

任原则,是指当事人以过错的存在为前提而承担民事

责任的归责原则。其基本含义:一是有过错,就要承

担责任;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二是有多大的过错,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5]对学校在过错情况下才承

担民事责任,我们可从有关法律上找到依据。2004年

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

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

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

对于学校来说,分析学校是否有过错,应当从实

际情况出发,具体分析。首先应从学校的职责方面

看,如学校在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中有不当之处,且这

不当之处是造成损害的原因,学校就应承担过错责

任。其次要看学校是否尽了相当注意义务。所谓相

当注意义务,即根据通常预见水平和能力,应当预见

潜在危险或应认识到危险结果的义务。如果学校应

当预见而没有注意或没有采取避免危害结果的措施,就是未尽相当注意义务。如果学校尽了相当注意义

务,就可以免责。《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了12

种过错情形,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总之,对中小学校

园侵权中学校责任有关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探讨,确

定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学校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

原则,才能更加适当地解决学生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做到既有利于保护受害学生的合法权益,又能够避免

因此给学校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有力地促进教育事

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浅析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篇6

1.单一归责原则说

该说认为，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只在《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1款中体现，第2款中的规定并没有上升到单独创设一种归责原则的高度。不过，单一归责原则说中又存在无过错责任原则说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说之不同认识。

2.混合归责原则说

该说认为第32条中规定了多种归责原则。其中有的学者认为该条第1款中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而第2款中适用的则为公平责任原则；也有的学者认为第1款前句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而第1款后句则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在《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还有学者建议我国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应采结合责任说，即监护人对无识别能力的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承担无过错责任，而在被监护人有识别能力时，其监护人承担的应是过错责任。

本文认为，《侵权责任法》确立了由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构成的二元归责原则体系，过错推定责任与公平责任均不能成为独立的归责原则。

二、监护人责任为有减责事由的无过错责任

1.从法条文意看，监护人责任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监护人责任适用的归责原则究竟是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是一个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的立法选择问题，而在《侵权责任法》颁行后则成为一个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探究立法文义和规范价值的解释选择问题。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1款中所采行的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其归责事由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所存在监护关系。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就文义而言，第32条第1款前句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其中未曾出现监护人“有过错”或“不能证明其无过错”的字样，这就意味着监护人因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不以监护人是否存在过错为要件，此显属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应有之义。

其次，有学者基于《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1款前后两句的体系关系，认为尽管该款规定前句未明文规定监护人“有过错”字样，但由该款后句“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的规定可以推断出：确定监护人的赔偿责任必须以其未尽到监护职责为必要条件，而未尽到监护职责即为有过失。并进而认为监护人承担的是过错推定责任。笔者认为根据法条文意，此一推论和结论难以成立。

第三，就我国监护人责任的规范目的而言，要求监护人就被监护人的致害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通过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进而督促其善尽职责，预防被监护人致害事件的发生。监护人就被监护人的致害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不在于监护人是否存在过错，而在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以教育、监督和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监护关系。这与现代社会强化被侵权人利益保护的趋势相一致，亦符合《侵权责任法》“以被侵权人为中心”的立法理念。另应说明的是，监护人责任虽为无过错责任，但为平衡各方利益，《侵权责任法》第32条不仅在第1款后句为监护人设置了责任减轻事由，还在第2款确立了先从有财产的被监护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监护人赔偿其不足部分的规则。因此，这种责任对监护人而言，并非过于苛责。

第四，从我国监护人责任制度的立法沿革来看，《民法通则》第133条构建我国的监护人责任制度时，适用的归责原则即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其主要理由是：其一，若监护人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监护人没有过错就可以免责，这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其二，考虑与其他既有法律法规的协调问题，即《婚姻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仅规定未成年人致人损害时由其父母承担责任，并未规定监护人尽到了监护职责即可免除责任。《侵权责任法》的历次审议稿及正式文本，在监护人责任之归责原则的问题上，始终秉持《民法通则》确立的无过错责任的立场，未曾动摇。

2.监护人承担的责任虽为无过错责任，但设有责任减轻事由

为了回应学者对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过于严苛的批评，《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就监护人无过错责任的严苛性进行了适度缓和，即在第32条第1款后句中规定了“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但此规定究竟是公平分担损失规则，抑或责任减轻事由，学界存有不同的认识。

笔者不赞同公平分担损失规则的认识。理由在于：其一，该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第72、73、78条等条文为其他无过错责任所配置的责任减轻事由在规范价值和行文方式相当，依体系解释的方法，只能作同一理解；其二，公平分担损失的规则规定于《侵权责任法》第24条，该条系针对原本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而例外采用，其适用条件是“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而第32条第1款后句的规定，仅表明监护人一方因善尽监护职责而不存在过错，但未明确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亦无过错，其适用场景和条件与公平分担损失的规则显有不同。故此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的规定，尽管客观上缓和了监护人责任的严苛性，但不属于公平分担损失规则的适用领域。

笔者赞同第32条第1款后句为责任减轻事由的认识。据《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无过错责任并不等同于绝对责任；无过错责任在演化过程中也可以被划分为诸多类型，如有同志将我国的无过错责任划分为绝对无过错责任和相对无过错责任，前者等同于绝对责任，而后者则使无过错责任的承担具有了免责事由存在的空间，行为人可依据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进行抗辩。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值得赞同，通观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根据是否存在免责和减责事由，可以将其规定的无过错责任具体划分为绝对责任，有免责事由的无过错责任、有减责事由的无过错责任、既有免责事由又有减责事由的无过错责任四种类型。有学者将监护人在尽到监护职责的情况下可以减责的规定视为一种“无过错责任的衡平化”、“存在减责的抗辩事由的严格责任”或者为“相对的无过错责任”，这些认识均有相当的道理。更为直白地说，笔者认为监护人责任属于有责任减轻事由的无过错责任，即：监护人不论是否尽到监护职责（有无过错），均须为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承担替代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亦不能免责，惟可减轻其侵权责任；至于是否减轻及如何减轻，法院得依具体情况酌情裁定。

参考文献：

[1]姬新江.论在校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的法律责任[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2010，（30）：42-46.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篇7

关键词：产品瑕疵,产品缺陷,担保责任,产品责任

在《产品质量法》上, 产品是指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 其中建筑工程不属于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 但是为了建造工程所使用的原材料、配件和设备属于该法上产品的范畴。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瑕疵是指产品不具备该种产品通常具备的价值、效用或合同约定的效用或出卖人所保证的品质。[2]比较两者的概念来看, 产品瑕疵更多指的是产品不具备其本身应具有的物理特性, 因此而使产品不能达到购买者的要求。而产品缺陷则意味着产品本身不仅不符合其本身应有的物理特性, 而且这种不符合物理特性的产品已给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了危险或实害性结果。因此两者相比较而言, 产品缺陷比产品瑕疵的程度要严重得多。销售者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 其销售的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时, 则因产品瑕疵与产品缺陷的不同, 销售者应承担相应不同的责任, 即产品瑕疵担保责任和侵权责任, 该两种责任在性质上分别为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

一、我国合同法上的产品瑕疵担保责任

(一) 简述产品瑕疵担保责任

瑕疵担保责任, 发端于罗马法, 后为大陆法系各国承继发展成为一项成为的法律制度。按照罗马法上的大法官告示, 买卖标的物有一定的瑕疵时, 承受人得请求减少价金或是解除契约。此即发展成为后来的质量瑕疵担保。[3]我国合同法第153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 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第154条规定:“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适用本法第62条第1项的规定。”以上即为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当具体到买卖合同中, 出卖人即为销售者, 物可类型化为产品, 则以上两个法条即相当于规定了我国销售者的产品瑕疵担保责任。

所谓产品瑕疵担保责任是指销售者所交付的产品其质量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或合同约定的标准, 致使该产品的用途和价值降低或消灭, 而销售者必须担保其交纳的产品无上述瑕疵, 如违反此义务, 销售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通说认为, 产品瑕疵责任又包括价值瑕疵担保和品质瑕疵担保。[4]前者是指销售者须担保其出卖的产品没有灭失或减少其价值的瑕疵;后者是指产品的销售者应担保其产品无灭失或减少其通常效用或特别约定的用途, 即销售者应保证其卖出的产品具有产品本来欲达到的效用, 而不能使购买者买回去而不能使用, 此所谓产品的品质瑕疵担保也称为效用瑕疵担保。依据我国《合同法》第153条、154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其规定的是产品的品质担保责任即效用担保责任, 而非价值担保责任。

(二) 产品瑕疵担保责任的归责原则

产品瑕疵担保责任作为销售者一方应承担的责任, 通常仅适用于买卖合同, 而买卖合同属于有偿合同, 即当事人一方 (购买者) 以支付货币为对价向合同另一方 (销售者) 换取产品, 并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依照民法等价有偿原则, 销售者应向购买者支付价值相当的产品, 若其交付的产品存在品质瑕疵, 则违背了该民法的基本原则, 因此销售者需承担产品瑕疵担保责任, 保证其向购买者交付的产品无灭失或减少该产品本身通常效用或特别约定的用途。

另外, 产品瑕疵担保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 其产生基于合同法的明文规定, 并非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产生。[6]其性质为合同责任, 属于合同一方 (销售者) 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向购买者提供的产品具有瑕疵, 因此应承担合同法上的责任。而合同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 即责任的承担是以出卖人出卖的标的物本身具有瑕疵为基础, 不符合合同原有的对于标的物标准的约定, 并不以出卖人的主观过错为基础, 即不考虑出卖人对于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在主观上是否有故意、过失, 只要出卖人客观上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标准, 则均应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上销售者的产品责任

(一) 简述产品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2条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 造成他人损害的, 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 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 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 销售者对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应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因消费者购买商品时较少关注生产者, 甚至一些产品并无生产者的名字或地址, 若一旦出现产品缺陷致使侵权的情况, 被侵权人即可寻求销售者进行赔偿。

所谓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7]且比较法上把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害, 大多区分为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和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失, 在比较法上有关产品责任的损害通常是指因产品缺陷而使受害人遭受缺陷产品之外的人身财产损害。区分缺陷产品自身的损害和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失的主要理由在于区分从合同法和侵权法不同的角度所保护的不同的利益出发。[8]但对于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事由, 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 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时实行过错责任。[9]因相对于生产者, 销售者更多厨艺消极地位, 其承担的仅是在营销过程中存在的产品致损责任而非产品从投入市场时就产生的产品缺陷致损责任, 因此, 销售者仅需对产品在营销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引起的产品侵权承担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 销售者对外承担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仍是无过错的严格责任, 对与生产者等其他产品责任主体内部之间才以过错责任为原则承担产品缺陷责任。[10]

(二) 销售者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笔者认为, 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应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第43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 销售者赔偿后, 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 生产者赔偿后, 有权向销售者追偿。”由本条可知, 被侵权人只要因产品缺陷受到损害, 均可以选择向生产者或销售者任何一方寻求赔偿, 即无论是生产者还是销售者对外均承担无过错的产品侵权责任, 两者之间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然而就销售者言, 其在产品侵权责任主体内部可以以自己无过错而主张抗辩, 即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 销售者承担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事由则是其有过错, 若无过错, 销售者在向被侵权人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且在我国, 多年来, 对于销售者的归责原则基本已经达成一致, 他们对消费者而言, 承担的是严格责任, 对生产者来讲, 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这样的界定实际上导致在整个产品责任链条中, 生产者承担最终的责任。[11]

三、结语

本文认为, 产品瑕疵担保责任是销售者违反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 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即购买者提供具有瑕疵的产品, 其性质属于违约, 应承担的是合同责任, 而通说认为, 合同责任的归责事由是无过错责任, 即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前提, 只要客观上一方当事人的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就需承担合同责任。而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 根据相关法条规定, 笔者认为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的归责事由应是无过错责任, 其在内部与生产者之间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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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桂菊平.论出卖人瑕疵担保责任、积极侵害债权及产品责任之间的关系[M].民商法论丛 (第2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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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释义与立法背景[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212.

[10]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释义与司法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篇8

一、产品责任的概念和性质

(一) 法律意义上产品的概念

法律意义上的“产品”, 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商品”, 也不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的规定, “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 用于销售的产品。”根据这个定义, 未经加工、制作的初级产品应不能视为我国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有学者将不属于“产品”的商品归纳为:初级农产品, 未经加工的天然形成的物品, 由建筑工程形成的房屋、桥梁、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 以及军工产品。奶粉制品经过加工、制作, 并且用于销售, 完全符合产品质量法第2条的规定, 因此应该属于我国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

(二) 产品责任的概念

产品责任, 是指因产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 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22条的规定, “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 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 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三) 产品责任的性质

产品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 这已成为我国民法界的通说。第一, 产品责任不是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 只要是基于产品缺陷而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 无论受害人是直接买受人或是第三人都可以要求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第二, 产品责任与一般侵权责任不同, 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 而产品责任不要求受害人证明侵权人存在过错, 只要证明缺陷、损害以及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即可。

二、“奶粉事件”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 是指在侵权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 应依何种根据使其负责。归责原则, 是归责的基本原则, 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产品责任归属的准则, 是要求行为人承担产品责任的根据、标准和理由。

关于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在学说发展历程中, 首先提出的是过失责任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 则一直采用严格责任原则。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 近几年又有学者提出了综合归责原则。本文将针对这3种归责原则进行分析, 探讨“问题奶粉”事件中的受害者应依何追究生产者、销售者的侵权责任。

(一) 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首先被提出的, 然而消费者相对弱势的地位, 导致了要证实过错的存在, 甚至是通过举证责任导致和过错推定来追究产品生产和销售者的责任都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在过失责任原则下, 产品侵权的构成要件有4个:产品质量不合格;他人财产或人身遭到损害;质量不合格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有过失。在这样的构成要件下, 消费者很难对于生产者的过失进行举证, 因其对消费者保护的力度匮乏, 故在实践中已不被采用。

(二) 严格责任原则

采用严格责任原则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专业化生产协作的形成, 市场交易关系日益复杂, 产品的科技含量也与日俱增。掌握专业知识的生产者、销售者往往利用其信息和资金上的优势地位侵害消费者财产、人身利益, 导致交易双方谈判能力的悬殊。要求消费者证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是否有过错显然是不公平的。另外, 根据利益与风险并存的原则, 生产者与销售者可以获得的利益远远高于消费者, 因此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承担更多的风险, 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 我国采取严格责任原则是合理的。

在严格责任原则下, 不论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 都应对产品所致损害承担责任。生产者或销售者是否承担责任, 以纯粹的客观因素作为标准, 而不考虑生产者或销售者的主观过错问题。生产者或销售者的责任的成立在损害事实的发生时只要因果关系存在就已经确认了, 即使有不可抗力也不能成为免责事由, 除非有法定的免责事由, 生产者或销售者才能免责。在此原则下, 产品侵权的构成要件有3个:

第一, 产品存在缺陷。产品责任的发生, 以该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为前提条件。根据产品质量法第34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缺陷, 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 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在“奶粉事件”中, 被证实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 属于严重的质量问题, 应当已经完全构成了“产品存在缺陷”这一要件。

第二, 他人财产或者人身遭到损害。有损害后果的发生是承担产品侵权责任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产品有缺陷但未造成损害后果, 就不发生承担产品责任的问题。损害主要是包括人身损害以及他人财产的损害。而损害问题中争议最多的就是精神损害是否应该列入其中。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 但实践中法院也会考虑其请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给予支持, 在一些产品责任赔偿案例中, 精神损害赔偿往往占了损害赔偿金的很大一部分。在产品责任法第44条第2款中,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到其他重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我国产品质量法中明确规定了“其他重大损失”, 这一损失既不是指生命或者健康的损害, 也显然不是指财产损失。“其他重大损失”应当是指由于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给受害人的精神健康带来的损害, 即精神损害。但是由于精神损害是无法具体量化的,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 若把握不当, 就会造成社会公正公平的丧失。因此, 精神损害赔偿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精神损害不能独立存在, 应该以财产损害或者人身损害存在为前提;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没有过错或者过错十分轻微的, 应该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人应该限于受害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奶粉事件”中尚在哺乳期的婴儿受到毒奶粉的侵害而导致重病甚至死亡, 无论对自身、父母亲人的精神上, 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生产者过错的认定也已经铁板钉钉。所以早有学者提出, 奶粉事件的赔偿应当包括两个部分, 即财产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失赔偿。财产损失赔偿包括医院的治疗费用、婴儿的护理费用、父母因此而造成的误工费、交通费等等一系列经济上的损失。而精神损失费方面, 考虑到毒奶粉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其恶劣程度已经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所以可能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第三, 产品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产品责任案件中, 因果关系是指产品缺陷与受害人的人身损害或者他人财产损失之间的关系, 以产品缺陷为因, 损害后果为果。由于有些产品责任案件中的因果关系不像其他一般侵权案件中的因果关系那样明显, 并且往往存在一因多果或者多因多果的情况, 因此在证明因果关系存在时有其特殊性。

在因果关系十分明显的情况下, 因果关系应该直接认定。在因果关系较难直接认定的情况下, 可以采取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只要受害人可以证明损害后果是产品缺陷在事实上的后果, 或者可能出现的后果, 产品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可以推定成立。

在本案的实践中, 经查证:所有患病的婴儿都曾经食用过三鹿奶粉;在对三鹿奶粉的检验中发现了严重过量的三聚氰胺;婴儿所患的病症也正是由三聚氰胺引起的。这3点就是产品缺陷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认。缺少任何一点, 我们都无法认定因果关系的成立, 也就无法归责于三鹿集团的问题奶粉。

生产者与销售者不能以自己没有过错免责, 但可以以法定事由抗辩。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规定, “生产者能够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产品投入流通时, 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除了以上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 包括:生产者从未生产该缺陷产品, 销售者未从事该产品的销售或其他经营活动;受害人的过错, 例如误用、滥用、过度使用、随意改装等。奶粉事件的罪魁祸首并没有任何上述的法定事由, 所以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三) 综合责任原则

综合责任原则是指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过错责任原则为辅的归责原则。该原则是在严格责任原则的基础上, 根据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而发展的。

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 是为了保护广大普通消费者, 他们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相比是处于弱势的。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也规定了, “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 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中不难看出, 只要是缺陷产品造成损害的, 生产者与销售者都要承担产品责任, 而不论其是否有过错。也就是说, 只要因使用、消费了缺陷产品, 并且因此遭受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该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主张损害赔偿, 生产者与销售者不能以其没有过错作为抗辩事由, 受害人也不需要证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过错。在此情况下, 产品侵权的构成要件与严格责任原则相同。

综上所述, 在“奶粉事件”中, 无论是适用哪一个归责方式与原则, 三鹿集团都难辞其咎。可见, 其行为的恶劣以及产品侵权的严重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尽管三鹿集团积极地对造成的损害进行补救, 但是为时已晚。

三、结束语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后果之严重, 影响之巨大,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刑事司法机关也已介入其中。对于广大食用问题奶粉受到人身损害的消费者来说, 该事件在法律上无疑已构成了产品侵权的行为。

产品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与一般侵权行为有很大的不同。在一般侵权行为中, 主要采取过错责任原则为归责原则。而通过对我国产品责任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研究, 我国的产品责任从单纯的严格责任原则变迁到综合责任原则, 即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 过错责任原则为辅的归责原则。基于严格责任原则, 产品侵权构成要件有3个:产品缺陷;他人财产或人身遭到损害;缺陷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与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相比, 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考虑生产者或销售者的主观过错, 即使生产者与销售者没有过错, 也要承担产品责任, 但有法定的免责事由除外。但在特殊情况下, 又必须考虑生产者或销售者的过错问题。

本文对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学术上的总结与探讨, 此外, 也希望我国的企业家以及相关部门, 都能够尽好自己的责任, 不要让这历史的悲剧一次次重现。毕竟, 事后研究如何归责与赔偿永远是下下之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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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我国药品责任归责原则 篇9

药品犹如一把“双刃剑”, 为患者改善健康状态的同时, 也导致了损害事故的不时发生。对于药品损害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我国法律,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2条和《产品质量法》中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为依据。但上述法律对药品生产商、销售商责任的认定以及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都有不足, 尤其是药品不良反应造成的损害, 受害人几乎得不到任何补偿。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有关药品损害责任的立法建议。笔者认为追究责任首先需要确定承担责任的依据和标准, 确定药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1目前我国药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因药品致人损害, 主要有3个方面原因: (1) 药品存在的质量问题, (2) 药品的不良反应, (3) 药品的不正确使用。目前在我国因药品致人损害时, 要求生产商或销售商承担责任的情形为: (1) 由于生产者的过错, 致药品质量出现问题, 给消费者带来损失, 依照产品责任的有关法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 药品不良反应一般不负民事赔偿责任[1], 仅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依据《药品不良反应检测与管理办法》, 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有:①发现药品不良反应应报告而未报告的。②药品说明书上应补充注明的不良反应而未补充的。③未按规定报送或隐瞒药品不良反应资料等过错行为。 (3) 由于医师或药师的过错, 在药品适应证、使用方法、匹配人群等方面出现差错, 为患者带来损失的, 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承担责任。以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都是存在明显过错的, 因此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

2我国药品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的缺陷

随着医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不断出现, 过错责任原则越发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首先, 单纯的药品不良反应损害事件日益增多, “铃兰欣”、“万络”、“贺普丁”、“龙胆泻肝丸”、“鱼腥草注射液”等事件的发生给受害人带来身体甚至生命的损伤, 但由于药品责任目前采用过错责任原则, 生产或销售商只要没有过错, 就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仅在特殊情况下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 根据实际情况, 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但这不具普遍性。而药品不良反应几乎排除了人为过错, 因此这些诉讼四处碰壁, 至今大部分仍无实质性结论。其次, 即使在生产、经营中出现人为的过错, 但现代生产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早已使用药者的自我保护降低到最低限, 让受害者举证证明生产者具有过失,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受害人只有自己承担后果。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药品损害案件中迫切需要改善药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以安抚受害人身体和经济上的双重创伤。

3关于我国药品责任归责原则的不同观点

在我国, 因药品具有缺陷致人损害时, 生产商、销售商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并无特别的规定, 原则上仍适用产品责任的相关法律, 因此我国部分学者并没有将药品责任独立于产品责任之外, 而是将产品责任归责原则运用于药品责任。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认识的差异, 导致了对药品责任归责原则的不同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药品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种说法以学者佟柔为代表。佟柔先生主编的《民法原理》[2]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论》[3], 将药品责任等同于一般产品责任, 认为药品责任应适用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

第二种观点主张药品损害责任属于“视为有过错的侵权责任”, 这种说法以学者江平为代表。江平先生也将药品责任等同于产品责任, 他认为根据产品 (药品) 质量不合格的事实本身, 就应视为产品 (药品) 制造者有过错, 不允许责任人用反证予以推翻[4]。其实质是过错推定原则。

第三种观点认为药品损害的责任属于严格责任或称无过错责任。责任的成立不以主观上有过错为要件。无论药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无过错, 均应对药品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是大多数民法学者的观点。我国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5]和张新宝[6]都持有这种观点。

前面三种观点都没有将药品责任从产品责任中独立出来。

第四种观点认为根据药品的特殊性, 药品责任应采用不同于一般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这种说法以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为代表, 王泽鉴先生认为药品应尽快实施严格责任原则, 而其他产品不应草率采取无过错责任, 即使有必要采取无过错责任, 也不应明文规定[7]。

根据我国著名民法学家王利明的说法, “许多学者所说的无过失、无过错责任实际上是指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的提法更为科学, 大陆法系国家所使用的危险责任、无过失责任确实不如严格责任科学、准确”[8], 以下采用“严格责任”的说法。

4我国药品责任应采用严格责任原则

4.1 药品责任实行严格责任与药品的规模化生产相适应 随着我国医药科技的进步和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 药品生产的复杂化和专业化已今非昔比, 庞大的市场有着越来越多的新药和进口药, 生产的技术推广及专业性把用药者的自我保护降低到最低限。没有严格的责任要求,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可能会为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 导致用药者处于丧失生命的危险之中。严格责任是针对这一严重社会问题采取的最佳法律对策。

4.2 从信息不对称来看, 药品责任归责原则应采取一边倒原则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是药品的设计者、制造者和提供者, 他们掌握着产品从无到有的每一个工序和环节, 掌握着药品的研究、生产信息, 而用药者在使用时仅是一个被动的了解信息。故此, 应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采取严格的责任要求, 使其制造出合格的药品, 并注意所有的药品信息, 为用药者提供尽可能安全的药品。严格责任就是在客观结果上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加以严格评价, 使其将风险控制在研制、生产的环节, 从而对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3 药品责任实行严格责任符合风险责任合理分配 严格责任原则的基本思想在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 以分配正义的理念为基础[9]。在制造者与受害人之间, 根据“谁受益谁负担风险”的罗马法原则, 药品制造商应该承担该项风险, 而且还可以透过价格和责任保险, 将赔偿转嫁给广大消费者, 使责任方式客观化、社会化, 达到公平和社会控制的目的。

4.4 药品责任实行严格责任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 在诉讼中, 实行严格责任归责原则, 由于无须证明生产者主观过错的有与无, 使举证等诉讼成本得以降低。严格责任诉讼中原告的责任与他在过失责任诉讼中的责任相比要小得多, 从而也实现了诉讼中的取证及证明成本的降低。再者, 在药品生产管理上, 由于诉讼采取严格责任, 致使生产者的外在监督内在化。如果生产者不严把质量关, 将直接明显地导致自己诉讼的失败, 从而使对生产者的社会监督成本转化为其内在的约束, 实现效率与举证上的公正。

4.5 药品责任实行严格责任符国际规则, 有利于保护我国消费者 我国已加入WTO, 药品的国际化供销造成了药品责任法的趋同, 同时我国采取的是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的法律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对中国本土的用药者的权利进行国际化保护, 与德国、美国等拥有发达药品责任制度的国家一样, 对药品责任采取严格责任。否则, 我国用药者的利益便得不到保护, 会造成同样的药害事件, 国外受害人获得高额补偿, 而我国受害人仍挣扎于病痛和困苦的局面。

4.6 药品责任实行严格责任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促进整个医药制造业水平的提高 实行严格责任将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有鞭策作用, 可以刺激企业改进药品设计, 完善和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监督和管理, 提高药品质量, 并阻止其将不合格药品投入市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是危险的制造者, 只有制造者才能以最低的代价控制和预防危险, 应当由他承担所造成的损害。这样可以刺激药品研制者尽一切可能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方法将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进而提高整个药品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诚然, 药品责任实行严格责任会涉及到很多问题, 诸如如何建立保险制度;诸如目前处于医药产业链条弱势地位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是否能承担起沉重赔偿责任的问题等, 将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让药品损害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独自承担伤残或病死后果, 忍受身体和精神双重创伤, 背负救治恢复必须支付的巨额医药费, 同时丧失重要的经济来源, 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共识的今天, 谁也不能熟视无睹。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 “惟药品与食品等商品, 直接影响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有关主管机关应尽速研拟修订法律加强药物食品之管理制度, 并研究考虑, 使制造者或进口商负无过失责任, 并以责任保险或赔偿基金配合之, 以保障消费者之利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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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 (上卷) [M].2004:209, 243.

浅议环境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篇10

一、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研究价值

(一) 理论价值

我国刑事法律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 环境犯罪也毫不例外地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随着经济的发展, 用过错原则在解决环境犯罪时存在一定的缺陷, 因此,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在环境刑法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1997年的新刑法采取的仍然是过错责任原则, 未曾对这一原则进行突破。目前我国理论界对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方面的观点比较混乱, 因此对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进行研究, 找到一种更适合我国的归责原则, 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实践价值

我国环境法在对法人的追诉上已经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 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我国还没有研究出配套的制度, 依刑法是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而环境法却要求严格责任原则, 这使得在归责原则的适用问题上逻辑混乱, 矛盾重重, 因此, 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中都应该重新认识和改善环境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保证法律制度和原则的统一, 有效的解决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环境犯罪适用的是过错归责原则, 但在面对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环境犯罪时, 这一归责原则有些力不从心, 于是一些学者提出适用相对严格责任和绝对严格责任, 这几种归责原则在单独适用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 在单独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时, 强调的是主观过错, 即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是以主观过错为前提, 目前我国大部分环境犯罪都是实行过错归责原则的, 但是对于那些主观上无过错或者主观上的过错难以认定的环境犯罪, 纵然它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损害结果, 也无法对其追究责任, 这不符合我国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也使被害人的权益失去了法律保障。无论采用哪一种规则原则, 都应该考虑到刑法实施的成本以及遏制环境污染上所能起到的功效, 过错归责原则要求必须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罪过, 这使很多客观存在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由于行为人主观故意不明确或者难以证明, 而导致定罪困难, 由于无法跨越主观认定上的障碍, 导致了诉讼效率低下。而且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潜伏期, 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高科技性, 有一些污染环境的犯罪, 它所导致的损害后果, 非专业领域的人是很难弄清的, 因此, 一旦造成了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 由司法机关来证明企业在行为时的过错以及这种过错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难度将是非常大的。

其次, 在单独适用相对严格责任时, 虽然允许被告人进行无过错辩护, 可是对于那些已经尽了注意义务却无法证明本身行为无过错的环境行为人, 仍然追究他们的环境刑事责任, 这对于企业的惩罚过于严厉, 不利于环境刑法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 也会助长企业的抵触情绪。无论是在立法推定或司法推定过程中, 控方总是掌握着权力的一方, 不排除有当权者利用推定的便利来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由于立法上并没有对相对严格责任设立严格的适用条件, 因此这一规则原则容易被立法者或司法者滥用, 从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再次, 在单独适用严格责任时, 主张的是不考虑主观过错, 即只要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损害后果, 就对其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那些主观过错清晰较容易认定的一般环境犯罪, 这一归责原则显的过于严厉, 打击面太广。对于主观上并无过错的环境犯罪被告人, 或者已经尽了注意义务的无过错环境行为人直接追究责任, 而不允许其提出无过错辩护, 那么我们的归责体系追究的是报应, 而不是惩罚与预防的统一, 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三、完善我国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建议

笔者认为, 所谓环境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应该是指以过错原则为基础, 相对严格责任为补充, 绝对严格责任为例外的一种综合归责原则, 三者紧密结合, 相辅相成, 共同组成我国的环境刑事责任归责体系。

(一) 以过错责任为基础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起诉方或法院应当根据环境犯罪嫌疑人、环境犯罪被告人的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对其起诉或定罪量刑。主要适用于一般的环境犯罪, 目前大部分环境犯罪还都是实行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 证明犯罪人的主观过错, 然后作为依据对其定罪量刑, 尤其是资源类的犯罪。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原因。

1. 符合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

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认为, 环境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 如果没有主观过错, 行为人的行为便失去了非难的基础, 让其承担不利的刑事法律后果是不适当的。过错责任原则正是以犯罪人的主观过错为追究其责任的前提条件, 符合传统理论的观点。

2. 符合犯罪构成理论

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要求行为必须符合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 这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 过错责任正是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 符合四个要件是对环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 因此过错责任是与犯罪构成理论相符的。

(二) 以相对严格责任为补充

相对严格责任是指起诉方无需证明环境犯罪嫌疑人、环境犯罪被告人的主观过错, 但允许环境犯罪嫌疑人、环境犯罪被告人在审判中提出无过错辩护, 若无法证明自己主观无过错, 法院可以对其定罪量刑。主要适用于较严重的环境犯罪危险犯和严重的环境犯罪实害犯的情形。以相对严格责任为补充的原因:

1. 符合罪过责任

相对严格责任不要求控诉机关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 但是, 在诉讼过程中允许行为人提出辩护理由证明自己的主观无罪过, 如果无法说明, 法院可以对行为人定罪量刑。这说明, 相对严格责任是不排斥主观罪过的, 只是改变了主观罪过的证明方式, 所以, 相对严格责任与罪过责任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二者并不冲突。

2. 既注重功利与效率又兼顾公平与正义

过错责任原则虽然重视了公平正义但是忽视了效率, 而严格责任原则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传统罪过理论将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证明交由控诉方承担, 倘若控诉方证明不了则无法对其定罪处罚。适用相对严格责任则可以克服这一弊端, 实现功利与正义, 效率与公平的兼顾。

(三) 以绝对严格责任为例外

绝对严格责任是指起诉方或者法院不仅可以不问环境犯罪嫌疑人、环境犯罪被告人的主观过错而起诉或定罪量刑, 而且还不允许环境犯罪嫌疑人、环境犯罪被告人以“无过错”为辩护理由。但是仍然可以以正当防卫、不可抗力、无环境刑事责任能力等其他免责事由或者无过错事由进行抗辩。适用于环境犯罪行为犯与严重的具体危险犯, 此时犯罪人无论是否存在故意过失等主观因素, 均可以被起诉定罪量刑, 如果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等主观因素, 则可构成情节加重情形, 还可以适用于环境犯罪实害犯, 如造成特别严重的实害后果, 犯罪人的故意或者过失的欠缺已经不足以阻碍环境犯罪危害结果的存在。

1. 有效惩治环境犯罪

环境污染具有周期长和致害因素复杂等特点, 认定环境污染犯罪的难度也因此加大, 对一些造成特别严重实害后果的环境犯罪适用绝对严格责任, 有利于严密刑事法网, 不仅有助于特殊预防, 也能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 能够有效的遏制犯罪, 惩治犯罪分子。

2. 提高司法效率

企业生产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 一旦造成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 由司法机关来证明企业的主观过错难度是非常大的, 而适用绝对严格责任, 则可以跨越在主观认定问题上的障碍, 不仅保护了受害人的权益, 也提高了诉讼效率。

四、结论

综上所述, 本文运动了分析比较的方法, 对环境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了研究, 阐释了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并对单纯适用过错责任、相对严格责任和绝对严格责任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最后得出了我国应该适用综合归责原则为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结论, 综合归责原则保持了法律制度的稳定性, 同时对构建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有着积极作用。

摘要：环境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环境刑事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环境刑事责任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 分析了单纯适用过错责任、相对严格责任、绝对严格责任作为归责原则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综合归责原则的主张, 即以过错责任为基础, 以相对严格责任为补充, 以绝对严格责任为例外的责任体系, 以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关键词：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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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春洗.危害环境犯罪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6]刘仁文.严格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篇11

【关键词】未成年学生 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责任 归责原则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7C-0014-03

近年来，我国学生校园伤害案件频频发生，由此引发的纠纷与日俱增，这些伤害案件的发生给学生、学校、家庭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事故发生之后只有正确认定学校的责任，依法妥善处理赔偿问题，才能依法保护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本文仅就目前我国未成年学生校园伤害案件中学校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问题结合具体的司法案例进行探讨，对处理此类事故的归责原则从实务上进一步分析，明确学校对学生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更好地保护受害学生的利益，同时也保障学校及受害学生间利益的平衡。

一、学生伤害事故的界定

根据2002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学生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至四十条就学生伤害事故责任也进行了规定，虽然《侵权责任法》对于如何界定校园伤害事故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根据该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内容可对学生伤害事故进行更明确的界定。根据《侵权责任法》，学校包括了各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权责任法》只规定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保护，排除了18周岁以上的在校生，因此该法的规定所涉及的学生伤害事故只针对学校中的未成年学生。而且伤害的范围仅限于人身伤害，不包括财产损害。伤害事故发生的时间范围包括了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这段时间除了包括常规的教学时间外，还包括课间休息、学校安排的自由活动和课外活动期间及住宿期间。校园伤害事故发生的空间范围通常是指在学校校园内，但也包括因学校教学活动、组织校外活动或因学校管理疏忽而发生在校园外的伤害事故。例如，广西来宾市某小学有两名小学生于2012年4月20日下午结伴上学，因迟到学校大门已锁，两人进不了学校，就到学校附近的公园玩耍，其中一名学生到公园里的水塘游泳，不幸溺亡。虽然此事件发生在校园外，但学校也存在着管理上的疏忽。学校有家长的联系电话，却没有将该学生未到校的异常情况告知其父母，这一伤害事故的发生与学校管理上的疏忽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因此此类伤害事故也属于本文所论述的范围。在上述案件中，法院判定学校承担了10%的赔偿责任。

二、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责任归责原则的适用

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要正确确定伤害事故中学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就要明确在不同情况下应适用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至三十九条从法律层次上确定了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针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则适用推定过错责任原则。虽然这两个原则是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主要归责原则，但是根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处理学生伤害事故还可适用其他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归纳起来，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包括以下几种：

（一）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是以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失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为加害人承担侵权行为责任必备要件的归责原则。在过错责任下，对一般侵权责任行为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人有义务举出相应证据表明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这一规定适用的就是民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根据此规定，学校对在校学生中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的伤害事故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仅限于未尽教育、管理职责，即只有学校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存在过错，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而且受伤害学生及其监护人需要承担证明学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下面我们从一个具体案例来分析该原则的具体运用。

2011年10月10日晚南宁市邕宁区某乡镇中学下晚自修课时，15名学生打闹，不时往厕所乱扔石头，结果砸伤了一名学生小孙的眼睛，造成该学生八级伤残。经学校调查了解，确定当时小陆等15名学生在场，并出具了事故调查报告。但学校无法确认具体是谁砸的。2012年6月6日，小孙将小陆等15名学生及其父母、学校起诉至南宁市邕宁区法院，要求他们赔偿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21.5万元，学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陆等15人均为未成年，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其对于投掷石头可能导致他人受伤的危险性具备认知和判断的能力。因此，他们在主观上存在过失。他们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负有法定的监护责任，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本案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在学校内，时间是在学校晚自习下课后，学校未能制止学生乱投石头，未尽到对学生的管理、教育、保护职责，对小孙受伤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本案30%民事责任。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小陆等15人父母赔偿小孙各项损失70%即10.8万元，平均每人赔偿7000多元，并互负连带责任；某乡镇中学赔偿小孙总损失的30%即4.6万元。

在本案中，法院的最终判决是认为这一案件发生在校园内，学校未尽到对学生的管理、教育、保护职责，对小孙受伤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因此承担30%的过错责任。本案所适用的就是过错责任原则，法院判决学校承担责任的依据就是《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虽然是学校的其他学生直接造成小孙的伤害，但学校对于自己在教育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过错仍须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这是学校在校外第三人对在校学生实施侵权行为并导致损害时，学校承担补充责任的一种规定。学界中有学者认为补充责任也是一个归责原则，实际上它只是一种责任形式。只有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并且只有在加害人无法确定或者虽能够确认加害人，但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无力承担全部责任时，才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学校承担的这种补充责任仍然是一种过错责任，其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学校有过错，如果学校已经尽到相应的管理职责，则不需要承担补充责任。

（二）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是指在特殊侵权行为中受害人只要能够证明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和因果关系，如果加害人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自己没有过错，就从损害事实的本身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并为此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实际上是过错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只是对于证明过错的有无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根据《侵权责任法》，学校在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伤害事故责任中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该归责原则比过错责任原则更为严格。《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根据此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期间一旦受到伤害，学校就必须承担责任，除非学校有证据证明已经尽到了管理和教育的职责，否则就推定学校有过错。也就是说如果学校不能举证证明其无过错，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来说，其认知能力、自我保护意识等都较差，事故发生后往往缺乏举证能力，《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减轻了学生一方的举证责任，加大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该规定无疑是合理的。下面我们同样通过一个案例进行分析：

2011年6月20日上午，在柳州市鹿寨县某幼儿园上学的4岁男童小鹏在老师的组织下在幼儿园里的淘气堡游乐设施内做游戏时不慎摔伤，导致左臂肱骨远端皮质骨折。小鹏因本次事故损伤左上肢构成十级伤残。小鹏的家长要求幼儿园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损失，遭到园方的拒绝。于是，小鹏的家长将幼儿园诉至法院，索赔各项经济损失。

鹿寨县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幼儿园内的淘气堡游乐设施经检验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法院认为，年仅4岁的小鹏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幼儿园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应当承担责任。但园方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被告幼儿园对园中的幼儿具有教育、管理、保护的职责，但幼儿园教师在组织小鹏和其他孩子一起做游戏的过程中，没有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导致小鹏身体受伤。幼儿园采取的简单安全措施，不足以防止致小鹏身体受伤的事故发生，故被告幼儿园应承担赔偿责任。2012年9月19日，鹿寨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幼儿园赔偿给小鹏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4.4万余元。被告幼儿园不服该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的原告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幼儿园承担责任的原因仍然是因为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幼儿园教师在组织孩子做游戏的过程中，没有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幼儿园也是存在过错的。幼儿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虽然证明了自己的设施符合安全标准，但其无法证明自己尽到了管理和保护职责，因此仍须承担过错责任。这个案例就是过错推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侵权责任法》中的这一原则性规定加大了对学生的保护力度，同时加大了学校承担责任的几率，有利于学生伤害事故的妥善处理。

发生在幼儿园的这起伤害事故也给学校敲了个警钟，学校在组织活动过程中难免会存在各种风险，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学校要承担更为严格的管理和保护义务，学校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都应该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孩子的人身安全。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是指只要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不问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应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归责中是否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学术界中有不同观点。有些学者反对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笔者认为，虽然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是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责任归责中的主要原则，但它们并不能涵盖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责任归责的所有原则，《侵权责任法》只是对一些特殊的侵权情形进行了特殊的规定，但并不等于说其他的条款和其他的法律对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都不适用。在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中，只要出现符合《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都应该适用该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用，不能随意扩大或者缩小其适用范围。《民法通则》的一百二十一条至一百二十四条都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情形，主要包括产品缺陷致人损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环境污染致人损害、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等损害赔偿案件。《侵权责任法》中也规定了一些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例如第四十一条、六十五条、六十九条、七十二条、七十三条、七十四条、七十八条、八十六条等，根据这些法律条款的规定，学校如果有符合上述条款规定的情形造成学生伤害的，也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学校伤害事故中常见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有学校制作或者采购回来的出售给学生的食品、药品等存在缺陷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进行高危险作业导致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饲养或管理的动物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因学校原因造成产生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学生伤害事故、因学校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等。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伤害事故，学校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例如，2010年10月21日，广西柳江县某小学一栋两层教学楼二楼走廊护栏发生坍塌事故，导致27名学生坠落并不同程度受伤。类似事故学校无论有无过错，均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四）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双方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在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只由一方承担损失又显失公平时，依据公平的原则由当事人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及《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都是对公平责任的原则性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对于某些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没有过错，受害学生也没有过错的情形下，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下面这个案件就是适用这一原则的典型案例。

蔡某是广州某小学的篮球队员，在一次篮球队组织训练过程中，蔡某与他人争球时被绊倒在地造成骨折。经鉴定，蔡某的伤构成9级伤残。蔡某及其父母认为学校应对此负责，于是将某小学告上法庭，要求学校赔偿包括伤残补助费及医疗费等费用14万元左右。

广州市荔湾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的身体损伤是因为被他人绊倒，与场地状况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另外篮球运动具有一定危险性，比赛中允许有合理的冲撞，所以造成损伤，行为人行为也不具违法性。所以法院判定被告在事故中无过错。但法院认为，原告蔡某是为了被告学校的利益才造成损伤的，如由原告承担损害后果有失公允。作为受益人，被告在原告受损害不能获得赔偿时，应依法给予原告蔡某一定的补偿，遂判处学校一次性补偿伤残学生3万元。

法院在处理上述案件中所适用的就是公平责任原则，在该事故中学校和受伤害学生双方均无过错，但如果仅仅由受伤害的学生蔡某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是不公平的，因为原告是为了学校的利益才造成损伤的。如果在处理学生伤害事故过程中仅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学校在此次事故中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这显然不能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虽然《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学校无责任的，如果有条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自愿和可能的原则，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的帮助。”但是此规定对学校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如果学校不愿意或者没有条件给予受伤害学生一定的经济帮助，学生的合法权益仍然得不到维护，这样的结果无疑会打击学生参加学校活动的积极性。因此本案在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使学校和学生双方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受伤害学生的损失，充分维护了受伤害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保护了学生参加学校活动的积极性。

总之，处理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时，在具体实践当中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妥善处理，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不伤害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各方的合法利益都得到公平的维护，从而保障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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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柳丽娜.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责任归责原则新思考——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分析[J].基础教育研究，2011（7）

【基金项目】来宾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LBJK2012B019）

【作者简介】陈丽洁（1972-），女，广西金秀人，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篇12

一、几种关于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

这种观点认为,注册会计师的验资责任并非一种合理的保证责任,只要验资报告与被验资单位实有资本不符,即只要存在虚假报告,不管注册会计师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注册会计师都应承担责任。按照“保险论”的观点,审计费用的发生纯粹是贯彻了风险分担的原则,公司股东为了防止因管理人员的欺诈而引起灾难性的损失,愿意从自己的收入中支出一部分来聘请外部审计人员,以对财务报表和相关的经营活动进行审查,由此保证投资的安全。一旦审计人员因自己的过失而未查出存在的欺诈行为并导致公司股东的损失时,公司股东就有权起诉审计人员并索取赔偿。因此,在公司股东看来,审计行为同时也被视为保险行为,所支付的审计费用等同于支付的保险费用,从而达到风险分担的目的。因此,“保险论”认为,从风险转嫁学说出发,审计也是一种保险行为,可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压力,与此相对应,注册会计师职业是类似保险公司的职业,而保险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这就意味着注册会计师也应承担无过错责任。

(二)过错责任原则

这种观点认为,尽管注册会计师审计具有鉴证职能,但它毕竟是公允性审计,注册会计师对会计报表反映的会计信息给予“合理保证”,而不是绝对保证。“合理保证”意味着允许注册会计师审计后的会计报表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有适度偏离。审计的产生,本质上是为了能维护股东或者潜在的股东及公众投资者的利益,由于审计的局限性,注册会计师并不能保征已审计的会计报表不存在任何的错误或漏报。

合理的保证责任是基于审计的成本效益原则。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委托人支付最终由社会公众承担的合理的审计费用,是降低委托代理风险的最经济的控制机制。一般来说,审计工作越细,发现错弊的概率越大,但是它同时意味着委托人所要支付的审计费用也越高,审计本来就是用来降低代理成本的,如果审计不但不能降低代理成本,反而提升代理成本,则审计变得得不偿失。这就是注册会计师承担合理保证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的。考虑到成本效益的原则,审计风险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委托人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不要求注册会计师查出所有的错弊,因而允许注册会计师存在一定的审计失败,只要注册会计师在从事会计审计活动时,尽到了应有的职业关注义务,即使出具了虚假的财务报告,也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三)过错推定原则

有人认为,注册会计师的职务侵权责任如果采取一般过错原则,则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因而应以过错推定原则来追究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即除非注册会计师能证明其已尽到了职业职责,否则,只要出具了与实际不符的虚假财务报告,就推定其违反了作为专家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即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原则在诉讼程序中,将举证责任倒置于注册会计师,考虑到了此类诉讼中当事人证明能力的差别。因为与第三人相比,会计师在信息提供中居于主导或优势地位,外部第三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令其对信息提供者的行为是否违反职业注意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往往勉为其难。

(四)公平责任原则

也有人认为,注册会计师在职业活动中虽然严格遵守了职业规则,但由于现代抽样审计的固有风险等客观原因而出具了虚假的报告,给委托人和第三人造成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承担的责任既不是过错责任,也不是无过错责任,而是一种公平责任。为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注册会计师还是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以实现法律的救济功能。

三、过错推定原则作为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原因分析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与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

无过错责任原则反映了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良好期望,但这将会极大增加注册会计师执业风险,并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导致会计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无法承受巨大的执业风险,选择一些风险大的业务,甚至于退出资本市场;二是注册会计师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审计风险,被迫进行详细审计,由此带来的高昂审计成本最终转移到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或公众投资者身上。

公平责任原则是不是独立的归责原则在法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不过大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使用的具有补偿性质的特殊归责责任,不能随意扩大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会计界不少人从免除民事责任的目的出发主张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但是笔者认为由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特殊性和高技术含量性,加上注册会计师和第三人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在发生民事纠纷的时候要求普通第三人举证证明注册会计师的过失或者欺诈是不现实的。

(二)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应是一种“合理的保证责任”而不是一种“绝对保证责任”

审计风险无法绝对避免,这是决定注册会计师承担“合理的保证责任”的根本原因。审计风险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即使不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审计风险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不能消除它,只能通过各种手段降低审计风险及其可能的损失,这也就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三)采取过错推定原则有利于维护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生存空间

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信息担保责任,是对一种可能出现的具有侵权行为性质的信息公开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担保。而信息公开的义务人是企业而非注册会计师,因此,注册会计师对担保行为合法性的确信,要受信息公开义务人事前或事后其他行为的影响,且担保期限又是不确定的。具体而言,注册会计师要根据公司提供的会计凭证等制作审计报告,而且信息公开文件的内容往往是数个信息公开担保人共同判断和决定的结果。如发起人或董事具有法定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等,而不是由其单独决定有关信息公开事宜。这样,如果法律一方面强制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在归责于注册会计师时又不考虑注册会计师行为时的主观状况,即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实际上是让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这对于注册会计师未免过于苛求,将会使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生存受到严重挑战。

(四)采取过错推定原则有利于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从各国立法来看,注册会计师只对审计报告承担合理的保证责任,而不是绝对的保证责任,即注册会计师只要尽到了职业上的注意义务,即使出具了虚假的审计报告,也可以免责。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举证责任采取“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提出赔偿主张的受害人就加害人的过错举证,否则不能获得赔偿。但注册会计师与受害人在诉讼活动中,由于注册会计师在信息公开活动中处于主导或优势地位,投资者只是被动地了解公开信息,受害人因专业知识限制,对注册会计师是否有过错难以举证。因此,为了保护信息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确定注册会计师主观过错的要件上,实行过错推定,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不要求受害人去寻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过错的证明,而是从损害事实的客观要件以及它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推定注册会计师主观上的过错。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则需自己证明。证明成立者,推翻过错推定,不承担责任;否则,推定为有过错,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以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五)采取过错推定原则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国际通行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