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原则

刑事责任原则（精选8篇）

刑事责任原则 篇1

一、刑事诉讼法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概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追究刑事责任, 已经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撤销案件, 或者不起诉, 或者终止审理, 或者宣告无罪: (一)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 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六) 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据此, 根据该条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通说认为, 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原则的内容包括该条中的六种情形。那么, 究竟该条中哪些情形能够作为刑事诉讼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基本原则的内容?有学者认为,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讼阶段,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刑事诉讼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基本属性包括: (一) 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讼阶段, 体现刑事诉讼的特有本质和规律; (二) 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三) 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在法学理论上争议原因

该基本原则的内容之所以在法学理论上出现了模糊不清,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 刑法上规定了不少行为不构成犯罪和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形, 这些情形意味着该行为不受刑事责任的追究。如果刑事诉讼法把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作为刑事诉讼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内容, 就会导致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在刑法上和刑事诉讼法上的重复混乱, 也起不到其作为原则的意义和指导作用。第二, 在这里, 我们还必须正确区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刑事诉讼法律原则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它既可以体现在一切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 也可以体现在具体某一条刑事诉讼法律规范, 还可以体现在某一条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某一段、某一项。

总而言之, 《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中的六种情形是刑事诉讼终止等的法定条件, 它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规定的综合。把两者统统放在《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中, 一方面是立法技术的需要, 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为司法机关提供指导。然而, 遗憾的是, 这样的规定却带来了对另一个理论的长期模糊不清。

三、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需考虑的问题

结合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基本属性, 笔者认为:体现刑法的本质和规律的法律规范是刑法的相应基本原则的内容, 体现刑事诉讼的本质和规律的法律规范是刑事诉讼的相应基本原则的内容。据此, 要把握刑事诉讼法中这一基本原则, 必须考虑下列问题:一、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必须以刑法上的负刑事责任为前提。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保证刑法正确实施的程序法。刑法原则体现了该不该追究刑事责任和如何追究刑事责任。二、作为刑事诉讼原则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必须是在刑诉中产生。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须排除刑法规定。若这里的法定情形不排除刑法规定, 那么根据刑法, 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还有很多, 因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还应当把正当防卫等等情形包括进来。三、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具有必要性。

综上所述,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要成为刑事诉讼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内容, 必须体现:一、根据刑法, 存在刑事责任;二、刑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三、根据法学理论、刑法理论或刑事政策等, 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追究刑事责任不可能、没必要;四、刑事诉讼法对这些情形予以明确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四、刑事诉讼法中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探析

那么, 究竟哪些情形是该基本原则的内容呢?结合前文分析以下些情形:1、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犯罪;2、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的;3、犯罪已过追溯时效的;4、正当防卫、紧急避险;5、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7、其它法律特别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在上述情形中, 1、2、4根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3是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超过追诉时效期限, 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前面的论述, 刑事诉讼原则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必须以刑法上的负刑事责任为前提。5、6条刑法上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是存在刑事责任的, 但是根据法学理论或者实际情况又不能够追究或不必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刑事诉讼法对此不作相应规定, 刑事诉讼不能进行。从刑法上看, 7所指向的内容根据刑法也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但为了实现某一时期的刑事政策, 刑事诉讼法也应作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则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本质和规律, 从而形成了一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 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法定情形: (一) 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二)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死亡的; (三) 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任刑事责。

摘要：《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是关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其中的六种情形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但这些却不都是刑诉法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内容。仅从法律条文的层面对刑诉法基本原则进行分析, 不但没有搞清刑诉法基本原则的内涵, 而且混淆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法定情形与刑法上不予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的本质差异。因此明确界分二者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刑诉基本原则,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商务印书馆, 2001.

[3]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4]卓泽渊.法学导论[M].法律出版社, 2003.

刑事责任原则 篇2

闫清华

【内容提要】诚实信用原则本为一私法原则，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原则出现了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扩展的现象。本文讨论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法理基础及限制，提出该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适用的立法构想。

【关键词】诚信原则 刑事诉讼适用 限制

“诚实是一个神圣而又庄严的理性法令，不受任何权宜之计的限制。”——康德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已使刑事诉讼从单纯追求打击犯罪，发展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被害人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益综合平衡的多元化价值取向，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是否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就成了需要探讨的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话题。

一、诚信的内涵及历史发展

（一）诚信原则的语源考察

我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现了“诚信”一词。《商君书·靳令》把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为“六虱”。此处的诚信指人际关系的恪守信用，诚实不欺。诚实信用在拉丁文中的符号表现是Bona Fids，法文中是Bonne Foi，英文中是Good-Faith，直译都是“善意”，在德文中是Tre und Glauben（忠诚和相信），在日文中是“诚义信实”。中国在继受大陆法系之后，立法和法学理论大都通过日本而受德国影响颇深，因此，汉语中的诚信原则的语义是德文指称的直译。

（二）诚信原则的法律要义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一切法律关系都应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按照正义衡平的原则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它们具体的社会公正。决断案情不应是形式或机械的，而应从道义衡平原则出发，站在立法者的角度决定这些关系，这就是诚信原则的要求。⑴对于我国民事法律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大陆学者徐国栋认为：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三方利益平衡是这一原则实现的结果，当事人以诚实、善意的态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官根据公平正义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⑵

具体到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应指公安司法机关、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处理刑事案件和进行刑事诉讼时，必须遵循公正、诚实和善意的原则。有学者认为这一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二是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⑶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是指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实施诉讼行为时（包括行使诉讼权利或履行诉讼义务时的行为），以及公安司法人员在实施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行为时，必须在主观上诚实、善意。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指公安司法机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维持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即维持实质上的公正与平衡。⑷

（三）诚信原则从私法域向公法域的扩展

诚信原则本为私法上的一条基本原则，要旨在于运用道德规范来限制民事主体滥用权利，督促其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讲究信用、诚信作为；而在操作层面上，则需依赖于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将这一原则加以实现。传统观念上，学者认为诚信原则是一私法原则，而公法领域不适用诚信原则。因公法和私法有着不同的特性，因而要适用不同的原则，否则会动摇公私法赖以存在的基础。特别是诚信原则从本质上讲，是对确定性规范不足的补充，如适用于公法，势必破坏公法规范的严格性。但随着对公、私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公私法间虽然存有区别，但这些区别不是绝对的，而且公法领域也不是绝对排斥私法原则的援引，只不过基于公法的特性，对于这些原则的适用要有所限制而已。因此，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了诚实信用原则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延伸的法律现象。许多国家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已纷纷效仿而将该原则加以吸收和利用，不仅在诉讼法、行政法，甚至在宪法和刑法等公法法域，都有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诚实信用原则发展至今，已经超出了其最初的赋予法官在审理具体个案时平衡平等的民事主体间及其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功能和适用范围，它已经扩展到法律领域中涉及利益平衡和权利、权力行使的所有范围，真正从本意上强调真诚、善意、信用、无虚假、不欺诈。“该‘帝王条款’虽然最先是在民法的债权法中得到肯定，但是到了后来已经不分公法与私法，不分实体法和程序法，而适用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并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⑸

二、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法理基础

（一）刑事诉讼中存在利益平衡的需要

诚实信用这一伦理学范畴的概念在法律领域中的引入，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法律思想的变迁，即强调个人意志自由与选择自由的个人本位思想逐步被注重社会福利、社会整体公平与正义的社会本位思想所取代，个人意思自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人们更加重视在双方当事人利益之间和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这两种利益关系中谋求一种平衡。通过技术化手段将某种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从而对刚性较强的法律规范起到了一种衡平的作用，使之能更好地适应纷繁多变的社会生活，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从刑事诉讼看，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是国家、社会与被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刑事诉讼法就是调整和平衡国家打击犯罪和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相互关系的法

律。”⑹“„„刑事诉讼也是一种以解决利益争端而进行的国家活动，只不过这里的争讼一方为国家，另一方为个人；争讼的目的在于确定特定的个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个人与国家追诉机构进行理性的对抗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保障。由于强大的国家与弱小的个人之间处于天然不平等状态，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许多原则、规则和制度都旨在对这种不平等加以平衡，使国家追诉机关负有一些特殊的义务。”⑺因此，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被害人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利益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而这样的利益平衡需要，为诚实信用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前提。例如，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的确定；在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事实时的处理；证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出庭作证等等，这类问题无论是在刑事诉讼的立法还是在刑事诉讼司法中，都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二）体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

1．公正价值。诉讼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时必须诚实善意。在证据制度上表现为真实义务，不得隐瞒证据或作伪证或进行证据突袭等，有利于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为程序公正奠定了事实基础。诚实信用原则还可以规制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防止诉讼权利的滥用，从

而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

2．效益价值。目前信用缺失不仅出现在经济领域，在诉讼过程中同样很严重。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滥用侦查手段，当事人滥用诉权、诉讼权利，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掩盖、伪造犯罪事实，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非常普遍。不公正的裁决作出后，造成不必要的上诉和申诉，一方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另一方面，就一事多次或重新启动司法程序，司法资源不当浪费，其结果必然造成诉讼的不经济，有违效益这一程序价值目标。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可以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三）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国家刑事诉讼权力自由裁量的情况

从诚实信用原则平衡利益冲突和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最初功能看，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连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多变性、复杂性，使得存在着先天局限性的法典式的成文法无法预测所有要解决的问题，也决定了赋予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必要。如此一来，便可以起到克服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社会关系的无限性的矛盾、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生活变动的矛盾、法律的正义性与法律的具体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非正义性的矛盾。就刑事诉讼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具体的犯罪情况，无论是侦查权、检察权还是审判权，都存在大量自由裁量的情况，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种情况就要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诚实信用地运用国家刑事诉讼权力，而这也恰恰符合了诚实信用的适用基础。刑事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权有可能被滥用，成为徇私枉法、司法腐败的借口，这就更有必要强调在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

（四）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诚信原则是为了适应新型诉讼模式的需要

诉讼法的立法史表明，在法官一方主导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由于被告人地位的客体化，诚信原则并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传统上虽然是职权主义模式，但是随着司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现有的刑事诉讼模式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形成了兼具当事入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性质的诉讼模式。尤其近几年的对抗制庭审方式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当事人主导诉讼程序的过程中，当事人对诉权的滥用，不仅会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衡，也会影响法院的司法权威。为了克服这种弊端，有必要引进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使私法原则公法化。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得到确立，一方面可以减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固有的对抗性色彩，加强当事人在行使诉讼权利过程中的合作和协同；⑻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行使权力，自觉接受诚信原则的制约，进一步维护司法权威。

三、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限制

诚信原则在法律适用中的限制，主要在于它与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之间的冲突。表现在：法律的确定性能够明确地告诉人们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诚信原则的模糊性却使人们的权利、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法律的规范性具有指导人们的行为的作用，诚信原则的非规范性却无法具体指示人们的行为；法律的稳定性要求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擅自变更法律规定，诚信原则却赋予法官依个案特殊情形加以判决的灵活性；法律的普遍性意味着它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诚信原则却更多地以个别调整代替普遍调整；法律的可预测性使当事人能够根据法律规范预测行为的法律后果。诚信原则却允许法官在一定情形下基于法律的原理和精神进行裁判，导致行为后果的不可测性。⑼凡此种种，说明诚信原则在司法活动中固然有其特殊功效，但也隐藏着极大的危险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与司法擅断仅一纸之隔，稍有不慎，极易成为某些法官为自己的随意性裁判行为进行开脱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就会背离诚信原则的初衷，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诚信原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作为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又可能成为破坏法治秩序的温床。我们面临着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的法律价值选择的二律背反。尽管有学者主张“奉行严格规则主义应该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⑽但严格规则主义的困境却是显而易见的，而诚信原则的扩张更是现代各国法治的共同趋势。另外，诚信原则适用的特定语境以及刑事诉讼本身的特性也大大限制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的适用，因为刑事诉讼所奉行“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与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是不相容的。应当说，为防止诚信成为个别人扩张国家权力的手段和借口，刑事诉讼领域很大范围内是不容许适用诚信原则的。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刑事诉讼领域，并非都是强制性的规定，也有司法自由裁量、当事人自由处分的空间，也有诚信原则适用的余地。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认可诚信原则的司法适用，而在于如何进行有效的驾驭。

四、我国刑事诉讼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构想

（一）在总则中确立诚实信用为基本原则

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法律始终的根本规则，因此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增加一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使其在刑事诉讼法中起到统领全篇的作用。同时，还能避免在分则中列举而出现挂一漏万的现象。

（二）在分则中完善诚实信用原则支配下的规则和条款

在总则中确立了诚实信用作为法的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以后，必须在分则条文中规定具体的规范来落实该原则，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针对侦控机关可作以下规定：（1）收集证据必须依法进行，不得使用威胁、引诱等欺骗性收集证据的方法和侦查手段。（2）必须充分保障律师的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权，以保障辩护职权的正当行使。（3）采取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比例原则。（4）司法承诺应当兑现。

2．针对法官可作以下规定：（1）禁止滥用自由裁量权，法官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依法进行。（2）尊重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程序主体地位，为当事人创造平等的诉讼条件。⑾

3．针对当事人可作以下规定：（1）禁止滥用诉权和诉讼权利。（2）禁止证据突袭行为。（3）被害人应如实陈述案情，不得作不实的、有意夸大被害事实或隐瞒自己激发犯罪的某些过错行为。（4）鼓励、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真实陈述，对自愿认罪的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量刑上的适当减轻。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自愿性的前提下，适当借鉴国外的辩诉交易制度，规定撤回自认的条件，完善我国的刑事自认制度。

4．针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作以下规定：（1）建立证人宣誓制度，禁止证人作伪证、作虚假陈述，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2）诉讼代理人不得在诉讼中滥用代理权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不得超越代理权限实施诉讼行为，要保守国家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3）辩护律师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4）鉴定人、勘验人员、翻译人不得故意做与事实不符的鉴定、勘验和翻译。

（三）完善和强化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法律责任

为了确保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必须同时规定遵守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后果。如：当事人恶意或故意拖延诉讼，恶意轻率地提出异议等影响刑事诉讼程序公正，有悖于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诉讼行为，应当由法官予以司法制裁；对违反诚信原

则，恶意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多次作出前后不

一、自相矛盾陈述的被害人，由法官依据诚信原则在采证时减损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对造成严重后果，影响定罪量刑或导致诉讼拖延的，由法官依据诚信原则裁量对被害人的处罚；通过设置一定的措施鼓励、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真实陈述，如对自愿认罪的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量刑上的适当减轻；对违反诚信原则，拒绝作证和作伪证的证人要依法进行相应处罚；对遵守诚信原则积极出庭作证并且提供关键证言经查证属实，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作用的证人，要考虑适当予以奖励，做到奖惩分明。

总之，在全民呼唤诚信的时代，我们应当树立和强化全民诚信的观念，在实体和程序、刑事和民事、预防和惩治等各个层面进行系统化的诚信制度建设。⑿

【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诉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史尚宽：《债法总论》，荣春印书馆1978年版，第319-320页。

⑵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⑶张家慧：《当事人诉讼行为与诚实信用原则》，载《诉讼法论丛》第6卷。⑷李文华：《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⑸《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完善》http：///chinese/zhuanti/283994．html．2004—12—03．

⑹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⑺陈瑞华：《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⑻同注⑷。

⑼段仁元：《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价值、缺陷及适用限制》，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⑽葛洪义：《严格规则主义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载《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3期。⑾常饮冰、李梅奎：《试论诚实信用原则在公法域的适用》，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浅议环境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篇3

一、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研究价值

(一) 理论价值

我国刑事法律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 环境犯罪也毫不例外地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随着经济的发展, 用过错原则在解决环境犯罪时存在一定的缺陷, 因此,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在环境刑法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1997年的新刑法采取的仍然是过错责任原则, 未曾对这一原则进行突破。目前我国理论界对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方面的观点比较混乱, 因此对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进行研究, 找到一种更适合我国的归责原则, 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实践价值

我国环境法在对法人的追诉上已经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 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我国还没有研究出配套的制度, 依刑法是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而环境法却要求严格责任原则, 这使得在归责原则的适用问题上逻辑混乱, 矛盾重重, 因此, 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中都应该重新认识和改善环境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保证法律制度和原则的统一, 有效的解决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环境犯罪适用的是过错归责原则, 但在面对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环境犯罪时, 这一归责原则有些力不从心, 于是一些学者提出适用相对严格责任和绝对严格责任, 这几种归责原则在单独适用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 在单独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时, 强调的是主观过错, 即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是以主观过错为前提, 目前我国大部分环境犯罪都是实行过错归责原则的, 但是对于那些主观上无过错或者主观上的过错难以认定的环境犯罪, 纵然它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损害结果, 也无法对其追究责任, 这不符合我国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也使被害人的权益失去了法律保障。无论采用哪一种规则原则, 都应该考虑到刑法实施的成本以及遏制环境污染上所能起到的功效, 过错归责原则要求必须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有罪过, 这使很多客观存在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由于行为人主观故意不明确或者难以证明, 而导致定罪困难, 由于无法跨越主观认定上的障碍, 导致了诉讼效率低下。而且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潜伏期, 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高科技性, 有一些污染环境的犯罪, 它所导致的损害后果, 非专业领域的人是很难弄清的, 因此, 一旦造成了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 由司法机关来证明企业在行为时的过错以及这种过错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难度将是非常大的。

其次, 在单独适用相对严格责任时, 虽然允许被告人进行无过错辩护, 可是对于那些已经尽了注意义务却无法证明本身行为无过错的环境行为人, 仍然追究他们的环境刑事责任, 这对于企业的惩罚过于严厉, 不利于环境刑法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 也会助长企业的抵触情绪。无论是在立法推定或司法推定过程中, 控方总是掌握着权力的一方, 不排除有当权者利用推定的便利来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由于立法上并没有对相对严格责任设立严格的适用条件, 因此这一规则原则容易被立法者或司法者滥用, 从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再次, 在单独适用严格责任时, 主张的是不考虑主观过错, 即只要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损害后果, 就对其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那些主观过错清晰较容易认定的一般环境犯罪, 这一归责原则显的过于严厉, 打击面太广。对于主观上并无过错的环境犯罪被告人, 或者已经尽了注意义务的无过错环境行为人直接追究责任, 而不允许其提出无过错辩护, 那么我们的归责体系追究的是报应, 而不是惩罚与预防的统一, 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三、完善我国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建议

笔者认为, 所谓环境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应该是指以过错原则为基础, 相对严格责任为补充, 绝对严格责任为例外的一种综合归责原则, 三者紧密结合, 相辅相成, 共同组成我国的环境刑事责任归责体系。

(一) 以过错责任为基础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起诉方或法院应当根据环境犯罪嫌疑人、环境犯罪被告人的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对其起诉或定罪量刑。主要适用于一般的环境犯罪, 目前大部分环境犯罪还都是实行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 证明犯罪人的主观过错, 然后作为依据对其定罪量刑, 尤其是资源类的犯罪。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原因。

1. 符合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

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认为, 环境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 如果没有主观过错, 行为人的行为便失去了非难的基础, 让其承担不利的刑事法律后果是不适当的。过错责任原则正是以犯罪人的主观过错为追究其责任的前提条件, 符合传统理论的观点。

2. 符合犯罪构成理论

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要求行为必须符合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 这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 过错责任正是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 符合四个要件是对环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 因此过错责任是与犯罪构成理论相符的。

(二) 以相对严格责任为补充

相对严格责任是指起诉方无需证明环境犯罪嫌疑人、环境犯罪被告人的主观过错, 但允许环境犯罪嫌疑人、环境犯罪被告人在审判中提出无过错辩护, 若无法证明自己主观无过错, 法院可以对其定罪量刑。主要适用于较严重的环境犯罪危险犯和严重的环境犯罪实害犯的情形。以相对严格责任为补充的原因:

1. 符合罪过责任

相对严格责任不要求控诉机关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 但是, 在诉讼过程中允许行为人提出辩护理由证明自己的主观无罪过, 如果无法说明, 法院可以对行为人定罪量刑。这说明, 相对严格责任是不排斥主观罪过的, 只是改变了主观罪过的证明方式, 所以, 相对严格责任与罪过责任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二者并不冲突。

2. 既注重功利与效率又兼顾公平与正义

过错责任原则虽然重视了公平正义但是忽视了效率, 而严格责任原则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传统罪过理论将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证明交由控诉方承担, 倘若控诉方证明不了则无法对其定罪处罚。适用相对严格责任则可以克服这一弊端, 实现功利与正义, 效率与公平的兼顾。

(三) 以绝对严格责任为例外

绝对严格责任是指起诉方或者法院不仅可以不问环境犯罪嫌疑人、环境犯罪被告人的主观过错而起诉或定罪量刑, 而且还不允许环境犯罪嫌疑人、环境犯罪被告人以“无过错”为辩护理由。但是仍然可以以正当防卫、不可抗力、无环境刑事责任能力等其他免责事由或者无过错事由进行抗辩。适用于环境犯罪行为犯与严重的具体危险犯, 此时犯罪人无论是否存在故意过失等主观因素, 均可以被起诉定罪量刑, 如果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等主观因素, 则可构成情节加重情形, 还可以适用于环境犯罪实害犯, 如造成特别严重的实害后果, 犯罪人的故意或者过失的欠缺已经不足以阻碍环境犯罪危害结果的存在。

1. 有效惩治环境犯罪

环境污染具有周期长和致害因素复杂等特点, 认定环境污染犯罪的难度也因此加大, 对一些造成特别严重实害后果的环境犯罪适用绝对严格责任, 有利于严密刑事法网, 不仅有助于特殊预防, 也能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 能够有效的遏制犯罪, 惩治犯罪分子。

2. 提高司法效率

企业生产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 一旦造成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 由司法机关来证明企业的主观过错难度是非常大的, 而适用绝对严格责任, 则可以跨越在主观认定问题上的障碍, 不仅保护了受害人的权益, 也提高了诉讼效率。

四、结论

综上所述, 本文运动了分析比较的方法, 对环境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了研究, 阐释了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并对单纯适用过错责任、相对严格责任和绝对严格责任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最后得出了我国应该适用综合归责原则为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结论, 综合归责原则保持了法律制度的稳定性, 同时对构建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有着积极作用。

摘要：环境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环境刑事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环境刑事责任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 分析了单纯适用过错责任、相对严格责任、绝对严格责任作为归责原则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综合归责原则的主张, 即以过错责任为基础, 以相对严格责任为补充, 以绝对严格责任为例外的责任体系, 以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关键词：环境,刑事责任,归责原则

参考文献

[1]杨春洗, 等.中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治理[J].法学家, 1994 (6) .

[2]王晨.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3]丁为群.我国环境犯罪归责原则探讨[J].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4) .

[4]李文燕, 邓子滨.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J].中国法学, 1999 (5) .

[5]杨春洗.危害环境犯罪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6]刘仁文.严格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刑事责任原则 篇4

刑事责任年龄, 又称责任年龄、归责年龄, 是指刑法法律规定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按刑法的规定, 不是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 而是要受年龄的限制, 年龄如果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标准, 行为人即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也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人是一切犯罪的主体, 除了人之外, 任何物品、动物、尸体都不能成为犯罪主体, 但不是代表任何人实施犯罪都须负刑事责任。犯罪是人的一种意识和意志的行为, 而人的这种辨认是非善恶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是受年龄制约的。因此, 即使他们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 也不应作为犯罪加以惩罚。随着年龄的增长, 机体和心理机能的发育, 知识的不断增长, 生活经验逐渐丰富, 才有正确理解和分析判断自己行为意义的能力, 到了少年时期, 这种能力已逐步具有。

二、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一) 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97刑法对此有相关规定, 第十七条规定:

1、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2、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3、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

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同时刑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二) 我国其他地区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1、我国台湾刑法也采用“三分法”, 并辅之以一些量刑的特别规定。

(1) 绝对不负刑事责任阶段。未满14岁人的任何行为, 均不予处罚。

(2) 减轻责任阶段。包括两种:14岁以上未满18岁人的行为, 得减轻其刑;满80岁以上人的行为, 得减轻其刑。

(3) 完全责任阶段。即指18岁以上人的行为, 如无其他责任能力减轻事由, 应处完全刑罚。

2、香港也是采用“三分法”, 并在处罚方式上采取了一些保护未成年人的特别做法。

凡是被裁定犯有可判处监禁之罪的未满18岁的罪犯, 法院可判其入教导所羁留, 以代替其他刑罚;如属不准保释而被羁押候审的, 一般不送监狱而是送入教导所。

(1) 完全无责任阶段。7岁以下的儿童的任何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

(2) 限制责任阶段。指7岁以上未满14岁的儿童, 只是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儿童有犯意, 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而且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是较为明显的, 才负一定的刑事责任。

(3) 完全责任阶段。是指14岁以上的人犯罪的, 应负完全刑事责任。

3、澳门近年来也改为采取“三分法”。

虽然澳门现行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下述划分, 但从第十八条和第六十六条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1) 绝对无刑事责任, 即未满十六岁的行为实施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认为犯罪;

(2) 减轻刑事责任, 即满十六岁未满十八岁的行为人实施任何犯罪, 法官在量刑时必须考虑该特别减轻刑罚的情节, 给予减轻处罚;

(3) 绝对负刑事责任, 即年满十八岁的行为人实施一切危害社会的行, 都须负刑事责任。

三、刑事责任年龄界定变更

(一)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现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升, 进而人的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因此,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具有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年纪也越来越小。在这个时候, 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不是应该有所变更, 便成为了要思考的问题。

随着这几年青少年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 并且犯罪的青少年年龄也越来越小, 有许多学者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而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四川眉山公安局局长认为“‘90后’犯罪的低龄化趋势, 进一步说明法律必须在早期介入未成年人犯罪。

(二) 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有所变化

在我认为, 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有所降低。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年龄降低是不人道的表现, 并且也无法制止青少年犯罪, 不是根本之道。但在我看来, 刑法是惩治犯罪保护社会安全稳定、威慑不法分子的, 不是为了体现人道和仁慈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是为了对年纪小的犯罪者进行不人道的惩罚, 不是为了让他们心灵受到伤害;而是实行刑法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威慑”。

近几年,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新的特点, 即犯罪成员的低龄化手段的成人化。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从1998年至2003年就平均下降两岁, 犯罪年龄的低龄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另外, 随着人类心智的成熟越来越早, 如果刑事责任年龄不进行适当的调整, 就会造成一部分的刑法空白, 也的确给了一些不法分子漏洞可钻,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行, 不难发现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在现实运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逐步显现, 导致立法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 以至于出现“有罪不能罚”、“违法不能究”的不协调现象。

再者, 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迅速发展。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新闻传媒, 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使得年龄在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的生理和心理趋于早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已行为的能力。

最后, 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刑法的威慑作用极强, 因此通过刑法的威慑作用来遏制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上升, 这是当前一个明智的选择。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后, 可酌情对青少年犯罪的刑罚措施进行一定的改变。

四、结语

只有正确认识青少年现状, 我们才能更好的帮助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危害性, 有助于确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政策观念。特别是在此犯罪低龄化已成为我国不争的事实的前提下, 无论从保护未成年人来讲还是从保障受害人的权益来讲,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都是必要的, 可行的, 也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同时笔者在此也希望大家应当完善青少年司法制度, 使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摘录公安部青少年犯罪比例统计表》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与刑事再审制度 篇5

由于法律传统的不同,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表现为“一事不再理”原则, 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则表现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起源于罗马法, 后为大陆法系一些国家所继承, 成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法学界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争议, 目前主要存在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观点。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法院对于任何已经生效裁判加以处理的案件, 不得再行审判;对于所有已被生效法律裁判确定为有罪或无罪的被告人, 法院不得再予审判或科刑”。这一原则只包含一层含义, 即判决的既判力。广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一个案件经法院审判后,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当事人不得再行起诉, 法院不得再行处理。”这一原则包含两层含义, 即判决的既判力和诉讼系属效力。

与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应的是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它被定义为:禁止在同一司法管辖区域内就同一罪行对一名被告人连续起诉。用联邦最高法院的话来说:“它保护被告人在被宣判无罪以后不会因相同的罪行而受到第二次起诉, 也保护被告人在判决有罪以后不会因相同的罪行受到第二次起诉。” (1)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异同

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与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都属于禁止重复追诉原则, 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 它们在思想起源上都来源于古罗马法的相关规定, 核心内容都是“不允许无故重新起诉和审判”, 从而有利于维护判决的严肃性和法的安定性。其次, 两原则均蕴含着保障人权和维持控辩双方地位平衡这一核心理念。再次, “一事不再理”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都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 通过维持判决的终局性而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 快速解决冲突。 (2) 但二者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绝不能盲目地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

第一, 从价值取向上看, 两项原则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大陆法系崇尚安全和集体人权, 更多追求实体正义, 因此“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强调司法的权威性, 避免就同一法律关系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以实现诉讼经济。英美法系崇尚自由和个体人权, 正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受到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 (3)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更多地站在被告人的立场上, 追求程序正义, 限制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

第二, 适用的前提条件不同。大陆法系“一事不再理”原则只能针对法院作出的已经具有既判力的判决, 如果裁判尚未具备既判力, “一事不再理”原则就不会对检察官的重复追诉行为产生任何约束力, 是一种“相对的一事不再理”。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危险已经构成”, 以美国为例, 当陪审团一经选定并宣誓后或检察官在第一份证据出示后不得撤诉, 也不得再行或补充起诉, 是一种“绝对的一事不再理”。

第三, 对“一事”的理解不同。目前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中, “一事”事实上指的仅是“同一犯罪行为”, 即事实行为, 而不涉及法律评价。被追诉者实施的任何一项违法行为, 只要法院已经对此作出生效判决, 追诉方就不得以任何其他罪名另行起诉。而英美法系实行诉因制度, 包括事实行为与法律评价两个方面。因此无论是控诉方两次起诉的罪名不一致就不被认为违反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第四, 对控诉方的上诉权限制程度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 只要上诉期限尚未届满即不具备既判力的刑事判决, “一事不再理”原则对控诉方的上诉权限没有任何限制, 控诉方拥有与被告方完全相同的上诉权利。而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中, 通常不允许控诉方提出上诉, 对一审有罪判决的上诉权专属被告人一方, 特别是针对一审的无罪判决, 一般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控诉方不得提出上诉, 但允许检控方提起中间上诉或针对无罪判决以原审法院犯了对控方不利的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

第五, 对于启动变更生效裁判的特殊救济程序的规定不同。在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中, 设立了旨在纠正原生效判决中存在的事实或法律错误的再审程序, 本质上是一种纠错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则设立了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人身保护令程序, 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救济程序。

三、我国现行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还是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在两大法系都有所规定, 已经成为国际上衡量刑事诉讼是否科学、民主和人道的重要指标, 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该项原则却基本上未作规定, 导致刑事诉讼过程中控方具有绝对的优势和特权, 被告人的基本人权难以得到保障, 一个刑事案件往往会经历几次起诉和审理而得不到终局解决, 严重影响了人权保障、法院权威和法制进程。

由于未确立禁止重复追诉原则, 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较多不合理现象, 主要表现在:第一, 法院可以自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有违“控审分离, 不告不理”的原则, 不但使法院由居中裁判者沦为追诉者, 而且极易使当事人遭受反复追诉。第二, 检察院抗诉必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等都使法院的生效判决处于不稳定状态, 使法院裁决的终局性受到挑战, 也使被告人处于无休止地遭受追诉和审判的危险境地。第三, 申诉主体、时间、次数、审级、再审理由等诸多方面毫无限制, 导致诉讼秩序混乱, 两审终审制形同虚设, 造成诉讼和司法资源的大量浪费。

四、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应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

我国迫切需要改革审判监督程序, 确立禁止重复追诉原则。那么, 我国应该采取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立法模式还是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立法模式呢?在笔者看来, 考虑到我国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 借鉴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更为妥当, 原因如下:

首先, 我国的刑事诉讼理念与大陆法系更为接近, 追求的是实体真实, 以准确的实现刑罚权为诉讼目的, 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 程序的设计更多地考虑如何查清事实真相, 惩罚犯罪。确立我国这一刑事诉讼目的体系的基础有三个方面:第一, 奉行积极的国家观。国家权力由人民掌握, 信任而非怀疑国家权力是我国刑事诉讼设计的首要前提。公众亦因此能容忍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在一定程序上的干预和限制。其二, 推崇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具有一致性且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利益观。其三, 从社会和文化传统来看, 我国公众出于文化传统, 对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包括限制涉诉公民各种权利在内, 一般都持支持或默许态度。 (4)

其次, 从我国的宪政体制来看, 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立法模式与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不相符合。我国的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主要是通过抗诉来实现。如果选择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作为立法模式, 就意味着检察院既不能对一审尚未生效的判决提起抗诉, 也不能对已生效的判决抗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而选择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立法模式则不会对我国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者地位造成太大影响。

再次, 我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出发点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不一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提起再审程序的主要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情况。据相关统计资料,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案件, 90%左右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然而,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所强调的是权利保障和规范职权行为, 禁止职权机关在纠正错误时的任意性, 强调保护被告人的权利。

最后, 从我国的国民心理来看,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我们的有错必纠的观念存在较大的冲突。我国传统观念认为, 诉讼只要存在着错误, 尤其是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错误, 就应当予以纠正。这样的观念并不仅仅是立法者、执法者的观念, 事实上也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观念。而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判决生效之后发生效力, 其强度要弱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更能控制犯罪, 保障安全, 在我国国民追求安稳的心理有大的转变之前, 更易于为国民所接受。

五、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

基于上述观点,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改革:

第一, 在宪法中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础性地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规定的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事项, 而一事不再理原则无疑也是诉讼中的一项基础性原则, 应当在宪法中增加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于此相适应, 还需要在刑事诉讼中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 把它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

第二, 规范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现行刑事诉讼法把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权赋予法院和检察院, 而将当事人排除在外, 当事人的申诉并不必然引起审判监督程序。而法院应遵循“无利益无诉讼”和控审分离原则, 不能任意自行更改已作出的生效判决, 因此应当取消法院自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力, 而赋予当事人申请启动程序的权利。

第三, 划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5) 实践中检察机关为维护其控诉之主张, 往往提起不利于原审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人民法院为将原来被判无罪的被告改判有罪或者加重被告人刑罚, 或者为报复被告人的上诉行为, 也往往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再加上被害人、自诉人还可以通过申诉提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的申请, 这样一来, 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要容易得多。相反, 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需要由被告人通过申诉直接向原审法院提出, 而原审法院害怕自己受到消极评价, 往往置被告人申诉不理。因此应当区分不利于被告人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一般情况下, 检察机关不能以事后发现的新事实或新证据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 并且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应有次数和追诉时限的限制。相反, 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只要有新事实或新证据就可以提起, 且不受次数和时效的限制。

第四, 明确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理由。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是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 过于笼统, 可操作性差, 应当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理由分别进行规定。

第五, 确立再审不加刑原则 (6) 。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 但未规定再审不加刑原则, 这使得通过再审程序规避二审上诉不加刑原则成为可能, 削弱了上诉不加刑对被告人利益的保护效果。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 重视人权已成为时代的主流, 而通过再审不加刑可以保护被告人的申诉权利。因此, 为防止对被告人进行双重追究, 应当禁止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综上所述, 审判监督程序好比一把双刃剑, 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重新构建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时, 应当确立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础性地位, 有限地引入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确保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参考文献

①【美】罗纳尔多.V.戴尔卡门《美国刑事诉讼》【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①【美】罗纳尔多.V.戴尔卡门《美国刑事诉讼》【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陈群《禁止重复追诉原则与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改造》【N】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2月第27卷第1期②陈群《禁止重复追诉原则与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改造》【N】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2月第27卷第1期

③【美】杰罗姆·巴伦, 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326③【美】杰罗姆·巴伦, 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326

④马力, 吕洪民《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N】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11月第9卷第4期④马力, 吕洪民《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N】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11月第9卷第4期

⑤柴艳茹《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思考》【J】《政法学刊》2006年10月第23卷第5期⑤柴艳茹《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思考》【J】《政法学刊》2006年10月第23卷第5期

我国刑事赔偿归责原则的反思 篇6

(一) 过错加违法或不法原则

所谓过错加违法原则, 是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是目前许多国家均适用的归责原则。例如, 1948年12月18日实施的《奥地利国家赔偿法》、德国1910年实施的《联邦责任法》, 以及美国、韩国等国家的赔偿法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说明,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造成损害的执行职务行为违反法律, 而且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只有同时满足违法和过错两个条件, 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

(二) 过错归责原则

所谓过错原则, 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过错原则是民事赔偿的主要归责原则, 过错有主观过错和客观过错之分。主观过错是指在普通的民事赔偿中, 行为人具有的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客观过错是指致害行为不符合一定的标准和模式, 具有应受非难性。国家赔偿法中的过错原则是指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过失, 或致害行为本身存在某种缺陷未达到某种标准造成损害的, 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有些国家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确定国家赔偿责任。例如, 法国国家赔偿采用公务过错原则, 根据法国行政法院的判例, 客观过错具体表现为公务过错, 即公务活动缺乏正常的标准。公务过错的表现形式有:公务实施不良;不执行公务;公务实施延迟等。行政法院判断公务过错, 通常根据公务的难易程度、执行公务的时间、地点、行政机关所具备的人力物力等多种情况决定。国家机关由于疏忽、怠惰、笨拙以及对当事人提供不正确的信息所造成的损害也是公务过错[1]。公务过错以公务活动是否达到中等公务活动水平为客观标准确定国家赔偿责任。

(三) 违法归责原则

违法归责原则, 是指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完全取决于执行职务的行为是否合法, 对于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 国家给予赔偿, 对于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害, 通常不予赔偿。至于何谓违法, 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表述, 理论界也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国家法律直接用“违法”概念, 有的用“不法”或“非法”概念, 有的还用“违反法定义务”、“违反公职义务”、“违反职责”等概念。对于违法的解释也有广指除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外, 还包括违反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尊重人权原则、权力不得滥用原则和尽合理注意原则等[2]。

二、我国刑事赔偿归责原则存在的争议

一般认为, 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适用违法归责原则。《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 国家只对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才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行使职权的行为是合法行为, 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 司法赔偿是否也适用违法归责原则, 学术界观点不一。第一种观点认为, 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 司法赔偿也适用违法归责原则[3]。第二种观点认为, 我国刑事赔偿采取的是有限违法原则, 兼采无过错责任原则[4]。其中, “有限违法”原则是指国家只对特定范围内的司法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而在行政赔偿中违法归责原则的适用没有限制, 因此, 刑事赔偿采取有限违法归责原则。“兼采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因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了逮捕的条件, 使得逮捕的条件低于达到“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的有罪判决条件, 因而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并不意味逮捕行为违法, 但为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依《国家赔偿法》关于错误逮捕的规定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 此时便不适用违法归责原则, 而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此外, 在拘留问题上也应当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第三种观点认为, 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来看, 我国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应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刑事赔偿自应不例外。该观点认为, 违法责任原则只要求“违法行使职权造成损害”, 即可成立国家赔偿责任, 而不论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 这是正确的, 也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但违法并非是确定归责原则的根据。因为确定国家赔偿责任归责原则的标准只能是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而不能是行为人的客观行为, 因而应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5]。通过分析上述观点, 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违法归责原则是刑事赔偿的基本或主要归责原则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第二, 在若干问题上, 即有关错捕、错拘的归责标准认定上, 意见尚不统一, 部分学者认为系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标准;第三, 少数学者认为国家赔偿包括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系无过错责任原则。

从具体条文分析看, 《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 是指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条所规定的拘留、逮捕条件的拘留或逮捕。如果有重大犯罪嫌疑或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符合其他逮捕条件而有逮捕必要的, 公安、检察机关决定拘留、逮捕, 系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不应加以非难。因为“逮捕、拘留, 只要在当时关于犯罪嫌疑具有相当的理由, 并且被承认了必要性的话, 就是合法的。……起诉时或公诉进行时的检察官的确信, 在其性质上和判决时法官的确信不同, 被解释为只要综合考虑起诉时或公诉进行时的各种证据资料, 通过合理的判断过程, 具有被认为有罪的嫌疑便足够了”。刑事诉讼各阶段不同的具体目的以及对证据审查判断的不同要求和标准 (无罪判决的证据要求严格于拘留、逮捕的证据要求) 决定了有可能存在合法的“错拘、错捕”。

三、我国刑事赔偿归责原则之反思

考虑到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 参酌国外立法例, 为了最大限度保障人权, 应尽快对《国家赔偿法》中的刑事赔偿归责原则加以修改。具体而言, 就是要在司法赔偿领域, 适用多元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对刑事追诉、审判和执行等侵权损害, 应当采用结果责任原则, 以使受害人获得救济, 同时可解除公安、检察机关的困惑, 保护其打击犯罪的积极性。

刑事赔偿的范围包括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阶段所发生的损害。由于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一个犯罪事实逐渐被证明的过程, 采取强制措施决定的条件理应低于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不起诉决定、无罪判决的条件。上述裁判的作出, 并不意味着拘留、逮捕等决定必然违法。如果拘留、逮捕等决定本身合法, 违法归责原则之下受害人就不能获得赔偿。对于受害人而言这是极不公平的。这种做法实质将追究犯罪所带来的侵犯特定公民权利的风险让个人承受, 个人独自承担了维持秩序所产生的负担, 有悖于社会负担平等的公平原则。

刑事案件涉及公民人身自由, 在建构赔偿制度时, 应将立足点定位于如何最大限度救济无辜公民, 尽可能减少追究犯罪的风险由特定公民承受的情形, 而不是对行为性质进行评价。从法国的规定可以看出, 刑事赔偿中多采用结果责任原则, 目的在于为无辜公民提供最大限度救济。我国刑事赔偿领域中应适用结果责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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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后, 出租人再将房屋出租以规避优先承租权的存在。

二、优先承租权所要求的同等条件

优先承租权是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而非绝对的、无条件的优先, 所谓同等条件不仅包括租赁价格、租金支付方式、租赁期限等, 而且包括与租赁有关的其他条件, 如房屋用途、环境污染状况、承租人经济实力、承租人信誉、承租人的经营业绩等。如原承租人只是承租一栋房屋中的一套或几套, 现出租人拟将整栋房屋出租, 则原承租人因不具备同等条件的要求而不具有优先承租权。如果出租人采取招标、拍卖或其他竞价的方式确定承租人, 出租人只要通知了原承租人, 原承租人未参与招标、拍卖或其他竞价的, 视为放弃优先承租权, 原承租人参与招标、拍卖或其他竞价但未中标的, 视为其不具有同等条件而丧失优先权。

三、优先承租权行使的时间及方式

有人认为, 优先承租权应从原租赁合同期满后开始计算。由出租人自行设定一个出租条件, 在一定的期限内以特定的方式通知或告知原承租人及其他人, 例如广告、招租通知等, 若有第三人欲和出租人建立租赁关系, 出租人可以将第三人提出的条件告知原承租人, 若原承租人也同意按第三人提出的条件继续租赁出租物, 则享有优先承租权, 若出租人表示不能按照出租人或第三人提出的条件继续租赁物或虽不明确表示是否继续租赁原租赁物的意愿, 则租赁合同期满后的一定期限届满, 原租赁人的优先承租权即告消灭。如果出租人没有尽通知的义务, 而径直与第三人签订租赁协议, 则优先承租权人可以主张该租赁协议的无效。

结果责任原则是指损害发生后, 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 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失的一种法定责任形式。结果责任原则只问损害结果与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并不对行为的性质进行评价, 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受害人获得救济。只要能够证明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行为实施人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从责任的基础看, 结果责任归责原则的基本思想是对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从责任的性质看, 不在于对具有反社会性行为的制裁, 并没有体现出对被告行为的非难。刑事诉讼程序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 适用结果责任原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无辜公民, 减少让特定公民独自承受因追究犯罪、维护秩序所产生的风险的情形。因此, 根据结果责任原则, 只要发生了损害, 损害与公安司法机关的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即使拘留、逮捕决定合法, 也应当赔偿;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 经再审改判无罪的, 应当赔偿;经再审重罪改判为轻罪的, 对错误判决部分应当赔偿。

参考文献

[1]王名扬.法国行政法[N].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2]马怀德.《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务[H].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4.

[3]高家伟.《国家赔偿法》学[M].北京:工商出版社, 2000.

[4]薛刚凌.《国家赔偿法》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浅述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司法原则 篇7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刑法

未成年人是指生理和心理上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成年人标准的群体。一般来说, 未成年人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 是需要法律给予相应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未满18周岁的公民是未成年人。为了切实有效地保护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 我国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制度, 并在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等方面制定了完善的政策措施, 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但与之相比, 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却成为了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 在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 未成年人的犯罪率正在逐年提升, 甚至一些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70-80%[1]。大量的未成年人成为刑事犯罪的主体, 不仅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更是给大量的家庭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影响。

一、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活动的主要特点

应当说, 与其他犯罪主体相比,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活动具有如下几方面主要的特点。

(一) 模仿成为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主要诱因

未成年人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成熟的关键时期, 精力旺盛, 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和求知欲, 特别是他们具有很强的好奇心, 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但是对于是非善恶的辨识力又相对较低, 非常容易受到不良诱因的影响。从许多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记录来看, 诱使其犯罪的主要原因都是学习和模仿一些描写暴力犯罪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因此说, 模仿成为了现阶段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频发的主要外在性诱因。

(二)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团伙化的趋势

从现阶段司法实践来看, 大量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都呈现出团伙化的趋势。一些未成年人受到社会不良思想的影响, 采取暴力胁迫或引诱等手段, 纠集一批同龄人打架斗殴, 非常容易产生暴力事件和恶性刑事案件。不少未成年人盗窃团伙具有严密的组织关系, 利用团体犯罪为掩护, 定期进行转移和流窜, 给案件侦查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 未成年人犯罪后果严重性正在逐步提高

从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实施犯罪的后果来看, 其后果的严重性正在逐步提高, 社会危害程度正在不断加大。杀人、重伤害、绑架等等恶性案件类型已经屡见不鲜。例如北京市2002年8月宣判的“极速网吧”放火案, 被告人因对网吧服务员不满而起意报复, 用放火手段危害公共安全, 致25人死亡, 多人受伤, 并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3名被告均系未成年人, 另外, 还有一参与放火者不满14岁[2]。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发现, 大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都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危害性和严重程度认识不足, 更有甚者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犯罪, 从这个意义上说, 未成年人犯罪后果严重性程度逐步提高也折射出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普法水平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社会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应当说, 近年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的社会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一方面是社会的关注程度普遍提高, 许多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经过媒体报道便迅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并引发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教育等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所涉及到的家庭数量众多, 其法定监护人还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因此相比于成年人刑事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二、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原则

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经历了一个修订、调整和完善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相互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若干司法原则。

(一) 预防与惩治并重的思想

从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看, 预防和惩治并重是一个显著的指导思想。一方面通过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严厉打击各种恶性刑事犯罪行为, 充分体现法律的震慑力和强制力。另一方面则通过法律的颁布实施, 构建一个防范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预警机制和制度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更加注重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

(二) 宽严相济的思想

宽严相继是我国刑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又一个司法援助。所谓“严”是指法律并没有因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而使其逃避法律处罚, 而是在充分考虑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制度规定。所谓“宽”则更加体现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 在未成年人犯下严重刑事犯罪之后, 还能够为未成年人提供司法救济途径和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可贵之处。

对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来说, 如何掌握好“宽严相济”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一方面不能够无限制地宽限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导致产生重罪轻罚、有罪不罚等现象, 另一方面更不能偏向于严格, 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从重从严处理。如何把握好这个关键点, 笔者认为“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最为准确的原则。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只有严格根据法律规定, 公平公正地审理这类案件, 才能够真正地将“宽严相济”原则落到实处。

(三) 维护公平正义原则

社会主义法治的公平正义原则是立法和司法工作中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法律制度体系中, 公平正义原则同样得到了充分体现。未成年人触犯法律必须要接受相应的惩罚, 而作为监护人的家长还要承担连带的民事赔偿责任, 这就充分考虑到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诉求。这样就能能够很好地兼顾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承受能力, 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弥补受害人的经济、精神损失。

参考文献

[1]张蓉.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1.

刑事责任原则 篇8

一、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

罗干同志在2005年12月5日至6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宽严相济就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 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 维护法制的严肃性, 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宽严相济是我们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 这一政策更具现实意义。我们要立足于当前社会治安实际, 审时度势, 用好这一刑事政策。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 党中央提出“发挥政策和法律的各自优势, 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这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实践中的运用和理论上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指导。“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辩证思考, 符合我国刑事法律规范的本质精神。我国刑法共有“罪刑法定、平等适用刑法和罪责刑相适应”三大基本原则。由于成文法滞后性和法律语言抽象性的限制, 在针对某一具体的犯罪行为, 具体适用何种刑罚, 具体适用多长期间的刑罚, 现有法律并不能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 仅仅依靠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已不能直接得出量刑的精确结果。所以, 在司法实践中, 就要应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思维, 综合全案, 综合犯罪情节、危害结果、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犯罪动机、被害人的状况等等因素, 作出与犯罪行为相适应的刑罚结果, 也只有切实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才能做到罚当其罪, 实现公平和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三大原则的统一

(一) 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无论“从宽”还是“从严”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严格依照刑法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刑法未规定为犯罪的, 不能以犯罪来惩罚。依照刑法构成犯罪的, 依据刑法规定的法定刑, “宽”、“严”均不能超出法定幅度, 更不能法外施刑。如刑法中的拐卖妇女、儿童罪, 在立法上排除掉了年满十四周岁的男子成为被害人的可能。如果发生拐卖年满十四周岁男子的情形那么无法定性为拐卖犯罪。而刑事政策的“从严”也不能违反刑法规定法外处刑。与之相同的还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但是《刑法修正案 (九) (草案) 》中已经把被害对象扩大实现全覆盖, 刑事政策才有贯彻的可能。在2010年6月1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肖昌勇一案的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一致的体现。肖昌勇因找工作被骗至西安一传销窝点, 因不愿加入传销活动而与传销组织的几个成员起了争执, 在被限制人身自由后肖昌勇设法逃走, 但被传销组织数人强行拉回房间并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在随后的反抗中肖昌勇掏出去西安找工作之前就事先买好的一个弹簧刀防身, 最终结果是一死一重伤。案件引起社会强烈的关注, 在传销活动仍然猖獗, 传销组织屡屡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下, 虽然肖昌勇的防卫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限度,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但是考虑到社会影响, 考虑到防卫时的情形, 依据刑法对于防卫过当的要求,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最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选择了最轻的处理结果, 认定肖昌勇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免于刑事处罚。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 有时也会出现争议, 主要是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较为宽泛, 当刑法本身出现争议时, 政策的贯彻也难免会弹性较大。如2009年3月25日,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龙女士属于正当防卫, 不承担刑事责任。此案发生于2008年7月13日, 三人伙同抢劫刚驾车开出车库的龙女士, 被抢劫后龙女士驾车追赶撞倒三人所驾乘摩托车, 其中一人死亡。与之相似的还有沈阳出租车女司机白玉, 同样也是被抢劫后驾车撞向抢劫犯, 造成抢劫犯重伤。两个防卫案件最终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但是理论界争议较大, 因为抢劫罪客体的特殊性 (既侵犯财产又侵犯人身) , 导致抢劫行为的“正在进行”持续时间要长于无限防卫权中的其他犯罪行为, 但是对于抢劫完成后已经离开的犯罪人, 已经不再构成对被害人人身权的侵害, 是否仍然使用无限防卫权法律很难判断。所以, 一是考虑到依据刑法, 对于抢劫行为的无限防卫权确实存在, 二是考虑到在有争议的情况下, 刑事政策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对于给社会造成极大不安全感的抢劫抢夺犯罪, 一向主张从严处置, 同时, 一直以来我们鼓励与犯罪分子作斗争, 对于不超越刑法范围的防卫行为, 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从宽, 所以才有了以上两个案件中防卫的无罪。

(二) 平等适用刑法原则。

平等适用刑法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刑法中的表现, 是指对任何人犯罪, 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明确: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每个人平等适用, “从宽”、“从严”都是在法律范围内按照政策要求作出的, 而不是根据犯罪人的地位、身份、种族、民族、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作出的。不能因为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名声的高低好坏而“从宽”或者“从严”。如2011年1月30日河北望都县法院对李启铭的判决。李启铭因“我爸是李刚”而走红网络, 在交通肇事后对他的评论争议很大, 但是最终望都县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决他有期徒刑6年。考虑到李刚身为保定市某区公安局领导, 案件采取异地审判, 法院并没有因为李启铭父亲的职权地位而从宽, 6年有期徒刑已经接近交通肇事罪的最高刑 (除因逃逸致人死亡外) , 在李启铭已经给予足够的民事赔偿的情况下, 这个刑罚已经是从严了。而网络和媒体的各种不利报道和评论也没有影响法院的判断力, 并没有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可以说是从宽。再如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 按照《意见》不仅不能“从宽”, 反而要依法从严惩处。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社会地位虽高, 但是受党和国家教育多年, 给予他们行使国家权力的职能, 最终如果产生职务犯罪的话, 那么无论是从辜负了党和国家的信任和培养来说, 还是从侵害了合法办事的其他人权利来说, 亦或者清廉履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来说, 这都是极其恶劣的行为, 所以必须从严惩处。从严不仅仅体现在宣告刑的从重上, 还可以体现在执行刑的从重上。如2014年6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中对于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审理方式给予了更严格的标准:人民法院审理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 必须开庭审理。平等不是简单的完全对等, 平等是对比考虑各种因素后综合作出的判断。由于职务犯罪罪犯大多掌权多年, 有权有钱, 有庞大的关系网。所以更有可能利用自己以前所取得的地位、关系等争取到减刑、假释, 如果把这一类群体与一般的犯罪分子同样规定, 反而是一种不平等, 对职务犯罪罪犯的从严正体现了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同样还有2014年年初, 中央政法委出台指导意见, 要求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对保外就医作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其中对于司法实践中更容易违规违法办理保外就医的三类罪犯 (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要给予更为严格的审查。

(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个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系最为直接。一个人的犯罪和他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刑罚应该基本相当, 不能轻罪重刑或者重罪轻刑。无论从宽还是从严, 都必须严格参照犯罪人的犯罪行为, 造成的刑法上的危害结果来作为基础量刑标准。在刑法的基础量刑标准范围内可以根据宽严相济的要求, 综合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考虑社会危害性与主观恶性的统一, 考虑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统一, 考虑打击犯罪和稳定社会的统一, 然后决定法定刑的裁量。如2009年9月8日,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刑罚由一审的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无期徒刑。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 连续冲撞造成重大危害结果 (四人死亡, 一人重伤) , 性质极其恶劣, 后果极其严重, 社会影响很大。一审判处死刑后, 其父亲多方筹款, 向被害人承诺赔偿, 并真诚赔礼道歉, 为自己儿子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也取得了社会的谅解。最终, 考虑到虽然以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来看判处死刑并不违背刑法, 但是在长期以来对醉酒驾车冲撞基本都是按照交通肇事处理的大背景下, 突然对某人直接处以极刑略嫌过重, 同时孙伟铭的父亲的行为为他挽回了最初极差的社会评价, 所以最终二审把刑罚改判为无期徒刑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好体现。同一天稍晚时间, 与之类似的佛山黎景全案也作出判决, 一审二审均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的黎景全, 刚好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地方高级人民法院死刑核准权的第二年被判决死刑, 二审之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黎景全确属严重醉酒 (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为369.9毫克/100毫升) 状态下驾车冲撞, 造成二人死亡、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犯罪情节恶劣, 应当依法严惩。但是黎景全是醉酒状态犯罪, 与主观恶性较强的蓄意犯罪应当有所区别, 黎景全归案后认罪态度也较好, 有悔过的表现, 没有核准死刑, 发回重审后最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无期徒刑。黎景全案件中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权回收, 到最终慎重考虑不判处死刑, 无不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过程中的贯彻。

三、在刑事司法中正确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是在法律规定之内的宽, 是体现政策的宽, 是实现社会效果的宽。严也是如此。对严重的刑事罪犯予以从严打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对较轻的刑事罪犯从宽处罚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一般说来, 刑罚的强度和犯罪的下场应该更注重对他人的效用, 而对于受刑人则应尽可能不要那么严酷。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要研究犯罪的性质, 要考虑罪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要认真研究罪犯的主观动机、目的以及产生犯罪故意的原因是什么, 不同的犯罪动机、目的以及犯罪的主观故意, 这些因素对酌情从宽或从严有一定的影响, 这就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要求, 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J].法学家, 2008, 5

[2] .刘根, 罗欣.“宽严相济”:一个被误读的刑事政策[J].井冈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