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共7篇）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篇1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是诉讼中判断各方证明活动成效的根据和标尺，它是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理清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对于确保刑事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是诉讼中判断各方证明活动成效的根据和标尺，它是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要理清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首先要搞清什么是合理怀疑，有哪些种类的合理怀疑，然后才能结合类案的证明要求确定具体案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合理怀疑“，是相对于“想象的怀疑”、“推测的怀疑“而言的，是指证明之确切程度不足以使理智正常且不带偏见的人在心理上排除的怀疑。换言之，它是指理智正常且不带偏见的人在听取和了解证明的全部过程之后仍然持有的对证明效力的怀疑。它不是一种纯粹心理上的怀疑，它同具体的案件及其背景具有某种相关性。它不是一种绝对正确的怀疑，也不是一种显然没有可能性的怀疑。它表示证明之确切性有怀疑的余地，但也不要求证明之确切必须达到没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如果要求证明之确切达到没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那么几乎没有刑事起诉能够成功。

有的法学家说，合理怀疑是对客观的、具体的可能性的怀疑，而不是想象出来的怀疑。有的法学家说，合理怀疑是那种能够使一个谨慎的人在做某件重要的事情之前产生迟疑的怀疑。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有关“合理怀疑”的说法都有相当大的主观性，还没有哪一种对“合理怀疑“的定义或解释能够排除其他学者的合理怀疑。这也不要紧，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增加其客观性，并把它变成一种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导向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

在相关制度的设计上，必须充分考虑到它的主观性，使特定的人们形成主观一致。陪审团制度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古老的非理性司法证明方式的怀疑和否定，也反映了人们对认识能力局限性和诉讼中证明能力的有限性的承认和补救。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实质上是一种对证明的过程和结论的主观一致性检验。在多大程度或比例上通过主观一致性检验，才能排除合理怀疑，这就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问题。参照国外的司法实践和立法例，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由低到高，大致可以分为三级：

1.初级证明标准，亦称最低限度标准，即证明活动使人们相信被证明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或者说，该证明比其他证明或推测更可信。在主观一致性检验中，只要有51％或50.01％的赞成票即可通过。这种证明标准常常适用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极少适用（如刑事自诉）。

2.中级证明标准，亦称明确可信标准，即证明活动不仅使人们相信被证明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而且使人们感到证据内容的明确和证明逻辑的清晰，在绝大多数裁判者的心中形成了相同的、明确的判断，但是，还没有使所有的裁判者感到完全满意，精确性尚未达到排除审慎怀疑的程度。到底达到算术上的多少百分比才能算是达到了“明确可信标准“，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譬如，三分之二是否足够多？无人能够证明起点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在一些民事欺诈和刑事自诉案件中，这一证明标准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3.高级证明标准，即真正意义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它表明证明活动赢得了所有裁判者的满意，使裁判者在接受证明结论时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但是，它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排除各种怀疑和与其结论相左的推测。同一认定可以视为证明达到这一标准的典型，或其较高的层次。刑事犯罪特别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的认定，应当达到高级证明标准。

以DNA为例，尽管人类对基因图谱的认识才刚刚起步，但是，就刑事证明中的同一认定而言，DNA鉴定的权威性却已经足以满足确认犯罪人的高级证明标准的需要。据现代科学证实，地球上没有任何两个人（一卵双生的双胞胎除外）的DNA基因相同。如果经DNA检测认定：肖某鲜血的基因型均与被测胚胎DNA基因型一致，肖某与香香体内胎儿的生物学父亲的偶合概率大于99.9959％。因此，可以认定肖某就是胎儿的生物学父亲，虽然这个

概率并未达到百分之百（该案例参见《DNA锁定强奸犯》，载于《检察日报》2000年9月26日）。

高级证明标准本身也有相对性，对于不同种类的案件，不同发案背景的案件，不同身份的证人或当事人，都有具体的形式要求。类案证明标准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方面的探索将为未来的证据法立法提供材料和基础。

刑事司法如何面对“排除合理怀疑”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而展开的，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证据法》，在刑事证据运用方面，仍有一些问题有待于解决。最近，本报“法治三人谈”的老作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姜伟、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张军、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就“刑事证据运用的几个问题”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刑事司法指南》中进行了深入讨论。征得同意，对他们的讨论，本报将在“司法实践”版分期刊出。

姜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在刑事案件证明标准问题上，没有证据不能定案，孤证不能定案，这是司法原则已确定的。目前，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如何理解定案的证明标准。若要求证据体系完全排他，只能得出惟一结论，是不现实的。诉讼理论提出对刑事案件证据体系的认定标准是要排除合理的怀疑。司法实践中，有时辩方提出的怀疑并不合理。比如一起受贿案，一个包工头去给某单位掌握工程发包权的厂长送钱，送钱时共去了三个人，包工头、司机和会计。当包工头和会计拿着5万元钱走到厂长住的楼下时，因包工头怕两个人上去送钱厂长可能不要，就让会计在楼下等，自己上了楼。包工头进屋和厂长谈了谈，把钱给了他，下楼后，对会计说给完钱了，就上车走了。案发以后，发包单位的厂长不承认收了5万元钱。控方提出下列证据：第一，有司机、会计作证，这是间接证据；第二，事后，工程也发包给这个包工头；第三，从厂长家搜出5万元钱的存折。但律师提出怀疑，认为包工头上楼时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根本没给厂长。我认为，虽然律师可以提出这样的怀疑，但这种怀疑并不合理：第一，包工头求厂长发包工程，能把钱装进自己腰包吗?按常理来看，肯定要给厂长，毕竟是求人办事；第二，事后确实把这工程发包给了包工头；最后，厂长家中正好在那段时间存了5万元钱。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认定厂长受贿应该比较确定，但律师却提出公诉人的证据体系没有得出惟一的结论。证据结论的惟一性、排他性应当怎么理解，要有个合理的范围，不能盲目怀疑。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也不排除这种情况，比如两个人给厂长送钱，一个人在楼下等着，另一个人上楼把钱交给厂长，但厂长是个廉洁的人，坚决不收。于是上楼的人就自己把钱收了起来，别人也不知道。

张军（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这个案件涉及到对“合理怀疑”如何理解、判断。从介绍的情况看，厂长在那段时间在银行存了5万元钱。如果厂长不能说出在包工头行贿后自己家中还有其他5万元钱的来源，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其有罪，但还有特殊情况。比如，被告人恰好在包工头送钱后抢了5万元，他就会考虑，如果说出这5万元钱是抢来的，就会被判十年以上的刑罚，于是他宁肯承认这5万元是受贿得来的。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但是不能排除。如果没有被告人事后存款的证据，此案肯定不能定。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行贿人把行贿款私吞却谎称已把钱送出的情况。在上述案例中，如果被告人是很廉洁的人，没有收钱也完全可以按规定把工程发包给包工头，所以，不能因为工程发包给行贿人了，就以此作为被告人受贿的证据，这只能作为参考。因此，我认为，被告人将5万元钱存到银行是个比较有力的证据，但并不能完全排除所谓的“合理怀疑”，即这5万元钱也有可能不是受贿所得。

姜伟:但是，这种假设是否属于合理的怀疑?

张军:应当排除一切可能不真实的情况。

姜伟:如果这样认为就太绝对了。如何理解合理的怀疑?从理论上讲，各种假设都会存在。但是，理论上的假设和对指控的证据体系合理性的怀疑是有区别的，关键是对“合理”要有正确的界定。一般的原则是，不能无端怀疑他人有违法的行为，这是前提。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有罪是因为有相关证据证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包工头去给厂长送钱，自己却把钱私吞了，理论上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但这种怀疑不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提出，怀疑必须得有依据。对一个人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不能无端地怀疑。

张军:在上述案例中，从利害关系上看，行贿人承认将5万元送给了被告人对自己更有利。如果行贿人讲没有送钱，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把钱侵吞了，那他就是贪污，就是侵占，承担的罪责就更大。因此，从个人利害关系上看，行贿人有可能私吞行贿款。从实践来看，虽然行贿人拿了5万元钱上楼，但被告人确实没有收到，这也完全有可能。在司法实践中，还发生过另一种情况。行贿人虽然拿着5万元上楼，但自己留下2万元，只送给被告人3万元。后来被告人恰恰有2万块钱的其他收入，但因为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不愿讲明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认定被告人犯受贿罪，也只能定3万元。

姜伟:这些都是分析，没有根据。

张军:但既然有这种可能，又没有排除这种可能，就不能定案。

田文昌:这关系到一个逻辑上的合理性问题还是定罪原则的合理性问题。在法庭上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控方提出的证据确实非常合理，公诉人的推断、推测、分析非常合理。按照常理，按照正常的逻辑关系分析，作为一般的辩论，不是法庭上的辩论，这种分析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从定罪原则的角度考虑，这种分析却不一定正确。定罪原则要求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以法律规定的证据为基础，当一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的时候，即使存在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合理性，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在上述案例中，从一般逻辑上看，律师提出的问题似乎有刁难之嫌，因为正常情况下行贿人私吞行贿款的行为不太可能发生。但从定罪的原则来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如果律师提出的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其主张就没有合理性。然而，且不说实际上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就是仅从分析上看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就没有排他性。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最后谁也不能说自己肯定是正确的，关键就是价值取向问题。

姜伟:我历来主张排除合理的怀疑，不是一切怀疑，这是我们的一个分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作出假设，假设是否合理最终也应由审判长判断。但是，判断得有依据，如果怀疑一个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就应有一定的证据支持，这种怀疑才是合理怀疑。如果说被告人的钱可能是抢劫来的，又没有任何抢劫的证据，这就不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只要存在“一对一”的情况，只要受贿方不承认，任何受贿罪都不可能认定。

姜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这里要特别指出，提出怀疑要合理，不能盲目怀疑。不然，只要被告人否认，任何案件都可以提出怀疑。

田文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在这个问题上，控辩双方是不平等的，在质证问题上肯定是辩方优于控方。只要辩方破除了控方的证据链，那么辩方提出的怀疑就是合理的。姜伟：关键是怀疑要有证据支持。

田文昌：姜伟提到的怀疑，是指辩方提出了类似于指控的怀疑。

姜伟：是对指控的怀疑。我的观点是，提出质疑要有合理的范围，实践中以侦查人员存在违法行为而对被告人罪责提出怀疑的居多。但提出这种怀疑不能盲目。比如，辩方提出被告人因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而作了有罪供述，除非确实有证据证实，被告人的供述才不能成立。如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被告人翻供了，其他证据又无法印证，就不能无端怀疑侦查机关进行了刑讯逼供。总之，没有证据支持的无端怀疑不属于合理的怀疑。张军(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姜伟讲的合理怀疑，实际上就是一个证据规则。现在我国还没有证据法，没有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

对于合理的怀疑，我的理解是所怀疑的情况可能存在，或者说存在的可能性比较大。案件发生后，要恢复事实真相，有的可能形式上做到了完全真实，比如采用全程录像的方式。但这也只是接近于案件的事实，并不能完全恢复。所以，合理怀疑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排除虚假情况，接近真实情况，使案件事实在一般情况下符合常识、常理。如果百分之八

十、百分之九十有可能，就应认为是合理的。

定案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没有专门证据规则的情况下，只能在实践中根据个案，根据具体情况去判断，做到提出合理怀疑，再进行合理排除。

姜伟：我同意这个原则。第一，对证据体系的质疑，不是要排除一切怀疑，而是要排除合理的怀疑；第二，合理的怀疑要有一定的标准。尽管目前我国没有证据法，但实践中应掌握两点：一是合理的怀疑应该概然性比较大，可能性程度比较高，能够从整体上推翻对方证据结论；二是合理的怀疑要有证据支持，特别是怀疑他人有违法行为、犯罪行为，要有一定的证据材料加以证实。

张军：至于是不是必须要有证据支持可以研究。即使辩方提出了一个涉及到违法行为的论点，也不一定必须要有证据支持。辩方在提出反驳意见的时候，即便没有证据证实，却可以提出一种逻辑，使对方的证据陷入矛盾，使对方要证明的巨大可能性成为不可能，也就达到了使法官慎重定案的目的。

姜伟：如果辩方单纯质疑控方的证据体系，指出哪些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可以不出示证据。但是如果辩方提出了新的主张，认为行贿人有时间、有条件侵吞行贿款，这时辩护的基点在于因行贿人侵吞了行贿款被告人才没有受贿，在这种情况下，辩方认为控方提供的证据没有排除这种可能，就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

田文昌：对“合理的怀疑”的界定，很难做得很具体，从理论上也很难讲得特别清楚。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定罪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

合理怀疑，所指的是一种可能性，提出这种可能性的目的正是为了否定另一种必然性。也就是说，当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另一种必然性就不会存在。所以这种怀疑本身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准确地说，应当叫做合理质疑。这种质疑也不能漫无边际，不能违背常理，应当具有一定的现实可信性。比如说，甲开枪杀乙，只射击一颗子弹，乙死后却在身体上发现有两个弹孔，只有一个在致命的部位。如果乙的死亡是另外一枪所致，这种质疑就具有合理性，控方就有责任通过司法鉴定来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死者身上只有一个弹孔，而辩方却提出，不能排除他人在同一方向用同一种子弹射中死者的可能性，这种质疑就缺乏合理性，除非能举出证据证明确有这种事实存在。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对于质疑的合理性还是可以判断的。

总之，如何看待质疑的合理性以及对合理的程度要求有多高，还是涉及到价值取向和定罪原则的问题。如果本着宁肯错判也不能放纵的原则，对于质疑合理性的理解就会十分狭窄，容易把可能性理解成必然性；如果本着宁肯放纵也不能错判的原则，结果则会相反。根据当代国际社会通行的原则和我国司法中的实际状况，我主张采取后一种态度，一定不能把作为质疑理由的可能性理解成必然性，否则就很容易导致有罪推定的结果。

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归属于检方，证明标准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这种证明标准不同于民事案件中的比较优势（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证据规则，这句话可能比较晦涩，以辛普森案作例子就能一目了然。在刑案中，检方所有证据都指向辛普森是杀人凶手，唯一的例外就是其作案的手套，辩方证明该手套无法戴到辛普森的手中，仅此一项证据就让陪审团裁定辛普森无罪，因为这只手套就让人产生了合理怀疑，辛普森有可能不是凶手；而在民事案件中其他能证明辛普森是凶手的证据比这只手套能证明辛普森不是凶手更有比较优势，意味辛普森很有可能是凶手。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篇2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体现无罪推定理念。英美法系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排除合理怀疑”主要为以下观点。

1.1将排除合理怀疑确认为道德确信

在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发现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上,陪审员必须具备清晰的认识才能保证标准的不偏差作用。一是对认知论的全面理解,包括绝对的可知论和相对的经验论,前者即普通的数字识别,后者为经过经验才获取的不充分认知;二是不充分认知就算不可绝对化,但是证据链的不断补充是完善手段。十九世纪末期英美学者把通过证据补充的相对经验产生的最可靠确定性确认为道德确信,即相当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1.2将排除合理怀疑解释为很高的可能性

英国的陪审团理论坚持相对的经验论,认为证明标准只能达到相对确定,审判里面体现的是相对的法律真实,非绝对的客观真实。因此,为了赋予排除合理怀疑规则更强的适用性,英国大法官通过判例确立了新的排除标准,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达到很高的可能性,而不是形成内心确信。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是对所有事无巨细的捕风捉影均予以剔除,否则该种虚假的可能性有可能会被过度使用而妨碍司法过程本身。如果现有的证据无法对怀疑的可能性本身形成一定的支撑,而仅仅是纯粹的概率可能性,则已足以排除合理怀疑。

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则适用存在地域差异性,笔者针对广东东莞法院的刑事审判实践作出评析,说明部分法官在应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并不以此为判决理由或二审意见,而往往是提出质疑“不能排除某案存在某种情况”。“排除合理怀疑”此时被理解为“很高的可能性”以及“坚定的相信+现实的可能性”的结合体。

2“排除合理怀疑”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合理怀疑的标准需达到“很高的可能性”

法官会根据合理怀疑的可能性决定是否采信疑点,而合理怀疑的可能性也被纳入了规范化的进程,以证据的证明力为判断基准,只有证据的证明力使合理怀疑达到很高的可能性才会被采纳。

案例:保险诈骗案

基本案情:被告人A系A厂的财务经理,负责处理本案火灾的报损和索赔工作。2008年9月19日,A厂将两车厂内编号为90号开头的电子电路板(PCBA)物料从东莞海关运至香港作退港处理。2008年9月26日,A厂又将一批厂内编号为90号开头的电子电路板物料从东莞海关运至香港作退港处理。物料退港处理后,A厂没有及时在仓库管理系统内将该批物料完全清除,系统内显示该批部分物料依然存在于仓库内。2008年10月7日22时许,A厂因电线短路导致厂房、仓库发生火灾,烧毁电子原材料、纸皮、胶纸废品等财物一批。火灾发生后,该厂工作人员将仓库管理系统内显示存在的货物作为损失上报给负责该厂火灾报损工作的被告A,再由A报送给负责公估的B公估公司。仓管员在统计报损数据过程中发现火灾报损资料包含该厂上述已退港处理的部分电子电路板物料,于是将该情况告知A,A得知该情况后再上报该厂总经理,后总经理没有要求A对保险索赔资料进行修正,A仍然将包含该厂上述已退港处理的部分电子电路板物料的数据作为火灾损失向保险公司索赔。

案件焦点之一:公估公司和保险公司是否故意陷害A厂,以达到拒赔的目的。

以上乃辩方提出的合理怀疑。此怀疑的理据在于以下二点:

2.1现有证据不能排除A厂已经履行告知义务

在火灾发生后,A厂第一时间将公司的仓库帐、财务账交给了公估公司,而且在火灾后不久,又根据公估人员的要求,把被告人A的笔记本电脑交给了公估工作人员。该笔记本电脑中不仅有公司的所有财务账(包括未及时除帐的),而且有公司内部仓管、关务、财务部门之间沟通的outlook邮件,其中就包括财务人员发给仓管员的邮件,其抄送给A,里面的正文和附件明确写了两批退港物料的时间和具体物料编号,包括每个物料的明细账。但现在证据无法证实公估人员是否有查阅该笔记本电脑。不管公估有没有看,但至少可以说明A厂确实全面披露了火灾时的相关经营资料,既然公估人员提出电脑打不开,但没有证据能证实当时公估有跟A厂提到该情况,也没有提出补救措施,那么遵循存疑应作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认定,应推定公估公司已经获取了电脑内相关资料,至少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这种怀疑。

2.2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公估公司明知已退港物料情况而陷害A厂

由于A厂未明确告知公估公司已退港物料的情况,公估公司难以查明,但若能证明公估公司已把E仓项下物料性质理解为全无价值的报废料,应自行将E项下的物料(包括已退港物料)全部剔除而实际上故意未剔除则可证明其具有陷害的故意。辩方依证据认定公估公司明知E仓的性质以及故意将待退港的物料列入理赔范围从而陷害A厂,另根据检察证据可表明公估公司知道部分退港物料属报废料。

面对所提出的合理怀疑,法官作出如下的回应:

针对疑点一,逻辑推理过程:根据双方证人一致的口供,可以确定A厂的确在火灾后将手提电脑交付保险公司查阅,而手提电脑中包含了一切的财务信息和已退港货物的明细,那么拥有专业的公估能力的一方完全有能力获取相关的信息,否则失职的疏忽后果应由自己承担,所以可以推定公估公司已经知道了已退港物料的存在(注意,本案中保险方是否明知两批已退港物料的存在对认定被保险人保险诈骗的客观方面是否具备起关键作用)。哪怕诚如被害人所提出的“电脑已坏,无法获取相关信息”的说法,却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但是从常理的可能性角度分析,被害人在获知电脑已坏的情况下居然在归还电脑时对此只字未提甚至未要求A厂提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这对于亟需从电脑中获取相关的报损信息以此确定自己赔偿数额的一方来说,,不仅违反了假设理性人的谨慎,而且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

针对疑点二,疑点证明力是否达到“很高的可能性”则需要通过以下的逻辑推理进行判断:虽然公估公司知道待退港物料LCDI、刻录机属于报废料且已在帐上销除,但此不能推定公估公司应当然将未从账上销除的待退港物料92-169-05020硬盘(与两批已退港货物性质相似)从报损清单上剔除,因为退港的物料不一定都是无价值的,所以公估公司只能根据A厂报损的价值来确定退港物料是否属于报废料。而本案中A厂以成品价报损已退港物料,公估公司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退港物料仍存在残值,那么公估公司并不当然应认为E仓项下的物料均毫无市场价值,所以公估公司无法根据所掌握信息将E项下的物料全部剔除。

综上,部分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尤其面对经济类案情复杂的案件,一般采取更严格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舍弃一贯以来“查清事实”的审判思维,对“怀疑”的合理性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另一方面,逻辑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用性在于能以理性思维为推理基础,以证据为衡量标准,自成一体,形成更严密的可能性分析思路。

3东莞式“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中国的借鉴

3.1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实践缺陷

3.1.1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刑事诉讼证明对于有罪供述的依赖性。在被告人承认有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根本出发点为有罪推定的理念。侦查机关目前主要关注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而无视可能的有利证据,目标是尽可能使其有罪,最终实现破案率。因此有罪供述既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也补充了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链。此极容易形成对有罪供述的过度依赖,从而诱发刑讯逼供或在无有罪供述的情形下决不移交起诉的后果。

3.1.2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证明标准缺乏层次,导致定罪标准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同一适用。证据确实充分条件除了是法院审判的定罪标准,还是侦查阶段搜集有罪证据,移交起诉的标准,同时是起诉标准,该体系相当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越位行使了法官的职权,导致法官作出无罪判决时形成无形的压力。

3.2东莞式“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完善作用

3.2.1“排除合理怀疑”可作为方法论式的推理,补充法官对于证据采纳方面的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本身就是检验公诉方证据链合理性、完整性、逻辑性的过程,合议庭对证据的三性进行检验所做的采纳,可以基于该过程是否发现证据的前后矛盾性、全案证据体系性、证据本身的合理性,以及甄别证据的证明程度,如对于证人的数量、不同证人对于同一事实描述的吻合度,证人关系、利害关系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以期最大程度的还原法律真相。

3.2.2“排除合理怀疑”可作为无罪推定的过渡性原则,逐渐影响中国司法人员有罪推定的思维惯式。若法官对于合理怀疑形成习惯性的重视,要求检察机关必须针对辩护人提出的“合理”怀疑———如辩护人已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提供相关依据———作出回应,则有助于法官审判思维的转变。

摘要：在刑事诉讼实践领域,刑事诉讼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运用逐渐渗透,虽然实践中其并不是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名义形成法官的内心确信,其基本的原理已影响法官的思维方式,本文将会结合实习期间所接触的案例分析法官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该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关键词：合理怀疑,标准,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J].中国法学,2001,(1):37-50.

[2]陈光中,李玉华,陈学权.诉讼真实与证明标准改革[J].政法论坛,2009,(2):4-20.

排除合理怀疑在公诉实践中的把握 篇3

合理怀疑是一种可能性，提出这种可能性的目的正是为了否定另一种构成犯罪的必然性。合理怀疑的判断是一个逻辑和经验问题，对于发现的合理怀疑公诉人应当以审慎的态度，认真核查、进行补正，并充分运用逻辑和经验法则，只有在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方能提起公诉。笔者拟结合工作实际，从三个层面谈谈排除合理怀疑在公诉实践中的把握。

一是运用同一律排除合理怀疑。同一律是证据审查运用中的重要逻辑规律，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不能混淆不相同的概念和判断。这就要求定案的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与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具有同一性，否则应当予以排除。比如佘祥林杀妻案，侦查机关让被害人的母亲和哥哥对那具高度腐烂的女尸做了辨认，证明这具女尸是佘祥林的妻子，但却没有让佘祥林本人和佘祥林的父母也就是死者的公婆做辨认，以致死者是否与佘祥林妻子同一存在疑问，不符合同一律，最终其妻子“死而复生”。同一律不仅在证据审查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法庭论辩上也具有重要作用。比如，故意伤害类案件中，辩护人既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又认为被告人的行为系正当防卫，出庭公诉人就应当果断指出辩护人的观点违反同一律。

二是运用矛盾律排除合理怀疑。矛盾律要求全案所采信的证据与证据之间不存在矛盾，能够得出唯一结论，否则就有需要排除的合理怀疑。实践中，很多错案都是没有运用好矛盾律造成的。比如张辉、张高平叔侄强奸杀人案，事后证明从被害人指甲内提取的DNA指向的不是张辉、张高平叔侄而是其他人，这就是当时没有充分运用矛盾律造成的后果。在实践中，公诉人首先要正确认识到证据存在矛盾既是正常现象，也是发现不真实的有效途径，不要存在排斥思想。其次，公诉人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矛盾的眼睛，着眼于细节，要注意矛盾既可能发生在不同证据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同一份证据之中。最后，要分清根本性矛盾和非根本性矛盾。根据龙宗智教授的研究，证据矛盾按意义可分为根本性矛盾和非根本性矛盾。对根本性矛盾引起的是合理怀疑，需予以排除。非根本性矛盾引起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理怀疑，即使不排除也不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三是运用排中律和经验法则排除合理怀疑。排中律要求在审查证据时不能既否定有罪证据，又否定无罪证据，应当采信其中一方。经验法则是指从生活经验中归纳出来的被广泛认知，并可被运用来查明案件事实的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作为判断事物的一般知识、经验、法则和规律。比如，犯罪嫌疑人作了有罪供述，但却有证人、监控录像证实案发时间犯罪嫌疑人并不在案发现场，一个人不可能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点，这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法则。因此，我们自然要对有罪供述予以排除。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篇4

第一，司法会计技术可以用来查实、审核犯罪线索和举报材料，为确定立案侦查提供依据。公安机关担负着繁重的侦查任务，尤其是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大部分是由公安机关来管辖的。经济犯罪案件与普通的(或传统的)刑事犯罪案件有明显的不同，它在受理立案时，往往无明显的犯罪现场可供勘查、检验。因此，是否需要立案侦查往往难以确定。而经济犯罪行为，大多会涉及到财务会计业务，财务会计业务和财务会计行为一般均会被记录在有关的财务会计资料中。因此，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对于受理的线索和举报材料，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工作，运用司法会计技术对有关的财务会计资料或帐目进行检查，便可查实是否存在犯罪事实，是否需要立案侦查。如在偷税案件的立案审查中，可运用司法会计技术检验有关纳税申报资料和相关的帐目，核实经营情况、利润情况，便可查明是否存在偷税行为，是否需要立案侦查。

第二、司法会计技术可以为公安机关发现、揭露和证实犯罪提供线索和证据。刑事侦查原理说明，任何犯罪都必留痕迹。由于会计技术的广泛应用，经济犯罪行为必然会在有关的财务会计资料中留下犯罪痕迹，犯罪痕迹中蕴含着大量的犯罪信息，因此，侦查人员通过查帐、查物，便可从财务会计资料中发现有关的犯罪线索和犯罪事实，并可提取记录着犯罪行为的财务会计资料作为证据，以证实和揭露犯罪行为。如在职务侵占犯罪案件或挪用资金的犯罪案件中，侦查人员通过对财务会计资料进行检查、验证，便可证明嫌疑资金的运动轨迹和真实运用情况，以便查明犯罪行为人侵占和挪用的犯罪事实。

第三、司法会计技术可以为公安机关鉴别、固定证据，为诉讼提供科学的结论。在刑事侦查实践中，对于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公安机关必须收集、审查与案件有关的财务会计资料。在通过查帐所收集到的有关财务会计资料中，有些财务会计资料可以直观地反映有关的案件事实，如收付款的单据可以直观地反映货币的收付情况。而有一些财务会计资料却往往不能直观地反映出案件事实，如对财务会计行为和财务会计业务的会计处理，则往往涉及到技术性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司法会计鉴定来鉴别和确认，以揭示其具体的财务会计含义，以便证实有关案件事实。如对单位走私案件，往往需要通过司法会计鉴定对走私物品的金额和走私牟利收入进行鉴别确认，从而为及时、正确地处理案件提供科学可靠的证据。

第四，对有关证据进行审查，为案件的正确处理提供帮助。司法会计技术因其科学性、专业性而常被作为审查其他证据的`技术手段。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会遇到有关的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经济合同以及有关的票据、卡证等，对这些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或财务会计行为的证据资料进行审查判断，则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所以，可以通过运用司法会计技术对其进行审查，以查明这些资料是否科学、客观、真实，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以便给案件的及时正确处理提供帮助。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篇5

作者 民一庭课题组

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要方式，也是我们民事审判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民事诉讼的提起乃是以解决民事争议为出发点，民事争议的存在和民事诉讼的提起，意味着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利益冲突和心理对抗。法院诉讼调解方式的开展和运用，有利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心理压力，也有利于当事人的和睦团结，消除对立情绪，提高诉讼效率。近年来，随着调解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广泛运用，其重要性对于法院、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整体而言愈发显现。诉讼心理学方面的运用也得到了重视，本文拟对司法实践中此项工作的开展作一初步调查，并提出进一步提升其运用效果的建议。

一、当事人诉讼心理类型分析

对于当事人纠纷形成的心理动因和求诸诉讼乃至调解过程的动机作出分析，有助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的具体开展中运用心理学方法，提升诉讼调解的成功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事人诉讼动机的构成

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当事人诉讼动机的构成，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获得物质赔偿或物质利益的动机。如侵害身体健康权的各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受侵害的一方当事人为了获得医疗费、误工费等赔偿。（2）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动机。如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等权益纠纷中，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和心理上的平衡。（3）争是非的动机。在社会生活交往中，如乘车、走路、买卖等，以及家庭成员或邻里之间，由于生活琐事、言语或行为的失当而造成的矛盾纠纷而诉讼，往往是为了使对方认错服输，挽回自己的面子。（4）挽回名誉损失动机。如滥用、盗用他人肖像权、姓名权等案件，侮辱、诽谤对方当事人造成精神损失。（5）掩盖自己错误的动机。在某些民事纠纷中，一方当事人明明有错误，非但不认错，反而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以掩盖自己的错误。（6）婚姻关系中解除痛苦或另图新欢的动机。

（二）当事人对诉讼调解的心理态度分析

司法实践中，在不同类型案件中，当事人对于法院主持的诉讼调解所采取的心理态度并非是完全一样的。根据我们对实践中相关案例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结合其他法院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此问题可作如下概括。

1、服从机制。当事人，特别对于纠纷产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当事人，虽有纠纷起因责任的判断不同认识，对于自己的过错和应承担的责任还缺乏正确认识，对对方当事人情绪上的对立尚存在，但由于受法官权威性的规劝、命令，而服从法官的调解意见。这种情况下由于承担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认识、情感未从根本上转变过来，纠纷的调解成果不巩固，容易出现反复。

2、认同机制。当事人双方情感上的对立虽然尚未完全消除，但对于法官关于纠纷起因和责任的判断，以及化解纠纷的处理意见均表示认同，双方在认识上的分歧逐渐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和履行民事义务，不是出于压力的被迫服从，而是由于理智上的认同，达成调解合意。所以，纠纷调解的成果比较巩固，不易出现反复。

3、对抗机制。因当事人对诉讼预期利益有更大的诉求，或只求判决结果，或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情绪对立的心理因素实尚未查清、是非曲直不明朗而依然存在，以及特殊的心理个性如偏执、偏见、怨恨等心理因素而拒绝调解。

（三）当事人对于诉讼调解的心理障碍

前文重点就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个类型的心理态度做了总体面上的概括，为进一步提升诉讼调解的成功率，着重于诉讼调解心理态度方面的方法的运用，还需要加强对当事人对诉讼调解中的心理障碍作一分析。实践中，当事人在此方面存在的心理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

1、担心心理。担心对方当事人因调解获得更多利益，如减少赔偿支付数额、拖延支付时间、先行调解而后故意不履行调解协议。在实践中，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对抗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尽管民事诉讼法要求我们在调解过程中要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但实践表明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利人对其自身权益的让步，在互谅互让和相互妥协的基础上促成调解。不过，实践中，被告往往也有很多对调解协议不自动履行而导致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调解协议的案例，并且所占比例并不在少数，故权利人担心其在作了让步的基础上，又不能保证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从而导致其权利诉求的落空。

2、抵触心理。在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到了不可调和的层面上时，而且在诉诸法院诉讼途径解决问题之前已经作了调停等方式加以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故在诉讼过程中根本不愿意进行调解。当事人在法官进行引导、说服工作的情况下，愿意进行调解的心理态度一部分是源于给法官的‚面子‛，担心一旦不同意进行调解会导致在诉讼过程中对己不利。因此，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掌握当事人的心理特别重要，注意诉讼调解运用的方式和方法，依法作出阐明，使当事人充分了解自己在诉讼中地位和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因势利导，促使双方达成调解。但是，在当事人存在此类心理态势的情况下，一旦法官在调解过程中的言语有不当之处，很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对法官的调解工作产生抵触心理，即使勉强达成协议也会有可能出现反悔。

3、赌气心理。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一些矛盾激化案件中，法院开展诉讼调解的难度相对较大，当事人双方往往都不愿意作出让步，出发点往往就是‚争气不争财‛，目的就是要法院作出判决，分出对错，且担心一旦达成调解协议，一方面说明其在法律上是理亏的，没有打赢官司，另一方面也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关于此类心理障碍的存在多见于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

4、权衡心理。诉讼中，对于某些证据不够充分，法官心证较难运用的情况下，法官在难以依照证据规则认定事实，导致原告主张权利所依据的事实不太清楚的案件中，原告一方面对其诉求在当事人心理和法律认知方面产生偏差，另一方面又对法院能否完全或大部分支持其诉请没有把握，故也有倾向调解的心理。但是，原告对其作出妥协换取对方达成调解协议乃至自动履行协议的诚意也存在怀疑，故在诉讼调解过程中也存在反复权衡的现象。

5、怀疑心理。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对审判公开、透明的要求提到了很高的程度。而在诉讼调解范畴内，对调解要‚面对面‛进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提起，对调解公正的要求也得到了重视。，但实践中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面对面地协商，调解的成功率很低，主审法官往往选择‚背对背‛方式，即在庭前、庭中休庭后或庭后进行，由主审法官分别找当事人谈话，通过沟通，最后达成共识。这种方式虽然容易调解成功，但由于调解过程缺乏透明和监督，使得当事人对法官的中立性产生怀疑，加大了法官对调解开展的难度。

6、从众心理。在一些法律认知水平较低的当事人那里，或者在群体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对于调解的心理障碍往往在于其自身没有独立自主的态度，自身对其在诉讼中的所处地位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多是在他去对周边群众、亲友或者纠纷其他当事人的态度作观望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决定。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态度往往会有较大的反复和变更，这就给法院诉讼调解工作的开展设臵较大的障碍。

二、心理学方法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运用

（一）法官对调解的心理态度

调解与审判作为并行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其核心功能都是解决民事纠纷，但审判在解决纠纷的同时还具有形成规则的功能。而 诉讼调解不仅需要调解员具有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权威、熟悉道德情理。而近年来，随着大量受过法学教育的高校毕业生进入法院，法官队伍尤其是一线审判力量不断专业化、年轻化。这些法官往往对法律的规则及程序有着清楚的学理认识，更关注法律的技术性，而且受现代西方司法理念的影响，追求较为理想化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因此，他们一方面对调解持怀疑态度，认为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而调解弱化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调解工作不够重视，另一方面，限于年龄、知识结构和经历、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缺乏调解的经验和技巧，这也势必影响了法官对调解的心理态度的多样化的形成。1[1] 徐伟、鲁千晓著：《诉讼心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2月批1版，第134页。

1、消极的调解心理。法官主持调解不是基于其对解决纠纷的主动，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在审理过程中走过场，能否调解成功，并不是法官追求的目标，只是力求在程序上合法。如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2、抵触的调解心理。法官的抵触心理主要来自法官自己对调解工作的认识程度及对裁判和调解的适用。有的法官认为，调解费时费力，不如判决来的干净利落，对于矛盾化解工作有畏难情绪。

3、积极的调解心理。一方面，在目前法院审判质量效率管理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有法官认为，尤其是对于法律关系相对复杂、事实认定相对困难的案件，以调解结案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改判的风险。另一方面，对于双方当事人矛盾激化的案件，承办法官对该案件的调解采取积极的态度，力使纠纷双方达成合意或虽不能达成合意，也能促使双方的分歧在缩小、矛盾心理在弱化，使各方当事人相互妥协，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

（二）心理学方法在诉讼调解过程中运用的例证

实践中，一些富有经验和人生阅历的法官早已自觉或非自觉地将诉讼心理学方法运用到诉讼调解过程中，充分依靠他们长期的生活积淀和办案经验的积累，对调解工作开展作了积极的探索。

1、葛建萍法官对心理学方法的运用。被最高人民法院两次授予‚人民满意的好法官‛称号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葛建萍，在多年的审判工作中，积极探索，善于研究，总结出了‚四字审判法‛，很具有代表性。其在多年的审判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听、观、引、断‛的民事审判方法。‚听‛，就是对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充分倾听； ‚观‛，就是在审理过程中善于观察当事人的反应；‚引‛，就是在庭审中积极引导当事人进行自我教育；‚断‛，就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争执焦点，及时对案件的处理作出准确的判断。围绕这四个字，她把历年来积累的经验归纳为以下六种方法：（1）心理缓和法；（2）矛盾疏导法；（3）批评教育法；（4）因案制宜法；（5）直觉观察法；（6）合力调解法。

2、金桂兰法官对诉讼心理学的运用。金桂兰法官 特别注重调解，其审理的案件调解率达到 90％，而她所在的法庭的调解率近年也一直保持在80％左右。更重要的是，如此高的调解率带来了诉讼当事人的普遍满意，其以调解结案的案件没有一起申诉的。在金桂兰法官看来，‚两口子打架、邻里纠纷、婆媳不和的，都不是啥大事，若强行判决，当事人就该结仇了，讲明了理儿，帮他们把疙瘩解开，多好啊！我的‘绝招’就是诚心、耐心和热心。将心比心，一切就好办了！‛ 对于这些基层法官经验的总结和尊重，善于发现其中隐含的逻辑，对推动我国诉讼调解工作的开展大有益处。2[2]

（三）以分析诉讼心理为基础开展诉讼调解的方法和技巧

1、影响当事人认识的方法

当事人的某些错误认识以及当事人之间的认识分歧，是产生纠纷心理的原因之一。因此，化解矛盾和纠纷，首先应从影响当事人的认识开始。其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直陈法。对于某些案情较为简单，是非责任较为能够分清的情况下，承办法官可一般采用该种方法阐明其调解意见，对当事人施加积极的心理影响。同时，这种方法的运用也和当事人的接受、理解能力密切相关。（2）暗示法。暗示是在交往双方无对抗的条件下，通过含蓄、间接的方法，对他人施加影响的过程。民事调解人员在调解纠纷时，根据纠纷的内容、性质、双方当事人的个性特点和心理状态，适当采用暗示的方法，对当事人施加积极的心理影响，可以促使双方的纠纷得到化解。（3）迂回法。对于特别偏执固执的当事人，承办法官往往采用此种方法，说服其接受调解方案。（4）对比法。在进行民事调解时，要改变当事人的某些错误认识，有时为其提供一定的参照物，采用对比的方法，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比如在调解赡养纠纷时，选择那些伦理道德高尚、赡养父母好的典型事例，与不尽赡养义务的当事人进行对比，教育当事 2[2] 朱苏力：《中国农村对法治的需求与司法制度的回应——从金桂兰法官切入》，载《人民法院》2006年12月6日。人；或者是讲述其父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含辛茹苦地抚养子女，与不尽孝道的当事人的错误行为相对比，教育当事人，往往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5）角色换位法。在进行民事调解过程中，转变当事人的错误认识时，将双方当事人在现实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假想中将位臵转换，使当事人处在对方的角色地位来认识问题，叫做角色换位。

2、调节情绪的方法

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不能化解，除了认识上的分歧以外，情绪的对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调解当事人的情绪，消除其对立状态，也是一个重要方法。这其中包括了宣泄、冷却、感化等方法。

3、激励引导行为的方法

在民事调解中，通过对当事人行为的激励和引导，使其产生对方当事人所要求和期待的行为，满足对方当事人的某些需要和某些权益的实现，从而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得到化解。3[3]

三、心理学方法在诉讼调解过程

民事诉讼调解在司法的框架内更具有人性色彩，在解决社会矛盾，实现效益、和谐方面更具有优势，有些案件即使当事人不能通过诉讼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但办案人的调解过程也会使当事人的对抗程度减 3[3] 具体可参见张安民：《心理学方法在法院调解中之运用》，http://。弱，对判决结果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从而收到一种息诉服判的效果。因此，对于心理学方法的运用，每一位办案人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运用，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探索和总结，使调解技巧和能力不断的得到增强和提高。

（一）运用心理学方法开展诉讼调解工作的路径

1、正确运用心理学知识进行分析，精确透视当事人真实意图 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出现新的新点，因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破产的纠纷增多，其调解难度也随之增大。如何准确把握民间纠纷的成因和特点，开展行之有效的化解工作，在当前的诉讼调解工作中显得十分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矛盾产生的心理学背景进行分析，进而探求解决问题的良好途径，显得尤为重要。矛盾纠纷在成功化解之前，当事人的心态很容易受他人的影响而变化起伏，法官要及时把握当事人心理上的变化，做好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工作。

2、掌握当事人心理特征，及时把握好当事人的心理变化 在纠纷调解时，当事人心理状态是最复杂的，也是多变的，承办法官应及时掌握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的变化，适时地将他们暂时分开，平息他们的情绪，进行疏导把握最佳的调解时机，及时拟定调解定案。

3、巧妙运用技巧，获取当事人最大限度的心理认同 首先要善于倾听当事人的陈述，分析纠纷产生的根源，分清主次矛盾，并根据当事人的性格特点、道德观念以及案件的性质和难易程度，积极思考调解方法，制定调解策略。同时，承办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要不断地将自己臵身于当事人的地位，换位思考，这样一碗水才能端平，获取当事人最大限度的心理认同，利于矛盾的解决。4[4]

（二）加强法官释明义务的履行，完善诉讼风险告知制度。为增强当事人的心理认同，在调解的启动方面，实现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制度和法官劝告调解制度的有机结合。根据调解自愿性原则，赋予当事人在纠纷解决方式方面的程序选择权，由当事人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对是否愿意调解和是否接受调解方案作出选择。

4[4] 参见李运仁、张明广：《浅谈民事调解工作中的心理认同》，载《南通审判》2007年第6期。

报：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市委政法委、市高级法院

送：市府、市检察院、市检察一、二分院、市公安局、安全局、司法局、第二中级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发：辖区各法院、本院各庭、室、队

同时，为体现法院对诉讼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方式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增强合议庭及主审法官在调解运作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在调解自愿性原则的指导下，可逐步建立劝告调解制度。即对于需要调解且有调解条件的案件，尤其是根据简繁分流程序管理的简易案件，合议庭可以或者应当劝告当事人调解。目前，诸如美、英、法、日等国对劝告调解制度的运用都予以了高度的重视。通过这一制度的运作，可以促使更多的案件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提高案件的调解率。但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劝告调解制度具体运用时，要在遵循自愿性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劝告调解制度和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制度之间的协调。在调解制度中，需与劝告调解制度相配套实施的是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在调解过程中，对于当事人之间是否接受调解以及具体调解协议的达成要充分遵循自愿性原则，但涉及某些对当事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程序和实体问题时，法官需依法履行其释明义务，提示诉讼风险，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进行庭外和解，但不得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或调解方案。由于当事人对相关法律规定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以及对相关程序和实体问题上诉讼风险的认识有其不足之处，往往只是从其自身利益角度考虑问题而拒绝在调解中作出让步，而如何从保障当事人利益实现的最大化和协调性的角度出发，加强法官释明义务的履行和完善诉讼风险告知制度是我院调解制度改革进程中需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规范调解行为，为诉讼调解的有效开展奠定基础 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行为的规范性和适当性，是体现法官的中立地位和维护法院公正形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当严格规范调解法官的行为，体现中立原则，克服以判压调、久调不决的形象。主持调解的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沟通当事人意见，协调当事人立场，使其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在调解过程中，主持调解的法官应当规范其调解行为，合理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益，除对相关问题进行必要的释明外，不能过多地干预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不能以判压调，不得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或调解方案。同时，也不能完全采取放任态度，任由当事人自行谈判。必要时向当事人释明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讼风险，适时提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参考。

总而言之，诉讼调解对于司法功能的发挥亦是非常重要，因此，承办法官在积极促成当事人的合意时，‚摆事实，讲道理‛，不仅解释了相关法律规定和原则，也包括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把握当事人的心理，通过‚润物细无声‛的诉讼心理学方法，使得当事人也乐意接受法官的调解工作，从宏观层面上进一步加强了法院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功能运作。

(课题组成员：周赞华、蔡绍祥、胡永庆、蒋克勤、王茜 责任编

浅谈谨慎性原则在会计中的运用 篇6

【摘 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我国的会计制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会计工作中一步步渗透谨慎性原则，就是为了减少企业的风险，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本文从会计结构的角度，详细论述我国会计制度采用谨慎性会计原则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及谨慎性原则在我国现代会计中的运用；在采用谨慎性原则的同时，应防止过度谨慎的做法。

【关键词】谨慎性原则 必要性 运用 过度谨慎

谨慎性原则是指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时，会计人员应保持必要的谨慎，应确认一切可能的损失，但避免预计任何可能的收益，即在不影响合理性的情况下，尽可能选用一种不虚增利润和夸大权益的做法进行会计处理，使企业的经营决策行为更加稳健。

一、谨慎性原则在会计中的必要性

1.谨慎性原则的产生和运用，其根本的依据是不确定性。这里的不确定性，除了企业经济活动具有的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外，还包括会计核算上的不确定性。在会计核算中，不可避免地要大量运用会计估计，对于这些估计的合理性和未来的预期依据就必须做些假定。而谨慎性原则，则是处理这些不确定性的一种约束因素。

2.为了抵消企业管理人员和投资者的过分乐观，谨慎的倾向是必要的。一般来说，会计人员可以得到的会计信息比其他可以传递给报表使用者的信息要多得多。因此，会计人员应试图权衡这些信息和其中的风险，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做出恰当的估价来提供信息，使报表使用者能更全面的预计到企业面临的风险，减少盲目的乐观。

3.对于企业来说，高估资产、权益和利润比低估他们更加危险。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企业资产不实、虚盈实亏，使企业做出错误而不是稳健的经营决策，从而可能导致企业以后的亏损、资金周转困难、缩小生产规模，甚至破产。从这个角度看，谨慎性原则的实质是资本维持，即只有在资本得到维护或成本得到弥补以后，才能确认收益。因此，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应遵循谨慎原则，将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预先估计入账，待费用或损失发生时，由于已经提前预计，就不会使企业经营成本造成忽高忽低的混乱。因此，谨慎性原则对于提高企业的生存、竞争能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工作中的运用

谨慎性原则被运用于我国的现代会计中，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会计计量中，谨慎性原则的运用很广泛，在进行会计估计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谨慎性。例如，很多资产期末计价所使用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就是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中最典型的表现，其应用的依据也主要是为了满足谨慎性原则的要求。以存货为例，如果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降到了成本以下，此时期末存货价值应为可变现净值，同时将跌价损失计入当期费用，也就是将市价下降可能造成的损失预先计入本期，一方面避免了高估资产，另一方面确认计量了可能的费用或损失。反之，如果市价上升，企业可能会获得额外的利益，但此时存货仍按较低的成本计价，极可能实现的收入或利润不予确认。可见，无论市价升降，该方法都满足了谨慎性原则的要求。

2.加速折旧法是另一个体现了谨慎性原则的计量方法。总的来说，我国不少企业的折旧率水平还是低的，不能适应企业技术更新，发展生产的要求。为此，新会计制度在强调采用直线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同时，允许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其中主要理由有：第一，许多固定资产在使用初期效率高，生产能力大，早期的营业收入大，为做到收入与成本恰当配比，就应让这些资产具有最大经济效用的早期多计提折旧；第二，除了有形损耗外，还要考虑无形损耗，采用加速折旧可减少由于旧技术淘汰而提前报废时产生的损失；第三，因加速折旧减轻了前几年的所得税负担，等同是国家为企业提供变相的无息贷款，有利于机器设备的更新改造；第四，使用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折旧费用和修理维护费用，由于维修费会随着固定资产使用年数的增加而增加，在加速折旧法下，每年的折旧和维修费用的总和，要比采用平均年限法平稳。因此，允许一些行业、一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在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合法中选定一种方法进行加速折旧，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谨慎性原则，实际上是提前确认了固定资产处置时可能发生的损失。

3.在会计报告中，会计人员不仅要对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进行披露，还要充分揭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风险。对于那些在会计确认与计量中没有反映出来的风险，依据谨慎性原则，应在会计报告中适当披露。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或有负债的披露。或有负债是一种最终结果需视某种事项是否发生而定的债务，由于它是一种潜在义务，或者是一种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实义务，所以，不能被确认为负债。对企业而言，或有负债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是存在着发生的风险的，给予谨慎性的考虑，应在会计报告中予以披露。相反，或有资产一般不应披露，这正是谨慎性原则的典型体现。

三、在会计工作中要正确使用谨慎性原则，防止过度谨慎

谨慎性原则作为一种原则性规定，是较为抽象的，并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对这一原则的确存在着可能对它进行随意的滥用和曲解的潜在危险。例如，有时可能会把谨慎性原则理解成“宁可多计损失，不能预计收益”，导致对应当入账的收入不入账，对应当按规定标准计提的成本费用，故意扩大计提的范围和标准等。对此，对过度谨慎应加以限制。

1.充分认识谨慎性原则是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原则。作为一名会计人员，首先应该在思想上重视谨慎性原则，正确认识和使用谨慎性原则。与此同时，企业领导应重视对会计人员谨慎性的培养，既要做好谨慎性培养的工作，也不能过度谨慎。

2.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判断能力。任何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在会计事务中的贯彻和运用都离不开会计的主体——会计人员。企业应抓好内部管理，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使其不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如何适度的运用好谨慎性原则，准确把握谨慎性原则的实质，在对不确定性的事项进行估计和判断时，做到客观和公正，避免主观随意性。

3.加强审计监督。充分发挥独立审计的外部监督作用，为谨慎性原则的正确运用构造“防御体系”。为防止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用或滥用谨慎性原则，应加强以独立审计为核心的外部监督体系，确保会计信息的公允性和谨慎性原则的合理运用。

企业之所以乐于接受谨慎性原则，是因为它以保护企业为主旨。谨慎的会计处理，可以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避免风险和损失，是对会计一般原则的认识和运用的一个突破，也是我国现代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重要标志之一。

参考文献：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篇7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何某，曾在某工厂当厨师，后被辞退，经法院调解与工厂达成劳动补偿金协议。2012年6月15日16时许，犯罪嫌疑人何某到单位领取劳动经济补偿金，在单位楼道与工厂经理郑某相遇。因财务室人多，郑某遂把何某带到自己办公室聊天。期间，郑某把手机放在了办公桌上，后离开办公室到财务室看会计是否有空。发现财务室没人领钱，郑某遂回其办公室，叫何某到会计室领钱。何某在先，郑某在后，两人都进了会计室。何某在会计室领钱时，郑某离开了会计室。何某打完收条离开工厂后，郑某发现自己放在办公室桌上的手机不见了，遂怀疑何某拿走了自己的手机。郑某立即去追何某，在楼下遇到其朋友权某，遂一同开车追到一路口将何某拦住，何某不承认拿了郑某手机。郑某打110报警，民警赶到后从何某的手提包里起获了郑某的苹果牌Iphone4型16G手机一部，经鉴定价值人民币2520元。

一、本案审查争议

本案中，何某一直辩称其没有拿郑某的手机，并且称自己从郑某的办公室到财务室期间，郑某从未离开过办公室，并且会计来叫其去领钱的。对此，会计予以否认，称自己并没有去郑某办公室叫过何某，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到的财务室。何某还辩称，自己在领钱期间，郑某到一直在自己与书包之间的位置翻找东西，并且，其曾经按会计的要求从包内取过社保材料，故手提包的拉链是打开的，郑某有栽赃陷害的可能。对此，会计则称当天其并未向何某要过任何材料，也未看见郑某在何某的手提包内翻找过东西。另外，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均称，民警在提取手提包内的被盗手机时，手提包的拉锁是封闭状态。另查明，何某手提包的拉链头掉了，正常情况下很难顺利打开或合上拉链。

针对犯罪嫌疑人何某盗窃的事实能否排除合理怀疑，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何某的辩解具有合理性，对于认定犯罪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建议作存疑不诉；第二种意见认为，何某的辩解与事实不符，属于拒不认罪的情形，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实施犯罪，但是根据间接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应当定罪起诉。

综合全案证据看，我们同意第二种审查意见。

二、对本案的审查

从全案的证据情况来看，本案由于无法对被盗手机进行指纹鉴定，无法判断手机上是否留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纹，因此，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是言词证据和间接证据。本案审查判断的关键在于能否排除何某系被他人栽赃陷害的可能，这是因为，双方在案发前存在经济纠纷，虽经诉讼活动已经解决，但不排除双方存在报复对方的可能，故证据分析的重点在于确定他人是否有机会、有可能实施报复陷害的行为。

（一）现有证据能够排除何某受到他人的栽赃陷害

1.从空间上看，郑某不具备被栽赃陷害的可能。结合何某在案发期间的活动范围，可能被栽赃的地点有三：一是郑某办公室，二是财务室，三是何某被抓获的地点。

对于第一地点，何某供述称其书包在郑某办公室内一直在自己的控制下，因此在此阶段不存在被栽赃的可能。

对于第二地点，即在财务室期间，何某称曾经将包放在沙发上，而郑某在何某与书包之间呆着，有对其栽赃的机会。但会计证实书包一直在何某本人的控制下，且郑某并未在何某与书包之间呆过，而郑某也称并未站在何某与书包中间，也未接触过何某的书包。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供证不一的情形下，相对而言，会计作为证人其证言更为客观中立，证明力较强，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客观上看，何某的书包的拉链头已经损坏，要拉开或者合上都比较麻烦。何某辩称其书包是在财务室期间拉开的，加之审查起诉阶段坚称自己打开书包后就没有再拉上拉链，且始终没有看过包里的情况，而被抓获时书包的拉链是封闭的。如果其说法真实，就意味着郑某在财务室的有限时间内，必须将手机放入何某书包内，并将拉链重新拉好，而这些假设在客观上很难成立。

此外，犯罪嫌疑人何某辩称自己拉开书包拉链的原因是会计向其要社保材料，而何某当日去公司拿钱是基于法院的生效文书，与社保无关，其拉开拉链取出社保材料的辩解不符合常理，并且会计对此予以否认，会计称并没有向何某要任何材料。

对于第三地点，也即何某被抓获时，郑某与何某抢夺书包过程中，由于双方都称是在民警到场后才打开的书包，且书包拉链是拉上的，因此在这一阶段也不可能出现栽赃陷害的情况。

再者，根据现场情况，相关人员从财务室领完钱后下楼，必须经过郑某办公室门口。本案案发时间段内郑某办公室的门一直处于打开状态，郑某在案发的时间段内曾经离开办公室，其手机放在办公桌上，只有被告人何某一人到过办公室，且民警当众从被告人何某手提包内起获被盗手机的事实，充分说明何某完全具有作案的时间和空间。

2.何某的无罪辩解存在许多矛盾与不符合常理之处。（1）何某辩解其进入财务室后将包放在门边的沙发上，后取完社保材料后又将包放回沙发，根据现场照片以及证人会计吴某的证言，证实当时何某所使用的桌子上并未堆积过量物品，导致何某无处放包的情况，而一般人的习惯做法是将包随身携带或搁置到桌子上，因而其陈述不太合理。（2）何某一直坚称取完社保材料后并未将拉锁拉上，离开时也未拉上，也没有检查过包中情况，但在民警到达后，何某又说是权某夺过包后拉开拉锁取出手机，何某关于拉链状态的说法前后不一致，且无法进行合理解释。（3）按照何某的说法，当其书包的拉链在拉开的状况下，何某取完3000元的现金不是放在书包中，而是将3000元现金放进裤兜中，这种做法明显异于常人，故真实的情况应当是当时何某的书包的拉链处于闭合状态，何某才会将现金放进裤兜内。

（二）现有证据可以证实何某有作案的时间

虽然何某辩解称郑某一直和他呆在经理办公室内没有离开过，其去财务室取钱是会计通知他的，但会计本人否认曾经主动叫何某去取钱，且郑某也称自己曾经出屋去。同时，郑某的办公室并未锁门，而何某走时，郑某并未与其在一起，因此，在已经排除是他人将手机放入何某书包的可能性后，可以认何某在单独留在郑某办公室期间，才将手机放入其包内。

（三）手机指纹比对鉴定未能做出不影响案件的实质性认定

由于案发后公安机关并未对手机作特殊保护导致手机已经无法进行指纹比对鉴定。同时，需要考虑到的是即使做出了同一性鉴定，犯罪嫌疑人也可以“该指纹系自己在案发后留下的”作为辩解理由，因此，该证据的缺失并不会对案件的认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四）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细微不一致不影响排除合理怀疑的判断

本案中虽然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之间尚有一些细微的不一致，但是基于言词证据的产生本身依赖于当事人的回忆和主观认知，因此，存在不完全一致性是完全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一些关键事实被害人和证人之间是一致的，即郑某没有接触过何某的书包，也没有机会将手机偷放入何某的书包。

三、本案审查结论

综合全案证据，我们认为被害人郑某的陈述与证人吴某、权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被告人何某的手提包在其领取3000元钱前后的时间段内未脱离其视线范围，他人亦未接触过手提包，故手提包不存在被他人搁置物品的可能性；且被告人何某的手提包拉锁已损坏，打开已损坏的拉锁、放入手机、再拉上已损坏的拉锁，需要足够的时间，而被告人何某领取钱款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被害人及证人均无栽赃陷害的时间，认定何某犯盗窃罪能够排除合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