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怀疑

合理怀疑（精选4篇）

合理怀疑 篇1

一、审计职业怀疑

从目前职业界研究成果看, 审计职业怀疑是注册会计师对已有的结论、证据和证据来源等, 在未形成职业判断结论前表现出的一种内心疑虑、暂不信任和搁置判断的一种状态。审计执业准则指出:职业怀疑, 是指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的一种态度, 包括采取质疑的思维方式, 对可能表明由于错误或舞弊导致错报的迹象保持警觉, 以及对审计证据进行审慎评价。

二、审计职业怀疑的固有限制

1. 职业怀疑受制于注册会计师的技能、知识与经验

技能、知识与经验会对注册会计师把握职业怀疑合理限度方面会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公众期望的职业判断是由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注册会计师作出的, 而注册会计师的技能、知识和经验则有助于形成职业要求的胜任能力。缺乏胜任能力和经验的注册会计师执业时的精神状态是难以保证其职业怀疑合理性的。面对复杂的执业环境, 缺乏技能、知识和经验就会因为“自信不足”“过度自信”“经验错觉”影响职业怀疑合理性的把握。

2. 职业怀疑受制于审计证据的质量

职业怀疑要求注册会计师要凭证据“说话”, 质疑的判断也是要证据认定的。审计执业准则要求当存在相互矛盾的审计证据、引起对审计证据的文件记录和对询问的答复可靠性产生怀疑的信息、发现表明可能存在舞弊的情况或存在表明需实施审计准则规定外的其他审计程序的情形时保持警觉。而用来支持这些情形的信息与质疑可能发生的错弊是否相关和可靠就至关重要了。

3. 职业怀疑受制于职业道德水准

职业怀疑的良好心境往往会受到项目组成员、项目组乃至整个事务所职业道德状况和水准的影响。为规范中国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行为, 提高职业道德水准, 维护职业形象,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要求协会会员遵守职业道德基本原则, 并能够运用职业道德概念框架解决职业道德问题。

4. 职业怀疑受制于事务所质量控制

事务所质量控制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审计项目组成员及聘请专家等相关人员的技能、知识与经验, 也影响能否遵守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以及客观获取和评价审计证据的方式, 这都会影响质疑思维和对证据批判性评估的态度。

三、审计职业怀疑的合理性约束

审计职业怀疑的合理性约束是指为作出应有的合理职业怀疑而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约束。

1. 正确处理“自信不足”“过度自信”“经验错觉”

拥有的技能和知识是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自信的源泉, 但面临审计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纷繁复杂的情况, “自信不足”和“过度自信”都会对作出合理的职业怀疑不利, 前者会让审计师胆怯心理作怪, 影响审计效率;后者则可能导致盲目自大心理, 影响审计效果。针对“自信不足”的情况强化知识学习和技能提高是有效的办法, 因为只有具备专业技能和知识的人才符合审计准则的专业标准;对于“过度自信”则是重点克服的, 即培养和要求审计师在掌握信息、作出判断前, 认真思考自已的判断在哪些情况下可能是错误的, 形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就能提高决策质量。

在职场中, “经验错觉”有时会对工作效率和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审计执业准则和指南的一些规定也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 比如“审计证据的可靠性取决于记录或文件的来源和性质”、“检查有形资产可为其存在性提供可靠的证据”等。面对纷杂的现实执业环境, 准则给予的注册会计师判断空间是广大的, 这就要注册会计师在作出主观决策或判断前, 注意是否存在“易识性直觉”影响质疑程度不足, 影响审计效果;同时要注意避免“相关错觉” (即证据与错报相关性的判断出现偏差) 和“无法识别的相关” (即未能关注未出现的关系或事实而落入经验误区) , 影响审计效率或效果。针对这些情况, 实行有效的项目组内部讨论和项目负责人在执业过程中指导、监督和复核就能消除经验不足导致的“易识性直觉”和“相关错觉”及“无法识别的相关”等经验误区。

2. 充分重视审计证据的质量

审计证据质量要求包括相关性和可靠性。职业怀疑也需要依据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 而并非是无端猜疑。

审计证据相关性是指用作审计证据的信息与审计程序的目的和所考虑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之间具有逻辑关系。即审计证据应与审计目标或决策的问题有关联。特定的审计程序可能只为某些认定提供相关的审计证据, 而与其他认定无关。如检查有形资产获取的信息, 与证实资产存在认定相关, 与资产所有权则无关。当然, 为证实某一认定也可以通过实施具有相关性的不同审计程序来获取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如为证实应收账款的存在性, 根据应收账款明细账记录, 可选择向债务人函证、检查销售合同、发运凭证和销售发票以及检查期后收款情况获取相关的审计证据。相关性判断要注意审计证据与审计目标或决策的逻辑相关性, 当然也不有悖于常理。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是指证据的可信程度。审计证据准则指出:审计证据的可靠性受其来源和性质的影响, 并取决于获取审计证据的环境。审计实务中所面临的情况千差万别, 审计证据可靠性应依情形具体分析确定, 在不同情况下执行同一程序获取的同一类别的审计证据其可靠性也不一样。比如, 函证应收账款程序获取的独立来源的回函证据通常认为是最为可靠的, 但是如函证程序的实施前客户是否知道函证对象、内容等具体情况下, 所获得的回函证据的可靠性就不一样了。

必须强调, 注册会计师并不是鉴别审计证据真伪的专家, 执业准则也并没要求注册会计师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但保持质疑的思维方式关注执业中影响审计质量的事项或情况却是非常必要的。比如, 对已获知的信息使其认为文件记录可能是伪造的, 则应当有针对性做进一步调查, 包括向第三方询证、或利用专家鉴定。再如, 对于利用被审计单位生成的信息应特别关注其是否完整和准确, 必须针对这些信息的完整和准确实施专门审计程序, 以获得可靠支持。还有, 对某项认定来自于不同来源或不同性质相互矛盾的审计证据, 必须有针对性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以证实某项或某些甚至全部证据可能不可靠。为此, 实施有效的项目组内部讨论和项目负责人在执业中指导、监督和复核也是保证审计证据质量的重要途径。

3. 妥善处理职业道德问题

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确立了职业道德六个基本原则, 即诚信、独立性、客观和公正、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保密、良好的职业行为。并要求“识别对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不得影响;评价不得影响的严重程度;必要时采取防范消除不得影响或将其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思路和方法解决处理职业道德问题。其实识别、评估和应对职业道德问题本身也应保持职业怀疑态度, 对于识别出的影响职业道德的情况也应保持警觉, 不能假设事务所及执业会计师、聘请的专家等相关人士, 会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而必须恰当评估所识别的情况对职业道德的影响程度, 并审慎考虑是否有措施应对, 使其影响消除或降低到可接受的低水平。同时也为其他复杂审计事项的处理提供良好的执业心态。

4. 实施有效的质量控制管理

事务所应当根据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 制定质量控制制度, 以合理保证执业质量。事务所应当将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形成书面文件, 并传达至全体人员。事务所领导层应树立质量至上的意识, 主任会计师对质量控制承担最终责任, 委派适当的人员并授予必要的权限负责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的正确履行。人力资源和业务执行等方面质量管控水平是影响审计职业怀疑合理性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源控制抓住了影响审计质量人的因素, 技能和知识提高, 经验的形成与积累, 人的责任心和能动性都源于有效实施的人力资源政策。业务执行控制则抓住影响质量的关键环节, 也是解决众多制约审计职业怀疑合理性的有效方法。比如通过对业务执行的指导、监督和复核的政策和程序, 能保证业务质量的一致性;通过向适当项目组外部人士咨询可解决业务执行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或争议事项;通过解决意见分歧的质量控制机制可妥善解决项目组内部、项目组与被咨询者之间以及项目负责人与项目质量复核人之间的意见分歧。

四、结语

职业怀疑属于审计师的在执业工作中所能保持的工作状态, 很难保持这种状态的一线性, 主观性、随意性都很强。事务所、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认识职业怀疑的固有限制并加以有效制约, 使其作出的质疑是有依据的很可能的, 这对职业怀疑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摘要：审计职业怀疑是注册会计师对已有的结论、证据和证据来源等, 在未形成职业判断结论前表现出的一种内心疑虑、暂不信任和搁置判断的一种状态。职业怀疑受制于注册会计师的技能、知识与经验, 审计证据的质量, 职业道德水准以及事务所的质量控制。为避免审计职业怀疑的合理性约束, 应正确处理“自信不足”“过度自信”“经验错觉”, 充分重视审计证据的质量, 妥善处理职业道德问题, 实施有效的质量控制管理。

关键词：审计职业怀疑,固有限制,合理性约束

参考文献

[1]刘明辉, 毕华书.论审计职业怀疑的合理边界[J].会计研究, 2007 (8)

[2]郑艳茹.审计职业怀疑的核心:评价审计证据的可靠性和相关性[J].审计月刊, 2009 (10)

[3]郑艳茹.经验法则与保持审计职业怀疑[J].财会月刊, 2012 (1下)

合理怀疑 篇2

“巨能钙事件”被炒得热火朝天，其源于《河南商报》11月18日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神秘来客提供线索，商报记者深入调查，权威部门反复鉴定，揭出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实——大名鼎鼎的巨能钙竟然含有致癌和致衰老的化学成分(双氧水)！然而，巨能方面认为，“巨能钙残留少量双氧水无毒”，双氧水在巨能钙生产中不是作为添加剂，因而不适用《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巨能公司还称将请行政部门指定一家第三方权威机构来对巨能钙进行检测，并将采取法律措施对该媒体提起诉讼。

一方面，作为新闻媒体的《河南商报》有对社会不正常的现象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他们也称：“我们发表这篇报道，目的只有一个：协助政府整顿混乱的保健品市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人民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这篇报道发表以后，一些省市的药店纷纷将巨能钙撤下货架，如果巨能钙确实在食品安全上不存在问题的话，这篇报道无疑在客观上对其商品的销售及商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那么，媒体的行为侵权吗？

在现代法治社会，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存在，对于社会进行监督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记者的天职就是要充当“大众的岗哨”，去挖掘社会丑恶的东西，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维护公共利益。但是，记者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具有各种侦查、调查等各种强制手段，记者的舆论监督的权利往往会与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名誉权及其他一些民事权利发生冲突，如何平衡两者的冲突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协调冲突的途径应当是赋予记者以“合理怀疑权”，就是记者对其报道经过了谨慎的调查，并在这种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般民众所认为是合理的质疑，并且在事实真相公布后也作了客观的澄清报道，那么他就可以就其报道免责。正在酝酿中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就明确规定了新闻记者在宣传和报道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过程中依法享有合理怀疑权，笔者认为这种合理怀疑权记者不仅在预防职务犯罪中应当享有，在进行其他舆论监督时都应当享有。美国职业新闻家约瑟夫.普利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伫立在船头上的守观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汹涌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并及时发出警报和预告。”但是，如果要想让这个守观者不被汹涌浪头卷走，那么，无疑，“合理怀疑权”应当成为他们的护身符！

排除合理怀疑不等于证据确实充分 篇3

2014年9月3日22点许，被害人杨某在T市兰桂坊酒吧的舞池跳舞时因琐事与犯罪嫌疑人吕某发生纠纷口角，随后犯罪嫌疑人吕某结伙犯罪嫌疑人孙某与被害人杨某发生打斗。事后，发现被害人杨某的胸口被刺伤（法医鉴定认为系刀刺伤）。经鉴定，被害人杨某的伤势构成重伤二级。两位犯罪嫌疑人归案之后，均否认自己当时携带刀具，也没有利用刀具刺伤被害人。目前，根据被害人杨某自己的陈述、在场证人证言、视频监控、现场勘查等证据均没有发现案中有刀具出现。但是，根据上述证据，尤其是视频监控，可以证实两位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进行了殴打。另外，可以证实与被害人有身体接触的人员主要是前来劝架的被害人的朋友、酒吧保安。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对两位犯罪嫌疑人定罪处罚。既然案件证据可以证实两位嫌疑人对被害人进行了殴打，而且从案件证据来看，应当可以排除其他人伤害被害人的可能性，所以两嫌疑人均应当对被害人的重伤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对两嫌疑人定罪处罚。

第二意见认为可以以寻衅滋事罪对两位犯罪嫌疑人定罪处罚。这种观点认为，虽然本案查明不了究竟是“哪一位犯罪嫌疑人”造成了被害人的伤势，但是两位犯罪嫌疑人在酒吧因琐事而随意殴打他人并致人重伤，按照寻衅滋事罪的特点，两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事实不清，所以无法对两位犯罪嫌疑人定罪处罚。这种意见主要的理由是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评析意见

排除合理怀疑是司法制度中一个基本的证据认定方法，其内部包含的法律价值是理想化的，倾向于“无辜者不受定罪”，排除合理怀疑也被视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必要构成因素。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定罪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即证据充分）;（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即证据确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所以，“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方法，二者在证明程度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区别，证据确实充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充分条件，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1]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排除了合理怀疑”并不一定能使得案件证据确凿。由此，根据本案情况，是无法对两位犯罪嫌疑人定罪处罚的。以下依次讨论两个问题：

（一）本案能否排除合理怀疑

首先，本案主要有哪些合理怀疑？根据案情，除了被两位犯罪嫌疑人刺伤的可能性之外，造成被害人受伤的可能性主要有以下情形：一是被害人自伤;二是被被害人朋友刺伤;三是被酒吧保安刺伤;四是在双方打斗之前，被害人就已经被刺伤，尔后由于两位犯罪嫌疑人的殴打导致伤势扩大，继而被发现。其次，我们分别来看这些怀疑是否合理？（1）犯罪嫌疑人有自伤的可能性吗？根据本案案情，以及被害人前后的情况来看，当时被害人到酒吧喝酒跳舞，其没有理由也没有任何必要进行自残。所以，这个怀疑是“不合理”的。（2）被害人有可能被其朋友刺伤吗？根据相关证人陈述、被害人陈述以及相关视频监控，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3）被害人有可能被酒吧保安刺伤吗？仍然是根据相关证据，这个怀疑也是可以排除的。（4）被害人是否存在有伤在先的情况？这个怀疑看似合理，但是由于当时系夏天，被害人穿着单薄，再从当时其情形来看，可以肯定在打斗之前，被害人是健康的。所以，这个怀疑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有观点认为上述大部分怀疑都是合理的，例如持该观点论者就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怀疑被害人是被其朋友或酒吧保安刺伤，或者有可能打斗之前就有伤在先。笔者认为，所谓“合理怀疑”应当是指不带偏见的人，经过审慎的思考，在一定的证据基础上所提出的“充分的怀疑”。[2]而一些妄加推测、过于敏感的怀疑、一时兴起未认真思考的怀疑等都是欠缺理性、公正与诚实的怀疑，并非属于合理怀疑。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定在本案中被害人不可能是自伤、不可能是被自己朋友刺伤、不可能被保安刺伤、不可能是事先存在伤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排除被害人受伤的其他可能性，唯一的可能性即被两位犯罪嫌疑人刺伤。根据一般经验来看，既然已经排除这些可能性，那是否就可以对两位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处罚呢？这需要回答以下这个问题。

（二）本案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

之所以本文上述第一、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对两位犯罪嫌疑人定罪处罚，最主要的依据是：排除了合理怀疑。这种观点认为，既然排除了其他可能性，那就是两位嫌疑人的行为导致了被害人的重伤，而且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有作案动机、有疑似作案行为，所以可以对两位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处罚。表面上这看似“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般简单。但是，在定罪的证明标准中，证据确实充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充分条件;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据间相互印证”才是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重要指标。所以，排除合理怀疑，并不必然就意味着证据确实、充分。司法实践中，在多数情况下，排除合理怀疑确实就可以认为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在某些情况下，单纯地排除合理怀疑并不等于证据确实、充分。根据刑诉法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三个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由此可见，排除合理怀疑实际是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的一项辅助性标准，而非根本性标准。在本案中，本案的主要事实是“被害人被人用刀刺伤胸部导致重伤”，如果要对两位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处罚，最关键的是要证明“犯罪嫌疑人用刀刺伤了被害人的胸部”。但是，在案件中这一重要事实却得不到任何的印证，这个事实只是以一个“结果”的现象出现在案件中，这个结果却恰恰得不到印证。既然最重要的事实得不到印证，那案件就不可能被认为是“证据确实、充分”。

（三）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排除合理怀疑”

虽然在法律文本中，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但具体到实践中，“什么是合理怀疑”、以及“如何排除合理怀疑”就成为了司法人员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属于案件事实的证明方法，是一种经验上的运用法则，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从以下面几个方面正确理解和适用的：第一，“合理怀疑”应当是在综合全案证据的分析下产生的合理、正当的疑问，而且“合理怀疑”应当有具体的证据予以支撑，应该避免主观化。具体到本案，我们就不能脱离案件证据，主观性的把“被害人自伤、被自己朋友刺伤、被保安刺伤、事先存在伤势”视为“合理怀疑”。第二，应当把“排除合理怀疑”视为认定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一个补充要件，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不能把“排除合理怀疑”就等同于“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的确实充分与否更需要从“证据相互印证”的角度予以把握。第三，笔者认为，重要或对外的法律文书应当对证据适用问题有具体的分析，是故建议在法律文书（不捕理由说明书、判决书、不起诉决定书等）中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予以论述说明，以此可以加强事实认定的说理性，又可以提高司法人员理论水平，保障案件办理的质量。在此基础上，建议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相关案件加强案例指导，最高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发布相关案例，发挥指导作用。

综上，虽然本案可以排除被害人受伤的其他可能性，可以排除合理怀疑，但由于本案主要的犯罪事实无法得到印证，本案达不到刑诉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条件，所以无法对两位犯罪嫌疑人定罪处罚。值得一提的是，本案还有一个假设：即如果被害人被刺死亡，那在现实当中司法机关又会如何处理本案？仍会坚持“疑罪从无”吗？这值得深思。

注释：

[1]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

合理怀疑 篇4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制度,体现无罪推定理念。英美法系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排除合理怀疑”主要为以下观点。

1.1将排除合理怀疑确认为道德确信

在确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方面,英美法系国家发现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上,陪审员必须具备清晰的认识才能保证标准的不偏差作用。一是对认知论的全面理解,包括绝对的可知论和相对的经验论,前者即普通的数字识别,后者为经过经验才获取的不充分认知;二是不充分认知就算不可绝对化,但是证据链的不断补充是完善手段。十九世纪末期英美学者把通过证据补充的相对经验产生的最可靠确定性确认为道德确信,即相当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1.2将排除合理怀疑解释为很高的可能性

英国的陪审团理论坚持相对的经验论,认为证明标准只能达到相对确定,审判里面体现的是相对的法律真实,非绝对的客观真实。因此,为了赋予排除合理怀疑规则更强的适用性,英国大法官通过判例确立了新的排除标准,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达到很高的可能性,而不是形成内心确信。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是对所有事无巨细的捕风捉影均予以剔除,否则该种虚假的可能性有可能会被过度使用而妨碍司法过程本身。如果现有的证据无法对怀疑的可能性本身形成一定的支撑,而仅仅是纯粹的概率可能性,则已足以排除合理怀疑。

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则适用存在地域差异性,笔者针对广东东莞法院的刑事审判实践作出评析,说明部分法官在应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并不以此为判决理由或二审意见,而往往是提出质疑“不能排除某案存在某种情况”。“排除合理怀疑”此时被理解为“很高的可能性”以及“坚定的相信+现实的可能性”的结合体。

2“排除合理怀疑”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合理怀疑的标准需达到“很高的可能性”

法官会根据合理怀疑的可能性决定是否采信疑点,而合理怀疑的可能性也被纳入了规范化的进程,以证据的证明力为判断基准,只有证据的证明力使合理怀疑达到很高的可能性才会被采纳。

案例:保险诈骗案

基本案情:被告人A系A厂的财务经理,负责处理本案火灾的报损和索赔工作。2008年9月19日,A厂将两车厂内编号为90号开头的电子电路板(PCBA)物料从东莞海关运至香港作退港处理。2008年9月26日,A厂又将一批厂内编号为90号开头的电子电路板物料从东莞海关运至香港作退港处理。物料退港处理后,A厂没有及时在仓库管理系统内将该批物料完全清除,系统内显示该批部分物料依然存在于仓库内。2008年10月7日22时许,A厂因电线短路导致厂房、仓库发生火灾,烧毁电子原材料、纸皮、胶纸废品等财物一批。火灾发生后,该厂工作人员将仓库管理系统内显示存在的货物作为损失上报给负责该厂火灾报损工作的被告A,再由A报送给负责公估的B公估公司。仓管员在统计报损数据过程中发现火灾报损资料包含该厂上述已退港处理的部分电子电路板物料,于是将该情况告知A,A得知该情况后再上报该厂总经理,后总经理没有要求A对保险索赔资料进行修正,A仍然将包含该厂上述已退港处理的部分电子电路板物料的数据作为火灾损失向保险公司索赔。

案件焦点之一:公估公司和保险公司是否故意陷害A厂,以达到拒赔的目的。

以上乃辩方提出的合理怀疑。此怀疑的理据在于以下二点:

2.1现有证据不能排除A厂已经履行告知义务

在火灾发生后,A厂第一时间将公司的仓库帐、财务账交给了公估公司,而且在火灾后不久,又根据公估人员的要求,把被告人A的笔记本电脑交给了公估工作人员。该笔记本电脑中不仅有公司的所有财务账(包括未及时除帐的),而且有公司内部仓管、关务、财务部门之间沟通的outlook邮件,其中就包括财务人员发给仓管员的邮件,其抄送给A,里面的正文和附件明确写了两批退港物料的时间和具体物料编号,包括每个物料的明细账。但现在证据无法证实公估人员是否有查阅该笔记本电脑。不管公估有没有看,但至少可以说明A厂确实全面披露了火灾时的相关经营资料,既然公估人员提出电脑打不开,但没有证据能证实当时公估有跟A厂提到该情况,也没有提出补救措施,那么遵循存疑应作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认定,应推定公估公司已经获取了电脑内相关资料,至少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这种怀疑。

2.2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公估公司明知已退港物料情况而陷害A厂

由于A厂未明确告知公估公司已退港物料的情况,公估公司难以查明,但若能证明公估公司已把E仓项下物料性质理解为全无价值的报废料,应自行将E项下的物料(包括已退港物料)全部剔除而实际上故意未剔除则可证明其具有陷害的故意。辩方依证据认定公估公司明知E仓的性质以及故意将待退港的物料列入理赔范围从而陷害A厂,另根据检察证据可表明公估公司知道部分退港物料属报废料。

面对所提出的合理怀疑,法官作出如下的回应:

针对疑点一,逻辑推理过程:根据双方证人一致的口供,可以确定A厂的确在火灾后将手提电脑交付保险公司查阅,而手提电脑中包含了一切的财务信息和已退港货物的明细,那么拥有专业的公估能力的一方完全有能力获取相关的信息,否则失职的疏忽后果应由自己承担,所以可以推定公估公司已经知道了已退港物料的存在(注意,本案中保险方是否明知两批已退港物料的存在对认定被保险人保险诈骗的客观方面是否具备起关键作用)。哪怕诚如被害人所提出的“电脑已坏,无法获取相关信息”的说法,却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但是从常理的可能性角度分析,被害人在获知电脑已坏的情况下居然在归还电脑时对此只字未提甚至未要求A厂提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这对于亟需从电脑中获取相关的报损信息以此确定自己赔偿数额的一方来说,,不仅违反了假设理性人的谨慎,而且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

针对疑点二,疑点证明力是否达到“很高的可能性”则需要通过以下的逻辑推理进行判断:虽然公估公司知道待退港物料LCDI、刻录机属于报废料且已在帐上销除,但此不能推定公估公司应当然将未从账上销除的待退港物料92-169-05020硬盘(与两批已退港货物性质相似)从报损清单上剔除,因为退港的物料不一定都是无价值的,所以公估公司只能根据A厂报损的价值来确定退港物料是否属于报废料。而本案中A厂以成品价报损已退港物料,公估公司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退港物料仍存在残值,那么公估公司并不当然应认为E仓项下的物料均毫无市场价值,所以公估公司无法根据所掌握信息将E项下的物料全部剔除。

综上,部分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尤其面对经济类案情复杂的案件,一般采取更严格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舍弃一贯以来“查清事实”的审判思维,对“怀疑”的合理性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另一方面,逻辑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用性在于能以理性思维为推理基础,以证据为衡量标准,自成一体,形成更严密的可能性分析思路。

3东莞式“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中国的借鉴

3.1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实践缺陷

3.1.1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刑事诉讼证明对于有罪供述的依赖性。在被告人承认有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根本出发点为有罪推定的理念。侦查机关目前主要关注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而无视可能的有利证据,目标是尽可能使其有罪,最终实现破案率。因此有罪供述既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也补充了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证据链。此极容易形成对有罪供述的过度依赖,从而诱发刑讯逼供或在无有罪供述的情形下决不移交起诉的后果。

3.1.2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证明标准缺乏层次,导致定罪标准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同一适用。证据确实充分条件除了是法院审判的定罪标准,还是侦查阶段搜集有罪证据,移交起诉的标准,同时是起诉标准,该体系相当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越位行使了法官的职权,导致法官作出无罪判决时形成无形的压力。

3.2东莞式“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完善作用

3.2.1“排除合理怀疑”可作为方法论式的推理,补充法官对于证据采纳方面的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本身就是检验公诉方证据链合理性、完整性、逻辑性的过程,合议庭对证据的三性进行检验所做的采纳,可以基于该过程是否发现证据的前后矛盾性、全案证据体系性、证据本身的合理性,以及甄别证据的证明程度,如对于证人的数量、不同证人对于同一事实描述的吻合度,证人关系、利害关系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以期最大程度的还原法律真相。

3.2.2“排除合理怀疑”可作为无罪推定的过渡性原则,逐渐影响中国司法人员有罪推定的思维惯式。若法官对于合理怀疑形成习惯性的重视,要求检察机关必须针对辩护人提出的“合理”怀疑———如辩护人已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提供相关依据———作出回应,则有助于法官审判思维的转变。

摘要：在刑事诉讼实践领域,刑事诉讼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运用逐渐渗透,虽然实践中其并不是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名义形成法官的内心确信,其基本的原理已影响法官的思维方式,本文将会结合实习期间所接触的案例分析法官如何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该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关键词：合理怀疑,标准,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J].中国法学,2001,(1):37-50.

[2]陈光中,李玉华,陈学权.诉讼真实与证明标准改革[J].政法论坛,2009,(2):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