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精选5篇）

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篇1

摘要：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法律上往往予以特殊保护。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有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是犯罪。近年来，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屡有发生。为此，本文从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心理学研究，以及法律的现实效果等几个方面阐述应将未成年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13周岁的必要性，以期达到更好的维护社会和谐的目的。同时还引入了“前科消灭”、“社会服务令”制度等，即在惩罚犯罪的同时，正确引导失足的未成年人走上正途。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前科消灭；社会服务令

所谓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又称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即对刑法规定的任何犯罪绝对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满14周岁为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近年来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屡有发生，社会危害性大，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是什么原因导致一系列的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否可以适当的降低未成年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若可以降低未成年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多少最为合适？在降低未成年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同时，是否还需设置其他的配套制度？显然，以上都是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据此，笔者认为将未成年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3周岁是有必要的，同时也是科学的，合理的，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

一、降低未成年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新事物和新观念，青少年心理和生理的成熟年龄也大大提前。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呈现上升的趋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的相关调研报告表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犯罪年龄趋于低龄化、文化程度较低、外来未成年人所占比重较高、所犯罪名比较集中、犯罪手段呈成人化暴力化倾向、共同犯罪居多等六大特点。①有的未成年人是知法犯法，并且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手段残忍。这其中不乏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刘晓翠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呼吁降低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当然也有反对意见：这些未成年人未满14周岁，还是孩子，他们心智不健全，应该宽容他们，感化他们。有的人甚至认为，未满14周岁的小孩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缺失，因此法律不应该惩罚他们，更应该让父母、社会更多的反思。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也认为：“现行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合适的、恰当的”。

笔者赞成降低未成年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并建议将绝对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3周岁。理由如下：

（一）未成年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13岁是科学合理的

1、心理学研究表明，13周岁的未成年人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早在 1980年，美国学者格里索和马努格安做过一个关于儿童对美国米兰达规则②的理解程度的实验。其结果表明 13 周岁的少年，智商在 70 以上的，就与 14-15 周岁的少年一样，能够很好的理解米兰达规则的含义。因此，13 周岁的少年智力正常者，具有理解米兰达规则的行为能力，这项法规对于 13 周岁智力正常的少年是可以适用的。③ 2、13周岁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是未成年人小学到中学年龄的分水岭。我国《教育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由此推算，一般小学生12岁小学毕业，13岁时一般已经是初一或初二的学生了。很明显，小学生和初中生在认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方面是不一样的，初中生的能力会更强一些。因此，将13周岁作为一个犯罪行为的分水岭，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

3、我国刑法对于预防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却成了部分心智成熟的未成年人践踏法律的“武器”。近十年来，10―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的规定，对于解决未成年人犯罪还是不够的，因为，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和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联系，家长和监护人的责任也很大，未成年人犯罪以后，如果继续由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往往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因此，降低绝对刑事责任年龄，给予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已满13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定的刑事处罚，可以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预防再犯，预防他们走向更大的犯罪。同时，也可以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通过一定的刑事惩罚，警示其他没有犯罪的未成年人。

（二）未成年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13岁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目前在有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受害人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和赔偿。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笔者认为，若是犯罪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法律如何得到人们的信仰呢？如果法律不能被人们信仰，那么法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很明显，为了及时有效的应对社会变化，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适当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很有必要。

二、相关配套制度的设置

惩罚犯罪只是一种手段，通过惩罚犯罪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才是立法的目的所在。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菲利普?格拉马蒂卡认为，“社会防卫不应该只是保障市民本身、财产等安全这一客观目的，更重要更本质的目的是‘改善那些反社会的人’使之回归社会。”④因此，笔者也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有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但是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和制度来协调。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笔者给出如下建议：

（一）设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1、设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意义。前科消灭制度是指曾经受过法院有罪宣告或被判定有罪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国家抹销其犯罪记录，使其在规范上的不利状态消失，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一种刑事制度。⑤

贝卡利亚曾说过，“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⑥贝卡里亚的话道出了很多有过犯罪经历人的心声，他们因为犯罪而陷入长期的痛苦之中，因为犯罪经历而影响他们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后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他们难以融入社会。因此，有必要设立前科消灭制度。

2、规范犯罪前科消灭的程序。从国外很多国家的实践来看，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确立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即刑罚被执行完毕以后，消灭其犯罪记录。《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当刑法执行完毕，释放时，犯罪少年的犯罪记录应当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⑦

对于犯罪前科消灭的程序性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依申请而消灭的程序。具体如下：

（1）申请。关于申请的主体，有些国家规定的范围较狭窄，如瑞士，规定只能由本人提出；有些国家规定的宽泛些，如德国，规定在申请时，若前科者为未成年人，可由其监护人、法定代表人、少年法院、检察官申请。⑧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近亲属都可以成为申请的主体。

（2）受理。前科消灭的受理机关应当是未成年人犯罪原审人民法院的少年法庭，因为，原审少年法庭不仅负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还负责对他们的庭前教育和庭后帮教，对未成年人更加了解，这样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

（3）审查与裁定。对于犯罪前科消灭的申请，根据未成年人在犯罪以后的表现确定是否同意前科消灭的申请，少年法庭应当及时审查并作出裁定。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法定代理人、亲友，或者其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到场，做必要的询问。以了解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真实情况。

（4）送达。少年法庭一经作出同意前科消灭的裁定，应当及时发出公告，通知公安机关、检察院以及其他可能接触到未成年犯罪分子的犯罪记录的机关，对其掌握的犯罪记录资料予以销毁。

（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增设附加刑“社会服务令”。一般认为，现代的“社会服务令”起源于英国。英国最早在1972 年的《刑事司法条例》中创立“社区服务”的刑种，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和推广“社会服务令”处罚措施的国家。⑨社会服务令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适用，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犯罪方面，同样可以引进该制度。

1、社会服务令适用的对象。社会服务令作为一种对未成年人犯罪单独适用的刑罚，无论未成年人犯罪轻重，社会危害性如何，都可以适用。当犯罪较轻时，社会服务令可以单独适用。当犯罪较重时，社会服务令不能单独适用，但是可以在判处其他主刑的同时，附加适用。

2、社会服务令的执行方式和期限。我国《刑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附加刑也可以独立适用。社会服务令作为一种附加刑，当然可以单独适用或者附加适用。社会服务令作为附加刑的一种，由人民法院判决，公安机关执行。

被判处社会服务令的未成年人应当提供30日以上45日以下的社会服务，并且在6个月内履行完毕。但是在数罪并罚时，可以延长到60日的社会服务，并在1年内履行完毕。社会服务令的履行期限，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不能折抵社会服务令的期限。

3、社会服务令与社区矫正的区别和联系。社会服务令制度与社区矫正制度有很大的联系，同时也存在着区别。社区矫正制度正式写入刑法体现了刑罚的轻缓化、社会化。社会服务令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化刑罚与社区矫正制度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1）两者都是刑罚社会化的结果。（2）二者都要求完成一定的社会服务或者社区服务。

二者的区别在于：（1）社区矫正仅仅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在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或者裁定假释的犯罪，而社会服务令是一种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附加刑，只适用于未成年人。（2）社区矫正适用于危害性较轻的犯罪，而社会服务令对此并无要求，只是对于犯罪较轻的未成年人可以单独适用社会服务令，而对于犯罪较重的未成年人，只能附加适用社会服务令。（3）二者的执行地点不一样。社区矫正的地点一般是在社区，而社会服务令的地点更加广泛，可以实施社会服务活动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其执行地点。

4、社会服务令的积极意义。社会服务令的处罚力度介于监禁和缓刑之间。在我国已有社会服务令的尝试。⑩通过社会服务令，可以避免犯罪的未成年人在监禁的过程中交叉感染，有利于他们改过自新，同时，社会服务令重于缓刑，这是因为缓刑难以起到警示作用，社会服务令通过判处未成年人犯罪分子一定的社会服务劳动，使得他们真正意识到违法犯罪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笔者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更容易让犯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的融入社会。

四、结语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所言：“司法的真正危险在于对合理改革的胆怯抵制，对法律陈规的顽固坚持”。b11青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是否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笔者认为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及时的予以适当的惩罚，及时的正确引导，使他们认识到服务社会，热爱社会，热爱生活的重要性，有利于正确引导犯罪的未成年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被害人来说，这是贯彻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注解：

②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要求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强迫自证其罪，正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宪法权利、排除拘禁讯问所具有的内在强制性，米兰达规则要求警察在讯问被告人之前须告知其享有的权利。

③沈政主编：《法律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4 页。

④张继宝.论降低未成年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必要性[j].法制与社会，2012（23）：247-248.⑤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2008 年第 1 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16-117 页。

⑥[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⑦这是《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的规定。

⑧王小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4.⑨陈馨.浅论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27（6）：99-104.⑩2001 年5 月，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出台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

b11[美]罗斯科?庞德著：《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篇2

刑事责任年龄, 又称责任年龄、归责年龄, 是指刑法法律规定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按刑法的规定, 不是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 而是要受年龄的限制, 年龄如果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标准, 行为人即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也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人是一切犯罪的主体, 除了人之外, 任何物品、动物、尸体都不能成为犯罪主体, 但不是代表任何人实施犯罪都须负刑事责任。犯罪是人的一种意识和意志的行为, 而人的这种辨认是非善恶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是受年龄制约的。因此, 即使他们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 也不应作为犯罪加以惩罚。随着年龄的增长, 机体和心理机能的发育, 知识的不断增长, 生活经验逐渐丰富, 才有正确理解和分析判断自己行为意义的能力, 到了少年时期, 这种能力已逐步具有。

二、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一) 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97刑法对此有相关规定, 第十七条规定:

1、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2、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3、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

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同时刑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二) 我国其他地区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1、我国台湾刑法也采用“三分法”, 并辅之以一些量刑的特别规定。

(1) 绝对不负刑事责任阶段。未满14岁人的任何行为, 均不予处罚。

(2) 减轻责任阶段。包括两种:14岁以上未满18岁人的行为, 得减轻其刑;满80岁以上人的行为, 得减轻其刑。

(3) 完全责任阶段。即指18岁以上人的行为, 如无其他责任能力减轻事由, 应处完全刑罚。

2、香港也是采用“三分法”, 并在处罚方式上采取了一些保护未成年人的特别做法。

凡是被裁定犯有可判处监禁之罪的未满18岁的罪犯, 法院可判其入教导所羁留, 以代替其他刑罚;如属不准保释而被羁押候审的, 一般不送监狱而是送入教导所。

(1) 完全无责任阶段。7岁以下的儿童的任何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

(2) 限制责任阶段。指7岁以上未满14岁的儿童, 只是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儿童有犯意, 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而且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是较为明显的, 才负一定的刑事责任。

(3) 完全责任阶段。是指14岁以上的人犯罪的, 应负完全刑事责任。

3、澳门近年来也改为采取“三分法”。

虽然澳门现行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下述划分, 但从第十八条和第六十六条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1) 绝对无刑事责任, 即未满十六岁的行为实施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认为犯罪;

(2) 减轻刑事责任, 即满十六岁未满十八岁的行为人实施任何犯罪, 法官在量刑时必须考虑该特别减轻刑罚的情节, 给予减轻处罚;

(3) 绝对负刑事责任, 即年满十八岁的行为人实施一切危害社会的行, 都须负刑事责任。

三、刑事责任年龄界定变更

(一)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现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升, 进而人的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因此,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具有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年纪也越来越小。在这个时候, 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不是应该有所变更, 便成为了要思考的问题。

随着这几年青少年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 并且犯罪的青少年年龄也越来越小, 有许多学者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而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四川眉山公安局局长认为“‘90后’犯罪的低龄化趋势, 进一步说明法律必须在早期介入未成年人犯罪。

(二) 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有所变化

在我认为, 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有所降低。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年龄降低是不人道的表现, 并且也无法制止青少年犯罪, 不是根本之道。但在我看来, 刑法是惩治犯罪保护社会安全稳定、威慑不法分子的, 不是为了体现人道和仁慈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是为了对年纪小的犯罪者进行不人道的惩罚, 不是为了让他们心灵受到伤害;而是实行刑法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威慑”。

近几年,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新的特点, 即犯罪成员的低龄化手段的成人化。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从1998年至2003年就平均下降两岁, 犯罪年龄的低龄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另外, 随着人类心智的成熟越来越早, 如果刑事责任年龄不进行适当的调整, 就会造成一部分的刑法空白, 也的确给了一些不法分子漏洞可钻,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行, 不难发现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在现实运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逐步显现, 导致立法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 以至于出现“有罪不能罚”、“违法不能究”的不协调现象。

再者, 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迅速发展。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新闻传媒, 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使得年龄在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的生理和心理趋于早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已行为的能力。

最后, 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刑法的威慑作用极强, 因此通过刑法的威慑作用来遏制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上升, 这是当前一个明智的选择。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后, 可酌情对青少年犯罪的刑罚措施进行一定的改变。

四、结语

只有正确认识青少年现状, 我们才能更好的帮助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危害性, 有助于确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政策观念。特别是在此犯罪低龄化已成为我国不争的事实的前提下, 无论从保护未成年人来讲还是从保障受害人的权益来讲,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都是必要的, 可行的, 也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同时笔者在此也希望大家应当完善青少年司法制度, 使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摘录公安部青少年犯罪比例统计表》

浅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必要性 篇3

【关键词】 刑事；责任年龄；必要性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日趋完善, 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社会的发展,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 使得年龄在12到14周岁的儿童的生理和心理早熟并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为的能力，即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事实亦表明 ,我国已出现犯罪低龄化的态势，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从1998年至2003年就平均下降两岁,而且13 周岁是违法犯罪的高峰年龄，犯罪年龄的低龄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从，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客观情况。

一、未成年犯罪的新特点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新的特点，即犯罪成员的低龄化，手段的成人化。据《法制日报》报道，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其中，严重的刑事案件明显增加，作案手段呈现凶残化和智能化特点。中国青少年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守建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 青少年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70年代提前了2至3岁。随着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的心理、生理和智力上的成熟程度也随之大大提前。正是因为这些客观情况的变化，使得从未被质疑的刑事责任年龄，在一宗宗个案面前倍显尴尬。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深入和日益扩展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在现实运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逐步显现并日趋严重化 ,导致立法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以至于出现“有罪不能罚”、“违法不能究”的不协调现象。因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势在必行。

二、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

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刑法是基于国家维护其所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意志制定的，并根据国家的意志专门选择了那些有必要用刑罚制裁加以保护的利益。毋庸置疑的是未成年人的利益是在刑法所保护的利益之中。刑法具有很强的威慑作用, 通过刑法的威慑作用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上升, 这是当前一个明智的、见效快的、可能的选择。诸多成年人犯罪, 其共犯、对象等多为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成年罪犯利用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以事后逃避责任，教唆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并告诉他们“你们即使被抓也沒事，判不了你们的，就放心的干吧”。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有利于教育、改造和挽救有罪错行为的未成年人。首先，对于低龄少年犯罪予以一定限度的严厉惩罚，从某种程度上讲胜过和颜悦色的说服教育。未成年人从小就应知晓，人人都应该为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从而迫使其学会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其次,诸多未成年人犯罪，其共犯、对象等也多为未成年人。通过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加以严惩，会极大地震撼周围的其他未成年人，使之不再重蹈覆辙;同时也可避免未成年犯的家长从法律宽容中放松对子女的教育和警惕。此举虽难免有“杀鸡吓猴”之嫌，但在很大程度上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积极的作用。

因此，我国在通过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加以严惩, 以威慑周围的其他人不再重蹈覆辙的同时，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遏制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犯罪。同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未成年人无疑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提高未成年人对法律的认识，增强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更加明确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关于刑罚的目的，贝卡利亚指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中国刑法理论通说也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通过刑罚的宣判和执行，不仅要达到教育和改造犯罪人、警戒潜在犯罪人的目的，而且也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未成年人有很强的可塑性，因此要提高未成年人的责任感, 使其明白自己实施的行为可能导致对自己及他人产生不利的后果，从而增强其本人和周围其他未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和控制能力，达到明辨是非，知法守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它与世界“轻刑化”的趋势并不相悖。

三、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可行性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初始年龄与70年代相比提前两至三岁,十四岁以下少年违法犯罪比例也在上升。另据北京市首都综治委称，北京市十三岁以下有犯罪行为的青少年正在增多，其中最小的仅十岁；青少年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的一半。据《法制日报》报道: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网络犯罪也大量发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成年人所为。这些“少年黑客”、“计算机天才们”绝大多数都未满16岁。

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保证本国最初所制定的法律，可以不加修改就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国情变化要求的。即使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的《宪法》也是在一次次的修改过程中得以完善起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不违反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适时修改法律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四、小结

我国刑法规定之刑事责任年龄，是1979年确立并一直沿用至今。不管从未成年犯罪的新特点、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正义的维护还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已经是在必行。并且在世界范围内，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是有例可寻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与世界轻刑化的趋势也并不相悖，更不是对刑法的盲目崇拜，不管是出于对客观实际的需要还是从刑法理论本身，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都是必要的可行的。

参考文献

［1］张明楷，犯罪论原理[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版，第261页。

［2］[日]木村龟二著，顾肖荣等译 刑法学词典[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

［3］[意]贝卡利亚著，黄风译 论犯罪与刑罚[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4］高铭暄 刑法肆言[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

作者简介：刘刚，（1974-），黑龙江省宾县人，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刑侦一大队教导员

（作者单位：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刑侦一大队）

论刑事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 篇4

论刑事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

摘要在充分肯定新刑法历史性意义的前提下,对老年犯罪者刑事责任的特殊处遇、劫持列车罪的设立、刑法第102条的罪状以及刑法等395条的罪名等问题作了质疑,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法典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刑事政策境外国家工作人员

八

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刑法是对1979年刑法典的一次全面修订。其立、改、废所涉条文之多、修订幅度之大,为中外立法史所罕见。新刑法颁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肯定性评价占绝对多数。笔者在充分肯定新刑法意义的前提下,对其作质疑性探讨,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典的若干建议,以期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关于增设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特殊处遇之建议

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体现了从轻从宽原则。例如,将刑法典中的年龄明确界定为周岁,从而避免了司法实践中有意无意地借虚岁年龄错误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情况。又如,新刑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缓,从而使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的行刑制度得以落实。原创：http:///这些均是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殊性基础上所作的修订,旨在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其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新刑法典没有规定老年犯罪者刑事责任的特殊处遇,似有不完善之嫌。事实上,对老年人犯罪的处理采取从宽原则亦为必要。首先,这是由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状况所决定的。人的责任能力不仅随着年龄之增长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而且随着成年人进入老年阶段,其责任能力还有个逐渐减弱甚至丧失的过程。(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第262页)因此对于老年人犯罪的处刑原则与青壮年人犯罪的处刑原则就不能没有区别。其次,现代社会刑罚的目的决定了对老年人犯罪应予以从宽处理。教育、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是当代各国刑罚目的观之主流。人到古稀之年,往往神智不清,自我辨控能力大大下降,对其犯罪均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难于赢得社会认同,同时也会丧失或降低刑罚效果。鉴此,许多国家在其刑法中均作出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特别规定: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条规定,对超过70岁的犯人从轻处刑。再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60岁以上的男人、妇女……不得适用死刑。”第19条规定,剥夺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过15年。但对犯罪时60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剥夺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再次,是刑罚经济性之要求。人到老年,其劳动能力减弱甚至丧失。对其犯罪的若均予以关押,不但不会创造社会价值,反而会给国家造成负担,即需要国家无偿供养,分出人、物、财力来照料其身体与生活。最后,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老年犯罪者在刑事犯罪人中虽占一定比例,但终因其占全社会人口比例小以及其行为能力弱等而使其社会危害性程度较低。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可以在其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将有关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补充进去。实践中,对那些年老力衰,神智模糊或身体有病,已失去再犯可能的老年犯罪人可依法分别予以从轻处罚或监外执行、保外就医。

二、关于新刑法第102条的修正建议

新刑法第102条第1款规定:“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第2款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规定处罚。”将两款内容进行比较不难得出:此处的“外国”非同于“境外”。本罪中的“外国”泛指本国以外的国家。而“境外”则实际特指回归之前的香港、澳门地区和统一之前的台湾地区。鉴于香港已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澳门也将于1999年12月31日回归,而海峡两岸的统一亦具现实可能性,因此不宜再将这些地区统而概之地称为“境外”,否则不但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理论误区,而且会在事实上给别有用心的国家或个人提供恣意侵扰我国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乘之机。笔者建议,有权解释的部门可将刑法第102条第2款修正为:“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规定处罚。”

三、关于增设“劫持列车罪”的建议

劫持列车的行为既可在一国境内发生,亦可成为一种跨国、跨地区的犯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发生过一些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列车的事件。这种行为对公共安全危害极大,引起了国际刑事立法的普遍关注。许多国家适应国际、国内和平、安全之需,纷纷修改或补充其国内法,将劫持列车罪及其普遍管辖权制定为本国刑事法律规范。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一,有率先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

义务。然而,新刑法仅设立了“劫持航空器罪”和“劫持船只、汽车罪”,却独独未设立“劫持列车罪”,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原创：http:///事实上,与航空器、船只及汽车一样。列车亦为大型现代化交通工具,承

担着运输大量人员和物资的任务,与公共安全联系甚密,如被劫持,则可能使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和巨额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劫持列车的事件在国际上发生过,在国内发生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对这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必须予以严惩。鉴此,笔者建议将“劫持列车罪”尽快补充进刑法分则中去。

四、对刑法第395条罪名的质疑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均将本罪罪名概括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笔者在分析本罪罪状的实质内涵后,认为该罪名提法欠妥。顾名思义,本罪当指罪犯本人对其巨额财产的来路不甚明了,但以罪状的实际内涵来看,本罪却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对罪犯的巨额财产之来源难以查清、无法核实。

近年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进行贪污受贿、非法经商、卖官鬻爵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与其合法收入明显不符的巨额财产。司法机关对其讯问时,其本人又拒不如实说明其财产之来源,加之此类犯罪的方式隐蔽,手段狡猾,而我国又未建立相应的财产申报制度,这些均使司法机关查处此类案件困难重重、阻碍巨大。为严密法网,使司法机关易于证明犯罪以及使腐败官员难以逃避裁判,立法机关在设立本罪的同时,将举证责任转移到有巨额不明财产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从而大大加强了对该种犯罪的打击力度。

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篇5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刑事责任年龄；立法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在精神及智力正常的情况下，年龄是衡量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有无及大小的关键因素，基于气候、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刑法在刑事责任年龄的具体规定及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上存在很大的差别，综观各个国家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一元标准模式和二元标准模式两种。在适用二元标准模式的国家与地区中，大致又可以分为个案认定模式与明示规制模式为两种类型，前者是充分考虑到个案被告人的特殊性，显现重视个案的价值取向，缺陷是具体认定困难、诉讼成本过高等；后者优点在于以刑事立法的形式规范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避免认定中的随意性。

我国刑法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均适用明示规制模式，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两个年龄段：一般情况下从16岁开始承担刑事责任，对少数较为严重的犯罪从14岁开始承担刑事责任，即采用通过规定年龄来确定过渡时期的人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凡是达到法定年龄的人，只要没有精神病，就认为具有辨认控制能力；反之，认为没有辨认控制能力，这是一种法律上的拟制。法律的拟制总是蕴含着衡平，或者说，法律的拟制无害于任何人。中俄两国通过年龄来确认未成年人的辨认控制能力，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方法，但也不可否认，拟制有时也歪曲真实。这种明示规制模式，根据规制的明确性程度，又可分为列举式、概括式、列举加概括式三种情况。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立法模式

如上所述，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采用二元标准模式下的明示规制模式，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分为完全承担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与相对承担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关于完全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规定与俄罗斯基本相同，没有比较的价值，笔者重点研究的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相对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问题。

(一)立法模式概述

1979刑法典颁布以前：列举+概括式。1951年11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在一个批复中指出：“未满12岁者的行为不予处罚；已满12岁者如犯杀人、重伤、惯窃以及其他公共危险性犯罪，法院认为有处罚必要者，得酌情予以处罚。”

1979年刑法典：列举+概括式。我国1979年刑法典第14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从立法者的意图来看，在列举之后意图采用概括式的形式来弥补列举式的不足，以增加刑法的惩治功能，不至于放纵犯罪，但是这种规制模式导致下面两个问题：其一是“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范围界定困难，存在任意解释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可能性；其二是所谓的杀人、重伤的罪过形式模糊，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引发司法认定中的纷争，最终导致执法不统一。

1997年刑法典：列举式。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列举式。现行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投毒、爆炸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该款较1979年刑法的完备之处在于把未成年人相对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作了如下调整：其一，将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罪名法定化；其二，删去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模糊规定；其三，将年龄明确界定为周岁。这是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在新刑法实施不久，一些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又指出了本款存在的不足：如所列罪名的范围过于狭窄；有些危害性相当的犯罪甚至更为严重的犯罪没有被列举进去，如劫持航空器罪、绑架罪等等，对此立法模式进行一定的批评。

(二)该立法模式引发的理论分歧

任何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都有一个过程，而且，在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伴有一定的理论分歧，理论分歧也可以推进法律的完善。根据现行刑法典第17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的规定，刑法第17条第2款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是以罪名为标准加以规制的，这是立法者的初衷。但是，200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和2003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的《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均将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解释成行为。事实上，高检的解释是以法工委的解释为依据的，其精神必然是一脉相承的，这两种解释实际上均扩大了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不符合刑事立法的初衷，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之虞。对于罪名说与行为说之争，笔者倾向罪名说：因为罪名说的表述首先符合语言逻辑规则，一般说来，都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某某罪，承担刑事责任，而不是犯某某行为，更重要的是罪名说把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作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以未成年人心理成熟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为前提的，八种犯罪的性质较为明显，能够为未成年人所认识，同时这种限制也符合刑法的人道与谦抑精神。也有持“罪名说”的学者指出，1997年刑法之所以采用列举式而摒弃1979年刑法的列举加概括式，从立法本意上看，就是限制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

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年12月12日通过、2006年1月23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解释》)平息了这场争论，明确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行为，如果同时触犯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罪名，定罪处罚。”即将未成年人相对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严格限制在八种罪名之内，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拐卖妇女、儿童而故意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死亡的，都定故意杀人罪。笔者认为，这种解释依然是以限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為出发点的，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也是宽缓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在法律运用中的体现。

二、俄罗斯刑法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立法模式

(一)俄罗斯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立法模式概述

达到《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规定的年龄，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法律规定刑

事责任的最低年龄首先与人的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的不同情况密切相关，对于一个意识不到自己行为性质的幼年人不允许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最低起点与情感、精神、心理的成熟程度有关，与人在社会中的负有一定的认识责任有关。但是追究刑事责任则要求行为人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水平，表现在不仅能够评价自己行为的事实方面，而且能评价自己行为的社会法律意义。达到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还包括行为人具有正确理解刑罚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刑事立法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各不相同的，如革命前的《刑罚与感化法典》和1903年刑法典规定的都是10岁，1918年《关于未成年人案件处理委员会的法令》规定的是17岁，1922年《苏俄刑法典》规定自16岁起开始承担刑事责任，但是，随着1935年《关于同未成年人犯罪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的出台，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降到12岁。

1958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和1960年《苏俄刑法典》根据刑事人道主义化的趋势并考虑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可能性，提高了刑事责任年龄，即实施犯罪时年满16岁的才被视为犯罪主体，只有对某些法律明文列举的犯罪，才从14岁起承担刑事责任。在1994年起草的刑法典草案中，俄罗斯司法部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家法局建议将所有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一律统一为14岁的一元标准模式建议未被采纳。

现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于第20条“开始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分三款解决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条的规定，一般在实施犯罪前年满16岁的人才承担刑事责任，该条第二款所列之罪，从14岁的开始承担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严格规定刑事责任界限，具有重大的一般预防的意义，它是法律调整职能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避免主观主义恣意违法的保障。在理解本条时须注意：

第一，本条第2款中所列举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必须是14岁，这是强制性的，侦查机关与法院必须全面贯彻与执行的，同时，在解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时还必须注意，一些只有从16岁开始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同时包含了本款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那么，其刑事责任从14岁开始承担。

第二，未成年人若实施年满16岁开始承担刑事责任的社会危险行为时，如果这些危险行为不包括第20条第2款所列举之罪的犯罪构成，未成年人在16岁以前对那些社会危险行为，不存在刑事责任问题。对于在14岁以前实施社会危险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教育措施，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在侦查犯罪和调查刑事案件时，侦查、检察机关和法院有义务查明未成年人的年龄，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一般根据相应文件(如身份证、出生证等)很容易确定年龄，若没有证明年龄的文件，则应利用其他证据，直至法医学鉴定，行为人被确认达到规定的年龄，是从行为人生日下一天的零点开始计算。通过司法医学鉴定确定年龄时，被告人的生日应为鉴定人所确定的年份的最后一天，而在用某年与某年之间来确定年龄时，法院应该按鉴定推断的该人最小年龄。这种推定方式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较为科学地解决了难以查证的未成年人年龄问题。

第四，在未成年人实施社会危险行为时达不到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成年人利用其实施犯罪，将未成年人作为“直接的实施者”，该成年人作为犯罪的实施者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的相关规定承担刑事责任。这种情况也属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 50条规定的引诱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活动罪。该处规定与我国有很大区别，在我国，如果成年人利用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进行犯罪，被称为“间接正犯”，这种情形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按照具体实施的犯罪构成来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俄罗斯刑法是将其独立成罪的。

第五，尽管根据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从16岁起开始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有些犯罪的主体只能是成年人，如职务犯罪、军职罪、引诱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罪等。因此，规定刑事责任的一般年龄为16岁并不意味着刑法典第20条第2款没有提到的所有犯罪都从这个年龄开始承担刑事责任。实际上，有些犯罪由于犯罪主体方面的特征或者客观方面的特点，只有成年人才能实施。这一情形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但一般不在刑法典中直接规定，只有个别独联体国家的刑法典予以明示，如《塔吉克斯坦刑法典》第23条第3款规定：“在现行刑法分则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些犯罪的刑事责任由大于16岁的成年人来承担。”

俄罗斯刑法确定上述刑事责任年龄，立法者采用法律推定的形式，但是这种推定是不完全科学的，因为每个未成年人的心理发育的成熟程度不同，有些未成年人由于与精神病无关的心理发育滞后的情况，而成为无责任能力人。因此，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采用年龄界限与个别更正相结合的形式，在第1、2款一般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3款，即“如果未成年人达到本条第1款或者第2款规定的年龄，但是由于与精神病无关的心理发育滞后而在实施危害行为时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行为(不作为)的实际性质及社会危害性或者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时，则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类似20条第3款的规定在革命前的俄罗斯立法中就已经存在，H.C.塔甘采夫称这种情况为“假定刑事责任能力年龄”，他认为，对于每个处于这种年龄的被告人，应该提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

因此，法院在认定具体案件时，如果对未成年人是否充分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有怀疑，在有证据证明未成年人智力發育滞后的情况下，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请知晓儿童和青年心理的教育或者精神专家对未成年人进行鉴定，或者相关问题在司法精神病专家认可的情况下解决。如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审判委员会依照二审程序审理被告人芭勒玛诺夫的抢劫案件时，根据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取消了原审有罪判决。

(二)俄罗斯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立法模式及其演变

无论是1926年《苏俄刑法典》、1958年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基本原则》、还是1960年《苏俄刑法典》，对于未成年人相对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法方式，均采用列举式。

11926年《苏俄刑法典》的立法模式。该法典第12条规定：“年满十二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盗窃、实施强暴、伤害别人身体、使人残疾、实施杀人或者杀人未遂的时候，应当受刑事审判，并且适用一切刑罚方法。”可以得出结论：其一，此时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起点为12岁；其二，虽然采取列举的方式，但感觉列举的范围不是很清晰，容易产生模糊认识；其三，没有解决罪过形式问题；其四，刑罚一般化，与成人没有区别。这反映出当时的犯罪形势、立法技术、法律理念与当代的一些差别，事实上，从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起点和使用一切刑罚方法看，当时强制是同未成年人犯罪作斗争的万能手段。

21958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基本原则》的规制模式。《基本原则》第十条即“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犯罪前年满十六岁的人，都应当负刑事责任。十四岁至十六岁

的人，只有实施杀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而使健康遭受损害、强奸、强盗袭击、偷盗、恶劣的流氓行为、故意毁灭或者国家财产、公共财产或公民个人财产，产生严重后果的行为，以及故意实施能够造成列车倾覆事故的行为时，才负刑事责任。”《纲要》关于未成年人相对承担刑事责任的模式也是选择列举的方式，但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起点比1926年《苏俄刑法典》提高两岁，最低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也相应扩大。从列举的方式上看，依然是列举行为，而非具体罪名，较1926年刑法典有进步的是解决了罪过形式模糊问题。

31960年《苏俄刑法典》的规制模式。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10条“未成年人的责任”依然采用二分形式，1978年修订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盗窃发火武器、弹药和爆炸物罪(第218条)和盗窃麻醉物品罪(第224条)两个罪名。1960年《苏俄刑法典》依然使用二元模式下的明确规定形式，相对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仍是列舉式，只是这种列举形式较以前的几部法典更为科学与明确，列举时载明罪名所在的条款，可以避免刑法理论与司法认定过程中的一些争议，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罪过形式问题。

4俄罗斯现行刑法典的规制模式。现行《俄罗斯联邦刑法》第20条第2款，采用列举的形式，对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作了清晰的规定，在其所列的清单中规定了20个罪名，而且载明罪名所在的条款，以排除随意解释的可能性。考察清单中所列的犯罪类型，是依照下列多重标准加以确定的：

首先，这些犯罪一般具有很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标准，刑法典中规定的严重或者特别严重的犯罪，只有一部分位于清单之内，如刑法典第277条的侵害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生命罪、295条的侵害审判人员或者庭前调查人员生命罪、317条的侵害执法机关人员生命罪、357条的种族灭绝罪虽为严重犯罪，但没有被规定在清单之内。由于清单具有全部列举的性质，如果不满16岁的人实施这些犯罪不得按照刑法277、295、317条、357条追究刑事责任，符合刑法加重责任要件的杀人罪的，按照刑法第105条第2款的规定(即杀人罪)承担刑事责任，其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为14岁。

其次，这些犯罪都是故意犯罪。年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对过失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可见，罪过形式是确定清单所列犯罪的另一个标准。

再次，未成年人的理解认识能力的差异也是清单所列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对刑事责任年龄做区别性规定的时候，充分考虑他们对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有不同理解和评价的可能性，在14岁开始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清单中，只包含了这个年龄所能理解的犯罪，如侵害生命、健康和性自由，侵犯财产所有权与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

最后，未成年人实施上述犯罪的普遍性，也是确定清单中犯罪的最后一个依据，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实践证明，第20条第2款所列之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部分。

综上，从上述几部法律的发展过程看，俄罗斯联邦未成年人相对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起点在逐步提高，即由1926年《苏俄刑法典》的12岁提高到14岁，使大量依照以前刑法构成犯罪的案件转为非罪处理，由此反映出俄罗斯刑事立法发展过程中的非犯罪化倾向。其二，所列犯罪的罪过形式逐步由模糊转为清晰。其三，虽四部法律均采用列举的形式，但列举的形式不同，由最初的列举行为到列举罪名，再到列出罪名所在的条款，这不能不认为是—个巨大的进步，这种方式排除了随意理解该条规定的可能性，避免了未成年人案件认定中的一些争执，因此，是比较合理与科学的，上述立法模式的一系列变化，也反映出俄罗斯联邦的立法水平、立法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三、差异与评价

我国刑法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均采用二元标准模式下的明示规制的形式解决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问题，即基本模式是相同的。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起点来看，都是14周岁，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最低界限也基本一致。这个起始年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而言，属于居中的一种情况，因为低的国家有7岁，12岁的，高的国家有16的。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类型来看，都是针对严重故意犯罪，考察所列的犯罪类型，均是依照下列多重标准加以确定的，如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罪过形式、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差异、未成年人实施上述犯罪的普遍性等。究其原因是两国为近邻，由于历史原因，两国刑事法律制度间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我国现行刑法典的框架就是以前苏联1958年《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纲要》为蓝本构建的。因此，不容否定两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立法模式及其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共同性。然而，在共同性之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首先，虽然两国均使用二元模式，根据不同年龄情况确定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但是俄罗斯刑法采用年龄界限与个别更正相结合的形式，也就是于第20条1、2款之后增加了第3款，即“心理发育滞后者的免责条款”，该条款在具体贯彻时虽出现一定的问题，如举证困难不好操作、破坏法律的统一实施等，但是其立法宗旨是好的，蕴涵着谦抑与人道主义精神。

其次，两国虽然均采用列举的形式确定未成年人相对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但是列举的方式不同，我国在罪名之后没有写明具体条款，从而引发“行为说”与“罪名说”的争执，此外，还有一些如前所述不尽完备之处等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条第2款的列举方式既指出罪名又载明定罪的条款，明确而严谨，避免了随意理解该条款的可能性，解决了理论纷争和实践操作的困难，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在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立法完善时，有学者提出，解决我国行为说与罪名说的最好办法就是借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做法，直接表明罪名，如果不扩大现有的刑事责任范围的话，建议规定：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罪、抢劫罪、贩卖毒品罪、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一种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提高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立法水平的好方法。

[参考文献]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5.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论文34.

[俄]西斯果夫卡垭，关于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解释[M].1999，12.

苏联和苏俄(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决议刑事案件裁决汇编[M]1，99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