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通用8篇）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 篇1
法律知识考试：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的必要性
为大家带来法律知识考试《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的必要性》，希望可以帮助各位考生顺利备考事业单位考试。
2018年6月28日，法制日报在微博上刊登了一篇引起舆论哗然的新闻：据湖北孝感市邓女士反映，她上初中的女儿在放学途中遭同校男生暴力劫持2个多小时，期间遭遇威胁，并强迫脱光衣服，身上多处被割伤。邓女士报案后，孝感市公安机关称，加害人黄某案发时未满14周岁，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不构成刑事犯罪，不予刑事处罚。一时间案情受到了有关机关的高度重视，组织涉事家长进行民事赔偿的调解，最后因调解不和而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任。”也就是说，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4 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是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
犯罪行为：是具备控制和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行为人在其主观意志的支配下所实施的具有法益侵害性的危害行为。判断该行为人是否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则取决于行为人智力和知识的发展程度。而智力和知识的发展程度一般又取决于该行为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成长状态。这种心理和生理上成长状
中公教育
态的阶段性划分，我们称之为年龄。由此国家上众多刑法都认为：行为人的年龄，是判断是行为人是否具备责任能力、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关键。所以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依据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成长状态来予以确定的。
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未成年人犯罪率大幅飙升且类型复杂多样、危害社会影响巨大。当下未成年人的认知和控辩能力已经和97刑法制定时有很大差距了，普遍来讲控辩能力都在大幅提高。仅仅是因为犯罪人的年龄不满14就可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这是让受害者难以接受的，也是社会、民众所无法容忍的，更是背离刑法的初衷的。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扩大刑法的震慑力，让未成年犯罪分子不敢犯罪;不再纵容未成年人在“安全”年龄的范围肆意违法;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环境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公教育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 篇2
刑事责任年龄, 又称责任年龄、归责年龄, 是指刑法法律规定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按刑法的规定, 不是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 而是要受年龄的限制, 年龄如果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标准, 行为人即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也不负任何刑事责任。
人是一切犯罪的主体, 除了人之外, 任何物品、动物、尸体都不能成为犯罪主体, 但不是代表任何人实施犯罪都须负刑事责任。犯罪是人的一种意识和意志的行为, 而人的这种辨认是非善恶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是受年龄制约的。因此, 即使他们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 也不应作为犯罪加以惩罚。随着年龄的增长, 机体和心理机能的发育, 知识的不断增长, 生活经验逐渐丰富, 才有正确理解和分析判断自己行为意义的能力, 到了少年时期, 这种能力已逐步具有。
二、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一) 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97刑法对此有相关规定, 第十七条规定:
1、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2、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3、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
在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同时刑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二) 我国其他地区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1、我国台湾刑法也采用“三分法”, 并辅之以一些量刑的特别规定。
(1) 绝对不负刑事责任阶段。未满14岁人的任何行为, 均不予处罚。
(2) 减轻责任阶段。包括两种:14岁以上未满18岁人的行为, 得减轻其刑;满80岁以上人的行为, 得减轻其刑。
(3) 完全责任阶段。即指18岁以上人的行为, 如无其他责任能力减轻事由, 应处完全刑罚。
2、香港也是采用“三分法”, 并在处罚方式上采取了一些保护未成年人的特别做法。
凡是被裁定犯有可判处监禁之罪的未满18岁的罪犯, 法院可判其入教导所羁留, 以代替其他刑罚;如属不准保释而被羁押候审的, 一般不送监狱而是送入教导所。
(1) 完全无责任阶段。7岁以下的儿童的任何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
(2) 限制责任阶段。指7岁以上未满14岁的儿童, 只是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儿童有犯意, 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而且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是较为明显的, 才负一定的刑事责任。
(3) 完全责任阶段。是指14岁以上的人犯罪的, 应负完全刑事责任。
3、澳门近年来也改为采取“三分法”。
虽然澳门现行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下述划分, 但从第十八条和第六十六条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1) 绝对无刑事责任, 即未满十六岁的行为实施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认为犯罪;
(2) 减轻刑事责任, 即满十六岁未满十八岁的行为人实施任何犯罪, 法官在量刑时必须考虑该特别减轻刑罚的情节, 给予减轻处罚;
(3) 绝对负刑事责任, 即年满十八岁的行为人实施一切危害社会的行, 都须负刑事责任。
三、刑事责任年龄界定变更
(一)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现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升, 进而人的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因此,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具有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年纪也越来越小。在这个时候, 我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不是应该有所变更, 便成为了要思考的问题。
随着这几年青少年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 并且犯罪的青少年年龄也越来越小, 有许多学者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而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四川眉山公安局局长认为“‘90后’犯罪的低龄化趋势, 进一步说明法律必须在早期介入未成年人犯罪。
(二) 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有所变化
在我认为, 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有所降低。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年龄降低是不人道的表现, 并且也无法制止青少年犯罪, 不是根本之道。但在我看来, 刑法是惩治犯罪保护社会安全稳定、威慑不法分子的, 不是为了体现人道和仁慈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是为了对年纪小的犯罪者进行不人道的惩罚, 不是为了让他们心灵受到伤害;而是实行刑法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威慑”。
近几年,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新的特点, 即犯罪成员的低龄化手段的成人化。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从1998年至2003年就平均下降两岁, 犯罪年龄的低龄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另外, 随着人类心智的成熟越来越早, 如果刑事责任年龄不进行适当的调整, 就会造成一部分的刑法空白, 也的确给了一些不法分子漏洞可钻,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行, 不难发现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在现实运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逐步显现, 导致立法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 以至于出现“有罪不能罚”、“违法不能究”的不协调现象。
再者, 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迅速发展。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新闻传媒, 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使得年龄在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的生理和心理趋于早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已行为的能力。
最后, 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刑法的威慑作用极强, 因此通过刑法的威慑作用来遏制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上升, 这是当前一个明智的选择。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后, 可酌情对青少年犯罪的刑罚措施进行一定的改变。
四、结语
只有正确认识青少年现状, 我们才能更好的帮助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危害性, 有助于确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政策观念。特别是在此犯罪低龄化已成为我国不争的事实的前提下, 无论从保护未成年人来讲还是从保障受害人的权益来讲,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都是必要的, 可行的, 也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同时笔者在此也希望大家应当完善青少年司法制度, 使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摘录公安部青少年犯罪比例统计表》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争议 篇3
关键词解读
近年来，时常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引起全国两会的多位全国人大代表高度关注。有代表主张修改《刑法》降低刑事惩罚的年龄；也有代表主张按照现状对涉罪未成年人以“少捕、慎诉、少监禁”为处理原则，代表们之间存在争议和不同看法。
修订相关未成年人犯罪法律
全国政协常委、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海南省委主委康耀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5月12日出台的《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第三项明确规定，贯彻国家对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坚持依法对涉罪未成年人“少捕、慎诉、少监禁”。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在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同时，也给了部分人钻空子的机会，年龄成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挡箭牌，使得严惩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产生矛盾。建议进一步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的底线，重新界定履行刑事责任的年龄标准，让司法机关不再因为年龄等原因对未成年人犯罪束手无策。同时，加强公检法等部门、社会、学校和家庭一体化帮教保护未成年人体系建设，矫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有效防范未成年人犯罪。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研究所所长张大勇：校园暴力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非常大，心理冲击深，有的可能是一生都难以消除的。针对校园暴力，过去有工读学校发挥作用，但现在基本没有了，这些施暴的学生在法律上未能受到惩治，家长领回去如果能认真管教倒也好，如果不能有效管教，又流落到社会上，带来的危害更大。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必要的，但降多少需要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论证。目前有关部门急需采取措施治理这种现象，但关键是要治本，从法律上加以解决。
校园暴力应引起足够重视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常委、国家督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研究：在发生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中，14岁至16岁年龄段所占比重逐年提升，至2013年已突破50%，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最近两年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比较多，可能是网络发达都曝光出来了，确有案件多发趋势，应引起警惕和足够重视。
“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就存在暴力倾向。暴力、血腥、色情等不良影视作品渲染，网络上充斥不健康内容，包括一些网络游戏，强化了孩子非理性思维和行为。孩子在虚拟空间受到负面影响，由于心智尚不成熟，不能分辨是非，将虚拟空间“搬到”现实生活中，导致校园暴力等问题出现。中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需要引导教育帮助，然而现实是不良影响将他们引向了另一面。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可取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 篇4
尊敬的主席、评委以及对方辩友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今天在此与对方辩友讨论法定结婚年龄是否应该降低的问题。我方观点是：法定结婚年龄不应该降低。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与国家政策相悖，不利于人口的控制。
目前的法定结婚年龄设定是国家一方面考虑自然因素，即人的身体发育和智力成熟情况，另一方面考虑社会因素，即政治、经济及人口发展情况后做出的决定，是最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我国人口巨大，社会资源有限，甚至紧缺。合法婚龄的提前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婴儿的出生率，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这必然给社会保障等方面带来更大的压力，社会资源是面临巨大挑战。
第二，法定结婚年龄的降低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
家庭中像许多不稳定因素导致高离婚率，也不利于给孩子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在过早的婚姻中，很多年轻人并未达到结婚的合适条件，年轻的双方还不能很好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也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来支撑起一个家。这意味着他们的婚姻会出现更多的矛盾，使之不稳定性更大，就更容易造成婚姻的失败，从而导致离婚率的增高。并且，良好的经济基础是给予孩子优良的学习环境和资源的重要条件，经济负担不仅降低了家庭的幸福指数，也限制了孩子发展的空间。第三，个人结婚年龄过早会产生诸多矛盾。
二十岁以前的青年，思想不够成熟，生活上缺乏经验。如果适当推迟婚育期，待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工作能力，经济积蓄和生活经验后再结婚，家庭的稳固性更大，生活就会更加美满幸福。
二十岁以前是多学习文化知识的年龄，应该多把心思放在加强全民素质和培养祖国人才方面，而十几岁的孩子，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当别人的伴侣？明白家庭的意义，懂得自己在家庭中应有的义务，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学业未完成，又有何能力承担起组织家庭的责任？还不是要啃老，家长的日子不好过了。再降估计以后的离婚率可接近100% 了，年轻人一个心智都不成熟就开始谈人生大事，估计以后男女相亲第一句话就是：请问你是几婚？
法律说到底也是一种导向。
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刑事检讨 篇5
专业论文
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刑事检讨
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刑事检讨
【摘要】《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关于高空抛物责任的规定，理论上缺乏合理性及正当性，实践之中的社会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拟从刑法视角对此进行检讨，为解决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高空抛物，致害责任，刑法，刑事案件
现代化城市高楼林立，高空抛物这一不文明的社会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被人们称之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一般而言，高空抛物侵权行为，是指物品被人从高空中抛下，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行为。因此高空抛物是行为人的积极作为。如果能够查明高空抛物者的确切身份，则按照一般侵权行为来规范；但在现实中，该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即在于难于确定高空抛物者的确切身份，即因无法确定真正的侵权人，如何给予受害人救济便成为了一个难题。在《侵权责任法》颁行前，由于高空抛物责任缺乏明确规定，法官判案时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以致各地法院裁判结果不一，甚至相差迥异；如在“重庆烟灰缸伤人案”中，法院对有可能实施加害行为的22户人家，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而在济南市的“菜板子案”中，法院却以“原告在起诉中无法确认谁是致其母亲死亡的加害人，缺乏明确具体的被告”以及“对此问题，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正是基于考虑上述现实而做出的，规定从建筑物抛掷物品或从建筑物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于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是立法者采取“推定加害人”的方法而做出的规定。结束了长期以来该类案件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地，保障法律适用的同一性。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立法者可能是在受害者与潜在加害人的利益权衡时，从利于受害人的救济便利作了考虑。认为在高空抛物致害行为成立后，如果没有所有可能的责任主体分担责任的话，受害人往往身在不能获得任何救济的处境；而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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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为人的重担将只会落在受害人身上，这不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但是在每个人都分担侵权赔偿责任（既受害人得到了救济的）的情况下，便有可能激励那些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发现真正的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实施高空抛物的行为，从而又免除了责任，有助于预防高空抛物的行为，避免悲剧的发生。
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初衷如此，但自颁布以来却饱受诟病。因为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来看，一个侵权行为的成立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一是违法行为，二是损害后果，三是因果关系，四是过错；除了对某些特殊侵权行为可以进行过错推定，以及对共同危险行为可以进行因果关系推定之外；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是不能够进行推定的，因为它们是判断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最基本构成要件。而在高空抛物致害行为中，只有损害后果这一项是确定的，其他三个构成要件均属于推定。仅凭受害人提供的损害事实证据来推定侵权行为人并追究其侵权责任的，这种做法是十分荒谬的。由此可见，高空抛物致害行为并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若将其归入侵权行为中，侵权责任法的逻辑体系将被破坏，所以将高空抛物致害行为的责任归为侵权责任是不成立的。同时，在自己行为自己负责的民法世界中，为他人行为承担责任是需要正当性理由。譬如监护人承担责任、雇主承担责任等情形，皆具有各自正当性的理由。那么，在高空抛物致害行为成立后，由一定范围内的可能加害人为其中某一个行为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其正当性又何在呢？试析那些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因为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实施该行为、也无法证明真正的行为人最终无法免责，卷入了一场原本无需卷入的纠纷，支付了原本无需支付的代价，而真正行为人的赔偿责任会因为多数人的分担而稀释，从而减轻真正行为人的责任负担。这可能放纵那些真正的行为人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高空抛物，或使原本不高空抛物的人也会心怀怨憎或漠视加入抛物的行列中。而社会秩序有可能因此而再次蒙受重创，这有违立法的初衷；同时，将本应有真正行为人承担的侵权责任，转嫁给无辜第三人，法律的价值也必然受到质疑。
另一方面，《侵权责任法》颁行后，当事人直接法院提起诉讼成为受害人的首要选择，直接诉讼比之于其它的处理方式比重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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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文 的；这一方面或是当事人在对诉讼可能获得的积极利益进行权衡时，认为有法可依，诉讼便利，胜诉率大的的心理使然；而主要方面是因为，公安部门在接到相关报案后，已无法查证实际加害人，迫使受害人直接选择诉讼送。但是，如此而为的社会效果却也不尽人意，从某市2011年1-6月的调研的的情况看，91%以上的被告选择上诉，总体执行标的到位率不到2.8%，35.6%的当事人不服判决上访信访。
由此可见，在高空抛物致害行为，从理论进上进行分析，它缺失相应的合理性、正当性；从它社会效果而言，也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此时，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对高空抛物致害行为的责任的解决途径的选择，不应一味的局限于追究“可能加害人”的责任，而应当从侵权责任法之外的角度探讨解决该问题的途径。本文从刑法视角出发，以期在寻找解决问题新途径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高空抛物致害行为是一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这是立法时被立法者忽视了的，所以将高空抛物致害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纳入刑事侦查的范畴之内是十分合理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高空抛物致害的行为主体，即加害人，其行为人虽不排除是刑法意义上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但这仅仅只是主体主体限制阻却违法的问题，并不影响其行为本身已然构成犯罪，它只是一抗辩事由。
其次，从客体及客观方面而言，高空抛物的损害在一般情况下会对受害人造成重大的人身损害，乃至死亡。而且对社会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也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最后，主观方面。在分析高空抛物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时主观方面的分析是重点，应加以区分；抛物者直接故意，在实际生活中，犯罪分子利用利用高空抛物作为作案手段，利用高空抛物的隐蔽性及复杂性等特点针对特定对象实施加害行为，如进行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的行为，实现其犯罪目的；间接故意，抛物者对自己的抛物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持放任心态，即尽管抛物者对抛物行为可能致人伤亡后果可以预见，但放任了这种结果的发生。譬如，一位上夜班的午休者，因为小区的大妈在跳广场舞蹈时音乐太大打搅了他的休息，盛怒之下将啤酒瓶从高空抛下；虽然午休者可能预见到从高空抛下啤酒瓶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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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能致楼下的人伤亡，他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便是间接故意；抛物者主观心态表现为过失，高空抛物极易发生严重后果是基本常识，行为人应当预见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如，某甲深夜一点在家喝酒，喝完认为楼下草丛在此时应该没人了，便将酒瓶从四楼抛下，不料把躺在草丛中幽会的某男青年砸成重伤，这便是过失。在其主观方面同样符合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特征。
（上接294页）由上可知，高空抛物致害行为是符合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它可能涉及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所以在处理高空抛物致害案件中，应该首先从刑法的角度出发，将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因为，这种思路在处理该类案件时的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利于找到真正的加害人。高空抛物致害案件发生后，因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公安机关须认真履行职责，需积极主动介入，可有效防止公安机关将其作为民事案件进行推诿。公安机关也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在刑侦过程中的运用，通过对现场勘测、痕迹鉴定等手段。对抛掷物指纹、抛掷角度、撞击力度、受伤程度等进行科学侦查，寻找到真正的责任人，并追究其相应的公法上的责任。这与立法的初衷、价值追求相符合，既救济了受害人的，也保障了社会秩序，维护了公共安全，对杜绝此类行为起到了积极的指引作用。
第二，将高空抛物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案件将从当事人自己处理的原则转成为为国家干预的原则，也即从民事诉讼转为刑事诉讼。检方在追究加害人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同时，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可提起相应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向加害人主张赔偿，从而实现对受害人的救济，也免除了可能加害人的无妄之灾，也消除了可能加害人因为这类判决而再次诉讼引发的纠纷，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三，高空抛物致害案件发生后，高空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关于证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将由举证责任将从受害人举证、或可能加害人免责的举证，转为由检控方举证，免除了依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可能加害人需要的免责的面临的繁重举证责任。同时，被告从可能加害人多数不确定变为单一的实际加害人，利于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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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追究高空抛物致害行为的法律责任，因其理论上存在着相对明显的缺陷，视其为侵权责任给予追究是缺乏合理性及正当性的，且在司法实践中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作为一般的民事诉讼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不尽如人意；但若从刑法视角出发，其中理论缺陷将得到修正，且在实践之中有利于解决该类案件，其优势也将是很明显的。建议立法机关予以修改或作相关司法解释或工作指导意见。
参考文献：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 篇6
从食品安全法实施看刑事责任的完善
徐军
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已于6月1日施行的食品安全法将有效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但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即可奏效，本文作者从刑法角度探讨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完善，对构建完整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不无借鉴意义。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食品安全法取代食品卫生法，是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现实需要，标志着我国的食品安全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彰显了国家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的决心和信心。食品安全法的主要内容，总的一点可以归结为强化食品以及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监管者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法具体明确规定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没有直接在相关条文中规定刑事责任，而是在第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属于一种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食品安全法的这种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应当说与我国目前朝着统一性、集中性方向发展的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是相一致的。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讲，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即可奏效，而是需要更多的法律规范或是部门法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与之相协调和衔接，以形成完整的确保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笔者认为，食品安全法出台后，许多法律面临着调整和完善，刑法亦是如此。
现行刑法对食品安全规范滞后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规定，亟须与食品安全法协调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显示出滞后性，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在主体上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涉及到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而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义较窄，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所规定的食品安全犯罪，在主体上只涉及生产、销售人员，在对象上只涉及食品。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不能找到恰当的罪名。例如，食品安全法规定，不得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问题是，如果违反该规定，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却并不能以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或是生产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定性。当然，对此类行为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性，但这又落入了“口袋罪”的窠臼，因为从刑法理论上讲，所有食品安全犯罪的同类客体都是危害公共安全。刑事立法技术的日臻完善，要求对犯罪客体的划分越来越精细，避免“口袋罪”现象的出现，不能把所有的或大部分的食品安全犯罪都简单地以一罪来处理。
二是刑法中有些食品安全类的犯罪的法定刑偏轻，有的甚至低于行政处罚。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而刑法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罚金刑的规定却是，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明显轻于行政处罚。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是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方向，而刑罚轻于行政处罚，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三是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类的犯罪处罚范围过窄，没有体现出预防为主的方针。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而对食品安全的风险预防性却体现得不够，面临着一种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调控不力的危机。首先，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具有预防性的抽象危险犯并不多见。其次，食品安全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对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但由于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中，不作为型的犯罪很少，生产经营者即使不作为，且造成重大损害后果，也难以对其定罪判刑。再次，有关食品安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入罪。综上，食品安全法出台后，需要对刑法进行调整和完善，以形成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层级性、严密性和强力性，确保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无缝衔接，全方位构筑食品安全法律屏障。
应将食品安全法禁止的行为与刑法典相关条文联系起来 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关键在于如何将食品安全法禁止的行为与刑法典的相关条文联系起来。食品安全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巨大损害结果，对这类犯罪行为的规制，应当以预防为主，即只要行为可能造成损害危险，就应当对其进行刑事制裁。这种预防性的刑法制裁，其实也就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流行的风险刑法理论或安全刑法理论所主张的内容。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设专节规定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罪，并增加相应的罪名。
食品安全犯罪不仅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的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食品安全犯罪，也恰恰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定罪处罚的。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被称为最大“元凶”的张玉军及其“下线”张彦章，就是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等众多领域和环节，结合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等的规定，具体罪名应包括:非法生产、销售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关产品罪;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管理罪;食品安全事故不报罪;出具虚假食品检验证明罪;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等。
二是适当增加过失的食品安全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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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都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行为人不履行食品安全法查证查货的注意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并不能根据这些罪名进行处罚。因为没有履行查证查货义务，只是一种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故意还是有相当差距，即应当注意而不注意还不能说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不管是对行为性质，还是对结果的故意。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放松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规定过失行为也能构成以上罪名。
三是适当增加不作为型的食品安全犯罪。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义务。对于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这一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由过失构成的情况下，仍然可通过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予以刑法规制，因为应当查证查货而不履行该义务的，实际可纳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过失范围之内。但对于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却很难通过目前的一些罪名进行有效规制。因为现代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有时虽然食品生产者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了生产，仍然难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尤其是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有时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对其危害性作出准确评估。即不安全食品的产生实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食品生产销售者的故意或过失行为所导致的，另一种是很难证明食品生产销售者在生产销售时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导致的。对于因为后一种可能性所产生的不安全食品，即使将过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也因为很难证明食品生产者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而很难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将生产经营者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除了可以促使食品生产销售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外，还可以对一些后来发现所生产的食品具有危害性，但却难以证明生产者具有主观过错，而且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
四是适当提高有些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特别是要消除刑罚低于行政处罚的现象。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均要设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并要全面提高罚金刑的金额，最低不能低于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罚款额度，以体现出刑罚是维护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五是适当惩处一些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风险刑法理论的核心是将刑法介入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这种刑法介入时间的提前，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一些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但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存在一个主观的证明难题，即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之目的。因此，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刑法规制也存在类似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预备行为都难以证明其主观目的，有些食品之所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者为降低生产成本而使用了变质或有毒有害的原料，或销售者为了牟取暴利而低价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且生产者或销售者购入这些原料或食品，除了用于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或用于销售外，别无其他用途，证明其犯罪目的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对于为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购入问题原料或为了销售而大量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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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李昭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呈逐步上升趋势。据统计：我院2006年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25人，占犯罪总人数的5%;2007年受理此类案件26人，占犯罪总人数的5.2%;2008年受理此类案件37人，占犯罪总人数的6.1%。犯罪总量和比重均较大，社会危害严重，不利于打击和惩治侵财犯罪，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为此我们进行了专门调查分析，并结合检察职能提出对策建议。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频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一)助长犯罪分子气焰，对侵财犯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许某等人系列盗窃案为例，许某、于某某、李某等11人自2007年5至12月期间，先后在绵阳、遂宁、三台等地连续作案60余起，盗得摩托车、助力车122辆，分别以100元至1000元的价格卖予他人，涉案金额达20余万元。犯罪分子触犯刑律，除受利益驱动外，还因有专门销售渠道、有专人负责销售，且“价廉物美”，很“抢手”，常“供不应求”，“市场前景”大，所盗赃物不愁销路，让犯罪分子没有后顾之忧，敢于铤而走险、疯狂作案。
(二)制造不稳定因素，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还常诱发破坏电力设备、公用电信设施等犯罪。以苏某某案为例，苏某某等8人先后在三台县柳池、观桥等地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电信、移动、联通等公司基站的变压器20余次，盗窃电力公司变压器10余次，盗窃村社或单位抽水站、抽水房变压器线及电动机10余次，共作案50余起，后赃物由陈德虎等人转移、销售给废旧收购店，直接经济损失19余万元。造成电信、移动等公司部分线路中断，部分乡村、工厂供电、供水中断的后果，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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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大打击犯罪难度，妨碍司法机关职能的发挥。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行为得到的财物更是至关重要的物证，对其正确定罪量刑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增加了打击犯罪的难度。仍以许某等系列盗窃案为例，破案后被盗窃的122辆赃车仅追回20余辆，其余车辆不知所踪，购赃人无从查找，增加了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难度，直接影响到打击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损害“三农”切身利益，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从本地来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的犯罪对象，一般为五类：一是摩托车、助力车等机动车辆;二是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三是通讯电缆、电线等设施组件;四是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五是农村的耕牛、生猪等家畜。本地作为农业大县、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和生猪生产大县，耕牛、生猪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增产增收、维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如朱某某一案，谢某某、李某某等人先后在三台县芦溪、金石等地盗窃作案10余次，盗得耕牛23头，并由朱某某等人窝藏、转移至成都等地销售，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产活动，社会影响恶劣。
(五)阻碍正常二手商品交易，扰乱价值规律和市场秩序。商品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商品流通和交换，而在构建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二手商品的交易，不但推动了产品流通和技术升级，也节约了资源，避免了浪费。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的增多，给正常的二手商品交易制造了麻烦，冲击了民商事活动所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让有真实二手商品需求的人们因害怕买到“贼货”而不敢、不愿交易，一方面制约了二手商品市场发展，另一方面，仅按市场价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价格倾销的“贼货”，也扰乱了价值规律和市场秩序，最终将伤害到消费者自身利益。
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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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重犯罪成本，以矫正“贪小便宜”念头为核心，从源头和思想上遏制犯罪。从实践看来，掩饰、隐瞒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并不主要是想阻碍司法机关追缴赃物和影响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秩序，而是想通过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行为谋取金钱利益。比如通过窝藏、转移赃物获得好处费;通过代为销售赚取差价;通过购买远低于市场价的“贼货”变相获得利益。针对这一特点司法机关应“对症下药”，加重金钱利益、物质利益的惩罚力度。使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充分衡量犯罪成本，考虑“值不值得”触犯刑律。检察机关针对该类案件应提出较高数额罚金的量刑建议，使犯罪分子认识到该行为构成犯罪，不但赃物被没收，还会处以比实物价值高的罚金，使其感到“不划算”，犯罪成本大，从而达到减少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二)加大打击力度，正确认识宽严相济政策精神，实现区别对待。随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实践中的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一般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人身危害性小、主观恶性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大多适用轻缓刑事政策，却没有全面认识到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如得不到有效控制会滋生新的犯罪和矛盾。应当坚持区别对待原则，对有主动提出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赃物、多人多次、社会影响恶劣等情节的要坚决起诉并提出从严量刑建议，防止惩治力度不够，放任犯罪。对于有购赃自用、赃物价值不大、初犯、偶犯等情节的，应从宽处理。对作不起诉处理的要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矫正其错误思想，并通过社区的形式进行法制教育，达到个别预防和普遍教育的目的。
(三)加紧法制宣传，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犯罪、远离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据调查发现，大多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触犯刑律，并认为自己没有参与盗窃、抢劫等犯罪，赃物是不是他人通过违法犯罪所取得的与自己无关。针对这一情形，应广泛法制宣传活动，一是对此类犯罪尽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公开开庭审理并有针对性的发表公诉意见，全面阐述其社会危害性，起到教育被告人和旁听群众的作用;二是结合实际深入案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件多发地区的乡村、社区、学校进行普法宣传，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三是结合有新闻价值的相关案例，在报刊杂志上刊登新闻稿件。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 篇7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青少年问题；校园暴力
一、社会现象概述
近年来，青少年恶劣事件频频发生。“江西永新女生遭初中生围殴”，“福建南安两初中女生暴力三分钟，小学女生被扇25巴掌”，“永泰初三男生遭围殴皮被切除”，“重庆女生被5同学围殴致十级伤残”……想必大家对这些新闻标题都不陌生。在络信息化的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些校园欺凌、少年暴力问题的曝光率、关注率都比较高，往往迅速在舆论的激烈讨论下成为热点问题。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致人害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未满十四周岁的人，无论犯什么罪都是不负刑事责任的。这些施暴的主人公也往往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逍遥法外，这无疑更加重了社会大众与青少年恶劣事件之间的矛盾。在还不能找到弥补刑事责任年龄短板的方法，或是所谓的这些教育、感化不能有效遏止青少年暴力事件的情况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越来越大，也的确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二、社会普通老百姓的普遍观点
“伤人不忌者罚”自古以来就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符合人们最朴素的价值观，但这并不代表社会大众不能宽容青少年犯错误。青少年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年少轻狂犯下错误也是值得被原谅的，但是青少年真的对杀人、强奸、欺凌这些犯罪行为没有辨认控制能力么？普通老百姓对青少年知法犯法却又不受刑事处罚是不能理解的或者说不可接受的。甚至有的“懂法”少年在违法被抓之后公然叫嚣：“我没有满十四岁，你们不能拿我怎么样。”暴力事件的恶性程度和青少年们轻薄妄为的态度往往在事件披露之后引发民愤。对于这些严重侵害法益、社会危害极大的行为，仅凭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这个犯罪阻却事由，实在难平民愤难堵众口。在多人实施暴力事件的情况下，年龄相仿的人有人因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受到刑罚责难，年龄稍小的却能合法避免处罚，甚至出现主犯无罪，从犯获罪的情况，这些都是普通百姓不能接受的处断结果。社会普通老百姓也希望国家尽快找到解决的办法，可是在解决办法难以出台，各种青少年恶劣事件又持续不断发生的情况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个最简单粗暴有效的办法，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选择和呼吁。
三、专家、学界的看法
青少年暴力事件的频发也引起了法学界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专业法律人对该问题的看法显然理性很多，但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1.第一种观点认为，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合理
首先，自1979年颁布的刑法就确定了“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是绝对无刑事责任人”并沿用至今，现行制度符合我国长期的国情，轻易改动将导致刑法乃至整个法律的变动，可能会导致各种法律的处罚范围扩大，国家权力的扩张可能压缩国民权利，应该谨慎看待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感性用事可能造成严重的后续问题。
其次，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对待少年犯罪应该教育、感化、挽救，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现行刑法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就比较合适，继续扩大打击面，让仍可改造教化的青少年带上罪犯的帽子，对青少年的现时的改造和未来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单纯诉诸刑法，不考虑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是武断的，刑法的目的本来就不在于惩罚。
再者，社会、家庭、学校对青少年的教育是有责任的，让年级尚幼的青少年单独承担刑罚，是否是在逃避责任？离异家庭、留守儿童得到的关爱和教育本身就极可能是有缺陷的，部分家庭教育方式也是存在问题的，溺爱、严苛、忽视，这些都可能导致青少年身心出现问题，然后走向歧途。学校也是存在问题的，在教育以成绩为准则，升学为目的成为普遍显现的今天，成绩不好的学生可能被打上“坏学生”、“成绩差”等等标签，成绩优秀的同学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加之学校德育教育、法制教育的缺失，也是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源头。社会同样难辞其咎。社会普法、教育活动不够频繁，或者本身就没能深入人心，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未受处罚又没有社会的正确引导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违法乱纪的青少年增勇添胆。
2.第二种观点认为，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不合时宜，需要改革
第一，刑法规定14、16周岁两个层次的刑事责任年龄，是出于保护青少年的目的，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本身就必然导致对青少年犯罪的纵容，甚至起到激励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保护、宽容不是放任、纵容，既要做到保护也要做到教化、挽救。从《刑法》第十七条来看，对待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犯罪又不处罚的，应当责令家长教育，必要时由政府收容教养。但是事实上，这些家长责令教育真的起到了教化、挽救作用么？政府收容教养的又有几个？从犯罪不断低龄化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仅凭这些措施是不够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再出于保护青少年的目的适当减轻、从轻、免除处罚，或许更适应保护法益的需要，也能真正有效避免青少年误入歧途。就算被判处了刑罚，也应该设立专门的监狱、出台相应的教育措施、撤销青少年犯罪前科等补救措施，既惩治犯罪教化青少年，还能避免所谓对青少年不利的影响。
第二，从新修订的《民法总则草案》来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年龄从10岁降低到6岁。这足以说明年龄制度不合适是可以改变的，也侧面反映了明现在的孩子比起85年制定《民法通则》时在心理、智力、知识面等方面都要进步很多。1979年，制定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时，那个时候网络不发达、科技不够先进、民风也比较淳朴，青少年对法律的认识程度、辨认控制能力远不及当今的青少年，他们也往往比较易于改造、教化。时过境迁，现行刑事责任制度在犯罪低龄化的紧迫现实下备受拷问。刑法专门保护的对象，还和以前一样么？这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社会法学派，强调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时强调社会对法律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多数社会法学学者一直将青少年犯罪的责任归于社会、家庭、学校等外在环境。这些因素不是没有，但是一味的把责任归于社会，归于家庭、学校是否科学？难道16岁、20岁的人犯罪了就没有社会、家庭、情感的原因了？笔者认为这是极不正确的一种价值导向，无疑是在告诉所有青年错都在别人身上，我没有错。如果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是源于这样的理论，是一定站不住脚的，最多算得上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既然只是一个次要原因，那么夸大社会责任来掩盖青少年自身出现的问题本身就言过其实了。承担刑事责任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根据时代的变化、青少年犯罪问题频频发生的客观事实和青少年心智早熟的主观现实来看，一些法学学者认为有必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第四，青少年人犯罪的对象往往也是青少年，是他们的同龄人甚至更年幼的人，如果说刑法制定刑事责任年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那么放任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去侵犯其他青少年的法益，是我们想看到的么？符合刑法最初的原则么？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既能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又能切实保护更多少年儿童的利益，不得不说是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四、古今中外的立法给我们的启示
刑事责任年龄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西周的“三赦之法”：“一曰弱幼，二曰老耄，三约蠢愚”。这三类人中的弱幼就是指的年幼无知的少年儿童，他们犯罪应当赦免。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源远流长，它的存在必然是合理的，但是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历朝历代都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除秦朝以身高为刑事责任承担的标准，各朝各代都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但是严格说来，没有哪个朝代真正确立了完全免除刑事责任的制度。一般都有规定类似“缘坐应配没者不用此律”的条文，即连坐受罚的不适用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或者犯谋反、谋大逆等重罪时往往也不适用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这也说明刑事年龄制度的确应该根据国情和时代发展做出一定的调整，尤其是青少年暴力犯罪情况恶劣的情况下。
从国外的一些国家来看，荷兰是12岁以下的儿童不负刑事责任，12～16岁的青少年依据未成年人刑法来审判。葡萄牙7～14岁就可负相对刑事责任。美国各州有所不同，有10岁、12岁追究相应责任的。这些都告诉我们，低于14岁负刑事责任是有先例的，是有国外经验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大多数国家仍然是以14、16周岁为节点的。因此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改革还是需要充分的思考和论证。
五、结语
青少年恶劣事件在近年来屡有报道，许多言行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殴打、侮辱、扒衣服、砍人……社会不愿意看到也不想相信这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是花样年华的青少年们干出来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犯罪低龄化问题越来越严峻。法律要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青少年儿童，但是保护不是在法律的庇护下肆意妄为，不是对青少年犯罪事件置若罔闻。在当前的形势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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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被告之举证责任新论 篇8
举证责任可谓整个刑事证明的中心环节，举证责任之分配则是这一环节的核心问题，也是刑事实体规范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还是平衡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种价值观的重要工具。现行证据法规范对这一问题的原则性规定或使有些实体规范背离立法精神，或使控诉方因难以举证而束手无策。总之，使实体与程序难以整合。故笔者以为，基于诉讼经济与效率、公平、以及司法公正的考虑，被告在刑事诉讼中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本文就围绕这一问题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刑事举证责任及其分担的一般原则，被告的举证责任之含义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指证明主体提出证据并运用证据按证明标准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即“在举出证据的基础上运用证据‘说服’裁判者，使其产生确信，对于待证事实，达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1]，否则应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不利法律后果。举证责任的概念包括三层含义[2]：第一，就事实主张提出证据的责任；第二，用充分的证据说明其事实主张的责任；第三，当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说明其事实主张致其事实主张不被采信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其中，事实主张是确定举证责任的基础，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
诉讼证明的实质，就是证明主体履行其举证责任，将对证明客体的论证达到证明标准的活动。[3]举证的前提是提出事实主张，证明客体即待证对象即一方提出的事实主张，而对特定事实主张证实或证伪，并在证实或证伪不能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事实主张不被采信，这便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产生两条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其一，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不承担举证责任；其二，在自诉案件中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不承担举证责任。笔者以为：科学分担举证责任不能不考察作为举证证明的对象事实主张，这些事实主张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既有关于被告人有罪与无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量刑情节等实体性事实主张；也有关于非法取证、刑讯逼供、违反法定程序、申请回避，诉讼期限等程序性事实主张。刑事证明对象的这种多样性特征决定了在一般性分担规则外还须有特殊的分担规则存在。即可能存在被告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一定举证责任的情况。
被告的举证责任不是举证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而是指举证证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即“消极性的举证责任”或“防御性的举证责任”。被告人在审判中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罪轻或无罪属于法律赋予被告人的辩护权，是权利，不是义务或责任。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辩护权，也可以不行使辩护权，而且不能仅仅因为其不行使辩护权，就得到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或裁判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根据立法上的规定或司法上的要求，对于犯罪的某些要素或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而与犯罪构成密切相关的（从而影响定罪量刑）要素，以及某些程序性要素，控诉方不需要举证证明，或者仅需间接证据证明，即可推定这些要素的存在时，如果被告不对此提出证据进行辩解，就要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被告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责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4]在这里，被告的辩解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因为权利是可以放弃的，而且不会因此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被告这种提出证据进行辩解的义务就是一种证明的负担，即举证责任。
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历史考察
举证责任的内容在不同的诉讼制度中有所不同，其与诉讼程序的性质、形式和特点有直接的联系。
从举证责任的历史沿革中可以发现，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自有诉讼以来就一直存在，区别仅在于其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不同[5]：弹劾式诉讼中，国家对犯罪不予干涉而交由民众自行处理，被告和原告承担同样的举证责任，基本上是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分配举证责任；纠问式诉讼中，被告的举证责任成为法官发现事实真相的主要途径，甚至发展到没有被告认罪的口供就不能结案的地步，被告完全成了打击犯罪的工具；近现代诉讼由于受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司法的文明、人道以及民主成为现代诉讼的主要标志，被告的地位逐步得以提升，法律专门设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沉默权以及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即便如此，考虑到诸多类犯罪难以侦破，存在很多只有被告才能证明的事实，以及举证公平、诉讼经济与效率等因素，法律并没有取消被告的举证责任。这种刑事政策的考虑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司法的天平不应仅追求当事者之间的实质平衡，也在更高的层面上追求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之间的平衡。中性的司法如社会的平衡器，理应不会偏私地成为任何一方的利用工具。[6]
三、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与无罪推定、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的关系
无罪推定原则（presumptionofiocence）指被告在被证实和判决有罪
之前应推定为无罪。在联合国关于法律人权的国际文件和文书中，无罪推定被充分肯定。按照龙宗智教授的理解，无罪推定在程序和技术意义上具体体现为两项基本要求：一是不能证实就不能判定被告有罪即“疑罪从无”；二是举证责任由控诉方负担，被告不负举证责任。其中第一项是绝对性要求，即任何案件的处理都不能违背；第二项是相对性要求，即不排除例外情况。[7]这
种例外就是由于某些特别难以证实的情况、国家刑事政策的特殊要求以及基于诉讼经济、公平、效率等因素的考虑。要求被告在特定的情况下承担一定地举证责任就是这种例外的相对性的体现。
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privilegeagaitcompulsoryself-incrimination）是被告在刑事诉讼中所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联合国通过的许多国际法律文件均将此特权确立为刑事被告在受到指控时所应享有的“最低限度之保障”[8]。依据美国学者的观点，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实际包括两方面的要素：一是不受强迫性，即沉默或陈述均须出于自愿；二是有权拒绝提供任何证言或其它证据。这一权利作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对控诉方与被告的诉讼地位加以平衡，[9]不受强迫性是该特权的核心内容，对法庭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人道性具有最终的保障意义，是绝对性要求。第二项要素不是绝对的，它在适用范围上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在美国，在很多例外情况下被告不享有该特权而必须作证。[10]以上分析可见，这一特权的要旨在于“反对强迫”，以求取诉讼上的平衡，让被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的主要动因也在于求取取证能力上的平衡，这与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在内在机理是暗合的。
总之，被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并不是绝对的与无罪推定、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并行不悖。
四、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理由及其大致范围
1、在某些极特殊的情况下，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被告当然承担举证责任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由于“特殊的立法目的（如对某类犯罪因其危害性和追究的困难性需采用特诉讼手段），或由于案件中某些嫌疑人行为引起的责任”[11]，法律规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对特定问题的举证责任，如果其未能履行这种责任，则可以推定其有罪。依照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要证明被告有罪，就需要控诉方通过客观存在的法律事实和各种具有价值的可靠证据加以论证，即在刑事诉讼中由控诉方负担被告有罪的举证责任。但是，由于犯罪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对于有些犯罪的追究客观上仅靠控诉方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而只有让被告来进行合乎逻辑的举证方能最终得出罪与非罪的定论。
举证责任倒置一般都是由法律以推定的形式明确规定，立法者决定在某些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理由包括司法证明的需要、各方举证的便利，以及反映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政策性考虑。举证责任倒置的典型立法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者出于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需要，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被告人负担说明其合法来源的举证责任，如果这一责任未能有效履行，法官可据此推定其为非法所得，从而认定构成犯罪。当然，这种规定也考虑了举证的便利。即使其巨额财产确实是非法所得，控诉方也难以证明，但是如果这些财产确属合法所得，让被告人证明其合法来源是比较便利的。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控诉方仅承担初始推进性的举证责任。如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中，控诉方只要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然后案件中主要的举证责任便由被告承担。此外，在非法持有型犯罪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担也呈倒置状态。如果被告人证明不了其持有行为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时，法院就可据此推定其为非法持有，从而宣告其有罪。也就是说，在被告人是否“非法”持有的问题处于事实不明的状态时，被告人就应该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推定其为有罪。由此可见，举证责任倒置是违反“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是由控诉方提出事实主张，而由被告承担该事实主张不成立的举证责任，被告人对此举证不能时，推定控诉方提出的事实主张成立。
2、基于举证的便利和诉讼效率的考虑，案件中某些具体事实主张或情节的举证责任可能转移到被告身上
以无罪推定原则为基础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只是明确了整个案件的举证责任应该由控诉方承担，至于案件中的具体的事实或情节的举证责任，则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分配，即在某些情况下，举证责任也会从控诉方转移到被告人身上。法律规定举证责任的转移，主要是考虑到诉讼活动中证明的需要和举证的便利，即由那一方先行举证更有利于诉讼的推进。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只有当被告人在诉讼中提出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但被告并非对所有基于辩护权而提出的事实主张都要承担举证责任，如被告人只是消极的否认控诉方的事实主张，如声称自己没有杀人，对这一事实主张就不承担举证责任，即不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只有当被告提出具有积极辩护意义的具体事实主张时，举证责任才转移给被告人。如被告人不仅说自己没有杀人，还说被害人是某某人杀的，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杀人，那么被告人对这个具体的事实主张就须承担举证责任。法律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赋予其提出积极辩护主张的权利，但法律亦要求被告人在提出积极的事实主张的同时须承担对该事实主张的举证责任，这是符合司法证明规律的。既然被告提出一个具体的事实主张，他也就应该提出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主张，而且他显然也处于举证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可以随便的提出一个事实主张，而后由控诉方举证反驳，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那显然违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则，也会极大地降低司法证明的效率。
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能导致举证责任的转移的辩护主张至少应包括以下六类：第一，关于被告人责任能力的事实主张。如被告有精神病或作案时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被告人作案时未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等。第二，关于被告人行为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的事实主张。如被告人的行为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被告人有合法授权，持有执照、批件或其他正当理由等。第三，关于被告人无罪辩护的事实主张。如被告于案发时不在现场、被告人不可能实施某种犯罪、犯罪是另外某人所为等。第四，关于被告人提出的影响量刑的量刑情节的事实主张。如被告人作案时不满16、18岁，被告人审判时系孕妇等。第五，关于侦查人员或执法人员行为违法性的事实主张。如侦查方面的“诱惑侦查”；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等。第六，关于诉讼推进的程序性事实主张。如被告提出的回避申请、管辖权异议等。
3、对犯罪构成主观要件而言，控诉方无法用直接证据证明，只能通过间接证据证明，这就决定了被告人必须承担这些要素不存在的举证责任
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的证明，如对于“明知”的认定，一般无法凭直接证据来举证证明，而只能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认定。因为“明知”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活动，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形成及表现过程，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将其客观再现出来。所以，认定“明知”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客观行为推定，因为人的思想是对客观的反映，支配着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人的思想的外部表现，反映着人的思想。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支配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它必将通过犯罪客观行为表现出来，而这些客观行为对于证明行为人是否有“明知”的心理态度，无疑不具有最直接的证明力，因而只能是间接证据。由于间接证据所得出的有关证明对象的结论只具有高度盖然性，从理论上讲，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的结论。这样，立法者和司法者就会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唯一可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有不具有完全的可靠性。针对这一尴尬境地，立法者和司法者只能采取一种补救措施：通过被告的有效反证来推翻控诉方用间接证据所作的推定，从而把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降到最低限度。如果被告不对此进行反证，只要控诉方用以证明犯罪的主观要件的间接证据——即有关客观行为的证据确实充分，就当然推定控诉方要证明的主观要件成立。这样，被告的反证就成了他的一种义务，因为他如不如此行为，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被告负有举证证明控诉方所指控的主观要件不存在的举证责任。
4、对于某些犯罪构成要件外的事实，由被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是合理可行的对于有些事实，虽然不是构成要件事实，但是和犯罪构成有密切联系可能影响定罪量刑。对于这些事实，如果对控诉方指控犯罪有利，由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对于被告的辩护有利。之所以如此分配对这些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对控诉方的举证责任不能作无限制的要求，只要控诉方完成了对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举证证明责任，其举证责任就已基本解除，因为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举证证明的完成也就意味着被告有罪证明的完成。被告此时事实上已被证明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举证责任就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对控诉方有利时，控诉方应继续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被告的辩护有利时，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控诉方已证明被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控诉方已完成了对作为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至于被告收受的财物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私下用于本单位的业务招待、送礼，也即赃款的用途和去向，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因为被告利用职权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即构成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既遂状态，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犯罪既遂之后的事实，自然是犯罪构成之外的事实。因此，如果被告确实是私下用于本单位业务招待等支出的，只能在量刑时酌定从轻。但对此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第二，被告对构成要件外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是诉讼经济的要求。刑事诉讼法既有社会保障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其人权保障功能往往是以牺牲诉讼效率为代价的，所以，对于人权保障功能不应无限制的强化。控诉方既然已经对犯罪构成要件等事实承担了举证责任，被告人已被证明有罪，说明国家已经公正地履行了人权保障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经济和效率应更加予以强调。如果要求将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完全由控诉方承担，将使控诉方不堪重负，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如要求控诉方证明每一笔赃款的用途和去向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相反，由被告证明，则相对容易。
根据上述分析，对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实范围，可以概括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只有在控诉方对被告构成犯罪的基本事实或构成要件进行举证证明后，被告才需要对法定的应由其举证的部分事实进行举证证明；其二，即使对于法定的应由被告举证的事实，在被告举证后，最终反驳其存在的责任仍然由控诉方承担；其三，只有那些控诉方无法证明或难以证明且被告易于举证证明的事实才承担举证责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被告的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应做较低的要求，在英美法国家，控诉方的举证必须达到使法官和陪审团不存在任何怀疑的程度，而对被告的举证只要求所证明的盖然性与对方相当即可。[12]在我国，基于控诉方和被告的力量对比和在诉讼中的控辩地位，法律对被告的举证责任的证明程度同样应予以较低的要求，即证明标准相对于控诉方的要求较低，其证明并不要求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在盖然性占优势的基础上证明其事实主张”[13]即可，即只要证明其事实主张成立的盖然性大于不成立的盖然性即解除其举证责任。
【作者介绍】2001年7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学士学位；2004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获硕士学位；2004年7月进入燕山大学法学系工作，主讲课程为刑事诉讼法学、司法文书，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司法制度。近年来在《燕山大学学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贵州警官学院学报》、《律师与法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