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精选8篇）

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篇1

论刑事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

论刑事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

摘要在充分肯定新刑法历史性意义的前提下,对老年犯罪者刑事责任的特殊处遇、劫持列车罪的设立、刑法第102条的罪状以及刑法等395条的罪名等问题作了质疑,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法典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刑事政策境外国家工作人员

八

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刑法是对1979年刑法典的一次全面修订。其立、改、废所涉条文之多、修订幅度之大,为中外立法史所罕见。新刑法颁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肯定性评价占绝对多数。笔者在充分肯定新刑法意义的前提下,对其作质疑性探讨,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典的若干建议,以期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关于增设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特殊处遇之建议

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体现了从轻从宽原则。例如,将刑法典中的年龄明确界定为周岁,从而避免了司法实践中有意无意地借虚岁年龄错误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情况。又如,新刑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缓,从而使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的行刑制度得以落实。原创：http:///这些均是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殊性基础上所作的修订,旨在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其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新刑法典没有规定老年犯罪者刑事责任的特殊处遇,似有不完善之嫌。事实上,对老年人犯罪的处理采取从宽原则亦为必要。首先,这是由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状况所决定的。人的责任能力不仅随着年龄之增长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而且随着成年人进入老年阶段,其责任能力还有个逐渐减弱甚至丧失的过程。(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第262页)因此对于老年人犯罪的处刑原则与青壮年人犯罪的处刑原则就不能没有区别。其次,现代社会刑罚的目的决定了对老年人犯罪应予以从宽处理。教育、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是当代各国刑罚目的观之主流。人到古稀之年,往往神智不清,自我辨控能力大大下降,对其犯罪均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难于赢得社会认同,同时也会丧失或降低刑罚效果。鉴此,许多国家在其刑法中均作出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特别规定: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条规定,对超过70岁的犯人从轻处刑。再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60岁以上的男人、妇女……不得适用死刑。”第19条规定,剥夺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过15年。但对犯罪时60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剥夺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再次,是刑罚经济性之要求。人到老年,其劳动能力减弱甚至丧失。对其犯罪的若均予以关押,不但不会创造社会价值,反而会给国家造成负担,即需要国家无偿供养,分出人、物、财力来照料其身体与生活。最后,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老年犯罪者在刑事犯罪人中虽占一定比例,但终因其占全社会人口比例小以及其行为能力弱等而使其社会危害性程度较低。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可以在其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将有关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补充进去。实践中,对那些年老力衰,神智模糊或身体有病,已失去再犯可能的老年犯罪人可依法分别予以从轻处罚或监外执行、保外就医。

二、关于新刑法第102条的修正建议

新刑法第102条第1款规定:“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第2款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规定处罚。”将两款内容进行比较不难得出:此处的“外国”非同于“境外”。本罪中的“外国”泛指本国以外的国家。而“境外”则实际特指回归之前的香港、澳门地区和统一之前的台湾地区。鉴于香港已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澳门也将于1999年12月31日回归,而海峡两岸的统一亦具现实可能性,因此不宜再将这些地区统而概之地称为“境外”,否则不但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理论误区,而且会在事实上给别有用心的国家或个人提供恣意侵扰我国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乘之机。笔者建议,有权解释的部门可将刑法第102条第2款修正为:“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规定处罚。”

三、关于增设“劫持列车罪”的建议

劫持列车的行为既可在一国境内发生,亦可成为一种跨国、跨地区的犯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发生过一些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列车的事件。这种行为对公共安全危害极大,引起了国际刑事立法的普遍关注。许多国家适应国际、国内和平、安全之需,纷纷修改或补充其国内法,将劫持列车罪及其普遍管辖权制定为本国刑事法律规范。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一,有率先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

义务。然而,新刑法仅设立了“劫持航空器罪”和“劫持船只、汽车罪”,却独独未设立“劫持列车罪”,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原创：http:///事实上,与航空器、船只及汽车一样。列车亦为大型现代化交通工具,承

担着运输大量人员和物资的任务,与公共安全联系甚密,如被劫持,则可能使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和巨额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劫持列车的事件在国际上发生过,在国内发生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对这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必须予以严惩。鉴此,笔者建议将“劫持列车罪”尽快补充进刑法分则中去。

四、对刑法第395条罪名的质疑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均将本罪罪名概括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笔者在分析本罪罪状的实质内涵后,认为该罪名提法欠妥。顾名思义,本罪当指罪犯本人对其巨额财产的来路不甚明了,但以罪状的实际内涵来看,本罪却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对罪犯的巨额财产之来源难以查清、无法核实。

近年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进行贪污受贿、非法经商、卖官鬻爵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与其合法收入明显不符的巨额财产。司法机关对其讯问时,其本人又拒不如实说明其财产之来源,加之此类犯罪的方式隐蔽,手段狡猾,而我国又未建立相应的财产申报制度,这些均使司法机关查处此类案件困难重重、阻碍巨大。为严密法网,使司法机关易于证明犯罪以及使腐败官员难以逃避裁判,立法机关在设立本罪的同时,将举证责任转移到有巨额不明财产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从而大大加强了对该种犯罪的打击力度。

由此可见,真正对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甚明了的是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所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提法易产生该罪主体是司法办案人员之误导,显然,这种误导的结果是荒谬的。事实上,占有巨额财产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对其财产之来源是甚为清楚的,也正是因为其本人明知其财产来源的非法性,所以在受到刑事追究时,其拒不如实供述,妄图逃避侦查和审判,这才使得司法人员终究“不明”其财产之来路。

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篇2

关键词：相对刑事责任能力人,绑架,故意杀人,共同体犯罪

一、已满

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行为人绑架他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定性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与上述8种罪行相比, 绑架行为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但却未能被立法者列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 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立法上的一个缺漏。这也导致在当前的法律规定不改变的情况下, 依照罪刑法定原则, 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的绑架行为不得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过, 仍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刑法》第17条第2款虽未规定绑架行为, 但明确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故意杀人的, 要负刑事责任。而根据《刑法》第239条的规定, 在绑架中, 杀害被绑架人的, 不另行定故意杀人罪, 而是作为绑架罪的一个“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的情节。那么,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他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 是否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如何追究呢

(二) 应否追究刑事责任

1.学界的“肯定说”与“否定说”之辩

从应然性的角度来看, 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理应承担刑事责任, 理由在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尚且对故意杀人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不对绑架加故意杀人的行为承担责任, 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因此, 严格地说, 从应然性角度对此问题并不存在什么分歧。但如果从当前法律规定下追究刑事责任的正当性来说, 对于此问题的定性, 理论界则存在很大的争议, 可以归纳为“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否定说”认为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绑架他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理由在于:第一,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属《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犯罪, 由于《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中不包括绑架罪,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 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1]第二, 按照《刑法》第239条规定, 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只是绑架罪的一个情节, 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绑架行为尚不构成犯罪, 既然作为主行为的绑架行为不能构成绑架罪, 将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的从属行为确定为犯罪则显然也不合适。[2]

“肯定说”则认为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理由在于:第一, 立法者之所以将故意杀人等8种犯罪行为规定在限制刑事责任的范围内, 旨在表明立法者认为或推定这一年龄段的人对故意杀人等8种行为理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的杀人行为, 与一般场合 (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场合) 下的杀人行为本质一样。[3]因此当然具备对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这一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第二, 绑架和故意杀人并不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 并且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可以将其分开, 单独予以评价。绑架过程中的故意杀人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不仅不缺少任何构成事实, 相反, 还舍弃了过剩的绑架部分。人们实际上是被绑架罪貌似结合犯的立法所迷惑和困扰。[4]

事实上, 学者们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争论都与《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紧密相关, 根源就在于各方对该款规定的理解存在差异。一种观点认为, 这一条文所指向的是八种具体的犯罪, 相对刑事责任能力人所实施的行为只有构成了这8种具体的犯罪, 才承担刑事责任, 此所谓罪名说, (罪名说后又发展成为广义罪名说与狭义罪名说, 狭义罪名说仅包括条文中所指的8种具体罪名, 广义罪名说不限于这8种具体的犯罪, 还包括与这8种犯罪相关的构成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的犯罪)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这一条文所指向的是八种具体犯罪行为, 即相对刑事责任能力人只要实施了上述犯罪行为, 即需承担刑事责任, 而不限于这8种犯罪, 此所谓罪行说。依照上述观点, 如果对第17条第2款作狭义罪名说的解释, 则当然得出相对刑事责任能力人不需要为绑架杀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结论, 理由在于, 狭义罪名说是以事实为大前提 (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 构成绑架罪) , 以规范为小前提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没有规定绑架罪) ;故而得出依罪刑法定原则, 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结论。而依广义罪名说和罪行说的观点, 则相对责任能力人当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理由在于, 这是以规范为大前提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了故意杀人行为) , 以事实为小前提 (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的, 属于故意杀人行为) 。也正是由于对17条第2款的不同解释, 才导致了学界对于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行为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争议。

2.笔者的观点

在笔者看来, 广义罪名说乃实质上的罪行说, 只是从不同角度对该条文进行的解读, 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一致的。故而关于刑法第17条第2款的争论就可以简化还原到狭义罪名说与罪行说 (或广义罪名说) 的矛盾,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具体问题而言, 坚持狭义罪名说则不需追究刑事责任, 坚持罪行说则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罪行说显然是合理的,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理由在于:

首先, 从立法本意来看, 立法者将故意杀人等8种犯罪行为列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者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其意在表明处在这一年龄段的人对该8种行为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而对该8种行为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者在绑架他人后实施的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与一般场合的杀人行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既然处在该年龄段的人对于一般场合的杀人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那么便没有理由否认他们对绑架他人后实施的危害更大的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同样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如果认为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不得追究刑事责任, 则司法实践中有杀人故意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完全可以通过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手段实施杀害行为, 以达到逃避刑事责任的目的, 这显然违背立法本意。因此, 行为人应当对此承担刑事责任。

其次, 从罪数形态来看, 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 符合两个犯罪构成, 为实质的数罪, 即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立法只是将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规定为绑架罪的一个加重情节, 事实上, 故意杀人罪并不是绑架罪的有机组成部分, 将绑架他人然后又杀害被绑架人的, 规定为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 实行数罪也是完全可行的。笔者认为刑法之所以将故意杀人规定为绑架罪的加重情节, 是因为绑架罪的法定刑已经很高, 实行数罪并罚没有必要。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定绑架罪一罪, 其前提是存在构成犯罪的绑架行为, 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绑架行为尚不构成犯罪, 因此可以对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另行定罪。因此以绑架行为不构成犯罪, 作为否定后续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再次, 实务界涉及这一问题的所有法律解释或答复意见均摒弃了所谓的狭义罪名说, 认为应当追究相对责任能力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刑事责任, 为上述结论的得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长会议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研究意见》认为, 《刑法》第17条第2款中的“故意杀人”泛指一种犯罪行为, 而不是特指《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这一具体罪名;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实际上是绑架和故意杀人两个行为的结合规定,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者虽不对绑架行为负刑事责任, 但仍应对故意杀人罪负刑事责任。 (2) 2002年7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中指出,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 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人质后杀害被绑架人, 拐卖妇女、儿童而故意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重伤或者死亡的行为, 依照刑法是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3) 2003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指出,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4)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指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刑法》17条第2款规定以外的行为, 如果同时触犯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确定罪名, 定罪处罚。”

(三) 如何追究刑事责任

在解决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正当性问题后,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 即如何对相对刑事责任能力人定罪处罚的问题。

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即凡是持肯定说认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论者普遍认为在该种情况下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非绑架罪。主要理由在于:第一,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中的8种犯罪本身就是一种犯罪构成的定型, 既是对具体犯罪行为的规定, 也是对罪名的规定。因此, 在确定具体罪名时, 必须根据其涉及的犯罪构成确定。也就是说,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杀人的, 只能定故意杀人罪。[5]第二, 如果对行为人定绑架罪, 则依《刑法》第239条的规定, 处刑太重, 不利于贯彻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6]

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应当对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相对责任年龄人定故意杀人罪而非绑架罪。具体理由在于:

首先, 不论持罪行说还是罪名说, 由于《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将“绑架”明列为相对责任年龄段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 定绑架罪不免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其次, 定绑架罪会加重对未成年人的刑罚, 虽然《刑法》第239条规定杀害被绑架人的, 定绑架罪, 处死刑, 将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作为绑架罪的法定加重情节, 但由于相对责任能力人不需要对绑架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一旦定绑架罪, 无疑只能适用绑架并杀人的条款, 导致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者对其本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绑架行为负担了刑事责任, 明显加重了对该年龄段人的刑罚。

最后,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指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刑法》17条第2款规定以外的行为, 如果同时触犯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确定罪名, 定罪处罚。”依照此解释, 应按照17条第2款的规定定为故意杀人罪。

二、小结

笔者认为, 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行为人绑架他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这是尊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 相对最为妥当的处理方法。但应认识到绑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立法者也对其规定了严厉的法定刑。此外, 《刑法修正案 (八) 》中涉及的限制减刑等规定都将绑架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等罪名并列, 再次体现了立法者对于绑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与其他限制责任范围内的犯罪不相上下, 因此将绑架行为明确纳入到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内, 才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上述的难题也将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牟伦祥.绑架罪条款有疏漏之处[J].法律与监督, 1999, (3) .

[2]孟庆华.关于绑架罪的几个问题——兼与肖中华同志商榷[J].法学论坛, 2000, (1) .

[3]肖中华.绑架罪略论[J].山东法学, 1999, (5) .

[4]陈家林, 张波.<刑法>第17条第2款的真义[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3, (3) .

[5]袁彬.我国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下) [J/OL].京师刑事法治网, 2012-03-03.

论犯罪主体之刑事责任能力 篇3

摘 要 所谓刑事责任能力是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或资格,而不是以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来评价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进而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评判标准。如果将刑事责任能力作为犯罪主体构成要素的认定标准则与现存的犯罪客体体系存在矛盾和冲突;将无法实现刑法所要求的人权保障功能,会导致罪不当罚、有罪不罚情况的出现,而将刑事责任能力从犯罪主体构成要件中排除出现则有利于解决上述矛盾。应将刑事责任能力从犯罪主体构成要素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将其还归给刑事责任本身,让刑事责任能力成为判断刑事责任有无和大小的构成要素,而不是成为犯罪主体构成评价要素。

关键词 刑事责任能力 犯罪主体 排除

一般认为,刑事责任能力即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是构成犯罪主体的必备要件,即某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要求该行为人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如果该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则该人不构成犯罪体,该行为则不构成犯罪。“任何自然人犯罪都必须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能力是自然人犯罪构成主体要件的共同要素。”。这种传统的将刑事责任能力作为犯罪主体的构成素的观点是不科学,导致了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脱节,也造成了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

一、将刑事责任能力作为犯罪主体构成要素将导致罪不当罚

传统的刑事责任能力理论认为,有刑事责任能力人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犯罪,该刑事责任完全由有刑事责任能力承担,即理论上的间接正犯,此种解释对有刑事责任能力人在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时倒是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问题在于,在成年人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共同实施犯罪而未成年人起主要作用,成年人起辅助作用的情况下,或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利用或诱导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人的情况下,此种理论无法给人作出一个公正而合理的解释。

因此,将刑事责任能力作为犯罪主体的构成要素将导致共同犯罪认识领域的困境和混淆,将可能严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将不利于实现刑法所倡导的人权保障机能,只有将刑事责任能力从犯罪主体构成要素中排除出去,才能实现刑罚的公平公正,实现刑法所要求的人权保障机能。

二、将刑事责任能力作为犯罪主体构成要素将导致有罪不罚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少复罪罪名的存在,即某种罪的成立依赖于另一种罪的成立,如果作为前提的罪不成立,则后罪将不复成立。如刑法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即过去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罪名)等皆属此类。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即刑法明确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成立必须是行为人明知是该收益是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如果非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的,则不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但如果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了盗窃、抢劫或绑架等行为获得了财物,而行为人明知该种财物的来源和性质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是否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或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呢?根据现行的刑事责任能力构成犯罪主体构成要素的观点来看,该行为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的抢劫、盗窃、绑架等行为不构成犯罪,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的罪名是依附于前行为构成犯罪的,因此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行为不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然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主要社会危害性表现在妨害了司法机关追索赃物的正常活动并较大程度地推动了其他犯罪行为的产生,刑法典确立该罪名的目的在于通过切断赃物流转渠道,遏制财产性犯罪的发生并维护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当前,未成年人实施的盗窃、抢劫等行为并不鲜见,日数量日益呈上升趋势,而这些行为背后的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者都将由于刑事责任能力的限制逃脱刑事制裁(尽管销赃者本身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同时这种状态将刺激销赃者更多地利用未成年人犯罪获利,从而可能导致更多的造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产生,这显然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只有将刑事责任能力从犯罪主体构成要素中排除出去,才能解决上述矛盾。

将刑事责任能力从犯罪主体构成要素中排除出去,将不会影响到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我国通说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四要件说,即某种行为构成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其必须满足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四个要件。笔者将刑事责任能力从犯罪主体构成要素中排除出去,只是对通说的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主体作出一定程序的修正,即在考量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时,对其犯罪主体的考量时只是不需要考察犯罪人是否具备刑法责任能力,在其他要素成立的条件下,该行为即构成犯罪。在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后,再考量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如果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那么对该行为人不科以刑罚,如果具备刑事刑事责任能力,那么对该行为人则具有科以刑罚的前提和基础,然后根据其刑事责任能力大小(即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还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犯罪情节等确定行为人的刑罚等级、长短等。

借用一句西方著名的谚语:“将上帝的还给上帝,将凯撒的还给凯撒”,将刑事责任能力简单化,将刑事责任能力从犯罪主体构成要素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将其还归给刑事责任本身,让刑事责任能力成为判断刑事责任有无和大小的构成要素,而不是成为犯罪主体构成评价要素。

参考文献:

[1]童伟华.犯罪构成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篇4

作者： 孙明放发布时间： 2011-06-14 14:12:09

【案情】

江某与赵某合伙做生意产生矛盾后散伙，但江某认为自己吃亏，欲伺机报复赵某。2010年11月5日夜，江某纠集李某、许某等人在赵某家门外殴打赵某，其间，赵某被人用砖块击中头部（重伤）。2011年2月，某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某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江某犯故意伤害罪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某提起附带民事一案，2011年3月2日，某县人民检察院以本案事实和证据发生变化为由，向某县人民法院送达了撤回起诉决定书，某县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准许撤诉。

【分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检察院撤诉经人民法院同意后，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如何处理？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合议庭对此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后，赵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即使检察院申请撤诉得到法院准许，也不能阻断附带民事诉讼的继续审理，不管被告人江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某县人民法院也应当就被告人江某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不应裁定驳回起诉。

第二种意见认为：人民检察院撤诉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即“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就本案而言，如果检察院撤诉的理由合理合法，就应当裁定准许，同时将该情形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让其撤诉，否则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其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评析】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根据《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结合《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我们知道，当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年龄或者精神原因不负刑事责任等情形下，人民法院仍应对附带民事部分一并作出处理。但是，一并处理是有条件的，就是不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负刑事责任，人民检察院的指控还存在。当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人民检察院撤诉后，人民检察院的指控已不存在，此时对附带民事诉讼应如何处理，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解释》

第八十八条规定，“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系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之一。根据上述规定，我们知道，不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均应以刑事诉讼为前提。如果刑事案件不成立，附带民事诉讼就不再符合起诉条件。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当然,对刑事附带民事公诉案件而言,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启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一般是被害人。对刑事附带民事自诉案件而言，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和启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往往具有一致性，即一般为被害人。基于此，对刑事附带民事公诉案件而言，人民法院准许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后，不必然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撤回起诉，人民法院应要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撤回起诉，否则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对刑事附带民事自诉案件而言，由于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和启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具有一致性，且自诉人提出民事赔偿请求是以追究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为前提的，在不提出刑事追究请求，即不存在刑事诉讼的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自诉人撤回刑事诉讼请求的，其效力及于附带民事诉讼。

具体到本案而言，某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江某涉嫌犯故意伤害罪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赵某据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人民检察院撤回对江某的起诉，已经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致刑事诉讼程序终结，附带民事诉讼无所依附，不能成立，故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七

十七条和《解释》第八十八条之规定，赵某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已不存在。人民法院应要求其撤回起诉，否则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其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作者单位：河南省确山县人民法院)

四种刑事责任年龄界限 篇5

从刑事主体资格角度看：我国《刑法》规定了四种刑事责任年龄界限。

1、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即不满十四周岁的，对任何犯罪都不负刑事责任。

2、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根据《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除上述罪名外，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要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3、减轻刑事责任年龄，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即已满十六周岁的，犯任何罪，都必须负刑事责任。但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不适用死刑。而且，由于十四岁尚没有成年，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没有达到健全的程度，因此，《刑法》同时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从未成年人保护角度看：国家专门立法保护未满十八岁人的权利（即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法律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除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部门外。而且，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安排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劳动法）。

从法律行为的有效性角度看： 《民法通则》规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民事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没有法律效力。一切民事活动只能由他的法定代理人负责。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年满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取得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如果能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并能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的，可以认定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未满十二周岁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推、拉人力车。” 未满十二岁的人无权坐在二轮或者三轮摩托车的后座上行驶。《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3条第6项规定：“二轮、侧三轮摩托车后座不准负载不满十二岁的儿童。”未满十二周岁的儿童属于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公路上骑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其直接监护人承担疏于监护的民事责任。

从法律适用角度看，随着一个人年龄递增法律更可以说是伴君走一生 ：

胎儿---负数人生。当一个人还没有出生时，他的年龄处于“负数”，他(她)就已经获得了某种法律上的地位。《继承法》第28条中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的，保留的部分按照法定的继承办理。” 胎儿虽然还不属于民法上的“人”，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不能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更不能承担民事义务，但是，法律毕竟以社会为基础，追求和谐是法律的目标，既然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遗腹子这种特殊的客观现象，法律就应当在通例之外尽可能照顾到业已预见到的这些问题。因此，当一个人还未出生因而处于“负数年龄”时，他/她就获得了某种法律上的地位。

0岁---人生的起始。胎儿一旦娩出母体并具有生命，此时就叫做“人”了。既然已经获得“人”这一尊严的称号，则任何无视其人格权的行为均为法律所禁止，任何践踏其人格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1岁---法律上必须重视的年龄段。法律上的一岁指的是从生日过后的次日起算，满周岁。从此开始，每一个年龄段，不仅对当事人自己而且对其他利害关系人，都会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一岁在法律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根据《刑法》第239条第2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第1款关于绑架罪的规定处罚，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该法第240条第6项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按照司法解释，婴儿就是指未满一周岁的人。

2周岁---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年龄。这一时期，幼儿开始学习怎样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语言表达能力也在快速提高。由于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阶段，所以该阶段无论对父母还是对幼儿都是一个挑战。按照卫生部的《托儿所、幼儿园保健制度》，一岁半以后幼儿按三次饭一次点心制订食谱(整托幼儿睡前再加一次点心)，食谱要适合幼儿的年龄，使儿童能吃到多种多样的食物，把一日的食物定量标准恰当地分配到食谱中，以保证得到各种营养素和足够的热量。

3岁---成长的重要阶段。按照《定期体检制度》：一岁以内婴儿每季度体检一次，一岁至三岁幼儿每半年体检一次；三岁以上每年体检一次，每半年测身高、量体重一次。测量要准确并做好记录，进行健康分析、评价、疾病统计，及时治疗。零至三岁还特别需要注意儿童的保健，孩子出生以后可能至少需打21针预防针。

6岁---义务教育权利的起始点。六岁是一个人开始行使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法定起始时间，同时，从这一年龄开始，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对子女担负保证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义务，其他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不得雇佣处于教育年龄段的人就业。未满六岁的人，无权单独在街道或者公路上行走。我国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学龄前儿童在街道上行走，须有成年人带领。”由于刑法在规定绑架罪时使用了“幼儿”一词，最高两院的司法解释说，儿童是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其中，不满一岁的为婴儿，一岁以上不满六岁为幼儿。

10岁---开始有了选择权。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权利的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需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所以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子女随父或随母，法院应征求儿童的意见。从《民法通则》上看，十周岁可以被认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标准等方面的认定。

12岁---可以骑车上路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未满十二周岁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推、拉人力车。”但是，只要一过十二周岁，人们就可以合法地骑行自行车上路了。

14岁---危险的年龄。当一个人年满十四岁时，对自己的行为必须时刻警醒，否则，一旦越轨就会成为刑法制裁的对象。十四岁是人生中一个十分重要和危险的年龄。因为从这时候起，人们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法上的责任。十四周岁以下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但是可以训诫，并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十四岁以上就不仅仅限于行政处罚，还包括收容教养这一行政强制措施。当然，十四至十八周岁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十四岁也是法律对部分人严格保护的一个年龄界限，《刑法》规定，十四岁以下的女性儿童为幼女。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无论幼女是否同意，均为奸淫幼女犯罪，应当以强奸罪从重处罚。《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刑事诉讼法》第152条：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16岁---可以就业的年龄。这个年龄具有与十四岁几乎同等重要的法律意义。因为从这一年龄开始，人开始有了劳动的权利。十六至十八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十六岁，当你具备了劳动的基本能力，可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仍称少年，少年与未成年人是同一个概念叫法。少年就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通称未成年人”。但根据《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运输工具上就业或者工作的最低年龄可为十六周岁。

18岁--终于有了选举权。到了十八岁这个年龄，就属于成年人了。我国《宪法》、《选举法》明确规定：十八岁以上公民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十八岁以上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权利也就是义务，当一个人享有了一定权利时，他也就同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已满十八岁的公民，如果触犯法律，将负完全法律责任，直至死刑。同时，于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应当被征集服现役。当年未被征集的，在二十二岁以前，仍可以被征集服现役。根据军队需要，可以按照前款规定征集女性公民服现役。根据军队需要和自愿的原则，可以征集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未满十八岁的男女公民服现役。

20岁---是女姓公民结婚最低年龄。《婚姻法》第5条规定： 结婚年龄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但民航凡从事飞行的空勤人员（包括飞行、领航、通讯、机务、乘务等），其结婚年龄女不得早于二十四周岁。（〔８１〕民航政组字２６号《关于民航空勤人员婚龄及配偶政审的规定》）。另外根据国家体委《优秀运动队工作条例》运动员在国家队期间不许结婚，特殊情况应经组织批准。结婚年龄在少数民族地区可适当放宽。但在婚姻领域，男性比女性却要迟两年才获得结婚的权利能力（婚姻法）。未达法定婚龄，无论男女，以夫妻名义同居者，无论是否举办过婚礼，或者通过弄虚作假骗取了结婚登记，均不能获得合法婚姻的效力。22岁---是男性公民结婚最低年龄。《婚姻法》第5条规定：男结婚年龄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但民航凡从事飞行的空勤人员（包括飞行、领航、通讯、机务、乘务等），其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六周岁。（〔８１〕民航政组字２６号《关于民航空勤人员婚龄及配偶政审的规定》）。另外根据国家体委《优秀运动队工作条例》规定，运动员在国家队期间不许结婚，特殊情况应经组织批准。少数民族地区可适当放宽。

23岁---可以当法院院长。二十三岁，此时如果你事先已从法学院校及其他大学毕业并获得了相应的学历，并通过了全国性的资格考试，你可能被任命为法官或者检察官。当然你还必须同时具备其他条件，如具有中国国籍、拥护中国宪法、身体健康等（检察官法和法官法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4，38条规定：二十三周岁有选举权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陪审员，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

36至45周岁——男性公民在战时遇有特殊情况，可以应召服兵役。

45岁---可以当国家主席的年龄，如果你有志报国、为全国人民效力，并且具备相应的条件，通过法定的程序，此时，你有资格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宪法》第79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45岁（女）、55岁（男）---可以提前退休啦。根据《民航空勤人员退休年龄和停飞、退休后待遇的暂行规定》：民航空勤人员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累计飞行满十年，可以提前退休。

50周岁以上——遭受交通事故侵害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10年。

60岁（女）、65岁（男）---必须退休的年龄。除非另有规定，女性公务员到了60岁，就该退休了（公务员暂行条例）。而男性公务员可以比女性多干五年。花甲年龄是你退休的时间。如果你想再多干几年，那首先得成为高级专家，因为根据《国务院关于延长部分骨干教师、医生、科技人员退休年龄的通知》规定：确因工作需要，身体能够坚持正常工作，有较强的业务能力，本人又愿意继续工作的，他们的退休年龄延长一至五年，延长后的退休年龄，女同志最长不得超过六十周岁，男同志最长不得超过六十五周岁。７０岁---不能再干律师啦。根据《司法部关于律师执业年龄问题的批复》规定：合作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以及国资律师事务所的聘用律师，年满七十岁不再注册。

70周岁以上——遭受交通事故侵害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按五年计算。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赔偿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十年；七十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对不满十六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均不少于五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对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抚养到十六周岁，对无劳动能力的人扶养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十年；七十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对其他的被扶养人扶养五年。

80岁——承保年龄最高的纪录年龄。据了解，新华人寿即将推出的“美满人生”保险是一种针对老年人的兼具储蓄返还与保障的寿险产品。产品采用定期返还、终生享受的保障方式，客户每三周年即可获得相当于保额一定比例的生存祝寿金，直至身故。此外，保单所载的保险金额还会逐年以5%的幅度递增，不仅可以抵消通货膨涨的压力，而且对老年人逐年增高的医疗费用也是一个很贴心的安排。

正如对未成年人国家有专门立法保护一样，为了保障老年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我们国家还专门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而且，按照民间习惯和国家政策，高寿的人，不光是在每年的老人节，会获得社会各界的关爱，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老人会得到特殊的关照。

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篇6

作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明楷

发布时间：2008-06-26 07:56:00

编者按：2008年6月1日，我国禁毒法正式施行。该法是我国第一部综合规范禁毒工作的重要法律，对于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今天适逢该法颁布实施后的第一个“6·26”国际禁毒日，本版特邀两位刑法学者就遏制毒品犯罪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剖析和阐释，以期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禁毒法对违反禁毒法的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与其他行政法律一样，禁毒法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或者规定“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于“构成犯罪的”，并没有规定独立的罪名与法定刑，而是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后者的“依法”，显然是指依照刑法。所以，如何认识一般毒品违法与毒品犯罪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禁毒法上的法律责任与刑法上有关毒品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综观禁毒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形：其一，必然构成犯罪的情形（当然，以行为人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且故意实施为前提），如禁毒法第五十九条第一项列举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其二，不能构成犯罪，只能给予行政处分的行为，如禁毒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其三，既可能构成犯罪，也可能不构成犯罪的情形，禁毒法规定的多数行为都是如此。

在上述第三种情形下，司法机关习惯于讨论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或区别）。并被此问题所困扰。但笔者认为，所谓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其实是一个假问题。有关毒品的非法行为，不管其是否触犯了刑法，都可谓违反了禁毒法。但是，刑法仅将部分值得科处刑罚的毒品非法行为类型化为毒品犯罪，这些被类型化为毒品犯罪的行为，并不因为被刑法禁止后，而不再成为禁毒法所禁止的行为。换言之，毒品犯罪都具有双重违法性质，一是违反了刑法，二是违反了禁毒法（与此同时还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以，毒品非法行为，只有不触犯刑法时，才仅依照禁毒法处理。于是，毒品犯罪行为与毒品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男人与人的关系、汽车与财物的关系。既然一个人是男人，就必然是人；既然是汽车，就一定是财物。在此，不是男人与人的界限、汽车与财物的区别问题，而是人中的什么人是男人、财物中的什么东西是汽车的问题。所谓毒品犯罪行为与毒品违法行为的界限，实际上只能是毒品犯罪与不构成毒品犯罪的违法行为的界限。于是，问题便在于：以什么为标准将禁毒法禁止的行为中构成毒品犯罪的行为挑选出来以犯罪论处？显然，凡是符合了刑法所规定的毒品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成立毒品犯罪。法官通常不必再追问该行为在禁毒法上是否属于毒品违法行为。

总之，只要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就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确定毒品违法行为与毒品犯罪之间的界限，而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本文不可能对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作解释，仅就禁毒法上的法律责任与刑法上的刑事责任作如下几点阐述：

第一，刑法规定的部分毒品犯罪有数量的限制，而我国有的司法机关习惯于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确定数量标准。在这种情形下，“两高”应尽快就数量标准做出规定，从而使这些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得以明确。例如，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非法持有鸦片2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没有达到该数额标准，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所以，“两高”应规定“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标准，尤其是在新型毒品出现之后。否则，司法机关就常常束手无策。从长远来看，司法机关宜将毒品区分为若干种类，采取折算的办法；对于新类型的毒品，在正式司法解释出台之前，至少可以按最有利于被告人的折算办法计算毒品数量。事实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物药理学特点，参照有关国家毒品量刑标准，于2004年10月制定了《非法药物折算表》，列举了各主要管制药物与海洛因的相当量。司法解释可以对该折算表予以确认，使该折算表适用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

第二，刑法与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几种类型的行为表述完全一致，对此，也没有必要考虑所谓毒品违法与毒品犯罪的界限，而应根据刑法的基本精神，对犯罪构成要件做出实质解释，对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以犯罪论处，而不必过问这种行为在禁毒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是何种性质。例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三条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构成犯罪；没有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等方面的要求。而禁毒法第五十九条第六项的规定意味着，“强迫、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三条则规定：“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十日以下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司法机关常常考虑的是，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在什么情形下构成犯罪，在什么情况下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在笔者看来，既然刑法规定的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并不以情节严重为前提，而且，这种行为严重危害公众健康，那么，凡是故意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且行为人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就应当以犯罪论处，不必过问该行为在行政法律上是什么性质。或许有人认为，果真如此，则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对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就会落空。笔者的看法是，一方面，即使采取本文的观点，禁毒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也不会落空。例如，对于过失实施的上述行为，就不能按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以按照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再如，对于没有达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但达到了治安管理处罚证明标准的行为，也可能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另一方面，倘若基于上述担心，对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仅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反过来会让刑法的规定落空，这必然不利于遏制毒品犯罪。

第三，禁毒法所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需要根据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予以确定；如果某种行为不能在刑法上找到处罚根据，就不能直接以禁毒法的规定为根据追究刑事责任。例如，禁毒法第五十九条第七项规定了“向他人提供毒品”的行为，但刑法并没有规定向他人提供毒品罪。所以，对于向他人提供毒品的行为，必须以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构成要件为标准做出判断。符合贩卖毒品罪或者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构成要件的，应追究刑事责任。一般主体无偿向不满14周岁的人提供毒品的，可能成立强迫他人吸毒罪。一般公民无偿向成年的吸食者提供毒品用于吸食的，如其持有毒品的数量没有达到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数量标准，则仅属于帮助吸毒的行为。由于吸毒本身并不构成犯罪，所以帮助吸毒的行为也不构成犯罪。再如，禁毒法将“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规定在第六十一条，与“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相并列。其实，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是贩卖毒品的共犯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应按贩卖毒品罪论处。

论国家作为国际刑事责任主体 篇7

关键词：刑事责任,国际刑事责任,国家

国际刑事责任在当前国际刑法公约中还没有明确的定义, 在各国的法学学术界中, 多根据国内刑法关于刑事责任的理解给国际刑事责任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定义。各种定义各有利弊。但笔者认为, 所谓刑事责任, 在各国刑法典中都认为是由于行为者的犯罪行为而引起的责任, 其他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构不成刑事责任。因此国际刑事责任的称谓与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称谓没有本质的区别, 对于国际刑法学的研究者而言都能理解其称谓的含义, 且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称谓还有意思上的重复之嫌。再者, 从研究国际刑事责任作用的角度出发, 其称谓甚至概念的界定并不影响研究的结果, 且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国内刑法中对于刑事责任的定义也是避而不谈的, 并没有影响这些国家对于刑事责任的认可和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因此本文采用国际刑事责任的称谓。

本文旨在通过对刑事责任的分析、国家对国际刑事责任承担的依据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来论证国际刑事责任。

一、刑事责任理论

在我国当前的刑法学理论中对于刑事责任的定义是:对行为人的否定评价, 社会对行为人的谴责, 是行为人对违反刑事法律义务所引起的刑事法律后果的一种应有的体现, 对行为人否定的道德政治评价的承担。

刑事责任是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的纽带, 犯罪引起刑事责任后, 社会对行为人的否定评价就会引起刑罚, 只要行为人具有承担刑事责任能力, 就应当承担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接受相应的刑罚。刑罚设置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和惩治犯罪行为, 这也是刑事责任存在的理论依据, 不管是道义责任论还是社会责任论, 都不否定刑事责任的设置。因此即使将刑事责任引申到国际刑法中, 对自然人、组织 (团体) 或机构国际刑事责任的追究同样有其理论基础。关于刑罚的种类, 也是刑事责任得以承担的方式, 有主刑, 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 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另外还有非刑罚处理方法如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悔过等。如果我们将其中刑罚方式适用于国际犯罪中的自然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方式, 均可适用。但如果将其适用于国家、国际组织这些特殊的国际刑法主体就不能全部适用。另外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不应该也不可能仅局限于刑罚。在下面的论述中, 笔者会进一步阐述。基于以上刑事责任法理上的分析, 国际刑事责任应当是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特殊性源于其主体上的特殊性。因此在国际刑法理论界, 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同国际刑事责任在国际刑法中存在, 国际刑事责任是对国际犯罪主体的责任追究。

二、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依据

国家是否能承担刑事责任是国际刑法中的热点, 也是最有争议的焦点之一。对于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 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国家是否是国际刑事责任的适格主体;其二, 如果承认国家具有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能力, 国家该以何种方式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关于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学说:第一种意见认为,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 它根本不同于具有躯体和意识的刑罚主体自然人, 因此, 无法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 也不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主体;第二种意见主张, 国家既然是国际法的主体, 享有国际法所确立的主体权利, 就应当承担国际法所规定的相应义务, 对其所犯下的国际罪行负国际责任, 只有国家实施了特定的国际犯罪的场合, 特指最严重的侵略战争犯罪, 以及不作为构成国际犯罪的场合才能承担国家刑事责任;第三种意见, 明确指出国家虽然是一个抽象实体, 但是在国际法所确认的诸多国际罪行中, 对国际社会危害程度最烈的犯罪都是由国家实施或由国家支持和庇护下实施的, 如果不对国家进行定罪处罚, 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国际犯罪将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此, 国家应当承担罪刑相适应的责任, 从而成为国际犯罪主体和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

国家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在西方有劳特派特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巴西奥尼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和詹宁斯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劳特派特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反映在其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中, 他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国家的刑事责任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赔偿损失。如果国家及其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作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而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忍性及其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而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 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1]美国著名国际刑法学者巴西奥尼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反映在他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中。这本著作详细论述了国家犯罪和国家刑事责任, 阐述了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和刑罚惩罚。[2]在詹宁斯和瓦茨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反映了詹宁斯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在第146目国际不法行为的概念中认为:“国际不法行为的全面概念包括从对条约义务的轻微违反到相当于犯罪行为的严重违反特殊国际法的行为。”

笔者坚持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否定国家刑事责任的观点存在以下错误:

其一, 应当明确国家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的关系。国家责任包括政治责任、道义责任、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而就国际法范畴而言主要是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国家责任理所应当包括国家刑事责任。当国家犯有严重的国际罪行时, 其他责任已经不能足以惩治其犯罪行为时, 只能通过国家刑事责任的方式进行处罚。其二, 国家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在理论上、国际规约中以及国际司法实践中都已经被证实。承认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 就等于承认国家享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 承担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当国家严重违反国际义务, 进行国际犯罪行为时, 只强调国家的权利而否定其义务, 显然不符合国际法中的公平原则。其三, 以刑罚方式不能适用国家而否定国家刑事责任, 是逻辑上的因果倒置。在国家犯罪中不是由于刑罚不适用而使国家不承担刑事责任, 而是由于国家的犯罪行为而导致了其承担刑罚。在国家承担刑事责任问题上, 国家能不能承担刑事责任是一回事, 怎样惩罚国家的犯罪行为又是另一回事。退而言之, 罚金这种刑罚方式完全适用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而且, 针对国家在国际刑法中这一特殊的主体, 不能仅局限于国内刑法中的刑罚方式, 而应该有新的处罚方式。

笔者坚持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 理由如下: (一) 从国际规范的发展来看, 国际社会正不断地加强对国家责任的立法尝试, 其中就包括国家刑事责任的立法尝试。在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撰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中将国际违法行为分为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罪行。当国家违背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时, 如从事侵略行为、灭绝种族和种族隔离行为时就构成国际犯罪, 应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199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在第四章专章规定了国际罪行, 并且在第52条中规定了一国的国际罪行导致的特定后果, 从事国际犯罪的国家应当承担“反映侵犯之严重性的赔偿金, ”并对引起犯罪行为的责任者以惩罚。 (二) 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 迦纳的国家要素说认为国家是由主权、政府、人口、地理环境四要素组成。政府是国家的代表形式之一。当国家的不法行为构成犯罪时, 对政府集体刑事责任的追究和国家元首刑事责任的追究应当是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对国家元首刑事责任和政府刑事责任的追究已经得以确认。 (三) 某些刑罚方式不适用国家不应成为国家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借口。在上面的论述中, 笔者已经阐明了其逻辑上的错误。另外, 鉴于国家作为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特殊性, 我们应当考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方式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由于国家是抽象的实体性质, 应规定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双罚性”原则, 对国家本身追究刑事责任, 处以罚金的同时, 对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元首或政府追究刑事责任。针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 不应当仅局限于国内立法上自然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除罚金以外的刑罚方式, 引入更易于适用国家的非刑罚方式, 实行承担方式上的“多样性”原则。

三、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我们不得不承认,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仍然仅存在于理论界。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国际公约明确规定国家刑事责任。但正如个人和法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最终在国际刑法上得以确认一样, 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也将会在国际刑法的发展中不断明朗。

巴西奥尼教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所提出的针对国家刑事责任的刑罚措施为罚金。罚金作为刑罚承担方式不仅可以适用个人、法人, 同样也可以适用国家。除了罚金这种刑罚承担方式外, 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中规定了非刑罚的承担方式, 包括:恢复原状、补偿、抵偿等。国内有学者主张对实施了国际犯罪的国家适用混合处罚方式, 设定的集法律、政治、经济、道义为一体的混合处罚措施:包括:不承认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形势, 要求违法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主动消除因违法行为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责令违法者向受害国或其他主体赔礼道歉、声明悔过、赔偿损失;判付罚金和没收财产;经济制裁;采取军事上的自卫措施;限制主权。[3]

通过国家国际刑事责任承担依据和承担方式的分析, 我们进一步确认了国际刑事责任在国际刑法学中的重要意义, 同时在理论和国际实践上探讨了国家这一特殊国际刑事责任主体存在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国家刑事责任作为国际刑法中最突出的焦点之一, 由于国际上种种因素的影响, 却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国际法是发展的。国际刑法的产生和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国际刑法的不断发展也是必然的。国家国际刑事责任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因此不能守着传统的国际法国家观点看待发展中的国家刑事责任这一新问题。

参考文献

[1]王铁崖, 陈体强, 《奥本海国际法》 (上卷) , 商务印书馆, 1981。

[2]邵沙平, 《国际刑法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我应否负刑事责任 篇8

我是一名农村女青年。前年４月份的一天，我和男友夏某在村外的小树林里谈恋爱时，他突然把我摁倒在地，强行要和我发生性关系，我奋力反抗，但无济于事。情急之中，我从地上摸到一块砖头，砸住了他的后脑勺，结果使他终生残废。最近，我提出和夏某断绝恋爱关系，可他家人威吓我，如不和他儿结婚，要到法院以伤害罪告我坐牢，我很害怕。请问：我的上述行为应负刑事责任吗?——读者：小芸

小芸读者：

你来信反映的情况涉及到正当防卫问题。我国《刑法》第２０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的，应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从正当防卫的定义可以看出，构成正当防卫须同时具备以下五个条件：１．防卫的目的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而实施的。２．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３．防卫必须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而实行。４．防卫行为必须是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５．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也就是说，要构成正当防卫，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五个条件，缺一不可。从你的信中得知，你和夏某在恋爱过程中，夏某违背你的意愿，强行要和你发生性关系，显然，夏某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未遂）。为了不使自己的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你出于反抗而把夏某砸成重伤的做法，符合正当防卫的前四个条件。那么，你的行为是否防卫过当呢?《刑法》第２０条第３款对此做了明确规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因此，你的行为属于合法的正当防卫行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你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即使引起诉讼，法院也不会支持夏某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