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执法

刑事执法（精选11篇）

刑事执法 篇1

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司法的灵魂, 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因此, 它对于我们公安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和升华有着更深刻的指导意义。

首先, 我们要确定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意义何在?

陈兴良教授通过对“宽”、“严”和“济”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 揭示其基本蕴含, 提出“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非犯罪化, 即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 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 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监禁化, 即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 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非司法化, 就诉讼程序而言, 在一般情况下, 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 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 可以经过刑事和解, 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

“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严格是指法网严密, 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 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 不徇私情。虽然“严”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 但陈兴良教授认为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 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

“济”, 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救济, 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二是协调, 即所谓宽严有度、宽严审势;三是结合, 即所谓宽中有严、严中有宽。

通过以上全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比较完整的法律意义。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前提。

目前, 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 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 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调控的不好, 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可能激化成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和暴力刑事案件, 给国家、社会、人民群众带来不可估量的灾祸和危害。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正是针对这些已经或者将要转变为刑事案件的矛盾和问题所开出的一剂及时良药。该祛除的祛除, 该化瘀的化瘀, 该疏通的疏通,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使社会这个有机体始终保持巨大活力, 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就得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完整的法律意义和政治意义。

其次, 我们要探索如何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具体落实到公安刑事执法当中?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 从指导思想和原则、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立健全检察工作机制和办案方式、转变观念, 指导保障等方面全面阐述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意见, 对公安刑事执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限于学识和能力, 笔者仅就公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自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作初步阐述。

一、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 无论从广度到深度, 公安刑事执法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这是“宽严相济”中“宽”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 更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关键是矛盾和纠纷要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解, 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法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刑法, 则是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但有时法律往往并不是最好的调节器, 刑法也不是控制犯罪的最有效的方式。一些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一律科以刑罚, 并非上策。有时往往适得其反, 本来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判刑后倒变成了血海深仇。因此, 对于这些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可以采取刑事和解的方式从宽处理。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2条, 江苏省公检法《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第四条第 (一) 项对此都作了规定, 这样做有效的化解了矛盾, 控制了犯罪, 节约了成本, 促进了社会和谐, 是一举多得的“宽”的功效。然而, 有几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如除了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外, 还有哪些属于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如何界定“人民内部矛盾”, 公共安全、市场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是否属“人民内部矛盾”, 如何界定“轻微”, 尤其是公安刑事执法如何界定“轻微”, 这都是值得我们努力去探索、去实践的重要问题。

二、刑事界限问题

按说这不应该成为问题, 因为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很多原来的刑事立案标准现在看来已经偏低, 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如果一律都追究刑事责任, 将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 刑事行政界限混乱, 社会成本居高不下, 非但不能构建和谐社会, 还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很多地方约定俗成的抬高了追诉标准, 这是合适的, 却不治根本。关键还在公安部门如何界定刑事和行政的界限, 如刑事犯罪和治安违法, 这是体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法院相比, 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公安除了刑事司法职能外, 还具有广泛的行政执法职能, 相当一部分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都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因此, 公安机关有必要在新时期对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做一个比较清楚的界定, 尤其是刑事立案标准, 使刑事和行政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不至于用刑事强制措施代替了行政强制措施, 而行政处罚又发挥不出本来的作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刑事办案机制

“宽严相济”的“宽”、“严”、“济”都应当有相对统一的标准, 如果缺乏统一的标准, “宽”、“严”必将失度, “济”更无从说起,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然而, 如何来确保“宽”、“严”、“济”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始终保持相对统一的标准, 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它的成败关系到该项政策最终的成效。笔者以为, 建立统一、专业化的刑事办案机制是一条出路, 也是一个制度上的保证。首先,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一支专业队伍负责刑事案件材料的审核, 统一刑事案件中“宽”与“严”的尺度, 避免分散办案造成的失度;其次, 统一建立专门与检察院、法院沟通的渠道, 及时掌握检察院、法院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具体指导意见, 统一尺度、精神;再次, 根据社会形势、相关政策以及上级部门指示, 统一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指导意见, 及时落实;最后, 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法考评机制, 通过考评, 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最后, 我们要从何处着手, 在公安工作中如何准确、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一、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

公安机关在贯彻和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 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新执法的理念, 以该从宽的人就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轻处罚。工作机制也要的所创新, 要大胆探索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推行人性化办案的模式, 要学会换位思考, 在刑事侦查阶段, 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 努力营造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的良好氛围, 特别是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 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轻刑”犯罪分子, 悔罪态度较好, 可尽量使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尽量减少拘留、逮捕等监禁型强制措施的适用, 让其在司法机关的管教、单位的检查、亲属的帮助和群众的监督下, 努力进行各种形式的自我改造。这样做可避免使偶犯、初犯等轻刑犯在羁押期间受到累犯、再犯、教唆犯的影响, “交叉感染”而染上新的恶习, 释放后重新犯罪。对实施了轻罪的行为人从宽处理, 可以使他们充分体验到社会的宽容和温暖, 有利于悔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

二、进一步贯彻和落实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案机制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普遍存在“重准确、轻及时”即刑事案件诉讼时间长、办案效率低的问题, 为解决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审前羁押期与刑期倒挂现象, 还有被告人审前羁押时间过长的问题, 政法委协同公检法下发了《关于分类办理案件加快刑事诉讼进程的若干意见》, 根据实际情况, 促成轻微刑事案件的“快侦、快捕、快诉”。该机制的建立与进一步贯彻, 加快了办案节奏, 减轻了看守所超负荷羁押的压力;对涉及轻微犯罪人员的矫治, 减少羁押过程中的“交叉感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有罪的人及时受到惩处, 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和抚慰, 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三、大力推行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 社区矫正的制度化、法律化十分重要。同时公安机关要结合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的身心特征,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确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如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其绝大多数将送上刑事审判庭, 被处以刑罚并最终被收监, 这将使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脱离社会, 不能接受家庭和学校的正规教育, 将会逐渐拉大与同龄人的差距。特别是那些主观恶性不深, 渴望改过自新的未成年人来说, 他们在希望落空、面临被监禁的现实情况下, 难免产生极度失落感, 产生绝望的思想, 甚至发展到“破罐破摔”的境地, 不能得到有效的矫正。只有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 由熟悉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专门人员来处理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 以确实贯彻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另外对于一些罪行比较严重, 但主观恶性不大, 有悔罪表现, 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 不具有社会危险性, 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 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或者不予处理。

四、改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

要改革现行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执行, 在立法层面, 设立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脱逃后法律后果。如在立法上扩大脱逃罪的主体, 将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纳入其中。在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判决时, 考虑其脱逃情节, 予以从重判处刑罚。同时, 在执行层面, 加大对保证人未尽到保证人责任的处罚措施。向保证人收取一定数额较高的保证金, 可以使保证人事先明确违反保证义务的后果和责任, 增强保证人的责任心。一旦保证人违反保证义务, 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也可充抵罚款或民事赔偿, 使对保证人的处罚落到实处。对无力保证的, 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可用集中式监视替代分散式监视, 即由执行主体委托相关组织, 设立专门的监视场所。但这种监视场所不同于羁押场所, 无限制自由的外在条件。受委托的相关组织可以通过专门人员和设备来实施监视。当然, 这些措施与现行的规定有一些不一致, 但改革就是要破旧立新。

摘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指导我国刑事司法工作开展的基本政策, 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公安工作的实际情况看, 要全面、有效地贯彻、执行好“宽严相济”的政策仍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认真研究并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对于我们公安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和升华、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宽严相济,公安,刑事执法

刑事执法 篇2

安刑事执法的满意度，影响了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因此，公安刑侦机关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严格、公正、规范执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解决刑事执法实践中遇到的难题。现笔者列举如今公安刑事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难题，分别分析其成因，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一、关于监狱管理的监控问题

监狱是关押和改造犯罪人员的场所，在押人员不容易管理，安全是首先要保障的。通过安装监控报警设备，可有效的加强对服刑人员的管理，直观及时的反映重要地点的现场情况。然而，对服刑人员的有效监控却是监狱管理的难题，这个难题如果不解决好就会导致监狱内部管理问题发生，要么罪犯越狱，要么人犯之间相互伤害致伤或致死。比如，2007年10月8日，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羁押在****县看守所被告人危先坤伙同监室的**、**等其他人犯捆绑看守民警抢得钥匙后越狱出逃，形成震惊社会的****“10·30”暴动越狱案。2009年2月8日下午的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里发了一场悲剧：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系因同监室在押人员殴打、拳击头部后撞击墙面，导致受伤死亡。而监狱管理人员为逃避监管不力的责任，在上报事故原因时竟谎称李和同监室的狱友在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导致“重度颅脑损伤”身亡。后四名狱管责任人员分别得到了相应的处理。

产生上述难题的原因分析如下：

1、监狱特别是县级看守所缺乏行之有效的监控系统，或者原有的监控系统老化，不能适应当前复杂的情况。

2、对监狱、看守所的监督力度不够。执法需要监督，监狱、看守所也是刑事执法部门，其工作行为也要受到有关部门的监督。然而，有些监狱看守所却缺乏有效监督，出现权力滥用、管理松散、管理老化或僵化等问题，从而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

笔者针对以上原因，特提出以下建议和解决对策：

1、实施科技强警，提高监控技术，实现“人防、技防、物防”三位一体的最佳结合。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计算机软硬件设备的高速发展使数字录像监控设备已经达到了监狱监控系统实际应用的要求，可逐步投入到实用中。通过新型共缆传输监控报警系统与计算机技术的有效结合，数字录像监控设备可以直观及时的反映重要地点的现场情况，增强安全保障措施，有效加强对服刑人员的管理，减少发生意外情况发生。

2、强对监狱看守所监督。最主要的是加强检察院的监督职能，对看守所、监狱进行有效监督。监督措施会很多，比如集中解决超期羁押问题，以及对减刑、免刑缓刑的监督，对监外执行的监督，对监内人权保障的监督等；其次是接受社会有关部门和罪犯家属等各界人士的社会监督；最后是接受监狱、看守所纪检部门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工作中的内部监督。

二、关于重大疾病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关押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二款有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之一是违法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然而该法使用“严重疾病”这一概念太不明确，什么样的或哪一样的疾病属于严重疾病太不具体，所谓严重不严重只是相比较而言。有的病很严重，比如艾滋病、白血病，也有的看来不严重，比如一般的感冒发烧。然而，感冒发烧严重了会引起急性白血病，其危险性又大于一般的白血病。即使是患有同一样的疾病，也有严重不严重之分。所以，在实际执法中很难把握“严重”尺度，不易操作，造成对患病违法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滥用的现象，也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法律的空子，虚张声势诈病；一些重病患者多次“进宫”且多次取保问题；对于艾滋病疾病患者，不适合采取关押问题；或者因为取保候审把握不当，造成犯罪嫌疑人脱逃问题。

产生上述难题的原因分析如下：

1、法律规定的关于患有重大疾病的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条件含糊不清，定义不明，在实际执法中不易操作，造成取保候审的滥用现象，该取保的没有取保，不该取保的却取保了。

2、一些重病患者利用自身的“优势”屡次实施犯罪活动然屡次取保，或者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患有重大疾病不宜被羁押的所谓“优势”，把这类人员组织起来专门从事犯罪活动。

3、滋病患者大多数伴有

其他并发病症，而看守所人员密集，预防传播能力差，且有的犯罪嫌疑人还需要治疗，看守所又无经费为其治病，故办案机关不得不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4、监管机制不力。对被取保的患有重大疾病犯罪嫌疑人，没有监督管理，放任自流。既不要求基层自治组织协助监管，也不要求被取保者定期向公安机关或有关组织报告行踪，最终杳无音信。

笔

者针对以上原因，特提出以下建议和解决对策：

1、法律上把“患有严重疾病”情形再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进行细化，尽可能地避免争议和歧义，以便准确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患有重大疾病，从而依法决定其是关押还是取保候审。

2、如果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法律应规定检察机关可将其送到医院医治，然后继续进行关押而不是取保候审。只有当医院认为该人病情在医院现有条件下无法有效医治，然后再取保候审。

3、各级政府部门应当会同司法机关建立和健全艾滋病犯罪的相关法规、规章，明确监管机构、治疗机构的职责，在各个环节都能有效预防和惩治患艾滋病的罪犯；在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设立“控制区”，单设羁押场所，配备相应的能处理艾滋病并发病症的医务人员，以保障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全国统筹，设立专门的关押艾滋病罪犯的监狱或在若干监狱中设立专门羁押患艾滋病罪犯的监室，并配备相应的医务人员和医疗设施。

4、法律可规定，罪名太大的犯罪嫌疑人，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或暴力犯罪的，即使其患有严重疾病，也应该进行关押，而不适用取保候审。因为案件重大，不排除有逃跑的可能。且近年来，各地陆续发生了一些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后脱逃的事件，教训是深刻的。

三、关于提取指纹和生物检材的法律依据问题

指纹采集被延续到今天的文明社会，说明指纹能产生法律效应，是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属个人隐私。作为对人的生物特征识别的一种指纹采集，显然侵害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权。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才能采集指纹人档比对。公安机关在侦查破案的过程中，往往要提取遗留在案发现场上的指纹以备将来与已有其它有效证据证明的作案嫌疑人员进行比对，以便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提取已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指纹用来建档，以备将来查询。然而，为了侦查破案“需要”，刑事执法实践中却出现未确定作案嫌疑人被提取指纹的现象。如，某大学寝室被盗总价值1.5万余元的笔记本电脑，经调查，民警初步锁定该寝室及附近寝室的其他同学有重大嫌疑，于是立即对现场遗留的指纹进行采集，并要求该寝室及邻室数名学生留下指印。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取指纹并建档，在《刑事诉讼法》中已有规定，然而，对于未确定作案嫌疑人的指纹提取，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公安机关对遗留在犯罪现场、作案工具、被害人体表或体内以及被害人衣物上的人体生物学检材，如血液、血痕、精斑、毛发、唾液等，或者对直接提取的犯罪嫌疑人的生物学检材进行dna分型检测，然后将检测结果与dna数据库中储存的信息进行检索比对，从而达到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或者明确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案件的作案人是否存在关联等目的。然而，就对生物检材进行dna分型检测而言，被采样人的基因信息已经被暴露无遗。因此，在对生物检材样本进行dna分型检测的过程中，已经侵入到了人的个人资料信息等隐私范畴，以及与其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的部分隐私。然而，我国关于提取生物检材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完善，依据不牢，提取者和被提取者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得到根本界定，在这种情况下，生物检材提取如今面临着人权和伦理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它将很快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

产生上述难题的原因分析如下：

1、提取指纹和生物检材在学理上基本上属于强制侦查措施或主动型侦查措施，往往涉及到犯罪嫌疑人权利之限制与剥夺，但国家立法没有提及它们的具体适用程序规则，理论上也没有经过仔细论证，实践就开始大量运用，形成特殊侦查措施“无法律依据下的任意治理”。

2、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及作案嫌疑人员提取生物检材及指纹是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实施的，而有时出现对上述人员以外的人提取指纹及生物检材现象。如某机场邮包内十一根金条被盗，警方怀疑是机场临时工所为，于是将37名临时工的指纹与纸箱上的指纹进行比对。而目前被提取人的正当权利遭受侵害时尚没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受侵害人尚不能依据法律条文寻求法律保护和援助。

3、被提取人正当权利遭受侵害时不能依照法律或规定找不到具体相关责任人，获得精神或物质上的补偿。甚至有的受侵害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提取生物检材如毛发、口腔分泌物等。

笔者针对以上原因，特提出以下建议和解决对策：

1、法律应明确限定指纹和生物检材的使用用途。既是通过指纹和dna进行人身识别，以准确地认定罪犯和排除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指纹和dna信息被不当滥用所可能出现的侵犯隐私和违背科研伦理原则等问题，建议在为指纹和生物检材提取立法时，应该避免采取模糊的用语，直接而明确地规定其用途仅仅限于“人身识别之目的”。

2、法律应规定指纹和生物检材的采样对象。既是所有进入被采集指纹和生物检材的人必须是来源于作案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或被法院判决认定有罪的人，而其他人不包括在内。

3、法律应规定指纹和生物检材的保存时限和销毁要求。对没有实施犯罪或国家专门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的人，追诉机关收集的指纹和生物检材必须立即销毁，且通过生物检材作出的dna分型检测数据应该从dna数据库中删除。

4、法律应规定违法使用指纹和生物检材的制裁机制。对于违法使用指纹和生物检材获取证据的，可以考虑由法院根据违法的情节、对公民权利侵害的严重程度以及案件的性质对由此取得的证据进行酌量排除。视情节严重情况予以相应的行政处分。

四、关于新《律师法》的实施给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难题

2008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律师法》和以往《律师法》相比，有许多“新”的地方。新《律师法》对律师在诉讼中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权利进行了新的明确规定。新《律师法》的实施，进一步保障了律师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进一步促进社会法制的发展。然而新《律师法》的实施给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不利影响。首先是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些规定不一致；其次是讯问的难度增大，零口供有大量增加的可能；再次同案人之间串供的可能性增大；最后成案率将降低，案件不能起诉或者被宣判无罪案件将可能增加等。

产生上述难题的原因分析如下：

1、相对于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的《律师法》对律师许多权利的规定作了进一步改进，但由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没有同步进行，导致一些规定不一致。

2、根据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这能够有效地减少嫌疑人对公安侦查机关威慑性所带来的恐惧，降低对犯罪事实拒绝供述可能带来的影响的顾虑。

3、新《律师法》为律师自由调查取证敞开了绿灯。由于律师取证权的完善和保障，如果在有同案人的情况下，律师先于公安侦查机关“暗示”或提醒相关人员，从而帮助案件当事人实现串供目的的可能是存在的。

4、由于律师取证权的扩大，取证质量的提高，大量的证据、合理的辩解将可能影响公安的进一步侦查，影响公诉人的指控和法官的裁判。

笔者针对以上原因，特提出以下建议和解决对策：

1、建议国家立法部门根据需要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并且完善法律解释。与《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是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而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关键原因是由于《刑事诉讼法》修改滞后。要彻底解决这一冲突，应积极推进《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程。

2、侦查理念由侧重惩治向平衡兼顾转变。公安刑事犯罪侦查理念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不应忘记程序正义的呼唤。

3、侦查模式由人到证向由证到人转变。要坚决地树立证据观念，以证据确立事实，以证据认定犯罪，要进一步完善初查工作，以有效的初查工作夯实决策和侦查运作的基础，实现由证到人侦查模式的转变的需要。

刑事执法 篇3

关键词：《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 刑事执法 商业规模 定罪标准

《反假冒贸易协定》（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ACTA）在刑事执法措施上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有较大改变。尤其是在界定何种侵权行为将受到刑事制裁（即刑事定罪门槛）上，ACTA较TRIPS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尽管在条文上更为详细，ACTA还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严重的模糊。Commercial scale（商业规模）即是其中的一处重点。正如欧盟代表所认为的，"商业规模的标准具有决定性。"①ACTA可否理解为美国绕过TRIPS对知识产权刑事执法水平的进一步拔高（即大幅降低刑事定罪门槛）？本文对此进行分析。

一、中国学者的观点

目前，中国学者对ACTA刑事执法措施的专门研究较少。总体来看，中国学者对ACTA定罪门槛（即商业规模）的观点基本上认为是"零门槛"，如陈文婷认为：通过"商业规模"的定义使刑事制裁的起刑点低于我国……ACTA随后对商业规模进行了定性分析，认为，只要为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或商业利益而实施的商业行为就是达到"商业规模"的行为。必然的逻辑结果是，所有直接或间接为商业利益而实施的故意假冒商标或者盗版的案件都适用刑事制裁②。李宗辉认为："对'商业规模'故意假冒商标或盗版行为最小范围的规定"③。杨鸿认为：（a）显然规避了"量"的衡量暗示只要有利益则构成"商业规模"④。符正认为：《反假冒贸易协定》降低了刑事处罚措施的入罪门槛⑤。

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几乎没有对商业规模进行更深入认真的分析，几乎一致地简单认为ACTA的商业规模降低了定罪门槛。即使有的给出了理由，也是说美国推动ACTA就是因为不满WTO专家组的裁决而企图"另起炉灶"，拔高标准。但笔者认为，仅基于此点，就推断ACTA对商业规模的认定不免过于简单、轻率。

二、外国文献的观点

就笔者查阅的部分文献来看，相较中国，外国学者对ACTA商业规模的分析更为深入，尤其重视对商业规模的解读。

外国文献普遍认为，ACTA没有对商业规模的定义进行明确界定，笔者称其为一个"共识"。外国学者与机构普遍认为商业规模的定义在决定刑事执法措施时十分关键，但ACTA在此关键点上"故意"没有明确界定。

比如：欧洲议会参与制定ACTA的议员指出：他对ACTA不满的一点是ACTA中没有商业规模的定义，并且该议员评价道："人们通常说魔鬼隐藏在细节中，但ACTA的问题就在于魔鬼隐藏在对细节的缺乏中。"⑥该议员指出，商业规模的定义没有被明确处理，亦没有放在脚注里。

欧盟的谈判代表向欧洲议会承诺ACTA协定的最终文本中不会出现商业规模的定义，各成员国可以依据国内法和法院裁决具体认定⑦。

著名的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报告认为：ACTA没有对商业规模明确定义，唯一能排除的是消费者的善意行为。⑧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确实，ACTA中对商业规模的定义十分模糊。"。"认为在如此重要的地方出现如此的不明确十分不应该。因为这关于合法性与适当性。"

可见，对商业规模定义的一个共识是：ACTA并没有明确给出商业规模的定义。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将ACTA第23条第1款的后半句话视为对前半句话中商业规模的界定。即"具备商业规模的行为至少包括那些出于直接或间接经济或商业利益而实施的商业行为"不能简单视为等同于"商业规模"。

三、总结性评述

正如欧洲数字权利组织（European Digital Rights）所言：通常来讲，知识产权的执法措施应着眼于工业规模地对知识产权的不当使用，这其中隐含的比例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即对待轻微的侵权行为不应也不用施加过于苛重的惩罚）。但是ACTA似乎在刑事措施上并不遵守比例原则。它将威胁生命安全的药品与对数字产品的盗版至于受同样的惩罚措施，将它们视为同样的重要性和作用⑨。

如果将ACTA的定罪门槛理解为零门槛，将会对普通的个人的单个行为也纳入刑事执法的对象。在外国文献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个例子：一名德国议员将一副受版权保护的画放在他自己的网站上，大量访问者浏览此网页将满足具备"商业规模"的复制；由于他并未为此画付款，他获得了间接利益；他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也"帮助"了这种侵权行为（因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对此没有采取行动）。这名德国议员和他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会成为罪犯吗？答案：根据ACTA，毫无疑问，是的。⑩

因此，笔者对此的理解是：ACTA并未对商业规模设置"零门槛"。ACTA第23条第1款后半句的说明的是商业规模的性质，即商业规模必须满足"直接或间接商业利益"。但仅满足"直接或间接商业利益"还不足以构成商业规模。即："直接或间接商业利益"是商业规模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笔者的一个论据是：在ACTA数字环境部分，第27条第2款规定各缔约方的刑事和民事措施应适用于数字环境下的著作权和邻接权侵权，此侵权行为可包括处于侵权目的而进行广泛传播的方法的非法使用。我们可将刑事措施中的"商业规模"与数字环境下刑事措施的"广泛传播"做类比。数字环境下侵权入刑至少还需要一个广泛传播的要件，那么"广泛"就足以说明刑事措施的商业规模也不是零门槛，也需达到一定规模。

注释：

①"Opinion of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on the current negotiations by the European Union of an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paragraph 44，参见 http：//www.edri.org/ACTAfactsheet#commercia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4月）

②程文婷：《反假冒贸易协定》与我国知识产权法比较刍议，载《电子知识产权》2011年第8期，第50～51页。

③李宗辉：《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的"表"与"里"，载《电子知识产权》2011年第8期，第14页。

④杨鸿：《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执法规则研究，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6期，第111页。

⑤符正：浅析《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的特点及我国的应对之策，载《中国工商报》2012年2月16日B03版。

⑥"ACTA： what is commercial scale？"参见http：//www.iptegrity.com/index.php/acta/772-acta-what-is-commercial-scale （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3月）

⑦参见http：//www.keionline.org/node/886 （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3月）

⑧"ACTA's Criminal measures"，参见http：//78.46.111.154/wordpress/？p=34 （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2月）

⑨参见http：//www.edri.org/ACTAfactsheet#commercia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3月）

⑩参见http：//www.spiegel.de/netzwelt/netzpolitik/0，1518，788592，00.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4月）

转变执法理念应对刑事诉讼法修改 篇4

2012年5月25日下午,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座谈会”并做了重要讲话, 要求各级政法机关要强化五个意识:“强化人权意识、强化程序意识、强化证据意识、强化时效意识、强化监督意识。”笔者认为, 对公安机关来讲, 贯彻实施刑诉法修正案, 转变执法观念, 在思想建设方面关键要解决以下四个意识:

1 强化人权的意识, 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 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 强化了对人权的司法保障, 不仅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刑事诉讼法总则, 而且贯彻到具体的刑事诉讼制度中,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 体现了我国人权事业新的发展进步。”公安机关在刑事执法活动中要强化人权意识, “要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 防止把两者对立起来, 既注意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 依法维护公民、社会和国家利益, 又注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努力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

这是难点, 是对公安机关传统执法理念的冲击。以前在很长一个时期, 把刑事诉讼活动当做对敌斗争和惩罚犯罪的工具, 片面强调对犯罪的惩罚和打击, 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不人道的待遇。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能否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的关系, 事关刑诉法修改后公安机关执法的质量和成效, 也关系到立法宗旨在执法活动中能否实现。

保障人权是国家行使惩罚权乃至实行法治的终极目的。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的刑事追诉活动仅仅是国家为了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有效行使的手段之一。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违法手段搜集证据, 其行为自身则是与“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这一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直接相悖的。即使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均衡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基于保护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在刑事追诉活动中不得不对涉案公民的自由等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时, 亦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明确授权的相关程序规定慎重行事, 而不能片面地为了追求破案率置公民的基本权利于不顾。只有有效地惩罚犯罪, 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但只注重追究犯罪, 忽视保障被告人权利, 又必然导致司法专横和公权滥用, 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 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国家的法制, 使国家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祸害很大。

2 进一步强化程序意识, 牢固树立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的理念

司法实践中, “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普遍存在, 甚至认为“法律是保护人民的, 但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一些公安机关领导甚至是高级领导受“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工具主义执法理念以及“破案率”、“命案必破”等影响, 在评价干警工作时, 往往只看结果, 不看过程, 对一些非法取证行为采取宽容甚至是包庇态度。

法治的精髓在于程序公正。严格执法包括严格执行实体法和严格执行程序法, 无论忽视哪一方面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严格执法。在公安执法中, 不但要在实体上, 而且更要在程序上切实依法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充分发挥程序的“形式主义”作用, 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人治执法现象的发生。因为, 正当程序有助于实现实体公正。

公安机关要“严格执行刑诉法, 坚决纠正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的错误倾向, 切实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 把程序公正的要求落实到刑事执法活动的全过程。特别要严格执行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 严格执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的规定, 依法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执业权利, 提高刑事案件的辩护率和辩护质量。”

3 强化证据意识, 转变侦查观念, 保证刑事案件办理质量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 是司法公正的基石, 没有证据, 就没有刑事诉讼。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诉法, 公安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必须要强化证据意识。

3.1 正确、理性的认知证据, 树立科学的证据观

证据意识决定着人们对证据基本问题的态度。首先, 应当对“什么是证据”有一个正确的、理性的认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对证据的传统定义做了重大修改, 把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据此, 证据成了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 而非案件事实本身。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用“材料”取代“事实”, 消除了旧法中的逻辑矛盾, 同时也标志着人们对于证据的认识由过去的实质理性转向形式理性。

3.2 强化证据意识, 培养诉讼自助能力

在刑事诉讼中, 证据意识具有很重要的自助功能。证据意识是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刑事诉讼的主导者之一,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不仅要对证据知识和证据规则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而且要能够准确熟练地运用证据;除了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客观全面地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外, 还要注意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性、合法性。这不仅是正确惩罚犯罪的需要, 也是自我保护的需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并正式确立了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在错案追究制日益严格的今天, 对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证据意识、避免被错误追究具有重要意义。

3.3 强化证据意识, 转变侦查观念

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 也是搜集证据和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程序。培养和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 有利于保障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为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侦查人员要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1) 从口供本位向物证本位转变。长期以来, 我国侦查工作一味夸大口供的证明作用, 坚持口供本位, 侦查思维往往“由供到证”, 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况时有发生。侦查人员应该以这次修法为契机, 转变观念, 减少对口供的过分依赖, 将侦查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口供以外的证据尤其是物证上来, 更好的发挥物证和其他证据在证实犯罪方面的作用。

(2) 从只重视证据客观性向既重视证据客观性又重视证据合法性转变。作为案件事实的探求者, 侦查人员在发现和搜集证据过程中, 应当依法办案、文明办案,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讯问、搜查等, 避免有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

(3) 从“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转变。2012年, 在公安部召开的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工作部署会上, 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明确指出, 要使广大民警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方式, 在证据规格和标准上把“破案”与“庭审”的要求结合起来, 切实实现侦查办案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这一提法很有指导性, 侦查人员应当转变工作思路, 以证据为本, 由过去侦查“抓人破案”转向用证据去证明犯罪事实上来。

4 树立文明执法的理念, 杜绝刑讯逼供

目前, 刑讯逼供问题没有根本性突破, 仍然是刑事执法中最突出的问题。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的“口供情结”仍然很重。这种现象的存在, 是封建纠问式诉讼的余毒, 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此次修法, 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等写进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从制度上, 为文明执法、杜绝刑讯逼供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 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 要树立文明执法的理念, 使文明执法蔚然成风。这样法律制度的进步才能转化为执法行为的进步, 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

摘要：立法上的每一次进步, 都是对执法者的一次全新挑战。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诉法修正案。目前, 提高公安执法人员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意识, 转变他们的执法观念, 强化他们严格依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 实现从现行法律的实施到修改后法律的实施的平稳过渡, 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公安机关,执法理念

参考文献

[1]周永康在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2-05-26].http://www.mps.gov.cn/n16/n1237/n1357/3273042.html.

[2][英]汤因比, [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3]罗一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原因与对策[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11 (5) .

[4][德]克劳斯·F.勒尔.程序正义:导论与纲要[M].陈林林,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基本知识 篇5

一 明确概念

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行政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活动。

刑事司法是指国家侦查机构对刑事案件中的刑事法律责任及其对应的刑罚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进行预防和处理的一项法律活动。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行政执法和刑事打击中法律程序的协作配合，各依其制，各司其责，依法沟通移送，形成打击违法和打击犯罪无缝合力，共同维护法律秩序。

二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通俗认为，一是指最初由行政机关依行政执法程序处理的案件，经查涉嫌犯罪的，依照一定规则和程序移交至刑事司法机关；二是进入司法程序作出终局处理或重新返回到行政程序过程中，或者最初由刑事司法机关依司法程序处理的案件，经查不构成涉嫌犯罪，但需承担行政责任的，依照一定规则和程序移交至行政执法机关，进入行政执法程序作出相应处理的一种衔接配合机制。可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并非单向的一个侧面度，除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案件外，尚包括刑事司法机关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情形。作为不同的社会治理手段，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各依其制，各司其职，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刑事司法，都承载着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功能。在我国，是依据行为的严重程度、涉案的金额大小，决定并区分行为的性质是违法还是犯罪。受理一个案件，最初展开调查时，其究竟为一般违法案件还是构成犯罪案件，并不清楚，而是随着案件调查的进展情况逐渐明晰、逐渐确定，根据案情，依照规定进行行政和刑事的衔接。

三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依据 2001年国务院《行政执法机构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是衔接的最高位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的衔接规定，一些行政法规中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 公安机关受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程序：

1，移送单位持工作证或单位介绍信以及案件材料到公安局案件管理中心，案件管理中心接受并登记，按照管辖规定分发办案单位，办案单位及时入网并给移送单位出具接受案件回执单。公安机关应当接受案件，不得以材料不全为由，不接受移送案件。但是对材料不全的，应当在接受案件的二十四小时内书面告知移送的行政执法机关在三日内补正。公安机关对接受案件的处理方式：

① 对属于本公安机关管辖的，进行立案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一般案件三日内立案，重大疑难复杂七日内立案。决定立案的，应当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对决定不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连同案卷材料在三日内送达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

② 对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但不属于本公安机关管辖的，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并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

③ 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退回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并书面说明理由。

④ 公安机关审查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材料不全、证据不充分的，可以就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要求等提出补充调查意见，商请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自行调查。

⑤ 对决定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日内与行政执法机关交接涉案物品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材料。

⑥ 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公安机关立案后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将撤销案件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送达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对依法应当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可以同时向行政执法机关提出书面建议。

五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有下列材料：

（一）案件移送书，载明移送机关名称、行政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罪名、案件主办人及联系电话等。案件移送书应当附移送材料清单，并加盖移送机关公章；

（二）案件调查报告，载明案件来源、查获情况、嫌疑人基本情况、涉嫌犯罪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处理建议等；

（三）涉案物品清单，载明涉案物品的名称、数量、特征、存放地等事项，并附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等表明涉案物品来源的相关材料；

（四）附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质证明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检验报告或者鉴定意见；

（五）现场照片、询问笔录、电子数据、视听资料、认定意见、责令整改通知书等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六）移送材料表明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已经或者曾经作出有关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附有有关行政处罚决定书。

六 移送中的遇到的问题

由于行政执法的处罚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要求不同,按照行政执法的标准收集的证据难以适应刑事诉讼证据的严格性要求,因有关规定对此没有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造成两大执法体系的证据的衔接和转化出现困难。特别是行政执法部门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合法性问题常常遭受质疑。如果不将行政执法部门收集的证据作为刑事司法程序的证据,案件移送后再由公安机关重新收集证据,又会面临诸多实施中的困难: 一是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往往已时过境迁,错过了取证的时机。取证的最佳时机丧失,就有可能出现证据灭失或被人为破坏,重新收集证据已不可能。

二是移送案件多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能关系密切,有些涉及行政部门的专业性知识,只有具有专业知识的行政执法人员才能解决。公安机关不依靠行政执法机关中相关专业人员进行重新收集证据困难重重。有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法规又没有对行政执法部门收集的证据如何转化作出规定,证据转换缺乏合理的对接程序,造成证据适用上的困难。同时,公安机关接受移送案件在鉴定与保全上也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有时会出现办理案件越多,越会增加部门的财政支出,致使部门因自身利益不愿意移送,进而影响机制的衔接。

七 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应当把握的几个程序问题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行政处罚方面的相关知识。一件行政处罚案从立案处理到归档结案，我认为主要应把握好四个方面的问题，这四个方面把握好了，行政处罚就不会出现违法或者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四个方面如下。

一是行政处罚实体方面的知识，如处罚主体，被主罚主体，证据的采信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二是行政处罚程序方面的知识，如适用简易程序还是一般程序，是否执行听证程序，按法律规定的程序是否存在时间倒置的问题等。

三是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方面的知识，适用法律、法条是否准确。

四是行政处罚内容是否适当，也就是自由裁量权的方面的相关知识。下面分别从这四大方面具体和大家一一探讨。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一、实体

（一）行政处罚主体 首先讲两个案例，李某和张某都是个体商店，李某从张某处购得香烟10条价值一千余元用于出售，被公安机关强制带走讯问，并扣押了李某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并对李某进行了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公安机关的做法是否正确？答案是不正确的。该案涉案金额没有达到触犯刑事犯罪的标准，那么处罚主体是烟草专卖局。同时发现张某在计量器具上做手脚，获得非法利益，对张某的处罚主体应该是谁，普遍的观点是公安机关，认为是一种欺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根据计量法的规定，该性质案件由质量技术监督局处理。但是张某如果涉案金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就应当使用移送规定移送公安机关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按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一些行政执法单位涉及的法律法规众多，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一定要首先吃透法律，辩清案件性质，明确是否是行政处罚主体再予以立案处理。

（二）被处罚对象

1、处罚时一定要明确被处罚对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主体的类型越来越多，如分店，分公司，联锁店，门市部等等，这些法律主体是否可以单独做为被处罚主体，需要我们具体案件具体分析，首先我们要看被处罚主体的身份证明材料，如营业执照登记证，根据工商局审批的主体性质确定是否可以做为被处罚主体，这是第一步，但现在很多单位不会看被处罚单位的营业执照，即使看了也不会深入分析它是什么性质，可不可以做为被处罚主体，对于现代社会的新生法律主体的类型，要根据法律明确的规定予以确认，如法律规定有独立财产，独立办公地点，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可以做为被处罚主体，就是大家在行政处罚的时候一定要在这方面有个认识。

2、几年前有这样一个案件，某单位对某一个违法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时，把被处罚人的名字写的与本人的身份证件上的名字不一致，这个案件后来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没有被立案，一字之差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还有的单位对无证经营的就是没办理工商执照的处罚，处罚决定书下给其所开的字号，XXX店，而不是个人，这都是错误的。所以在行政处罚的时候首先要明确被处罚主体的性名，这就要求我们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要提取当事人的身份证明，以免出现上述类似错误。

（三）证据的采信

一起行政处罚案件一定要违法事实清楚才能定性，然后决定行政处罚，而事实清楚的表现形式就是证据确凿，证据确实充分，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

证据采信我们要把握好三个方面，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

讲一个案件，某地规划部门对一起违法建筑做调查，建房人说所建房屋用的土地是其哥哥的，也就是土地使用证上写的是哥哥的名字，因其哥哥外出房屋归他使用，他因没有地方放杂物，经哥哥允许出资建了棚子，当地规划部门只根据弟弟的一分调查询问笔录对其哥哥进行了行政处罚。这起案件中，证据和处罚主体之间没有关联性。

有的单位处罚只凭一份没有当事人签字确认的现场检查笔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不足。有的单位原则性的东西调查清楚，但一些违法情节调查不清，如违法所得计算不清，计算无依据。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以偷拍、偷录、窃听、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都不能做为证据作用。

行政处罚过程中我们最常用的证据是调查询问笔录，一份完整的询问笔录要有2名以上执法人员调查询问，调查询问人分别是调查询问笔录上签字，而代签不能证明是2人以上，被处罚人要逐页签字，否则没签字的那页不能做为证据使用，现实工作中这种情况也较多存在，多页询问笔录，只在最后一页上签字确认，那么前几页没有经过当事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是没有证据效力的，不能做为证据使用。调查询问笔录包括案由，询问机关名称，询问人，记录人的姓名，被询问人的基本情况，询问地点，始末时间，行政执法人员表明身份和亮明执法证件的记录，及询问内容（询问笔录要把违法的时间，地点，行为，行为人，情节及后果要询问清楚），某单位在做询问笔录时所问的都是关于A性质违法行为的事，处罚的时候却是B性质，就是所问非所答。还有的单位多个调查询问笔录之间的时间存在予盾，同一个执法人员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对不同的人进行询问，证据无效。

证据的形式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一份完整的证据要有提供人签字盖章，注明日期，要有提取人签字，否则不能做为证据使用。对法人身份的处罚对象取证的时候，要有单位盖章，除了调查询问笔录，其它证据都要有章，部分证据只有签字，没有盖章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如授权委托书。

二、程序

程序适用分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一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二是处罚种类和幅度分别是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的。简易程序也要二人以上执法。其它案件适用一般程序，在适用程序的时候，个体工商户是视为公民个人，对个体工商户处50元以下用简易程序，处1000元要用一般程序，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常识，以上，以内，届满包括本数，不满，以外不包括本数，以日，月，年计算的开始的当天不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

程序的重要性今天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讲了，程序问题最简单最直接的重要性，是程序违法会导致处罚案件被撤销，重做。在这里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行政处罚执法过程中常出现的违反程序规定的情形。

（一）程序倒置，如，决定书在调查笔录之前，也就是调查过程没有结束，处罚决定就已经下了，行政处罚法规定调查终结，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决定。罚款票据的时间在处罚决定书之前，就是还没下行政处罚决定书就已经收取罚款了。法制机构的审核意见、领导审批意见是结案后事后补签的，程序倒置。

（二）听证告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和处罚决定书之间没有给予足够的法定时限，剥夺了处罚对象的听证权、陈述申辩权，行政处罚事先告知除了部门法，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给予几天的陈述申辩时间，所以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之间给几天时间都可以，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上面写的很清楚给三天时间，当事人也没有放弃陈述申辩的意思表示没有给够时间就予以处罚了，这是不妥当的，如果给不够明文告知的时限规定，那么让当事人写一个放弃陈述申辩的文书，形式不限。听证告知法律明文规定要给够三天时间，这是法定时间不能剥夺也不能放弃，必须给够，且从当事人收到文书的次日起算，足三天，如一号当事人收到，那么从二号算起，二、三、四，最早五号才能下处罚决定。

（三）没有明确告知复议和诉讼机关，或者告知的时间有误，诉讼和复议的机关和时间各部门法之间规定的有不一样的，《行政处罚法》是60天之内提起行政复议，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这是各执法单位都应该给当事人的权利。所以在告知诉权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明确告知，如果法律规定有不一致时候遵循大法。否则这个案子一定是错案，予以撤销。或者没有明确告知复议和诉讼的机关是哪一个，错列，漏列，这在法律上都被视为程序严重违法，属于被撤销的情形。而有些单位往往用制式文书，统一诉权告知事项，不和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对照，导致错误告知，这个问题要注意。尤其是现在，各单位所适用的法律类型较多，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

（四）应当适用听证程序的案件没有下发听证告知书，适用听证程序的条件：主要有两类，一是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二是较大数额的罚款。

（五）审批表内容填写不全，没有依据，没有处罚内容。有的需要审批的事项没有经过审批，如先行登记保存没有经过领导审批，卷内没有审批文书，领导签字，法律明文规定先行登记保存的必须在期限内做出处理决定，有的单位没有在时限内处理，有的单位甚至对先行登记的物品没有处理情况的说明，收了，但不知处理结果，还了要有当事人签收单，没收了要有没收的票据。罚没票据上没有章，没有日期。有的单位的部门法应当履行的程序没有履行，如鉴定结论应当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重新申请鉴定的权力，但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剥夺当事人的权力，程序严重违法。还有后补卷宗的问题，执法过程中没有边办案，边做相应的法律文书，而是只有一张罚款票据是真实的，其它的全是事后编的做出来，后补的东西不可能天衣无缝，往往是漏洞百出。

（六）送达的问题单独讲一下，法律上的时间都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时起算，就是从当事人收到法律文书之日起算，送达回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书。行政法律文书送达的方式

（1）、直接送达；（2）、留置送达。要有两个以上见证人见证；（3）、委托送达；（4）、邮寄送达。邮寄送达要有被送达人本人签字的挂号回执。；（5）、转交送达；（6）、公告送达。60天公告。

现在常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是：

1、送达回证上填写的项目和内容不全，如送达的是哪一个文书，一定要特指；

2、收件人是谁，收件人不是本人和本人是什么关系，备注里标明；

3、还有最重要的是送达时间，一定要清楚明确，并由收件人本人填写。

4、送达回证上面的部分项目如，送达人，受送达人，送达时间不要机打，要本人填写，才有证据效力。

三、法律依据

（一）行政处罚适用的法律必须是现行有效的，行政处罚的设定：

1、象市政府这一级的行政机关只能制定规范性文件，是没有权力设定行政处罚的，只能执行上级出台的法律规定。

2、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拥有同样的权力，这一级出台的文件叫做规章。

3、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如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的文件叫地方性法规。

4、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国务院出台的文件叫行政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的叫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

（二）法律适用原则： 适用原则：

1、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有效。同位法中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特别法是与一般法不同的，适用于特定时间、特定空间或特定主体的法律规范。同一机关制定的法不得相互抵触，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允许特别法与一般法的不一致。同位法中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不溯及既往原则，这是现代法治很重要的原则，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文明。这个原则还有一个附加原则，即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例如，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实行“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生效前的行为原则上适用旧法，但按新规定处刑较轻的，则适用新法。

（三）法律适用过程中常出现的问题：

1、适用法律不正确。某地物价局案例，某地物价局2016根据上级局关于某商品定价的规定对某人做出行政处罚，但是根据2014年出台的各省的定价目录，这类商品的定价权已经由同级人民政府定价了，但同级人民政府并没有对此商品定价，没有出台文件规定，物价局适用法律有误。某地劳动局案件，某企业单位举行运动会，张某受伤，根据省劳动厅的文件规定是不予认定工伤的，但根据国务院法制办的解释，是应当认定工伤的，两个解释均出自于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是国务院制定出台的，那么国务院法制办的解释应当是有权解释，且时间在后，劳动局根据省劳动厅的解释不予认定工伤是错误的。

2、适用法条不正确，条款项目分不清，表述错误，导致适用法律有误。单独成段的是款，款下面是项，项下面是目，有的法条分好几款，有的款下面有项，有目，表述的时候是第某条第某款第某项某目。

3、法条适用不准确，如法律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罚款。有的是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罚款。有的是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可以并处和并处法律意义是不一样，可以并处是可罚可不罚，并处是必须罚款。有的是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一些单位没有警告，直接罚款。有的是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只罚款，没没收。这些都是适用法律不正确。最常出现的问题是给改正期限没给够就下处罚决定书了。甚至有的单位法律适用名称不正确，丢字漏字。

4、定性不准，明明是盗窃却定性为侵占，明明是侵占却定性为诈骗，都是错误的，在适用法律时要吃透法律，定性要准。

四、处罚要适当

法律规定的罚款是有上限和下限规定的，如1000—10000，选择较重的行政处罚和较轻的行政处罚，涉及自由裁量。处罚要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序相当。简言之就是罚过相当。

为了约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近几年上级各个单位都出台了本单位的自由裁量权基准，下级单位比照适用即可，但是在适用过程中还是要求执法人员要本着公平公正的态度予以适用，严格适用，此外，《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几种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如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刑事执法 篇6

关键词：公安执法；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体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理念的转变和突破，也是对严打政策的进一步延伸和完善。这一观念是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并逐渐成为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宽严相济，其内涵就是要区别对待不同的刑事犯罪，既要对犯罪进行有力打击和威慑，维护法治的严肃性，又要尽量控制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对抗，促使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转变，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基于这一要求，公安机关的执法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从如下两方面展开了分析和讨论。

一、宽严相济政策对公安执法产生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对公安执法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也给公安执法带来了一些困惑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安机关对犯罪的打击力度。这一问题首先体现为，公安机关的打击水平受到了影响。去年我省公安机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被检察机关认为没有逮捕必要，决定不批准逮捕，以及被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的，分别占到了总数的45%和57%左右，均比前年有所上升，成为了影响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移送审查起诉工作的主要因素。其次，严重打击了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打击效果，并且主要集中在轻伤害、交通肇事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三类案件上。

第二，增加了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困惑。这一问题集中表现为：①检察院和法院掌握的标准不明确，在主观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②不同地区之间检察院和法院机关掌握的标准不统一；③检察机关部门之间要求不一致；④检察机关缺乏法律依据的做法给公安执法增加了困难；等等。

二、公安执法落实宽严相济政策的主要对策

为了有效解决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给公安执法带来的影响，公正执法，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有效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我们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1.统一司法部门对宽严相济政策的认识

公安機关可以通过部门协商、报告申请、座谈会和研讨会等多种方式，促使检察院、法院和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自上而下的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达成共识，都能明确认识到，要彻底贯彻落实该项政策要注意三点。

首先，走出认识误区，明确严打是宽严相济的重要内容，该宽的地方要放宽，但是该严的地方也绝不手软，绝不姑息，不能片面求宽，但是也不能一味严打，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次，树立全局意识，在落实该政策时，一定要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不能盲目进行。而且，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面度刑事案件高发和社会矛盾突出等社会问题时，宽严相济政策的落实一定要保证社会稳定的大局，综合考虑社会稳定的承受能力，稳步推进。

最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动态的思维对其进行灵活运用。顺应社会治安形势的具体变化，灵活掌握宽和严的适用比例。例如，在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等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活动的节点，为保证重大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的需要，就可以采取以严打为主、以轻缓为辅的政策，保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维护治安大局的绝对平稳。

2.明确宽严相济政策的执行标准

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制度和相关的措施并不明确，只是一种概括性和原则性的状态，所以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将执行的目标和标准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这是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效率和效果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执法的过程中，公安机关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宽严相济这一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离不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整体框架，所以不能随意扩大对这一政策的理解和适用范围。我们可以采用明确适用范围、细化执行标准、严格执行程序等方法，统一各级司法部门对该政策的执行标准，对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确保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浅谈新修订刑事诉讼法与公安执法 篇7

新《刑事诉讼法》一方面突出强调了“尊重和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及“检法机关和律师的监督权”;根据刑事诉讼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有利于侦查办案, 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面对机遇与挑战, 公安机关应该及时调整思路, 直面挑战, 解决好刑事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以适应新修订的《刑事诉法》对公安机关提出的新要求。

二、新修订《刑事诉讼法》带来的机遇

1. 电子数据, 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写入证据种类。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电子数据, 辨认、侦查实验等被列入证据种类, 侦查取证效率将会得到提高。随着科技发展,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数码化, 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涉及越来越多的电子数据。随着电子数据成为法定证据种类, 公安机关侦查取证中体现电子数据证据的烦琐环节将会有效减少。因此, “电子数据”、“辨认笔录”和“侦查实验笔录”直接作为法定证据种类, 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具有有利影响。

2. 行政案件证据可在刑事案件中使用。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书证、物证、电子数据、视听资料等证据材料, 可以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在修订之前, 行政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时, 常遇到需要转为刑事案件办理的情况,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化解了这一难题, 大大提高了公安机关侦查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证人作证机制全面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安全保密制度和关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上予以全面完善。例如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 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 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 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基于当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对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依赖较大的现状, 这系列改变对保证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具积极意义。

4. 强制措施规定进一步完善。

一是拘传时限延长。旧法中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一律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而新法改变了这一规定, 明确一般情况下,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案情特别重大、复杂, 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二是规定对被取保和监视居住人的特定限制权。新《刑事诉讼法》对被取保和监视居住人增加了一系列管理条款, 例如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 情况, 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 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 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三) 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 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这些修订为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为侦查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

三、公安机关将应对的挑战

1. 律师权力的扩大。

新法在多方面提高了律师刑事辩护的权利, 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 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难度也会增大。一是律师介入时间提前。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 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二是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力扩大。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 提出意见”。与旧法相比, 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力明显扩大, 新法赋予了律师更多手段和资源与侦查机关对抗。三是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 且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辩护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 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 最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而且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因此, 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会见的权利与并能够进行交流, 犯罪嫌疑人将有更多机会与律师探讨如何规避法律惩罚, 其供述也会随之产生动摇, 易出现翻供等状况。

2.“沉默权”的增加。

新《刑事诉讼法》对“沉默权”进行了规定, “沉默权”是指在刑事案件中,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不能被强迫证明自己有罪, 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 对人权保障意义重大;当然它也将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产生很大冲击。

3. 证据排除规则的严格化。

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 即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绝对排除, 实物证据相对排除;公安侦查取证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基本没变, 讲极大的影响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的排除。总之, 新法对侦查取证中的搜查、调取、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的程序要求将越来越严, 公安机关的相关工作难度会越来越大。

4. 警察需要出庭。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第五十七条等规定, 警务人员将分别以目击证人、或直接以侦查人员等身份出庭作证。由于, 在以往办案过程中, 警察几乎不需要出庭作证, 部分警察可能很难马上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因为, 出庭对警务人员的心理素质和出庭应对能力将提出相当高的要求, 公安机关有必要开展相关的应对性的培训, 以提高民警出庭应对能力、法律水准和心理素质。

四、公安机关如何应对挑战

1. 加强规范意识, 提高执法质量。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强了刑事诉讼的对抗性, 侦查机关要摆正自身心态, 转变自身观念, 通过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刑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公安信息化的建设提高办案质量, 实现规范执法, 解决侦查环节中讯问不规范, 隐性超期羁押的问题。

2. 加强证据意识, 转变侦查模式。

现行侦查模式一般围绕犯罪嫌疑人而展开, 侦查机关往往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再搜集证据, 且这样的侦查模式极容易忽略证据的收集、固定。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搜查、侦查实验笔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增加“电子数据资”;完善了普通证人、专家证人、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制度,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强化侦查员搜集证据的意识。新法还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对犯罪嫌疑人有利、宽松的制度。因此, 我们应加快转变侦查模式, 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转变。办案民警应当转变观念, 由“证据本位”的侦查模式替代“口供本位”的侦查模式。

3. 加强程序意识, 转变侦查模式。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程序功能, 明确了违反诉讼程序的法律后果。在司法实践中, 要在严格遵守不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严格落实时限、通知方面的规定, 严格遵守讯问环节的新要求等方面下大决心, 充分彰显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关于程序公正的立法精神。

4. 加强应用意识, 发挥比较优势。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 篇8

一、行政执法证据的来源

在目前建立的法律框架中, 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权利义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而, 当行政机关需要利用其掌握的一些当事人的违法犯罪资料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时, 由于这些证据缺乏法律的支持与保护, 多数情况下都需要侦查机关重新取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资源浪费。同时行政机关收集的一手资料不能被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这给犯罪嫌疑人以可乘之机, 往往犯罪嫌疑人会在行政执法结束后隐藏或破坏相应的物证等资料, 这就导致侦查机关在对案件二次取证的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困难和隐患, 给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新刑事诉讼法确定了行政执法证据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的合法地位, 这一变化对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更加注重收集、整理各种物证、书证等资料, 尤其是在固定证据时需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具体程序进行。

行政执法活动中最重要的是两项就是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认定事实的基础是各种有效的合法的证据, 而认定案件的事实却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前提。而其中行政执法证据是行政执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其中行政执法机关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方法和手段, 发现、提取、固定证据。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经常会面临哪些是行政执法证据, 其具有怎样的具体表现形式的问题, 这要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同时证据有不同种类, 都是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 我国三大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证据的种类, 其中行政执法证据主要包括: (1) 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原始的物证、书证; (2) 调查笔录, 包括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 证人、当事人亲笔书写的材料; (4) 视听资料; (5) 行政执法机关出具的鉴定结论等。实践中, 也存在行政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的情况。

二、具有刑事证据资格的行政执法证据

新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行政执法证据可以有效的转化成相应刑诉中的实际证据使用。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及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 由于这些证据材料是根据行政法的相关规定所收集的, 因此在形式上当然地具有合法形式, 另外, 收集的这些证据属于新刑诉法所规定的证据种类范畴, 属于法定证据形式, 因此具有证据三性, 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由此,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到的以上证据材料, 可以作为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证据使用。而行政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收集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和辩解、鉴定结论等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 实物证据以实物形态为存在和表现形式,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强的客观性, 不因调取证据的执法机关不同、收集程序和方法的不同而改变性质, 其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原始资料, 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使其恢复原状后再重新提取, 有一些实物证据如果在行政执法或者插板案件的过程中不及时的收集, 很有可能造成这些证据的灭失或者毁损, 若司法机关想要重新收集, 实际则非常困难, 因此, 收集的上述实物证据可以转化适用, 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证据, 不需要重新收集, 这既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 又能提升诉讼效率。第二, 大部分言词证据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主观性, 易发生变化, 行政执法机关收集证据的过程没有刑事司法的程序和要求严格。所以, 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使用行政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 并不能完全保证证据的真实性, 不利于保障当事人基本的权利。同时, 言词证据通常不会灭失, 再收集并不困难。所以, 对行政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采取不同的标准, 这也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和司法现状。

三、证据的审查判断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执法证据可以转化为刑事证据使用,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公安司法机关对行政执法证据审查的义务。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对证据真实性进行审查应该从证据所形成的原因、收集证据时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是否是原物原件证据等这几个方面进行全面仔细的审查。对行政执法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是依据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还是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法规, 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这两种法律法规对行政执法行为和刑事诉讼行为的合法化程度要求并不一致, 对行政执法行为的要求明显低于对刑事诉讼行为的要求。如果利用刑事诉讼中法律法规完成审查工作, 很可能会导致大量行政执法证据无法适用于刑事诉讼中。行政执法机关在进行执法行为过程中, 其实际职权来源及行使方式都只受行政法律法规的约束, 而并不受刑事诉讼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约束, 往往许多案件在办理的过程中, 行政执法机关在一开始处理该案件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案件涉及到犯罪行为需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等知道该案件可能涉及到犯罪行为时, 与该案件相关的证据可能已经被收集完毕。这对行政政法证据的审查只能主要适用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同时, 也要考虑到如果行政执法相关证据要被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基础的证据加以使用, 为了避免行政证据被滥用以及保护相关利益人的合法权益, 对行政执法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将那些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排除使用。国外的证据禁止理论中的自主性证据禁止的基本原则对我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这一证据禁止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证据的取得之禁止和证据使用之禁止, 法院是结合宪法中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禁止使用相关证据, 而并不是根据法律中有关证据禁止的规定裁定排斥证据, 。此类证据禁止的核心在于法院调查并使用证据之行为, 是否会造成一次自主性之基本权利受到侵害, 因此违宪。我国的人权保障已经入宪, 因此行政执法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也因违宪侵犯人权而排除使用。因此,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时也应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

在证据审查时, 除了围绕证据的三性特征进行审查外, 还应结合每种证据的自身特点进行审查。例如在审查物证、书证时, 应注重审查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 是否全面收集;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收集程序、方式是否合法及有关规定;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及鉴定过程中是否受到破坏或改变, 等等。再如运用视听资料认定案件事实时应注意审查视听资料是否为原件, 确有困难取得原件, 调取复制件的, 提供复制件的, 调查人员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每个人自身的认知水平都会直接受到时代发展以及社会的限制, 并且不会超越时代本身具有的认知能力, 同样, 立法也具有这种特性。虽然, 目前我国修订的刑诉法还不够完善, 但与旧的刑诉法比较, 是刑事司法上的一大重要进步。我国在司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 仍然需要不断汲取更多相应的经验和教训, 以求不断完善我国的立法内容。

参考文献

[1]刘远, 赵玮.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改革初探——以检察权的性质为理论基点[J].法学论坛, 2010 (12) .

[2]刘远, 汪雷, 赵玮.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立法完善研究[J].政法论丛, 2010 (5) .

刑事执法 篇9

第一, 促进《刑法》与环保类法律法规的对接。《刑法》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明确了15种罪名, 立法机关针对部分条款也做了相关的司法解释, 指导了司法实践。但是现有的环保刑事立法存在缺陷, 针对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条款覆盖面不广, 立法的超前性不强, 系统性和严密性不够。应当促进《刑法》与环保类法律法规的对接, 对于在环保法规中明确规定了刑事责任的破坏环境资源行为, 应当设立专门性的罪名, 可以设置为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噪音污染罪、污染水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破坏草原罪等罪名 (1) , 并且明确量化罪与非罪的标准。

第二, 加强“两法衔接”相关规定的修订和整合。首先, 提高“两法衔接”规定的法律位阶。应将“两法衔接”中司法机关、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利义务写入《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的相关章节中, 从而提升“两法衔接”执行的强制力。其次, 对现行的“两法衔接”规定进行清理整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环境保护部等机关应当抓紧联合出台《关于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意见》, 其中明确“两法衔接”中案件移送程序、移送案件材料、责任部门、工作制度、法律责任等内容。另外, 检察机关应当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国务院出台专门行政法规规定查办环境案件的程序性规定, 从而增强“两法衔接”的法律约束力。

第三, 立法应明确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适用。《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法规赋予了环保部门行政处罚权, 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违法行为, 环保部门可以采取罚款、限制停产、责令整治等措施。《刑法》针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犯罪, 多数规定了“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者, 甚至没收财产。在处理环境违法行为时, 应当确立“附条件的并科原则” (2) , 即当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处于同类型时, 可以相互折抵, 当两者处于不同类型时, 应合并使用, 避免“以罚代刑”或者“只刑不罚”出现。

二、完善联动执法和协作配合机制

第一, 建立公安、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提前介入是指公安、检察司法机关有条件地介入行政执法, 与行政执法机关密切配合、联合执法。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破坏环境资源类案件, 在环境监管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 请公、检、法及时介入调查, 有利于案件线索和证据的收集、固定。

第二, 建立完善环境案件移送机制。各级环境保护、公安部门要严格按照《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当地实际制定关于案件移送的职责、时限、程序和监督的要求, 积极做好案件调查、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工作, 环保部门经认定行为涉嫌犯罪的, 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移送, 若决定移送, 应当在决定当日内进行移送, 同时移交案件调查报告、相关证据材料。决定不移送的, 应当说明理由, 并记录在案。

第三, 建立环境案件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环境监管“网上衔接, 信息共享”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一是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将查处的所有环境违法案件情况根据办案流程, 及时录入环境监管信息管理系统, 接受上级主管机关与同级政府法制部门、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指导和监督制约;二是公安机关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销案情况;三是人民检察院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立案监督、批捕、起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案件的情况, 到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第四, 建立健全“两法衔接”联席会议制度。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两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相互通报查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两会衔接”的情况, 提出加强两法衔接的对策。

第五, 建立联动执法联络员制度。各级环境保护、公安、检察部门应明确内部机构在环境违法案件查处中的职能分工, 分别确定具体牵头部门及联络人员, 开展经常性的信息互通、协调办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制定联动工作方案和行动计划, 积极开展联动执法专项行动, 依法加大对重大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综合惩处力度。 (3)

三、加强“两法衔接”机制的运行监督

第一, 加强对环境监察部门移送案件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要重点监督环境监管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发现的违法事实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是否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是否妥善保存并固定所收集的证据, 是否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进行移送。

第二, 加强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是否存在该立案不立案、该侦查不侦查的行为;对于移送的证据公安机关是否履行相应手续并妥善保管, 对不予立案的涉嫌犯罪案件是否说明理由并报检察机关备案;对于公安机关未及时受理或者立案的, 应当依法开展立案监督, 督促公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受理或者立案侦查;对立案后久侦不结的案件, 要加强侦察监督;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 必要的时候, 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 协助公安机关及时侦结案件。

第三, 加强对环境执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监督。检察机关发现环境执法人员徇私舞弊, 对依法应当移送的涉嫌环境犯罪案件不移送, 情节严重, 涉嫌职务犯罪的, 应当及时介入调查, 依照刑法有关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利用职权干预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执法, 阻挠案件移送和刑事追诉, 构成违纪、犯罪的, 同样依法追究其纪律责任、刑事责任。

四、提升环境执法人员法治意识和专业水平

执法人员作为“两法衔接”制度执行者, 其责任意识和专业水平决定着制度落实的力度。环保部门、司法部门要通过会议、培训等形式宣传“两法衔接”工作的重要性, 并且将“两法衔接”工作落实情况纳入考核体系, 从而增强执法人员的责任意识, 鼓励执法人员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各级环保部门、公安部门要树立证据意识, 及时收集、提取、监测、固定污染物种类、浓度、数量等证据。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应当运用实习教学、典型案例研讨、专题讲座、跨部门学习锻炼等形式, 组织开展业务培训, 重点加强对环保法律法规、破换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相关司法解释、“两法衔接”的规章制度以及专业鉴定技能、环境案件侦查技巧等方面的教学。

五、小结

建设“美丽中国”, 构筑生态文明, 是我国确定的重要奋斗目标。环境保护不仅需要各个部门各司其职, 更需要立法、执法、司法的配套衔接, 尤其是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当前, 我们应以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和推进“两法衔接”探索为契机, 完善相关环境法律法规, 构建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为环境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注释

11 李聪莹.“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罪罪名体系的立法构想”[J].湖北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2 (4) :126.

22 侯艳芳, 刘传颂.“行政处罚与刑罚折抵的处罚”[J].山东审判, 2008 (2) :78.

刑事执法 篇10

关键词：税收行政执法,税收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6月,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全文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主要拟对现行税收征管法作出三个方面的修改, 其中第一方面主要是税收征管法与有关法律衔接问题, 并明确列举了与行政强制法、刑法、行政许可法相衔接的内容, 较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实践的需要以及妥善处理了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然而《修正案》中的部分条款还有待完善和细化。比如《修正案》第七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 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文只是规定了税务机关在发现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行为存在违反《刑法》的可能性后的移送义务, 但并未明确移送的相关具体程序, 也未明确税务机关在移送前是否可以处罚、税务机关的处罚对刑事责任的影响等问题, 这也就导致了税收征管实践中“以罚代刑”等现象的出现。

二、税收行政执法与税收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的必要性

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相互独立, 又内在联系。税收行政执法针对的是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等情节轻微的涉税行为, 而税收刑事司法则针对的是达到犯罪标准的严重违法涉税行为。虽然从立法上看, 两者以涉税行为违法情节轻重为区分标准, 但在实务中, 由于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往往是在调查过程中逐步确定的, 因此并不能事先在税收行政执法与税收刑事司法之间进行明确分工。同时, 由于经济犯罪具有特殊性———其违法行为通常具有过程性, 因此简单地移送与程序倒流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 完善税收行刑衔接机制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内在需要, 也是提高税收领域执法和司法效率的有利保障, 对于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 在当前税收实务中, “以罚代刑”现象屡见不鲜, 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威严, 也使得部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逃避了应有的惩罚。税收行刑衔接制度的完善, 一方面能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实现一事不二罚, 避免重复处罚;另一方面也使违法、犯罪纳税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我国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衔接上存在的问题

《税收征管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将涉嫌税务犯罪的案件依法移交给司法机关。由于该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 因此税收行刑衔接机制在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 部门间的分工合作问题

由于纳税人等相关主体的违法行为按其性质可分为税收行政违法行为和税收刑事违法行为。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前者由税务机关的稽查机构管辖, 而后者则由公安机关的经济侦查部门管辖。同时, 现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1、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 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也明确规定了税务稽查局同公安经侦部门间的权限问题。

虽然从立法上看, 税务稽查局的职权边界十分确定, 即对税收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而必须将严重的税收刑事违法行为移交给公安机关。但是, 在实务中, 对于如何认定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该标准由谁进行制定、严重程度由谁进行认定, 均未得到明确规定, 这也就导致了实务中两者职权边界模糊的问题。

另一方面, 虽然法律法规赋予了税务稽查局对税收行政违法行为的执法权, 但由于其只能采用非强制性措施, 在查办涉税案件中受到了极大的约束, 由此产生取证难等问题。再加之现行关于移送时间的规定不明确, 稽查局将涉嫌刑事违法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由于一些原因, 在调查取证方面也遇到了问题。

此外, 法律法规在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权力界限问题的同时, 也认识到了联合办案的必要性2, 但在实践中却由于部门之间能力权力不匹配问题———税务稽查局具有办理涉税案件的能力却没有强制调查的权力, 而公安机关具有强制调查权却缺乏办理涉税案件所必备的专业技能, 呈现出双方互相依赖, 但联合办案又困难重重的尴尬境况。3

(二) 移送及标准问题

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对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作了统一规定, 规定了移送时间、违反规定的相应责任等内容。但在实践中, 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并未出现理想的分工合作状态。

虽然该规定明确了税务机关必须移送相关案件的职责, 但并未对移送标准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 在实务中, 两机关对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尽一致。由于对涉税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不一, 税务机关只享有非强制性执法权限, 调查取证能力有限, 因此税务机关在移送时所要查明的犯罪事实要素和证据材料可能不符合公安机关的要求, 公安机关往往不接受移送的案件。同时, 由于现行立法并未对移送前税务机关是否能够进行行政处罚进行明文规定, 税务机关往往出于处罚数额的考量和寻租问题, 对违法纳税人等相关主体进行一般性行政处罚后就终结此案, 并不愿意将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处理。最后, 虽然《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规定了检察院、监察机关等的监督职责, 但在实务中, 我国并未制定行之有效的移送监督机制。

(三) 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适用问题

由于当前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并未对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作出明确规定, 也就可能存在两者竞合的问题, 也就存在当事人的税务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 税务机关是先处罚后再移送司法机关, 还是不进行行政处罚, 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问题。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一条的内容来看, “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依法折抵相应罚金”, 也只规定了移送前已经罚款的行为。就此问题, 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没有统一认识, 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 两者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而是存在交叉现象, 同时科以处罚, 可以相互弥补, 更有利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只科以刑罚, 由于税务机关已将达到犯罪程度的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 因此只能由司法机关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不再处以行政处罚。三是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当移送案件被司法机关认定为不构成犯罪或者经法院审理认为其情节轻微, 免于刑事责任的案件, 虽然行政机关将其移送, 但仍可以处以行政处罚。4

同时, 处罚时间与移送时间如何确定又成了另一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依法移送, 不罚款。税务机关在查处税收违法行为时, 认为纳税人涉嫌构成犯罪的, 根据刑事优先原则, 即优先追究纳税人的刑事责任, 应及时将案件移交给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处理, 这有利于实现刑罚的功能, 有效打击涉税犯罪行为。二是先罚后送。三是先送后罚。某些犯罪情节轻微, 法律规定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 人民法院免除其刑罚后, 行政机关仍可以给予犯罪者以相应的行政处罚。5

四、我国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衔接制度的完善

(一) 完善立法, 细化规定税收行刑衔接制度中的相关规定

首先, 应当推动税收基本法的制定与实施, 将税收执法、司法程序做详细明确规定, 避免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冲突。其次, 在未制定税收基本法的情况下, 不妨在《税收征管法》中单列“涉税刑事侦查”一章, 具体规定涉税刑事调查的执法主体、机构设置、主要职责和职权等条款。另外, 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适用方法和程序上作出统一规定。

(二) 从长远看, 在稽查局设立涉税犯罪侦查部门

关于我国税务机关同公安机关的职权界限模糊问题, 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从国外经验看, 绝大多数国家赋予了税务稽查机构刑事侦查职权。如日本即在税务稽查局内设立“涉税刑事犯罪侦查处”, 规定税侦部门是惟一的涉税刑事犯罪调查的执法主体, 并依法赋予有限的刑事侦查职权。同时, 该处负责研究、计划和协调有关刑事调查程序的管理工作, 为刑事调查提供经济分析、研究, 刑事调查结果的审核, 与刑事调查相关的情报、资料的收集和管理;开展税收刑事调查等工作。6这就使得在查处重大涉税案件以及其他紧急情况下, 无需中断稽查, 提高办案效率, 解决取证难或者重复取证的问题。7

(三) 从近处看, 完善涉税案件移送的机制

第一, 进一步完善涉税案件移送的法律规定。明确涉税案件的移送程序, 确立和细化案件移送的手续和文书, 以便区分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的责任, 并对案件处理结果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同时完善移送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对公安机关不予接受移送案件和税务机关不移送案件进行相应的处罚。

第二, 虽然我国税收实务中, 部分地区在分工合作方面建立了部级联席制度和信息共享平台, 但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因此, 可以适当借鉴日本的税收情报制度, 建立专门的税收情报会议制度, 商讨情报工作基本运作政策和具体的实施计划, 将法定情报收集 (情报日收集) 和非法定情报收集 (一般收集) 相结合, 为税收调查提供依据。8

第三, 从整体上同时适用行政处罚和刑罚。但此处的同时适用, 只是明确了对于税收行政处罚和税收刑事处罚的相互补充作用, 而并不意味着对同一违法行为人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 否则可能违背“一事不二罚”原则。由于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对违法纳税人权利的侵害性更大, 因此必须满足严格的适用条件, 即应当在责任主体、违法行为上具有同一性, 在违法构成上具有双重性, 在处罚种类上具有异质性。同时, 对于移送案件经司法机关认定不构成犯罪和经法院审理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的两类案件, 其在本质上仍为一般税收违法行为, 司法机关在此类案件中行使了对涉嫌犯罪案件的实质认定权, 因此, 税务机关仍享有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力。

第四, 实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合并适用的程序。9首先, 先由税务机关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税务机关是涉税案件的源头, 对确需追究刑事责任的, 根据税收行政处罚优先原则, 税务机关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将案件依法移交公安机关。然后, 由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经司法机关审查, 认为不构成犯罪, 或者虽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的, 不予刑事处罚, 司法机关将办理情况反馈税务机关, 案件处罚结果以税务机关处罚决定为准, 对纳税人不再予以刑事处罚;经司法机关审查, 认为构成犯罪,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依法予以刑事处罚。适用刑事处罚时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 性质相同的处罚可以重复适用, 但要予以折抵。如税务机关已经处以罚款的, 人民法院可依法单处或者并处罚金, 但对已处的罚款要予以折抵;第二, 不同性质的处罚应并行适用。如税务机关已经适用了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处罚时, 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与其性质不同的刑事处罚种类, 如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人身罚。

参考文献

[1]曹福来.论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J].江西社会科学, 2006年第8期.

[2]张爱球.日本现代税收行政执法制度架构研究[J].金陵法律评论, 2006年秋季卷.

刑事执法 篇11

1 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是严厉打击农业违法行为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手段, 事关依法行政, 事关农资市场秩序维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关农民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农业部门及时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使违法行为人不仅受到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追究, 而且还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打击违法行为, 遏制违法犯罪活动[1]。

2 福建省“两法衔接”机制发展历程

近年来, 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纷纷单独或联合出台有关“两法衔接”工作规定。农业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2010年5月27日,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明确提出网上衔接、信息共享的目标要求, 标志着“两法衔接”工作进入地方立法范畴。

2011年9月15日, 由福建省委、省政府转发省法制办、省法院、检察院等八家共同制定的《关于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 大胆提出了利用已有的电子政务网络和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的思路。同年11月15日, 省检察院出台《关于在开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加强内部协调配合的意见》, 确立了侦查监督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牵头部门的职能定位。

2013年5月9日, 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政府法制办、省食安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涉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移送衔接工作机制的会议纪要》。

2014年4月29日, 我省“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同年12月, 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食品药品监督局、省质量监督局联合出台《关于规范涉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的检测、鉴定及相关工作的座谈会纪要》 (下称《鉴定纪要》) 等3个文件, 为依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领域犯罪提供了法律保障。

福建“两法衔接”工作虽然起步相对较晚, 但定位高, 进步快。2013年9月4~6日, 高检院联合调研组对我省“两法衔接”工作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到省检察院、泉州、石狮等地调研、考察“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运行情况, 对我省在“两法衔接”工作中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3“两法衔接”机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动物卫生领域“两法衔接”工作虽取得一定成效, 但因种种因素和条件制约, 仍举步维艰。

3.1“两法衔接”机制刚性约束不足实践中, 由于《决定》仅停留在地方立法层面, 各级行政执法、司法机关之间虽会签了许多规范性文件, 但这些文件主要源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相关部委及地方的联合发文, 且多数以“意见”、“会议纪要”的形式下发, 法律阶位低, 执行起来多靠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自觉性, 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 且有的规定过于原则、粗犷, 无相关细化的配套规定和有关责任追究及监督制约的条款, 可操作性不强, 法律依据匮乏。

3.2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不畅

一是由于刑事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比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更加严格, 造成有的案件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存在分歧, 一方认为证据充分, 可以定罪, 另一方却认为证据不足, 不予立案或起诉。二是取证程序不够规范, 造成证据来源、形式的合法性存在较多瑕疵。三是取证范围不够全面, 重视现行行为的取证, 忽略既往行为取证;侧重收集行政处罚所需的证据如口供, 对于账册、发票、证人证言等证据收集不及时、不全面;还有的缺乏危害后果的证据, 不利于对案件作出全面的评价等。

3.3 食品安全类案件鉴定难问题凸显

3.3.1 缺乏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名录

导致鉴定无从下手, 或者鉴定意见证明力弱, 如我所在办理陈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中, 涉案的猪头骨, 委托“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鉴定, 该中心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及“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 存在争议。检察机关认为该中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鉴定主体要求, 其鉴定意见不宜采信。侦办机关却有苦衷:一方面, 省卫生行政部门因怕麻烦、怕担责, 而一再推诿, 拒不受理鉴定申请。另一方面, “省动物疫控中心”作为农业厅直属检测单位, 是省内最具权威、最专业、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 其虽非“产品质量检验机构”, 但是否属于“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因该名录尚未出炉, 若就此否定其主体资格, 有失偏颇。

3.3.2 扣押物品的抽样检测

是只对其中几项标准进行检测还是进行全方位检测, 分歧较大。如:陈某案的检测结果是“检测样本经猪源链球菌通用型抗原核酸检测为阴性”, 可见, 仅对送检样本进行“猪源链球菌通用型抗原核酸”检测, 而未进行“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的病毒、病菌”的全面检测, 若因此得出“未检测到‘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结论, 则有悖常理。

3.3.3 有关鉴定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

如:高法《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办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纪要》、省五家《鉴定纪要》之间有关鉴定主体、鉴定流程等规定存在一定冲突, 且与目前机构改革或机构职能重新划分不衔接, 影响适用。

3.3.4 关于检材的问题

尤其是新鲜的检材, 极易腐化变质, 对检测、鉴定的条件要求更高, 时限性更强, 若检测鉴定不全面、不具体、不及时, 容易因检材灭失, 错失良机, 放纵犯罪。此外, 鉴定周期长、费用高等问题, 亦困扰着办案实践。

3.3.5 案件移送标准把握不一

主要是对相关罪名和犯罪构成标准把握不准, 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线存在认识偏差, 造成有案难移, 有罪不究等现象时有发生。如农业部公告第168号《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明确规定喹乙醇预混剂禁用于体重超过35 kg的猪。福建某生物有限公司的罗某、罗某义明知该规定, 仍故意在其生产的中猪预混料YD13系列中添加喹乙醇, 由于该料系供体重为30~60 kg的猪食用, 导致无法确定其中供体重为35 kg以上的猪食用的销售数额, 也就无法对二嫌疑人定罪量刑, 从而规避了法律。

3.3.6“两法衔接”平台建设缓慢

福建省建成并运行“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一年有余, 各地仍普遍存在平台信息录入不及时, 录入不规范, 选择性录入等问题, 平台应用率低, 作用难以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个别单位, 对于两法衔接平台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 存在怕麻烦、怕担责的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 录入意识不强, 工作推动不到位。个别单位因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的思想作祟, 或因本身存在以罚代刑、有案不移、有案不立、降格处理等, 不愿、不想、不敢将所有的信息全面、及时录入平台, 不愿接受监督。还有的单位因经费紧张、人手短缺等条件制约, 至今尚未接入平台。缺乏有效的考评和制约机制, 亦是个别单位录入积极性不高, 主动性不强的原因之一。

4 对策及建议

我国“两法衔接”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各地应加强探索和实践。为有效破解法律依据匮乏、机制不健全的困境, 笔者认为:

4.1 制定一部专门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法”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一部包括动物食品安全在内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法”, 以法律的形式, 统一、刚性规定涉刑食品案件移送标准、程序及衔接各方职责和法律责任等;明确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中的监督地位、职责、监督范围、程序、措施方法等, 突出监督刚性。相关部门及时制定配套实施细则, 制订修订动物食品安全标准, 出台立法和司法解释, 避免条文之间、条文与实践之间的冲突与歧义, 增强可操作性。统一检测、鉴定机构, 明确检测鉴定范围、程序、标准及期限、资费和监督制约等, 为“两法衔接”工作提供法制保障。

4.2 统一“两法衔接”的证据规格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及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执法过程中扣押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 直接转换为刑事证据;对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现场笔录等专门性证据材料, 一般只需形式审查, 即可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对于证人证言、当事人谈话笔录等言词证据材料, 原则上要经过司法程序的转换, 确因不可抗力 (如证人死亡) 经查证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 也可作为刑事证据使用[2]。为此, 首先, 应统一行政违法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建立以刑事诉讼证据标准为核心的证据体系, 确保所收集的证据既可为行政处罚依据, 亦可作刑事诉讼证据, 避免因证据标准不一而产生分歧和推诿。其次, 应强化法治观念和证据意识, 提高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要及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 防止因时过境迁证据损毁或灭失, 影响对案件的查处;另一方面要合法、合规收集证据, 坚持收集证据的主体适格, 来源、程序合法, 避免出现非法证据或瑕疵证据。第三, 应加强教育培训。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 提高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司法机关要及时补强动物卫生领域法律等知识, 加强研讨, 不断增强预防和查处犯罪的能力。

4.3 着力转变执法理念

近年来, 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亮红灯。2015年6月11日,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强调:以“零容忍”的举措惩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以持续的努力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此, 作为负责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部门:一要强化增强大局意识。从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依法治国的高度来认识“两法衔接”工作, 树立全局观念, 克服本位主义、部门利益等消极情绪, 抓好工作落实。二要强化接受监督意识。摒弃“怕麻烦”、“不愿为”等情绪, 树立“监督也是支持”的思想, 自觉接受监督, 确保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三要强化沟通协调意识。要注重通过信息共享平台给行政执法戴上了“紧箍咒”, 破解“不想接入”、“不愿接入”等衔接难题。

4.4 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两法衔接”工作的有效载体。为此:一是建议由国务院发文推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将其作为各级政府的硬任务, 确立政府一把手的主体责任。各地应高度重视, 对平台建设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动, 抓好平台上岗培训, 确保任务完成。二是把平台建设作为专项任务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实行“一票否决”, 建立责任追究、倒查机制, 确保工作的落实。三是建议采用数据自动交换技术全面代替当前的人工录入, 使行政机关在自己数据库内录入的行政处罚信息能够同步进入平台, 实现行政处罚案件的资源共享[3]。

4.5 架构“两法衔接”工作机制

一是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建议在政府内设立单独的“两法衔接办公室”, 牵头“两法衔接”工作, 负责联席会议召集、综合协调、制度规划、教育培训、业务督导、考核奖惩及提供法律汇编、典型案例等工作。各单位选任若干专职联络员, 专门负责衔接工作落实、重大案件通报、信息录入及统计等“两法衔接”日常工作。二是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情况通报机制。要联合制定“两法衔接”工作制度, 对信息互享、交流沟通、备案审查、案件复查等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 对行政案件、涉刑案件情况和立案情况及立案监督、审查批捕情况, 实行每月或季度通报制度, 实现信息互通。三是加强协作配合, 形成执法合力。要完善联席会议、个案协商、双向咨询和查询等制度, 突出疑案研讨, 共同提高执法水平。联合开展执法检查, 形成合力, 维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摘要：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是严厉打击农业违法行为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两法衔接”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该文试从动物卫生领域“两法衔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入手, 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 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对策及建议, 以期对“两法衔接”工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两法衔接,存在问题,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关于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 (农政发[2011]2号) .

[2]孙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