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事诉讼法

美国刑事诉讼法（共4篇）

美国刑事诉讼法 篇1

一、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产生与发展

(一) 对质权的早期状况

对质权在法律中的确立发生在近代, 但其萌芽却可追溯至圣经的各章中。在《圣经·旧约》中, 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约: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由此可见, 当时证人见证相当普遍。同时, 在有关证人的条例中强调了见证人和被告应该是同时在场。 (1) 在《使徒行传》中, 被告对证人证言进行发问的权利更是被展示得一览无余。 (2)

有学者指出, 圣经中描述的这一权利在古罗马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 并被正式写入世俗的法律。以查士丁尼皇帝时期的《新法90条》为例, 它规定了被告在场的权利, 至于对不利于己证人的询问权却态度不明。此外, 教会法中也对它尤为青睐。查看教皇格雷戈里一世关于西班牙主教斯蒂芬密令案件的密令, 我们发现他对对质权的赞赏溢于言表。9世纪中期的《伪伊西多尔名教令集》创造了一个有力的辩护工具来挡开不公正的控诉和不可靠的证言。

十二世纪晚期, 随着纠问制诉讼的兴起和秘密调查证人的出现, 西方法律文化对被告人的对质权不再支持, 导致它渐渐销声匿迹。

(二) 在英国和美国的起源及发展

据利维教授考证, 至少直到16世纪中期, 公开审判的做法沐浴着英国普通程序。在16世纪和18世纪早期, 普通法在刑事程序中采用的是纠问制的做法。17世纪以后, 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传统上认为1603年的沃尔特爵士雷利一案是普通法对质权历史的起点。在该案中, 雷利强烈要求面见不利证人, 但被拒绝。他自此成为对质权历史上最著名的斗士。17世纪末, 刑事被告人与不利证人对质的权利开始在英国慢慢扎根。后来, 经过李尔本案、芬威克案、Tong案等, 现代意义上的对质权在英国基本确立。

随后, 对质权被带到美国, 并得到了迅猛发展。美国人民对对质权高度关注, 并在1791的《权利法案》中规定对质权:“在所有刑事案件中, 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人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 使其有了充分保障。先前的1778年宪法也正因对对质权问题保持缄默而未能通过。

虽然作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对质权出现在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中, 但近年来已被法治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所认可。《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第4项规定了对质权。《欧洲人权公约》是欧洲大陆司法制度的标杆, 其成员国有些直接在国内适用该公约 (如:意大利) , 有些在制定国内法时尽量与公约保持一致 (如:法国) 。尽管各国做法不尽相同, 但正如达玛斯卡所言, 这是一种多种方向的变化。《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第14条第3项 (戊) 规定了对质权。自此, 许多国际法院规约对对质权进行吸收, 如联合国《北京规则》。

二、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内容

“对质”一词是指被告人在场情况下对不利证人的调查质询。美国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是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定下来的。通说认为, 刑事被告人对质权可分为两个部分:“面对面”对质的权利和诘问权 (反询问权) 。

(一) “面对面”对质的权利

美国法中“面对面”对质的权利即为被告和证人同时在场彼此面对面。它主要包括:被告人在审判中在场目视证人的权利;被告人有使证人目视自己的权利。前者较好理解。被告通过观察证人作证时的神态、语气等协助律师进行防御, 律师也可以因此更好地对证人进行反询问。至于后者, 则是通过1988年的科伊案判决宣示的。在科伊案之前, 美国有些州法院为保护少年证人和性犯罪的受害人, 立法规定此类证人可在庭外作证, 然后通过视听技术将证人陈述现场转播至法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这种做法违背宪法。因为州法院不管具体案件如何, 一律对此类证人设置屏障, 虽不侵犯被告人的反询问权和目视证人的权利, 但侵犯了被告人使证人目视自己的权利。众所周知, 一个人在背后说谎往往无所顾忌, 但在对方面前说谎却不易做到。当然, 如果案件情况特殊, 确有必要, 法院可以对对质权进行限制。美国法院在进行限制时一直是小心翼翼, 因为对质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 在本质上就是反多数主义的。罗纳德·德沃金曾提到, 一旦一项权利得到承认, 就不能仅仅因为社会将为这个权利的保障付出更多代价而缩减该权利。否则, 就会表明政府对该权利的承认是虚伪的。

(二) 反询问权

反询问权是美国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另一不可或缺的部分。刑事被告人可以对不利证人的证言进行质询, 从而发现证人的证言是否有瑕疵。关于诉讼活动的公正与否, 只有当事人的感受, 评价才最具诉讼法上的意义。反询问权赋予被告人充分向不利证人发问的权利, 不论结果如何, 程序正义已经被贯彻其中。

2004年的克劳福德案, 大法官斯卡利认为检验证据是否可靠可通过一个特殊方式———允许被告交叉询问证人来达到, 而不是通过法庭来审查证据的可靠性。此案界定了对质权的本质, 在传闻规则和对质权条款之间划开界限。不难看出, 传闻规则注重证据自身的可靠性, 而对质权条款的落脚点在程序上。

三、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理论基础

在美国, 有关对质权价值的理论很多, 比如防御权理论, 程序正义性理论, 真实性理论, 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理论, 增强司法公信力理论等等。以上理论虽各有侧重, 却难免以偏概全。从对质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出发, 它的理论基础应是一种基于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而产生的, 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为核心的公平审判理论。简而言之, 对质权的本质即为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设计为当事人主义, 政府的角色被定为服务者, 且不被完全信任。由此可见, 美国把刑事法律制度的侧重点放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上也在情理之中。从这点出发, 将对质权作为限制政府滥权系统设置的一部分, 对质权才能有作为基本权利令人信服的正当依据。否则, 对质权完全可以被直接原则或者传闻法则之类所代替。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理论基础是对政府权力入侵可进行有效防御, 对公民基本权利能实行有力保护。

四、比较和小结

(一) 与大陆法系的直接原则相比较

对质权本质上是英美法系的重要内容, 尤其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地带, 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有鲜明的针对性。它在传统的大陆法系并没有一席之地。法国大革命胜利之后, 大陆法系开始吸收英美法系的法律文化, 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他们最初建立的制度是直接原则。有学者 (如四川大学的易延友) 认为, 直接原则融合了对质权和传闻法则、最佳证据规则的内容, 是他们三者的混合体。然而, 直接原则虽在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上有一定的意义, 却又与对质权有着显著区别。

下文将以德国为例, 对直接原则作简要介绍。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61条规定:“对证据的调查结果, 由法庭根据它在审理的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心确信而决定。”这里所涉及的内容就是著名的直接原则, 也称“直接、言辞原则”。直接原则可从两个层次理解:形式的直接性和实质的直接性。前者要求法官亲自践行审理程序, 且始终在场, 审理过程不得中断, 以及不更换法官 (若更换法官, 则需要重新审理) 。后者要求法院应以最接近事实的证据方法进行审理, 禁止以朗读文书等间接证据方法代替直接证据方法。显而易见, 直接原则切断侦查和审理之间的联系, 避免法官的判断受侦查文书的片面误导, 还为法官进行自由心证提供前提。

视线回到对质权上, 将直接原则与对质权进行比较, 其共同之处一目了然。即二者均可促进证人出庭, 从而为被告人向证人发问提供了可能和便利。然而, 究其本质, 直接原则与对质权截然不同, 较为明显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两者的目的和影响不同。对质权固然有发现真实这一功能, 但不是其根本目的。对质权旨在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基本人权, 发现真实只是它的附带价值。直接原则则不同, 它作为一项证据规则, 目的就在于排除不可靠证据, 发现案件真实。它并非是为保障公民权利而设, 发现真实才是它的第一要义。对质权专门为刑事被告人的权利建立了一个避风港, 将虚伪指控排除在外。显然, 直接原则则无能为力。

第二, 两者所处的程序环境不同。在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 法庭表现得尤为消极被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说:“从性质上来说, 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是它行动, 就得推动它”。美国的法官仅就法律问题作决定, 比如证据是否可采, 事实问题由陪审团决定。这为被告人的辩护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此基础上, 对质权可以让刑事被告人对证人证言进行充分有效地询问, 从而最大程度地检验证言的真实性。反观大陆法系的直接原则, 由于受职权主义的影响, 多数询问由法官来进行。况且, 直接原则并未强制要求法官对证人进行询问。在质询的有效程度上, 与对质权相比, 直接原则稍逊一筹。

第三, 从两者在整个法律制度所处的地位来看, 对质权要比直接原则得到的保障力度更大。对质权是被载入美国宪法中的一项权利, 宣示着其无可撼动的基本地位。如果一项权利是基本的, 仅仅因为在特定情况下不适用该权利更符合多数人或“公众”的利益就剥夺它, 这是不被容许的。直接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证据规则, 并非权利保障底线。一旦有更重要的利益出现, 就会让位于其他权利, 甚至其他规则, 这也正是它有诸多例外的缘由。

不过, 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不断觉醒和人权保护思潮的日渐高涨, 大陆法系国家在对质权的态度上已经有所改变。《欧洲人权公约》也对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有所规定。

(二) 对我国的启示

对质权制度虽然是英美法系的产物, 但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同样广有市场。究其原因, 是由于它体现着人们一直追寻的公平审判理念。人类已经逐渐从追求绝对真实的混沌中走出来, 迈向追求相对真实的境地, 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放在第一要位。这正是现代刑事诉讼与前现代刑事诉讼的差别所在。

对我国的启示, 就是权利保障应是刑事法律制度设计的根本目标。法治的最终目标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其他基本政治权利。“真正的公平审判程序, 不仅要求罪犯被宣布为有罪, 而且还要求在发现其犯罪后, 以一种准确无误的方式宣布其有罪。”对质权显然能够对这一目标的实现起到推动作用。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各项证据需要在法庭上经过双方质证才能使用, 刑事被告人有权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等内容, 无疑是与国际刑事法律制度相接轨。近年来我们又加入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订, 这些为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在我国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当然, 在移植外国法律制度时, 也应考虑到法律传统、制度设计和司法体系的不同, 因地制宜, 切记一叶障目。虽然一种制度的移植可能需要一个磨合期, 但我们应有耐心和信心, 吸收其他法律文化中的精粹, 用他山之石来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有益帮助。

摘要：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与美国宪法渊源深厚, 这点我们从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中即可略窥一二。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起源于宪法, 运用于刑事诉讼中, 产生于英美法的宪政理论与实践, 现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并确立。本文拟对美国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产生与发展, 内容以及理论基础作简要梳理, 并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原则进行比较, 对其法理精神进行探究, 以期对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对质权,美国,直接原则

参考文献

[1]廖耘平.对质权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2]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4][德]克劳斯·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24版.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5][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兆成, 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9.[6]陈永生.论辩护方到庭质证的权利[J].法商研究, 2005 (5) .[7]闵春雷, 贾志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3 (3) .[8]易延友.“眼球对眼球的权利”—对质权制度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 2010 (1) .

美国刑事诉讼法 篇2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2012年赴美学习考察代表团

按照学院暑假工作安排，由我院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22人考察团，从2012年7月17日至8月6日，在团长孙承省的带领下赴美国进行了为期21天的学习考察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考察成员都普遍感到收获很大。通过专家授课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了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司法教育、美国矫正体系和监狱管理模式等有关刑事司法制度和实施特点等内容。

一、学习考察的基本情况

这次学习考察日程安排紧密，学习与参观考察内容丰富。承办方伊利诺理工大学非常重视本次活动，把这次学习交流与对双师型优秀骨干教师培训紧密结合，特聘请具有行业实践背景的专家型教授组成教师队伍。培训目标主要通过专家授课与实地考察等形式来完成。

授课地点安排在幽静的伊利诺理工大学赖斯校区。课堂内容包括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美国司法教育、美国矫正体系、美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美国保安产业等等。授课教师准备充分，知识渊博，资料详实，讲解生动有趣，态度严谨，体现了很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课堂内容组织有序，注重教学互动，启发、讨论等教学方式的运用充分显示了美式课堂教学的特点。因此，本次海外学习考察，除了了解专业领域外，也领悟了美式教学方法所带来的更多的启示，对我们的课堂教学改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上课之余，根据安排先后实地考察了马里兰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系、伊利诺州斯德特威尔矫正中心、芝加哥市警察培训学院、杜佩至郡社区学院、库克郡拘留所等有关单位。实地参观考察使代表团对美国的警察教育与监狱管理在现场体验上有着进一步的实践认识和理解。

学习参观期间，代表团认真准备了所要学习了解的重点问题。在交流中每一位成员都根据自己的侧重点进行了积极发言与提问，这不仅活跃了学习气氛，更加深了对所学内容的体会与了解。无论是课堂学习还是考察交流，每一位成员都自觉遵守纪律，服从指挥，着装规范，态度严谨。生活方面，大家互相关心帮助，在团长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团结温暖的集体，为顺利完成学习考察任务提供了保障。

二、美国刑事司法体系

（一）美国刑事司法结构。美国刑事司法包括立法机构、执法机构、检察机构、法院系统和犯罪改造系统构成。联邦与州各自拥有自己的司法制度。州司法制度完全独立于联邦制度，二者没有隶属关系。刑事司法制度的确立反映的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理念。为防止某一部门权力的过度集中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威胁，美国刑事司法制度采用了横向分权的结构。执法机关和起诉机关隶属政府的行政系统，有权预防、侦查和制止犯罪以及诉讼权，没有对嫌疑人是否有罪的决定权。法院司法独立，不受政府干预，但有权根据法律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和如何惩罚。犯罪改造机关虽然也隶属行政，但与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完全分离，以避免执法者对判刑人员的过度惩罚。在纵向方面，立法和司法权力多在于联邦和州两级，地方政府却拥有更多的执法权。这种结构的设计也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基层公民的权利。

（二）美国刑事司法制度

1、立法机构。联邦立法机构指的是国会的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国会所通过的美国法典竟有200多卷。州立法机构由州属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议员由所代表的选区选举产生。州立法机构主要有几个方面对刑事司法制度造成影响：

第一，州立法机构提出诸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的法律提案，经州长批准后成为州法律，州法律不能与联邦宪法和州宪法相违背。

第二，州立法机构可以批准成立州执法机构，批准州长提名的州法官、检察官以及警察局长。

第三，州立法机构对司法机关有财政预算权。

2、审判机构。

美国共有52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包括联邦法院系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系统和50个州法院系统。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是全美国的最高法院，其决定对美国各级各类法院均有约束力，但是联邦法院系统并不高于州法院系统，二者之间没有管辖或隶属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法院系统为“双轨制”，一边是联邦法院，一边是州法院，二者平行。

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管辖的案件种类不同。在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那些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案件；在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以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涉及“联邦性质问题”、以及发生在不同州的公民之间而且有管辖权争议的案件。州法院的管辖权比较广泛。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都属于州法院。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由各州法院审理的。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都可以根据基本职能不同而分为两种：一种是审判法院（Trial Courts），一种是上诉法院（Appellate Courts）。一般来说，美国的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之间的职责分工是明确和严格的。审判法院只负责一审；上诉法院只负责上诉审。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和某些州的最高法院例外，它们既审理上诉审案件，也审理少数一审案件。

美国的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法官“独审制”，即只有一名法官主持审判并做出判决。上诉审法院则采用“合议制”，即由几名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中级上诉法院的合议庭由3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的合议庭则由5名、7名或9名法官组成。此外，根据案件的种类和当事人的意愿，审判法院的审判可以有两种形式：法官审（Bench Trial）和陪审团审（Jury Trial）。

3、检察机构

美国的检察体制具有“三级双轨、相互独立”的特点。所谓“三级”，是指美国的检察机关建立在联邦、州和市镇这三个政府“级别”上。所谓“双轨”，是指美国的检察职能分别由联邦检察系统和地方检察系统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干扰。美国的检察机关无论“级别”高低和规模大小，都是相互独立的。

美国的联邦检察系统由联邦司法部中具有检察职能的部门和联邦地区检察官办事处组成，其职能主要是调查、起诉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并在联邦做为当事人的民事案件中代表联邦政府参与诉讼。联邦检察系统的首脑是联邦检察长，同时也是联邦的司法部长。美国共有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每区设一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由一名联邦检察官和若干名助理检察官组成。在一般案件中，他们自行决定侦查和起诉，在某些特别案件中，要得到联邦检察长或主管刑事处工作的助理检察长的批准才提起公诉。

美国的地方检察系统以州检察机关为主，由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领导的机构组成。州检察官的司法管辖区一般以县为单位。一般来说，各地警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调查中都会接受检察官的指导乃至指挥。美国检察机关的规模大小不同，工作人数量差别很大。伊利诺州库克县（含芝加哥市）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多达900人；而内布拉斯加州斑纳县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仅1人。芝加哥市检察官手下有230名“助检”；而与之相邻的埃文斯顿市检察官手下只有3名“助检，而且该检察官本人还同时兼任另外两个城市的检察官。

4、警察机构

美国的50多万名警察分属近两万个相互独立的警察机关，平均每个警察机关的警员不足30人。然而，一些大的警察机关人员上万，所以，实际上美国有很多警察机关的人员不足10人，其中最小者只有警察局长1人。然而，这些警察机关无论大小，都是相互独立的，在辖区内享有独立执法权。美国的警察机关分别隶属于联邦、州、县、市镇四级政府。美国联邦负有警察职能的机关多称为执法机关。主要的执法机关分别隶属于司法、财政、内政和国防四个部。其中，司法部下属的有6个，即联邦调查局、毒品管理局、移民归化署、监狱管理局、联邦法院管理局和联邦法警局；财政部下属的有5个；内政部下属的有5个；国防部下属的有8个。此外还有联邦邮政总局的邮政稽查署等等。

美国的州警察机关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巡警模式，或称巡警型警察机关。这种州警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实施州交通法规、调查和预防交通事故、纠正和处罚交通违章行为、保障公路安全。第二种是执法模式，或称执法型警察机关。这种州警察机关负有完全的执法职责，包括犯罪侦查、维护治安、实施法令、公路巡逻等。伊利诺斯州警察局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第三种是两元模式，或称巡警－执法模式。这种州警察机关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一个负责公路巡逻，一个负责一般执法工作。

市镇警察是美国警察的最主要力量，其人数约占美国警察总数的四分之三。美国的城市一般都建有自己独立的警察机关，或称“自治警察机关”。不过，这些市镇警察机关的规模相差甚远。例如，库克县境内有121个市镇警察局，共有警员1.6万多人。其中，芝加哥市警察局有警员近1.3万人；此外还有5个警察局的人数在百人以上；而绝大多数警察局的人数只有几十人或几个人。近年来，为加强执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和提高执法活动的统一性，有人建议合并警察机关。但遭到许多美国人的反对，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警察局的反对。分散制是美国社会的传统，是美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要改变它是十分困难的。

5、犯罪改造机构

美国的监狱系统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分别关押触犯联邦、州和地方法律的犯人。联邦监狱机构由司法部下属的监狱局统管，有东西两个监狱管理局。目前关押10多万犯人，占全美在监犯人的6%。绝大多数是刑期一年以上的重刑犯和较重刑罪犯。70%以上的毒品贩关押在联邦监狱。监狱根据警备程度分为五个层次。除监狱外，联邦系统还包括拘留中心，关押等候审判的被告人和刑期不满一年的轻罪犯。

州级犯罪改造机构同审判机构一样，各州自成系统，没有规定。根据监狱警备程度从高到低划分为若干层次。犯人在判刑之后根据刑期、罪之轻重等因素被分别送往不同警备程度的监狱。警备程度越高，犯人的自由度就越小。对州监狱系统实施管理的通常是州内阁中的一位成员，其称呼各异，但以改造部主任为多。改造系统的其他部门如缓刑与假释管理单位、假释审查委员会、青少年犯管理单位都与成人监狱系统分开，各成体系，各自对州长负责。高度警备的监狱用以关押重刑事犯和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罪犯。这种监狱通常是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守卫站在高高的瞭望塔上，对院墙内外的动静一目了然。著名的美国圆形监狱设计就是根据全景监视的原则进行的，曾广泛运用于美国重刑犯监狱。在伊利诺州斯德特威尔矫正中心（监狱），还保留于全美最后一座这样全景敞式化监狱在运行，监狱成圆形状，监狱建筑中心建有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这样，狱警在中间的塔上可以清楚监控看到四周囚室内犯人的活动，因为，通过逆光效果，监视者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到四周囚室里被囚禁的犯人。近年来，圆形监狱虽然逐渐退出监狱建筑的历史舞台，但它的设计理念却被延续下来，对犯人的监控尤其是对重刑犯的监视并没有减弱，而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比如视频、电子智能化手段来加强。

对于判刑后监禁时间不超过一年的轻罪犯，和拘留待审的被告人由监所来承担关押任务。监所模式相当于我国的拘留所，是地方政府警察部门管辖的警察机构，县警长同时兼任监所典狱长。全美共有3000多所监所，大小不一。小者只容纳50人，大者可囚禁3万多人，比如伊利诺州境内的库克郡拘留所每年监禁人数有数万。近年来，美国犯罪率不断提高，这对监所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了缓解日益窘迫的现实，电脑电子技术逐渐被美国的狱政机构所重视，许多监所把一部分监禁人员释放回家，以电子监视的方式对其进行软禁。狱方挑选低危险的监禁人员，在其脚腕上安装电子发射器，这样监禁人员会被固定在某一活动范围内，如果走出这个信号范围，监控中心可立即知道并马上采取措施，这种电子监视的方法在美国已经普遍受到欢迎。

在美国，社区矫正成为犯罪改造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矫正对缓刑、假释等犯罪人员进行管理教育改造，这部分人数庞大，据估计，美国被判刑的罪犯中约有三分之二属于缓刑犯。在监犯人每表现好一天就可以赢得一天的减刑。所以大多数犯人在监狱的时间只是判刑时间的一半。犯人可以通过良好的表现被假释出狱进入社区进行矫正直到刑期完毕。缓刑与假释人员享有相对自由的待遇，但他们必须遵守各种规定，按时间向缓刑官、假释官报告，如有违规，便被剥夺全部自由，再次被送回监狱。伊利诺斯州的社区监改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改造、监视居住等。其中除缓刑和监视居住由法院的缓刑执行人员负责监管外，其余都由州改造部的社区服务处负责。

三、美国监狱管理模式与狱警队伍建设

1、管理模式。当前，美国监狱的管理模式被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监护模式、康复模式与整合模式，也就是把监狱看做为监护中心、康复中心和整合中心。这种分类回应了目前社会对监狱四种功能的认知，这四种功能是保护社会功能、惩罚犯罪功能、康复犯罪者功能和帮助犯罪者重返社会的功能。

监护模式实现了监狱的多重目标，即把罪犯与社会隔离开来，保护了社会，又惩罚改造了罪犯。该模式强调惩罚要与犯罪的严重性相适应，罪犯需要得到他们应受的惩罚。该模式认为，犯罪是行为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和选择，所以犯罪人 应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惩罚与保护犯人的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惩罚与矫正互为补充。康复模式认为犯罪行为的产生是由于犯罪者心理和生理的疾病和障碍所导致，而这些疾病和障碍是可以治疗康复的，如果承认这一前提，那么监狱的首要任 务就是确认他们个人的心理和生理的疾病和障碍，从而矫正他们的犯罪行为。康复模式强调对罪犯的个别化处遇，因此，需要加强对罪犯的分类，以便于帮助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开展工作。不同类型的罪犯应安臵于不同安全警戒等级、有不同教育训练项目和不同环境的监狱，并应考虑到对精神病的照管等。这一模式的操作就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检查、诊断、开药方、治疗以及将病治好后让病人康复出院。美国广泛适用了不定期刑、假释、未 成年人的司法和执行制度。除了通过医疗手段外，康复模式还通过不同的矫正项目如教育、工业训练和咨询等，来祛除他们的犯罪动机。整合模式主要指把监狱变成矫正中心，把矫正中心变成一个由家庭、学校、教堂、医院等等社会单位组成的综合体，让罪犯在这个类似社会的温暖环境中自觉得到综合矫治。当然，这种管理模式在监狱中只能部分地得到实现，另外的可以通过社区矫正的形式来代替。比如通过缓刑和假释，让罪犯从事社区服务，或者家中监禁、电子监控等形式来实现。

事实上，美国监狱并不是单独运用一种管理模式，往往是根据情况综合借鉴。例如，大多数监狱为犯人提供6种类型的活动项目，这些监狱项目贯穿起这三种管理模式的思维理念。第一康复治疗，主要聘请心理学家、社会学者、行政管理官员、医生、教师和牧师等来组成一个康复治疗委员会，并充当咨询服务的顾问。第二娱乐项目，文艺体育活动来提高身体素质，缓解心理压力。第三医疗项目，为罪犯提供医疗服务。第四工业项目，给罪犯就业机会，并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第五日常维修，整洁有序的环境有助于罪犯心理健康。第六学习项目，让罪犯学习文化，提升学历，培养素质与品德。此外，美国监狱给予罪犯信仰自由，提供教堂、印第安人的住所等设施，宗教性的饮食得到保障，以此通过宗教性的仪式文化来加强罪犯的教育矫治。

2、狱警队伍

美国狱警队伍分为“五级”管理，分别为典狱长、副典狱长、处室负责人、科长、底层警员。美国狱警福利待遇各州之间有较大差距，平均起来在各职业中占中等水平，但加州狱警工资较高，年薪在6万至10万美元之间。狱警的薪水随着警龄的增长、职务的提升而增加，再就是因工作出色收到表彰而获得加薪的机会，在这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狱警工作种类。狱警工作类型大约可分为7种，第一牢房巡警；第二监督犯人工作；第三监管犯人劳动；第四户外管理；第五行政管理；第六零散工作，比如协助医生等；第七负责缓刑、假释犯人的管理。

在美国，狱警队伍建设也是个紧迫的课题，影响狱警队伍稳定的不利因素有：一工作时间过长，二有些州监狱工资待遇偏低，三狱警工作有潜在的危险性，四狱警工作容易触发社会争议，五社会地位低，六进入门槛较低，七心理压力大。

为了激发狱警工作的积极性，保障警察的权益，美国监狱在1970年成立了自己的狱警工会，不同职责的狱警有不同的工会，这样狱警在维护自己利益上面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后盾。近几年来，当局在提高警员福利待遇和生活质量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监狱长每周不少于一次与最低警员进行面对面交流谈心，这种最高层与最底层人员交流对话的扁平式管理，把底层警员也拉入到了这个管理的大家庭中。警队建设以激励为主的管理理念被普遍接受。

四、对我们监狱管理的启示

通过21天的学习考察，代表团对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普遍感到美国有关罪犯矫正制度对完善我国的监狱管理和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很多启示，代表团认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非监禁矫正形式，扩大其数量比例。

非监禁矫治形式对于轻微犯罪行为或在监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人，不管从人性化管理角度还是从矫正效果、缓解监狱压力等方面看具有积极的意义。美国的非监禁型教育形式包括单独罚款、没收财产、赔偿、社区服务、缓刑、假释监督、家中监禁、电子监控、日报告中心和住所的社区矫正等，从目前来看，效果比较明显。在我国，非监禁型的矫治形式尤其是社区矫正形式还没有得到大多数地区的重视，数量比例非常有限，而且从制度到管理都不成熟，这有必要借鉴美国的非监禁型管理模式，扩大其数量与比例，丰富我们的监管形式。

2、打造专业化、人性化的管理队伍

借鉴美国监狱的三种管理模式，这需要我们的监管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与知识水平，并且须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定期对狱警进行培训以更新知识，提高技能；聘请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监所兼职，如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学者、教师、职业规划师等，也可以在内部挖掘人才，发挥狱警的特长，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和合作意识，这样既节省了成本又提升了民警的职业发展空间。其次，善于把监管工作研究的最新成果与监狱工作实际相结合；重视信息技术的利用，例如，电子射频识别系统在非监禁型管理上面大有作为。在人性化方面，美国提倡扁平式管理，就是最高层与最底层定期的对话交流，这不仅仅适用于警队内部，也是适用于对罪犯的管理教育上面。例如民警与犯人不定期的身份互换等等，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再次，重视民警的建议，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鼓励民警对狱政管理建言献策，尊重他们的意见，对有价值的建议须积极落实。在民警薪酬待遇方面应积极开拓上升空间，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3、借鉴美国式的“皮靴营”来教育矫治青少年犯

“皮靴营”沿用的是军队中对新兵训练的方式来教育矫治被判缓刑的青少年犯，即训练中教官随时随地可能在受训者屁股上用大皮靴踢上一脚，意指训练的严厉与刻苦。其学员都是非暴力犯罪的青少年，而且是初犯。他们需要参加三至六个月的严格的军营式训练，以艰苦的体能锻炼、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文化学习来改造以自我为中心、游手好闲、无法无天的坏生活习惯。库克郡境内有所较大的训练营，据统计，从其走出的矫治人员，重新犯罪率很低。我们少年犯管教所可以借鉴其训练模式，增加少年犯的缓刑比例，积极争取家长的配合来组织实施，丰富我们的教育矫治模式。

美国刑事诉讼法 篇3

关键词：非法搜查；非法扣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美国刑事搜查与扣押证据排除规则简介

（一）美国刑事搜查与扣押证据排除规则概念

非法搜查、扣押证据的排除规则是指政府执法人员违反联邦宪法第4修正案的规定所获得的物证、书证，不得在审判中用作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

（二）美国刑事搜查与扣押证据排除规则历史发展

这一规则最先确立1886年的“博伊德诉美国”案，但真正开始对联邦执法活动产生影响，则是在1914年的“威克斯诉合众国”案以后。此后近半个世纪里，一些州也自愿采纳了这一规则，但联邦最高法院没有要求各州法院必须排除非法证据、1960年，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第14修正案的规定，判决禁止控方在联邦法院使用非法证据，不管它是由联邦的警察还是州警察收集的。196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的判决中，正式将非法搜查、扣押证据的排除规则适用于各州。从此，在各州法院的诉讼中，违反联邦宪法第4修正案所获得的证据也不再有证据资格。由此可见，美国是实行自动的排除规则的，并且适用范围不断的进行调整。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基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衡量中，美国是注重法律程序之正当性而较为彻底的采用排除规则的国家。尽管排除规则在美国刑事程序中得以确立，在理论上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但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鉴于控制犯罪的利益需要，联邦最高法院开始慎重地改变着适用排除规则的范围。

二、我国现阶段非法搜查扣押证据排除规则的缺陷

（一）非法搜查扣押证据的排除范围

规定得较为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领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的认识还显得不够深入，学界在论证和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学说中，基本上是未加区分地将西方法域（尤其是美国法域）中“抑制违法侦查”、“救济公民权利”、“惩罚违法行为”、“维护司法廉洁”、“弘扬法治理念”等几种流行的理论基石一齐搬运到中国，并将之共同作为未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石。

（二）搜查权缺乏

中国搜查的立法与中国搜查的实践存在着鲜明的反差，最大的反差就是立法对搜查实践没有规范力，或者是有非常弱的规范力。我国搜查制度整个运行机制的根本的特征是要求发挥侦查机关的权力作用，自由裁量的思路在起作用。

（三）我国现行扣押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

虽然刑事诉讼法关于搜查扣押的规范比较粗疏，实务部门却有着比较详细的司法解释和操作规程。因此，我们更应当思考的真正问题是：在详细的操作规范下，为什么有时还会发生不适当甚至是违法的搜查扣押现象？这种现状是否意味着，在我们今后的制度完善研究中，一定要有针对性，要研究怎么样才能把规范制订得更完备、更严密，以杜绝极端违法现象的发生。

三、美国搜查扣押制度对完善我国非法搜查与扣押证据排除规则的借鉴意义

（一）对于非法搜查与扣押取得的证据，应当实行裁量性排除

对于非法搜查与扣押所取得的实物证据，实行裁量排除。这是因为：首先，这是由非法取得的实物据的性质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所采纳该证据有助于案件实体真实性的发现。其次，由取得非法证据的方式所决定，在一定范围内采纳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会对人权保障构成强烈冲击。最后，尽管采纳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有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并且对人权保障的消极作用也较为有限，但是并不意味著，所有的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都可以采用。

（二）设立司法审查制度，用司法权制约侦查权

司法改革提出基本思路后，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典要及时跟进，改变现行刑事诉讼法立法过于简单、规范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将刑事搜查扣押逐渐从行政手段改造成一种的需要经过第三方审查批准的诉讼手段。就此，我们既要参考西方的通行做法，同时也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要有一整套的程序设计。由于我国的司法审查机制目前还未确立，这使得侦查权缺乏必要的制约性且权利过于强大，因此应该在刑事程序中设立预审法官，确立司法审查机制，进行司法审查并作出决定，侦查、检察人员只有在预审法官的授权下才可以实施搜查和扣押。

（三）完善扣押制度

刑事搜查扣押制度的改革完善需要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保障，而不应当仅仅是制度层面的变革。法律制度的改革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条文修改，法律条文的变动背后，是执法手段、执法实践的变化。制度与实践，理想与现实，总是在相互矛盾中不断演进，在演进中实现理想，又在理想之中回归到现实。

参考文献：

[1][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下），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陈光中：《改革、完善刑事证据法若干问题之思考》（代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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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刑事诉讼法 篇4

总之，在这两个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都采取的都是“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或“命令性自由”(Ordered Liberty)的方法来解释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适用，这种方法一直盛行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按照这种方法的解释，在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和“权利法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正当程序”条款仅仅包括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乃要求被告人有权获得“基本公正”的对待。但是，“权利法案”中所保护的某些个人权利，也存在对各州适用的可能，就像卡多佐(Cardozo)法官在“帕尔科诉康涅狄格州”一案中所说的，有些权利“暗含于命令性自由的概念之中，这样通过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运用，也可作用于各州”，但是第十四修正案强加于各州仅仅是那些反映了“命令性自由结构本质”(the Essence of a Scheme of Ordered Liberty)的权利，这些权利有可能是“权利法案”所包括的，也可能不是的。同样，即使一项行为不是“权利法案”禁止的，也是有可能违反“基本公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达姆森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的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法官说，“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具有独立的意义”。

因此，按照“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公正”原则，一项权利只要是“基本”的(Fundamental)，不管是否为“权利法案”所规定，也存在对各州适用的可能。1952年，弗兰克福特法官在“罗晨诉加利福尼亚州”(Rochin v.Califonia，342 U.S.165)一案中就运用了“基本公正”理论，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在该案中，罗晨(Rochin)涉嫌贩卖麻醉剂，一天三名警察闯进他的家里，当时罗晨正裸着身子坐在床上，他的妻子还在床上躺着。三名官员看见在罗晨的床头几上有两个胶囊，于是立即询问“那是谁的东西?”这时罗晨把这些东西拿起来就放进嘴里，这三个人虽然立即跳过去，但是罗晨还是把胶囊吞到肚子里。接着罗晨被逮捕，并被戴上手铐送进医院。在官员的监督下，一名医生强制性地把一根塑料管伸到罗晨的胃里，并注入催吐剂，结果他发生呕吐，把两个胶囊吐了出来，警察发现这两个胶囊里面装有吗啡。后来，这两个装有吗啡的胶囊成为反对罗晨的主要证据，最后罗晨被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罗晨不服，以非法取证为由向加利福尼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加州上诉法院仍维持原判;接着，罗晨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在该案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在罗晨胃里注入催吐剂的行为，是否侵犯了他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对此，联邦最高法院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考虑到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强加于法院的判决活动必须基于整个诉讼的过程而产生，以此来确定他们是否违反了公正和合理准则的要求——即使对于那些被指控犯了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人来说，这表达了美国人们的正义观念。’这些正义的标准尽管是具体的，但不是由任何地方的当局制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是一项概括性的宪法保障，正如卡多佐(Cardozo)法官先生两次写道——宪法中对个人特权的尊重，‘如此植根于传统和我们人民的理性之中，以致于被认为是根本的’或者是‘暗含于命令性自由之中的’。”

“正当程序条款的模糊界限，并没有留给法官太大的空间。我们不可以仅仅依靠个人和私自的观念随意得出一些结论，而不考虑在司法运行中对法官的限制。即使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不是最终的和固定的，这些限制也是源于对我们整个司法程序本质的考虑。这些考虑深深地植根于理性和法律职业的传统之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要求法院在受到限制的司法权力范围内，审查一项有罪判决„„”

“把这些一般的考虑适用于目前这个案件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这项有罪判决制作的过程，不止侵犯了私人感情，这种行为令人的良心感到震惊——非法侵入被告人的私人住宅，强迫打开他的口并从其胃里取出东西——这种政府代理人获取证据的诉讼过程，即使是冷酷无情的人也会受到伤害。这些方法接近于拷问和欺骗，不能得到宪法的许可。”

“最近这一系列案件执行了宪法性的原则，即国家不能基于暴力手段获取的自白而定一个人的罪。这些决定不是对国家广泛权力的任意例外，国家仍可运用自己的证据规则进行刑事审判。它们不是我们宪法性法律中某点的规定，而是一项总体原则的适用。他们仅仅是对国家一般性要求的部分例证，即国家在刑事指控中要采取文明体面的行为。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项历史性的和概括性的原则„„这不是说宪法性的历史过程就使法院认为，警察可以采取精神上的强制手段，从被告人的胃里强制取出东西，以此来判决他有罪。”所以，最终原审法院的有罪裁决被撤销。

总之，由上述的案件可以看出，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间，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权利法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关系问题上，实行“基本公正”原则，但除部分案件外，在大多数案件中仍然拒绝“权利法案”对州的适用。

四、“合并原则”(Incorporation Doctrine)：

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权利法案”被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广泛“合并”的情况，其中的“选择合并”理论和“完全合并“理论取代了以前的“基本公正”原则。与“基本公正”原则不同，“合并原则”(Incorporation Doctrine)是指“权利法案”的内容可以被全部或部分地直接“吸收”(absorbe)或者“合并”(incorporate)到第十四宪法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中去，从而对各州产生约束力。这两项原则尽管有时可能产生定罪错误，但是有助于提高“限制政府上的程序利益和实现种族与阶级平等上的社会利益”。

当然，“合并原则”广义上包括“完全性合并原则”(Tatal Incorporation Doctrine)和“选择性合并原则”(Selective Incorporation Doctrine)两种。其中对于“完全性合并原则”,哈兰(Harlan)法官在很早就提出——“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实际上包括了权利法案中的所有规定;而对于“选择性合并原则”，系指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仅仅吸收了“权利法案”中的部分规定，而不是全部内容，这一原则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从总体上看，“基本公正原则”和“合并原则”之间存在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它们对“正当程序”的界定不同。从“基本公正原则”的观点来看，“正当程序”的概念可以溯源到英国的大宪章(Magana Carta)，当时的正义标准是重视公正的本质而不是形式，正当程序具有自然法的基础，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它不是“权利法案”的附属物，相反却可能包括“权利法案”中的所有权利、部分权利、或者甚至什么都不包括;而从“合并原则”的来看，“正当程序”仅仅是一项程序性的保障，它是确保权利法案的程序性调节，按照胡果·L·布来克(Hugo L.Black)法官的观点，正当程序授予的仅是“在现行有效的规则和法律下，由独立和公正的法院审判的权利”。其次，“基本公正原则”仅在

个案(case-by-case)的基础适用正当程序，它不限制对权利法案的审查，在该规则下，最高法院权衡所有的情况，决定在特定情况下某项行为是否违反了美国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准，而“合并原则”并不是这样。再次，这两项原则要求各州统一标准的程度不同。在“基本公正原则”下，州和地方的刑事司法体制可以界定它们自己的刑事程序法律;而在“合并原则”下，州和地方没有多少自由来决定自己的刑事程序，它们必须遵循权利法案所框定的规则。

应当说，“选择性合并原则”的出现，也与当时联邦最高法院人员组成的背景有关。1962年，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法官和查尔斯·魏特可(Charles Whittaker)法官退休，肯尼迪总统任命赞成“合并”理论的布润·R·怀特(Byron R.White)法官和阿瑟·J·格德伯哥(Athur J.Goldberg)法官接替，受当时的首席大法官鄂尔·沃伦(Earl Warren)的领导——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实现了自由派的组合，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合并”原则来实现各州刑事程序的宪法化。

这体现为：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等判例，加强了对警察行为的控制;另一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倾向于对“基本程序权利”作宽泛的解释，把越来越多的“权利法案”的规定“吸收”(absorbe)或者“合并”(incorporate)到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去。

事实上，“选择性合并原则”是“完全合并原则”和“基本权利原则”的结合，它承认“基本权利原则”的基本假设——主张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仅仅包括了那些反映了“命令性自由”本质的权利，并且认为“权利法案”中罗列的诸多权利并不必然都是“基本”的(这也意味着即使有些权利没有在“权利法案”中列出，也有可能被视为是“基本”的);但是“选择性合并原则”并不赞同基本权利原则在界定“基本权利”时使用的“所有情况”(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的解释。

按照“选择性合并原则”的要求，在决定某项权利是否属于“基本”权利时，法院应当看到某条权利法案所规定的全部内容，而不是仅仅看到这项权利的某个方面或某个方面在实践中运行。如果某项权利被认为是“基本”的，那么它应当被“合并”到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当中，此时这项权利不仅适用于联邦，对各州也具有同样的约束力。[1]

例如，1968年在“杜肯诉路易斯安那州”(Duncan v.Louisiana，391 U.S.145)案中，被告人杜肯被起诉殴打罪(Battery)，而殴打罪按照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规定是一项轻罪，最高可以判处两年的监禁和300美元的罚金。审判时，被告人要求陪审团审判，但是被法院否决，因为按照路易斯安那州的宪法规定，仅仅在死刑案件和严重的劳工案件中才允许陪审团审判。最后，被告人被判处60天的监禁和150美元的罚金。对此，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认为自己的接受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性权利受到侵犯。

本案中的争议焦点为：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否属于第十四宪法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中所包含的权利?对此，联邦最高法院在回顾陪审团历史发展和现实作用的基础上，认为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属于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范围;并且认为，陪审团的审判适用于重罪案件，而监禁刑为两年的案件属于重罪案件。所以，原审法院对被告人应当享有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的剥夺，侵犯了被告人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其具体论述为：

“由于我们认为，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对美国司法体制来说是根本性的，所以我们认为，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保证了所有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如果他们在联邦法院审判——这将适用于第六宪法修正案的保障。既然我们考虑眼前的这件上诉就是这么一个案件，我们认为，当上诉人对陪审团审判的要求被拒绝后，违反宪法的情形就发生了。”

“在我们制定宪法的时候，刑事案件中陪审团的审判在英格兰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它作为一项反对独裁专制的重要规则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1689年权利法案和权利宣言追求的主要目标。

陪审团伴随英国殖民者的入侵来到美国，并受到他们广泛的支持，他们拒绝了皇室对陪审团的干预。1975年10月19日召开了第一届美国殖民地会议，会上作出的决议宣布：“殖民者最重要的权利和自由”是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它“是一项内在的和无价的权利”。

最初的美国宪法吸收了陪审团审判的规定，同时，自此以后加入合众国的每一个州的宪法，也都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保护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按照最高法院以前的裁决，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在严重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一项根本的权利，因此必须被各州作为履行扩展正当程序义务的一部分予以承认，适用于它所管辖区域的所有人。路易斯安那州关于陪审团的规定，主要是依据的是“马克斯伟尔诉窦”(Maxwell v.Dow)、“帕尔科诉康涅狄格州”案(Palko v.Connecticut)和“辛得诉曼彻斯特”(Snyder v.Massachusetts)等案制定的。但是在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个州完全实施了在严重刑事案件中实行陪审团审判的规定。

联邦和州宪法中的陪审团审判保障，反映了对法律执行和司法调整方式的深层判断。被告人被授予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主要是为了防止政府的压迫。那些宪法的制定者从历史和经验中认识到，有必要反对那种为排斥异己的无事实基础的指控，也要反对法官对高层当局的讨好和谄媚。宪法的制定者们努力创造独立的司法，并坚持对专制行为进一步反对。为被告人提供由他同类的人进行审判的权利，这对于反对检察官的腐化、过于激情，防止法官的偏见、顺从和古怪，具有坚实的保障作用。

联邦和州宪法中关于陪审团审判的规定，还反映了一项对行使官员权力的基本决定——把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完全交给一名或一群法官，这是危险的。在严重刑事案件中，将审判的权力交给陪审团，这也是辩护方反对专制执法的重要武器，应当被包含在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之中，因此也应当受到州的尊重。

当然，陪审团审判也有“它的弱点和被滥用的可能”，这也是长期争论的问题，尤其是这个世纪以来，许多人提出让未经过法律训练的门外汉决定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的事实，这是否科学。尽管这方面争论很激烈，但大多集中于民事案件。最近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在大多数案件中，陪审团确实能够理解证据，并得出正当的结论;当陪审员之间有争议的时候，法官会及时指导;他们共同服务于正当的目的。

路易斯安那州提出异议说，如果认为陪审团审判是第十四修正案保障的权利，那么这将会对所有那些没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产生怀疑。我们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会主张说，由法官单独审判的刑事案件都是不公正的，也不会说，被告人在法官审判中的待遇永远达不到陪审团审判中的程度。只是，许多案件中被告人喜欢选择由陪审团进行审判，当然他也可以放弃这项权利。

路易斯安那州的最后一项主张是，在严重刑事案件中即使需要陪审团审判，那么在本案中的定罪也是有效的，因为被告人被定的仅仅是殴打罪和60天的监禁。对此，我们认为，虽然有一些罪行不属于第六宪法修正规定的陪审团审判范围，当然也不需按照第十四修正案的要求适用于各州，但是，一项犯罪所规定的刑罚是判断该罪行是否严重的主要标准，如果足够严重的话，那么就适用于第六宪法修正案。本案中，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规定，殴打罪的最高刑期是2年，那么这时是按照一项罪行的法定刑的最高期限来计算，还是按照被告人实际被判处的刑期来衡量呢?如果以法定最高刑期为标准，那么2年算不算“严重”的罪行呢?

我们认为，在判断的标准上，应当以一项罪行法律所规定的最高刑期来计算;那么2年算不算“严重”罪行的刑期呢?对此，我们一般以整个国家的法律和实践的情况来衡量。在联邦体制，轻罪被界定为不超过六个月的刑期和500美元的罚金。在全国50个州里面共有49个州都规定，没有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主要限于1年以下监禁刑的案件，这有时也包括一些简单的殴打罪案件。在18世纪末，没有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也主要限于6个月监禁刑以下的案件„„在本案中，我们没必要再详细地列出轻罪与重罪的准确界限了，按照我们国家过去和现在的标准，有充分的事实足以表明，监禁刑为两年的案件是重罪案件，而非轻罪案件。所以，被告人应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原审法院否定它，这是错误的。”

在上述“杜肯诉路易斯安那州”(Duncan v.Louisiana)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在回顾陪审团历史发展和现实作用的基础上，认为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属于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范围，所以，原审法院对被告人陪审团审判权利的剥夺，是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否定。在本案中，对于“基本权利”的判断，怀特(White)法官说，现在我们考虑的不再是某项争议的权利是否是“命令性自由的本质”，或者这项权利是否是一个文明社会所要求的“永恒的正义原则”，我们也不再考虑“如果没有它，那么一个文明的司法体制是否可以想象”。相反，现在考虑的是“在美国各个州所进行的刑事程序的大背景下”，这项程序保障“对于美国司法体制”是否是“根本的”或者是“必需的”。

当然，“选择性合并原则”在本案中也遭到部分法官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一理论仅仅是“基本权利原则”和“完全合并原则”不自然的妥协，从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完全合并”的观点来看，它缺乏“内在统一性”。事实上，“选择性合并原则”也一直面临着这样的批评，比如许多人认为，这一原则破坏了美国的联邦制，干扰了地方刑事司法，剥夺了各州在用不同方法解决刑事司法问题时的多样性和实验的权利。既然联邦和州存在着广泛的区别，那么在解决地方问题时，只能采取适合当地的方法。由于联邦政府的刑事司法主要集中于欺诈、偷税和其他复杂的犯罪，对这些犯罪的侦查主要是在办公室、而不是在野外进行;相比而言，地方政府发生的案件多是一些街头骚乱、暴力性犯罪等，侦查、辨认起来都比较困难，并且地方警察的装备、技术等也都没法和联邦警察尤其是FBI相比。因此，“权利法案”在联邦刑事司法中运行良好，并不能代表在地方也能得到执行，有时甚至会阻碍地方刑事司法的有效运转，毕竟联邦处理的案件只占全国的0、6%，对于地方99、4%的案件来说，这种对权利法案的“选择性合并”理论并不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5]]

但是，尽管人们对“选择性合并原则”还存在这样那样的批评，它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刑事司法中茁壮地发展起来，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像布伦南(Brennan)法官所说，“选择性合并原则”几乎改变了整个“法律的面目”;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差不多“合并”了“权利法案”中除“重罪应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和“禁止课以过多的保释金和罚金”外的所有诉讼权利。这些权利一经被“吸收”或“合并”到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后，便对联邦和州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下面的表格反映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对“权利法案”的“合并”与“吸收”情况：

序号 “权利法案”中被“合并”的权利 判例名称 判决日期 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 “沃福诉科罗拉多州”案(Wolf v.Colorado,)1949年 排除州无理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 “马普诉俄亥俄州”案(Mapp v.Ohio, 367 U.S.643)及“科尔诉加利福尼亚州”案(Ker v.California, 374 U.S.23)1961年1963年 反对残酷和非正常的惩罚 “罗宾逊诉加利福尼亚州”案(Robinson v.California,)1962年 律师帮助的权利 “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 v.Wainwright, 372 U.S.335)1963年 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马洛伊诉霍根”案(Malloy v.Hogan, 378U.S.1)1964年 与反对自己的证人对质的权利 “波伊特尔诉得克萨斯州”案(Pointer v.Texas, 380U.S.400)1965年 传讯证人为其辩护的权利 “华盛顿州诉得克萨斯州”案(Washington v.Texas, 388 U.S.14)1967年 迅速审判的权利 “克罗普弗诉北卡罗林纳州”案(Klopfer v.North Carolina, 386 U.S.213)1967年

对于上述八项“权利法案”中的重要诉讼权利，基本上是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判例，被“吸收”和“合并”到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里的，它对联邦和州具有同样的效力，一定程度上“确保了50个州的司法体制建立于根本的公正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