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修改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共8篇）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 篇1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修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在此背景下，2004年全国诉讼法年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代表们对刑事诉讼法改还是不改、大改还是中改、小改，以及改革的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刑事程序问题，基本理论问题以及证据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热烈的讨论。

司法实务部门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如下建议：

（一）人民法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世界各国都把完善诉讼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96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在我国司法制度上有重要义意，目前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修改的基本原则上应坚持

1、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2、公正与效率兼顾。公正与效率有时相互影响，要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3、立足中国国情，同时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有助于我国法制发展和完善。

在审判的具体措施上，首先是重视简易程序的作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有一定意义，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受案范围。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建议对三年以上也可以适用简易。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

要对证人出庭作出明确的规定，证人没有出庭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要加强对证人保护，国家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证人的补助；对证人出庭作证应规定宣誓制度。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这样做一是对被告方保护，二是防止证据突袭。

在强制措施方面和审理案件期限方面：对超期羁押要进行整顿；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的强制措施制度；建议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目前对法院办案期限规定不具有合理性，侦察期限是算在审限中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案件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国外对法院的审限是不作规定的。在案件的受理方面要设定合理的诉讼程序程序，使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死刑核准程序应该加以完善，不应简单规定为法律审和程序审。改革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问题，对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应该规定条件。

（二）人民检察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正确客观评价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进行刑事法修改的前题。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十分必要：诉讼理论有重大发展；在司法实践中制定了相当一部分规定，这些规定经过检验，已经成熟，可上升为法律；目前我们的法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制定新的规定去完善它；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转变观念。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原则：

1、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目前我们打击犯罪任务还是很重的，在一定地区人们还没有安全感，要重视对犯罪的打击，在打击犯罪中也重视对人权的保护。

2、立足国情和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相结合。国情的内容很复杂，整个国民受法治教育的水平以及党政机关受法治教育的水平及政法机关人员水平都有待提高，在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不能脱离这个具体国情。

3、在现行宪政体制的体制下进行修改刑事诉讼法，只能在现行宪政的框架下修改一刑事诉讼法。包括不实行三权分立，有一些宪法的原则必需坚持。

4、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重要来对待问题。人权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已经把人权问题列入宪法，并且在人权问题上有了很大进。保护人权就是要加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现行的刑诉法对律师作用的规定比以前有进步，至少在规定上是这样，但是规定得还不够，再修改刑事诉法对，在这方面要有进步。

检察机关的角色如何界定：检察机关的作用在世界各国都不样，在我国的四个地方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对检察机关规定就不一样。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检察机关的地位是宪法规定的，目前的规定总的来说是利大于不利。检察机关地位不是凌驾于法官之上的，检察机关实际上就是对其它司法机关提意见和启动新程序，而当事人也有这样的权力；同时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不可能再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权力。

检察机关的侦察权的问题：现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侦察权是有限的，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有较大的权力，英国等家检察官有一定的权力。而我国检察官没有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那么大的权力。检察机关的侦察权，主要限于职务犯罪方面。侦察机关在侦察中是要接受多方面监督的：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同时还要接受法院的监督。从去年开始试行人民监督员的制度，检察工作在许多重要环节上实行人民监督员监督。这种监督是与人大监督有区别，主要是对检察机关决策起影响作用。

检察机关是不是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应该是司法机关，这是有法律规定的。我国的法律就没有把司法权赋予某一个机关。从国外看，也同样没有把司法权单独地赋予法院，我国的法律也没有把司法权单独地赋予法院。如果把决定逮捕的权力全部赋予法院，再由法院对自己决定逮捕的人进行审判是不符合法院中立性原则的。如果设立预审法官，这样做是可以，但我们没有设立预审法官。

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的问题，要不要淡化？检察机关内部也有争议。法律要不要把检察机关规定为当事人？目前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与当事人平等的，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监督会减少法院的权威，事实与此相反、检察机关监督有利于维护法律权威。

刑诉法的修改要通盘考虑，有些学者建议设置一些程序，在为刑事诉讼设置程序时要全面考虑，因为程序的设置涉及到许多问题。如证据展示：由誰主持？如果由法官主持，又难以防止法官形成先见。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况，不能突破现行法律。

检察机关侦察权，基本是个立法问题。我们立法有缺陷，造成目前法律适用上的问题。如何处理检察院组织法和诉讼法的关系的关系？从特别法优先普通的关系上，组织法应该优先于诉讼法，同时组织法在实际中也没有执行。不少人认为检察机关权力大，其实检察机关不大。国外检察机关权力很大，有指挥警察的权力。国外侦察法官审查羁押的办公室就设在检察院里，设立法官审查的目的就是为保障程序上的公正，仅仅是程序上的审查，法官对检察官的申请还没有不批准的。

有关检察院的监督问题：作为理论上检察机关是公诉机关，这是没有问题。但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首先是考虑执行法律。美国之所以强大，是与法律稳定有关。在不改宪法的体制上，检察机关仍然是法律监督机关。权力不受监督极易造成腐败，如果我们不监督，法官腐败之后怎么办？检察机关就多次强调要接受监督。如检察机关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还是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同时，检察机关对自身的监督有许多都是刚性的规定。

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刑事诉讼法究竟是改还是不改，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主张，目前对刑事诉法不宜修改。理由是：96年的刑事诉讼法总的来说是好的，基本上能满足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有许多好的制度和原则还没有得到落实，同时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的角度看，也不宜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修改刑事诉讼法。这部分观点不是主流观点，因为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修改刑事诉讼法从逻辑上看是势在必行的。还有个别同志认为，刑事诉讼法修不修改，关健是采取何种指导思想的问题？是以自然法学还是以实证法学作为指导思想？如果以自然法学就应改，反之就不应修改

二、在修改的力度方面：有大改、中改、和小改之别。持这些观点的同志都认为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应修改，但对修改的力度有不同的主张，其主要区别在于能否突破现行的宪法框架。凡是主张在现行宪政框架内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属于中改或小改，反之则属于大改。大多数学者主张在现行的宪政框架内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小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就应一步到位，在人权保护和司法机关权力分工方面可以突破现行的宪政框架。

三、还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自己的看法：学者仅是推动力，不是动力本身，从某种角度看仅是助动力。我们首选应促进执法人员司法理念的提升，来执行法律。做点实践性调查来解决问题；调整科研目标，找出司法实践中最关健的问题是什么？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要使好我们的力气，搞好实证调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可以搞点逆向思维？可以从具体问题开始，从具体问题进行突破，然后取得大的突破。目前宪政体制还是不容突破。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在现行宪政体制下进行改革，问题是我们的现行的宪政是否建立？与我们民主法治目标是否有差距？目前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统一，很难落实。以上的问题不解决，修改刑事诉讼法很难。再比如什么叫司法机关，目前还不统一，公安、安全是不是国家司法机关？有许多基本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

四、在修改刑诉法时应坚持何种原则：

1、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原则。大多数学者主张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立足点必须是对人权保护和打击犯罪两者兼顾，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的统一，不能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有的学者又主张，并重并不等于平均使用力量。比如英国就是不断对控制犯罪进行调整，对沉默权的限制，对错案的纠正；大陆法系国家都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我国对控制犯罪方面，要加强对侦察措施的改进。

2、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结合原则。有学者注张程序优先，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理由是强调程序优先有可能会能伤害实体；绝对强调程序优先也影响实体公正。实际上如果实体上对被告人不正确，还是应该纠正。在立法方面应该建立程序的性制裁机制，我们的处理通常是实体上处理，而没有程序性的制裁机制。

3、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原则。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当事人选择诉讼，就是为了公正，如果没有公正，效率也就没有意义，当然也要兼顾效率。

4、权利平衡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权利应平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服刑之后，要回归社会。在处理案件时候，应更多地主张和解、调解，有关机关应尽可能地用调解、和解方式结案，以及用经济手段来制裁犯罪。

5、借鉴外国经验和我国国情相结合原则。结合我国国情，不等于照顾我国落后的做法。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要考虑宪法的规定：对人权保护；对公、检、法机关关系的规定；关于逮捕的规定，目前争论比较大，有几个方案。如果把逮捕决定权归法院，是与目前宪法的规定有矛盾的。如果把自侦案件的批逮权上提一级，其效率如何？是值得推敲的。在防止刑讯逼供，要尽可能与国际接轨。

6、坚持解决重点问题与全面修改相结合原则。首选要解决实践中突击的问题，但同时又要注重配套措施相结合。我国刑诉法条文过于简单，导致大量司法解释出现，从这个方面出发，主张全面修改。

有个别学者主张基本原则不应在刑事诉讼中加以规定，基本原则应作为具体中操着规则。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基本原则不一定要单列专章，国际上一些通行的原则可以吸纳，对我国的一些带有政治性方面色彩的原则可以去掉。诸如人民法院之类的规定，人民是有色彩，那么敌人到什么地方打官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生导师崔敏教授认为；目前有些法律规定并不平等：如果外国人犯罪，官民犯罪等方面都有不平等的规定。基本原则不能不要，关健是如何写好。有些不属于基本原则的，要把它去掉。

五、在证据方面讨论

有关证据法基本原则；应包括举证责任，证据交换，证据展示，证明标准。有部分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确立证据采信规则：一是证明标准有无的问题；二是设立那些证据规则。刑事诉讼中有关证据存在的问题是：当事人和法官对证据的当庭认定重视不够；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意见时，缺少救济途径；证人出庭是老大难问题，证人出庭率普遍偏底。如何对证人进行有效保护，也是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传统、法律义务、经济补偿、免证等方面问题，在实践中都影响证人出庭作证。

有关证据展示问题，学者们从证据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检察机关隐瞒证据有什么办法加以控制？提出自己的看法。到会的同志普遍认为律师取证证据能力不强，在这方面应该加强。被告人方面没有什么取证能力，辨方基本上掌握不了什么材枓。在此种情况控方不拿出全部证据，或者对被告人有利证据怎么办？目前我们在证据展示方面有比较大的缺陷，证据开示问题比较多。在制度设置上如何使控方把全部证据拿出来？如何判断他是否全部拿出？都是在今后立法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举证责任上，通常是控方举主，但有些证据，控方很难举证，是否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加以改变？

六、有关诉讼理论方面的讨论

1、侦察权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在这方面，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把侦察权界定为行政权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但有的学者主张：如果明确侦察权是行政权，有许多问题就可以顺带解决。有些根本问题很难解决一下解决，但可以从具体问题上着手。如纪委的强制措施就不受法律规制，可以抛开一些根本问题，从具体问题着手，这就容易解决得多。

2、在理论和实践关系上，有的学者认为：理论应高于实践，但不应反对实践。用理论突破实践是有难度的，但可以用实践来突破理论。如先把理论框架固定死，就很难解决问题。从本质来看，法律就是一个经验的东西。谈改革就不应受现行的法律的限制，如果受限制就不是改革。从国外来看，也注重对具体行为的规范。对抽象的东西规定得太多，就可能脱离实际。如，法律都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实际中却广泛存在。应该在程序上设置一些什么样的规范？才能使法律变成现实；使没有争议的东西，变成现实东西；才能使现实的法律规定变成真实的法律规定。

3、有关司法解释和法院内部规定规定太多，冲击了法律的权威性。出台司法解释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困境，弥补法律的空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富成博士认为：目前司法解释出台过多、过滥，不仅最高司法机关出台司法解释，而且省级司法机关、巿级司法机关、甚至县级司法机关都出台相关的办理案件规定、指导意见。并且这些规定、指导意见在司法实践中都在起作用，这种做法严重冲击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

七、有关程序方面的讨论

1、对死刑案件的程序要单列。目前我国的死刑是普通程序，应该建立独立程序。把死刑程序从普通程序中分离出来，应实行三审终审？对一些重大案件也可以纳入死刑程序，对死刑程序可以设立陪审团，对死刑的审理期限可以适当地延长，目的是保证死刑判决的正确性，准确地适用法律。在程序上把死刑作为一个特别程序来对待，对其它的一些普通程序可以实行二审终审。如果所有案件都实行三审终审，会影响办案效率。不赞成普通程序简易化，这种提法不科学。一审程序是基本程序，对一审程序可以适当地进行改革。但我国也有难题：在于没有审前程序。容易出现暗箱操着，不能当庭认定证据、不能当庭定罪量刑。

2、对死刑的复核权，大家都主张应该收回最高人民法院。陈光中教授一语中的地说：死刑核准权不收回错误的理由只有一个：违法。对死刑核准权的收回都没有争议，关健是如何落实的问题。

3、扩大简易程序的范围，但也不能太大。一般以五年以下为宜；在当事人认罪情况下，也可以超过五年。

4、有关超期羁押的问题。超期羁押在某种程度上是单位行为，同时也有期限方面规定不合理所致。在立法上可以规定一个出口，国外在这方面有规定。在审限上，对死刑案件的审理期限规定就可以长于普通程序。

5、刑罚的执行监督的问题、变更执行的问题；减刑、假释、的问题。检察院在这些程序中，如何行使权力没有法律规定。变更执行的主体，从法理上看应该由检察院来行使。

6、关于审判监督问题，提起再审期限限制的问题：无罪的人被错判了，能不能上诉？要不要给他平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全世界有利被告是没有限制，我国对发生的错案再审能不能限制？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还当事人一个清白，不能受违法性限制，也不能受案件性质上的限制。

7、刑事诉讼中有关例外的规定。法律是整齐划一的，在立法中要不要搞例外？一事不再理在中国要不要搞？有没有例外？中国怎样搞？英国对一事不再理也有例外，中国不搞例外对不对？关健是对一事不再理的口子开得有多大。陈光中教授认为：对十年以上的判决，在一事不再上可以搞例外，可以进行再审，关健是卡到一个什么的线。在审级的问题要不要搞例外？作为一个审级制度在不同的诉讼中，应该统一。在举证责任上要不要搞例外？例外有没有一个标准的问题？这些都是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

8、有关辨护、法律援助的问题，特别是在死刑辩护上的效果问题。与会同代表普遍认为：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关健是如何把法律援助做到理有实效。对执行中的法律援助，要加以延伸；律师的援助应该延伸到法律的执行方面。为了使律师援助落到实处，应设立国家公职律师制度。

9、对搜查应规定条件：被搜查的案件当事人，至少是应判处有期处刑以上。对一此技术侦察手段，要限制，目前侦察阶段缺少必要监督。对此可实行法官令状主义，也要有例外的规定。如果搜查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应给当事人一个说法。同时对违法搜查也应有制裁措施，在诉讼中应保证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部·李富成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 篇2

2012年5月25日下午,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座谈会”并做了重要讲话, 要求各级政法机关要强化五个意识:“强化人权意识、强化程序意识、强化证据意识、强化时效意识、强化监督意识。”笔者认为, 对公安机关来讲, 贯彻实施刑诉法修正案, 转变执法观念, 在思想建设方面关键要解决以下四个意识:

1 强化人权的意识, 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 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 强化了对人权的司法保障, 不仅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刑事诉讼法总则, 而且贯彻到具体的刑事诉讼制度中,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属性, 体现了我国人权事业新的发展进步。”公安机关在刑事执法活动中要强化人权意识, “要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 防止把两者对立起来, 既注意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 依法维护公民、社会和国家利益, 又注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努力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

这是难点, 是对公安机关传统执法理念的冲击。以前在很长一个时期, 把刑事诉讼活动当做对敌斗争和惩罚犯罪的工具, 片面强调对犯罪的惩罚和打击, 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不人道的待遇。刑事诉讼法修改后, 能否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的关系, 事关刑诉法修改后公安机关执法的质量和成效, 也关系到立法宗旨在执法活动中能否实现。

保障人权是国家行使惩罚权乃至实行法治的终极目的。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的刑事追诉活动仅仅是国家为了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有效行使的手段之一。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违法手段搜集证据, 其行为自身则是与“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这一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直接相悖的。即使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均衡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基于保护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在刑事追诉活动中不得不对涉案公民的自由等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时, 亦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明确授权的相关程序规定慎重行事, 而不能片面地为了追求破案率置公民的基本权利于不顾。只有有效地惩罚犯罪, 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但只注重追究犯罪, 忽视保障被告人权利, 又必然导致司法专横和公权滥用, 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 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国家的法制, 使国家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祸害很大。

2 进一步强化程序意识, 牢固树立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的理念

司法实践中, “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普遍存在, 甚至认为“法律是保护人民的, 但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一些公安机关领导甚至是高级领导受“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工具主义执法理念以及“破案率”、“命案必破”等影响, 在评价干警工作时, 往往只看结果, 不看过程, 对一些非法取证行为采取宽容甚至是包庇态度。

法治的精髓在于程序公正。严格执法包括严格执行实体法和严格执行程序法, 无论忽视哪一方面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严格执法。在公安执法中, 不但要在实体上, 而且更要在程序上切实依法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充分发挥程序的“形式主义”作用, 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人治执法现象的发生。因为, 正当程序有助于实现实体公正。

公安机关要“严格执行刑诉法, 坚决纠正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的错误倾向, 切实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 把程序公正的要求落实到刑事执法活动的全过程。特别要严格执行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 严格执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的规定, 依法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执业权利, 提高刑事案件的辩护率和辩护质量。”

3 强化证据意识, 转变侦查观念, 保证刑事案件办理质量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 是司法公正的基石, 没有证据, 就没有刑事诉讼。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诉法, 公安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必须要强化证据意识。

3.1 正确、理性的认知证据, 树立科学的证据观

证据意识决定着人们对证据基本问题的态度。首先, 应当对“什么是证据”有一个正确的、理性的认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对证据的传统定义做了重大修改, 把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据此, 证据成了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 而非案件事实本身。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用“材料”取代“事实”, 消除了旧法中的逻辑矛盾, 同时也标志着人们对于证据的认识由过去的实质理性转向形式理性。

3.2 强化证据意识, 培养诉讼自助能力

在刑事诉讼中, 证据意识具有很重要的自助功能。证据意识是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刑事诉讼的主导者之一,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不仅要对证据知识和证据规则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而且要能够准确熟练地运用证据;除了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客观全面地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外, 还要注意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性、合法性。这不仅是正确惩罚犯罪的需要, 也是自我保护的需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并正式确立了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在错案追究制日益严格的今天, 对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证据意识、避免被错误追究具有重要意义。

3.3 强化证据意识, 转变侦查观念

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 也是搜集证据和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程序。培养和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 有利于保障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为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 侦查人员要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1) 从口供本位向物证本位转变。长期以来, 我国侦查工作一味夸大口供的证明作用, 坚持口供本位, 侦查思维往往“由供到证”, 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况时有发生。侦查人员应该以这次修法为契机, 转变观念, 减少对口供的过分依赖, 将侦查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口供以外的证据尤其是物证上来, 更好的发挥物证和其他证据在证实犯罪方面的作用。

(2) 从只重视证据客观性向既重视证据客观性又重视证据合法性转变。作为案件事实的探求者, 侦查人员在发现和搜集证据过程中, 应当依法办案、文明办案,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讯问、搜查等, 避免有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

(3) 从“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转变。2012年, 在公安部召开的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工作部署会上, 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明确指出, 要使广大民警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方式, 在证据规格和标准上把“破案”与“庭审”的要求结合起来, 切实实现侦查办案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这一提法很有指导性, 侦查人员应当转变工作思路, 以证据为本, 由过去侦查“抓人破案”转向用证据去证明犯罪事实上来。

4 树立文明执法的理念, 杜绝刑讯逼供

目前, 刑讯逼供问题没有根本性突破, 仍然是刑事执法中最突出的问题。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的“口供情结”仍然很重。这种现象的存在, 是封建纠问式诉讼的余毒, 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此次修法, 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等写进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从制度上, 为文明执法、杜绝刑讯逼供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 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 要树立文明执法的理念, 使文明执法蔚然成风。这样法律制度的进步才能转化为执法行为的进步, 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

摘要：立法上的每一次进步, 都是对执法者的一次全新挑战。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诉法修正案。目前, 提高公安执法人员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意识, 转变他们的执法观念, 强化他们严格依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 实现从现行法律的实施到修改后法律的实施的平稳过渡, 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公安机关,执法理念

参考文献

[1]周永康在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2-05-26].http://www.mps.gov.cn/n16/n1237/n1357/3273042.html.

[2][英]汤因比, [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3]罗一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原因与对策[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11 (5) .

[4][德]克劳斯·F.勒尔.程序正义:导论与纲要[M].陈林林,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 篇3

关键词：零口供；刑事诉讼法；证据

随着我国司法制度不断完善，“零口供”这个概念不断在我国法律界出现，对于“零口供”相关问题的探究必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司法制度建设的完善。但是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护、证据收集以及举证责任方面的修改，这些修改将会造成“零口供”案件的增加，进而对刑事侦查和审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一、“零口供”概述

“零口供”的提出：自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推出《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以后，法学界对于零口供问题的探究就没有停止过，其中很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沉默权的确立。对于“零口供”问题，法学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其中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的刑侦手段和技术还比较落后，破案的主要突破口是靠口供，如果不顾国情，适用“零口供”将不利于侦查机关的破案和法院定罪。孰好孰坏？众说纷纭。

二、“零口供”在司法实践中的利与弊

（一）“零口供”的积极作用

1.能够促使我国侦查人员提升司法观念和侦查水平

源于受我国古代刑审当中重口供的影响，加之我国侦查机关侦查技术相对落后，所以过度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不注重于全面性的证据搜集。其后果便是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牵制，亦或造成冤假错案，损害司法人员的正义形象，降低司法公信力。采用“零口供”使得办案人员转变司法观念，提升自身侦查技能，以及利用高新科技从而公正、有效的处理案件，使被告人对于案件结果心服口服。

2.能有效避免我国侦查机关由于过度依赖被告人的口供

在司法活动中，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严格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并一再强调要保证被告人的人权，但是忽视证据甚至以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导致冤假错案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河南的赵作海案件以及云南的杜培武案件等轰动全国，已经说明过度重视口供会发生冤假错案的结果。

3.能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以往只能陈述“罪行”，所有对自身行为的辩解都被认定为“狡辩”，然而一旦严守“零口供”，势必是有利于保护被告及犯罪嫌疑人权利，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正常的审讯模式。刑事审讯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坦白应以其合法权利的保护为前提，在司法机关正当合理的办案权威下，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事实真相，切不可为盲目追求定罪而采用非法手段，这样有利于显示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贯彻。

（二）“零口供”的消极作用

1.不利于侦查机关收集和获取证据，对于其认定犯罪事实加大了难度

口供一直以来被认为证据之王，也有其合理之处，毕竟口供是从案件参与者的口中获取，其来源的直接性决定了口供对于办理案件的重要性。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对于帮助侦查人员发现线索及寻找案件突破口有很大作用。一旦出现“零口供”案件，由于其它客观因素例如科技等方面的限制，必将导致司法机关的工作陷入困境。这样必然不利于案件的偵查，影响司法效率，浪费司法资源。

2.不利于惩罚犯罪分子，打击犯罪

审讯目的就是为了使犯罪嫌疑人交待侦查人员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办案人员寻找破案线索主要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一般情况下司法机关也主要采用该手段来解决案件的疑难问题应对犯罪的有效手段，但是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拒绝配合调查，对于案件侦查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难免就会使一些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的追究，逍遥法外，使正义无法得到伸张。

三、在司法实践中应对“零口供”案件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司法观念，弱化口供情节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正确认识口供的地位和作用，消除“口供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从而树立起全面证据意识以及“重证据、重调查”的侦查新观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中关于“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定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侦查人员必须坚定信心，改变过去单纯依赖口供破案的做法，查找一切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尤其是重点收集及运用口供之外的其它证据。司法人员要转变办案模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二）科技侦查手段的加强

要加强应用高新科技方法收集证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逐渐应用到刑事侦查中，科学鉴定和准确的数据的运用将起到很大作用，“零口供”无需被告人自认其罪的，通过高科技手段可以获得更多口供之外的证据，形成严密的证据链条，也能使被告人绳之以法。司法机关必须在现有侦查技术基础上继续发展高新科技，并应将其运用到刑事侦查中，以求增强办案能力为应对不断发展的司法制度及疑难案情[3]。

总之，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使司法机关对于在刑事诉讼阶段中获取和对待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产生了一些困惑，同时也为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认真贯彻和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改变陈旧的证据观念带来了新机遇。通过探讨上述问题，使我们更加清晰的明白了新刑事诉讼法对“零口供”问题的影响，辩证分析“零口供”在司法实践中的利与弊，有助于我国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更好的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合法并且合理的制度。

参考文献：

[1]毛立新.“零口供”对刑事侦查的影响与对策[N].人民公安报，2003-03-26.

[2]陈智.“零口供规则”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02）.

陈光中：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篇4

刑事诉讼法修改酝酿的时间很长，我今天要讲的，既有一定的根据，又有个人的看法。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概况

大家知道，刑事诉讼法公布在1979年7月1日，80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今年是刑事诉讼法制定30周年。前几天，中央电视台还采访我，让我谈谈对刑事诉讼法30年发展的看法。刑事诉讼法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使我们办案从长期没有法律规范到有了法律规范，使我们办理刑事案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了。刑事诉讼法制定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但也有不足。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九二年、九三年，全国人大就决定修改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期，人大法工委委托我主持草拟一个修改建议稿供他们参考。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相当成功的，总的来说，我们是更加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了，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权保障。现在我们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尽管不是以辩护人的身份。我们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大进步。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国际上反映也相当好。当然也存在不足，比如讲，刑诉讼法修改中增加一些当事人主义的因素，特别在审判阶段当事人主义的成份增加更多，但是，有些配套的东西没有跟上去，如保证证人出庭等。尽管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九六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是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一个新里程碑，我与崔敏教授都亲身经历。

但是，我们社会在发展，改革开放在深化，我国还新加入了一些国际刑事公约。所以，到了2002年，上一届人大感觉到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准备第二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在2003年列入上届人大常委会修法议程，上一届人大常委会准备在任期内完成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立法部门也做了一些努力，推出修改方案，方案也是征求过公、检、法、司等部门和学者、律师的意见。我与崔老师都参与了，会议上不少问题意见分歧比较大，立法部门感到拍板难度大。加之，十七大召开在即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向后推了，推延到十一届人大完成。在2008年10月正式明确刑事诉讼法修改再次列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计划。

大家知道，十七大以后，中央加强司法改革工作，200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法委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意见”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涉及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具体的工作机制。在这以后，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对文件中的任务进一步分工落实，哪些问题由最高法院牵头，哪些问题由检察机关牵头等等做了明确分工。其中不少问题涉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刑法不一样，比刑法修改的难度大。刑法修改主要是罪名、量刑方面的修改，对实务部门影响不大，容易取得一致意见。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等方面，实务部门往往各有自己想法。现在正在搞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各个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准备对“三大诉讼法”进行修改，想把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间向后放一放，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可能快一点。据我所知，明年启动对刑事诉讼法做修改，2011年能否通过刑事诉讼的修改？不好说，到2012年，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不是以全国人大的名义通过，而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通过。现在的一些试点工作都在开展，但在试点工作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与看法，现

在展望一下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未来走向，公安机关应及早地做好应对准备。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没有什么文件上的规定，但是根据十七大的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结合个人体会，我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遵守以下指导思想：首先，要落实十七大的精神，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我们要把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实现目标。其次，要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在公安机关颁布的文件中看不到，但是***同志讲话中提到要正确处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再次，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以上内容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基本精神，我想对个别问题，做一些解释。我们要贯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对这个问题应该正确理解。在九六、九七年的刑诉法、刑法中的规定都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但是，现在中央政法部门文件的提法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人民”与“人权”仅仅是一字之差，内涵有很大的不同。

“保护人民”，在我国通常是指保护被害人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保障人权的内涵就不限于此，保障人权，当然包括保护人民。被害人的权利也是人权，人民晚上不敢出去，走路的时候都害怕，所有这些被犯罪分子干扰、影响的权利都是人权。人权的概念，简单地说作为一个自然人就应该享有的权利，只要你是人，你就应该享有的权利。“保护人权”不仅包括保护人民的权利，还包括保护人民敌人的权利，犯罪分子的权利、正在被追诉的人的权利、审判中被告人的权利、在监狱中被执行人的权利，死刑犯在执行死刑过程中，他们也是享有人格尊严。

按照西方的人权理念，“保护人权”在刑诉中主要是指保护那些在被追诉犯罪过程中可能受到逮捕，受到非法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西方重点关注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有的人直截了当讲人权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当然，人权还应该包括被害人的权利，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受到侵犯。我们究竟要不要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就我来看，我们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还是有缺陷的，如，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辩护权保障不力，死刑复核中对辩护人没有规定。我们现有的刑事诉讼制度，在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方面还是不够到位的。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应该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改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权”，这是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诉法修改中的落实，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一个理念性的、核心性的改变。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另一个变化是程序与实体并重，我们公安机关办案，一般是重视怎么将案件侦破，至于破案的程序是否合法，证据收集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我们关注是不够的。在新形势下，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程序正义在政治生活中要有所反映，在选举中，你一票之差，你就落选，这就是一个规则，一个程序正义。

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很难保证。程序的价值也不限于保护实体的实行，程序并不一定要服从破案，我们应该尽量使程序服务侦查破案，但是有些程序是要保护民主的核心价值，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有些程序甚至不利于破案，但也要规定，程序有他的独立价值，我们现在的理念要转化。

有些学者主张程序优先，程序本位，实务部门是不太认同这种观点的，我个人也是不认同的。我的观点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立足国情，适当超前。”因为国情是不断变化的，大家想想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变化有多大，经济上变化有多大，理念变化有多大，你能单纯地说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立足当前，不需要有前瞻的眼光？刑事诉讼法不能老修改，应当适当超前，不超前不行，但不立足现实也不行。刑事诉讼法不能照搬西方，但是，不超前必将走向保守。

十七大讲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我现在想顺便讲什么叫司法？西方国家基于三权分立，司法就是审判，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的起诉是行政机关的起诉。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侦查是行政性还是司法性的？还是准司法性？我个人的观点，主要是根据中国情况，至少要考虑中国的现有法律和文件，我个人的结论：中国的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在现有体制下，司法的概念不限于法院、检察，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侦查活动不同于公安机关其他的执法活动，公安机关的其他活动是行政活动，侦查活动是一种诉讼活动，也是司法活动。当然也有人说，侦查活动是准司法的，但是，现有的文件包括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文件都是认为侦查活动属于司法活动。国务院一个文件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既有执法活动，同时也行使部分的刑事司法权，这就是指刑事侦查这一部分。许多学者认为司法应该被动，中立，这是就审判而言的。但是，侦查就不是被动的。

三、讯问合法性问题

下面我想讲一些具体问题：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间问题。对被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法律规定是12小时，但是，公安，检察都反映12小时太短，刑事诉讼法修改可能延长到24小时，主要是侦查部门的强烈反映和考虑中国的国情。如果法律规定是24小时，就应该严格地执行法律的规定，而不是把24变成36小时。实际上，有些地方是搞疲劳讯问的。搞疲劳讯问，侦查人员问什么，犯罪嫌疑人就会回答什么，不要变相的超过24小时搞疲劳讯问。

其次，讯问场所的问题。现在讯问并不是在真正合法的场所进行，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变相的在办公室讯问或在自己设定的特殊场所讯问。在哪个地方讯问，与讯问是否合法的关系很直接。如果是在看守所讯问，看守所的管理又比较正规，讯问行为的合法性就比较有保障。如果在其他地方讯问，问题就可能多一些，甚至问题很大。

再次，要不要录音录像。这个问题争论很多，检察机关，特别是反贪部门是推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公安机关过去不太赞成录音录像，理由是不具备条件。我个人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应该录音录像，尽管全面推开对公安机关有点难度，但对重案、大案，应该全程录音录像，特别是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团伙案件应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可先从重罪开始。如果说全程录音录像有困难，可以对重罪先搞录音。总之，这个问题上，应该积极推进。凡是在看守中讯问，在合法场所讯问，应尽量推进录音录像。像南通这样的地方，录音录像不发生财力上问题，西部可能有问题。作为学者讲自己该讲的话，我觉得录音录像的问题应该解决。

四、有关律师法的问题

现在有关新修改的《律师法》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相互辩论很热闹。我个人看法，《律师法》所规定的内容尽管对刑事诉讼法有所突破，有所不同，但是《律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律师法》的通过是合法的，法律是有效的。尽管全国人大通过的是基本法律，其重要性超过普通法，但在适用上没有一个位阶高低的区别。也就是说，刑诉法、律师法是一个位阶，应按旧法服从新法对待。

《律师法》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的规定，不是没有缺陷的，有的地方不够务实，规定太原则。比如说不能监听，不能监听是不能搞录音录像监听，还是不允许警察在场？但是，监听原义是指技术监听。又如，是不是不分案件类型，律师凭“三证”就都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如此规定对恐怖犯罪是否合适？

法律已经规定了，是不是可以不理睬？什么叫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就是对通过法律要执行，你不是立法机关，法律规定了你就必须执行。不能认为法律有问题，就作为一个理由，对《律师法》的规定置之不理，哪怕是打一点折扣执行也可理解，但不能不执行《律师法》。

五、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文件中已经规定非法证据排除，九六年刑事诉讼修改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争论是比较激烈的，学者几乎都是赞成的，实务部门是反对的，最后立法机关没有赞成非法证据排除。

对刑讯逼供的口供怎么办？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实际就是认同。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文件，主要是关于言词证据，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如果确实存在非法行为，应当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包括手段、场所、主体等方面，重点是讲通过不合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全世界有关非法证据排除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一般来说对言词证据是排除的，对实物证据大多搞相对排除。全国人大法工委认为非法言词证据应该排除，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没有定下来。

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立法应该没有问题。这对实务部门办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立法上是肯定要规定的。实物证据包括赃物、赃款、毒品、凶器等，如果是非法取得的，如何处理？甚至西方讲的“毒树之果”要不要排除？在这些问题上，实务部门是不愿意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我个人的态度：“实物证据，酌量排除”。如果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实在搞得不象话，不是指一般违法，不是像美国敲门后没有停留几分钟，就进去取证也叫非法取证，我们中国不能搞得那么严格。但是，如果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搞得太不像话，既没有搜查证，也没有扣押证就提取、扣押物证。对严重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不是一概采纳？我认为应该搞自由裁量。自由裁量要考虑以下因素：违法程度如何，案件性质如何；证据在案件中地位如何？全面衡量应不应该排除。有时即使排除非法证据放纵了犯罪，如果能够警示一批人，即使放纵了犯罪，但能使我们执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为什么不能排除呢？个案的牺牲，提高了整体水平，又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呢。我要争取在刑事诉讼修改中增加实物证据自由裁量排除的规定。

当然还有一个证明问题。你搞刑讯逼供，外部人怎么知道，现在，大家普遍意见是举证责任要倒置，由侦查部门、检察部门举证。最高法院规定查证属实的非法证据才能排除，谁来查证排除？现在就是要由实务部门举证，就是要搞录音录像来出示证明，所以，非法证据排除又与录音录像结合在一起。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联合国文件的一项规则，如果强迫取证，获得的证据可能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外国对口供是作为证人中的一种，没有说口供就不是一种证据。我们不是不要口供，而是不要以口供为主，但是，在有些案件中，特别是在反腐败的案件中，其他证据抓不住，主要是通过“双规”获得口供。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口供作用是在逐渐减少，口供是证据，但不是最主要的证据。

六、强制措施问题

我国的强制措施，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到拘留、逮捕是比较完善的，我们国家强制措施的未来走向应是逐渐减少逮捕羁押的比例，我说的是逐渐减少，而不是一下子减少。我们的逮捕率是相当高的。实际工作中不将犯罪嫌疑人抓起来，心里就不踏实，所以，目前，逮捕率居高不下，包括未成年人逮捕率也是比较高的。今后要采取各种措施降低逮捕率，西方也在试验，怎么让犯罪嫌疑人在保释期间跑不了，犯罪嫌疑人跑到那里，侦查部门大体上知道。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监视居住也是修改的重点。监视居住实际是逮捕化了，不是在犯罪嫌疑人家中对他监视居住，而是放在我们指定的地点。我认为减少逮捕是个趋势，特别是对未成年犯罪应当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尽量减少逮捕，这不仅是世界潮流，也是我们宽严相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有些人担心犯罪嫌疑人会跑了，我们并不是说对未成年人不能逮捕。我们国家的逮捕条件是不严的，门槛不是高而是低，现在是徒刑以上都可以逮捕。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 篇5

一、侦查观念的调整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侦查工作影响较大的莫过于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庭审方式的改革，以及律师可以介入侦查程序的崭新规定。

收容审查本是一项行政强制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被公安机关广泛用来对付刑事犯罪分子，成了事实上的刑事强制措施。在长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已经很习惯于采用收容审查手段来办理刑事案件，从而形成了以审代侦、先讯问后取证的办案模式。由于是在缺乏证据后盾的情况下开展讯问，所以侦查人员较难通过合法手段获取口供，而只能借助于刑讯通供、诱供等非法手段来逼取、骗取口供。长此以往，侦查人员的讯问水平、取证能力便萎缩了，侦查素质也下了台阶。侦查人员长期遵循先讯问后取证的办案模式，其侦查水平、侦查能力的日益萎缩与刑事犯罪的日益智能化、集团化的反差愈益明显。而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有关机关已明确宣布废除收容审查制度。对此，公安机关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必然觉得难以适应。

评价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优劣，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法庭的审判是否公正。我国原庭审方式由于实行卷宗移送主义，所以在实践中存在法官先入为主、先判后审的弊端，法庭审判成了“走过场”，在法庭上公诉人不承担举证责任，法庭开庭审理，如认为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则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辩护人的辩护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这种庭审方式显然难以体现公正。为了充分保证诉讼公正，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辩论式”的庭审方式，即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交叉询问并开展辩论、质证，法官在充分听取了各方意见后，从容决定对证据的取舍和对案情的认定，最后依法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判决。这就明确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如果控诉方所举证据无法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则人民法院有权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一改革，无疑对控诉方的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公安侦查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介人侦查程序，这标志着我国的诉讼制度又向民主化迈进了一大步。律师介入公安侦查程序，无疑将对公安侦查活动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律师的介入，必将遏制“警察暴力”，同时也能使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律师介人侦查程序后，其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权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有权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对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律师有权代为控告。由此可见，律师的介入，对公安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侦查人员应当在律师介入之前就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掌握犯罪的主要证据，以掌握进一步侦查的主动权。

不论是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还是庭审方式的改革，抑或是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规定，归根到底都要求侦查人员要转变侦查观念，明确侦查程序具有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改变办案模式，变先讯问后取证为先取证后讯问再取证，同时，努力提高讯问水平和取证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做到依法侦查，才能圆满地完成侦查任务。

二、侦查体制的调整

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是制约侦查工作效益的重要因素。派出所承办大量刑事案件的机制导致防范薄弱，治安基层基础工作普遍被削弱;侦查与预审部门分立的体制，人为地割断了侦查破案工作的连续性，造成侦查与预审部门在工作衔接上的困难，同时还容易造成重复劳动，影响办案效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公安侦查办案时间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来的侦防机制和侦审分立的体制已不能适应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势在必然。

改革侦防机制，刑侦部门承担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派出所不再承担破案指标，而是集中精力做好基层基础工作，这样，一方面加强了治安防范工作，对预防犯罪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派出所加强了对重口、外口的管理，加强了基础建设，所以它就能利用群众基础好、人员熟、情况熟的优势，为刑侦部门提供破案线索和协助抓获犯罪嫌疑分子。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就能为刑侦部门侦查刑事案件赢得时间，既可迅速破案，又能及时收集到有关的犯罪证据，为依法侦查打下扎实的基础。

实行侦审一体化，是对原侦审分立体制的重大改革。我国的公安预审部门在长期的侦查实践中，为严格办案，依法监管，深挖犯罪，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随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侦查与预审分设的体制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侦审分立究竟有无必要呢?其实，从侦查程序构造的理论看，侦审本来都属控方，是公安机关这一承担控诉职能的机构之下的两个部门，共同承担控诉之职，实无分立之必要。从公安机关与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时的相互关系看，我国的公、检关系与国外的不同。国外检察官与警察之间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相互间不存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侦查与检察是一体的;而我国的`公安侦查与检察的关系是断开的，即公安机关与检察院之间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存在相互制约关系，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有审查起诉权。这种公检关系也表明在公安内部不必另设一个部门来对侦查部门办理的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把关。因此，侦审一体化符合刑事诉讼目的。实行侦审一体化，就是要在侦查部门内实现立案、侦查、审讯、提请批捕、移送起诉一体化。这样，既可保证办案时效，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又有利于明确责任，严格执法，更加有力地打击犯罪，同时还有利于侦查人员业务素质的全面提高。

为适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公安机关除了调整侦防机制和侦审体制外，还应建立侦查破案的快速反应机制。刑侦部门应当与指挥中心、交警、巡警和派出所紧密协作，接警后迅速出警，快速赶赴现场，抓获现行，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一系列改革目标实现后，公安侦查工作方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三、侦查队伍素质的调整

刑事侦查工作是一项专门性工作，专业性很强，对侦查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侦查员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而且要有较好的法律素质、文化素质、身体和心理素质，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侦查员，只有优秀的人才能成为侦查员。目前在公安刑侦队伍中有“三个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干，三分之一的人跟着干，三分之一的人只会送水送饭。这种队伍状况根本无法适应修改后的刑法和

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必须进行调整。笔者认为，对公安侦查队伍的调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首先，把好进人关。公安部应当尽快制定侦查人员任职资格标准，同时要将此标准法律化。各级公安机关在招警时，就应按此标准招收侦查人员。凡不依此标准者，所招人员清理出侦查队伍，对违反规定招警的公安机关负责人以及直接责任人员，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对侦查人员的任职资格标准，可考虑以下几点:政治上，应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最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青团员;业务上，应经过正规的公安政法专业培训，凡从正规公安政法院校毕业的学生，侦查机关可以优先考虑录用，以改变当前一些地方公安政法院校正规毕业生进不了侦查队伍，而未经正规培训的人却大量涌入侦查队伍的状况;法律素质方面，侦查人员应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质，特别要精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文化素质方面，侦查人员至少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最好要有大专文化程度;另外，侦查人员还应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其次，加强对现有侦查人员的培训和考核。现有的侦查人员中，大部分具有较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但是，由于工作任务重，严打和专项斗争接二连三，侦查人员疲于奔命，没有得到休整和培训，业务素质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法律素质明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身体素质则根本没有提高的机会。对此，公安机关应加强对他们的培训，在此基础上，按照侦查人员任职资格标准进行考核。对经过培训考核后，不能达到侦查人员任职资格标准的，要转岗，不能再呆在侦查部门。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篇6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

十几年来，行政诉讼制度的实践对“依法行政”、“有限政府”、“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等法治理念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毫不夸张地说，《行政诉讼法》的颁行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开启民主宪政建设。

然而，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行政诉讼法自身的缺陷逐渐突显，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于是，我们需要适时并适当地对现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

关键词民主法制 行政诉讼 宪政建设

一、我国行政诉讼法概况

行政诉讼法实施来，成绩是巨大的，成果是丰硕的。

首先，在观念方面，它第一次将“民告官”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固定下来，改变了长久以来人们“官贵民贱”这样一种观念，使得老百姓和政府能够坐在同一个法庭的两端，来接受法院的裁判。

这种观念的改变是巨大的，对政府观念的改变更是十分显著。

大家知道今天我们的官员之所以还知道一点“依法行政”的观念，知道一点行政诉讼法的知识，我想行政诉讼法是功不可没的。

这种观念的变化比任何制度甚至环境的变化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从骨子里头发生作用。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行政诉讼法促使了一大批民主法制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这个从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的国家赔偿法开始，到后来的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都是在行政诉讼法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

所以说，行政诉讼法在我们国家整个行政法制的奠基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贡献也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在救济老百姓，救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

尽管现在很多人还认为这个渠道不是直接的、最有效或者最完美的，但它毕竟是一个渠道。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行政诉讼法，那么也许今天我们有更多的冤案，今天我们有更多的人上访，或者有更多的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所以，诉讼法为人们宣泄、为人们调整和政府的关系、为人们权利的保障和救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行政诉讼法自身的缺陷逐渐突显，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并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我想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诉讼法本身在立法的时候就可能疏忽的或者没有预见到的、在制度设计上出现的一些问题。

二、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方向

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全面修改必须依托于广泛的理论争鸣和深厚的学术积淀。

为此，必须深入总结行政诉讼法实施的教训，并以此作为行政诉讼法法修订的现实基础，准确把握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进而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制。

(一)扩大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过窄，导致大量的行政争议案件无法进入行政诉讼程序，是现行行政诉讼法最为突出的问题。

修改建议稿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在扩大受案范围上作出努力：一是对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由原先的列举规定改为概括规定，对法院不予受理的事项仍使用列举规定。

二是规定除国务院的行为外，其他抽象行为都在法院的受理范围之内。

受案范围需要扩大，在学界和实务界已达成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多大程度的扩展。

清华大学于安教授认为，司法对行政的干预程度涉及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这也是行政诉讼法最核心的问题。

在世贸组织的规则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仅限于行政机关和其授权的机关，还包括很多公共组织，全球背景下的行政法改革必须在立法技术和制度设计上对此给予充分考虑。

国务院法制办汪永清司长认为，行政权与司法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行政权不应过多地跑到司法权领域，但也不可矫枉过正。

(二)提高行政案件审级

行政诉讼是对行政机关行为进行法律审查的制度，是中国惟一以法律手段控制国家权力的制度，因此对法院的独立性要求更为迫切。

修改建议稿提出在现有体制基础上提高行政案件的审级的设想，即增加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扩大地域管辖中的选择范围，行政案件由被告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原、被告在同一个法院辖区的，原告可以申诉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最邻近法院管辖。

这一方案对现行制度的改变不大，比较现实可行但是不够彻底。

另一种方案为取消基层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管辖权，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各级人民法院根据地域、人口分布等情况设立若干巡回法庭以方便当事人诉讼。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 篇7

中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 并经由1996年的重大修改, 至今已有三十余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已经渐渐的不能满足目前新形势的需要, 尤其是在保障人权、规范公安司法机关权利等方面, 出现的问题十分严重。加快对刑事诉讼法的改革修改的步伐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我国建设法制化国家的重要举措。

二、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

目前, 新闻媒体关注度提高, 一系列事件的曝光, 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我国刑事诉讼法急需要修订。像1992年发生的河南鹿邑县胥敬祥入室抢劫案, 1994年湖北荆门市京山县佘祥林杀妻案, 1999年昆明市公安局民警杜培武杀人案, 以及2000年唐山市民警李久明杀人案等, 在这些案件的审理决判过程中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大致总结如下:

1、我国宪法设定与刑事诉讼法具体实施不一致, 宪法的有些规定阻碍刑事诉讼的职权配置改革;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制定时未能做好职权配置的工作, 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不能很好地协调, 这样就会在实施中出现职权不明、协调不均的问题, 造成刑事案件的误判。

2、我国刑事诉讼法缺乏严格的执行程序, 执行机制乏力;刑事诉讼法在实施中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 并不是仅仅是立法过程中存在不完善的问题, 执行强度不够也是造成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很多地方, 案件审判时往往忽视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程序, 让法律公正流落成一句口号, 而且对律师规定了各种权利, 却对于相应的权利损害补偿机制却未做出规定。

3、我国司法机关审查力度很弱, 尤其是侦查行为不受控制;打击犯罪、维护秩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建立实施的主要目的, 刑事侦查是找寻侦办案件的信息的重要措施, 我国审查力度不够, 这样就会造成侦查人员滥用职权的发生, 这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弊端。

4、现代诉讼理念和现实国情的矛盾;时代在不断发展, 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 属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国家需要保持社会的稳定, 诉讼理念也应该与时俱进, 保障人权毕竟并非刑事诉讼法追求的唯一价值, 现代诉讼理念的发展应该符合我国国情发展。

我国刑事诉讼法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例如像我国很多地方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与中央政府的不一致, 部门立法现象严重, 这样就造成公民权利的不平等, 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性。解决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实施中凸显的问题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

三、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意见

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应该以促进法律公正、增强人权保障为目标,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该同时注意严惩犯罪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结合;目前, 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对犯罪行为做出了惩罚规定, 却缺少相应的权利保护机制。刑事诉讼中的保障人权通常仅狭义地理解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只有的同时兼顾严惩犯罪和保护人权才能有效保障无罪的人受到法律的保障, 有罪的人收到法律的严惩。

2、细化刑事诉讼法执行机制;执行机制不完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不利的重要原因, 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要注意设定合理的执行程序, 并且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法执行的有效性, 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督部门, 明确监督部门的职责。

3、把握好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方向;刑事诉讼法典化、在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中极力保障人权、以陪审制为核心的刑事诉讼改革都是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方向。只有把握好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 才能在修改过程中使我国刑事诉讼法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极其重要的。

4、针对诉讼法中的强制辩护问题, 我们应该作出修改;我们不仅要扩大强制辩护对象, 而且要扩大强制辩护适用阶段。强制辩护能够进一步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保证刑事诉讼法在施行的时候的公正公开性, 对于法律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缩小强制辩护的实施范围, 可以有效的保障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5、刑事诉讼法制定应该以宪法为前提;例如刑事诉讼法要严格遵循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原则, 明确三部门的分工职责, 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这是与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是一致。

四、总结

刑事诉讼法对于打击我国犯罪、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是极其重要的, 对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首先要充分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凸显的问题, 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提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具体意见。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有在不断地实践改革中, 才能渐渐的走向完善, 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实际作用。

摘要：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完善我国立法建设的重要环节。本文首先浅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 提出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 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提出了若干意见以及修改方向。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必要性,意见,方向

参考文献

[1]施鹏鹏.镣铐下的艰难起舞——评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01) .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 篇8

文章从沉默权的历史源流、性质、价值分析、确立的必要性四个角度，对沉默权展开了浅显的分析，经过相关文献搜索整理而成文。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如实供述”义务，因赵作海案再次引发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我国是否需要引入沉默权？如果引入，需要怎么样引入，即是否需要施加限制？施加什么样的限制。在阅读相关文献后，笔者尝试对沉默权作一点浅显的分析。

一、沉默权的历史源流

沉默权产生于十七世纪后期的英国，1641年英国议会废除王室特别法院（星法院、高等委员会法院）和宗教法院，并禁止“职权宣誓”程序，这对于普通法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弹劾式诉讼程序与普通法的结合对沉默权的产生提供了程序制度的环境，沉默权的产生与世俗法院采用的弹劾式程序和教会法院采用的纠问式程序之间的司法管辖权斗争有密切的历史渊源。

其后，沉默权在美国以修正案形式确定为公民的宪法权利，并在二十世纪60年代在米兰达一案中经最高院解释形成著名的“米兰达规则”，最终从宪法权利、具体权利到程序规则成形，后被诸多国家引入，并载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成为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

二、沉默权的性质

霍菲尔德认为法律概念，“权利”可能包含“特权”（privilege）、“权力”（power）和“豁免”（immunity）等多种含义，特权是一个与义务相对而与无权利相联系的概念。特权与义务的相对性体现在，一方当事人仅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特权与无权利的相联性体现在，另一方当事人对享有特权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合法的请求权。特权的对立面是无权利。正如美国宪法修正案所载反对自我归罪特权（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诚然字词使用的同一，无法证明意思的同一，但privilege本身在英文所含的特别权利之意，是无法隐去的。笔者认为沉默权是被告人、嫌疑人在程序上的一项防御特权，这项特权对应的即是公权机关的无权，一旦行使，公权机关所作的只能是“不作为”，切实尊重这一特权。

三、对沉默权的价值分析

（一）个体自由优先

以商业经济而建立的西方文明是一种契约文明，契约的题中应有之义即是交往的自由、平等“它促进了个人主体意识的增长，为高扬个人价值的制度及观念体系的生成提供了社会条件。因此，在传统上，西方社会一直强调对个人价值的承认，在基督教和人道主义这两大有关人与社会的欧洲思想体系中，个人价值都占有中心地位”。

（二）制度价值分析

刑事诉讼是一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对抗。为了保证“武器”的平等，国家必须“以强扶弱”，赋予弱势一方以特殊的待遇，赋予被告人更充分的防御权利，特别是在涉及人的生命和尊严的领域，那这种将诉讼双方的大致平等确立并坚持下来的法律之一就是给予被告人沉默权。从某种程度上说，沉默权是除辩护权以外的最好的、最有效的防御权。

四、沉默权的内容

关于沉默权的定义，如前所述，学界有不少研究成果，笔者从功能主义出发，放下沉默权的概念之争，从沉默权实际应有的内容来分析沉默权。沉默权作为一项权利包括以下两种基本形态：第一是保持沉默。它既包括以积极的方式明确拒绝回答问题，也包括以消极的方式始终保持沉默。第二是作出陈述。它包含两种方式：一是在不宣誓的情况下作证，但是其证据效力将大打折扣，并且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这种证言不能作为对抗其他共同被告人的证据使用；二是宣誓作证，被告人若选择宣誓作证，必须接受交叉询问。如前述所述，对于沉默权的主体，笔者认为对采取同样言词信息保护的证人也应涵盖。

五、小议沉默权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不可否认，国外近来出现了对沉默权的限制，但沉默权的存废之争自边沁以来就一直存在，甚至于著名的法学家庞德都曾认为沉默权应当废止，但对沉默权有限制的趋势，但限制并不等于取消，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是另一种肯定。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就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我国已经签署该条约，虽尚未批准生效，但人权已经在我国入宪，沉默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已经有宪法依据。

赵作海案也愈发地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个自古以秩序为重的国家，即使在今天，个体自由是多么的脆弱，当一个已经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如果再失掉他最后一道选择陈述自由的防线，姑且不论人格尊严，试问这样的司法程序是否还能保证言词的客观性、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