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精选8篇）
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 篇1
对民事诉讼再审程序修改的思考
摘要：再审程序和执行制度一直是我国民事诉讼法领域的两大薄弱环节，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再审难”和“执行难”问题，2007年民事诉讼法着重对这两个部分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本文试图通过对再审程序的修订进行分析，阐明其进步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完善建议。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
再审程序，是指对于已经做出确定裁判的民事案件，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形时，再次进行审理和裁判所适用的程序制度。作为一种特别的救济制度，它发挥着保障当事人权益、监督审判权行使和纠错的多重功效。目前，对于再审制度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体现在我国《民诉法》中，认为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这也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传统观点相一致；第二种观点认为，审判监督程序是再审程序的构成部分，适用再审程序审理的案件还包括基于当事人的诉权提出的再审案件；第三种观点则将审判监督程序和再审程序视为两种不同的程序，前者是启动再审程序的前置程序，而后者则发挥着对再审案件进行审理并纠错的功能，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后续程序。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而我国现行法律以“审判监督程序”为称谓规定再审制度，反映出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职权特色和行政化色彩，不能很好的体现再审程序的精神价值。2007年10月通过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进行了较多的修改，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本文仅以再审程序为对象进行分析，阐明了其进步和不足，并对再审程序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一、再审程序修改的进步。
（一）明确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方式，提高了申请再审的级别管辖，同时规定了人民
法院的审查程序和期限。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当事人向作出原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同时应当提交再审程序申请书等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3个月内进行审查，从而作出相应的裁定。这就弥补了之前法律未规定法律的审查期限的不足，更有利于法院职责的明晰和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
（二）在立法理念上体现了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转变。中国的法律传统中历来有偏重实体的倾向，依修改前的再审制度，若当事人欲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申请再审，必须要符合双重标准，即不仅要满足有违反程序的事实存在这一要件，还须同时符合可能引起实体裁判错误这一要求，二者缺一不可。这种只关心实体结果的立法理念，容易招致公众对裁判公正性的怀疑和不满，影响司法权威的树立，毕竟，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而在此次修正案中，有8个再审事由都涉及到了程序方面，其中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由一些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事由构成，如违反有关审判组织、回避、管辖、质证、辩论等规定，此种情况下当事人可直接以此为由申请再审，而不受实体结果的限制；第二类则采取了与之前相似的双重标准，即只存在一般的程序违法时，须同时符合“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当事人才可申请再审。这些再审事由的增加和完善，体现了对程序独立价值的尊重，程序正义的现实状况对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细化了再审事由，增加可操作性，并体现出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修正案将
引起再审程序的细化为13项，主要涉及三类情形：裁判的事实基础动摇或丧失、1
适用法律和违反法定程序。这使得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和国际立法趋势相符，在制度设计方面更加科学和理性，体现了个案公正与程序安定性之间的平衡。
同时，修正案将“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作为新增加的再审
事由，明确了法院的审查和裁判范围须与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相一致，保障了当
事人在诉讼中依法处分自己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
二再审程序修订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
依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再审程序的启动有三种方式，即当事人申请再审，法院决定再审和检察院抗诉提起再审。由此可见，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分别为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和当事人。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事人并不是独立的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其所享有的只是一种再审的申请权，而并非再审诉权，最终究竟能否真正启动再审程序，由人民法院掌握着决定权。也就是说，只有在当事人的申请得到法院的认可时，才可以引发再审程序，当事人所拥有的实际上只是一种向法院的“投诉”的权利，并没有决定作用。与之相对，法院和检察机关却在再审制度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角色。笔者认为，这种制度规定存在着诸多弊端。
首先，从法院主动决定再审来说。人民法院作为裁判者，应当遵循裁判中立原则、诉审分离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而其主动决定再审，会过度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造成裁判突袭，并使审判权过度扩张，违背裁判效力的基本理论，破坏裁判的既判力和拘束力，使当事人对生效裁判已经不再争执并甘愿接受，纠纷已经已不存在，而此时法院自行决定再审，势必会打破当事人之间的本已恢复安定的局面，与民事诉讼的目的背道而驰。
其次，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来说。在民事诉讼中，对所有案件不加区分均由检察院机关提出抗诉，会造成国家权力对当事人私权的过度干预，使得诉讼中的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侵犯当事人的处分权。加之检察院抗诉没有期限限制，会侵害法律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并且会造成当事人反复申诉已达到再审的目的，尤其在当事人的在社旗县已过时。
此外，该种制度设计使得当事人和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势力严重不平衡，在当事人本身只有再审申请权的情形下，使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实质上变成两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完全依附于法院和检察院。
（二）关于再审事由的规定
修正案将再审事由细化为13项，并将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相统一，但这种做法并不能为当事人提供更多的救济机会，相反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一，将原来仅仅作为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的新证据规定为检察院抗诉的事由之一，使得检察机关的工作负担过重，加之目前检察机关的民行工作能力相对薄弱，不利于其主要功能——审判监督功能的发挥。其二，再审事由和抗诉事由的统一，使得检察机关过度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私权纠纷，造成当事人之间的攻防能力不平等。同样以证据为例，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能力明显强于当事人。其三，事由的趋同还会造成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进一步弱化和虚化，同为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检察机关和当事人，各自的能力和势力效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和不平衡，在此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导致检察机关的权力过度扩张而是已经处于弱势的当事人权利进一步受到侵害。其四，新法实施后，法检两家争夺申诉案源的现象比较突出，不利于两机关各自功能的发挥和相互配合、协调。
修正案将“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作为新增的再审事由进行了规定，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都极为罕见，可谓是首创。我国《民事诉讼法》已经对管辖权异议规定了救济制度，即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服时，可以提起上诉。而新法的规定则导致在适用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困惑：再审的对象究竟是经过两审终审发生法律效力的关于管辖权异议的裁定还是本案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之前的法律规定，可以适用再审程序的裁定只
有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两种，那么一句修正案的规定，是否意味着可以将再审的裁定变为第三种？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当事人即可以在一审中对发生法律效力的管辖权异议裁定申请再审，也可以在判决生效后对该案的判决申请再审，这样是否会造成权利救济程序过剩？是否会导致当事人滥用诉权 ？是否有过分强调程序正义之嫌？此外，我国法律规定的管辖权种类有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专属管辖，若容许当事人对于对任何种类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势必会造成诉讼成本的增加和诉讼效率的降低，不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原本管辖问题就是法院法院审判工作的内部分工问题，过分强调管辖错误的救济，有可能偏离了管辖制度和再审制度的宗旨。
此外，细化后的再审事由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和用语过于泛化，含义不清。例如，再审事由中规定的“基本事实”、“主要事实”以及“新的证据”等究竟应如何理解。这些概念的界定对于审判实践和法律适用以及相应的审判结果至关重要，若其含义不清，具体界限不明，则必然使得所谓细化的事由不能真正用于实践中。
（三）关于再审期限和次数问题
对再审期限的限制，不仅符合程序效益的要求，也有利于维护即存的权利状态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局面。同时，若有当事人长期不行使权利则理应导致失权，这样才能保护相关主体的合理信赖，并且经历比较长的时间后，对案件进行审理的难度也会不断增大。而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法院决定再审和检察院提起抗诉没有期限限制，这使得二者可以在任何时候发动再审程序，损害法律的安定性和裁判的公信力，违背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修正案作出了一些变动。除了一般情形下两年的期限，还规定了两种特殊申请再审时限。但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再审期限的规定依然存在一些不合理指出之处。
另外，修正案仍旧未提及再审的次数问题。
三进一步完善再审制度的建议
（一）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方面，应当限制职权主义的再审提起方式，建立起再审之诉制度，避免申请再审程序成为再审监督程序的附庸。
1、关于法院决定再审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当完全废止法院的决定再审的权力，使其恪守不告不理的原则；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有区别的部分废止法院决定再审的权力，并对之进行有效制约。第二种观点在具体适用上存在着诸多困难，缺乏可操作性。笔者认为，法院不应当享有决定再审的权力，因为其不能充当“起诉者”和“裁判者”的双重角色，这样无法保证裁判的公正性。然而在具体案件中，有可能确实存在某些情形，使得已生效的判决违背了法律的正义要求，此时可以准许法院行使释明权，向当事人说明原先已经的判决和裁定中存在的问题，而最终是否启动再审程序，则由当事人来决定。即法院享有的只是一种释明和建议的权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当事人。
2、关于检察机关抗诉提起再审。此种启动方式的弊端前已明述，但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检察机关的性质特点，笔者认为不已完全废止其在民事诉讼中的抗诉权，可以针对几种特殊类型的案件，即公益案件，此类案件作为现代型民事诉讼，在理念和制度设计上都应与传统民事诉讼不同，强调一种协同主义。因此，在此类案件中，当事人的处分权应当受到一定限制，国家公权力可以进行必要的干预。此外，对于涉及赡养、抚养和扶养等案件，由于关系到社会的公序良俗，检查一贯也有适当介入的必要。
3、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再审之诉制度，赋予当事人再审诉权，从而真正发挥再审制度对当事人权益的救济和保护作用。再审申请权不同于再审诉权，前者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诉权，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我国的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处于一种附庸状态、落空状态。再审之诉制度有利于民事诉讼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可以加强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其程序主体权，符合私权自治原则的要求。
综合来讲，对于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设计，应当以当事人为主，建立起再审之诉制度，取消法院的启动主体地位，赋予其一定的释明权；限制检察机关权力介入的范围。
（二）应当对再审事由进一步完善并对其中的相关概念予以明确。
首先，对于因管辖错误而申请再审的，应当有所限制。笔者认为，除存在违反专属管辖的情形外，其他情况的管辖错误不宜适用再审制度，而采取原有的管辖权异议制度，实行两审终审制，就能够较好的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这也符合诉讼经济和权利救济程序合理化配置的要求。
其次，对于修正案细化后的再审事由中有关用语和概念，如“基本事实”、“主要事实”以及“新证据”等，应当通过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从而利于在审判活动中进行适用和判断。
（三）应当对申请再审的期限进行合理的限制，同时明确再审的次数和再审范围。
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的规定，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仍然不够完善，这牵涉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保障裁判性之间的平衡，并且需要考虑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鉴于目前我国公民的诉讼效能较低，法律服务的消费水平不高，可以规定其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再审事由后的三个月内，提出再审申请，且该期间为不变期间。但若该判决确定时间已超过10年的，无论出于何种事由，当事人均不得提出再审申请。这也是考虑到维护裁判稳定性和社会安定性的需求。
四 结语
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难点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虽然修改后的一些制度仍旧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但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套制度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从而对症下药。笔者坚信，此次修订必将为日后的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并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而推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杨荣新：《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李浩：《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载《法学研究》2000（5）。
张力：《阐明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载《法学研究》，1999（6）。
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 篇2
刑事再审程序又称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是指法院、检察院对已生效的判决或裁定, 发现确有错误, 依法提出并由法院对该案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刑事再审程序的设置是通过保障诉讼当事人行使其正当权利, 从而来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 以最大限度实现实体正义, 除此之外, 它也有助于彰显程序正义, 体现诉讼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
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 是在“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上设立的, 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 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目前刑事再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
首先, 在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方面。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如果发现确有错误, 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我国法律的规定显然违反了控审分离原则, [1]即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力, 法院只能以消极的方式行使其权力, 法院对案件实行不告不理, 控诉和审判必须分离, 法院的审判必须受控诉的制约, 不仅在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法院不能够主动介入纠纷的处理, 而且在法院审判终结后, 除非诉讼当事人要求再审, 法院也不能够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生效裁判进行再审。而更为重要的是, 受有罪宣告的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没有正式提起再审的权利, 而只有申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但不能停止判决, 裁定的执行。”这样的规定显然违背了刑事再审程序设置的初衷。
其次, 在刑事再审理由方面, 我国的法律规定过于概括, 在实践中不易操作。《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 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 (二)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三)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 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在当事人的角度看来, 由于本身法律知识的局限性, 他们很难判断一个证据的证明力的有无与大小, 如果不对所采取的证据加以更详细的规定, 就会很可能引起当事人滥用程序启动权从而导致程序发动的混乱局面。[2]还有, 在判决已经作出的情况下, 由当事人去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 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 在再审程序的时效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未对再审启动时效予以任何规定, 造成事实上对被告人追诉无时效限制的现象。刑法中规定对漏罪的追究亦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而刑事再审中对原判错误认定的犯罪却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并且无提起次数上的限制, 使得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在受完审判后仍面临国家机关强烈追诉的威慑, 对于刑事再审启动不加以诉讼时效限制是极不合理的。这样的规定显然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相违背, 同时更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 更不利于再审程序的目标的实现。
三、刑事再审程序构建的思路及有效措施
一是完善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制度, 现行立法实行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和法院自身监督相结合的再审提起方式, 使这一程序突显行政化色彩而少有诉讼程序的特点, 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却与此制度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改革中, 一方面, 要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成为再审申请人, 规定其提出的再审申请经依法审查合格可以启动再审程序, 这样不仅可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更能对有关的机关形成监督, 更好地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另一方面, 要限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提起主体的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生效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再审的, 可以沿用提起主体的称谓及现有法律的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以原生效裁判事实错误为根本理由提起再审的, 其诉讼地位相当于再审申请人, 从而弱化了刑事再审程序的行政色彩。
二是细化刑事再审的理由, 使其在实践中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3]实体方面, 主要从证据的角度规定: (1) 作为原判决、裁定证据的书证、物证、证言和鉴定结论, 根据确定判决己经证明系伪证的; (2) 作为原判决、裁定基础的另一裁判或法律事实, 根据确定裁判己经变更或撤销的; (3) 在原裁判生效两年内发现确实的新证据或发现原审判时未采信的证据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 (以此项事由仅可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 (4) 主要证据取得违法或庭审时未经质证的。从程序方面, 即审判程序不合法, 严重影响公正裁判的: (l) 审判组织未依法组成的; (2) 违反有关回避规定的; (3) 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的; (4) 依法应公开审理而未公开审理的; (5) 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在适用法律方面, 即适用法律错误并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条文引用错误; (2) 适用了失效的法律; (3) 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的规定。最后是从司法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方面规定, 根据确定判决己经证明司法人员因该被告案件犯有职务上的罪行, 并导致枉法裁判的。只有通过对审判理由的细化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再审程序的功能。
三是设置再审程序的诉讼时效。刑罚时效的设置, 给予在一定期间内没有重新犯罪的人自行改过的机会, 国家对其不再追诉, 因而相应在刑事诉讼中亦应规定检察人员提起公诉的时效, 公诉时效的规定不仅应适用普通救济程序, 也应延续适用于再审程序。这主要在于再审启动时效的设置的意义, 一方面, 有利于彻底实现对不利被告人再审的提起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敦促国家机关在普通程序中正确运用司法权避免错误发生。另外, 这种时效的设置, 有利于社会的安宁和平和, 使得相关人员的法律关系处于消灭的状态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 不能说诉讼时效的设置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对社会正义的另一种阐释。
对于再审启动时效的规定, 我国应借鉴国外法律的规定, 以再审理由是否有利或不利于被告人区分而作出不同规定。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启动上可以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应在原裁判所认定犯罪的追诉时效内提出申请。这样能够更加及时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利于刑诉目的的实现。
四是我国应建立冤狱赔偿制度。冤狱赔偿制度的建立不仅使无辜者因刑事侵权所遭受的侵害有机会得到赔偿, 错案得以彻底纠正, 而且也能促使司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提高责任感, 有利于防止司法权的滥用, 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因此全面贯彻和完善冤狱赔偿制度就成为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刑事再审程序是维护法律正义的一道特殊的救济程序, 对于刑事再审程序改革问题, 我们还必须在法学领域里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探索, 寻求最适合国情的司法改革之道, 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
[1]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集[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680.
[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47-52.
试析刑事再审程序 篇3
刑事再审程序在保障人权、增强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纠正人民法院生效错误裁判、实现最终司法正义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该项制度的设立，对依法纠正生效的错误裁判，保护国家利益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树立审判权威，维护法律尊严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专门规定，但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及前苏联的影响，我国对再审程序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亟待改革，加之现行刑事再审程序的设计缺陷较多，并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与现代社会对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符，甚至严重背离，存在诸多弊端，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我认为，我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刑事再审程序。本文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缺陷入手，对比国外关于刑事再审制度的立法，试图找到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完善途径，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
一、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缺陷
再审程序，在我国又称审判监督程序。“审判监督”是从苏联刑事诉讼法学中借鉴来的一个概念。①它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时，依法提起并对案件重新审判的一项特别程序。②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编第五章对审判监督程序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刑事再审程序对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准确惩罚犯罪，实现司法公正，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1997年刑事再审程序虽然经过了修正，但是在法条构建上仍然不尽如人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在制度设计上也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对正义的要求。
（一）再审启动程序的理念和追求的价值目标的片面性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是我国指引刑事再审程序时的理念。有的学者认为“建立刑事再审程序的最大目的，就是贯彻‘实事求是’、‘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③但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单纯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单方面的偏重实体正义，忽略程序正义的本质，这种设计导致其将实体正义视为压倒一切的价值目标，而程序正当性却不太重视，如再审的启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不利被告人之再审缺乏限制、审判权表现出非被动性和非中立性等。④同时，忽视诉讼效率是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价值追求过于偏颇的另一个重要表现。⑤因此，我们应该在现代化法治理念指导下对刑事再审指导思想进行改造。
（二）再审法定理由不具体及程序启动随意性
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启动再审的事由包括：1、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2、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审理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检察院和法院提起再审的理由是生效裁判确有错误。而法律对“错误”没有严格界定，且判断“错误”的主体也不是特定的。从这些规定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法律确立的刑事再审启动理由主要是实体错误，对程序性错误并没有明确规定，对再审理由的规定过于笼统，而且在实践中也并没有将程序性错误作为启动再审的理由。
（三）原审法院可以作为启动主体的不合理
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案件可以由做出生效裁判的原审法院进行管辖，并且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案件都是由原审法院进行再审，包括基层法院。这种可以由原审法院对再审案件进行管辖的规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弊端：1、由原审法院纠正自己的错误会使当事人存有疑惑，尤其是因法官有枉法裁判等行为而引起的再审，很难取得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2、由原审法院对再审进行管辖，必然导致各级法院都有权对再审进行管辖，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再审成为普遍的审判任务；3、再审不仅是一种纠错程序，它还兼有实现司法公正、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等功能，而由原审法院启动再审势必难以保证上述功能的实现；4、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启动再审都是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之后确定，因此对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的案件，会因其存在各种顾虑而很难自主地进行审判，而难以真正达到纠正错误的目的。⑥
（四）法院丧失被动性，损害程序的公正性
在我国，法院和检察院是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一款和第二款都是对法院主动启动再审所作的规定。然而法院不应成为诉讼的发起者，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检察机关和原审被告才是真正的当事者。法院所行使的再审启动权在性质上属于被动性的审判权，理应具有中立性。在当前司法环境难以保障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法院决定再审权为干扰司法独立提供了法定渠道。因为法院自身拥有决定再审的权力，党政领导、人大代表以及社会各界团体，才可以要求法院凭职权去纠正所谓的错案，法院除了着力凭职权照办复查之外，几乎无任何法定理由加以推辞。长此以往，法院将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被动深渊，司法独立也将因此而受到阻碍。⑦
（五）再审发起次数及时限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再审的发起时限、次数均未作规定。《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第10条规定：刑事案件的申诉人不服生效判决、裁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提出。该规定与以前申诉无任何期限的规定相比是一大进步，但是，对法院决定再审权以及检察院再审抗诉权的行使，是否要受两年发起时限的限制，或者是否受其他时间限制，则未作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决定再审以及检察院抗诉再审皆不受发起时间的限制，至少不受两年发起时间的限制，显然是法律规定不完善的表现。更为不妥的是，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却未就再审的次数做出限制性规定，以至于同一案件可以被数次再审的现象时有发生，违背“禁止重复起诉”的原则。每级法院都既有权审查处理当事人的申诉，又有权决定是否启动再审，即使那些已经过一次或几次再审且裁判生效的案件，法院或检察院仍然可能再次再审。再审程序这种特殊的例外程序成了常见的正常程序，这不仅破坏了司法裁判的稳定性，更为滥用权力干预司法的人广开方便之门。
二、国外再审制度的相关规定
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有较为完整的刑事再审制度：
（一）法国
在法国，刑事再审仅限于为了被告人的利益，禁止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提起。《法国刑事诉讼法》622条至626条规定了申请再审的适用范围：如果事实上的错误已经导致有罪的人被宣告无罪释放，裁判决定一经取得既决事由的权威效力，便构成一种绝对障碍，阻止对错误地宣告无罪释放的决定进行任何变更；与此相反，如果因为发生事实上的错误，某一无辜的人被不公正地判处刑罚，在此情况下，尽管判刑判决已经产生既判力，仍有可能对这种司法错误进行纠正。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623条规定可以提起再审申请的人员有：1、司法部长；2、被判罪人、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3、在被判罪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以后，由其配偶、儿女、父母及其全部继承人。⑧
（二）德国
在德国，刑事再审被明确区分为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两种情况。发现新证据或新事实为对受判决人之利益提起再审是最常见的情形。在《德国刑事诉讼法》在第359条第1款至第3款，第362条第1款至第3款中规定了为受判决人之有利或不利而提起再审的个别理由：1、因为一份对裁判有重要影响的伪造文书；2、因证人或鉴定人之错误；3、因法官犯罪(曲解法律、枉法行为或贿赂)。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理由的规定以及启动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即必须对上述犯罪已有确定效力的有罪判决，或者因法律上或事实上得原因致使不可能开始或进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61条第2款规定：“在死亡情况中，死者的配偶、直系和旁系亲属以及兄弟姐妹均有权申请再审。”在德国，检察机关、原审被告人及被告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均可提出再审申请。《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73条规定：1、在重新审判中，应当是或者维持原来的判决，或者撤销原判决对案件另作裁决；2、仅由受有罪判决人，或者为了他的利益由检察院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提请再审的时候，对于原判决在法律行为的处分种类、刑度方面，不允许作不利于受有罪判决人的变更。⑨
（三）日本
在日本，只有在对被告人有利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再审。《日本刑事诉讼法》439条规定：下列人员可以提出再审的请求：1、检察官；2、受有罪宣判的人；3、受有罪宣判的人的法定代理人及证人；4、受有罪宣判的人死亡或者处于心神丧失的状态时，其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第454条规定：检察总长在判决确定后发现案件的审判违反法令时，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⑩。《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52条规定：在再审时，不得宣判重于原判决的刑罚。对于法院已再审申请缺乏理由而做出不受理裁定的，任何人不得以同一理由再次提出再审的请求。(11)
三、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完善建议
审判监督程序，在纠正错案、维护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上述分析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影响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根据现代诉讼理念，立足我国的实际，参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以及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进行改革和重构。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完善：
（一）转变指导理念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说：“诉讼本身应该在尽可能短时间内结束”，这是因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12)目前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以追求实体真实为目标，具体而言就是要查明案件客观真实，准确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做到不枉不纵。其实“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并不是绝对的诉讼目标，为了实现一些更高的价值理想，其完全可能被牺牲，并且这也是一个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努力使“既判力”理论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所体现的一些现代诉讼理念得到确立和普遍的承认。程序公正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而且与实体公正具有同等重要的独立价值；同时公正是司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只有公正司法才能体现社会正义和保障实现社会正义。(13)所以，在刑事再审程序改革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吸收“一事不再理”原则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价值精神，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程序理念，限制国家滥用公权力，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二）刑事再审启动的主体方面
在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由于缺乏控诉一方，造成了控审合一的现象，也易对刑事再审造成某种审前己经形成的倾向性。所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增加当事人的申诉。未经检察院抗诉或当事人申请，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再审程序，而只能被动地接受申请并审查。这就使得法院真正成为居中裁判者，而当事人和检察院则是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
废除法院对再审程序主动提起的权利，这不仅是符合诉讼理论的，也是保护当事人权利的要求，法院在审理再审案件时充分保证了控辩双方平等的前提之下行使自己的权利，真正的公平和正义才有更大实现的可能。
（三）重新界定刑事再审程序的理由
我国刑事再审可以借鉴大陆法系通行做法，将再审制度归为两种模式：一是保护被告人模式；二是实体真实模式。(14)再审程序的设计，应以保障被告人的人权为基本出发点。再审理由的确立同样要考虑人权保障问题，所以学界现在普遍认同的方式就是将再审分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并对二者区分不同的再审理由。
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再审理由包括：首先，实体方面：“1、发现原生效裁判所依据的实物证据系伪造、变造，或者原审所依据的言词证据经查证为不真实或者是采取刑讯等非法手段取得，不具有可采性；2、同一案件事实，发现新的犯罪人，足以证实原判有罪人为无辜的；3、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的；4、发现新证据，与证明原裁判事实的证据存在严重矛盾的；5、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处理行为的。”(15)其次，程序方面：“1、违反公开审判规定的；2、违反回避制度的；3、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4、剥夺或者明显限制了被告人的辩护权；5、一审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的；6、其他严重违反程序公正的情况。”(16)
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再审理由应受到严格的限制：“1、违反公开审判规定的；2、违反回避制度的；3、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4、剥夺或者明显限制了被告人的辩护权；5、一审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的；6、其他严重违反程序公正的情况。”(17)
（四）合理确定再审案件的管辖
我国的再审管辖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重大缺陷：一是管辖不具有确定性；二是再审案件由终审法院管辖。(18)管辖问题直接关系到再审案件处理的及时性与公正性。为了保护当事人的申诉权，保证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公正性，有必要仿效国外的制度，确定终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为再审管辖法院，将再审程序的启动权与对案件的审理权归于同一法院，可以减少一些衔接性的程序，有利于再审效率的提高。(19)这样一来也能够使再审法院和再审法官站在一个更为公正的立场重新审视再审案件。
总之，再审程序既要受到刑事诉讼目的的制约，又要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理性的对待“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同时，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引入国外的成熟规定，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司法的稳定性、权威性，使得再审程序既能维护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又能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5页。
②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③陈光中：《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页。
④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4-500页。
⑤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⑥卞建林：《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290页。
⑦虞政平：《我国再审制度的渊源、弊端及完善建议》，《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第124页。
⑧卞建林、刘枚：《外国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183页。
⑨卞建林、刘枚：《外国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220页。
⑩非常上告是日本再审程序的一种，是指在判决确定之后，针对该判决违法法令而采取的救济程序。参见：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11)卞建林、刘枚：《外国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264页。
(12)[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13)陈光中、郑未媚：《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1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1-482页。
(15)陈光中、郑未媚：《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16)陈光中、郑未媚：《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17)陈光中、郑未媚：《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18)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19)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1]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卞建林主编.诉讼法学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
[3]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4]樊崇义.正当法律程序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5]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6]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M].法律出版社，2005.
[7]陈卫东.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
[8]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1988.
[10]陈光中.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 [M].法律出版社，1993.
[11]张建良,胡子君.我国刑事再审事由设置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评论,2005.
[12]樊崇义主编.诉讼法学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13]李向东,韩旻.刑事再审程序之重构[J].河北法学,2003.
[14]陈光中,郑未媚.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5]卞建林.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7.
[16]卞建林,刘枚.外国刑事诉讼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刑事再审申请书 篇4
申请人 张红举对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二00八年八月十三日麦初字第74号判决不服，申请再审。
申请人 张红举对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00八年十月三十日(2008)天刑二终字第10号，裁定不服，申请再审。
申请人张红举是原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第三职业高级中学教师，男，生于1969年7月3日，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在发生的天水高考替考案中，地方政府领导为了逃避责任，指示教育主管部门领导提供伪证，并勾结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对我施行刑讯逼供、栽赃陷害，转换事件性质，使高考事件由组织行为转换为个人行为，我被强制性抓为“替罪羊”。麦积区检察院给我栽赃受贿一万元，于08年7月7日以受贿罪向麦积区法院起诉，经法院审理改判徇私舞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我无罪不服一审判决，向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终审维持原判，于08年10月11日在甘肃省甘谷监狱服刑，服刑期间我向甘肃省检察院和法院申诉未果，于12月26日刑满释放。出狱后，我给天水市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逐级上访，所到之处互相推卸责任。我在万般无赖之下，于 年3月底到全国人大上访，并给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了我的申诉信函，给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温家宝发了我的冤情反映材料，此材料被国家信访局负责人收悉 。6月1日，我去甘肃省委、省政法委、省人大、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上访，直到208月13日，天水市麦积区法院送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给我妻子申诉的驳回通知书。对我的申诉和全国人大上访视而不见，没有回音。当我看通知书时，我感到心寒。2010年11月甘肃省委第4次巡视组来天水麦积区巡视，我已多次向巡视组领导和专员反映了我蒙冤受屈的事实，并将冤情材料递交他们带回省委，至今未果。
申请再审的理由
一、事实证明申诉人不构成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这是一桩冤案。
1.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只是一个属事业单位的教师，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从事教育局职权范围的任何工作。
2.被告所从事的是学校安排的，统一地向教育行政部门报送高考材料，属学校工作范围的，不是“招生”工作，不属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教育局与学校之间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学校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对象，学校向招考办报送材料属于行政相对人即被管理者服从管理需要向管理者报送相关资料，被管理者配合行政管理者的工作并不等于被管理者就从事管理者的工作，替管理者负责。
3.被告即没有徇私舞弊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徇私舞弊行为。本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根据学校的安排帮办考务工作。根据校长的安排所检查的就是户籍证明和统一报送高考学生名册的工作，既没有弄虚作假，也没有隐瞒事实，一切都按领导的要求认真检查和办理。这些考生确实有属当地户口的证明，而且这些证明是法定机关正式办理的。并不是被告只听信了蒋鑫之言没有检查或隐瞒真相私自办理报考。学校也是争着要在外地上学回来的学生，以提高高考上线率，甚至还奖励介绍人，并不是像破案后所想的为给别人办事才办理的。
高考报名工作由校长黄鸿福领导，副校长杨卫平直接负责，在报名工作中我不是领导，我只是麦积区第三职高的普通教师，在教导处帮忙，张红举在任教期间平时除代课之外，由于课时量不够，安排在教导处作为教学辅助人员，主要负责开锁门，打扫办公室卫生值班和其他教辅人员轮流查课。在招生时学校领导安排送报表。在年度考核中多次被评为优秀、良好!因学校工作甚至牺牲双休日兢兢业业，一切以学校工作为己任。所代的专业课程年年高考成绩超出局平均分数线数十分，多次评为优秀教师班主任。本人既没有应负的领导职责，又没有权利和权力徇私舞弊
4、高考事件发生的主要问题是:考生的资格问题。而证明考生资格的证件是按照区招生办的要求，考生本人提供的，由当地公安局办理的户口薄、身份证等证件证明都是合法有效的。这些证件证明及考生资格的审查是由校长黄鸿福领导组织，由主管教育教学招生的副校长杨卫平直接负责，并经区招生办主任万录民、副主任刘永强等人员来校亲自正审合格的。高考报名时，我只是按校长黄鸿福和副校长杨卫平安排，将考生报名信息及表册送交区招生办。因此，在整个报名过程中我只是按安排负责送交由学校领导审核签字后的报名表册，再说至始至终没有任何组织和领导赋予我审查高考考生资格的资格和权利。为什么，真正检查资格的人都无罪，我无辜地被牵连受害，变成了“替罪羊”，我有何能徇私舞弊。
5、我被定罪判刑，开除公职的根本原因是受贿一万元。可事实是我根本没有受贿这一万元，这纯粹是麦积区检察院侦查人员徐卫东、王晓明采用刑讯逼供、诱供、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栽赃陷害的结果。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转换事件性质，把上上下下整个组织中领导的作为问题，转换成某个人的个人行为问题。该事件的处理应该实事求是，依法处治，却变成了领导逃避罪责，工作底层的人员替罪受害。这究竟是谁在利用权利徇私舞弊。在法律被利用，司法恣意生杀予夺的恐怖下，我个人又有何能，替自己鸣冤!
6、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栽赃陷害案，也是一起领导逃避罪责的政治事件。当时，影响极大的天水高考替考案，事关当地教育、公安、政府三部门，是三系统管理上的系统出了问题，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这无疑要牵扯到当地上上下下的头头脑脑，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区委领导的责任。作为麦积区区委书记蒋晓强，能袖手旁观吗?他们为了逃避罪责，暗箱操作，指示司法人员有组织有预谋进行事件性质的转换，栽赃陷害，我是其中受害者。我被区检察院审讯过程中，侦查人员徐卫东和王晓明至始至终，口口声声，打着区委书记蒋晓强的旗号，给我采取了刑讯逼供、诱供，二人轮换殴打我的头部和脸部，为了达到给我栽赃一万元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强迫我不止一次的饮用含有麻醉人神志的半瓶半瓶的矿泉水，然后再一次又一次的从我的头部胸部重拳殴打，每当我神志不清时，他们就让我按他们的口吻供述材料、画押签字。本案是从麦积区检察院错了，其它执法部门就将错就错，徇私枉法相互包皮，欺骗上级政府和司法，欺骗媒体报道虚假新闻，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一审法院不放两次逼供，诱供录像视听资料，也不让主要证人蒋鑫出庭对质，枉法裁判。二审法院不但不调查，而且没有看我的上诉材料，(这是王卫红庭长亲自说的)按检察院提供的伪证枉法裁定。因此 ，我是被害冤枉的，我控告天水政府官员与司法人员勾结，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的行径，还我清白!
7、检察院司法人员操控、诱骗他人，提供伪证。
作为本案公诉的主要证据是蒋鑫的证言、本人供述交代的材料以及其它证明材料都是采用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伪证。
(1)本人的供述和交代材料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殴打栽赃陷害取得的。
(2)蒋鑫对我行贿的证言是伪证。
首先，蒋鑫对我行贿的证言是对蒋鑫刑讯逼供、诱供的结果;
其次，司法人员所取得的证言又是主题先行，违反司法程序，倒行逆施的。区检察院司法人员在东方宾馆305室完成栽赃之后，他们强迫蒋鑫按给我栽赃的材料补供的。
再次，蒋鑫在法庭上供述:根本没有给张红举一万元的事，检察院办案人员提供的笔录是他们对我刑讯逼供、诱供、欺骗下，他们拿着的张红举的供述所做的伪证。
另外，麦积区教育局和学校所出示的:本人是麦积区第三职高教导处干事和考务员的证据是伪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行文任命我担任这两项职务。再说，我服刑期满后，询问了学校负责出示证明的领导彭玉明书记，问他此事时，他说他没做此证，不知是谁写的盖有校印的伪证。可从取证的时间来说，他就是当时学校的负责领导(08年6月19日校长已被撤职)。彭玉明为什么讳忌而推卸其责呢?检察院人员为了达到刑讯逼供、栽赃陷害，掩盖他们知法犯法的真相，在一万元没有查实的并无人上交的情况下，检察院人又到学校叫新任校长彭玉明交了这一万元，说是他们要了事，彭拒绝了此非法无理的要求，此事可以查实。
8、我被收审，第一次开庭时要求证人蒋鑫出庭对质，并播放08年6月27日凌晨2:00至7:30在东方宾馆305室和08年7月2日下午15:00在看守所对我刑讯逼供的全程监控录像，当庭法庭没有提供证人和录像。在第二次开庭时，既播放的是与对我刑讯逼供事实不符的08年7月5日3:29分在看守所填逮捕证的录像，又没有让证人蒋鑫出庭作证。庭审后看守所的尚艾龙说，法院让我出庭作证:我看见你头上有被殴打肿包的事，我虽然理发时和几个你同室的人看见了，并问了情况，但我是有单位的，领导不同意我能去吗?
9、我的头部从他们打后，不定时的剧痛，昏迷，眼睛严重充血，视力模糊，口腔右上侧的一颗大牙也被打断，在昏迷中不知去向。在庭审中我要求法庭查实并做脑CT鉴定，他们没有采纳我的要求，如何能证明我当时没有受刑讯逼供呢?试想检察院人员在暴力，殴打逼供下把没有的一万元能栽赃到你头上 ，还有什么假证搞不到手哩?
10、麦积区检察院人员徐卫东和王晓明对我刑讯逼供诱供，威逼，欺骗、殴打、欺骗以及不止一次逼喝含有麻醉性质的矿泉水等非法手段取证。逼供、诱供经过如下:
2008年6月25下午区检察院来学校传唤我，直到晚上8:30无人过问，让我回家24小时开手机随传随到。6月26日早上8时许检察长王晓明打电话让我来东方宾馆305室，我到后，一天一夜无人过问，直到6月27日凌晨2:00时，反贪局长徐卫东和检察长王晓明二人才来305室，他们先让我立正站立、面壁思过长达一小时，然后逼供诱供 ，他俩轮换从我的头部和脸部用拳头和巴掌猛打几十下，打的我头昏目眩耳鸣眼花，打得我嘴都张不开，牙痛的厉害，左牙把口腔咬破，满脑子一片空白，在我神志不清、思维混乱的情况下他们二人趁机逼供、诱供、胁迫、威胁、欺骗。以两个给高考学生报名时装五寸照片的袋子为依据，捏造了一万元的受贿事实，栽赃陷害，强迫我在他们栽赃材料上签了字，当天由检察院李某看守，下午李某问我:“张老师，你交待的蒋鑫给你一万元是吗?”我说“是他们的人栽赃强迫的，他们殴打我的头部和脸部，在我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捏造的”，李某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你?钱有就有，没就没，事实求是为什么要打人”，我并向李某问了徐、王二人的名字，李某说了三个人的姓名，我说把你的笔借用一下，记下这三人的姓名，他说不用写，你记住就行了，以防人家搜身。”直到晚上8:30徐、王二人来到305室，王晓明说;“明天要开新闻发布会，涉案人员回避几天，少则五、六天，最多七天就可以回家”就这样以哄骗的方式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之后我被羁押在麦积看守所。7月2日下午检察院来人提审，来人自我介绍说她叫张小娟，她问我:“你收受蒋鑫一万元交了没有，”“我说没有。”她又问“你为什么不交，”我说“我根本没有收受蒋鑫一万元。是徐、王二人刑讯逼供所致”她以有事为由让我回号室。半小时后检察院又来人传讯，徐、王等一行四人，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徐卫东问;“张红举，你要翻供”，我说:“昨天我收到区人事局开除我公职的文件，让我签字，我没有签字，我根本没有收蒋鑫的一万元。”徐卫东当时很冲动，问来的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人还在我们手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还说:“让我给区委蒋书记打个电话，怎么会这样呢”?他从门里出去打完电话后又进来说:“已派人去人事局调查此事，你不用但心。”王晓明又趁机从我的头部脸部打了几十下，还从我的胸部腹部连打数拳，打倒在地，打的我气喘不出来，几乎断了气，昏迷醒来口中直流血，才发现一个牙齿被打断不见了，头部打了几个包。随后骂到，我今天把你打了你去告诉别人，我就靠这吃了二十多年饭了。此时史岁虎和穿红线衣的男人从门口进来，史岁虎扬言说:“你还狡辩，把全程监控录像拿来放给他看，你以为我们在东方宾馆是干什么吃的”，手里拿着半瓶矿泉水强制性地逼我喝，徐王二人指使史岁虎拿半矿泉水从我的口中强灌下去，喝后我神志更加不清了，徐、王二人让按他们的口吻获取他们所需的口供和一系列的伪证。7月3日下午，看守所理发时，尚艾龙发现我头上有许多个肿包，他问我，你头上哪来这么多的肿包，我说是检察院人打的，他说你为啥当时不向看守所值班干警反映，我说:“因为我进来时，门上没有干警他们把我交给自由犯带进号室的”。7月5日下午，检察院徐、王二人来提审，徐卫东说，你不要行政复议，没有我们的决定，他们决定是废纸一张，只要你把一万元交了，给你判缓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当时因为我想起家里妻子下岗，孩子还小要上学，家里需要我这份工作养家糊口，于是我就签字画押被逮捕。徐卫东将我带进看守所时，发现没人，把我带到门西侧，逼我给亲戚写下要一万元的条子，确成了他们栽赃陷害的证据。取证手段是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刑事刑事诉讼法》第五章第四十三条规定
1、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2、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3、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审查，并以被告人审判前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人员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被告人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个冤案就在天水市麦积区相关机关的违法程序背后“泡制”了出来。暴力取证、刑讯逼供，在“有罪推定”的判断之中诞生了。这不是人犯法而是法犯人，是集体徇私枉法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既然张红举和证人蒋鑫当庭翻供，且现有证人蒋鑫的证据,此证据证实2008年6月27日是麦积区检察院取证人对他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伪证，证明这一万元不存在。试问取证人没有逼供，非法取证，这一万元是怎么用非法手段栽到张红举头上的?再者没涉及钱的人都无罪，张红举理应无罪。高考案发生在天水两区两校，市六中的考务教师无罪并恢复公职，其他的主管教育领导和招办专门审查资格的人都无罪，张红举一个基层跑腿的为啥有罪?法律的公平公正何在?
签名：xuexila.com
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 篇5
××××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刑监字第××号
原审被告人……（写明姓名和案由）一案，××××人民法院于××××年×
×月××日以（××××）×刑×字第××号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被告人×
××犯××罪，判处……（写明判处内容）。判决（或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此处写明引起本院指令再审的来由和理由）。依照……（写明裁定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指令××××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
院长 ×××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 篇6
××××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刑再终字第××号
原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
月日、民族、籍贯、职
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现在何处）。
辩护人……（写明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和职务）。
原审被告人……（写明姓名和案由）一案，××××人民法院于××××年×
×月××日作出（××××）×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此处简写一审法院提起再审程序的经过）。××××人民法院经过再审，于×
×××年××月××日作出（××××）×刑再初字第××号刑事裁定（或判决），原审被告人×××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
了本案。××××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员）×××出庭执行职务，上诉人（原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的改
为“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首先概述一审法院的再审裁定或判决的基本内容，其次写明上诉、辩护的主要意见。如果检察院在再审中提出新的意见，应一并写明）。
经审理查明，……（写明一审法院的再审裁定或判决认定的事实、情节，哪些
是正确的或全部是正确的，有哪些证据足以证明；哪些是错误的或全部是错误的，否定的理由有哪些。如果上诉、辩护等对事实、情节方面提出异议，应予重点分析
论证，作出答复）。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确认的事实、情节和当时的法律政策，论述被告人
是否犯罪，犯什么罪（一案多人的还应分清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和刑事责任），应否从宽或从严处理。指出一审法院的再审裁定或判决的定罪量刑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或全部是错误的。对于上诉、辩护等关于定罪量刑方面的意见和理由，应当有分析地表示采纳或予以批驳〕。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四种情况：
第一、一审法院再审裁定维持原判，二审全部改判的，表述为：
“
一、撤销××××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和××
××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和××××人民法院（××
××）×刑再初字第××号刑事裁定；
二、被告人×××……（写明改判的内容）。”
第二、一审法院再审裁定维持原判，二审又部分改判的，表述为：
“
一、维持××××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的第×
项和××××人民法院（××××）×刑再初字第××号刑事裁定的第×项，即…
…（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的第×项
和××××人民法院（××××）×刑再初字第××号刑事裁定的第×项，即……
（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被告人×××……（写明部分改判的内容）。”
第三、一审法院再审撤销原判，二审又全部撤销再审判决的，表述为：
“
一、撤销××××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和××
××人民法院（××××）×刑再初字第××号刑事判决；
二、被告人×××……（写明改判内容）。”
第四、一审法院再审撤销原判，二审部分维持再审判决的，表述为：
“
一、维持××××人民法院（××××）×刑再初字第××号刑事判决的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人民法院（××××）×刑再初字第××号刑事判决的第×
项，即……（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被告人×××……（写明部分改判的内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
审判员 ×××
审判员 ×××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 篇7
(一)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基本内涵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英文表述是“the rule against double jeopardy”。“jeopardy”一词最初曾被用于描述人们下棋或进行其他比赛时的一种微妙心态,后来该词被引入刑事诉讼之中,人们借用该词来表达刑事诉讼的结局悬而未决状态下的一种特殊过程以及人们对失败、伤害和死亡危险的一种焦虑。
双重危险(double jeopardy)是指对实质上同一的罪行给予两次起诉、审判、定罪或者科刑。所谓禁止双重危险,即对刑事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一旦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确定判决,就产生了既判力,不得再次对同一行为予以审判或者处罚。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无论禁止双重危险还是一事不再理,其追求的基本理念都应该是“对人权的高度尊重与维护以及对程序内在价值的尊重与追求”。
(二)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与一事不再理原则之辨析
一事不再理原则往往是与大陆法系判决的既判力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按照罗马时代的法学理论,法院的判决一旦生效,也就产生了一种已决的法律效力,即所谓“既判力”。一般情况下,不能因为同一罪行对被告再行起诉,即“同一案件曾经有实体上的确定判决,其犯罪的起诉权业已消灭,不得再为诉讼客体而言。”既判的事实应当视为真实,不论其正确还是错误,任何法院或法官都不能将其推翻。否则,如果对一项已决的案件又重新作出了裁判,那么法院第二次所作的裁判应被归于无效。
笔者认为,尽管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都起源于相同法域,但不能以此否认两项制度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体现在制度理念相异、制度适用时间点上的差异、适用对象判断标准不同、例外规则明显不同等几个方面。
二、我国刑事再审制度与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悖离之处
卡多佐说过:“如果根本不知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包括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内的再审制度改革既需要有成熟、系统的理论作为支撑和牵引,也需要规则层面的推进,以与终极改革目标协调一致,否则实难越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无尽困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奉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一旦发现裁判在事实认定或适用法律方面有错误,就要予以推翻原判,以将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无论是“禁止双重危险”还是“一事不再理”都不足以成为阻碍纠正的正当理由。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与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7条第3款却规定:“对于根据刑事诉讼法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的,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材料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可见,从制度评判而言,我国刑事再审制度与重复追诉的形成明显冲突。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体现在人权保障观念缺失、诉讼认识观上对实体真实主义之迷信、法院功能定位错乱等方面。
三、未来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微观设计
究竟如何从法律上控制反复追诉问题呢?免受双重危险规则对于第一审和上诉审阶段的重复追诉问题,确实具有较大的启发性,但我国国情以及世界上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目前出现限制的实践,又意味着对于法院裁判生效之后的重新审判问题不能一概否定。笔者在综合比较法经验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及实践的现实基础上,提出以下构想:
1.基本路径:一事不再理抑或禁止双重危险?
在探讨未来再审制度以何种路径改革时,务必要厘清未来再审制度的功能:即我们的刑事司法究竟是为了案件真实,限于打击危害统治者秩序的流程;还是将刑事司法视为国家刑事追诉机构与公民进行理性商谈的活动,刑事再审无非是在特殊条件下为控辩双方相互间的再次对话提供了一种机会保证而已。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前一种模式,那么大陆法中的既判力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合理的理论指引。因为一事不再理原则体现了社会秩序的安定性,也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进而为国家查明真实的公信力增添砝码。而与一事不再理搭配的再审制度同样是基于这样的目标,即为了司法权威,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制度可能导致的刑事追诉权的滥用问题,并不给出明确的理论解释和恰如其分的理论反对。而假如我们选择后一种模式,则必须强调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合理内核,引入人权保障以及国家追诉权自我设限的理论成分,这样,刑事再审程序的功能就可以远离所谓的“审判监督”,而真正被定位在“非常救济程序”上面。换言之,刑事再审应当成为使被告人权利得到特别的司法救济的活动,而抛弃其任何形式的重复追诉的色彩。由此,所有以使无罪被告人受到有罪裁判、使有罪被告人受到更加严厉惩罚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都应当彻底废止。而事实上,如前所述,一事不再理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正在从原来的既判力理论的影响下逐渐解脱出来,加入人权保障与国家限权的理念,进而与免受双重危险原则实现并轨。
2.规则核心:“第一次危险”的认定
如何确定第一次危险发生的时间,是使用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前提。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法院以陪审团组成之时作为“双重危险”成立的标志,而各州法院则以第一个证人出庭作证或者第一份证据被提出之时作为类似的标志,此后发生的任何形式的重复追诉都被视为违背了避免双重危险原则。但基于诉讼构造的差异,这些都对我国没有借鉴意义,因为我国并不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如果仅仅以法院合议庭组成之时作为双重追诉成立的标志,就意味着合议庭一经组成,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庭,检控方就不能再提出诸如撤回起诉、变更起诉、追加起诉之类的请求。这对于检控方的追诉活动而言,显然过于苛刻。那么,对于中国刑事诉讼而言,所谓“双重追诉”应以何时为准呢?
笔者认为,一次针对被告人就特定罪行的完整刑事追诉活动,即“危险”的正式开始,应当以检控方将全部证据提出于法庭之上,并履行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为标志,至少也要经过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整个控诉活动才告结束。在此之前,如果检方提出变更起诉、追加起诉等方面的请求,法庭应当准许,因为第一次危险尚不完整,所以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追诉的原则。
3.规则效果一:上诉审的启动
我国上诉审制度设计奉行的是大陆法系的复审制,即上诉审法院应对第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推倒重来,如此必然使上诉审法院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即不得不对检控方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的事实进行再次重复的审查。这就难免与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产生冲突,无论是负有继续“发现事实真相”责任的上诉审法院自己改判,还是在上诉审程序中发现案件事实认定存在问题、而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这都属于违反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典型实例。
笔者认为,刑事上诉审与民事上诉审的所要解决的社会冲突性质不一,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与个人间属于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一种特殊讼争,因此,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检察机关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方面必须受到适度的限制,而不能像民事诉讼中的原告那样,可以与被告方“完全平等”地就一审裁判发动复审程序。因此未来在设计刑事再审启动机制时,应有如下要求:
其一,任何一级法院都不得就任何生效案件主动发动刑事二审程序,以免有损中立原则;基于“有错必纠”理念基础上的“全面审查”原则,应当受到彻底废止。无论是从禁止重复追诉的角度,还是从贯彻不告不理原则的角度出发,法院都只能基于控辩双方的上诉范围来从事上诉审活动,而不得就那些未经控辩双方提出异议的问题进行上诉审判。
其二,检察机关只能针对法律适用错误提起上诉,而不能以一审裁判认定事实不正确而上诉,而且,即便是针对法律违误的上诉,也不能加重被告人刑罚。
其三,原审被告人有权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提出二审申请,如果是无罪判决,则被告人并无上诉利益,不予开启二审。
4.规则效果二:再审的启动
或许更多支持禁止双重危险的学者,都将刑事再审程序的重新设置和中国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彻底改造问题视为首要的重点。笔者认为,如果说第一审或上诉审程序都应受到免受双重危险的要求的话,那么,针对被告人已经生效的裁判,无论如何都应是贯彻免受双重危险、禁止重复追诉原则的绝对领域。因为在国家刑罚权已经确定的场合下,再次引发刑事追诉,必将导致国家权力的肆意行使。因此,对于再审程序只能允许被告人提起,检察机关与法院都不能主动提起。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再审申请权,有必要在未来立法中,明确提起再审的理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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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 篇8
关键词：再审；第二审；被害人；当事人；法院；检察院
我国的刑事审判制度是两审终审制，其中又规定了再审制度和第二审制度。刑事案件再审启动的情形为：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人民检察院再审抗诉启动再审和当事人申诉启动再审。第二审的启动程序为被告人的上诉和人民检察院的二审抗诉。
关于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作为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内在理念，“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学界对于此，有很大争议。
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当是中立的，不可以自作主张的代表控辩双方启动再审的程序，不然就会出现控审不分，这样就会令司法的公正性为人诟病。消极、中立和超脱是审判的本质特性。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予诉讼双发都无利益，法官必须是中立的，不偏不倚。否则，法院的司法审判将没有什么公正性。司法审判又必须是消极的，没有告诉就应该没有诉讼，因此，司法审判的行使，必须要以诉权的启动为要件，控和审一定要分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司法审判的中立。如果作为司法审判主题的法院主动启动了再审程序，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法院代表了控方。这样做，法院还能保持它的中立性吗？这样做，无疑不利于纠正错误裁判，而且有损于司法权威。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相当于自己担任控方角色，又是审判者本身，自己推翻自己的判决，一人两角色，其公正性肯定让人们怀疑。于外界看来，削弱了判决的公信力，有损司法权威。
对于此，笔者认为，应该取消法院启动再审的权力。法院依职权行使再审是我国司法的一大特色，有其历史的缘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进步，这一特色也应该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违反了控和审相离的原则。法院不应该集控审职能于一身。这样，会使检察机关在一定条件下丧失了控诉的职能，而法官在审判中也不能完全中立的担任一个審判者的角色。取消法院的再审权利后，如果在工作中发现确有必要再审之案，可以移交检察机关办理。
关于检察院的再审抗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的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检察院的抗诉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法院逢抗必审。
根据以上的规定，在我国控辩双方的再审启动权时绝对不对等的。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应该弱化，他是公诉机关，应该和当事人启动再审的权利平等。
但是不论怎样，目前检查机关的再审抗诉权不应该保留。首先，控方、辩方的不平等，直接打破了诉讼的平等结构。控辩双方的平等是程序正当的基本含义之一。可是在我国，当事人的申诉要启动再审程序和检察机关直接行使再审抗诉权相比，简直就是步履维艰。其次，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法官素质不高，法院的公正性缺失，公信力有限，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程序具有合理性。但事实是这样吗？检察机关本身就没有腐败分子？其他权力就没有干预司法的现象？
笔者认为，靠这种制约意义并不大，反而会因此破坏程序正当，破坏诉讼的结构。
关于当事人的申诉。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赋予了当事人的申诉权，但是在实际的司法中，法院、检察院对于当事人申诉的案件，而是不分合理的、不加分类的全部接收材料，是否立案又另当别论。这样一来，当事人申诉权，就如同鸡肋。结果是导致申诉的案件越积越多，而没有得到处理结果的人又继续申诉。反复申诉的问题相当严重。当事人的申诉，因此，是很难启动再审程序的。
我国的第二审启动程序。被害人和被告人都是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因此，被害人和被告人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可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了被告人、自诉人、他们的法定代理人的上诉权，而且被告人的辩护人及其近亲属，经被告人的同意，也可以提起上诉。且法律对已上诉的理由没有规定性的任何限制，只要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上诉，不论上诉理由是否充分，都应得到允许。可是对于犯罪后果的直接承担者，被害人却没有如此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五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从此规定中不难看出，被害人对于一审的判决仅有请求抗诉权，而不同等具有被告的上诉权。对此，有学者提出看法，认为被害人没有上诉权不单和其本身当事人的地位不相称，而且和被告人的上诉权也不相平衡且申请抗诉的局限性太大对于有效保障被害人的权益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在司法实务中，检察机关常常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综合考虑问题，代表不了被害人的一些个体特征和能由被害人自己处分的一些权益。而且检查机关仅仅是在裁判确有错误与其他理由时，才会行使抗诉权。如果被害人没有充足的理由，检察机关不提起抗诉。这样就使的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失去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