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前程序

刑事庭前程序（共9篇）

刑事庭前程序 篇1

一、刑事庭前程序的概念及意义

刑事庭前程序, 是指在提出指控以后开庭审判之前, 对案件进行审查和为开庭审判做准备的程序。庭前审查, 是指在法院正式开庭前对案件进行的初步审查, 其任务是决定是否将被告人交付法庭按普通程序进行审判, 而非决定是否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庭前的审查程序又有审判前的独立审查和审判法院的庭前审查两种模式。前者如大陪审团公诉、预审, 后者则又存在两种方式即程序审查和实质审查。程序审查是指仅审查起诉是否具备形式条件, 不审查证据, 不对指控的犯罪成立的可能性作判断的庭前审查模式。实质审查是指通过审查证据, 对指控的犯罪成立的可能性做出初步判断的庭前审查模式。

二、域外刑事庭前审查模式简介

第一, 英美的独立庭前审查模式。英美实行审判前的独立审查模式, 由独立于审判法院的预审机关来对案件进行审查。在英国, 凡起诉至法院的案件,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必须先由治安法院预审, 以决定案件是否移送刑事法院进行审判, 从而保证被告人免受无根据的指控和审判。美国实行大陪审团审查和地方法官审查两种方式。在联邦和约半数的州, 对重罪案件提起公诉、交付审判由大陪审团审查决定。大陪审团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 如果大陪审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犯有指控的罪行, 并应予以刑事处罚时, 即批准提起公诉并交付审判。如果认为起诉证据不足, 则撤销诉讼, 释放在押的被告人。在不实行大陪审团制度的州, 为防止检察官滥用起诉权, 由地方法官进行预审。对被控犯有重罪的人而言, 预审是一项权利, 被告人可以放弃预审而直接进入审判程序。

第二, 德国审判法院的庭前实质审查模式。在德国, 由于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卷宗移送主义, 在检察院提起公诉后, 法院会启动一个决定是否开庭审理的“中间程序”。中间程序的主要任务是对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 决定是否进入法庭审判程序。对于检察官提公诉的案件交有管辖权的法院后, 法院的有关部门予以登记并审查, 分别情况交相应审判庭。首席法官指定一名职业法官担任阅卷人。审查法官在阅卷过程中, 可以自行调查或委托检察官进行补充调查。然后召开只有职业法官参加的评议会, 在评议会上由审查法官提出审查意见, 法庭应就是否进入审判程序做出决定。

第三, 日本审判法院的庭前程序性审查模式。日本实行起诉垄断主义, 为避免检察官滥用起诉权, 日本建立了检察审查会制度对检察官的不起诉行为进行监督。为排除法官的预断, 日本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 庭前不进行实体性审查。为保证法庭审理能作到有的放矢, 设置庭前整理程序。在受理案件的法院的主导下, 对控辩双方的争点和证明方法进行梳理, 然后制定审理计划, 其目的在于使法庭能够顺利快速地进行。

三、我国刑事庭前程序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 我国刑事庭前程序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 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 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目前庭前的审查为程序性审查而非实体性审查。立法作此种设计的目的在于防止审前法官通过阅卷而形成预断, 从而影响裁判的公正性。如此以来除少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外, 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 人民法院只能要求其补充材料, 在材料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必须开庭审判。

(二) 存在的问题

一般认为庭前程序至少应具有司法审查、过滤、分流和庭前准备四种功能, 能够实现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而我国庭前程序功能的设置单一, 将庭前程序仅仅定位于庭前准备程序, 不能有效地实现案件的筛选和分流, 也无法实现司法权对追诉权的有效制约, 从而使得我国的庭前程序不利于效率和公正两大价值的实现。

1. 单纯的程序性审查, 不利于案件的集中审理和诉讼效率的提高。

“庭前审查的程序性和公诉对审判程序开启的预定效力, 必然导致庭前审查程序缺乏最基本的过滤功能, 从而使得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涌入正式的庭审程序中。”一方面, 造成了大量极为简单的和毫无意义的本可以在普通审程序之外解决的案件进入普通程序, 造成审判资源的无端浪费, 同时也使法官终日面临着繁重的诉讼负担, 为求结案率而不得不快速地处理每一起案件, 从而难以集中精力处理那些重大复杂的案件, 这既不利于公正价值的实现, 也有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 由于控诉证据的不足或案件事实不清等原因所引发的检察机关要求补充侦查、变更起诉, 进一步核实证据或者法庭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等会阻碍审判程序的连续进行, 致使多次、反复开庭, 拖延诉讼, 也变相地增加了个案的诉讼成本, 不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2. 庭审准备不足, 致使庭审法官无法集中精力进行庭审。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开庭阶段, 合议庭必须查明当事人的身份, 是否受到法律处分, 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 以及是否收到起诉书副本, 宣布案由及是否公开审理, 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名单, 告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这些活动本属于庭审准备工作, 完全可以在开庭之前做好, 无需占用庭审的时间。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却将上述活动交由庭审法官来完成, 从而占用了大量庭审时间, 这就使得法官不得不刻意缩减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时间, 从而使得法官从法庭调查开始就为了追求缩短时间而不断地提醒、催促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尽快地结束其发言, 从而使得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种权利不被尊重的感觉, 有损形式上的公正。并且在开庭时始告知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 会因被告人临时提出回避, 申请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或勘验、检查而导致诉讼程序的中断, 从而浪费司法资源。

3. 庭前审查程序无法从根本上排除预断。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案卷的移送上采取了复印件主义, 其用意在于排除预断。但恰恰相反, 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无法反映案件情况, 能够反映案件情况的为“主要证据”复印件, 但何为“主要证据”的判断完全取决于检察官, 检察机关通常所移送的往往是仅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而对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则往往并不加以移送。这就使得法官通过主要证据复印件所认识的案件建立在片面的基础上, 更可能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预断, 从而有损司法的公正。因而现行刑事诉讼法排除预断的改革举措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4. 我国现行庭前审查程序使得辩护方的先悉权得不到保障。

由于审前阶段辩护人的阅卷权往往得不到保障, 只能寄希望于庭审前的阅卷。但由于案卷移送采取的是复印件主义, 致使辩护人无法查阅到对被告人有利却没有移送至法院的证据, 也无法全面地了解案卷材料, 从而使得控辩对抗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 并且会引发审判中的突袭行为, 从而不利程序公正的实现。

5. 缺乏对公诉权的制约, 审判权与公诉权未能合理配置。

由于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无权驳回或退回补侦, 而只能要求其继续补充材料, 不得以材料不足为由拒绝开启审判程序, 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诉对审判的预决效力。这种有诉必审的的审查方式实质上造成了庭前审查的虚无化, 它排除了审判权对追诉权的程序性监督和制约, 难以防止公诉机关的错诉、滥诉, 而且也无法保障被追诉人的基本人身自由和权利。

(三) 在德国审判法院的庭前实质审查模式的基础上重构中国特色的庭前审查模式

德国审判法院的庭前实质审查模式是与其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和卷宗移送主义起诉方式相联系的。卷宗移送和庭前实质审查的弊端, 是可能使庭审前审查控方案卷的法官形成预断, 不利于法官在庭审中形成合理的心证, 对被告人有失公平。为此德国限制审判法官参与阅卷的人数。我国长期以来的诉讼模式属于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重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发现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改革我国的庭前审查方式, 不应走向起诉书一本主义, 而应是实行卷宗移送主义, 法官在审判前要阅卷, 并进行实体性审查。为了防止形成预断, 应实行审查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

三、我国的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道路选择

(一) 我国不宜采用日本庭前程序性审查模式

对于单纯的形式审查所存在的弊端, 学者们已有深刻的认识。日本是世界主要国家中唯一没有设立公诉审查制度的国家。日本庭前审查模式, 检察官的起诉具有必然发动审判的效果。一方面缺乏对检察官起诉权的司法审查, 使检察官滥用起诉成为可能, 不利于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另一方面起诉不经过滤必然发动审判, 会使不必要的审判增多, 导致本应由庭前审查完成的任务由审判法庭来完成, 由此带来审判的多次中断, 对诉讼效率和司法资源配置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我国不宜采取日本式庭前审查模式。

(二) 英美独立的审查模式在我国的实施存在着诸多障碍

英美庭前制度的特点是设置与庭审相分离的预审程序。独立的庭前审查模式是与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和起诉状一本主义相联系的。其目的在于切断审判程序与侦查程序的连续性, 切断审判法官与控方案卷的联系, 避免审判法官在庭审前产生关于案件事实的预断, 使裁判结论完全建立在庭审过程中的证据调查和辩论的基础上, 从而使庭审过程实质化。此种庭前审查程序, 有利于保障人权, 实现公正的诉讼价值, 是庭前审查的理想模式。但当前在我国的实施却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首先, 英美式庭前程序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英国历史上主要实行私人起诉, 为避免私诉权的滥用确立了预审程序。而美国则由于深受英国法的影响, 再加上检察官指控犯罪的低证据标准以及重罪案件实行陪审团审判, 这就使得预审作为一种独立的程序而有必要。而我国自诉案件的范围狭窄, 对于公诉机关起诉的证明标准要求较高, 因此没有必要设置单独的预审程序。其次, 我国不存在着大陪审团之类的组织, 也不存在治安法院一类更基层的法院设置。因此, 如果在我国实行独立的审查程序, 势必要对法院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其改革成本太大。最后, 英美式预审程序是与起诉状一本主义相联系的, 而我国当前法官业务素质普遍不高, 如果要求其在对证据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贸然开庭, 其将无法驾驭庭审。

四、我国庭前审查程序的重构

(一) 将立案庭改为刑事审查庭

鉴于目前各级地方法院的庭前审查和准备工作主要由立案庭来完成, 笔者认为:将立案庭改为刑事审查庭, 由专职审查法官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审查法官不得兼任审判法官, 以彻底地排除预断。

(二) 刑事审查庭的工作要点

1. 庭前审查的范围。

从各国立法来看, 均没有对所有的刑事案件进行实质审查, 一般只对重罪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在我国, 对于案情简单清楚, 被告人认罪的, 可能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刑罚的以及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只须进行形式审查, 可直接交付审判。刑事审查庭还应对诸如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电子监听等重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 以确认其必要性和合法性。在公诉机关提出指控后, 应对移送的案卷尤其是证据进行审查以确认其合法性, 决定某项证据是否排除。允许起诉撤回和追加起诉。

2. 为庭审做准备。

除通常的审前准备工作外, 审查法官还应为一定范围内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 保证辩方的阅卷权, 应当事人的请求调取证据、重新鉴定或勘验、检查。审查法官主持由控辩双方同时参加的审前会议, 解决诉讼各方提出的诉讼动议如管辖权异议、回避的申请等程序问题, 明确讼争要点, 确认有关请求调查证据的意见, 决定调查证据或驳回调查证据的请求;对已经决定进行调查的证据, 确定调查的顺序和方法;对证据调查提出议异, 做出处理和决定。列出调查提纲备审判法庭参考。

(三) 庭前审查的方式

庭前审查的方式宜以书面方式为主, 以对席听证的方式为辅。在被告人没有辩护人或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情况下, 为保障被告人的权益宜采用对席听审的方式, 由法官在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后作出是否交付审判的裁决。如果被告人放弃, 则只进行书面审查。

(四) 审查的结果及救济措施

经审查, 如果认为被告人有足够的犯罪嫌疑时, 法官应裁定开始审判程序。对于指控的犯罪不成立或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足够的犯罪嫌疑, 不宜交付法院审判的, 应当撤销案件。释放被关押的被告人, 对于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也应一并解除。对于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裁定移送有管辖权法院审判。对于检察机关要求补充侦查的案件裁定诉讼中止, 对于其他影响审判正常进行的程序障碍, 做出中止诉讼或终结诉讼的裁定。对于开始审判程序的裁定, 被告人不得要求撤销。对于拒绝开始审判程序的裁定, 检察机关有权利上诉并要求上一级法院预以撤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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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庭前程序 篇2

（一）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分别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的原则--------即公（国家安全机关）检法

（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这是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 辩护权有三种方式：自行辩护 委托辩护 制定辩护 1侦查阶段：只能犯罪嫌疑人自行辩护或委托律师辩护 2起诉阶段：可以自行辩护也可委托辩护人辩护

3审判阶段：可自行辩护也可委托辩护人辩护，在法定情形下由人民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辩护（也就是指定辩护）

《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起诉、审判期间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四）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人民法院依法统一行使对一个人有罪的判决

（五）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追诉原则----《刑诉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终止审理或宣告无罪：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为犯罪的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限期（刑法中的时效追诉-不满5年的5年内；满5年不满10年的10年内；10年以上的15年内；无期、死刑的20年内）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或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1）侮辱、诽谤罪；

（2）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3）虐待罪

（4）侵占罪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依靠群众的原则

（七）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的原则

（八）刑事司法协助原则

另：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即经过两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对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再提出上诉。判处死刑的须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后，才有法律效力。二 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公检法

（一）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 1立案和撤销案件

2侦查

3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4移送起诉权

5要求复议或提出复核----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有权复议，复议意见不被接受的还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6刑罚执行—对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剩余刑期在1年以下的罪犯代为执行刑罚；执行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

（二）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作用

1侦查阶段：对直接管辖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同时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有权要求更正。

2提起公诉阶段：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起诉或不起诉 3审判阶段：派员对案件提起公诉，同时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 4执行阶段：对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情况进行监督

（三）人民法院的职权：

1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并且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2受理公诉和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上面提到过的四种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侮辱诽谤罪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虐待罪 侵占罪）

3审判全部公诉、自诉案件 4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

二刑事诉讼的管辖（重点）---公检法、国家安全机关、军队

（一）人民检察院直接侦查的刑事案件：

1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案件

2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

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

4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

（二）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四个：侮辱、诽谤案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 虐待案 侵占案）

2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主要有：故意伤害（轻伤）案 非法侵入住宅案 侵犯通信自由案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 遗弃案 侵犯知识产权案）

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力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三）国家安全机关负责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

（四）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五）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

（六）公安机关是刑事案件的主要侦查机关，除上述不属于侦查的情形除外的其他所有刑事案件。

三、公安机关内部管辖分工：

（一）地域管辖

1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2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比如“流窜作案，主要犯罪地难以确定，而居住地群众更为了解其犯罪情况）

3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刑事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

（二）级别管辖

1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发生在本辖区内的刑事案件

2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重大涉外犯罪、重大经济犯罪、重大集团犯罪和下级公安机关侦破有困难的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

3下级公安机关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可请求移送上级公安机关侦查 4上级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直接立案侦查或组织、指挥、参与侦查下级公安机关管辖的犯罪案件

（三）专门管辖

即：铁路、交通、民航、森林公安机关及海关缉私部门管辖各自系统内发生的刑事案件

（四）指定管辖

对管辖有争议的或情况特殊的刑事案件，可以有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如高台县公安局和临泽县公安局对一起案件有争议，可以由张掖市公安局指定高台县公安局管辖）

（五）协商管辖---对管辖不明的刑事案件，可以由有关同级公安机关协商确定管辖，协商不成的，可以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六）与其他部门互涉案件的管辖 1与人民检察院互涉的案件：

（1）应当将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刑事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

（2）涉嫌的主罪属于谁管辖的，谁就是主要侦查，另一方配合（如人民检察院主要侦查 公安机关配合）2与军队互涉的案件

（1）对军人的侦查，由军队保卫部门管辖

军队的文职人员、非现役工勤人员、在编职工、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按军人确定管辖，即由军队保卫部门管辖。

列入中国武警部队的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人员按地方人员管理，由地方公安机关管辖。比如我们队列训练的武警教官如果违法犯罪，就由我们高台县公安局管辖

（2）发生在营区的案件，由军队保卫部门立案侦查，营区外的由地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3）军人入伍前涉嫌犯罪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地方公安机关提供证据材料，送交军队军级以上单位保卫部门审查后，移交地方公安机关

退役后，发现在服役期涉嫌犯罪的，由地方公安机关处理，但涉嫌军人违反职责罪的除外。

（4）军人在营区外作案，被当场抓获或有重大犯罪嫌疑的，地方公安机关可以对其采取紧急措施，24小时内通过军队有关部门，地方人员在营区内作案的同样按上述处理。

四、派出所可以办理的刑事案件--重点

辖区内发生的因果关系明显，案情简单，无需专业侦查手段，不是跨县市进行侦办的以下案件：

1犯罪嫌疑人被派出所民警当场抓获的 2犯罪嫌疑人到派出所投案自首的 3群众将犯罪嫌疑人扭送到派出所的

4派出所民警获取线索可以直接破案的

5其他案情简单，派出所有能力侦办的-故意伤害案（轻伤）

如果派出所发现不属于以上情形或需要开展专门侦查工作的线索，应当及时将案件移交刑侦部门或其他专业部门

（一）派出所不能办理的刑事案件：

1八大类案件--故意杀人案 故意伤害案（重伤和致人死亡）强奸案 抢劫案 放火案 爆炸案 贩卖毒品案 投放危险物质案）另外加绑架案

2除八大类案件以为派出所不能办理的案件：

（1）入室盗窃、盗窃汽车以及有系列作案，团伙作案和跨地区作案和其他需要开展专门侦查的盗窃案件

（2）其他案情复杂，需要专业侦查手段侦办的刑事案件

（二）常用伤害案件的管辖：

1、轻伤的伤害案件由公安派出所管辖--记住（派出所可以办理故意伤害造成轻伤的案件）

2重伤及因伤害致人死亡的由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管辖（刑侦大队）

3伤情不明，难以确定的由最先受理的部门先行办理，待伤情鉴定后，轻伤的由派出所办理，重伤的由刑侦部门办理

4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故意伤害案（轻伤），应告诉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被害人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五、回避---刑事案件回避（要与行政案件的区分）

（一）回避的条件--刑诉法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2本人或者他人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二）回避的审查与决定

1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分别由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

2法院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

3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委员会决定

4书记员、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回避，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负责人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在审判阶段由人民法院院长决定。

（三）回避的效力：

1对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对于鉴定人、书记员和翻译人员提出的回避，是否停止他们的诉讼活动，适用侦查人员的规定

2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从事的诉讼活动是否有效，由作出决定的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刑事案件办理的一般程序： 立案-----受案 立案 撤案内容

侦查-----刑事强制措施 刑事案件证据 侦查手段等内容

一、立案

（一）受案--即接受刑事案件。接受对报案、扭送、举报等及有关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刑事案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1制作《询问笔录》--对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扭送及移交的要立即接受，对相关人进行询问了解情况制作笔录。

制作笔录时注意：制作完毕后应当交报案人等（即被询问人）核对或向其宣读，确定无误后，由其签名捺印。

2接受证据--对报案人等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物品等应当登记，必要时拍照、录像、妥善保管，如移交案件时一并移交。制作《接受证据清单》一式两份，写明名称、规格、数量、特征，由报案人签名捺印，一份交证据提供人，一份留存。

3制作《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报本单位领导审批（办案部门领导，如派出所就报所长审批，刑侦大队就报大队长审批）

4制作《接受案件回执单》交报案人签名捺印，一份交报案人，一份留存。

5现场处置

派出所民警对刑事案件现场处理时应做到（重点）：

（1）划定保护区域，布置现场禁戒，保护现场（2）抓捕看管和监视犯罪嫌疑人

（3）求助伤员

（4）进行初步现场调查

（5）核对情况，保全证据，报告上级

（6）向侦查人员通报案件经过，现场保护和初步处置情况

6立案审查----对接受的案件是否立为刑事案件侦查的审查，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1）是否有犯罪事实

（2）是否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3）是否符合案件管辖，即是否属于本单位管辖的案件

审查的期限：

（1）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案件，自接受案件之日起3日内，依法审查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

（2）对涉嫌经济犯罪的，应当在7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案情复杂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注，可延长至30日，特别重大、复杂的经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至60日

（3）对其他案件的应当及时进行审查，作出是否立案决定。

（二）立案

1立案的条件：

（1）认定有犯罪事实

（2）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3）符合案件管辖，属于本单位管辖的案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案侦查--重点

（1）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的；

（2）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需要立案侦查的（3）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的案件

（4）其他依法应当立案的

3立案程序：呈批----决定----通知

（1）呈批-----对符合条件的，办案部门制作《呈请立案报告书》连同《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等受案材料，呈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2）决定----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办案部门制作《立案决定书》。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在《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上直接批示立案侦查的，不再制作《呈请立案报告书》，直接制作《立案决定书》

（3）通知----告知报案人立案情况，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共同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的可视情不予告知，但在《立案决定书》中注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案件，要书面告知。

4不予立案：不予立案的条件：

（1）没有犯罪事实

（2）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其他不追究的情形

程序：呈批--决定----通知 5立案接受监督：

（1）控告人复议：控告人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的，向原决定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的，原决定机关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10日内决定，并告知控告人。

（2）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复议：

公安机关应当自接受到提出复议文件之日起3日内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行机关。

（3）检察机关监督：

对于人民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予立案的案件，应当在7日内制作《不予立案理由说明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后，送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公安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要求立案的通知后15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6移送案件：

（1）立案审查时或立案后发现不属于本单位管辖，但应当由其他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管辖的（2）本单位虽没有管辖权，但经过协商或上级公安机关指定，需要移送其他公安机关管辖的

（三）撤案--撤销案件：

1撤案的法定情形：（要与不予立案的区别）

（1）没有犯罪事实的

（2）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3）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4）经过特赦令免除刑罚的（5）犯罪嫌疑人死亡的

（6）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

2撤销案件时，办案部门制作撤销案件报告，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撤销案件报告中应包含：原立案的根据来源；案件侦查的结果；撤销案件的理由和依据。

3撤销案件注意的其他问题：

（1）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应立即解除。

（2）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应当在3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以及案件移送机关。

刑事庭前程序 篇3

关键词：刑事审前程序 检察机关 法院 制约 配合

在刑事程序法治进程中，检法关系是顺应控审分离、防止司法专权而产生的。在审判程序中，中外各国都比较一致，把检法关系定位为控审关系。但在审前程序中，检法关系的定位分歧则比较大。西方两大法系都普遍确立了审前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检察机关连同警察机关的侦诉行为一般都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与制约。但是，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的检法关系完全不同于西方刑事法治国家，具有中国特色，独树一帜。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热点与难点，争议很大，理论上也很不成熟。本文试图从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和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出发，参照当代世界各国刑事审前程序法治的一些普适性价值，对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的检法关系作些探讨。

一、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检法关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检法关系远比西方两大法系国家复杂，检法两者之间既是控诉方与裁判方关系，又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关系。不仅仅如此，如果我们把这种检法关系放在刑事审前程序中，那么问题会更加突出。

（一）法院司法审查制约制度缺失

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共识。它是以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为核心理念，实现国家各种权力之间制约与平衡。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主要指司法对行政权的制衡。有人认为我国侦检机关在审前程序中能够各自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法院在审前程序中基本上无所作为。也有人认为在我国当前规定的审前程序的法律体系中，立案阶段没有约束，侦查阶段只是逮捕程序上部分实现了司法控制，审查起诉阶段也没能进入诉讼角色。总体上，审前程序缺乏必要的司法约束，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控制体系，法院远离侦查程序，致使在侦查程序中不存在法院对侦诉行为尤其是强制侦查行为的制约关系，法院同检察、侦查机关之间几乎是脱节的，甚至连程序法治形式上检法之间的制约关系也不存在。有的学者则提出了更尖锐批评意见，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者之间互相配合机制，共同形成了强大国家追诉权和求刑权，致使形式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机能也丧失贻尽。

（二）检察机关替代司法审查职能弱化

在我国审前程序设计中，没有赋予法院司法审查职能，而是确立了检察机关替代法院对审前程序进行司法审查的机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这种替代司法审查职能呈现出弱化趋势。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方面，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对刑事诉讼施行法律监督的职能，对侦查权进行监督与控制，可见，检察人员是侦查程序中唯一的裁判者和监督者，实际上起到了司法审查或司法监督的职能作用。另一方面，追诉机关定位也十分明确，检察机关承担控诉职能。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角色差异。根据诉讼构造和诉讼价值多元理论，应防止诸种不同性质的诉讼职能混同。但由于强烈追诉情结驱使，往往致使审查起诉程序失去应有的可诉性和抗辩性，进而使原本赋予检察机关客观、中立的司法审查机能被强烈的国家追诉情结所淹没。从这角度看，司法审查职能被法律监督职能所替代，而法律监督职能又被追诉职能所吞并。

（三）抗辩权弱少，缺乏必要有效司法救济机制

由于审前程序中检法各自职能的错位和缺位，致使在整个刑事审前程序中，侦与辩、控与辩之间失去了应有的平等对抗。任何人一旦被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就意味着成为单纯的侦查对象，几乎不存在诉讼的主体地位，失去应有的抗辩能力，也失去了抗辩它所必需的司法审查与救济机制。虽然，检察机关的逮捕权，基本上体现了对侦查权的部分控制。但检察院批准逮捕后，侦查机关如何处置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人的程序公正和权利保障如何得到救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既不明确，又不健全。尽管我国法律也赋予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但失去司法救济和司法裁判权作为后盾，这种律师帮助权几乎成为程序法治的摆设。

二、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检法关系的构想

刑事审前程序中检法关系不仅涉及到检察和审判两种国家权力的配置，而且也关系到检察和审判机关各自内在诸种权能的配置和运行，它不仅是诉讼制度方面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司法体制乃置宪政制度，是一个十分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长期以来对刑事审判程序检法关系关注比较多，却对刑事审前程序中的检法关系重视不够，也缺乏理论方面专门研究。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检法关系的构建，既要反对全盘引进西方式司法审查制度，又要防止简单地把诸如权力制衡、权利救济、程序正当等一些普适性价值作为西方式司法审查制度加以一概拒绝。

（一）侦查程序：以检察监督为主、法院救济为辅

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公民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国家公权，或者说国家公权中最为危险的权力便是侦查权。这种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期待警察能够高效率地侦查案件，希望赋予警察更多权力保护公民，另一方面，人们对警察滥用权力带来的危害也有着深刻的体察，总是试图将警察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期望警察权不致膨胀成对个人基本权利构成威胁。

目前，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的侦查权过于庞大，程序过于封闭，属于典型的行政式治罪程序。审前程序设计中，缺乏应有司法权力对侦查行为进行审查与制约，也没有应有司法救济机制。公安侦查机关除了对侦查对象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外，其余的如扣押、搜查、冻结、拘留、监听等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的侦查行为，皆由公安侦查机关决定，给侦查权滥用留下了很大隐患。可见，对侦查权给予必要的制约是我国刑事审前程序法治必须解决的首选议题。两大法系中，大多数国家采用法院司法审查体制，少数国家也赋予检察机关少量程序控制权，如警察紧急拘捕犯罪嫌疑人应及时报告检察官，或警察初步调查后应及时将案件移送检察官，警察提出申请羁押等一些强制侦查行为需要通过检察官向治安法官提请，羁押的延长或取消等也需要经过检察官控制。但总体上看，皆采用法院司法令状为主、检察监督为辅的制度，体现了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监督。

我国侦查程序中，直接引进西方式法院司法审查制度恐怕不符合中国国情，主要障碍有：一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西方三权分立宪政制度。西方三权分立宪政制度下，不仅警察机关侦查权而且包括检察机关追诉权均应受到法院司法审查。我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权力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但根据权力制衡原理，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分设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分别赋予不同权能，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在司法体制上，我国实行的是两院制司法体制，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与法院并列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特别在审前程序履行了审查监督职责，主要表现在对公安侦查行为进行审查、纠正、救济等监督活动。因此说，检察权与审判权是一种并行权力，根据不同分工对行政权进行各自监督制衡。同时，《宪法》赋予检察机关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专门对行政权和审判权进行监督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检察权不仅要在审前程序中对侦查进行监督制约，而且还要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包括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制约，可见，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特别侦查程序中有保障人权和维护程序公正的神圣宪法使命。可见在审前程序中，再引进法院司法审查制度，便会出现检察司法监督与法院司法审查两者之间的职能重叠和冲突，不符合我国宪政制度。二是我国司法体制和法院组织体系中缺乏预审法官或治安法官设置。在国外，设立治安法官或预审法院制度，刑事审判由审判法官负责，而治安法官、预审法官和审判法官分属不同的法院，而且无论何种法官，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我国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指的是法院并非法官独立行使审判，而且这种独立行使审判权仅指独立于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并不能独立国家权力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也不能脱离执政党的领导。可见，在现行法院组织体系，即使勉强设立预审法院或治安法官制度，也会因其组织体系不成熟而丧失司法审查机能，反而进一步加剧审判程序中未审先定先入为主的弊端，严重损害司法中立和审判独立本质属性。正如朱孝清同志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如由法院负责批捕，那么负责批捕的法官和负责审判的法官都在同一法院，在同一个院长领导下工作，其弊端会比检察院负责批捕可能存在的弊端还要大”。［1］三是西方式消极司法审判制度不适于我国转型期社会对刑事法治需求。在理想的刑事法治国家，既要对侦查权过度膨胀而导致危害到公民自由权利予以限制，又要对侦查权消极不作为而导致公民普遍缺乏安全感而予以监督纠正。我们从侦查权与公民基本权利这个均衡点去看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便发现只有积极司法监督权即检察司法监督才能纠正侦查权消极不作为。西方式消极司法审查权在这个均衡点不大可能有太多的作为。因为，积极司法审查权因直接毗邻侦查可以主动介入侦查程序而予以监督纠正；此外，在我国这样一个权利意识淡薄的传统国度里，公民自我维权意识弱，在相当多情形下，被侵权公民往往不会主动提出权利诉求，而西方司法审查制度因其消极性不能主动予以司法救济，但是，积极检察司法监督可以主动介入侦查程序，主动纠正侵权行为。这个角度看，检察机关积极主动的司法监督的某些优势是法院消极被动的司法审查所不可取代的。

因此说，在侦查程序中，对侦查权制约不能全盘引入西方式司法审查制度，而应坚持以检察司法监督为主，法院司法救济为辅原则。具体设想是：

1.建立侦查立案、撤案报备审查制度。凡是进入刑事立案程序案件，公安侦查机关应在设定时间内将有关案件材料向侦查监督部门报备，以接受审查监督。侦查监督部门应对刑事立案进行程序审查，依法监督刑事立案是否合法。同样，撤案也应建立向侦查监督部门报备审查程序。此外，还应建立刑事罪案信息登记备查制度。公安侦查机关应将有关罪案信息向侦查监督部门报备，以利于侦查监督部门掌握罪案信息动态，对其中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进行立案监督，以体现检察积极司法监督的优势。

2.实行强制侦查行为检察司法令状制度。凡是侦查机关需要采取逮捕（刑拘）、搜查、扣押、冻结、监听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强制侦查行为都必须取得检察司法令状。在瑞士、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检察官也有决定诸如审前羁押等司法权力。《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3款规定的“由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也包括检察官。当然，在审前程序中，行使司法令状权力的检察官其独立性必须得到保证，而且必须同行使公诉权的检察官绝对分离，以保证审前程序中行使检察司法令状权力检察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这个问题笔者曾在《现行检察体制内捕诉关系的论证》一文中专门论及。［2］凡是违反检察司法令状制度所取的一切言词证据皆应予以排除，实物证据应附条件的排除。

3.确立检察司法令状法院救济机制。检察司法令状制度虽然基本上能对侦查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与控制，使侦查权与人权保障之间实现均衡。但是检察司法令状制度也只能作为制衡侦查权的第一道防线。由于其本身可诉性特征不充分，还应辅以法院司法救济机制。在整个侦查程序包括后续的审查起诉程序中，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有及其代理人、律师均有权对检察司法令状提出变更、撤销的权利。检察侦查监督部门应对这种变更、撤销的请示进行复审，并在规定时间内书面回复。书面答复必须进行检察说理。如果请求人不服检察答复，可以向法院内设专门机构提出诉求，法院应及时进行审查，也可以调取有关案件材料，检察侦查监督部门应予配合。法院在审查时，必须采用司法程序，审查程序必须是对抗性的，必须给控辩双方提供“平等武装”。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作出裁定，检察监督部门应将法院裁定书及时送达侦查部门，并通知侦查部门立即执行。

（二）审查起诉程序：法院制约为主、配合为辅

1.法院对检察的制约关系。刑事诉讼从侦查转入审查起诉程序后，检察机关由审查监督为主转换成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履行控诉职能为主的角色，在这种情形下，控诉权犹如侦查权一样，很容易对公民权利与自由产生侵害，虽然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职能，负有维护公平正义使命，但控诉的角色必然凸显出来，因而西方刑事法治国家一般采用司法控权模式对公诉权进行制约。根据刑事诉讼制度和我国具体国情，我们认为在审查起诉环节上，必须引入司法审查机制，实现“权力制约权力”，法院司法审查制约成为这个环节的主要制约力量。

一是对滥用公诉权的制约。公诉权滥用理论认为检察官积极的起诉处分应予以必要限制。最初为公诉权滥用理论只涉及“无嫌疑起诉”、“恶意诉讼”等实质性滥用公诉权问题，后来该理论逐渐扩大到包括“非典型诉讼案件论”（包括轻微犯罪起诉、不平等起诉）、“根据违法侦查起诉”等多种情形。［3］这种理论主张法院要对审查起诉环节公诉权滥用进行司法审查制约。

我国检察机关独占公诉权，具有启动审判程序、确定审判范围的权力，检察机关一旦提起公诉，法院必须启动审判程序。假如检察官不能公正行使公诉权，使一些本不应该进入审判程序案件轻易进入审判程序，那么对被追诉人的权利无疑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害。因此，在审前审查起诉程序中，法院有必要对公诉权进行必要制约，要排除一些不必要或无理由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庭审后又撤回起诉案件屡有发生，既影响了刑事审判严肃性，也造成了审判环节不必要的检法冲突。

二是对滥用起诉裁量权制约。自由裁量权主观能动色彩较明显，极易在人情、关系、价值观念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下被滥用，导致违法裁量。应建立内部或外部的审查制约机制。我国起诉制度坚持以法定主义为主、便宜主义为辅原则，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是符合诉讼经济原理，也适应恢复性司法和目的性司法的发展要求。但是，正如其他任何一项法律制度一样，公诉自由裁量权在实际运作中并非表现得完善无缺。现代各国刑事法治国家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设置了一些必要制约机制，以保证自由裁量权正确行使。体现在检法关系最为典型的是大陆法系德国强制起诉程序。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英美法系传统理论认为不起诉裁量权是作为行政官员的检察官的自由权力，法官不能予以审查。近年来，随着不断强大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的发展，这种观念发生了动摇。美国许多州加强了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赋予法院对此制约。我国《刑诉法》虽也确立了一项被害人自我救济、防止检察官滥用公诉权的制约保障制度，但这项制约仅限于有具体被害人的案件，而且法院在制约上显得比较消极，不能直接裁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在探索我国检法关系上，我们也可以赋予法院对一些特殊不起诉案件拥有审查制约职权，确有必要，可以商请其他检察机关派员出庭支持公诉，或指定公设律师出庭支持公诉等。

2.法院与检察的配合关系。在审前程序特别是审查起诉环节上，当在被追诉人权利需要司法救济，被追诉人抗辩权过于弱小，控辩双方产生强烈对抗的情形下，或者在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的情形下，检法之间的制约才成为必要。通常情况下，在审查起诉中，检法关系上还是具有相互配合的机理。即使在审判程序上，有的国家控审之间还是存在合作关系。如美国的检察官与法官则更热心于合作（所谓“面包与黄油的关系”）。［4］我国在审查起诉环节上，检法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

一是控辩协商上。在刑事诉讼中，控辩之间并非一味对抗，在一定条件下双方可以协商，但为了保证这种协商的合法性、公正性，必须得到法庭配合与支持。检察官与辩方在审前程序中进行协商时，必须以书面形式记录协商过程，检察官与律师会谈的记录必须提交法庭，法庭可以根据双方认可案件事实、和相关因素直接作出判决，这就是审前程序中检法互相配合表现之一。当然，法院也要对协商活动的合法性、真实性、自愿性进行必要的监督制约。

二是证据开示上。我国司法实践中，控辩之间证据相互开示主要有二种模式，一种是法官不介入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开示是控辩双方之间事，由双方自行组织安排。另一种是开示是法庭介入模式，开示双方主张法庭介入，并由法官主持。这种模式认为证据开示应该是辩方向法庭提出申请，法庭根据控方提供给法庭的诉讼材料，认为有必要，便通知双方约定时间来法院进行开示。笔者认为，这种模式由于有了法庭介入，有利于开示的效果和程序公正。

三是速决程序上。为了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在事实简单、清楚的刑事案件中，都有一个快速处决的价值需求，案件要不要启动速决程序，检方一般在审前程序中已经形成，但速决程序的启动和运行，必须得法院的配合与支持，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通程序简化审制度的实施也充分表明了检法两者在速决程序方面配合空间还是很大的。特别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紧缺、诉讼任务十分繁重的今天，检法在

速决程序中的合作更显得十分必要了。

参考文献

［1］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第124页。

［2］参见笔者拙文：《现行检察体制内捕诉关系的论证，兼论中国特色审前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的构想》，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5期。

［3］樊崇义主编：《刑事审前程序改革与展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论刑事诉讼庭前审查程序 篇4

关键词：庭前审查,特点,评析,原则,改革设想

一、我国刑事诉讼庭前程序的现状与特点

我国法院审判刑事案件在庭前程序上普遍存在着以下特点:

1、立案审查形式化,造成庭前审查和开庭审判的法官主体归一。由于多种原因,立案法官对案件的审查也仅限于检查起诉时移送的材料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和进行必要的立案登记、开庭排期等,并不涉及案件的实质问题。实际审查仍然是在案件移交审判庭之后,由审判法官进行。也就说,从事庭前审查的法官和开庭审判的法官主体具有同一性。

2、法官庭前审查范围的广泛性和庭前准备的过于充分,使庭前活动带有实质审判的嫌疑。在实际操作中,主审法官往往出于防止庭审失误和避免判决错误的心理,力求尽可能详尽地了解、把握案情,甚至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已经形成一种内心确认,为开庭审判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无疑又走上了“先定后审”的老路。

3、庭前审查中,实行法官一元化,很容易混同诉讼职能,使审判职能替代检控职能。我国目前的庭前审查均由法官包揽,有的法官甚至亲自收集、补充证据材料。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不仅造成控、审职能不分,而且违背了法官中立原则。

二、对我国现存庭前程序的评析

当前,我国庭前程序在实践中的应用,明显带有实质审判性质,有悖审判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更缺乏客观性、公正性。由于没有专门的预审法官,预审程序十分简单,预审活动只是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2项至第6项规定的情形的,裁定终止审理或者决定不予受理。目前庭前审查并不是单纯的程序审查,而是将程序审查与实体审查结合的折中主义做法。

三、完善刑事诉讼庭前审查,应遵循以下原则:

1、公正、公开原则。在制度设计上要避免法官在庭审前接触案件的实质性问题,隔断法官与控辩双方在庭审前的不当接触。同时,贯彻程序公开的原则,在审查的方式、方法、步骤、对象、内容等方面对双方公开,防止暗箱操作,避免引起一方对法院、法官产生疑虑,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判。

2、共同参与原则。法院主持、控辩双方参与是庭前审查程序中控、辩、审三方的合理搭配,这种设计对实现程序公开、遏制法官在庭审前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起到积极的作用。

3、诉讼经济原则。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正式法庭审判之前设置一个庭前审查程序,目的之一就是实现程序的分流,提高诉讼效率。在设计庭前审查程序时,决不能忽视其应有的过滤、分流功能,实现对诉讼效益的追求。

四、对我国刑事诉讼庭前审查程序的改革设想

针对现行庭前审查程序存在的弊端,我以为,在重新设计庭前审查的具体制度时,应大胆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经验,在前述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推动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刑事诉讼庭前审查程序进行改革:

第一,实行审查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这是贯彻排除预断原则,追求诉讼公正的重要措施。其目的在于使庭审法官于庭前不可能建立先入为主的内心确信,防止同一审判人员执行审查与审判两种职能,而导致审判不公现象[1]。把审查法官和庭审法官分离,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既可以保证审查法官尽心审查,准确地判断案件所应流向的后续程序,进而做出正确的处理;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使庭审法官摆脱程序性事务的羁绊,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指挥庭审活动和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以及认证上,实现兼听则明,公正断案。

第二,增设证据开示制度。证据开示宜在法律规定或人民法院指定的场所进行,由审查法官主持,控辩双方参加,相互开示除涉及国家秘密或法律规定不宜公开的证据材料,保证被告人辩护权的有效实施。

第三,完善材料移送制度。从长远看,应当借鉴日本的做法,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且要求起诉书不得记载任何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证据材料,从而有效地避免法官形成庭前预断。

第四,完善处理机制。笔者认为,审查后处理时宜借鉴法国的经验,使用裁定书的形式,在此基础上确立以下几种处理机制:

(1)对经审查认为不符合开庭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将案卷退回检察机关。其中,对于审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同时建议检察机关补充侦查;而对于那些经审查认为不构成犯罪或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可同时建议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为慎重起见,这种不立案裁定应先由审查法官提出书面报告,交庭室负责人审核后报经院长批准方可作出。其目的在于制约检察院的不当起诉和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2)对经审查认为符合开庭条件的,则应充分发挥分流、过滤功能,分别情形处理:一是对检察机关建议并经审查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交由独任审判员按简易程序审理;二是对被告人在庭前审查中认罪,案件事实清楚,控辩双方对证据没有异议的,交主审法官并建议合议庭按普通程序简便审理,庭审时控辩双方仅就定罪量刑等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进行辩论;三是对于控辩双方对证据有争议,被告人不认罪或部分认罪的案件,由审查法官交主审法官并建议合议庭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

(3)建立其他处理机制。一是对于被告人在庭前审查过程中死亡的,可作出终止诉讼的裁定;二是被告人在庭前审查时丧失了行为能力,可作出中止诉讼或移送强制医疗、管教的裁定;三是对于案件不属于该法院管辖,可以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

参考文献

[1]翁胜福:《对我国公诉案件审查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

刑事诉讼庭审程序 篇5

审判组织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一下刑罚的，可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

2.公诉人出庭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3.通知辩护人出庭：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被告人有辩护人的，应当通知其出庭。

4.虽然简化、也可辩论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互相辩论。

5.简易转普通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1)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2)被告人可能不负刑事责任;(3)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4)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

6.审限

刑事再审程序探析 篇6

[关键词]刑事再审程序；一事不再理；冤狱赔偿

一、刑事再审程序的概述

刑事再审程序又称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指法院、检察院对已生效的判决或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提出并由法院对该案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刑事再审程序的设置是通过保障诉讼当事人行使其正当权利，从而来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以最大限度实现实体正义，除此之外，它也有助于彰显程序正义，体现诉讼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

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是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上设立的，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目前刑事再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

首先，在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方面。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我国法律的规定显然违反了控审分离原则，[1]即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力，法院只能以消极的方式行使其权力，法院对案件实行不告不理，控诉和审判必须分离，法院的审判必须受控诉的制约，不仅在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法院不能够主动介入纠纷的处理，而且在法院审判终结后，除非诉讼当事人要求再审，法院也不能够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生效裁判进行再审。而更为重要的是，受有罪宣告的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没有正式提起再审的权利，而只有申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这样的规定显然违背了刑事再审程序设置的初衷。

其次，在刑事再审理由方面，我国的法律规定过于概括，在实践中不易操作。《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在当事人的角度看来，由于本身法律知识的局限性，他们很难判断一个证据的证明力的有无与大小，如果不对所采取的证据加以更详细的规定，就会很可能引起当事人滥用程序启动权从而导致程序发动的混乱局面。[2]还有，在判决已经作出的情况下，由当事人去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在再审程序的时效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未对再审启动时效予以任何规定，造成事实上对被告人追诉无时效限制的现象。刑法中规定对漏罪的追究亦受追诉时效的限制，而刑事再审中对原判错误认定的犯罪却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并且无提起次数上的限制，使得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在受完审判后仍面临国家机关强烈追诉的威慑，对于刑事再审启动不加以诉讼时效限制是极不合理的。这样的规定显然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相违背，同时更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更不利于再审程序的目标的实现。

三、刑事再审程序构建的思路及有效措施

一是完善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制度，现行立法实行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和法院自身监督相结合的再审提起方式，使这一程序突显行政化色彩而少有诉讼程序的特点，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却与此制度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改革中， 一方面，要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成为再审申请人，规定其提出的再审申请经依法审查合格可以启动再审程序，这样不仅可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更能对有关的机关形成监督，更好地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限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提起主体的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生效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再审的，可以沿用提起主体的称谓及现有法律的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以原生效裁判事实错误为根本理由提起再审的，其诉讼地位相当于再审申请人，从而弱化了刑事再审程序的行政色彩。

二是细化刑事再审的理由，使其在实践中具有更强的操作性，[3]实体方面，主要从证据的角度规定：（1）作为原判决、裁定证据的书证、物证、证言和鉴定结论，根据确定判决己经证明系伪证的；（2）作为原判决、裁定基础的另一裁判或法律事实，根据确定裁判己经变更或撤销的；（3）在原裁判生效两年内发现确实的新证据或发现原审判时未采信的证据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以此项事由仅可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4）主要证据取得违法或庭审时未经质证的。从程序方面， 即审判程序不合法，严重影响公正裁判的：（l）审判组织未依法组成的；（2）违反有关回避规定的；（3）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的；（4）依法应公开审理而未公开审理的；（5）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在适用法律方面，即适用法律错误并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法律条文引用错误；（2）适用了失效的法律；（3）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的规定。最后是从司法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方面规定，根据确定判决己经证明司法人员因该被告案件犯有职务上的罪行，并导致枉法裁判的。只有通过对审判理由的细化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再审程序的功能。

三是设置再审程序的诉讼时效。刑罚时效的设置，给予在一定期间内没有重新犯罪的人自行改过的机会，国家对其不再追诉，因而相应在刑事诉讼中亦应规定检察人员提起公诉的时效，公诉时效的规定不仅应适用普通救济程序，也应延续适用于再审程序。这主要在于再审启动时效的设置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彻底实现对不利被告人再审的提起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敦促国家机关在普通程序中正确运用司法权避免错误发生。另外，这种时效的设置，有利于社会的安宁和平和，使得相关人员的法律关系处于消灭的状态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不能说诉讼时效的设置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对社会正义的另一种阐释。

对于再审启动时效的规定，我国应借鉴国外法律的规定，以再审理由是否有利或不利于被告人区分而作出不同规定。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启动上可以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在原裁判所认定犯罪的追诉时效内提出申请。这样能够更加及时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利于刑诉目的的实现。

四是我国应建立冤狱赔偿制度。冤狱赔偿制度的建立不仅使无辜者因刑事侵权所遭受的侵害有机会得到赔偿，错案得以彻底纠正，而且也能促使司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提高责任感，有利于防止司法权的滥用，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全面贯彻和完善冤狱赔偿制度就成为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刑事再审程序是维护法律正义的一道特殊的救济程序，对于刑事再审程序改革问题，我们还必须在法学领域里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探索，寻求最适合国情的司法改革之道，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

[1]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集[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680.

[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7-52.

[3]陈卫东.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53-62.

浅谈刑事庭前会议 篇7

基本案情:某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陈某涉嫌盗窃一案依法作出开庭审理的决定。在开庭审理前, 被告人陈某提出其在侦查过程中曾被侦查人员刑讯, 其因受不了刑讯的痛苦而向侦查人员做了有罪供述。于是, 负责办理该案的审判人员张某、齐某某和周某在庭前召集了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各方, 对此问题进行处理。[1]

由此引发了笔者一连串的思考:庭前会议程序能否对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还是仅仅停留在了解情况, 听取意见的层面上呢?该庭前会议由谁启动?哪些情况下可以召开庭前会议?各个参加人在会议中的地位和权利如何等。

二、抛砖:国外的庭前会议程序

“应当永远记住, 正义总是存在于个别的案件中。如果司法机关不能高效率、低成本地运作, 在交由它处理的具体诉讼中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那么就谈不上任何实践和理论的完善。”[2]当前, 我国审判力量案多人少, 而庭前程序只流于形式, 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因此, 对庭前程序中的权力 (利) 进行科学配置十分有必要。

综观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 普遍注重庭前准备活动的开展, 以便整理出案件的争点, 确定庭审的重点, 减少庭审时间, 提高诉讼效率。如美国、日本的庭前会议、德国的中间程序、法国的预审程序等, 虽然各国的庭前会议程序略有差异, 但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相同的:一是对公诉权进行制约, 保障人权;[3]二是确定庭审的重点与争议焦点, 提高庭审效率;三是可以防止轻率地将被告人交付审判, 节约司法资源。[4]

三、引玉:我国的庭前会议程序分析

学理上将《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的规定视为我国移植其他国家和地区所谓“中间程序”的立法雏形, 同时赋予其“庭前会议”的中国化名称。其设立的目的和整个刑事诉讼目的是一致的。此外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有效打击犯罪。二是兼顾公平与正义。与国外相关制度有相似之处, 但也有很多不同点, 很多地方也亟待完善。

(一) 美国排除被告人没有律师代表的案件的适用, 而我国并没有排除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什么类型的案件不能适用庭前会议程序, 这就意味着,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案件也同样可以召开庭前会议。

(二) 对证据实质审查的时间不同

在德国, 由首席法官指定一名职业法官对证据进行审查, 以判定是否有必要将被告人提交审判。在德国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 法官在审判开始之前就可以接触到大量对审判具有实质意义的证据。而在我国是在案件立案后, 开庭审理前, 才开始对管辖权、回避、证据、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 进行了解, 听取意见。

(三) 硬性规定不同

在法国, 对重罪案件来说, 它是法定的必须程序;轻罪案件除法律硬性规定者外, 不是必经程序。在日本, 规定法院对于复杂的案件, 认为必要时, 在公审期日前, 可以随时进行准备程序。而在我国, 只是规定为“可以”, 对每个案件可以启动庭前会议, 也可以不启动庭前会议, 并没有区分重罪案件与轻罪案件、简单案件与复杂案件。

目前,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庭前会议从“概念”走向“程序”。

首先, 就要赋予各个参加人实际的诉讼权利。这些诉讼权利应当包括举证质证权、辩论权、书面申请权等, 公诉人、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仅享有陈述的权利。法律应当增加上述一系列诉讼权利, 如对回避的申请权、举证权、质证权以及辩论权。

其次, 要明确庭前会议并不是解决实体或程序问题的法定程序, 也不是必经程序。刑事庭前会议应当具有裁决权。庭前会议程序应当在三日前进行公告, 应公开进行, 类似于预审程序。具体程序包括法院作出是否召开庭前会议的决定并告知各方诉讼参与人、就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依次听取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对会议讨论的事项作出裁决、制作笔录并签名。

最后,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刑事庭前会议程序是中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程序, 是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产物, 与法治国家的审前会议相比, 仅仅是一个雏形而已,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该程序的设立充分证明了我国刑事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发展和进步, 更坚定了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心。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庭前会议程序的雏形, 该程序承载着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 如果说整个审判程序的改革是一个美丽的皇冠的话, 庭前会议程序的构建则是这顶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之一。但从司法适用的角度来讲,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庭前会议程序的法律规定较为原则,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谈谈几点看法。

关键词：庭前,会议,程序

参考文献

[1]樊崇义.2012刑事诉讼法解读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248.

[2][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39.

[3]董静.构建中国特色“庭前会议”程序——就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专访陈卫东教授[EB/OL].http://df.ycga.gov.cn/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8658, 2015-5-10.

刑事再审程序探析 篇8

刑事再审程序又称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是指法院、检察院对已生效的判决或裁定, 发现确有错误, 依法提出并由法院对该案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刑事再审程序的设置是通过保障诉讼当事人行使其正当权利, 从而来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 以最大限度实现实体正义, 除此之外, 它也有助于彰显程序正义, 体现诉讼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

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 是在“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上设立的, 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 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目前刑事再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

首先, 在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方面。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如果发现确有错误, 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我国法律的规定显然违反了控审分离原则, [1]即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力, 法院只能以消极的方式行使其权力, 法院对案件实行不告不理, 控诉和审判必须分离, 法院的审判必须受控诉的制约, 不仅在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法院不能够主动介入纠纷的处理, 而且在法院审判终结后, 除非诉讼当事人要求再审, 法院也不能够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生效裁判进行再审。而更为重要的是, 受有罪宣告的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没有正式提起再审的权利, 而只有申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但不能停止判决, 裁定的执行。”这样的规定显然违背了刑事再审程序设置的初衷。

其次, 在刑事再审理由方面, 我国的法律规定过于概括, 在实践中不易操作。《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 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 (二)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三)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 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在当事人的角度看来, 由于本身法律知识的局限性, 他们很难判断一个证据的证明力的有无与大小, 如果不对所采取的证据加以更详细的规定, 就会很可能引起当事人滥用程序启动权从而导致程序发动的混乱局面。[2]还有, 在判决已经作出的情况下, 由当事人去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 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 在再审程序的时效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未对再审启动时效予以任何规定, 造成事实上对被告人追诉无时效限制的现象。刑法中规定对漏罪的追究亦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而刑事再审中对原判错误认定的犯罪却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并且无提起次数上的限制, 使得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在受完审判后仍面临国家机关强烈追诉的威慑, 对于刑事再审启动不加以诉讼时效限制是极不合理的。这样的规定显然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相违背, 同时更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 更不利于再审程序的目标的实现。

三、刑事再审程序构建的思路及有效措施

一是完善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制度, 现行立法实行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和法院自身监督相结合的再审提起方式, 使这一程序突显行政化色彩而少有诉讼程序的特点, 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却与此制度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改革中, 一方面, 要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成为再审申请人, 规定其提出的再审申请经依法审查合格可以启动再审程序, 这样不仅可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更能对有关的机关形成监督, 更好地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另一方面, 要限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提起主体的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生效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再审的, 可以沿用提起主体的称谓及现有法律的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以原生效裁判事实错误为根本理由提起再审的, 其诉讼地位相当于再审申请人, 从而弱化了刑事再审程序的行政色彩。

二是细化刑事再审的理由, 使其在实践中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3]实体方面, 主要从证据的角度规定: (1) 作为原判决、裁定证据的书证、物证、证言和鉴定结论, 根据确定判决己经证明系伪证的; (2) 作为原判决、裁定基础的另一裁判或法律事实, 根据确定裁判己经变更或撤销的; (3) 在原裁判生效两年内发现确实的新证据或发现原审判时未采信的证据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 (以此项事由仅可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 (4) 主要证据取得违法或庭审时未经质证的。从程序方面, 即审判程序不合法, 严重影响公正裁判的: (l) 审判组织未依法组成的; (2) 违反有关回避规定的; (3) 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的; (4) 依法应公开审理而未公开审理的; (5) 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在适用法律方面, 即适用法律错误并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条文引用错误; (2) 适用了失效的法律; (3) 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的规定。最后是从司法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方面规定, 根据确定判决己经证明司法人员因该被告案件犯有职务上的罪行, 并导致枉法裁判的。只有通过对审判理由的细化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再审程序的功能。

三是设置再审程序的诉讼时效。刑罚时效的设置, 给予在一定期间内没有重新犯罪的人自行改过的机会, 国家对其不再追诉, 因而相应在刑事诉讼中亦应规定检察人员提起公诉的时效, 公诉时效的规定不仅应适用普通救济程序, 也应延续适用于再审程序。这主要在于再审启动时效的设置的意义, 一方面, 有利于彻底实现对不利被告人再审的提起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敦促国家机关在普通程序中正确运用司法权避免错误发生。另外, 这种时效的设置, 有利于社会的安宁和平和, 使得相关人员的法律关系处于消灭的状态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 不能说诉讼时效的设置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对社会正义的另一种阐释。

对于再审启动时效的规定, 我国应借鉴国外法律的规定, 以再审理由是否有利或不利于被告人区分而作出不同规定。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启动上可以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应在原裁判所认定犯罪的追诉时效内提出申请。这样能够更加及时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利于刑诉目的的实现。

四是我国应建立冤狱赔偿制度。冤狱赔偿制度的建立不仅使无辜者因刑事侵权所遭受的侵害有机会得到赔偿, 错案得以彻底纠正, 而且也能促使司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提高责任感, 有利于防止司法权的滥用, 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因此全面贯彻和完善冤狱赔偿制度就成为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刑事再审程序是维护法律正义的一道特殊的救济程序, 对于刑事再审程序改革问题, 我们还必须在法学领域里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探索, 寻求最适合国情的司法改革之道, 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

[1]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集[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680.

[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47-52.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探究 篇9

关键词：强制医疗；立法价值；公共安全；公民自由

目前，精神病人实施的暴力侵害事件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方面，暴力侵害行为严重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甚至危及到公共安全；另一方面，近年來媒体所曝光的很多案件中，“被精神病”事件1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法定权利也阻碍了司法权威的树立。①这使得如何在保障公众免受精神病人暴力侵害与保护精神病人本身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拟从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价值考量，探寻目前我国司法实践领域所出现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现行立法建构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专章规定②，具体可以作如下分析：

（一）适用条件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84条之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是严重危机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由此可见，我国的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的条件有三：其一是确有实施暴力行为，并且对公共安全与公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其二是经过司法鉴定被认定为精神病人；其三是存在再度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所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并非适用于所有暴力危害行为，其仅仅适用于那些经过司法鉴定被认定为精神病人，并且有可能会继续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或公民人身安全的人。如此立法技术可以避免相关当事人被无故认定为精神病人而被限制、剥夺人身自由。

（二）决定主体与启动程序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唯一有权决定对相关当事人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机关，这就在立法上统一了强制医疗决定权的归属问题③。

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新法作出了“建议—申请—决定”这种递进式的规定：其一，“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其二，“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其三，人民法院可以在人民检察院未申请的情况下依职权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可见，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对于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只有建议权和申请权，其决定权只能归属于人民法院。

（三）审理程序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28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审理时，必须遵守如下规定：第一，应当组成合议庭；第二，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第三，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可见，立法完全将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种诉讼程序来对待，而有别于此前的行政审批程序。

（四）救济程序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87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于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可见，立法是将强制医疗救济权分别赋予了被决定强制医疗人与被害人两方，而救济途径则是申请复议。

（五）解除机制与监督机制

由于被强制医疗的人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是不确定的，相应地，强制医疗的期限也就不可能会具有确定性。但是如果不区分具体情况无休止地限制或者剥夺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于法理、人道都不妥当。因此，修订后的刑诉法的第288条规定了两种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权利，其一是强制医疗机构依据定期评估产生的申请权，其二是被强制医疗人本人及其近亲属申请权，按照字面理解，这里的申请肯定是需要一定依据的。

同时新法还规定了强制医疗机构与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该机制的设置目的在于防止权力滥用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出发点在于平衡公共安全与公民自由。

二、强制医疗程序立法价值考量

法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2]就强制医疗程序来看，其意义莫过于解决精神病人犯罪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就其立法价值考量，有人道主义、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等方面，但是笔者以为，关于刑事强制医疗最重要的立法价值就在于对公共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

人道主义是强制医疗程序设置的核心价值之一，体现的是国家对人道主义的关怀。根据公安部的资料统计，我国精神病人每年实施的危害事件在万件以上[3]。强制医疗程序被引入到刑事司法领域，一方面旨在保障普通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另外一方面旨在对涉事精神病患者进行约束与治疗。

就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而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如果当事人经过法定程序被认定为精神病人，其要么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要么具有限制的刑事责任能力，要求他们承担与普通当事人一样的诉讼义务，明显不公平。另外就司法效率方面来看，强制医疗程序的设置可以有效地防止精神病人再度实施危及公众利益的暴力行为，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防止公共安全再度被侵害的成本增加。

强制医疗程序之最重要立法价值，在于公共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从上文所阐述的强制医疗的立法分析开来，其适用范围上有三个条件的限制，即并非所有实施了暴力侵害行为的精神病人都可以适用强制医疗。从保障公共安全方面来说，对这类人进行强制医疗能够防止甚至避免肇事精神病人再度危害社会，能够对社会公共安全起到良好的维护作用；而从保障公民自由的角度来看，立法上设定的限制性条件是为了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使其不会轻易地被司法机关无故限制或者剥夺。再从强制医疗的决定权设置、启动程序、审理程序来看，无一不体现立法机关对于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审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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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强制医疗程序看成是两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一方是社会公共安全，另一方是公民个人人身自由。回溯我国关于强制医疗的立法与实践，主要体现在《刑法》第18条第一款④与《人民警察法》第14条⑤中，其实质就是行政机关的审批程序。这样的程序设置很容易造成对涉案当事人权利的漠视，只要行政机关批准认定是“精神病人”，涉案当事人往往是无法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救济的。可见，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出台之前，强制醫疗这个天平一直都是倾向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共安全。而随着一些“被精神病”事件进入到公众视野之中以及国外先进立法经验不断地被援引，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设立专章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规定，其每一条规定都能够体现出立法对公共安全与公民自由进行平衡的考量。

三、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以公共安全与公民自由的平衡为基点

总体上来说，新《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程序领域强制医疗的空白，初步建构起一个强制医疗程序体系，对于促进强制医疗程序正当化的进程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仍然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会导致公共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失衡。

（一）精神病鉴定程序的混乱性

根据目前适用的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精神病鉴定程序应当具有“前置性”，只有依法经过鉴定被认定为精神病人，才能适用强制医疗程序。而目前的法律规定首先只提到了鉴定程序，并没有具体说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是法院如何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其次，缺乏统一的鉴定标准，鉴定结论的权威性受到影响。

（二）被申请人参与程序的困难性

强制医疗虽然不像刑罚那样具有惩罚性，仅仅是指不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否定性评价，不会引起前科的后果，不具有改造犯罪人的目的，[4]但是在于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方面，其与刑罚并无不同。通常，在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在接受精神病治疗期间，会承受一些治疗方法或者是治疗手段上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其更加痛苦甚至是死亡。因此，在决定是否适用强制医疗时，应当充分尊重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意思。而目前刑诉法中关于强制医疗的规定中，没有体现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参与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可能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客体”[5]。

（三）复议程序的粗犷性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87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救济权。但是，如此简单的规定并没有对复议的次数、时限等等作出具体规定，而且也没有规定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复议方式，究竟是书面审理还是再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都不明确。这些细节上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导致程序缺乏可操作性，影响到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权益。

（四）执行机构的不确定性

修订后的刑诉法虽然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结构性的规定，但是并没有规定执行机构。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通常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安康医院来执行强制医疗程序。这对于整个强制医疗程序来说是很荒唐的，的确是由法院来决定是否适用强制医疗程序，但是执行权是掌握的行政机关手中的，究竟如何进行强制医疗就往往由行政机关说了算，这对于被申请人或者是被告人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立法中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侧重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对维护被申请人或者是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却有所忽略。因此，在今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需要加强对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权利的保障，防止当事人的权益“被让位于”公共利益。

四、我国强制医疗程序完善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本质在于保障公共安全，而对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存在缺陷。如此简单的法律规定，不能完全涵盖强制医疗程序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今后的司法解释，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完善我国精神病之司法鉴定程序

首先，应当将整个精神病鉴定程序纳入到强制医疗法律规定之中，使得司法机关有法可依，不至于程序混乱。其次，应当明确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应该由法院掌握，同时将精神病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赋予当事人双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再次，应当明确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时间。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属于特别程序的一种，是伴随整个诉讼程序推进的一个程序，因此必须要在人民法院立案以后才能进行[6]。

（二）强化当事人的参与度

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攸关各方的利益，因此，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强制医疗程序时应当充分考虑到有关当事人的意见。因此，应当在立法中规定当事人的出庭程序。某些案件中，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并未完全丧失表达能力，仍然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法院应当保障这些人的参与权，并且察言观色，然后再结合案情来判断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以及是否具有再度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而不能仅依据书面的鉴定意见就决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三）明确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的次数、时限以及方式

当事人一方对强制医疗的决定不服的，其申请复议的程序可以参照刑事诉讼中申请回避复议的程序来开展，即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只能申请复议一次，时限为15日，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合议庭审理的方式。

（四）明确规定强制医疗程序的执行机构

笔者以为，单独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安康医院执行强制医疗的方式颇为不妥。应当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情况，交由不同的机构来执行强制医疗[7]。对于那些具有严重暴力倾向，会严重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的精神病人，应当设定专门的强制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治疗；而对于那些病情较轻，对于那些社会公共安全危害性较小的患者，可以由安康医院负责对其进行治疗与监管。

（五）完善强制医疗程序的配套设施

虽然从立法上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规定，但是因为相关配套设施的不完善而使得强制医疗司法实践举步维艰。据统计，目前我国只有24所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安康医院，长期以来，许多被鉴定为精神病人的当事人并不能全部都会被强制医疗机构收容治疗，即使被收容治疗，在案件终结后，也必须由家属将精神病人接回，这导致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实践处在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因此，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必须督促各级政府机构加强强制医疗机构的建设，加大投入资金的比例。同时，政府机构还需要为本辖区范围内的强制医疗机构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保障被收容治疗的精神病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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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虽然在立法上只是一小步，但是对于精神病人暴力侵害案件的司法实践来说却是一大步。这些法条的出台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各地对于精神病人暴力侵害案件的態度，对于我国法制社会的进步而言无疑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关于强制医疗程序决定机关、启动程序、审理程序、救济程序、解除条件以及监督机制的设定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今后的司法解释一定会对之进行完善。且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理念具有时代性与科学性，即切实保障公共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制进程以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解

①所谓“被精神病”，是指在近年出现的某些案件中，当事人本不是精神病人，而被认定为精神病人而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的做法，“被精神病”的当事人往往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典型的事件有有湖北省十堰市网友彭宝泉“被精神病事件”与河南漯河市农民徐林东“被精神病事件”等。

②详见2013年《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第四章“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284条至289条。

③在新刑诉法的相关立法规定出来之前，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决定权究竟属于谁的问题争论纷起，大部分学者提出应该归于司法机关，而司法实践中的强制医疗决定权往往都掌握在行政机关的手中（典型的就是公安机关）。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4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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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陈卫东.构建中国特色刑事特别程序[J].中国法学，2011（6）.

[4]伊诺加莫娃海格.俄罗斯联邦刑法（总论）[M]，黄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秦宗文.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5）.

[6]朱锡轶.犯罪嫌疑人强制医疗程序制度初探[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2）.

[7]张桂荣.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完善[J].法律适用，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