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建议

刑事建议（精选8篇）

刑事建议 篇1

以笔者所在院公诉科为例, 从2005年至今未有过尝试。从刑事抗诉工作实践中考虑, 刑事抗诉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 有些基层检察院连续多年都没有过抗诉案件, 对抗诉的机会极为珍惜, 一旦发现法院存在违法错误的案件, 向法院提起抗诉是首选, 而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让法院主动通过其系统内监督程序纠正错误是例外。

一、从刑事审判监督角度看再审检察建议

现实中错判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由于法官认识偏差造成失误, 二是因法官徇私枉法造成错案。对这两种案件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而现行法律只规定了抗诉这一种监督方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如果发现确有错误, 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这是刑事诉法赋予人民检察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纠正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错误的惟一法定方式。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错误是由人民检察院的起诉错误导致的, 且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与人民检察院的起诉指控完全相同, 人民检察院没有任何理由提出抗诉。当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错误不是由于法院自身的原因造成时, 人民检察院依法就不能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对此, 笔者建议, 将再审检察建议纳入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作为人民检察院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救济手段。

事实上, 在刑事诉讼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发现对于因自身原因造成人民法院生效判决错误的案件, 其纠错的惯常做法是向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刑诉法第205条第1款之规定, 依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与传统的抗诉监督程序相比, 它有以下特点:

1. 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审判监督的作用, 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实践中, 由于受刑事再审抗诉的法定条件限制, 存在可抗可不抗的情况下, 检察机关基本上是做出不予抗诉的决定, 即使下级院提请抗诉, 上级院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予以支持, 从而使得一些存在一定的错误的判决不能得到及时纠正, 损害了司法的公正, 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检察机关发现的已生效的刑事裁判, 存在可抗诉可不抗诉的问题时, 可以采取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 向法院提出检察机关的意见。这样既保证全面有效地履行了刑事审判监督权, 做到有错必纠, 同时也可以督促审判机关对存在问题生效裁判予以重视, 并及时纠正, 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 以再审检察建议的形式, 可以有效启动法院内部监督机制的运作。

2. 处理的高效性, 实现检察资源的配置合理化。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刑事再审抗诉工作要进过二级检察机关的审查, 上级院的刑事公诉部门同样要承担下级院提请刑事再审抗诉案件的审查、抗诉工作, 以决定是否给予支持。这样就造成了多重审查的模式, 虽然能够确保对案件的审慎处理, 但是由于不同环节办案人员的执法水平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存在着很大的主客观干扰因素。在这种程序下, 必然的结果是刑事再审抗诉周期长, 程序多, 占用司法资源大而增加当事人的诉累, 易于引起当事人不满, 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刑事再审检察建议, 一般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 无须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 不仅减轻上级院的压力, 又能调动基层院的积极性, 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源, 实现检察资源的配置合理化,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抗诉繁琐的程序, 能缩短办案周期, 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节省司法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 有助于维护审判权威, 具有监督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 是替代抗的第一选择。

3、突显监督实效、促进检、法和谐。

近些年来, 抗诉难的主要症结在于检法两家因部门利益而导致的对法律认识的偏差, 使检察机关陷入了有权监督却因缺乏程序保障而无法监督的困境。检察机关启动刑事再审抗诉, 履行法律监督权, 具有强制性, 易于造成检、法两家矛盾的产生, 不利于司法工作的良性开展, 更会导致审判监督效果不理想, 陷入恶性循环, 影响社会和谐。而再审检察建议在客观上能将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形式转化为法院内部监督形式, 搞好检察建议与审判监督程序的衔接, 从而可以达到检察建议与审判监督有效配合。检察机关与法院积极沟通, 交流意见, 通过法院内部监督机制纠正自身错误, 这种监督方式缓和了对抗的情绪, 有效避免法律适用问题的产生与纠纷, 优化了司法环境。 (2)

二、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应遵循的原则

1. 坚持“抗诉为主, 建议为辅”的原则。

对已生效的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 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抗诉。只有对那些存在轻微问题的已生效裁判, 才可以适用刑事再审检察建议。避免“以建议代替抗诉”问题的出现, 防止削弱刑事再审监督权的力度。

2. 坚持“协商为主, 文书为辅”的原则。

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对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并无明确的规定, 因此现阶段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必须坚持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商, 在双方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才可以行文建议, 这样可防止检法两机关产生对立情绪, 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3. 坚持“全面审查”原则。

虽然再审检察建议从法律性质上看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但作为法律监督权的一种补充, 必须坚持检察建议的正式性、严肃性。因此, 全面审查是确保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监督效力的前提, 检察机关不以全面审查为基础, 就不能言之有物, 提出的建议就没有说服力, 这样不仅不利于该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某种程度上是对检察监督权的削弱。 (3)

三、对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在实践操作中的几点建议

从法理上看, 法律的价值在于实现秩序、公平、效率和自由。适用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刑事再审, 开创了检察机关审判监督的新途径,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已显现出它的生命力。但是, 再审检察建议作为一种监督方式, 毕竟未经立法认可, 缺乏相应的工作制度和规范, 仍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因此, 具体的操作应当严格依照检察机关的办案规则和程序操作。

1. 加强与法院的沟通, 达成共识。长期以来, 人民法院已适应了检察院运用抗诉这一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法律监督的做法, 但现在检察院提出将再审检察建议作为抗诉的补充, 法院就会出现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形。因此作为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院, 一定要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联系, 争取在执法思想上求同存异, 并在目前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与人民法院统一检察建议的适用原则、范围和作用, 力争与人民法院达成书面或口头上的协议, 为再审检察建议的有效实施打下基础。

2. 适用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范围及具体程序。为了避免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滥用,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范围应当有所限制。即应当提请抗诉以外的其他存在轻微错误或问题的已生效的刑事裁判。审查起诉部门经审查认为需要提请抗诉的, 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审查起诉部门经审查认为存在轻微错误, 无抗诉必要, 需要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 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3. 建立反馈和跟踪制度, 切实保障再审检察建议的督促落实。对于发出的再审检察建议, 应及时了解和掌握检察建议的落实、采纳情况, 如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中的事实、证据等提出异议的, 应对有关问题重新核实, 避免错发。同时应及时向本院领导及上级业务部门汇报备案, 以便检察长发现本院或上级检察院发现下级检察院发出的再审检察建议不当时, 能及时责令撤销, 并及时通知法院, 避免造成新的司法不公。

4. 转变思想观念, 建立相应的规范化制度, 将刑事再审检察建议与刑事抗诉工作紧密联系, 置于同一地位, 鼓励各级检察院积极实践与探索, 以增加工作积极性, 使审判监督工作达到明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为立法上确立再审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提供可行性的基础和依据。

注释

1 金华山:《再审检察建议的优点》, http://jc.jcrb.com/hnxh/show news.aspx?newsid=189.

2 刘骏:《检察机关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 http://www.zlun wen.com/law/criminallaw/64900.htm.

3 王红日:《刑事案件可否适用再审检察建议》, http://www.legal info.gov.cn/misc/2009-01/20/content_1023181.htm.

刑事建议 篇2

×××人民法院

决定书

(退回减刑、假释建议书用)

(××××)×刑执字第××号

罪犯……(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和现服刑监所)。

×××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犯××罪，判处……(写明刑种、刑期)……(写明上诉、抗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和执行中刑种、刑期的变更情况)。执行机关×××(机关名称)于××××年××月××日提出减刑(或者假释)建议书，报送本院审理。本院认为……(简要写明经审核不符合法定减刑或者假释的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九条(或者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将××号减刑(或者假释)建议书退回×××执行机关(机关名称)。

(院印)

刑事建议 篇3

关键词：撤回起诉；完善；立法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撤回起诉虽无明确规定，但“两高”的司法解释却规定了刑事公诉案件的撤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常运用，这给学界造成了困惑，也给司法实践带来的不少问题。由于立法的缺失，司法解释规定的不具体，撤回公诉制度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界的薄弱环节，亟待全面的改革与完善。

一、完善撤诉案件处理的立法

刑事公诉撤回起诉意味着诉讼程序的回转，但并不代表诉讼终结，必须针对不同的撤回起诉事由，明确规范相应的处理方式和期限，从根本上解决撤回案件处理的随意性问题，保证司法的统一，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首先撤回起诉后如果被告人在押的，应当立即释放或改变羁押方式，并在合理的期限内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尽快终结诉讼程序，这是追求程序效益和保护当事人权益的要求。其次，检察机关将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后在法定期限内补充到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要重新起诉，否则要作不起诉处理；如果没有新的事实或新的证据再行起诉的，法院应当不予立案。这样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撤诉权的滥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再次对于存在审级、管辖有误的案件检察机关撤诉后，应在合理的期限内移送有管辖权的检察院管辖，由受案检察院审查起诉。对撤诉后处理的期限、向法院建议撤回起诉的次数可以参照延期审理的规定执行，也有必要进行立法予以完善。

二、严格限定撤回起诉的条件

我国对撤回公诉制度规定在立法上存在缺陷，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的操作比较混乱，应从立法上完善相关规定，并出台配套的司法实务操作规定，规范撤回起诉的适用，所以有必要对撤诉的理由、时间、次数、重新起诉条件等做出更加明确、细致、具体的规定，以及相应的禁止性规定，限制撤诉权和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保证司法的严肃性及公正性。严格规范撤诉的法定事由。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无撤诉的相关规定，只是在《解释》和《规则》中作了相应的弥补。这样的立法位阶太低，严格说是不合法的，有违现代刑事诉讼“程序法定”的基本原则。

三、严格界定撤回起诉程序的启动时间

目前司法解释规定，判决宣告前，检察院均可以向法院提起撤诉，法院有权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决。笔者认为，限定在提起公诉后法院宣判前的阶段是比较合理的，符合“不告不理”的原则要求，既有利于维护审判活动的权威性，也有利于检察机关慎重行使撤回起诉权。公诉机关未提起诉讼当然谈不上撤诉；法院宣判前，公诉机关可以撤回起诉具体而言应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法院开庭前，检察机关提起撤诉请求，法院仅做程序性的审查，检察机关发现某种不应对被告人起诉的或是有其他情况如遗漏罪行和被告人的，可以将案件撤回再行处理。

四、建立撤回起诉的司法救济程序

刑事诉讼法对几类不起诉都规定了被害人和被告人不服的救济程序，相应的对撤诉也应有类似规定，但由于刑诉法没有规定撤诉制度，所以相关问题无从提起。被告人对一审的判决和裁定不服可以提出上诉，显然也可适用此规定对法院准予撤诉裁定进行上诉。有必要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服撤回起诉决定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将撤回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撤回起诉的决定有错误，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五、建立当事人诉讼权益保护制度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被害人在撤回起诉中的救济措施与不起诉制度相比范围小得多。在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对案件做出存疑不起诉或绝对不诉的决定时，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扩充检察实体处分权利。赋予检察机关对被起诉人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权利，从而使其与刑法第37条的相关规定相衔接，从而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落实到实处。检察机关对一些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案件，要在作出撤案决定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申请和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六、加强对撤回起诉的监督制约

检察机关内部应建立健全撤回起诉的监督程序，完善检察一体化机制，建立下级检察机关在撤回起诉前，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制度，严格控制不必要撤诉、不及时撤诉、不当撤诉等情况的发生。检察机关应充分行使不起诉权，减少撤回起诉现象的发生。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1条规定的“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作绝对不起诉处理。对案件质量不过关，并确已无法补救的案件，应作存疑不起诉，杜绝过去担心不起诉后被害人不服、上级机关不让，而勉强起诉，以致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出现被法院“强迫”撤诉现象的发生。对于承办人擅自提出撤回起诉，或滥用撤回起诉权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建立诉前审查制度，完善相关机制。要通过建立起诉审查制度，促使检察机关慎重起诉。目前，可考虑对于重大、疑难和诉前各方意见分歧较大的部分案件，由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的上一级检察机关承担诉前审查的任务。检察机关外部监督由法院对撤回起诉后重新起诉案件的审查，通过法院把好撤诉案件重新起诉的立案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撤回起诉权的滥用。法院要加强对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审查工作，不能一味准许，而应视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裁定。对于尚未开庭的案件，检察机关决定撤回起诉的，应当裁定准许。对于已经开庭审理的案件，要认真审查撤诉是否符合《规则》规定的三种情形，以及是否具有侦查管辖或起诉审级错误等不当情形，进而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检察机关将案件撤回起诉后，充分行使监督权，及时与检察院交换意见，如果没有新的事实或新的证据再行起诉的，把撤诉后不符合重新起诉条件的案件法院应当“拒之门外”。同时保障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检察机关也要把撤回起诉决定书副本及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主动接受监督。

参考文献：

[1]暴洁，钱芳.《刑事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司法实践与思考》.《中国检察官》，2008年第1期

[2]顾永忠，刘莹.《论撤回公诉的司法误区与立法重构》.《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3]张兆松.《完善刑事公诉撤诉权监督制约机制的构建》.《时代法学》，2009年02期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建议 篇4

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1. 人权保护方面的不足

人权是指每个人都有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平等的待遇, 它是最基本的公民的权, 在我国的重视度却远远不够, 更有甚者认为它只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两个字。在刑事诉讼领域, 保障人权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等刑事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二是保护被害人在内的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三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以往我国司法部门执行较弱的环节是保证犯罪嫌疑与广大民众的权益这两部分。犯罪嫌疑人在为定罪前就常会受到周围人的歧视误解, 主要原因就其人权未得到好的保护。而广大群众的人权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个人身份住址等信息的泄露都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有时甚至会招来灾祸。

2. 打击犯罪力度的不够

“重打击、轻保护”是许多人眼中我国打击罪犯的特点, 打击力度重固然是好, 可是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重点禁止的问题仍无法杜绝, 正如许多市民所议论的, 抓了放放了再抓, 许多罪犯无法定罪一直危害社会, 重点抓捕的罪犯逍遥法外等现象都使得我国司法部门及刑事诉讼制度被质疑。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传唤、拘传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个小时。侦查机关普遍认为时间太短, 难以完成侦查讯问任务, 而许多罪犯也利用这点故意拖延时间使得最终被释放继续做违法的事情, 这也说明了我国之前司法制度的漏洞。

3. 证据制度的不完善

旧法案中关于证据的内容很多: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规定, “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皆称作证据”。第42条最后一项还规定, “以上证据要经过查证属实, 才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条意在说明证据的真实性, 真实是证据的首要要素也是最难确定的一点后者作为补充意在强调证据作为真实事件的准确性, 但实际上证据调查取证难度十分大, 犯罪嫌疑人收买他人作伪证的现象层出不穷。

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建议

1.“保障人权”成新制度总则亮点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的立法任务中写入“尊重与保障人权”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创设和完善的许多程序和规则都体现了尊重并保障人权这一重要原则。而保障人权中较为重要的体现是审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细化这一改变。刑讯逼供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极大的侵害。但刑讯逼供类似的行为是无法完全杜绝的, 只有细化法律, 依法行事, 才能从根源上杜绝侦查机关滥用权力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首先, 第116条中写道, 犯罪嫌疑人被遣送交看守所关押以后, 侦查人员对其进行的讯问的地点应是看守所。看守所工作人员与侦查人员相互制约监督, 使得审讯过程更加合理。其次, 审讯过程要保障人权出合理外还要透明。应该明令侦查机关在审讯过程中进行录像或录音, 这是保证侦查人员审讯不侵犯罪犯或嫌疑人人权的最有效的办法, 具体执行可在每个看守所审讯室内安装监控设备或派其他部门的人负责记录。应强行要求侦查部门执行, 保证执法透明。

2. 加强打击罪犯力度

加强打击犯罪力度与我们生活的十分密切, 各地加派警力巡逻保证市民安全就是这点的一个体现。它主要致力于减少黄、赌、毒现象, 这三类犯罪往往藏匿在广大群众之中, 在社区、歌厅等地多发。打击这类犯罪只靠侦查机关加强监督是不够的, 更需要广大群众的配合、监督举报, 然而广大群众多以旁观者的身份不监督举报, 这为执法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法律中应加入对知情不报者的惩戒。打击罪犯强度的增加还体现在逮捕条件的完善与细化上,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60条写道, 已证实犯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 有逮捕必要的, 应依法逮捕。其中的“有逮捕必要”十分不明确, 要加以细化, 有证据证明罪行即要先行羁押或严格监控, 以防止发生逃跑或危害群众人身安全等意外。另外, 应加强取保候审的条件, 防止不法分子被取保候审继续做出不利于社会的事。

3. 完善证据制度

完善证据制度除要加强证据准确性的鉴定外, 更要着力于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要明确规定哪些关系的人可以作为证人出庭提供证词, 还要对证人拒不到庭和到庭后拒不作证的处罚, 更要加强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 以防止证人接触过多的人而修改证词。

而对于违法收集到的对于案件有利的证据, 要给出合理的解释、保证没有危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并上报上级获得批准才可以。对于解释不清的有利于案件进行的证据也应酌情不予采用。这就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侦查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取得到的证据, 不可采纳为对被追诉人不利的根据。非法证据排查制度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明确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及排除方式、明确非法实物证据的范围和排除方式、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和责任主体。总之, 完善证据制度主要要着力于保护证据、增强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2012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意义上较为完整适合我国社会, 但随着不同类型刑事案件的发生, 其中会有更多需要改进之处。本文主要针对人权保障、打击罪犯力度、证据真实性和证人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相关建议。这些地方大多需要或已经细化, 法律只有足够细致才能伸张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我国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要不断学习在已发生的案件中获得经验,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制一定会在探索和实践中实现更大的进步。

摘要：我国在2012年出台修正的新的刑事诉讼法改革完善了1996年颁布的旧的法律法规。但随着社会进步, 刑事诉讼制度应向着新型化、完善化、大众化不断改革完善。

关键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教出版社, 2004.2.

刑事建议 篇5

合理、相互衔接的体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体现了刑事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必要性、相当性、适时性等适用原则要求，但还存在一些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笔者试就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中的缺陷和立法完善略作阐述。

一、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的缺陷

1、对连续拘传的时间间隔没有明确规定。刑诉法第92条第2款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其它相关规定都只规定了一次拘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但是，由于没有对两次拘传的间隔时间和拘传的次数加以明确规定，就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以拘传为名长时间连续拘押、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以致实践中难以真正杜绝以连续拘传的方式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现象，以致对拘传的硬性规定形同虚设。有的地方甚至钻法律的空子，拘传规定的时间一到立即放人，然后等犯罪嫌疑人刚迈出门即再次将其拘传，这样一种拘传方式实质就是一种变相而非法的羁押，由于被羁押在办案单位，也往往容易造成“刑讯逼供”等非法收集证据的结果。

2、取保候审内容不确定，保障措施不健全。首先，关于保证金的数额及没收的问题。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规定、解释中都没有规定保证金的上限。实践中有的地方收取的保证金数额忽高忽低，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利于司法公正和统一。新刑诉法第56条规定了四种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没收保证金的情形，高检《规则》第54条规定：“对取保候审期间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已交纳保证金的，通知公安机关没收保证金”。但在实践中，有的地方仅以犯罪嫌疑人“翻供”、“态度不老实”为由，随意作出没收保证金决定，这显然有违法律规定。其次关于取保候审的期限问题。新刑诉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据此分别规定了各自的取保候审期间不超过6个月、监视居住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实践中，因此可能存在着三个机关对同一犯罪嫌疑人重复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现象，这样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监视居住就可能达到三年，取保候审就可能达到一年半，这样就极大的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第三，取保候审的妨碍司法侦查和脱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采取取保候审这一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会有相互串供、做伪证等妨害司法侦查的活动；另一方面，就是取保候审对犯罪嫌疑人缺乏足够的法律约束力，致使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脱逃情况时常发生，给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带来极大困难。刑事诉讼法第55条、56条规定，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没收保证金或变更强制措施予以逮捕，无论罚款或没收都是司法处分的两种形式，但我国目前尚无有关适用司法处分的程序规定，因此实践中标准不

一、操作混乱，不仅达不到完善保证责任的目的，反而对司法机关的社会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我国刑事法律未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脱逃的刑事责任，也未规定保证人故意帮助或过失放纵被取保候审脱逃的刑事责任，尤其是前者，没有给被取保候审人造成法律上的压力，而只是简单规定变更强制措施为逮捕，而被取保候审人一旦脱逃，逮捕事实上也无从实施。

３、逮捕的条件过于苛刻。众所周知，新刑诉法放宽了逮捕的条件，把“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立法的模糊和现行《国家赔偿法》相对于新刑诉讼法的落后，导致很多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部门与审查起诉部门对批捕与起诉适用大体一致的条件，对逮捕条件的理解依然过严，这就造成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内部的不衔接，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保护。逮捕的条件忽略了逮捕必要性，带有实体定罪意义逮捕的条件过于苛刻。从中外对比情况看，我国的逮捕条件是最严格的，逮捕的首要条件是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事实，而国外一般逮捕的条件是有重大犯罪嫌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避免因错误批捕而使自己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往往在批捕时以起诉的条件来替代逮捕的条件，无形中大大提高了批捕的条件。逮捕条件的严格，虽然可以避免无辜公民被逮捕，但也因此而使得刑事拘留很难与其衔接。公安机关对拘留的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在检察院不批捕的情况下，又担心采取取

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犯罪嫌疑人会脱逃，因而往往被迫违法超期羁押。刑事拘留与逮捕的脱节，充分说明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不完善，也就导致了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侵犯。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依法逮

捕”。在实践中，无论是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还是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人员，更多考虑的是逮捕的前二个条件，而忽略逮捕的第三个条件“有逮捕必要”，而逮捕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才是理解和适用逮捕条件的关键，即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只有用逮捕手段才能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否则就会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行为才应该适用逮捕，而不是凡刑事案件就该逮捕，达到前二个条件而没有逮捕必要的同样不应该逮捕。逮捕的必要性不应该成为被忽略的对象，而应该较前两个条件更值得有关司法人员予以关注和适用。是否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应该是审判阶段的决定，而报捕大多在立案不久、侦查工作尚未终结前，此时加以判断既不严肃也不科学，尽管刑诉法使用的是“可能”这一字眼，也类似于有罪推定的一种方法，从而使逮捕成为超出诉讼法意义上的范畴，而具有强烈的实体法意义。由于错捕导致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不起诉后会引发国家赔偿，因此逮捕条件从实体法意义上的把握更加严格，逮捕基本就相当于定了罪，没有特殊情况，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一定要判刑，有些地方甚至把逮捕条件等同于起诉条件。

４、缺乏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司法救济。我国刑诉法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告权。在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完成由作为控诉一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的强制措施有错误而不服时，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例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有逮捕必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完成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无能为力，法律并未赋予其申告的权利。这样的做法必然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期间基本处于被羁押的状态。这与无罪推定的原则及公民权利保障的精神是相悖的。

５、超期羁押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羁押期限必须严格遵守法定规定。如果没有相应的超期羁押的责任规定，否则将不利于有效防止超期羁押问题发生。

二、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建议

１、进一步明确拘传条件，规范拘传程序。在现行刑事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体系中，拘传是严厉性最轻的一种强制措施，立法有必要对拘传间隔的时间作出明确的规定。拘传时应当向被传人出示拘传证；应当正确界定拘传的持续时间和两次拘传之间的间隔时间，防止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次拘传之间的间隔时间以界定8小时为宜，这样既可以起到防止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的作用，又可避免因间隔时间过长而不利于侦查机关侦讯活动的及时进行。在再次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时，应该有新的证据或线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杜绝通过连续传唤、拘传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２、确立符合我国国情和打击犯罪需要的取保候审制度。明确取保候审适用条件。取保候审条件中“社会危险性”内涵模糊，是造成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裁量权大，取保候审随意性增强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建议立法从三个方面明确取保候审适用条件，一是该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考虑其涉嫌犯罪性质、情节、可能量刑情况等因素。就我国国情而言，仍应以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作为取保候审对象，明确设立可能量刑的上限，限制范围，以确保社会稳定；二是该犯罪嫌疑人的家庭环境，是否具备保证条件；三是该犯罪嫌疑人的个人综合情况及前科情况，个人综合情况应该综合考虑其品质、职业、经济状况、流动性大小、犯罪原因等多方面因素，累犯一般应不考虑取保候审。人保还是财保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在取保候审适用方式的原则上，在上述明确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应该针对个案的不同情况，有选择地进行适用。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财型犯罪、经济犯罪，可以优先考虑适用保证金担保；犯罪嫌疑人职业流动性大、经济条件较好的，可以优先考虑适用保证金担保；犯罪嫌疑人工作和家庭地址较为固定，个人品质一贯表现较好的，可以优先考虑适用保证人担保；如果采用保证人担保和保证金担保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可以责令其提供“双重担保”，即既提供保证人又要交纳保证金。保证人和保证金条件细化，责任明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确定了保证人条件，但“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这样的条件可操作性不强，应进一步细化保证人条件和保证金交纳数额标准，保证人的“有能力”可以考虑这样几个因素：保证人与被保证人生活、工作在一起，能够随时掌握被保证人的情况，并对其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保证人有一定数量的财物，能够承担违反法定保证义务而被罚款的责任以及被保证人逃匿后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保证金的数额标准则可以借鉴美国的“保释金适度原则”，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性质、证据的证明力、经济状况等等，确定适度的保证金交纳。在银行建立专门的保证金交纳帐户，以便于统一管理，避免保证金交纳和退还的无序性，也避免无法定事由对保证金的任意没收。设置对保证人违反法定保证义务、被取保候审违反取保候审规定进行司法处分的程序。在出现上述违反义务的情况下，确定如何罚款、没收保证金，由哪一个机关执行，罚款标准，罚款交纳帐户，保证金没收渠道。笔者始终认为，从程序规范入手，而不是盲目改革制度，应该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以程序正义来实现实体正义。在刑法中增设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脱逃罪，在犯罪嫌疑人脱逃后重新抓捕归案，其原涉嫌罪行未定罪的，应单独对其取保候审脱逃罪定罪量刑，其原涉嫌罪行定罪的，与取保候审脱逃罪实行数罪并罚，从而以刑事惩罚的威慑力来提高取保候审的安全系数。各司法机关之间不必重复取保候审，期限共用，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被取保候审后再移送其他机关审核处理时，移送机关应开具相关法律文书，说明其取保候审事由、期限，接受机关接受后即以此为依据，计算其取保候审期限，如到期或其他法定事由，则可以依法解除取保候审或变更强制措施。

３、放宽逮捕条件，以完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由于我国的逮捕条件过高，使得刑事拘留很难与其衔接，反过来又促使刑事拘留期限越来越长，超期羁押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使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更加完善，必须放宽逮捕条件，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与国际接轨，规定对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即可实施逮捕。由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这样放宽逮捕条件后，也不会导致看守所人满为患。逮捕条件放宽后，相应地就可以缩短刑事拘留期限，如能如此修改，就可以使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使其有效发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作用。

４、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司法救济制度。在适用强制措施特别是非羁押性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情权、申诉权、控告权、辩护权等权利的保障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待完善，并且相关的损害赔偿制度也不健全。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将会直接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和对国家追诉行为的有效约束。健全实施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制度，一是建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实施的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诉制度。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相对应，建立被实施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采取强制措施不服提出申诉的复议程序；二是建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变更或解除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制度。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追诉机关适用的强制措施不当，有申请变更或解除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利；三是建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的控告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超期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向法院进行控告，如果是法院超期羁押的，有权向上级法院进行控告；四是建立被害人、自诉人申请强制措施等诉讼制度。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藏、转移、毁灭证据，继续犯罪或脱逃，侵犯被害人、自诉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被害人、自诉人可申请追诉机关及时启动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程序，依法采取必要的刑事强制措施。

刑事建议 篇6

被告人胡某今年17岁，平时喜欢在网吧里上网，2015年7月26日晚上，胡某因手头缺上网资金，便把目光盯上了林某，趁林某不備之机，抢夺林某手中的手提包，在此过程中致林某摔倒在地，把林某拖行一段距离后将手提包抢走。案发后，胡某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赔偿了林某的经济损失。

2015年10月27日，警方以涉嫌抢劫罪将该案移送七星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该院审查认为，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强行劫取他人财物，涉嫌抢劫罪，决定起诉至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同时，鉴于胡某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系初犯，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赔偿了被害人损失，取得了被害人谅解，依法可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且适用缓刑不致再产生新的社会危险性。另外，胡某作案的主要诱因是长期在网吧上网而导致的缺钱，如果继续允许其进入网吧不利于教育，七星关区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关于禁止令适用的规定，向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提出对胡某适用禁止令的量刑建议，禁止胡某在缓刑考验期内进入网吧。

2015年12月16日，被告人胡某因犯抢劫罪被七星关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期二年执行，同时禁止胡某在缓刑考验期内进入网吧。

刑事建议 篇7

一、确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一) 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精神损害的赔偿要适度, 也就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予以适用。而这些条件为:一是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没有精神损害就没有精神赔偿, 且轻微的精神损害也不宜进行精神赔偿。也就是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在短时间内很难治愈和恢复, 直接给被害人带来很大损失, 需要予以赔偿才能恢复平衡。二是被告人必须有过错。没有过错就无须承担责任, 也无须对被害人进行赔偿。而这种过错是指向被告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 不包括轻微过失。三是犯罪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犯罪行为并不直接导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 而仅仅是间接导致, 即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唯有犯罪行为与精神损害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才有可能成立精神损害赔偿。四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

(二) 赔偿的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并不是指向任何刑事案件, 而需要通过立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以便有效防止被害人滥用诉讼权利。因此,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为:一是侵害公民生命权造成的精神损害。生命丧失会给其近亲属带来难以抚平的精神损害, 而生命权也属于人类最为宝贵的权利, 故而需要对生命权侵害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二是严重侵害公民健康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身体健康严重受损就会丧失劳动能力, 给被害人及其家庭不仅带来物质损失, 而且也带来精神损失。三是侵害妇女贞操所引起的精神损害。贞操对于一位女性而言, 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不仅会严重影响与异性的交往、恋爱和婚姻, 而且也会给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四是严重侵害人格尊严所引致的精神损害。人格尊严是社会对个人的评价和精神价值的承载体, 对于个人的精神支撑有一定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心理承受能力弱的被害者而言更是重要。

(三) 赔偿的主体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主体而言, 主要是指向请求主体和义务主体, 前者就是要求被告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者, 主要包括受害人或受害人近亲属等自然人, 也就是法人团体或社会组织不能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主体;而后者就是对被害人或近亲属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者, 主要包括被告人、被告人的监护人或继承者等自然人和法人、社会组织等。概言之,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主体只能为自然人, 义务主体则不限于自然人, 还包括社会组织。

(四) 赔偿的金额

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而言, 需要关注以下方面:一是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属于民事范畴, 这就意味着赔偿的目的是着重弥补精神权益的平衡, 而不是增加被害人的收入。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只要涉及赔偿数额的案件, 都要顾及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进而确定一个合理的赔偿数额, 同时也要考虑作为赔偿主要主体的被告人已然受到国家刑事惩罚这一因素, 综合确定最终赔偿金额。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关于此方面原则的确立, 主要包括:一是罪责与赔偿相一致的原则。该原则主要考虑犯罪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犯罪手段的恶劣程度、犯罪人的经济状况等。二是抚慰性和补偿性并重的原则。其中, 抚慰性主要是起到一种心理抚慰的功能, 使得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心理得以平衡;补偿性主要是通过一定的金钱来弥补被害人的精神损伤, 为治疗精神问题而付出的相应支出补偿。三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原则。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同, 精神损害程度也并不一致, 决定着在处理该类型的案件时需要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无限制地任意裁量, 而要秉持个案正义和整体正义的融合考虑来予以自由裁量。

三、结论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公民权益保护的趋势相一致, 而随着我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深度和广度的延伸和拓展, 精神损害赔偿也应予以相应的发展。不过, 目前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关法律仍然并不允许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可见, 我国关于此方面的法律构建会面临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特别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条件、范围、主体和金额方面需要作出法律规定, 以便使得法律操作性强。

参考文献

刑事建议 篇8

关键词：量刑建议,新刑事诉讼法,新旧问题,应对举措

一、量刑建议的概念

量刑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 根据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法就其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议。量刑建议不仅是检察机关综合案情、民情、社情作出的预断, 更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量刑建议工作发展进程

2005年7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下发《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 将量刑建议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纳入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行列中, 2010年2月印发《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行) 》, 首次对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工作进行规范。2010年10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十五种罪名在全国检察机关普遍试行量刑建议工作。同年11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 对检察机关进一步开展量刑建议工作作了原则性的部署和规范。量刑建议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如火如荼地展开, 各省、市检察院结合本地审判实践, 相继出台了各项实施细则, 例如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出台了《舟山市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实施细则 (试行) 》, 为继续完善量刑建议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量刑程序写入新《刑事诉讼法》

2008年以来, 法院系统多次强调量刑程序改革的重要性, 在法院的推动下, 在检察机关的积极参与下, 2012年3月14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73条将《刑事诉讼法》第160条改为第193条, 第一款修改为“法庭审理过程中, 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这是首次明文规定将量刑程序纳入庭审程序, 是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重大突破, 但同时对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检察机关在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面临更大的挑战。

四、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面临的新旧问题

(一) 2010年开展量刑建议工作以来发现的旧问题

1. 量刑标准不统一。

统一的量刑标准是指导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源泉, 量刑标准的不统一导致实践中难以正确把握量刑基准刑和量刑幅度, 以致量刑出现偏差。以常见的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的量刑起点为例,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和浙江省《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实施细则》规定不统一:前者规定盗窃数额超过数额较大起点的, 量刑起点为一年有期徒刑, 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 量刑起点为三年有期徒刑;后者规定盗窃数额达到较大起点的, 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 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故意伤害罪中, 前者规定致一人轻伤, 量刑起点为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后者规定在一年至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可见, 常见的罪名中, 量刑起点的规定轻重不一。

2. 量刑标准不精细。

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部分内容不尽合理, 内容宽泛不精细, 对如何确定量刑基准未能提供直观科学的依据。刑法罪名如此繁多, 却只有15种罪名罗列其中, 而且对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该如何科学增减刑罚量未明确规定, 只以适当增减一语带过, 因此实践中容易出现量刑偏差。例如靳克虎盗窃案、王海柳过失致人死亡案, 量刑建议理由与判决理由一致, 但由于双方增减的幅度不一, 使得判决结果超出了量刑建议范围。可见, 规范的漏洞使量刑建议的实质意义掩埋于形式宣讲, 这既是刑法上重大的理论问题, 也是刑事审判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更是开展量刑建议的核心问题。

3. 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现象突出。

[1]例如, 蒋伟、蒋朝斌故意伤害案中二被告人为共同犯罪, 无主从犯之分, 对于二被告人的自首情节, 法院分别认定减轻和从轻处罚;丁刚故意伤害案与尚殿奎故意伤害案 (量刑建议被采纳) 中被告人均具有持刀情节、认罪态度好、已赔偿被害人, 且被告人尚殿奎具有自首情节, 被告人丁钢有前科, 但法院判决被告人尚殿奎有期十个月, 丁钢拘役四个月。可见, 法院在量刑时标准不定, 类案统一性意识不强。

4. 法律认识不同影响量刑, 且量刑说理不解释。

例如, 因改变定性而超出量刑建议范围, 陈雪军、鲍水清抢劫案因法院最终以敲诈勒索罪判决而量刑建议出现偏差。同时, 有研究表明, 法院刑事判决书普遍对量刑结果未经说理就武断作出, 量刑说理不到位、不充分、说理率低。[2]

(二)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面临的新问题

1. 量刑证据要求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量刑事实需要在庭审中调查、辩论, 这就要求出示相关的量刑证据, 那么量刑证据究竟要达到怎样的证据标准要求不明确。实务中多以前科证明、赔偿收据、抓获经过为量刑证据, 那么对于无前科、无其他法定量刑情节, 但确事出有因, 有其他酌定量刑情节的被告人, 如何界定收集到的相关材料的证据种类或者该材料是否可以作为量刑证据使用, 有待明确。

2. 量刑证据的收集固定难以把握。

量刑证据的固定重在侦查阶段, 但实务中侦查机关重有罪、罪重的证据, 轻无罪、罪轻的证据, 因此容易错失收集量刑证据的最佳时机。特别是对于本地犯罪的外地籍被告人, 因人力、财力、精力等条件的限制, 证实相关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据难以收集, 所以《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量刑事实调查和辩论阶段容易出现控辩不平衡现象, 从而影响庭审效果, 甚至会出现将社会矛盾引向检察机关的可能。

3. 量刑程序如何科学合理开展不清晰。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只是概括性地规定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应当进行调查、辩论, 但是不同的案件情况不同、复杂程度各异。对于简单的、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可以根据先定罪后量刑的顺序进行分别调查和辩论, 但是对于进行无罪辩护的案件、多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及案件定性存在疑问的案件等, 如何在既有效把握庭审节奏, 又达到良好的庭审效果的前提下合理开展量刑程序有待商讨。

五、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对接量刑程序应对举措

(一) 追根溯源, 统一明确量刑规范

一是统一规范适用。同一地区内有多部量刑指导意见, 或者对类案的量刑建议有较大分歧的, 检察机关应加强与法院的沟通, 可以通过联合会商、联席会议或者列席审委会等方式统一明确适用的量刑规范和量刑标准, 使量刑统一化、规范化。二是细化量刑标准。量刑标准的宽泛导致实务中科学增减刑罚量缺乏明确的指导, 目前从立法上统一细化量刑标准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检察机关可以在本地范围内与法院联合制定基准刑的具体计算方式、量刑起点的确定及幅度比例的选择计算等内容, 规范量刑建议标准。三是充实量刑情节, 引入监所表现。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中部分内容过于机械化, 只是对于类案概括性地罗列一般情节, 实务中判决常考虑的一些量刑情节并未在意见中体现, 检察机关可以与法院考虑将常见的量刑情节充实到意见中。而且大多数案件被告人是被羁押的, 在监所的日常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再犯可能性和人身危险性, 所以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将监所表现引入量刑情节值得检察机关和法院继续商讨。

(二) 分工配合, 正确把握量刑证据

一是公检联动, 提前介入。证据收集固定的黄金时间在侦查阶段, 以公检联席会议等方式, 使侦查机关了解量刑程序的有关情况并争取支持, 促使侦查人员形成收集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同等重要的共识, 加强对个案侦查取证活动的引导, 重视对罪重罪轻、法定、酌定情节证据的收集和认定, 以书面固定、电话约谈等方式全面收集量刑证据, 夯实量刑建议的事实依据, 为开展量刑庭审奠定基础。二是检法联席, 界定证据。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 以联席会议、座谈等方式确定量刑证据种类和证明力的界定, 明确对于收集的有关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材料应以何种形式在庭审中出示, 以保证庭审效果和量刑建议的证据支持和效果。

(三) 整合归类, 科学掌握量刑程序

一是统一量刑建议方式。《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量刑程序成为法定的必经程序, 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采取两种方式开展量刑建议工作。对于两简案件, 以书面量刑建议为主, 移送起诉书时随案移送书面量刑建议书;对于普通程序的案件, 以在发表公诉意见书时口头建议为主, 庭后移送书面量刑建议书。二是开展必要的庭前会议。《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应当出庭支持公诉, 并将量刑调查、辩论纳入庭审程序, 可见所有案件公诉人贯穿庭审过程, 这无疑增加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 也将延长庭审时间。检察机关可以与法院会商, 对定性无异议的案件或者被告人认罪的多人共同犯罪案件, 可以开展必要的庭前会议, 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对量刑证据的意见, 达成共识后可以在庭审中集中概括出示, 提高庭审效率。三是采用三种模式开展量刑程序。对于定性有争议的或者无罪辩解的案件, 采用独立式;对于庭前会议达成量刑证据共识的案件, 采取集中概括式;对于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相互交叉的案件, 采用混合式。

(四) 资源优化, 合理开展量刑监督

一是检察机关参与规范制定。目前, 检察机关量刑时参考的量刑规范基本上均出自于法院制定, 容易出现检察机关监督受制于被监督者, 因此检察机关可以整合现有资源, 与法院联合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二是排查评析, 多途径监督。定期对量刑建议的采纳情况进行评估, 排查法院审判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以及个案量刑不平衡问题, 通过口头沟通、检察建议及抗诉等形式进行监督。[3]三是要求法院对量刑建议不采纳进行说理。对于量刑建议与判决结果幅度偏差不大的, 可以要求法院在判决书中进行说理;对于法院判决明显超过量刑建议幅度范围的, 可以要求法院在判决书中说理后, 以量刑评析等形式书面回应不采纳量刑建议的理由与依据。

(五) 责任强化, 提高公诉人自身素质

一是制定相关规定将责任具体化、明确化, 强化公诉人的责任意识, 防止量刑建议的随意性、主观性。二是加强专业学习和培训, 提高公诉人科学量刑建议的能力。三是重视岗位练兵, 增强公诉人综合素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公诉人庭审答辩能力、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实践练兵是公诉人提升的最好平台。

参考文献

[1]王恩海.论量刑基准的确定[J].法学, 2006, (11) :69.

[2]周蔚, 任志中.量刑问题研究——以量刑方法为主要视角[J].人民司法, 2008, (3)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