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刑事司法

税收刑事司法（共7篇）

税收刑事司法 篇1

摘要：在税收执法实践中, 纳税人的税收行政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 税务机关应依法将其移送至司法机关。但在实务中, 税收行政执法与税收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权限、移送标准、处罚时间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文章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 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

关键词：税收行政执法,税收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6月,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全文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主要拟对现行税收征管法作出三个方面的修改, 其中第一方面主要是税收征管法与有关法律衔接问题, 并明确列举了与行政强制法、刑法、行政许可法相衔接的内容, 较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实践的需要以及妥善处理了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然而《修正案》中的部分条款还有待完善和细化。比如《修正案》第七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 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文只是规定了税务机关在发现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行为存在违反《刑法》的可能性后的移送义务, 但并未明确移送的相关具体程序, 也未明确税务机关在移送前是否可以处罚、税务机关的处罚对刑事责任的影响等问题, 这也就导致了税收征管实践中“以罚代刑”等现象的出现。

二、税收行政执法与税收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的必要性

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相互独立, 又内在联系。税收行政执法针对的是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等情节轻微的涉税行为, 而税收刑事司法则针对的是达到犯罪标准的严重违法涉税行为。虽然从立法上看, 两者以涉税行为违法情节轻重为区分标准, 但在实务中, 由于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往往是在调查过程中逐步确定的, 因此并不能事先在税收行政执法与税收刑事司法之间进行明确分工。同时, 由于经济犯罪具有特殊性———其违法行为通常具有过程性, 因此简单地移送与程序倒流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 完善税收行刑衔接机制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内在需要, 也是提高税收领域执法和司法效率的有利保障, 对于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 在当前税收实务中, “以罚代刑”现象屡见不鲜, 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威严, 也使得部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逃避了应有的惩罚。税收行刑衔接制度的完善, 一方面能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实现一事不二罚, 避免重复处罚;另一方面也使违法、犯罪纳税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我国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衔接上存在的问题

《税收征管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将涉嫌税务犯罪的案件依法移交给司法机关。由于该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 因此税收行刑衔接机制在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 部门间的分工合作问题

由于纳税人等相关主体的违法行为按其性质可分为税收行政违法行为和税收刑事违法行为。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前者由税务机关的稽查机构管辖, 而后者则由公安机关的经济侦查部门管辖。同时, 现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1、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 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也明确规定了税务稽查局同公安经侦部门间的权限问题。

虽然从立法上看, 税务稽查局的职权边界十分确定, 即对税收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而必须将严重的税收刑事违法行为移交给公安机关。但是, 在实务中, 对于如何认定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该标准由谁进行制定、严重程度由谁进行认定, 均未得到明确规定, 这也就导致了实务中两者职权边界模糊的问题。

另一方面, 虽然法律法规赋予了税务稽查局对税收行政违法行为的执法权, 但由于其只能采用非强制性措施, 在查办涉税案件中受到了极大的约束, 由此产生取证难等问题。再加之现行关于移送时间的规定不明确, 稽查局将涉嫌刑事违法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由于一些原因, 在调查取证方面也遇到了问题。

此外, 法律法规在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权力界限问题的同时, 也认识到了联合办案的必要性2, 但在实践中却由于部门之间能力权力不匹配问题———税务稽查局具有办理涉税案件的能力却没有强制调查的权力, 而公安机关具有强制调查权却缺乏办理涉税案件所必备的专业技能, 呈现出双方互相依赖, 但联合办案又困难重重的尴尬境况。3

(二) 移送及标准问题

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对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作了统一规定, 规定了移送时间、违反规定的相应责任等内容。但在实践中, 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并未出现理想的分工合作状态。

虽然该规定明确了税务机关必须移送相关案件的职责, 但并未对移送标准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 在实务中, 两机关对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尽一致。由于对涉税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不一, 税务机关只享有非强制性执法权限, 调查取证能力有限, 因此税务机关在移送时所要查明的犯罪事实要素和证据材料可能不符合公安机关的要求, 公安机关往往不接受移送的案件。同时, 由于现行立法并未对移送前税务机关是否能够进行行政处罚进行明文规定, 税务机关往往出于处罚数额的考量和寻租问题, 对违法纳税人等相关主体进行一般性行政处罚后就终结此案, 并不愿意将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处理。最后, 虽然《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规定了检察院、监察机关等的监督职责, 但在实务中, 我国并未制定行之有效的移送监督机制。

(三) 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适用问题

由于当前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并未对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作出明确规定, 也就可能存在两者竞合的问题, 也就存在当事人的税务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 税务机关是先处罚后再移送司法机关, 还是不进行行政处罚, 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问题。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一条的内容来看, “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依法折抵相应罚金”, 也只规定了移送前已经罚款的行为。就此问题, 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没有统一认识, 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 两者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而是存在交叉现象, 同时科以处罚, 可以相互弥补, 更有利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只科以刑罚, 由于税务机关已将达到犯罪程度的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 因此只能由司法机关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不再处以行政处罚。三是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当移送案件被司法机关认定为不构成犯罪或者经法院审理认为其情节轻微, 免于刑事责任的案件, 虽然行政机关将其移送, 但仍可以处以行政处罚。4

同时, 处罚时间与移送时间如何确定又成了另一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依法移送, 不罚款。税务机关在查处税收违法行为时, 认为纳税人涉嫌构成犯罪的, 根据刑事优先原则, 即优先追究纳税人的刑事责任, 应及时将案件移交给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处理, 这有利于实现刑罚的功能, 有效打击涉税犯罪行为。二是先罚后送。三是先送后罚。某些犯罪情节轻微, 法律规定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 人民法院免除其刑罚后, 行政机关仍可以给予犯罪者以相应的行政处罚。5

四、我国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衔接制度的完善

(一) 完善立法, 细化规定税收行刑衔接制度中的相关规定

首先, 应当推动税收基本法的制定与实施, 将税收执法、司法程序做详细明确规定, 避免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冲突。其次, 在未制定税收基本法的情况下, 不妨在《税收征管法》中单列“涉税刑事侦查”一章, 具体规定涉税刑事调查的执法主体、机构设置、主要职责和职权等条款。另外, 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适用方法和程序上作出统一规定。

(二) 从长远看, 在稽查局设立涉税犯罪侦查部门

关于我国税务机关同公安机关的职权界限模糊问题, 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从国外经验看, 绝大多数国家赋予了税务稽查机构刑事侦查职权。如日本即在税务稽查局内设立“涉税刑事犯罪侦查处”, 规定税侦部门是惟一的涉税刑事犯罪调查的执法主体, 并依法赋予有限的刑事侦查职权。同时, 该处负责研究、计划和协调有关刑事调查程序的管理工作, 为刑事调查提供经济分析、研究, 刑事调查结果的审核, 与刑事调查相关的情报、资料的收集和管理;开展税收刑事调查等工作。6这就使得在查处重大涉税案件以及其他紧急情况下, 无需中断稽查, 提高办案效率, 解决取证难或者重复取证的问题。7

(三) 从近处看, 完善涉税案件移送的机制

第一, 进一步完善涉税案件移送的法律规定。明确涉税案件的移送程序, 确立和细化案件移送的手续和文书, 以便区分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的责任, 并对案件处理结果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同时完善移送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对公安机关不予接受移送案件和税务机关不移送案件进行相应的处罚。

第二, 虽然我国税收实务中, 部分地区在分工合作方面建立了部级联席制度和信息共享平台, 但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因此, 可以适当借鉴日本的税收情报制度, 建立专门的税收情报会议制度, 商讨情报工作基本运作政策和具体的实施计划, 将法定情报收集 (情报日收集) 和非法定情报收集 (一般收集) 相结合, 为税收调查提供依据。8

第三, 从整体上同时适用行政处罚和刑罚。但此处的同时适用, 只是明确了对于税收行政处罚和税收刑事处罚的相互补充作用, 而并不意味着对同一违法行为人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 否则可能违背“一事不二罚”原则。由于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对违法纳税人权利的侵害性更大, 因此必须满足严格的适用条件, 即应当在责任主体、违法行为上具有同一性, 在违法构成上具有双重性, 在处罚种类上具有异质性。同时, 对于移送案件经司法机关认定不构成犯罪和经法院审理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的两类案件, 其在本质上仍为一般税收违法行为, 司法机关在此类案件中行使了对涉嫌犯罪案件的实质认定权, 因此, 税务机关仍享有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力。

第四, 实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合并适用的程序。9首先, 先由税务机关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税务机关是涉税案件的源头, 对确需追究刑事责任的, 根据税收行政处罚优先原则, 税务机关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将案件依法移交公安机关。然后, 由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经司法机关审查, 认为不构成犯罪, 或者虽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的, 不予刑事处罚, 司法机关将办理情况反馈税务机关, 案件处罚结果以税务机关处罚决定为准, 对纳税人不再予以刑事处罚;经司法机关审查, 认为构成犯罪,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依法予以刑事处罚。适用刑事处罚时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 性质相同的处罚可以重复适用, 但要予以折抵。如税务机关已经处以罚款的, 人民法院可依法单处或者并处罚金, 但对已处的罚款要予以折抵;第二, 不同性质的处罚应并行适用。如税务机关已经适用了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处罚时, 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与其性质不同的刑事处罚种类, 如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人身罚。

参考文献

[1]曹福来.论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J].江西社会科学, 2006年第8期.

[2]张爱球.日本现代税收行政执法制度架构研究[J].金陵法律评论, 2006年秋季卷.

[3]王敏远, 郭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实证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9年第17卷第1期.

税收刑事司法 篇2

首先, 我们要确定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意义何在?

陈兴良教授通过对“宽”、“严”和“济”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 揭示其基本蕴含, 提出“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非犯罪化, 即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 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 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监禁化, 即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 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非司法化, 就诉讼程序而言, 在一般情况下, 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 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 可以经过刑事和解, 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

“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严格是指法网严密, 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 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 不徇私情。虽然“严”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 但陈兴良教授认为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 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

“济”, 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救济, 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二是协调, 即所谓宽严有度、宽严审势;三是结合, 即所谓宽中有严、严中有宽。

通过以上全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比较完整的法律意义。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 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前提。

目前, 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 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 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调控的不好, 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可能激化成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和暴力刑事案件, 给国家、社会、人民群众带来不可估量的灾祸和危害。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正是针对这些已经或者将要转变为刑事案件的矛盾和问题所开出的一剂及时良药。该祛除的祛除, 该化瘀的化瘀, 该疏通的疏通,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使社会这个有机体始终保持巨大活力, 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

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就得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完整的法律意义和政治意义。

其次, 我们要探索如何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具体落实到公安刑事执法当中?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 从指导思想和原则、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立健全检察工作机制和办案方式、转变观念, 指导保障等方面全面阐述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意见, 对公安刑事执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限于学识和能力, 笔者仅就公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自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作初步阐述。

一、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 无论从广度到深度, 公安刑事执法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这是“宽严相济”中“宽”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 更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关键是矛盾和纠纷要能够得到及时的调解, 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法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刑法, 则是控制犯罪的一种方式。但有时法律往往并不是最好的调节器, 刑法也不是控制犯罪的最有效的方式。一些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一律科以刑罚, 并非上策。有时往往适得其反, 本来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判刑后倒变成了血海深仇。因此, 对于这些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可以采取刑事和解的方式从宽处理。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2条, 江苏省公检法《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第四条第 (一) 项对此都作了规定, 这样做有效的化解了矛盾, 控制了犯罪, 节约了成本, 促进了社会和谐, 是一举多得的“宽”的功效。然而, 有几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如除了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外, 还有哪些属于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 如何界定“人民内部矛盾”, 公共安全、市场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是否属“人民内部矛盾”, 如何界定“轻微”, 尤其是公安刑事执法如何界定“轻微”, 这都是值得我们努力去探索、去实践的重要问题。

二、刑事界限问题

按说这不应该成为问题, 因为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很多原来的刑事立案标准现在看来已经偏低, 尤其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如果一律都追究刑事责任, 将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 刑事行政界限混乱, 社会成本居高不下, 非但不能构建和谐社会, 还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很多地方约定俗成的抬高了追诉标准, 这是合适的, 却不治根本。关键还在公安部门如何界定刑事和行政的界限, 如刑事犯罪和治安违法, 这是体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法院相比, 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公安除了刑事司法职能外, 还具有广泛的行政执法职能, 相当一部分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都由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因此, 公安机关有必要在新时期对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做一个比较清楚的界定, 尤其是刑事立案标准, 使刑事和行政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不至于用刑事强制措施代替了行政强制措施, 而行政处罚又发挥不出本来的作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刑事办案机制

“宽严相济”的“宽”、“严”、“济”都应当有相对统一的标准, 如果缺乏统一的标准, “宽”、“严”必将失度, “济”更无从说起,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然而, 如何来确保“宽”、“严”、“济”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始终保持相对统一的标准, 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它的成败关系到该项政策最终的成效。笔者以为, 建立统一、专业化的刑事办案机制是一条出路, 也是一个制度上的保证。首先,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一支专业队伍负责刑事案件材料的审核, 统一刑事案件中“宽”与“严”的尺度, 避免分散办案造成的失度;其次, 统一建立专门与检察院、法院沟通的渠道, 及时掌握检察院、法院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具体指导意见, 统一尺度、精神;再次, 根据社会形势、相关政策以及上级部门指示, 统一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指导意见, 及时落实;最后, 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法考评机制, 通过考评, 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最后, 我们要从何处着手, 在公安工作中如何准确、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一、树立宽严相济的执法理念

公安机关在贯彻和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 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新执法的理念, 以该从宽的人就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轻处罚。工作机制也要的所创新, 要大胆探索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推行人性化办案的模式, 要学会换位思考, 在刑事侦查阶段, 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 努力营造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的良好氛围, 特别是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 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轻刑”犯罪分子, 悔罪态度较好, 可尽量使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尽量减少拘留、逮捕等监禁型强制措施的适用, 让其在司法机关的管教、单位的检查、亲属的帮助和群众的监督下, 努力进行各种形式的自我改造。这样做可避免使偶犯、初犯等轻刑犯在羁押期间受到累犯、再犯、教唆犯的影响, “交叉感染”而染上新的恶习, 释放后重新犯罪。对实施了轻罪的行为人从宽处理, 可以使他们充分体验到社会的宽容和温暖, 有利于悔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

二、进一步贯彻和落实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案机制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普遍存在“重准确、轻及时”即刑事案件诉讼时间长、办案效率低的问题, 为解决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审前羁押期与刑期倒挂现象, 还有被告人审前羁押时间过长的问题, 政法委协同公检法下发了《关于分类办理案件加快刑事诉讼进程的若干意见》, 根据实际情况, 促成轻微刑事案件的“快侦、快捕、快诉”。该机制的建立与进一步贯彻, 加快了办案节奏, 减轻了看守所超负荷羁押的压力;对涉及轻微犯罪人员的矫治, 减少羁押过程中的“交叉感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有罪的人及时受到惩处, 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救济和抚慰, 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三、大力推行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 社区矫正的制度化、法律化十分重要。同时公安机关要结合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的身心特征,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确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如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其绝大多数将送上刑事审判庭, 被处以刑罚并最终被收监, 这将使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脱离社会, 不能接受家庭和学校的正规教育, 将会逐渐拉大与同龄人的差距。特别是那些主观恶性不深, 渴望改过自新的未成年人来说, 他们在希望落空、面临被监禁的现实情况下, 难免产生极度失落感, 产生绝望的思想, 甚至发展到“破罐破摔”的境地, 不能得到有效的矫正。只有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 由熟悉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专门人员来处理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 以确实贯彻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另外对于一些罪行比较严重, 但主观恶性不大, 有悔罪表现, 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 不具有社会危险性, 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 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或者不予处理。

四、改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执行方式

要改革现行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执行, 在立法层面, 设立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脱逃后法律后果。如在立法上扩大脱逃罪的主体, 将被取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纳入其中。在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判决时, 考虑其脱逃情节, 予以从重判处刑罚。同时, 在执行层面, 加大对保证人未尽到保证人责任的处罚措施。向保证人收取一定数额较高的保证金, 可以使保证人事先明确违反保证义务的后果和责任, 增强保证人的责任心。一旦保证人违反保证义务, 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也可充抵罚款或民事赔偿, 使对保证人的处罚落到实处。对无力保证的, 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可用集中式监视替代分散式监视, 即由执行主体委托相关组织, 设立专门的监视场所。但这种监视场所不同于羁押场所, 无限制自由的外在条件。受委托的相关组织可以通过专门人员和设备来实施监视。当然, 这些措施与现行的规定有一些不一致, 但改革就是要破旧立新。

摘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指导我国刑事司法工作开展的基本政策, 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公安工作的实际情况看, 要全面、有效地贯彻、执行好“宽严相济”的政策仍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认真研究并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对于我们公安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和升华、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论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篇3

一、人权与刑事司法保障概述

人权简言之就是人的权利, 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 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它张扬人的尊严和价值, 维护个人的自由的权利。[2]长期以来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就是充分享有人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人权内容有所不同,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和保障, 我国将人权看做是生存权、发展权、公民权、文化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在当代, 人权保障已经不再局限在观念的层面上, 而是提升到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制度层面上。例如, “尊重和保障人权”已于2004年写入宪法、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最后时刻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第2条。这是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明确肯定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地位, 实现了从人权入宪到人权入法的实质性飞跃。此次修订将保障人权条款写入刑事诉讼法, 从立法上承认国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 不但是对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具体化, 而且为刑事诉讼法各项具体人权保障的条款的解释和实施创造良好的上层环境。

二、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的主人, 理应也是国家法律的主人, 当然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得到国家的保护, 至少国家不能无端侵犯个人合法的基本权利。因此, 对人权的保障就成了国家法律, 特别是刑事司法的应有之义。刑事司法人权保障也是衡量民主法制发展状况的一种尺度。

刑事司法与人权法有极为紧密的关系, 可以说, 刑事诉讼法就是人权保护法。刑事司法不仅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 更重要的是保障了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人权。刑事司法就是国家保护人权的活动, 国家打击犯罪, 保护人权不受他人的侵犯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惩罚;国家以刑事诉讼法规范国家本身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 保护人权不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合法和不合理的侵犯或干涉。这两个方面国家都是有责任的, 两种任务应当并重和保持平衡, 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都可能影响保护人权。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只注重保护人权, 而忽视打击犯罪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注重人权保障的规定, 而忽略打击犯罪的能力, 有可能削弱国家打击犯罪的力量, 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也会影响国家保护人权的功能。一个国家是如此, 国际社会也应注重打击犯罪。近年来, 国际社会制定了一些打击犯罪方面的条约, 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因此, 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和采纳这些保护人权方面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 还要吸收打击犯罪方面的经验和先进技术。

相反, 只注重打击犯罪, 忽略对人权的保障也是不对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以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 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保护。”多年的历史上,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百姓最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 所以多次出现过社会的激烈动荡、国家的灭亡、朝代的更替。外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诸如此类的事件。由此可知,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不仅是国家对个人的保护, 同时也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本身的保护。

可见,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当两者处于并重的平衡关系时, 就能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大统一;当两者偏重偏轻时, 就会引发某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刑事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保障人权

刑事司法, 作为国家利用其刑罚权打击犯罪、维护其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 是和平时期最大的国家暴力, 其行使必然将影响到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惩罚犯罪不是通过削弱人权保障来实现, 保障人权也不一定会影响惩罚犯罪的最终效果。因此, 刑事诉讼的存在不能只是为国家行使刑罚权提供正当性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刑罚权予以规制, 避免“保护人们本身的手段被滥用”, 以实现对人权的保障。[3]从某 (下转第112页) (上接第128页) 种意义上讲, 刑事司法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就是能否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好地保障人权。要做到这一点归根结底是要通过发展国家经济、推动民主法治、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司法人员素质、优化办案程序、技术和装备等等方式来实现, 而不是在法律上回避“保障人权”。

刑事司法改革不仅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权利的问题, 也涉及遏制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 而且还与国际社会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人权问题的“特别关注”有关。另外, 在刑事司法中, 人权保障与司法公正又是一对相互支持的价值目标, 但与司法公正相比, 人权保障有着更为基础的地位。所谓的“司法公正”最终也是要通过“恢复在现实中遭到破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来实现对人的权利的最大尊重和保护。在此种意义上, 我们甚至可以说司法公正相对于人权保障这一终极价值来说也仅仅具有为人权保障服务的工具性价值。因此, 将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的未来目标直接设定为人权保障, 这决定着改革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追求公正、效率、平等的实现。与国际人权公约相适应的同时, 要求改革本身的合法化和程序化, 并实现我国刑事法制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 中国的人权状况[M].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1.

[2]黄金荣著, 司法保障人权的限度——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问题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3.

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探析 篇4

近年来,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的法治焦点之一, 有关报道经常见诸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然而, 这些报道通常都是基于新闻人的视角对个案的描述, 感性认识的成分相对较多。当法院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和疑罪从无的办案方式作出刑事裁判, 释放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 进行刑事诉讼程序外的分流时, 而一部分民众却无法与司法裁判机关达成共识, 要求司法裁判机关按照他们所谓的“内心确信”去办案。无辜的人如果被卷入到汹涌的民愤中, 会成为冤案的受害人。因此, 研究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 对于提高刑事司法的应对民意的能力和水平、预防冤假错案、提高执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民意对刑事司法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佘某案件

从刑事司法实务来看, “民意”多表现为一种在刑事案件被害人周边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代表被害人的民意”, 这种被害方的民意一旦进行到刑事司法程序中, 会对刑事裁判产生误导。刑事司法机关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侦破案件, 但不能剥夺被害方“合理怀疑”的权利。除了刑讯逼供, 在佘某“杀妻”一案中,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过程如下:“被害人张某的娘家亲属怀疑佘某杀妻, 并通过多重方法方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 客观上对冤案的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在张某失踪3天后, 其三哥张某某就到派出所报案, 并提出佘某可能因其妻患上精神病而杀妻的怀疑。在公安机关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后, 张家亲属认为很可能就是张某, 张佘两家遂反目成仇。假如当初那具无名女尸的身份没有被错认, 也许冤案不会发生。后来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此案的疑点要求重审时, 张家亲属多次上访, 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 要求对“杀人犯”佘某从速处决” (1) 。普通民众并不熟知刑事司法部门的法律属性和办案程序, 由于不清楚刑事司法部门的法律属性和诉讼流程, 部分民众会形成自己内心确定的一个“事实”, 并要求刑事司法机关最终的裁判结果符合他们确信的事实, 刑事案件在这种不理智、汹涌的民意的推动下, 通过了刑事司法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 最终进入到审判阶段, 司法机关由于受到舆论的强大影响和民意的辐射引发的多重压力, 最终偏离司法的专业判断标准铸成最终的冤假错案。

(二) 瓮安案件

2008年6月21日, 贵州省瓮安县17岁的李某被发现溺水身亡。刑事司法机关经过侦查后得出李某死亡属于自杀, 不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 遂决定不予立案。并告知了死者的亲属。“但是李某家属不认可这一侦查结论, 并认为李某的死有奸杀的嫌疑, 不是自杀, 并要求刑事侦查机关重新复检尸体以验证他们的认识。后由于刑事司法机关没有满足死者家属的要求, 加上谣言四起, 并被黑社会势力所利用, 最终并引发了成大规模的群体性悲剧事件的发生。死者亲属邀约几百人余人在瓮安县城游行抗议。由于当天是周末, 一部分群众盲从跟随队伍前行, 人越来越多。当游行到县公安局办公楼前时, 公安民警开始进行劝说, 但当时群众情绪异常激动, 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冲破警戒线, 打砸办公设备、烧毁车辆, 并围攻前来处置的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 抢夺消防龙头, 剪断消防水带, 消防人员被迫撤离。刑事司法工作没有顺应“民众”的要求, 成为民众对刑事司法机关不满的导火索。司法机关一旦没有相应的民意的应对措施和机制, 会被民众所责难, 最终导致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冲突和群体性悲剧事件的发生” (2) 。

三、刑事司法与民意冲突的原因分析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涉及刑事司法人员、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因素, 因此也是多种因素综合所致。其中有四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刑事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二是民众无法接受刑事案件出现“冷案”、“死案”的客观规律。三是司法腐败现象减损了司法公信力。四是错案屡见不鲜与国家赔偿状况不容乐观。第一, 一是刑事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曾言:“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 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个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 尤其当技术知识和经验收到局限的情况下。照明系统不适当或者至少不完备时, 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3) 普通民众由于没有受过法律专业的教育与学习, 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与法律职业者产生很大的不同, 并最终导致他们与刑事裁判者的判断大相径庭。

第二, 民众无法接受刑事案件出现“冷案”、“死案”的客观规律。当刑事案件发生后, 被害人及其家属获得心理慰藉的方式通常希望自己遭受的损失能够获得补偿, 有人对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种心理状态对于案外的普通民众亦是如此, 他们无法容忍无人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承当责任, 希望刑事侦查机关尽快破案, 抓捕犯罪的人。当一些关系社会稳定安全的大案、要案发生了, 而刑事司法机关由于证据等原因又无法侦破时, 这在一些民众看来不是刑事司法人员办案不力, 就是他们徇私枉法、刑事司法系统内部腐败。可见广大民众在案件发生后是无法接受刑事侦查机关由于证据不足无法侦破等这样的侦查结论的。

第三, 司法腐败现象降低了司法公信力。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司法腐败现象呈现越演越烈的趋势。司法腐败的层出不穷必然导致普通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大打折扣, 同时也影响他们对刑事裁判结果的认同。当听到关于刑事裁判的消极评论, 人们很往往将其与司法腐败联系在一起, 并形成一股民意潮流, 最终导致刑事司法机关面对民意的尴尬出境的出现。

第四, 错案屡见不鲜与国家赔偿状况不容乐观。近年来, 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王树红案等类似的冤假错案有很多。尽管我国《国家赔偿法》对刑事错案赔偿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也的确有不少错案得到了赔偿, 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错案赔偿制度仍然存在赔偿难、赔偿金额偏小等诸多问题。近年来的冤假错案以及错案发生后所获去的国家赔偿不尽如人意, 导致普通民众对于刑事司法机关产生了抵触的情况, 信任度降低, 并对刑事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再加之新闻媒体的不当报道和一些人的煽动, 民众很容易和刑事司法程序产生冲突和对抗。

四、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构建

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 在以公正为根本取向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基础上,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关注有着其合理的正当性依据。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允许民意的表达是接受民众监督与维护言论自由的需要, 同时还能够规范刑事司法, 增强刑事司法权公信力。但由于我国目前缺乏有效的程序对民意进行采集、甄别和反馈, 使得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 刑事司法与民意呈现出紧张的关系。因此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司法与民意冲突的解决机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改进刑事司法的公开机制

新闻媒体对刑事司法的过度报道会引发情绪化、非理性民意的产生, 这种民意会对刑事裁判活动产生消极的影响, 以至于诱发群体性的事件的发生, 影响社会稳定。为防止新闻媒体的过度报道引发的民众的各种猜疑, 司法机关应该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 将案件的相关信息适度对民众公开, 消除V他们的疑虑, 从而引导民众依据法律的裁判标准、客观理性的认识理解刑事裁判。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程序顺利向前推进, 对刑事案件的公开必须依法进行, 并且适度。

(二) 改进民众的参与机制

普通民众如果能够参与刑事司法程序中, 他们的意愿和要求可以有机会再刑事裁判中得到反映。而司法机关的判决结果能够满足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服从, 使得判决主体独立于控辩双方而又不绝对脱离其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群众参与刑事司法的主要的途径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但是这两个制度存在许多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各地司法实务部门也在努力进行各种改革, 以此增加民众参与司法的渠道。例如在一些公开审理的刑事案件中, 可以邀请普通民众参加旁听并允许他们对裁判的结果发表建议。在拓展民众参与司法的渠道方面, 可以对各地的经验进行总结, 提炼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民众参与司法的机制。

(三) 构建规范的民意调查机制

了解并掌握民意是民意对刑事司法发挥积极效用的前提条件。因此应该拓展民意的收集途径, 设置科学的民意调查和收集的机制。“为贯彻好‘民意主导警务’理念, 北京市公安局专门成立‘公共关系领导小组’, 搭建渠道收集民意、民情, 并将之纳入‘民意库’, 通过群众工作办公室进行研判分析, 把‘民意分析报告’与‘首都治安形势分析’捆绑纳入局务会议, 通过逐级分流机制和全民监督工作机制, 把开展社会监督工作的情况、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效果变成硬指标, 并将其与领导干部和民警的评功、评奖、晋职、晋级、晋衔挂钩”。 (4)

民意对刑事司法过程的影响关键在于刑事司法机关对待民意的态度上。面对大量的民意信息, 刑事司法机关应该科学客观的审视标准, 否则会被情绪化、非理性的民意所误导和左右, 只有对全面客观的关注民意信息, 才能够使的民意对刑事司法的积极影响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 对媒体的报道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各类新闻报道是普通群众与刑事司法机关沟通的桥梁, 新闻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民众对于刑事案件的判断。新闻媒体的报道应该客观真实, 这不仅是对被追诉者负责, 也是对整个社会负责。新闻媒体应该客观公正的报道刑事案件, 不能对于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和正在庭审过程中的案件添油加醋的加以评价。我们应该对媒体报道司法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制, 例如在刑事裁判作出以前, 严禁新闻媒体报道被告人的罪行情况。而且在用语上不得使用一些带有倾向性的语言, 如果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将对其进行责任追究。

此外, 普通民众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背景, 使得他们对案件难以形成一种正确的判断。因此加强法制的宣传, 公布开庭信息, 让普通公民有机会参加旁听, 并感受刑事裁判的整个过程, 对于提高民众的整体法律素质, 解决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波及到刑事裁判结果的公正权威、社会和谐。本文通过实证考察民意对刑事司法影响的现状, 分析刑事司法与民意之间冲突的原因, 探索刑事司法的民意应对机制的构建, 这对于预防冤假错案、提高司法裁判公信力和司法公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事司法,刑事裁判,民意

注释

11周叶中, 江国华.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和法官主导下的法治——佘祥林案的检讨与启示[J].法学, 2005 (8) .

22 董坤.侦查程序视角下冤案成因分析——情绪化民意对侦查程序的渗透和影响[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09 (4) .

3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198.

刑事司法鉴定中重复问题解析 篇5

一、重复鉴定的原因

(一) 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比较混乱。目前我国鉴定机构种类繁多、相互独立、分工不清。既有公检法设立的职能鉴定机构又有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的社会鉴定机构, 对于各个鉴定机构内部鉴定效力等级和层次无明确规定, 导致一些技术弱的鉴定机构的结论可以与技术优良的鉴定机构的结论相抗衡。而且社会鉴定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 有些鉴定机构为了达到追求利润的结果, 迎合委托人, 可能会有意识地无视案件事实提供意见。这将降低鉴定意见的中立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 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使然。司法鉴定在案件中运用的越来越多, 鉴定意见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具有其他证据种类不可替代的功能。鉴定意见对于控辩双方至关重要, 双方都试图通过鉴定意见来达到支持自己诉求的目的, 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对对方不利, 自己的胜算就会增加。而一旦出现不利于自己的结果时, 这一方就要求进行重复鉴定, 甚至不惜通过违法手段来贿赂鉴定机构, 直到出现的结果符合自己的内心期望。

(三) 刑诉法中存在缺陷。鉴定启动权仅授予公检法三机关。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不能主动启动, 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他们对于鉴定意见的不信任, 不惜自己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产生重复鉴定。《刑事诉讼法》第192 条第1、3 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新的证人到庭, 调去新的物证, 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 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可见,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不但不是鉴定启动权的主体, 而且在新鉴定时也只拥有申请权。这就增加了辩方对于鉴定意见的严重不信任。鉴定意见告知程序存在缺陷, 告知信息不完整和鉴定本身程序、标准不公开, 使得辩方充满疑虑。此外, 在实际工作中, 鉴定意见往往在审判过程中才会突然提出, 而且由于控方过于追求有罪证据, 所以提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往往是不利于被告人的, 所以他们才会提出异议, 申请重新鉴定。

(四) 鉴定活动本身具有的性质。司法鉴定不仅是一个法律行为, 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活动, 一种协助解决案件疑难问题、探明案件事实的手段, 是一个逐渐认识真理的过程, 可能在一两次鉴定中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需要重复鉴定。我国法律也允许进行重新鉴定,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 条规定:对于鉴定结论有疑问的, 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 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此外, 由于鉴定人员资质和鉴定设备良莠不同、鉴定标准存在差异, 难免存在不同或者相反的鉴定意见。技术问题, 包括技术规范、技术标准、熟练程度等也是引发重复鉴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 事实只有一个, 需要多次鉴定来确定真伪。

二、重复鉴定的解决措施

要解决重复鉴定问题, 除了要加强对鉴定机关人员和鉴定设备管理、统一鉴定标准等, 还要改革具体的法律制度, 如约束鉴定次数、公开鉴定程序、完善证据公示制度等。此外, 笔者建议以下几点也是改革的重点:

(一) 合理配置鉴定启动权。在司法实践中, 国际惯例一般“完全赋予当事人双方鉴定上的决定权”。而我国法律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辩护方的启动权, 导致实践中辩护方对鉴定有质疑时, 无法自行启动鉴定, 只能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法院可以提起。而且在实践中, 对于辩方提供的鉴定意见一般也会以辩护方没有鉴定启动权而不认为作为证据使用。因此, 导致控方的鉴定意见, 被告人、辩护人不相信, 又委托专家搞鉴定, 往往鉴定意见不一致, 浪费了鉴定资源。因此, 给予辩方自主启动鉴定权, 有利于减少矛盾、节约资源。

(二) 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鉴定人出庭制度, 但是该制度还是存在不足之处。首先, 对于鉴定人应保障其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毕竟鉴定人是提供产品来谋生的, 而且鉴定人和证人一样也会遇到心存报复的人的威胁。这些都会使鉴定人缺席, 解决不好这些问题, 鉴定人就很难心甘情愿地出庭。建议由国家承担鉴定人出庭的费用, 这样既可以提高出庭率又能保证鉴定机构的中立性。由国家保障鉴定人人身安全。完善各种具体制度, 如可以依照证人不出庭的情形明确鉴定人不出庭的情况, 对于应出庭而拒不出庭的鉴定人依法进行惩戒。

(三) 建立专家证人鉴定程序。专家证人出庭制度已经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 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专家证人鉴定程序。当鉴定机关在鉴定的时候, 可以让有利害关系人委托懂得专门知识的人到场以专家鉴定人的身份见证整个过程, 他并不参与具体的鉴定, 而是就鉴定程序是否合适、检材提取是否规范、鉴定方法是否科学进行监督, 有异议可以提出来, 没有异议就可以签字确认。这样最终鉴定意见往往容易被双方认可, 可以有效地避免重复鉴定问题。

摘要：在司法鉴定中一直存在着重复鉴定这个老大难问题, 虽然一些制度和法律的出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 但是仍未彻底解决, 还在影响诉讼效率。根治重复鉴定, 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制度。

关键词：司法鉴定,重复鉴定,鉴定意见

参考文献

[1]张军, 姜伟, 田文昌.新控辩审三人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郭金霞.“多头坚定、重复鉴定”问题解析[J].中国司法鉴定, 2005 (5) .

[3]霍宪丹.司法鉴定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4]申文宽.刑事重复鉴定的困境和对策[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5.

[5]王继福, 李洁.重复鉴定的不足和完善[J].山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4 (3) .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完善研究 篇6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现状

首先, 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日趋完备。我国现阶段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专门法律为主体, 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新刑事诉讼法中, 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一章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共11个条文, 使未成年人刑事程序在立法上相对独立, 在诸多方面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如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规定了“办案人员专业化”,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等。这些举措都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 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 我国形成了一套符合国情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式。最具特色的是, 寓教于审, 把教育贯穿于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在审判活动中, 坚持做好一个调查、二个教育阶段。一个调查即进行社会调查, 在开庭前要到被告人原所在的学校、家庭、居住的社区组织等处了解被告人的平时表现、性格、特点和实施违法行为的主、客观原因, 为法庭教育及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打基础。二个教育阶段:一是在诉讼程序中专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设立的教育阶段, 二是坚持做好宣判时的教育。同时, 将教育工作适当向后延伸, 巩固教育成果。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 关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法律颇多, 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 仍存在一些不足, 无法满足当前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

首先, 从立法上看,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专门章节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规定, 但总体上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主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中, 法律体系不完善。很多规定都是以成年人刑事政策为基础, 辅之以未成年人的刑事原则。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成年人化, 原则性较强, 难以操作。

其次,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但该条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 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多头调查”, 各部门“各自为政”, 有的部门调查, 有的部门不调查, 各个环节的调查缺乏衔接;另一方面是“任意调查”, 有些案件调查, 有些案件不调查, 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第三是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出发点是保证量刑的公正性, 但量刑的公正要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调查报告为部分人利用, 内容不真实, 必将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1]

第三, 对于未成年罪犯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和免除前科报告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刑法修正案 (八) 》和新《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 未成年罪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和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这两条的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理解与保护, 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封存和免除报告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表面上是执行刑法的规定, 仔细分析起来, 却是涉及法律执行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事情。因为了解和掌握未成年人的前科情况的不仅仅是司法机关, 其他一些单位或部门, 都有机会获知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以户籍制度为例, 每个人从出生到上学、再到结婚、就业、迁移等无不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居民户口簿和人事档案通常还会对一个人从何处转来、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等内容有记录。而要真正免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义务势必会冲击现行的传统户籍和人事档案制度。因此, 如何让该项规定得以真正落实, 还需要对我国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中设置的有关前科效应加以清理和整合。

第四, 对非监禁刑人员监控不力。未成年人判后的帮教, 特别是对非监禁刑人员的矫正在未成年犯罪刑事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 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方式正式入律。但从实践操作层面讲, 该项规定尚有一定的模糊性。其一, 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修正案八虽然规定了对管制、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 但没有规定由“谁”来实行。根据《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的规定, 社区矫正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调配合, 司法所具体实施,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案件流转的程序讲, 牵头部门应是司法局, “相关部门”主要指办理案件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由此可见, 社区矫正的参与主体涵盖了公、检、法、司四家, 但到底由谁担任执行主体, 是其中的一家、二家, 还是四家都担任难以明确。其二, 现有矫正帮教的方式方法较为简单, 基本是召开座谈会、进行口头教育、定期回访了解一下情况, 过于程式化, 往往难以被被矫正对象接受, 效果不大。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一) 加快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以成年人为基础, 加以调整而成, 过于成人化。为更好地体现未成年人犯罪特点, 应制订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 特别是程序法。要真正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指导, 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融入少年刑事司法的实体、程序和组织法之中。

(二) 规范社会调查制度

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性质、调查的主体、调查的对象和内容等, 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真正发挥该制度的作用。首先, 明确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 故不应把调查报告当成判决内容, 被告人在案件中的行为仍是案件评判的主要依据。其次, 明确调查的制作主体。调查的制作者为收案法院平级的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庭前调查的人员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 可以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矫正机构人员以及心理专业人员等组成。调查报告的具体组织人与制作人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第三, 明确调查的对象、内容。调查的对象包括被告人的邻居、同学、居委会或村委会负责人等熟悉被告人的人。调查的内容主要针对罪犯的个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包括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学习情况等多方面。[2]通过全面调查, 从而对未成年罪犯成长过程进行综合评价, 并于调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意见, 为对罪犯的量刑、矫正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三) 完善刑事前科消除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也称刑事污点消灭制度, 指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罪犯, 如果在前科考验期内无违法违纪现象, 根据其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社区矫正机构的申请, 由原判法院组织调查、听证, 确定其已改过自新的, 则取消其刑事污点并通知有关部门, 依法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或没有刑事前科的法律制度。[3]

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可以使符合条件的有过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 避免前科带来的负面影响, 能够平等地享有与其他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和机会, 使其真正改过自新, 回归社会。因此, 我国也应完善未成年犯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可以参考假释制度的有关规定, 对犯有不同罪行的未成年人根据罪行的轻重, 在原刑罚执行完毕后, 确定不同的考验期, 如果在此考验期内没有故意犯罪, 可在期限届满后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取消其刑事犯罪记录。[4]另外, 如果未成年被告人在此考验期内有特别突出表现的, 例如, 阻止他人重大的犯罪活动, 见义勇为的,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等, 可以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在考验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其刑事污点。在完善刑事前科消除制度的同时, 还应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如根据我国民事、行政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其他一些单位或部门, 能获知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单位和部门也必须一并消除未成年人的前科记录。

(四) 建立完整的社区矫正体系

社区矫正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说, 更体现出其他制度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 立法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将社区矫正的内容纳入刑事执行中, 促进狱内行刑与狱外行刑的一体化。应完善有关社区刑罚的实体和程序方面内容, 规定社区矫正的公开宣告、回访以及对矫正对象的监控、教育、评估、奖励等可具操作性的规范, 为社区矫正的实践运作提供一体化的立法保障。[5]

第二, 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明确其职责。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机构, 为帮扶对象制定定期跟踪矫正的计划, 由心理辅导专业人员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 提供就业安置, 并负责对未成年犯执行非监禁刑的情况进行考察监督, 出具社会考察评估报告, 提出减刑建议。通过一个固定的专职机构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的改造和矫正工作, 真正发挥社区矫正制度的功效。

第三, 丰富社区矫正的教育内容, 充分发挥其职能。对未成年罪犯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 帮助其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 正确分辨各种社会现象。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其生活能力。大多未成年罪犯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 缺乏谋生技能, 他们无论在心理还是谋生能力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 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其社会生存能力。[6]

参考文献

[1]何欣.浅论未成年人刑罚制度——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J].学习月刊, 2008, (3) .

[2]刘立霞.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视角[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8, (4) .

[3]徐留成.从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谈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N].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7) .

[4]杨蜜.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研究[N].人民法院报, 2009-5-6, (6) .

[5]冯卫国,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社区矫正[N].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3) .

税收刑事司法 篇7

关键词：新刑诉法,司法鉴定,完善措施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复杂化、隐蔽化, 越来越多的案件需要依赖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作为重要证据种类, 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对当事人的权利有极大影响, 因此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非常值得关注。

一、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的修改

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涉及到司法鉴定制度的共有6个条文, 从四个方面做出了完善。

1. 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

这一修改是对鉴定证据更准确的定位, 有利于司法人员摆正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位置, 转变办案人员的观念。鉴定结果只能作为法官定案的参考, 而绝不能左右法官的裁判, 避免鉴定人成为事实上的法官。

2. 规定了严格的鉴定人出庭义务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比较普遍, 鉴定人出席法庭审理的比例不超过5%。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明确了鉴定人的出庭义务和违反义务的后果。但调查数据显示, 对于鉴定人出庭问题有12.0%的法官认为没有必要, 即当事人的意见与法院的决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而法院是最终决定鉴定人是否需要出庭作证的决策者, 法律没有规定当意见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申请人的救济措施, 权利缺乏保障。

3.增加了特殊案件中鉴定人的保护制度

新刑诉法第62条规定了四类严重犯罪案件中的证人、鉴定人保护措施, 鉴于此类案件的特殊性, 证人、鉴定人等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更大, 更需要对其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保护。

4. 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依申请出庭对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在刑事诉讼领域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 这项规定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鉴定意见, 让法官更好的理解所鉴定的事项以做出正确裁断。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仅享有申请权, 并没有不受影响的独立委托权, 法院具有是否批准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决定权, 这是区别于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重要一点。

二、对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评价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幅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亮点纷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到刑诉法之中, 是我国法制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本次修法值得肯定的是对于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一些已有成果以及学界已达成的某些共识均予以吸收, 如将法定证据种类中的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但是对另外一些重要成果的吸收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比如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并不完全一致, 与学界的期待也有差距, 期待后续有法规、司法解释做出进一步的规定, 解决立法上的矛盾。

三、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启动权不平等、多头鉴定、管理体制混乱等问题, 本次刑诉法的修改并没有完全解决, 仍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笔者在此提出几点设想。

1. 实现司法鉴定技术标准的规范化

实现司法鉴定技术标准的规范化, 从实体上对司法鉴定进行质量控制和管理, 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要求, 也是减少不同结论的鉴定频繁出现的根本途径, 对于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公正,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 司法部已经开始考虑制定一些司法鉴定的技术标准, 如亲子鉴定标准等, 但还有相当多的领域缺乏规范。各级各类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严格遵循技术标准, 否则作出的鉴定结论一律无效。

2. 司法鉴定启动权的重新配置

在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 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一定的鉴定启动权, 允许他们自己选择鉴定机构乃至专家参与鉴定活动。在审判阶段, 对于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 如果法院不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必须做出说明, 申请人可对法院的裁定上诉。针对某些对刑事案件的侦破和裁断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事项, 如被害人的死因、当事人的精神状况等还应当规定强制鉴定。

3. 对侦查机关“自侦自鉴”的限制

为了防止公安机关“自侦自鉴”情况下侦查权的滥用, 可以借鉴大陆法系有些国家检察官携法医等专家莅临现场的制度, 规定当刑事案件发生, 有需要鉴定的专门性问题时, 通知检察官和法医、痕迹等鉴定人员一同前往现场, 在其监督下进行有关技术鉴定, 避免根据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的法外需求进行鉴定的非正常现象发生。同时应重新界定公检机关内部技术部门提供的鉴定结论的使用范围, 可以将公检机关内部的技术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原则上应用于辅助判断刑事案件案情的材料, 而不应用于定罪量刑的材料。

4. 加强行业内监管

要规范司法鉴定工作, 加强行业内监管, 应当组建司法鉴定人协会。整合鉴定人力资源, 将所有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团结在一起, 形成一个坚强的集体, 对促进司法鉴定行业产业化, 提高司法鉴定的社会地位, 推动司法鉴定整体、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司法鉴定人协会应当加强行业内监管, 不断推进司法鉴定人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四、结论

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 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了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 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涉及, 需要进一步规范。要进一步完善立法, 同时加强行业内管理, 从而最终构建一个合理、高效、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需求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

参考文献

[1]王公义:《刑诉法修改中有关司法鉴定制度的12个问题研究》, 载《中国司法》2011年第1期。

[2]张中:《关于<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调研报告》, 载王进喜主编:《证据理论与科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