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事司法制度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通用8篇）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 篇1

关于赴美国学习考察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及监狱管理的报告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2012年赴美学习考察代表团

按照学院暑假工作安排，由我院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22人考察团，从2012年7月17日至8月6日，在团长孙承省的带领下赴美国进行了为期21天的学习考察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考察成员都普遍感到收获很大。通过专家授课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了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司法教育、美国矫正体系和监狱管理模式等有关刑事司法制度和实施特点等内容。

一、学习考察的基本情况

这次学习考察日程安排紧密，学习与参观考察内容丰富。承办方伊利诺理工大学非常重视本次活动，把这次学习交流与对双师型优秀骨干教师培训紧密结合，特聘请具有行业实践背景的专家型教授组成教师队伍。培训目标主要通过专家授课与实地考察等形式来完成。

授课地点安排在幽静的伊利诺理工大学赖斯校区。课堂内容包括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美国司法教育、美国矫正体系、美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美国保安产业等等。授课教师准备充分，知识渊博，资料详实，讲解生动有趣，态度严谨，体现了很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课堂内容组织有序，注重教学互动，启发、讨论等教学方式的运用充分显示了美式课堂教学的特点。因此，本次海外学习考察，除了了解专业领域外，也领悟了美式教学方法所带来的更多的启示，对我们的课堂教学改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上课之余，根据安排先后实地考察了马里兰大学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系、伊利诺州斯德特威尔矫正中心、芝加哥市警察培训学院、杜佩至郡社区学院、库克郡拘留所等有关单位。实地参观考察使代表团对美国的警察教育与监狱管理在现场体验上有着进一步的实践认识和理解。

学习参观期间，代表团认真准备了所要学习了解的重点问题。在交流中每一位成员都根据自己的侧重点进行了积极发言与提问，这不仅活跃了学习气氛，更加深了对所学内容的体会与了解。无论是课堂学习还是考察交流，每一位成员都自觉遵守纪律，服从指挥，着装规范，态度严谨。生活方面，大家互相关心帮助，在团长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团结温暖的集体，为顺利完成学习考察任务提供了保障。

二、美国刑事司法体系

（一）美国刑事司法结构。美国刑事司法包括立法机构、执法机构、检察机构、法院系统和犯罪改造系统构成。联邦与州各自拥有自己的司法制度。州司法制度完全独立于联邦制度，二者没有隶属关系。刑事司法制度的确立反映的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理念。为防止某一部门权力的过度集中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威胁，美国刑事司法制度采用了横向分权的结构。执法机关和起诉机关隶属政府的行政系统，有权预防、侦查和制止犯罪以及诉讼权，没有对嫌疑人是否有罪的决定权。法院司法独立，不受政府干预，但有权根据法律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和如何惩罚。犯罪改造机关虽然也隶属行政，但与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完全分离，以避免执法者对判刑人员的过度惩罚。在纵向方面，立法和司法权力多在于联邦和州两级，地方政府却拥有更多的执法权。这种结构的设计也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基层公民的权利。

（二）美国刑事司法制度

1、立法机构。联邦立法机构指的是国会的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国会所通过的美国法典竟有200多卷。州立法机构由州属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议员由所代表的选区选举产生。州立法机构主要有几个方面对刑事司法制度造成影响：

第一，州立法机构提出诸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的法律提案，经州长批准后成为州法律，州法律不能与联邦宪法和州宪法相违背。

第二，州立法机构可以批准成立州执法机构，批准州长提名的州法官、检察官以及警察局长。

第三，州立法机构对司法机关有财政预算权。

2、审判机构。

美国共有52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包括联邦法院系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系统和50个州法院系统。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是全美国的最高法院，其决定对美国各级各类法院均有约束力，但是联邦法院系统并不高于州法院系统，二者之间没有管辖或隶属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法院系统为“双轨制”，一边是联邦法院，一边是州法院，二者平行。

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管辖的案件种类不同。在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那些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案件；在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以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涉及“联邦性质问题”、以及发生在不同州的公民之间而且有管辖权争议的案件。州法院的管辖权比较广泛。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都属于州法院。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由各州法院审理的。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都可以根据基本职能不同而分为两种：一种是审判法院（Trial Courts），一种是上诉法院（Appellate Courts）。一般来说，美国的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之间的职责分工是明确和严格的。审判法院只负责一审；上诉法院只负责上诉审。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和某些州的最高法院例外，它们既审理上诉审案件，也审理少数一审案件。

美国的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法官“独审制”，即只有一名法官主持审判并做出判决。上诉审法院则采用“合议制”，即由几名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中级上诉法院的合议庭由3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的合议庭则由5名、7名或9名法官组成。此外，根据案件的种类和当事人的意愿，审判法院的审判可以有两种形式：法官审（Bench Trial）和陪审团审（Jury Trial）。

3、检察机构

美国的检察体制具有“三级双轨、相互独立”的特点。所谓“三级”，是指美国的检察机关建立在联邦、州和市镇这三个政府“级别”上。所谓“双轨”，是指美国的检察职能分别由联邦检察系统和地方检察系统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干扰。美国的检察机关无论“级别”高低和规模大小，都是相互独立的。

美国的联邦检察系统由联邦司法部中具有检察职能的部门和联邦地区检察官办事处组成，其职能主要是调查、起诉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并在联邦做为当事人的民事案件中代表联邦政府参与诉讼。联邦检察系统的首脑是联邦检察长，同时也是联邦的司法部长。美国共有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每区设一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由一名联邦检察官和若干名助理检察官组成。在一般案件中，他们自行决定侦查和起诉，在某些特别案件中，要得到联邦检察长或主管刑事处工作的助理检察长的批准才提起公诉。

美国的地方检察系统以州检察机关为主，由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领导的机构组成。州检察官的司法管辖区一般以县为单位。一般来说，各地警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调查中都会接受检察官的指导乃至指挥。美国检察机关的规模大小不同，工作人数量差别很大。伊利诺州库克县（含芝加哥市）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多达900人；而内布拉斯加州斑纳县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仅1人。芝加哥市检察官手下有230名“助检”；而与之相邻的埃文斯顿市检察官手下只有3名“助检，而且该检察官本人还同时兼任另外两个城市的检察官。

4、警察机构

美国的50多万名警察分属近两万个相互独立的警察机关，平均每个警察机关的警员不足30人。然而，一些大的警察机关人员上万，所以，实际上美国有很多警察机关的人员不足10人，其中最小者只有警察局长1人。然而，这些警察机关无论大小，都是相互独立的，在辖区内享有独立执法权。美国的警察机关分别隶属于联邦、州、县、市镇四级政府。美国联邦负有警察职能的机关多称为执法机关。主要的执法机关分别隶属于司法、财政、内政和国防四个部。其中，司法部下属的有6个，即联邦调查局、毒品管理局、移民归化署、监狱管理局、联邦法院管理局和联邦法警局；财政部下属的有5个；内政部下属的有5个；国防部下属的有8个。此外还有联邦邮政总局的邮政稽查署等等。

美国的州警察机关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巡警模式，或称巡警型警察机关。这种州警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实施州交通法规、调查和预防交通事故、纠正和处罚交通违章行为、保障公路安全。第二种是执法模式，或称执法型警察机关。这种州警察机关负有完全的执法职责，包括犯罪侦查、维护治安、实施法令、公路巡逻等。伊利诺斯州警察局是这种模式的代表。第三种是两元模式，或称巡警－执法模式。这种州警察机关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一个负责公路巡逻，一个负责一般执法工作。

市镇警察是美国警察的最主要力量，其人数约占美国警察总数的四分之三。美国的城市一般都建有自己独立的警察机关，或称“自治警察机关”。不过，这些市镇警察机关的规模相差甚远。例如，库克县境内有121个市镇警察局，共有警员1.6万多人。其中，芝加哥市警察局有警员近1.3万人；此外还有5个警察局的人数在百人以上；而绝大多数警察局的人数只有几十人或几个人。近年来，为加强执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和提高执法活动的统一性，有人建议合并警察机关。但遭到许多美国人的反对，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地方警察局的反对。分散制是美国社会的传统，是美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要改变它是十分困难的。

5、犯罪改造机构

美国的监狱系统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分别关押触犯联邦、州和地方法律的犯人。联邦监狱机构由司法部下属的监狱局统管，有东西两个监狱管理局。目前关押10多万犯人，占全美在监犯人的6%。绝大多数是刑期一年以上的重刑犯和较重刑罪犯。70%以上的毒品贩关押在联邦监狱。监狱根据警备程度分为五个层次。除监狱外，联邦系统还包括拘留中心，关押等候审判的被告人和刑期不满一年的轻罪犯。

州级犯罪改造机构同审判机构一样，各州自成系统，没有规定。根据监狱警备程度从高到低划分为若干层次。犯人在判刑之后根据刑期、罪之轻重等因素被分别送往不同警备程度的监狱。警备程度越高，犯人的自由度就越小。对州监狱系统实施管理的通常是州内阁中的一位成员，其称呼各异，但以改造部主任为多。改造系统的其他部门如缓刑与假释管理单位、假释审查委员会、青少年犯管理单位都与成人监狱系统分开，各成体系，各自对州长负责。高度警备的监狱用以关押重刑事犯和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罪犯。这种监狱通常是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守卫站在高高的瞭望塔上，对院墙内外的动静一目了然。著名的美国圆形监狱设计就是根据全景监视的原则进行的，曾广泛运用于美国重刑犯监狱。在伊利诺州斯德特威尔矫正中心（监狱），还保留于全美最后一座这样全景敞式化监狱在运行，监狱成圆形状，监狱建筑中心建有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这样，狱警在中间的塔上可以清楚监控看到四周囚室内犯人的活动，因为，通过逆光效果，监视者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到四周囚室里被囚禁的犯人。近年来，圆形监狱虽然逐渐退出监狱建筑的历史舞台，但它的设计理念却被延续下来，对犯人的监控尤其是对重刑犯的监视并没有减弱，而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比如视频、电子智能化手段来加强。

对于判刑后监禁时间不超过一年的轻罪犯，和拘留待审的被告人由监所来承担关押任务。监所模式相当于我国的拘留所，是地方政府警察部门管辖的警察机构，县警长同时兼任监所典狱长。全美共有3000多所监所，大小不一。小者只容纳50人，大者可囚禁3万多人，比如伊利诺州境内的库克郡拘留所每年监禁人数有数万。近年来，美国犯罪率不断提高，这对监所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了缓解日益窘迫的现实，电脑电子技术逐渐被美国的狱政机构所重视，许多监所把一部分监禁人员释放回家，以电子监视的方式对其进行软禁。狱方挑选低危险的监禁人员，在其脚腕上安装电子发射器，这样监禁人员会被固定在某一活动范围内，如果走出这个信号范围，监控中心可立即知道并马上采取措施，这种电子监视的方法在美国已经普遍受到欢迎。

在美国，社区矫正成为犯罪改造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矫正对缓刑、假释等犯罪人员进行管理教育改造，这部分人数庞大，据估计，美国被判刑的罪犯中约有三分之二属于缓刑犯。在监犯人每表现好一天就可以赢得一天的减刑。所以大多数犯人在监狱的时间只是判刑时间的一半。犯人可以通过良好的表现被假释出狱进入社区进行矫正直到刑期完毕。缓刑与假释人员享有相对自由的待遇，但他们必须遵守各种规定，按时间向缓刑官、假释官报告，如有违规，便被剥夺全部自由，再次被送回监狱。伊利诺斯州的社区监改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改造、监视居住等。其中除缓刑和监视居住由法院的缓刑执行人员负责监管外，其余都由州改造部的社区服务处负责。

三、美国监狱管理模式与狱警队伍建设

1、管理模式。当前，美国监狱的管理模式被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监护模式、康复模式与整合模式，也就是把监狱看做为监护中心、康复中心和整合中心。这种分类回应了目前社会对监狱四种功能的认知，这四种功能是保护社会功能、惩罚犯罪功能、康复犯罪者功能和帮助犯罪者重返社会的功能。

监护模式实现了监狱的多重目标，即把罪犯与社会隔离开来，保护了社会，又惩罚改造了罪犯。该模式强调惩罚要与犯罪的严重性相适应，罪犯需要得到他们应受的惩罚。该模式认为，犯罪是行为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和选择，所以犯罪人 应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惩罚与保护犯人的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惩罚与矫正互为补充。康复模式认为犯罪行为的产生是由于犯罪者心理和生理的疾病和障碍所导致，而这些疾病和障碍是可以治疗康复的，如果承认这一前提，那么监狱的首要任 务就是确认他们个人的心理和生理的疾病和障碍，从而矫正他们的犯罪行为。康复模式强调对罪犯的个别化处遇，因此，需要加强对罪犯的分类，以便于帮助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开展工作。不同类型的罪犯应安臵于不同安全警戒等级、有不同教育训练项目和不同环境的监狱，并应考虑到对精神病的照管等。这一模式的操作就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检查、诊断、开药方、治疗以及将病治好后让病人康复出院。美国广泛适用了不定期刑、假释、未 成年人的司法和执行制度。除了通过医疗手段外，康复模式还通过不同的矫正项目如教育、工业训练和咨询等，来祛除他们的犯罪动机。整合模式主要指把监狱变成矫正中心，把矫正中心变成一个由家庭、学校、教堂、医院等等社会单位组成的综合体，让罪犯在这个类似社会的温暖环境中自觉得到综合矫治。当然，这种管理模式在监狱中只能部分地得到实现，另外的可以通过社区矫正的形式来代替。比如通过缓刑和假释，让罪犯从事社区服务，或者家中监禁、电子监控等形式来实现。

事实上，美国监狱并不是单独运用一种管理模式，往往是根据情况综合借鉴。例如，大多数监狱为犯人提供6种类型的活动项目，这些监狱项目贯穿起这三种管理模式的思维理念。第一康复治疗，主要聘请心理学家、社会学者、行政管理官员、医生、教师和牧师等来组成一个康复治疗委员会，并充当咨询服务的顾问。第二娱乐项目，文艺体育活动来提高身体素质，缓解心理压力。第三医疗项目，为罪犯提供医疗服务。第四工业项目，给罪犯就业机会，并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第五日常维修，整洁有序的环境有助于罪犯心理健康。第六学习项目，让罪犯学习文化，提升学历，培养素质与品德。此外，美国监狱给予罪犯信仰自由，提供教堂、印第安人的住所等设施，宗教性的饮食得到保障，以此通过宗教性的仪式文化来加强罪犯的教育矫治。

2、狱警队伍

美国狱警队伍分为“五级”管理，分别为典狱长、副典狱长、处室负责人、科长、底层警员。美国狱警福利待遇各州之间有较大差距，平均起来在各职业中占中等水平，但加州狱警工资较高，年薪在6万至10万美元之间。狱警的薪水随着警龄的增长、职务的提升而增加，再就是因工作出色收到表彰而获得加薪的机会，在这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狱警工作种类。狱警工作类型大约可分为7种，第一牢房巡警；第二监督犯人工作；第三监管犯人劳动；第四户外管理；第五行政管理；第六零散工作，比如协助医生等；第七负责缓刑、假释犯人的管理。

在美国，狱警队伍建设也是个紧迫的课题，影响狱警队伍稳定的不利因素有：一工作时间过长，二有些州监狱工资待遇偏低，三狱警工作有潜在的危险性，四狱警工作容易触发社会争议，五社会地位低，六进入门槛较低，七心理压力大。

为了激发狱警工作的积极性，保障警察的权益，美国监狱在1970年成立了自己的狱警工会，不同职责的狱警有不同的工会，这样狱警在维护自己利益上面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后盾。近几年来，当局在提高警员福利待遇和生活质量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监狱长每周不少于一次与最低警员进行面对面交流谈心，这种最高层与最底层人员交流对话的扁平式管理，把底层警员也拉入到了这个管理的大家庭中。警队建设以激励为主的管理理念被普遍接受。

四、对我们监狱管理的启示

通过21天的学习考察，代表团对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普遍感到美国有关罪犯矫正制度对完善我国的监狱管理和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很多启示，代表团认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非监禁矫正形式，扩大其数量比例。

非监禁矫治形式对于轻微犯罪行为或在监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人，不管从人性化管理角度还是从矫正效果、缓解监狱压力等方面看具有积极的意义。美国的非监禁型教育形式包括单独罚款、没收财产、赔偿、社区服务、缓刑、假释监督、家中监禁、电子监控、日报告中心和住所的社区矫正等，从目前来看，效果比较明显。在我国，非监禁型的矫治形式尤其是社区矫正形式还没有得到大多数地区的重视，数量比例非常有限，而且从制度到管理都不成熟，这有必要借鉴美国的非监禁型管理模式，扩大其数量与比例，丰富我们的监管形式。

2、打造专业化、人性化的管理队伍

借鉴美国监狱的三种管理模式，这需要我们的监管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与知识水平，并且须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定期对狱警进行培训以更新知识，提高技能；聘请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到监所兼职，如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学者、教师、职业规划师等，也可以在内部挖掘人才，发挥狱警的特长，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和合作意识，这样既节省了成本又提升了民警的职业发展空间。其次，善于把监管工作研究的最新成果与监狱工作实际相结合；重视信息技术的利用，例如，电子射频识别系统在非监禁型管理上面大有作为。在人性化方面，美国提倡扁平式管理，就是最高层与最底层定期的对话交流，这不仅仅适用于警队内部，也是适用于对罪犯的管理教育上面。例如民警与犯人不定期的身份互换等等，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再次，重视民警的建议，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鼓励民警对狱政管理建言献策，尊重他们的意见，对有价值的建议须积极落实。在民警薪酬待遇方面应积极开拓上升空间，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3、借鉴美国式的“皮靴营”来教育矫治青少年犯

“皮靴营”沿用的是军队中对新兵训练的方式来教育矫治被判缓刑的青少年犯，即训练中教官随时随地可能在受训者屁股上用大皮靴踢上一脚，意指训练的严厉与刻苦。其学员都是非暴力犯罪的青少年，而且是初犯。他们需要参加三至六个月的严格的军营式训练，以艰苦的体能锻炼、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文化学习来改造以自我为中心、游手好闲、无法无天的坏生活习惯。库克郡境内有所较大的训练营，据统计，从其走出的矫治人员，重新犯罪率很低。我们少年犯管教所可以借鉴其训练模式，增加少年犯的缓刑比例，积极争取家长的配合来组织实施，丰富我们的教育矫治模式。

二0一二年九月于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 篇2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现状

首先, 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日趋完备。我国现阶段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专门法律为主体, 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新刑事诉讼法中, 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一章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共11个条文, 使未成年人刑事程序在立法上相对独立, 在诸多方面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如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规定了“办案人员专业化”,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等。这些举措都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 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 我国形成了一套符合国情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式。最具特色的是, 寓教于审, 把教育贯穿于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在审判活动中, 坚持做好一个调查、二个教育阶段。一个调查即进行社会调查, 在开庭前要到被告人原所在的学校、家庭、居住的社区组织等处了解被告人的平时表现、性格、特点和实施违法行为的主、客观原因, 为法庭教育及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打基础。二个教育阶段:一是在诉讼程序中专为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设立的教育阶段, 二是坚持做好宣判时的教育。同时, 将教育工作适当向后延伸, 巩固教育成果。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 关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法律颇多, 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 仍存在一些不足, 无法满足当前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

首先, 从立法上看,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专门章节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规定, 但总体上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主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中, 法律体系不完善。很多规定都是以成年人刑事政策为基础, 辅之以未成年人的刑事原则。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成年人化, 原则性较强, 难以操作。

其次,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但该条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 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多头调查”, 各部门“各自为政”, 有的部门调查, 有的部门不调查, 各个环节的调查缺乏衔接;另一方面是“任意调查”, 有些案件调查, 有些案件不调查, 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第三是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出发点是保证量刑的公正性, 但量刑的公正要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调查报告为部分人利用, 内容不真实, 必将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1]

第三, 对于未成年罪犯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和免除前科报告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刑法修正案 (八) 》和新《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 未成年罪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和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这两条的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理解与保护, 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封存和免除报告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表面上是执行刑法的规定, 仔细分析起来, 却是涉及法律执行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事情。因为了解和掌握未成年人的前科情况的不仅仅是司法机关, 其他一些单位或部门, 都有机会获知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以户籍制度为例, 每个人从出生到上学、再到结婚、就业、迁移等无不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居民户口簿和人事档案通常还会对一个人从何处转来、是否受过刑事处罚等内容有记录。而要真正免除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义务势必会冲击现行的传统户籍和人事档案制度。因此, 如何让该项规定得以真正落实, 还需要对我国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中设置的有关前科效应加以清理和整合。

第四, 对非监禁刑人员监控不力。未成年人判后的帮教, 特别是对非监禁刑人员的矫正在未成年犯罪刑事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 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方式正式入律。但从实践操作层面讲, 该项规定尚有一定的模糊性。其一, 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修正案八虽然规定了对管制、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 但没有规定由“谁”来实行。根据《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的规定, 社区矫正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调配合, 司法所具体实施,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案件流转的程序讲, 牵头部门应是司法局, “相关部门”主要指办理案件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由此可见, 社区矫正的参与主体涵盖了公、检、法、司四家, 但到底由谁担任执行主体, 是其中的一家、二家, 还是四家都担任难以明确。其二, 现有矫正帮教的方式方法较为简单, 基本是召开座谈会、进行口头教育、定期回访了解一下情况, 过于程式化, 往往难以被被矫正对象接受, 效果不大。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一) 加快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以成年人为基础, 加以调整而成, 过于成人化。为更好地体现未成年人犯罪特点, 应制订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 特别是程序法。要真正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指导, 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融入少年刑事司法的实体、程序和组织法之中。

(二) 规范社会调查制度

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性质、调查的主体、调查的对象和内容等, 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真正发挥该制度的作用。首先, 明确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 故不应把调查报告当成判决内容, 被告人在案件中的行为仍是案件评判的主要依据。其次, 明确调查的制作主体。调查的制作者为收案法院平级的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庭前调查的人员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 可以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矫正机构人员以及心理专业人员等组成。调查报告的具体组织人与制作人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第三, 明确调查的对象、内容。调查的对象包括被告人的邻居、同学、居委会或村委会负责人等熟悉被告人的人。调查的内容主要针对罪犯的个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包括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学习情况等多方面。[2]通过全面调查, 从而对未成年罪犯成长过程进行综合评价, 并于调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意见, 为对罪犯的量刑、矫正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三) 完善刑事前科消除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也称刑事污点消灭制度, 指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罪犯, 如果在前科考验期内无违法违纪现象, 根据其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社区矫正机构的申请, 由原判法院组织调查、听证, 确定其已改过自新的, 则取消其刑事污点并通知有关部门, 依法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或没有刑事前科的法律制度。[3]

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可以使符合条件的有过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 避免前科带来的负面影响, 能够平等地享有与其他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和机会, 使其真正改过自新, 回归社会。因此, 我国也应完善未成年犯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刑事前科消除制度可以参考假释制度的有关规定, 对犯有不同罪行的未成年人根据罪行的轻重, 在原刑罚执行完毕后, 确定不同的考验期, 如果在此考验期内没有故意犯罪, 可在期限届满后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取消其刑事犯罪记录。[4]另外, 如果未成年被告人在此考验期内有特别突出表现的, 例如, 阻止他人重大的犯罪活动, 见义勇为的,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等, 可以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在考验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其刑事污点。在完善刑事前科消除制度的同时, 还应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如根据我国民事、行政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其他一些单位或部门, 能获知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单位和部门也必须一并消除未成年人的前科记录。

(四) 建立完整的社区矫正体系

社区矫正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说, 更体现出其他制度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 立法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将社区矫正的内容纳入刑事执行中, 促进狱内行刑与狱外行刑的一体化。应完善有关社区刑罚的实体和程序方面内容, 规定社区矫正的公开宣告、回访以及对矫正对象的监控、教育、评估、奖励等可具操作性的规范, 为社区矫正的实践运作提供一体化的立法保障。[5]

第二, 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明确其职责。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机构, 为帮扶对象制定定期跟踪矫正的计划, 由心理辅导专业人员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 提供就业安置, 并负责对未成年犯执行非监禁刑的情况进行考察监督, 出具社会考察评估报告, 提出减刑建议。通过一个固定的专职机构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的改造和矫正工作, 真正发挥社区矫正制度的功效。

第三, 丰富社区矫正的教育内容, 充分发挥其职能。对未成年罪犯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 帮助其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 正确分辨各种社会现象。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其生活能力。大多未成年罪犯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 缺乏谋生技能, 他们无论在心理还是谋生能力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 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其社会生存能力。[6]

参考文献

[1]何欣.浅论未成年人刑罚制度——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J].学习月刊, 200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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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蜜.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研究[N].人民法院报, 2009-5-6, (6) .

[5]冯卫国,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社区矫正[N].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3) .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 篇3

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许多法律原则都是由一些具体案例引申出来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司法规则。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在上世纪通过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例确立了“程序至上”的刑事司法理念。

“米兰达案”中的程序规则

很少有案件像1963年的米兰达案一样，改变了美国警察的执法程序。由该案衍生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的说话将会用作不利于你的呈堂证供”的话，常用于欧美和香港警匪片的经典对白，而且影响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法治进程。

1963年3月，一个名叫恩纳斯托•米兰达的白人无业青年，涉嫌强奸和绑架妇女，在亚利桑那州被捕，警官对他进行了审讯。审讯前，警官没有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年仅23岁，文化程度不高、穷困潦倒的米兰达也从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被迫对自己作证”的规定。经过两个小时的审讯，米兰达招供了，并在供词上签了名。

法庭指定担任米兰达辩护律师的阿尔文•穆利有着丰富的执业经验，他研究有关材料后，以警察没有事先告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为由，申请将米兰达的供词认定为“非法证据”。不过在当时，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的保持沉默的权利不适用于被警方拘留的嫌犯，因而法官驳回了穆利的申请，当年6月27日，陪审团根据供词判决米兰达有罪，双罪加重判处20至30年监禁。

定罪后，米兰达不服，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派”法官，米兰达案所反映的公民宪法权利在警察执法中的缺失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1966年，沃伦主持审理此案，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5：4的投票裁决米兰达的供词和供认书不能作为证据进入司法程序，并决定将案件发回重审。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此案确定了“米兰达规则”，即宪法要求审讯人员告诉嫌犯以下权利：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对任何一个警察所说的一切都将可能被作为法庭对你不利的证据……如果警察没有提出米兰达原则的忠告，由此而收集到的证据将不被法院接受。

最高法院的裁判几乎让美国人目瞪口呆，许多人认为米兰达逃脱了惩罚，抨击沉默的不公正。对此，沃伦大法官进行了精辟的回应：判处米兰达刑期，是不公正的程序产生了公正的实体，而释放米兰达虽是实体的不公，但却维护了程序的公正。实体不公，只是个案正义的泯灭，而程序不公，则是全部司法制度正义性的普遍丧失。换句话说，明知实体不公，也要维护程序公正，这就是最高法院坚定不移的立场。尽管连尼克松总统都公开反对此案的判决，米兰达最终也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但“米兰达规则”从未被推翻，还在世纪之交的“迪克森诉美国案”中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再次重申。

数十年后，当人们重新回顾这一案件时，还不能不赞叹它开创了美国乃至全球刑事司法人权保护和正当程序的先河。在美国人的眼中，司法公正首先必须确保程序公正，程序上的任何瑕疵都将污染正义的源头。这种“宁可放过真凶，不可冤枉一个”的程序规则，或许听惯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人百思不解，但审判过程中的一点程序瑕疵，却被引申出美国法治史上的一条“金科玉律”，这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保障被告人人权的重要性。正是这种正当程序的尊重与追求，在人治与法治中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

“绿河疑案”中的程序理性

美国影片《七宗罪》中的连环谋杀案许多人并不陌生，而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在美国西雅图的“绿河疑案”更悬。这个案件的侦破过程显现了高度的程序理性。

1982年8月的一天，41岁的罗伯特在西雅图郊外的绿河河底惊恐地发现两具少女尸体，闻讯赶到现场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又在附近草丛中发现另一具女尸。经过鉴定，FBI认为三人都是被人勒死的。当地警方认为作案的是一名连环杀手，因而称之为“绿河杀手”。此后，凶手仍然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警方名单上的遇害人数不断增加，最后竟达49人。虽然警方极力侦查，却一直找不到凶手。

由于被害者大多是妓女，所以有女特工扮成妓女，引诱杀手露面。1982年底，一名叫里奇韦的男子曾“上钩”，但他当时并没有起杀机，所以关了两周后被释放。1984年，令人毛骨悚然的“绿河疑案”已被媒体炒得火热，FBI组织十多名经验丰富的特工成立了专案小组，全力追查这个杀害49名妓女或离家出走少女的凶手。在一个名叫玛丽•马尔瓦尔的女孩遇害身亡后，FBI再次将目标锁定在里奇韦身上，并对他进行了首次审讯。但里奇韦相当狡猾，竟然通过了两次测谎。1987年FBI还搜查了里奇韦的住宅，采集了他的唾液和头发样本。虽然联邦调查局一直认为他是此案的凶手，可是受当时侦破手段的限制，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最后还是把里奇韦释放了。

这样一桩悬案简直让警方焦头烂额，特工人员耗费了大量精力和经费仍一无所获，就连高层司法官员都认为，“绿河疑案”极有可能永远都找不到谜底。在这种情况下，专案小组于90年代初宣布解散，只留几个“看守”。近20年过去了，凶手一直逍遥法外，关于真凶的传言也日益纷繁，当地两名记者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寻找绿河杀手》。

命案向来是各国警方侦查的重点。此案若是发生在我国，必定要“挂牌督办”、“限期侦破”，在锁定犯罪嫌疑人后，迫于巨大的社会和上级压力，极可能从快、从重惩处。但美国警方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虽然对里奇韦有很大的怀疑，但都保持了程序理性，基于证据不足而放弃追捕。直到2000年，联邦调查局才利用DNA技术检验了里奇韦的唾液样本，确认他的DNA与最早发现的三具尸体上残留的凶手精液的DNA相吻合。2001年11月30日，联邦调查局将里奇韦擒获。拒不认罪的里奇韦在同警方僵持两年后，最终在“控辩交易”下低下了头。

耗费如此长的时间来确认一个严重怀疑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清白，看似有些得不偿失。但正是对证据的苛求、对程序的尊重、对无罪推定原则恪守的理性，有效避免了冤案的发生。比较而言，我国佘祥林案“一直在围绕着佘祥林杀人来找证据”，凭模糊的物证和口供就定了案，这种失去程序理性的侦办过程不能不叫人担忧。

“绿河疑案”的启示在于：只有遵循程序理性，以必要的程序消耗乃至效率的牺牲，达致最大的客观、理性，公正才不会失守。

“辛普森案”中的法律真实

1994年6月17日傍晚，全美国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播放同一个画面：一辆白色的野马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空中的直升飞机、地面几十辆警车像护卫一样跟着，警号大鸣，警灯闪烁，来往车辆全部停下让路。这一创造美国电视收视率记录的画面不是警匪片中的情形，而是洛杉矶警方追捕美国橄榄球星、影视界当红演员辛普森的实况转播。

就在4天前，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尔和她的男朋友戈德曼血迹斑斑的尸体在尼科尔的公寓外被发现，警方确认死因是被锋利刀刃刺杀。血案现场除了一串大码鞋的血印之外，还留下一顶辛普森的帽子，一只左手的手套。半夜，警察翻墙进入了辛普森布伦特树林区的豪宅，在室内发现了血迹和一只沾满鲜血的右手手套。一小时后，回家的辛普森被警方拘留，他的左手手指还有一处瞩目的刀伤伤痕。警察虽然怀疑辛普森是嫌犯，但当时血迹化验报告未出来，证据不足，只能将其释放。几天后，辛普森却突然失踪了。一时间有关这位大明星的电视消息骚动美国，才有了本文开头抓捕的场面。

在接下来474天的审判当中，检控方在法庭上询问了58位证人，展示了488件实物和图片；被告筹组“梦幻律师队”作为辩护方也询问了27位证人。奇妙的是，整个过程中，辛普森的优秀律师们并没有对公众说过半句辛普森“无罪”。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这一点全美国人都已心照不宣。如果作无罪辩护无异于公开侮辱全美国人的智慧，所以律师团采取了集中火力猛攻证据疑点的策略，认为警方半夜潜入辛普森家收集的证据来源可疑，不排除伪造。而检方主掌这宗案件的是女检查官玛霞•克拉克，她在过去十年里从来没有输过一宗案件。在作最后结案陈辞时，这位女检查官整整用了6个小时的时间。这场震撼全美的“世纪审判”成了全美国最受欢迎的“法制题材连续剧”，有文章说辛普森案几乎让5000万美国人变成了刑事诉讼法专家。

1995年10月3日，美国西部时间上午10点，上至美国总统克林顿，下至流浪汉，都聚集在电视机前，等待着“世纪审判”的结局。当由绝大多数黑人组成的陪审团分析了113位证人的1105份供词宣布辛普森无罪时，人们惊诧不已，以致克林顿亲自出面要求大家尊重陪审团的判决。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认定辛普森是杀人犯，但又同时尊重法院对辛普森的无罪判决，这反映美国民众对法律的理解。既然法官无法将案发过程回放一遍，就只能通过严格的程序以探求法律的真实。既然证明辛普森杀人的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就得判决辛普森无罪。这或许违背了案情本身的事实公正，但法律程序被破坏带来的不公正远大于错放了罪犯带来的危害，对法律真实的追求正是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公平、公正的精神和准则。

“辛普森案件”如此无视“命案”的严重危害性，确立起近乎刻板的法律真实，用此案主审法官的话说，“大家都看见了辛普森沾满鲜血的手，但法律却不能说已看见”。这种被看作教条式的程序正义，正是迈向法治国家的关键路径。

美国司法公开制度 篇4

一、美国司法公开制度的主要内容

在当前，以《信息自由法》为核心的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世界上影响最大。尽管美国的司法机构不在《信息自由法》调整范围内，但是受此影响，美国司法机构开发度非常高，形成了一整套的司法公开制度体系。可以说，司法公开是美国司法的重要传统、核心理念和主要经验，也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障。其内容主要包括：

（一）审务公开。在美国，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都必须在法院网站公布以下审务信息：法院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法院诉讼规则和条例、法院的内部规定、所有案件的流程信息、与案件有关的全部实质性书面意见等，同时法院必须对各类信息定期更新，并提供多种电子下载格式。如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在网站上公布了法院信息、自助服务、格式与规则、法院意见、法院项目、行政管理以及新闻与参考文献等信息，可以检索查阅加州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全部审判信息，包括判决书、审判流程、争议焦点、判决日期和相关判例等。据联邦法院法官John Tobin介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工作信息、案件审理日程等都在网站上公布，以便公众可以从中选择旁听公开审理的案件。

（二）庭审旁听。在美国法院考察中了解到，公民旁听权源于公民的信息自由全，即公民有了解司法信息的权利。因此，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法庭旁听案件的公开审理。公民旁听庭审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证件和特许证件，也没有针对国籍、性别、身份的特别限制，只要进行安全检查就可以进入法庭。如果旁听人员过多，则以先来后到排队或者抽签形式来决定旁听人员，对于重要的审判，公众或者记者往往在清晨就开始排起了场对。在新闻媒体旁听方面，美国许多法院往往将旁听席上一半的座位留给媒体，很多法院提供装有闭路电视系统的“庭外审判室”和媒体室，确保媒体旁听庭审程序的机会。

（三）陪审团选任。陪审团制度是美国的重要法律制度。陪审团组成人员的普遍性以及选任的随机性决定了陪审制度不仅是司法民主的体现，而且也是司法公开的组成部分。美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因此，在美国只要有读写能力、能够熟练讲英语就有可能担任陪审员审理案件，这也意味着法院的大门向每一位公民开展，凡是陪审团参加审理的案件都是向公民公开。在具体个案陪审团产生过程中，法院会从原始名单中随即抽取20-30名候选人，通知其到法院报道，然后经过严格的“如实回答”程序及双方律师和当事人公开提问筛选，最终确定陪审团名单。可以说，陪审团整个选任流程公开透明，确保了陪审团来源和组成的正当性。

（四）庭审直播录像。在学习培训和考察期间，我们多次就这一问题与有关学者和法干进行交流。据了解，在美国，对于庭审直播录播问题历来素有争议，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立场态度各异。在州法院系统，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州法院系统就允许对庭审进行电视转播，目前绝大部分州法院允许对庭审直播录像。其中，俄亥俄州是美国将法庭口头辩论现场直播的第一个州，庭审的视频和音频都放在互联网上提供给市民查阅。从有关资料上了解到，哥伦比亚特区是唯一严禁在审判庭和上诉庭摄像的州法院。但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接待我们考察的教授介绍说，纽约州法院也不允许庭审直播录播。在联邦法院系统，对于法庭录音录像一直持抗拒态度，联邦法院刑事诉讼中电子媒体报道曾经被明令禁止，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一禁令才解除。1991年7月，美国第二、第九上诉法院以及美国联邦法院中的纽约南区法院等6个地区法院经批准实施为期三年的对民事案件庭审直播试验项目，但该实验结束后，联邦司法会议拒绝批准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扩大庭审直播适用范围，也没有允许刑事诉讼可以进行庭审现场直播。直到1996年3月，司法会议授权各联邦上诉法院自行决定是否对庭审口头辩论阶段进行摄像直播，目前第二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已经允许直播录像。从2011年7月开始，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北区法院在内的14个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开展为期3年的“摄像机进法庭”（即庭审实况直播录像）试点工作，但该试点工作只限于民事案件审理程序，必须征得当事人同意。试点法院的庭审录像目前不能同步直播，但是法官会尽快把录像放到互联网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摄像机进法庭没有强制性规定，但大多数法官都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反对意见，前大法官苏特甚至说“除非跨过我的尸体，否则摄像机休想进入我们的法庭”。尽管禁止对庭审直播录像，但是法庭开庭都会有录音，并且在每周五下午网站会公布本州的庭审音频记录。

（五）司法记录公开。美国《大法官会议及州法院院长会议关于州法院执行公众获取司法信息的指导原则》规定，司法记录包括在任何司法程序进行过程中收集、制作、保存的信息和文件，如司法程序的日程安排、司法文件索引、登记、笔录、命令、裁决等，都应当公开。2008年美国司法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开展案件电子档案的私人查阅和公开的规定》，要求所有案件的电子卷宗必须对外公开，方便查询，只有特定的刑事案件信息不得公开。根据规定，法庭应将诉讼记录电子副本上网，并按照一定格式范例命名。一旦诉讼电子记录送交书记员办公室，当事人律师有义务核实查对，并有权提出修改意见。对于上诉记录上网的时间规定是：庭审书面记录产生后必须在7日内转交给书记员办公室，律师审查核实后可在21个工作日内提出修改请求，法院在受到修改请求后31日内决定是否修改庭审记录，律师无异议或者修改完毕后，法院应当将诉讼记录上网，也就是说庭审的诉讼记录必须在59日内上网。目前，联邦法院已经建立专门的法院电子档案公开王，方便公众查询法院案件信息，该网站由联邦司法系统建设，并承诺通过集中服务向公众提供法院服务。

（六）裁判文书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美国也不例外。据了解，州法院系统的裁判文书已经实现全部上网。如加利福尼亚法院的全部文书均在官方网站的判决文书栏目上公布，任何人通过检索都可以查询到加州初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联邦最高法院诉讼规则规定，最高法院裁决的任何案件宣判之后，判决书都必须在10分钟内上传至官方网站。所有案件的判决书一旦上网就不得从网站上撤下，而且法院应当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将上网的所有裁判文书以便利、适当的方式建立关联，方便检索、查询、对比和分析。

二、美国司法公开制度的主要特点

（一）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为核心理念。美国的司法公开源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公众知情权的权利基础之上，公众享有广泛地获取司法信息的权利。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均有权得到迅速和公开的审判”。这一规定，一方面确保被告人不遭受秘密的死刑审判，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公众旁听和目睹审判的权利，从而确保审判公正。基于这一理念，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公开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由刑事程序到民事程序，从庭审程序到预审、陪审团遴选程序，社会公众都享有充分的司法公开权利。特别是在一系列标志性判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尽管美国没有公众获取预审程序和陪审团程序公开的宪法权利，但是却有公众获取初步听政程序的普通法传统。实践中对预审程序和陪审团程序的公开，不仅强化了形势庭审的公正性，而且从程序上确保了公众对司法系统的坚定信心，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二）以“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为基本范式。“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是美国《信息自由法》首创的信息公开原则，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都无一例如地遵循着这一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美国司法公开的范围广泛，界定明确。从座谈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制度建设层面，《美国电子政务法》、《司法会议关于开放案件电子档案的私人查阅与公开的决定》等都对公开作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在公开范围方面，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内容不宜公开外，联邦法院和州法院都应当将法院基本情况、诉讼指南、开庭日程、法院令、报告等基本信息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开；普通公众如果感兴趣，可以随时走进法庭旁听庭审，也可以在周一至周五的规定时间到法院参观；案件审判记录、裁判文书、开庭录音录像以及案件裁判过程中所有实质性的书面意见等都及时上传网上，并提供便利的搜索引擎方便公众查询。

（三）以保护当事人隐私权为公开例外。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是隐私权得到确认的主要法源基础。美国在确认“公开为原则”、最大限度地确保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将保护当事人隐私作为不公开的例外情形。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司法程序上，一旦公开可能严重侵害诉讼参与人的隐私权，并且这种侵害是不能通过替代性方式避免时，就必须对公众参与庭审以及媒体的报道进行限制。但是，美国在司法程序上对公开的限制属于相对不公开，即在限制旁听的人员范围方面不是采取绝对的禁止；案件审理过程不是全部，而是部分与个人隐私有关的环节不公开。二是在司法记录上，美国联邦司法委员会专门制订《司法隐私保护书》，规定各州保护隐私的程度不得低于保护书确定的标准，并且明确告知当事人其文书信息在网上能够被查阅。法院负有对这些记录信息的监管权，如果记录信息可能用于不恰当目的时，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编辑部分信息或者决定对记录保密。实践中，多数州都将有关个人隐私权和利益的、可能伤害个人的、涉及商业秘密和信息的、涉及公共安全的四类法院记录信息不予公开。三是在传媒报道上，美国对案件信息的限制在审判前主要采取颁布“司法限制言论令”，禁止媒体传播案件信息；在审判过程中主要采取不公开审理、密封逮捕和公开记录的信息、限制案件相关人员向媒体透露信息、限制摄影设想者和相关设备等。当然在司法与媒体的互动关系上，美国明显是走向开放的趋势，在保障公正审判的同时，尽量维护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言论自由。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媒体报道规则详细规定记者在法院拍摄、记录、播放应遵守的规则，洛杉矶高等法院公共信息办公室专门制订了《新闻记者庭审报道指南》等。

刑事司法鉴定 篇5

关键词：统一管理 侦技结合 鉴定启动权 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

司法鉴定是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司法鉴定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现代随着刑事犯罪的科技化和智能化，司法鉴定对于探明刑事案件真-相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已经成为证据制度的技术基础，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科学的司法鉴定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为推动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规范和加强司法鉴定管理工作，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决定》对加强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适应诉讼的需要，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也仍在不断完善。但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是与诉讼制度、证据制度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受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制约。总体来看，有中国特色的司法鉴定制度尚未真正形成，同时建立统一的刑事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途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阶段我国的司法鉴定领域仍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司法鉴定领域存在的问题

1、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多种管理机制并存，多头管理直接导致了“鉴侦合一”、“鉴检合一”的现象出现。

《决定》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第七条规定“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公安部在该《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下列5种对象委托的鉴定不在《决定》限制之列，公安机关鉴定机构应予受理：(1)公安机关内部委托的鉴定;(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仲裁机构委托的鉴定;(3)纪律监察机关委托的鉴定;(4)公证机关和公民个人委托的非诉讼鉴定;(5)通过指纹、DNA等数据库进行人体生物特征检索，提供有无犯罪记录查询等非诉讼鉴定，司法鉴定《刑事司法鉴定》。显然，公安机关认为《决定》所指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是指在诉讼中面向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公安机关所属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不属于《决定》规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范畴。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有关人员认为，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含义有二，“一是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实行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相结合的制度;二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根据侦查工作需要保留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提供鉴定服务”。检察机关为贯彻这一规定，“自2005年10月1日起，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一律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提供司法鉴定服务;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不得在司法行政机关登记注册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鉴定业务”。

于是，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就形成了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 “三套”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管理机制。这是从旧的公检法司各行其是的管理机制蜕变出来的新的 “三套”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机制，同时《决定》规定的“侦查机关”是否等同具有侦查权的机关?如果等同，监狱也可因享有部分侦查权或存在侦查职能，以“侦查工作的需要”为借口设立鉴定机构。这样司法行政部门因《决定》“不得设立鉴定机构”的禁止性规定，又因其监狱属于内设部门存在侦查工作而获得“设立鉴定机构”的权力，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这样，我国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机制就更混乱了。

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系统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其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同时具有“执法者”的身份。这直接导致了“鉴侦合一”、“鉴检合一”的现象。既然司法鉴定是科学实证活动，那么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保持中立的社会角色。而这种双重身份的存在，无法从制度上保证鉴定人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安、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揭露和追诉犯罪，它们的鉴定是控方证据的组成部份，即使其做出的鉴定结论是客观、公正的，群众有时也会认为鉴定人员同侦查人员同属一个单位，缺乏回避，从而信任度下降，公信力大打折扣，影响司法鉴定的社会效果;同时，侦查机关在自己的诉讼阶段，独立地进行鉴定，也容易导致司法鉴定的暗箱操作，容易造成司法不公。

2、侦检机关垄断鉴定启动权，当事人无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

律师刑事司法建议书 篇6

被告人：

案由：

起诉书文号：

被告人×××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款、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法定刑为×××。

因其具有以下量刑情节：

1.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2.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

3.酌定从重处罚情节：

4.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5.其他

故根据×××(法律依据)的.规定，建议判处被告人×××(主刑种类及幅度或单处附加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执行方式)，并处×××(附加刑)。

此 致

×××人民法院

检察员：

论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制度 篇7

关键词：制度,现状,问题,建议

一、刑事被害人救济概念及现状

刑事被害人救济, 是指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犯罪分子实施的侵害性的犯罪行为而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进行补救的司法活动。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 并不意味着其是国家代替犯罪人承担民事责任, 也不是基于对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赔偿义务的责任人, 而是国家对特定的被害人实施的一种经济救助方式。

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救济在现实社会中的主要体现是在我国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家属面临着赔偿难的问题, 一方面, 刑事案件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无法破案, 或者法院判决嫌疑人无罪, 导致被害人不能获得损害赔偿;另一方面, 执行难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之后。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现状在法律制定和相关的法律解释中的体现:2000年7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在我国的有关司法救助方面是相对全面和系统的、其中包括当事人追索赡养费, 抚养费, 抚育费, 抚恤金, 养老金, 社会保险金, 劳动报酬困难需要得到国家救助的情形或者因其是孤寡老人, 孤儿, 残疾人且无稳定生活来源等情境下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情形;还包括因交通事故, 医疗事故, 工伤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需要追索医疗费用和物质赔偿等需要国家救助的情形, 或者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的情形下致使生活困难, 无其他收入的情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情形。都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针对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可以代为制定辩护人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也做了相关的规定, 如被告人是未成年或残障的情形。对于此种情形最高院刑诉法司法解释也做了相关规定, 如经济困难标准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情形;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且本人确无经济来源的情形或者案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情形。此外, 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因客观原因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 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的情形亦做了相关的规定。虽然法律对当事人能够获得国家救助的情形都做了相当的规定, 但由于司法救济制度的一些局限性导致其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规定不足

主要体现在刑事被害人与一般侵权被害人赔偿范围规定不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 “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司法解释通过从程序上规定不予受理的方式, 否定了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一般侵权被害人的赔偿范围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致使前后矛盾, 给执行程序带来一定困扰。

(二) 操作混乱

主要体现在刑事被害人是否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做法不一, 《不受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颁布后,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严格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 不予受理精神损害赔偿。但是, 对于被害人需要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 许多司法实务工作者由于不认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被害人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作出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

(一) 法律面前的弱势群体需要得到司法机关的帮助

保障人权是司法的最终目的, 权利如果得不到救济, 那就不能称之为权利。由于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 致使许多公民都成为了法律面前的“弱势群体”, 而他们面对的又是繁杂的司法机制和强大的司法职权。使得这些弱势群体不但不懂得相关的法律知识, 又不懂得在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应如何得到救济。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就需要司法机关给予帮助, 这就需要他们提出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 为保障公民权提出具体的救济手段;如出台相关的法律, 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弱势群体”较快的得到救济成为可能。

(二)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需要完善我国的司法救济制度

当今世界各国公认的法律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 “放弃自己的自由, 就是放弃作人的资格, 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 (卢梭:《社会契约论》) 。从宪法诞生之日伊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便成为宪法的灵魂, 深入人心。宪法平等权原则就意味着公民不分性别、种族、职务、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 在法律面前要受到平等对待, 都享有同等权利, 承担同等义务。基于分配正义而主张的事实平等构成了当代平等观的价值结构。在法律面前, 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如何才能使人人都能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这就需要司法机关无论是在实施保护和处罚方面都要是平等的。使加害者得到应有的处罚, 使受害者得到应有的救济。法律确认和保护公民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处于平等的地位, 不允许任何人有什么特权是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的。

三、对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更好完善提出的建议

我国的刑事赔偿在近年来多数是难以兑现。据统计, 刑事立案数每年都在400万件以上, 面对庞大的被害人群体, 大量的刑事案件被告人都没有赔偿能力或者欠缺赔偿能力, 或者刑事案件发生后无法于短时间内抓获犯罪嫌疑人, 或者无法认定证据等导致大多数的被害人的家庭陷入了人员伤亡不能得到救治, 财产损失不能得到赔偿的困境。就被害人而言, 疾病、残疾甚至失去至亲都是犯罪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 而无法再经济上得到补偿, 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上便难以进行。对于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 人们充满了期待。这就迫切的需要国家能够尽快制定出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体系, 为司法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完善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是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的内在需要。综上所述并结合我国司法救济制度的现状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建议:一, 确立基本指导原则, 以帮助被害人脱离基本生活困境为原则, 于案发初期及时救助被害人原则, 在救助的范围对象, 条件方面的公开性原则, 公平合理讲求效率原则。二, 完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取消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三,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把精神损害纳入附代民事诉讼范围内, 是我国全面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不要举措, 是体现法治救济, 实现人权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措施。

四、结语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司法救助制度的重要部分, 是落实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 是缓解社会矛盾, 稳定社会秩序, 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但在实际操作时又面临着制度的不完善, 实施程序混乱等困难。这就需要司法机关不断的完善法律体系, 出台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调整。为了在刑事案件中最大程度的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这需要在国家通过立法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司法救济同时, 被害人也能自己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 学会保护自己的实体法定权利。只有将国家救济和被害人自主学习充分的结合起来才能使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与法定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洪巧.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困境和出路[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6) .

[2]高泉和.论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及其完善[D].厦门大学, 2008.

[3]曹东升.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9 (2) .

美国刑事司法制度 篇8

关键词：非法搜查；非法扣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美国刑事搜查与扣押证据排除规则简介

（一）美国刑事搜查与扣押证据排除规则概念

非法搜查、扣押证据的排除规则是指政府执法人员违反联邦宪法第4修正案的规定所获得的物证、书证，不得在审判中用作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

（二）美国刑事搜查与扣押证据排除规则历史发展

这一规则最先确立1886年的“博伊德诉美国”案，但真正开始对联邦执法活动产生影响，则是在1914年的“威克斯诉合众国”案以后。此后近半个世纪里，一些州也自愿采纳了这一规则，但联邦最高法院没有要求各州法院必须排除非法证据、1960年，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第14修正案的规定，判决禁止控方在联邦法院使用非法证据，不管它是由联邦的警察还是州警察收集的。196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的判决中，正式将非法搜查、扣押证据的排除规则适用于各州。从此，在各州法院的诉讼中，违反联邦宪法第4修正案所获得的证据也不再有证据资格。由此可见，美国是实行自动的排除规则的，并且适用范围不断的进行调整。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基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衡量中，美国是注重法律程序之正当性而较为彻底的采用排除规则的国家。尽管排除规则在美国刑事程序中得以确立，在理论上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但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鉴于控制犯罪的利益需要，联邦最高法院开始慎重地改变着适用排除规则的范围。

二、我国现阶段非法搜查扣押证据排除规则的缺陷

（一）非法搜查扣押证据的排除范围

规定得较为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领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的认识还显得不够深入，学界在论证和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学说中，基本上是未加区分地将西方法域（尤其是美国法域）中“抑制违法侦查”、“救济公民权利”、“惩罚违法行为”、“维护司法廉洁”、“弘扬法治理念”等几种流行的理论基石一齐搬运到中国，并将之共同作为未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石。

（二）搜查权缺乏

中国搜查的立法与中国搜查的实践存在着鲜明的反差，最大的反差就是立法对搜查实践没有规范力，或者是有非常弱的规范力。我国搜查制度整个运行机制的根本的特征是要求发挥侦查机关的权力作用，自由裁量的思路在起作用。

（三）我国现行扣押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

虽然刑事诉讼法关于搜查扣押的规范比较粗疏，实务部门却有着比较详细的司法解释和操作规程。因此，我们更应当思考的真正问题是：在详细的操作规范下，为什么有时还会发生不适当甚至是违法的搜查扣押现象？这种现状是否意味着，在我们今后的制度完善研究中，一定要有针对性，要研究怎么样才能把规范制订得更完备、更严密，以杜绝极端违法现象的发生。

三、美国搜查扣押制度对完善我国非法搜查与扣押证据排除规则的借鉴意义

（一）对于非法搜查与扣押取得的证据，应当实行裁量性排除

对于非法搜查与扣押所取得的实物证据，实行裁量排除。这是因为：首先，这是由非法取得的实物据的性质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所采纳该证据有助于案件实体真实性的发现。其次，由取得非法证据的方式所决定，在一定范围内采纳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会对人权保障构成强烈冲击。最后，尽管采纳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有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并且对人权保障的消极作用也较为有限，但是并不意味著，所有的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都可以采用。

（二）设立司法审查制度，用司法权制约侦查权

司法改革提出基本思路后，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典要及时跟进，改变现行刑事诉讼法立法过于简单、规范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将刑事搜查扣押逐渐从行政手段改造成一种的需要经过第三方审查批准的诉讼手段。就此，我们既要参考西方的通行做法，同时也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要有一整套的程序设计。由于我国的司法审查机制目前还未确立，这使得侦查权缺乏必要的制约性且权利过于强大，因此应该在刑事程序中设立预审法官，确立司法审查机制，进行司法审查并作出决定，侦查、检察人员只有在预审法官的授权下才可以实施搜查和扣押。

（三）完善扣押制度

刑事搜查扣押制度的改革完善需要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保障，而不应当仅仅是制度层面的变革。法律制度的改革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条文修改，法律条文的变动背后，是执法手段、执法实践的变化。制度与实践，理想与现实，总是在相互矛盾中不断演进，在演进中实现理想，又在理想之中回归到现实。

参考文献：

[1][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下），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陈光中：《改革、完善刑事证据法若干问题之思考》（代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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