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精选12篇）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篇1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印发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通知食药监稽〔2015〕27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厅 (局) 、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局、人民检察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按照中央深化改革相关工作部署,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研究制定了《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现予以印发, 请遵照执行。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篇2

一、2012年以来涉及“两法衔接”案件的审理情况2012年以来，我院共审结涉及“两法衔接”案件179起，其中。案件类型复杂，涉及部门众多，总体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9.8%左右。

二、“两法衔接”实施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篇3

关键词：公安执法；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体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理念的转变和突破，也是对严打政策的进一步延伸和完善。这一观念是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并逐渐成为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宽严相济，其内涵就是要区别对待不同的刑事犯罪，既要对犯罪进行有力打击和威慑，维护法治的严肃性，又要尽量控制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对抗，促使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转变，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基于这一要求，公安机关的执法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从如下两方面展开了分析和讨论。

一、宽严相济政策对公安执法产生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对公安执法工作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也给公安执法带来了一些困惑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安机关对犯罪的打击力度。这一问题首先体现为，公安机关的打击水平受到了影响。去年我省公安机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被检察机关认为没有逮捕必要，决定不批准逮捕，以及被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的，分别占到了总数的45%和57%左右，均比前年有所上升，成为了影响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移送审查起诉工作的主要因素。其次，严重打击了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打击效果，并且主要集中在轻伤害、交通肇事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三类案件上。

第二，增加了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困惑。这一问题集中表现为：①检察院和法院掌握的标准不明确，在主观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②不同地区之间检察院和法院机关掌握的标准不统一；③检察机关部门之间要求不一致；④检察机关缺乏法律依据的做法给公安执法增加了困难；等等。

二、公安执法落实宽严相济政策的主要对策

为了有效解决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给公安执法带来的影响，公正执法，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有效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我们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1.统一司法部门对宽严相济政策的认识

公安機关可以通过部门协商、报告申请、座谈会和研讨会等多种方式，促使检察院、法院和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自上而下的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达成共识，都能明确认识到，要彻底贯彻落实该项政策要注意三点。

首先，走出认识误区，明确严打是宽严相济的重要内容，该宽的地方要放宽，但是该严的地方也绝不手软，绝不姑息，不能片面求宽，但是也不能一味严打，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次，树立全局意识，在落实该政策时，一定要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不能盲目进行。而且，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面度刑事案件高发和社会矛盾突出等社会问题时，宽严相济政策的落实一定要保证社会稳定的大局，综合考虑社会稳定的承受能力，稳步推进。

最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动态的思维对其进行灵活运用。顺应社会治安形势的具体变化，灵活掌握宽和严的适用比例。例如，在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等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活动的节点，为保证重大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的需要，就可以采取以严打为主、以轻缓为辅的政策，保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维护治安大局的绝对平稳。

2.明确宽严相济政策的执行标准

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正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制度和相关的措施并不明确，只是一种概括性和原则性的状态，所以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将执行的目标和标准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这是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效率和效果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执法的过程中，公安机关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宽严相济这一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离不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整体框架，所以不能随意扩大对这一政策的理解和适用范围。我们可以采用明确适用范围、细化执行标准、严格执行程序等方法，统一各级司法部门对该政策的执行标准，对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确保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篇4

第一, 促进《刑法》与环保类法律法规的对接。《刑法》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明确了15种罪名, 立法机关针对部分条款也做了相关的司法解释, 指导了司法实践。但是现有的环保刑事立法存在缺陷, 针对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条款覆盖面不广, 立法的超前性不强, 系统性和严密性不够。应当促进《刑法》与环保类法律法规的对接, 对于在环保法规中明确规定了刑事责任的破坏环境资源行为, 应当设立专门性的罪名, 可以设置为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噪音污染罪、污染水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破坏草原罪等罪名 (1) , 并且明确量化罪与非罪的标准。

第二, 加强“两法衔接”相关规定的修订和整合。首先, 提高“两法衔接”规定的法律位阶。应将“两法衔接”中司法机关、环境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利义务写入《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的相关章节中, 从而提升“两法衔接”执行的强制力。其次, 对现行的“两法衔接”规定进行清理整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环境保护部等机关应当抓紧联合出台《关于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意见》, 其中明确“两法衔接”中案件移送程序、移送案件材料、责任部门、工作制度、法律责任等内容。另外, 检察机关应当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国务院出台专门行政法规规定查办环境案件的程序性规定, 从而增强“两法衔接”的法律约束力。

第三, 立法应明确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适用。《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法规赋予了环保部门行政处罚权, 针对破坏环境资源的违法行为, 环保部门可以采取罚款、限制停产、责令整治等措施。《刑法》针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犯罪, 多数规定了“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者, 甚至没收财产。在处理环境违法行为时, 应当确立“附条件的并科原则” (2) , 即当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处于同类型时, 可以相互折抵, 当两者处于不同类型时, 应合并使用, 避免“以罚代刑”或者“只刑不罚”出现。

二、完善联动执法和协作配合机制

第一, 建立公安、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提前介入是指公安、检察司法机关有条件地介入行政执法, 与行政执法机关密切配合、联合执法。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破坏环境资源类案件, 在环境监管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 请公、检、法及时介入调查, 有利于案件线索和证据的收集、固定。

第二, 建立完善环境案件移送机制。各级环境保护、公安部门要严格按照《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当地实际制定关于案件移送的职责、时限、程序和监督的要求, 积极做好案件调查、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等工作, 环保部门经认定行为涉嫌犯罪的, 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移送, 若决定移送, 应当在决定当日内进行移送, 同时移交案件调查报告、相关证据材料。决定不移送的, 应当说明理由, 并记录在案。

第三, 建立环境案件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环境监管“网上衔接, 信息共享”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一是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将查处的所有环境违法案件情况根据办案流程, 及时录入环境监管信息管理系统, 接受上级主管机关与同级政府法制部门、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指导和监督制约;二是公安机关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销案情况;三是人民检察院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立案监督、批捕、起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案件的情况, 到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第四, 建立健全“两法衔接”联席会议制度。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两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相互通报查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两会衔接”的情况, 提出加强两法衔接的对策。

第五, 建立联动执法联络员制度。各级环境保护、公安、检察部门应明确内部机构在环境违法案件查处中的职能分工, 分别确定具体牵头部门及联络人员, 开展经常性的信息互通、协调办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制定联动工作方案和行动计划, 积极开展联动执法专项行动, 依法加大对重大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综合惩处力度。 (3)

三、加强“两法衔接”机制的运行监督

第一, 加强对环境监察部门移送案件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要重点监督环境监管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发现的违法事实涉嫌构成犯罪的案件是否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是否妥善保存并固定所收集的证据, 是否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进行移送。

第二, 加强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是否存在该立案不立案、该侦查不侦查的行为;对于移送的证据公安机关是否履行相应手续并妥善保管, 对不予立案的涉嫌犯罪案件是否说明理由并报检察机关备案;对于公安机关未及时受理或者立案的, 应当依法开展立案监督, 督促公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受理或者立案侦查;对立案后久侦不结的案件, 要加强侦察监督;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 必要的时候, 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 协助公安机关及时侦结案件。

第三, 加强对环境执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监督。检察机关发现环境执法人员徇私舞弊, 对依法应当移送的涉嫌环境犯罪案件不移送, 情节严重, 涉嫌职务犯罪的, 应当及时介入调查, 依照刑法有关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利用职权干预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执法, 阻挠案件移送和刑事追诉, 构成违纪、犯罪的, 同样依法追究其纪律责任、刑事责任。

四、提升环境执法人员法治意识和专业水平

执法人员作为“两法衔接”制度执行者, 其责任意识和专业水平决定着制度落实的力度。环保部门、司法部门要通过会议、培训等形式宣传“两法衔接”工作的重要性, 并且将“两法衔接”工作落实情况纳入考核体系, 从而增强执法人员的责任意识, 鼓励执法人员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各级环保部门、公安部门要树立证据意识, 及时收集、提取、监测、固定污染物种类、浓度、数量等证据。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应当运用实习教学、典型案例研讨、专题讲座、跨部门学习锻炼等形式, 组织开展业务培训, 重点加强对环保法律法规、破换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相关司法解释、“两法衔接”的规章制度以及专业鉴定技能、环境案件侦查技巧等方面的教学。

五、小结

建设“美丽中国”, 构筑生态文明, 是我国确定的重要奋斗目标。环境保护不仅需要各个部门各司其职, 更需要立法、执法、司法的配套衔接, 尤其是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当前, 我们应以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和推进“两法衔接”探索为契机, 完善相关环境法律法规, 构建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为环境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注释

11 李聪莹.“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罪罪名体系的立法构想”[J].湖北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2 (4) :126.

22 侯艳芳, 刘传颂.“行政处罚与刑罚折抵的处罚”[J].山东审判, 2008 (2) :78.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篇5

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问题的原因分析

1、行政执法机关与公、检、法的配合不密切，贻误一些侦查破案的最佳时机。如少数行政执法机关认为主要任务是查处行政违法案件，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和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是司法机关的事。由于司法人员对行政业务、法规、会计、金融等知识熟知程度不高，联合办案有时就成为行政执法部门单打独干了，而且双方无法相互制约和监督。

2、受理移送案件“门槛”过高。司法机关往往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作为拒收案件的主要理由，致使部分案件无法移送，无形中把行政执法机关摆在了“侦查部门”的位臵。司法机关也

1无从掌握行政执法机关处理的案件中有多少符合刑事追诉标准，不移送甚至以罚代刑，司法机关也无从解决。

3、移送反馈不足。对于移送的案件，有时公安机关没有依据有关规定，将是否决定立案或者转交书面通知行政执法机关，致使移送案件的处理情况不予反馈或者反馈信息不具体，影响行政执法部门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

4、一些联席会议机制作用不大。联席会议仅在解决某一方面、某一时期、某一行业的法律监督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多数情况下，行政执法过程中缺乏整体配合，大多对联席会议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使联席会议机制作用难以显现。

5、信息共享机制不到位。如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同时，不按规定将移送信息及时报检察机关备案。主动移送少，检察机关上门催要多；通报的部分信息质不高、量不全，价值不高。

6、利益部门化造成打击不力。行政执法人员移送案件意识欠缺，制约着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的移送。有的行政执法人员仍然存在“执法就是罚款、管理就是收费”的执法意识，有的部门仍存在执法权力利益化的现象，实际发生的案件多、查处的少，行政处理的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的少，导致对经济犯罪执法不严、打击不力的现象还未消除。

二、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对策

1、加强信息共享。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应创造有利条件，逐步实现单位之间的网络互联、数据互通、信息共享。一是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及时向检察机关通报查处的案件情况，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数量、简要案情等。同时，检察机关应及时通报案件的立案监督情况。二是健全备案审查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案犯罪案件，应及时抄送检察机关备案。公安机关对行政机关移送的案件经审查作出立案或不立案决定，应报检察机关备案，主动接受监督。

2、加强协调配合。在案件查处过程中，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应当加强协作，联合执法，使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据符合公安机关的法定程序，方便公安机关侦破案件。公安机关提前介入调查，如果认为现场查获的涉案货值明显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就应该立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在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中也要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取得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

3、加强引导监督。检察机关应把监督行政执法机关规范合法地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作为立案监督新的突破点，定期或不定期与各行政执法机关召开联席会，加强联系，互通情况，研究解决执法衔接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与困难，商议解决办法。

4、加强综合治理。打击犯罪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全方位打击涉嫌犯罪案件，就必须形成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把案件的移送、侦查、立案等纳入综合治理目标考核管理范围，采取奖惩相结合的措施，加强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篇6

关键词：刑事；司法；宽容；界限

一、刑事司法宽容的概念及其基础

1.宽容及刑事司法宽容的概念

“宽容是指允许别人自由行动或判断；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宽大有气量，不计较或不追究。”这种宽容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把宽容理解为克制和忍让，即宽容是指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忍耐公正的容忍；另一方面把宽容理解为尊重和平等，即宽容是具有普遍价值向度的道德态度和文化态度，在人格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之上，以理解、宽谅的心态和友善和平的方式，来对待、容忍、宽恕某种或某些异己行为、异己观念乃至异己者本身的道德与文化态度、品质与行为。对宽容内涵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和确认刑事司法宽容的概念、内容和价值。

刑事司法宽容是指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在行使刑事司法权的过程中对刑事司法参与人的一种宽容态度和积极行动。从概念上分析，刑事司法宽容强调的是对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参与人的一种宽容态度，这种宽容具有普遍性与包容性的特点。

宽容的普遍性表现在对于刑事司法所有程序中的当事人都应当宽容对待。这里更加偏重强调的是对有过错的当事人的一种包容和尊重的态度，这不仅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也体现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法宽容理念的影响。当然，这里论证的宽容并不是完全无原则的纵容，我们所指的宽容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宽容，对于那些漠视法律法规、对他人法益以及社会整体秩序有着极其恶劣影响的犯罪行为，宽容思想的适用是审慎的。

2.刑事司法宽容的基础

宽容思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广泛的基础，从制度与宽容的关系的角度出发，随着宽容理念的不断被接受，我国目前刑事司法领域已经体现出宽容制度化和制度宽容化的特征。首先，刑事司法宽容思想有可依据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从宽容的目的和功能的角度出发，宽容的现实依据主要来自不宽容的巨大现实危害性，这种危害性导致了巨大的经济乃至生命的损失，宽容思想有利于消除不宽容的灾难并能够从现实中维护社会的安稳与和谐。司法宽容是宽容的理念在法律领域的实践，刑事司法宽容作为司法宽容的内在组成部分需要宽容思想，这也是其存在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其次，刑事犯罪的存在是无法避免的社会常态，刑事司法宽容存在其必要性。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人性所具有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人既有社会性的一面，即生来就要过社会生活，又有反社会性的一面，即生来就有与社会公众利益相悖的欲求。从人性的这个方面分析，刑事犯罪既然是不可消灭的社会现象，那么社会对刑事犯罪就要有一定的容忍限度，尽管这样的宽容与容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然而一味的试图从根本上消除犯罪是行不通的，因此只有存在着适度宽容的思想才能保障社会的正常发展。再次，罪犯回归社会需要宽容思想。对大部分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人，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归社会的。“社会的进步是全体进步，一个负有社会国家原则义务的国家，不能仅满足于对违法者的处罚，而且还必须考虑到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他能够在社会上重新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虽然刑事犯罪人由于犯罪而接受国家刑法的否定性评价，但是作为社会一员，他们也在社会的运转中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给予这样的群体以宽容是维系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最后，人类理性的相对性需要宽容。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司法官对于犯罪行为的判断也会随着法律的改变而有所不同。此外，由于侦查技术、司法资源等局限性的原因，导致在现实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着许多冤假错案，此时刑事司法宽容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刑事司法宽也给我们自己对司法亵渎行为的一个纠错机会。

二、刑事司法宽容思想在我国的表现

宽容思想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有着广泛的适用，具体表现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影响、刑事和解制度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以及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修改上。

1.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运用刑法体系有效的进行犯罪防控的手段，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的“宽”正是刑事司法宽容的体现。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社会的安定有序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意愿，因此人们越来越多的趋向认同“刑法的美德是宽容、正义的目的是和谐”的理念。这种理念的渗透使得刑事司法活动更加具有人道关怀的意味，对于犯罪人在刑法上给予寬容的态度能够更好的从心灵上对于犯罪人进行惩戒，这比从浅层次的剥夺犯罪人的自由和经济利益要有效的多。

2.刑事和解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篇7

从一则食品安全监管案例引发的思考

食品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常用品, 在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 食品制作的工业化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科技进步, 食品添加剂的研究和使用越来越普遍。这造成当代食品卫生安全的许多重大隐患, 控制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成为各国食品安全监管中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2008年6月28日, 兰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医院收治了一例患“肾结石”病症的幼儿, 根据家长们反映, 孩子从出生起就一直食用河北省三鹿集团所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7月中旬, 甘肃省卫生厅接到医院婴儿泌尿结石病例报告后, 随即展开了调查, 随后短短两个多月, 该医院收治的患婴人数扩大到14名。除甘肃省外, 陕西、

ECONOMIC OUTLOOK THE BOHAI SEA

宁夏、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地都有类似病例被发现。9月11日, 卫生部对这一系列病例及媒体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 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 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这一系列病例揭开了三鹿集团乳品安全问题的序幕, 不仅如此, 三鹿集团乳品含有三聚氰胺成分并非一个特例, 随后国家对多家乳品企业的拉网式检查表明, 绝大多数知名乳品企业的配方奶粉中都或多或少地被检出三聚氰胺成分, 一时间广大消费者谈奶色变。鉴于三鹿集团婴幼儿配方奶粉含有三聚氰胺事件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 案件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09年1月22日, 三鹿系列刑事案件, 分别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无极县人民法院等4个基层法院一审宣判。田文华被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另悉, 这批宣判的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中, 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蛋白粉”的被告人高俊杰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 被告人张彦章、薛建忠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5名被告人各获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三鹿集团本来是河北省的一家明星企业, 又是中国与新西兰合资的中外合资企业。为什么会发生三鹿奶粉事件?我们从法治的角度来看, 不能简单地把三鹿奶粉事件说成是不法分子大胆妄为, 该事件所暴露的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严重缺陷。三鹿集团用以生产奶粉的原料是牛奶, 奶牛是由众多分散的农户所饲养, 奶农收集牛奶后, 由当地奶站收购。奶站或者代理三鹿收购, 或自行收购后转售给三鹿集团。在从奶牛饲养到奶品加工的一系列中间环节中, 三聚氰胺都有可能被掺杂其中。而这一系列环节, 又归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在缺乏统一执法体制的前提下, 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是很难调查清楚的。而作为拥有司法调查权的公安机关, 在得到明确的犯罪证据之前, 并不能介入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调查。法律程序的碎片化在三鹿奶粉事件历经数年的发展过程中难辞其咎。三鹿奶粉事件敲响了中国食品安全的警钟, 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诞生的催生剂。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 , 力图克服我国食品安全执法体制的碎片化状态, 但在食品安全监管中, 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对接问题却未受到足够的关注, 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 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对接存在裂口, 削弱了法律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力, 解决这一问题有着紧迫的现实意义, 本文略述浅见。

关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关系

作为性质迥异的两种法律制裁方法, 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在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 刑事处罚是指因为违反刑事法律而应当承担的法定的不利后果。刑事处罚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形式。行政处罚是指因为违反行政法律或因行政法规定的事由而应当承担的法定不利后果。一个不法行为, 如果其社会危害性已经严重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时, 就应当划入刑罚的范围;反之, 如果其违法行为情形比较轻微, 则应由行政机关处以行政处罚。区分刑事处分与行政处罚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违法情节轻重。违法情节反映了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 它是区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重要标准。如《食品安全法》第84条规定, 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我国《刑法》第140条规定,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 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 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我国《刑法》第144条规定,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处罚 (第一百四十一条为生产销售假药罪处罚, 其最高刑事责任为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

第二、违法数额多少。在涉及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中, 违法数额是衡量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对于区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具有重要意义。《食品安全法》第85条规定, 有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 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许可证。

第三、危害后果大小。危害后果大小对区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不法行为, 只要危害后果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 都将转化为刑事犯罪而最终落实到刑罚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98条规定, 违反本法,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分则第二章第115条,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规定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完善食品安全领域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对接机制的建议

区分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 实际上是一个区分罪与非罪的问题。从法理上讲, 公安司法机关有权对涉嫌构成犯罪的行为采取刑事侦查措施并提起公诉, 最终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机关为人民法院。除公安司法机关外, 任何其他机关都不得进行刑事侦查, 更不得定罪量刑。也就是说, 公安司法机关掌握着罪与非罪的预先判断标准。但公安司法机关通常没有行政监督检查权, 对食品卫生安全的行政监督检查权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 在这种二元体制下, 司法程序和行政监督程序如何衔接就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立法通常的做法是, 首先对行政监督程序予以规定, 然后规定对于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 行政机关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例如《食品安全法》第81条的规定,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对生产经营者的同一违法行为, 不得给予二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 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上述立法模式蕴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前提———行政机关完全有能力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其实, 这一假设前提是不真实的, 因为罪与非罪的标准并非总是绝对清晰, 法律条款的模糊性总是不可避免。刑事政策对于澄清法律标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刑事政策由司法机关所掌握, 通常行政机关对刑事政策了解不足。如果行政机关无法判断行政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或者判断错误, 把构成犯罪的案件认定为不构成犯罪, 必将削弱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 为我国的食品安全埋下巨大隐患。在“三鹿”奶粉事件中, 尽管质检、卫生、工商、食品药品监管等行政部门均负有监管职责, 但这些行政机关或者没有尽到监管职责, 或者没有能够及时将违法行为线索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结果导致了三鹿奶粉事件长期发展, 受害区域扩大, 受害人数增加。

虽然许多涉嫌犯罪案件本应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被发现, 但是由于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条块分割、各自独立, 行政机关通常是对所发现的案件线索予以行政处罚了事, 并不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这使得本已构成犯罪的案件难以得到及时有效惩治。司法程序和行政执法程序存在明显的对接裂口, 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食品安全领域, 而是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如何实现刑事司法程序与行政执法程序的无缝对接, 避免法律实施中出现重行政执法而轻刑事程序的不良后果,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认为,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行政执法程序和刑事程序的优先顺序, 目前, 我国的部门和行业立法都以行政执法程序优先, 行政执法部门对所发现的案件线索自行判断是否涉嫌构成犯罪, 而忽略了司法机关在判断罪与非罪标准上的专业性。《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仅是这一普遍做法中的一例。建议立法机关对于部门和行业立法中所广泛存在的“移送司法机关”的条款进行修改, 行政执法部门所发现的一切违法案件线索均应当报送公安司法机关备案, 由公安司法机关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经公安司法机关判断构成犯罪的, 行政执法机关相应终止行政处罚程序;经公安司法机关判断, 不够成犯罪的, 行政执法机关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理查德·A·波斯纳, 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篇8

1 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是严厉打击农业违法行为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手段, 事关依法行政, 事关农资市场秩序维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关农民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农业部门及时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使违法行为人不仅受到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追究, 而且还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打击违法行为, 遏制违法犯罪活动[1]。

2 福建省“两法衔接”机制发展历程

近年来, 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纷纷单独或联合出台有关“两法衔接”工作规定。农业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2010年5月27日,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明确提出网上衔接、信息共享的目标要求, 标志着“两法衔接”工作进入地方立法范畴。

2011年9月15日, 由福建省委、省政府转发省法制办、省法院、检察院等八家共同制定的《关于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 大胆提出了利用已有的电子政务网络和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的思路。同年11月15日, 省检察院出台《关于在开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加强内部协调配合的意见》, 确立了侦查监督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牵头部门的职能定位。

2013年5月9日, 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政府法制办、省食安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涉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移送衔接工作机制的会议纪要》。

2014年4月29日, 我省“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同年12月, 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食品药品监督局、省质量监督局联合出台《关于规范涉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的检测、鉴定及相关工作的座谈会纪要》 (下称《鉴定纪要》) 等3个文件, 为依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领域犯罪提供了法律保障。

福建“两法衔接”工作虽然起步相对较晚, 但定位高, 进步快。2013年9月4~6日, 高检院联合调研组对我省“两法衔接”工作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到省检察院、泉州、石狮等地调研、考察“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运行情况, 对我省在“两法衔接”工作中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3“两法衔接”机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动物卫生领域“两法衔接”工作虽取得一定成效, 但因种种因素和条件制约, 仍举步维艰。

3.1“两法衔接”机制刚性约束不足实践中, 由于《决定》仅停留在地方立法层面, 各级行政执法、司法机关之间虽会签了许多规范性文件, 但这些文件主要源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相关部委及地方的联合发文, 且多数以“意见”、“会议纪要”的形式下发, 法律阶位低, 执行起来多靠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自觉性, 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 且有的规定过于原则、粗犷, 无相关细化的配套规定和有关责任追究及监督制约的条款, 可操作性不强, 法律依据匮乏。

3.2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不畅

一是由于刑事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比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更加严格, 造成有的案件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存在分歧, 一方认为证据充分, 可以定罪, 另一方却认为证据不足, 不予立案或起诉。二是取证程序不够规范, 造成证据来源、形式的合法性存在较多瑕疵。三是取证范围不够全面, 重视现行行为的取证, 忽略既往行为取证;侧重收集行政处罚所需的证据如口供, 对于账册、发票、证人证言等证据收集不及时、不全面;还有的缺乏危害后果的证据, 不利于对案件作出全面的评价等。

3.3 食品安全类案件鉴定难问题凸显

3.3.1 缺乏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名录

导致鉴定无从下手, 或者鉴定意见证明力弱, 如我所在办理陈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中, 涉案的猪头骨, 委托“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鉴定, 该中心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及“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 存在争议。检察机关认为该中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鉴定主体要求, 其鉴定意见不宜采信。侦办机关却有苦衷:一方面, 省卫生行政部门因怕麻烦、怕担责, 而一再推诿, 拒不受理鉴定申请。另一方面, “省动物疫控中心”作为农业厅直属检测单位, 是省内最具权威、最专业、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 其虽非“产品质量检验机构”, 但是否属于“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因该名录尚未出炉, 若就此否定其主体资格, 有失偏颇。

3.3.2 扣押物品的抽样检测

是只对其中几项标准进行检测还是进行全方位检测, 分歧较大。如:陈某案的检测结果是“检测样本经猪源链球菌通用型抗原核酸检测为阴性”, 可见, 仅对送检样本进行“猪源链球菌通用型抗原核酸”检测, 而未进行“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的病毒、病菌”的全面检测, 若因此得出“未检测到‘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结论, 则有悖常理。

3.3.3 有关鉴定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

如:高法《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办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纪要》、省五家《鉴定纪要》之间有关鉴定主体、鉴定流程等规定存在一定冲突, 且与目前机构改革或机构职能重新划分不衔接, 影响适用。

3.3.4 关于检材的问题

尤其是新鲜的检材, 极易腐化变质, 对检测、鉴定的条件要求更高, 时限性更强, 若检测鉴定不全面、不具体、不及时, 容易因检材灭失, 错失良机, 放纵犯罪。此外, 鉴定周期长、费用高等问题, 亦困扰着办案实践。

3.3.5 案件移送标准把握不一

主要是对相关罪名和犯罪构成标准把握不准, 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线存在认识偏差, 造成有案难移, 有罪不究等现象时有发生。如农业部公告第168号《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明确规定喹乙醇预混剂禁用于体重超过35 kg的猪。福建某生物有限公司的罗某、罗某义明知该规定, 仍故意在其生产的中猪预混料YD13系列中添加喹乙醇, 由于该料系供体重为30~60 kg的猪食用, 导致无法确定其中供体重为35 kg以上的猪食用的销售数额, 也就无法对二嫌疑人定罪量刑, 从而规避了法律。

3.3.6“两法衔接”平台建设缓慢

福建省建成并运行“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一年有余, 各地仍普遍存在平台信息录入不及时, 录入不规范, 选择性录入等问题, 平台应用率低, 作用难以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个别单位, 对于两法衔接平台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 存在怕麻烦、怕担责的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 录入意识不强, 工作推动不到位。个别单位因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的思想作祟, 或因本身存在以罚代刑、有案不移、有案不立、降格处理等, 不愿、不想、不敢将所有的信息全面、及时录入平台, 不愿接受监督。还有的单位因经费紧张、人手短缺等条件制约, 至今尚未接入平台。缺乏有效的考评和制约机制, 亦是个别单位录入积极性不高, 主动性不强的原因之一。

4 对策及建议

我国“两法衔接”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各地应加强探索和实践。为有效破解法律依据匮乏、机制不健全的困境, 笔者认为:

4.1 制定一部专门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法”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一部包括动物食品安全在内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法”, 以法律的形式, 统一、刚性规定涉刑食品案件移送标准、程序及衔接各方职责和法律责任等;明确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中的监督地位、职责、监督范围、程序、措施方法等, 突出监督刚性。相关部门及时制定配套实施细则, 制订修订动物食品安全标准, 出台立法和司法解释, 避免条文之间、条文与实践之间的冲突与歧义, 增强可操作性。统一检测、鉴定机构, 明确检测鉴定范围、程序、标准及期限、资费和监督制约等, 为“两法衔接”工作提供法制保障。

4.2 统一“两法衔接”的证据规格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及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执法过程中扣押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 直接转换为刑事证据;对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现场笔录等专门性证据材料, 一般只需形式审查, 即可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对于证人证言、当事人谈话笔录等言词证据材料, 原则上要经过司法程序的转换, 确因不可抗力 (如证人死亡) 经查证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 也可作为刑事证据使用[2]。为此, 首先, 应统一行政违法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建立以刑事诉讼证据标准为核心的证据体系, 确保所收集的证据既可为行政处罚依据, 亦可作刑事诉讼证据, 避免因证据标准不一而产生分歧和推诿。其次, 应强化法治观念和证据意识, 提高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要及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 防止因时过境迁证据损毁或灭失, 影响对案件的查处;另一方面要合法、合规收集证据, 坚持收集证据的主体适格, 来源、程序合法, 避免出现非法证据或瑕疵证据。第三, 应加强教育培训。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 提高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司法机关要及时补强动物卫生领域法律等知识, 加强研讨, 不断增强预防和查处犯罪的能力。

4.3 着力转变执法理念

近年来, 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亮红灯。2015年6月11日,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强调:以“零容忍”的举措惩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以持续的努力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此, 作为负责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部门:一要强化增强大局意识。从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依法治国的高度来认识“两法衔接”工作, 树立全局观念, 克服本位主义、部门利益等消极情绪, 抓好工作落实。二要强化接受监督意识。摒弃“怕麻烦”、“不愿为”等情绪, 树立“监督也是支持”的思想, 自觉接受监督, 确保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三要强化沟通协调意识。要注重通过信息共享平台给行政执法戴上了“紧箍咒”, 破解“不想接入”、“不愿接入”等衔接难题。

4.4 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两法衔接”工作的有效载体。为此:一是建议由国务院发文推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将其作为各级政府的硬任务, 确立政府一把手的主体责任。各地应高度重视, 对平台建设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动, 抓好平台上岗培训, 确保任务完成。二是把平台建设作为专项任务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实行“一票否决”, 建立责任追究、倒查机制, 确保工作的落实。三是建议采用数据自动交换技术全面代替当前的人工录入, 使行政机关在自己数据库内录入的行政处罚信息能够同步进入平台, 实现行政处罚案件的资源共享[3]。

4.5 架构“两法衔接”工作机制

一是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建议在政府内设立单独的“两法衔接办公室”, 牵头“两法衔接”工作, 负责联席会议召集、综合协调、制度规划、教育培训、业务督导、考核奖惩及提供法律汇编、典型案例等工作。各单位选任若干专职联络员, 专门负责衔接工作落实、重大案件通报、信息录入及统计等“两法衔接”日常工作。二是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情况通报机制。要联合制定“两法衔接”工作制度, 对信息互享、交流沟通、备案审查、案件复查等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 对行政案件、涉刑案件情况和立案情况及立案监督、审查批捕情况, 实行每月或季度通报制度, 实现信息互通。三是加强协作配合, 形成执法合力。要完善联席会议、个案协商、双向咨询和查询等制度, 突出疑案研讨, 共同提高执法水平。联合开展执法检查, 形成合力, 维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摘要：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是严厉打击农业违法行为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两法衔接”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该文试从动物卫生领域“两法衔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入手, 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 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对策及建议, 以期对“两法衔接”工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两法衔接,存在问题,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关于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 (农政发[2011]2号) .

[2]孙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55-57.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 篇9

一、行政执法证据的来源

在目前建立的法律框架中, 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权利义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而, 当行政机关需要利用其掌握的一些当事人的违法犯罪资料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时, 由于这些证据缺乏法律的支持与保护, 多数情况下都需要侦查机关重新取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资源浪费。同时行政机关收集的一手资料不能被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这给犯罪嫌疑人以可乘之机, 往往犯罪嫌疑人会在行政执法结束后隐藏或破坏相应的物证等资料, 这就导致侦查机关在对案件二次取证的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困难和隐患, 给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新刑事诉讼法确定了行政执法证据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的合法地位, 这一变化对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更加注重收集、整理各种物证、书证等资料, 尤其是在固定证据时需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具体程序进行。

行政执法活动中最重要的是两项就是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认定事实的基础是各种有效的合法的证据, 而认定案件的事实却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前提。而其中行政执法证据是行政执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其中行政执法机关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方法和手段, 发现、提取、固定证据。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经常会面临哪些是行政执法证据, 其具有怎样的具体表现形式的问题, 这要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同时证据有不同种类, 都是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 我国三大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了证据的种类, 其中行政执法证据主要包括: (1) 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原始的物证、书证; (2) 调查笔录, 包括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和辩解; (3) 证人、当事人亲笔书写的材料; (4) 视听资料; (5) 行政执法机关出具的鉴定结论等。实践中, 也存在行政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的情况。

二、具有刑事证据资格的行政执法证据

新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行政执法证据可以有效的转化成相应刑诉中的实际证据使用。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及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 由于这些证据材料是根据行政法的相关规定所收集的, 因此在形式上当然地具有合法形式, 另外, 收集的这些证据属于新刑诉法所规定的证据种类范畴, 属于法定证据形式, 因此具有证据三性, 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由此,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到的以上证据材料, 可以作为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证据使用。而行政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收集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和辩解、鉴定结论等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 实物证据以实物形态为存在和表现形式,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强的客观性, 不因调取证据的执法机关不同、收集程序和方法的不同而改变性质, 其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原始资料, 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使其恢复原状后再重新提取, 有一些实物证据如果在行政执法或者插板案件的过程中不及时的收集, 很有可能造成这些证据的灭失或者毁损, 若司法机关想要重新收集, 实际则非常困难, 因此, 收集的上述实物证据可以转化适用, 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证据, 不需要重新收集, 这既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 又能提升诉讼效率。第二, 大部分言词证据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主观性, 易发生变化, 行政执法机关收集证据的过程没有刑事司法的程序和要求严格。所以, 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使用行政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 并不能完全保证证据的真实性, 不利于保障当事人基本的权利。同时, 言词证据通常不会灭失, 再收集并不困难。所以, 对行政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采取不同的标准, 这也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和司法现状。

三、证据的审查判断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执法证据可以转化为刑事证据使用,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公安司法机关对行政执法证据审查的义务。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对证据真实性进行审查应该从证据所形成的原因、收集证据时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是否是原物原件证据等这几个方面进行全面仔细的审查。对行政执法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是依据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还是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法规, 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这两种法律法规对行政执法行为和刑事诉讼行为的合法化程度要求并不一致, 对行政执法行为的要求明显低于对刑事诉讼行为的要求。如果利用刑事诉讼中法律法规完成审查工作, 很可能会导致大量行政执法证据无法适用于刑事诉讼中。行政执法机关在进行执法行为过程中, 其实际职权来源及行使方式都只受行政法律法规的约束, 而并不受刑事诉讼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约束, 往往许多案件在办理的过程中, 行政执法机关在一开始处理该案件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案件涉及到犯罪行为需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等知道该案件可能涉及到犯罪行为时, 与该案件相关的证据可能已经被收集完毕。这对行政政法证据的审查只能主要适用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同时, 也要考虑到如果行政执法相关证据要被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基础的证据加以使用, 为了避免行政证据被滥用以及保护相关利益人的合法权益, 对行政执法证据收集合法性的审查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将那些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排除使用。国外的证据禁止理论中的自主性证据禁止的基本原则对我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这一证据禁止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证据的取得之禁止和证据使用之禁止, 法院是结合宪法中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禁止使用相关证据, 而并不是根据法律中有关证据禁止的规定裁定排斥证据, 。此类证据禁止的核心在于法院调查并使用证据之行为, 是否会造成一次自主性之基本权利受到侵害, 因此违宪。我国的人权保障已经入宪, 因此行政执法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也因违宪侵犯人权而排除使用。因此,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时也应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

在证据审查时, 除了围绕证据的三性特征进行审查外, 还应结合每种证据的自身特点进行审查。例如在审查物证、书证时, 应注重审查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 是否全面收集;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收集程序、方式是否合法及有关规定;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及鉴定过程中是否受到破坏或改变, 等等。再如运用视听资料认定案件事实时应注意审查视听资料是否为原件, 确有困难取得原件, 调取复制件的, 提供复制件的, 调查人员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每个人自身的认知水平都会直接受到时代发展以及社会的限制, 并且不会超越时代本身具有的认知能力, 同样, 立法也具有这种特性。虽然, 目前我国修订的刑诉法还不够完善, 但与旧的刑诉法比较, 是刑事司法上的一大重要进步。我国在司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 仍然需要不断汲取更多相应的经验和教训, 以求不断完善我国的立法内容。

参考文献

[1]刘远, 赵玮.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改革初探——以检察权的性质为理论基点[J].法学论坛, 2010 (12) .

[2]刘远, 汪雷, 赵玮.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立法完善研究[J].政法论丛, 2010 (5) .

论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篇10

一、人权与刑事司法保障概述

人权简言之就是人的权利, 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 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它张扬人的尊严和价值, 维护个人的自由的权利。[2]长期以来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就是充分享有人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人权内容有所不同,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和保障, 我国将人权看做是生存权、发展权、公民权、文化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在当代, 人权保障已经不再局限在观念的层面上, 而是提升到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制度层面上。例如, “尊重和保障人权”已于2004年写入宪法、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最后时刻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第2条。这是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明确肯定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地位, 实现了从人权入宪到人权入法的实质性飞跃。此次修订将保障人权条款写入刑事诉讼法, 从立法上承认国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 不但是对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具体化, 而且为刑事诉讼法各项具体人权保障的条款的解释和实施创造良好的上层环境。

二、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的主人, 理应也是国家法律的主人, 当然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得到国家的保护, 至少国家不能无端侵犯个人合法的基本权利。因此, 对人权的保障就成了国家法律, 特别是刑事司法的应有之义。刑事司法人权保障也是衡量民主法制发展状况的一种尺度。

刑事司法与人权法有极为紧密的关系, 可以说, 刑事诉讼法就是人权保护法。刑事司法不仅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 更重要的是保障了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人权。刑事司法就是国家保护人权的活动, 国家打击犯罪, 保护人权不受他人的侵犯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惩罚;国家以刑事诉讼法规范国家本身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 保护人权不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合法和不合理的侵犯或干涉。这两个方面国家都是有责任的, 两种任务应当并重和保持平衡, 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都可能影响保护人权。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只注重保护人权, 而忽视打击犯罪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注重人权保障的规定, 而忽略打击犯罪的能力, 有可能削弱国家打击犯罪的力量, 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也会影响国家保护人权的功能。一个国家是如此, 国际社会也应注重打击犯罪。近年来, 国际社会制定了一些打击犯罪方面的条约, 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因此, 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和采纳这些保护人权方面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 还要吸收打击犯罪方面的经验和先进技术。

相反, 只注重打击犯罪, 忽略对人权的保障也是不对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以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 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保护。”多年的历史上,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百姓最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 所以多次出现过社会的激烈动荡、国家的灭亡、朝代的更替。外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诸如此类的事件。由此可知,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不仅是国家对个人的保护, 同时也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本身的保护。

可见,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当两者处于并重的平衡关系时, 就能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大统一;当两者偏重偏轻时, 就会引发某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刑事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保障人权

刑事司法, 作为国家利用其刑罚权打击犯罪、维护其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 是和平时期最大的国家暴力, 其行使必然将影响到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惩罚犯罪不是通过削弱人权保障来实现, 保障人权也不一定会影响惩罚犯罪的最终效果。因此, 刑事诉讼的存在不能只是为国家行使刑罚权提供正当性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刑罚权予以规制, 避免“保护人们本身的手段被滥用”, 以实现对人权的保障。[3]从某 (下转第112页) (上接第128页) 种意义上讲, 刑事司法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就是能否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好地保障人权。要做到这一点归根结底是要通过发展国家经济、推动民主法治、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司法人员素质、优化办案程序、技术和装备等等方式来实现, 而不是在法律上回避“保障人权”。

刑事司法改革不仅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权利的问题, 也涉及遏制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 而且还与国际社会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人权问题的“特别关注”有关。另外, 在刑事司法中, 人权保障与司法公正又是一对相互支持的价值目标, 但与司法公正相比, 人权保障有着更为基础的地位。所谓的“司法公正”最终也是要通过“恢复在现实中遭到破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来实现对人的权利的最大尊重和保护。在此种意义上, 我们甚至可以说司法公正相对于人权保障这一终极价值来说也仅仅具有为人权保障服务的工具性价值。因此, 将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的未来目标直接设定为人权保障, 这决定着改革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追求公正、效率、平等的实现。与国际人权公约相适应的同时, 要求改革本身的合法化和程序化, 并实现我国刑事法制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 中国的人权状况[M].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1.

[2]黄金荣著, 司法保障人权的限度——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问题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3.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篇11

在我国，随着司法证明方式的变化，鉴定结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2012 年新《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进行了大幅修改，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强化了鉴定人出庭，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这种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诸多不足。具体而言，即现行司法鉴定体制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本文旨在思考与探讨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方向。

一、基本概念的论证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中对涉及专门知识的事物，聘请相关专家进行的检验和评断。大陆法系的司法鉴定模式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在制度结构层面上存在着本质差异。大陆法系的司法鉴定模式强调法官在鉴定事项上的绝对控制，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则将鉴定的主动权完全赋予控辩双方当事人。究其根源，两种制度模式背后反映出的是两大法系对鉴定人和鉴定本质的定位不同。

二、我国司法鉴定模式的基础

（一）从制度传承看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自创设以来，一直将鉴定人定位为“法官辅助人”，与大陆法系司法鉴定模式的基本定位相契合。无论是专门针对司法鉴定事项作出的司法解释还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都将司法鉴定事项定位于服务法官审理案件的需要。

（二）从诉讼结构看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尝试引入了部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积极因素，但不可否认，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依然是以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基础的，并表现出“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

（三）从诉讼资源分配的角度看

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并不适合做我国司法鉴定模式的基础。专家证人制度之所以能够在英美法系国家正常运转并发挥实际作用，相应的配套措施不可或缺：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完善的国家救助制度、强大的案件分流机制，而我国尚不具备这些条件。

三、借鉴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

（一）结构层面的司法鉴定模式与技术层面的专家证人模式的关系

首先，结构层面的改革和技术层面的改革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二者既不是改革的两个阶段，也不是改革的两种路径。其次，结构层面的改革和技术层面的改革同步进行，其中又以结构层面的改革为根本。最后，对于技术层面的改革，并非完全照搬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的做法，而是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中的积极因素，导入到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之中。

（二）在技术层面借鉴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的可行性

首先，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司法鉴定制度中都存在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这为两种模式之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制度上和理论上的前提。其次，从两种模式相互融合的世界趋势而言，纯粹的专家证人模式或司法鉴定模式都有其制度运行难以克服的缺陷。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实践中都是通过借鉴和吸收对方的积极因素来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后，从我国的诉讼体制而言，已经作出了类似大胆的尝试。即在保障原有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前提下，适当地引入英美法系的对抗机制，在庭审中注重控辩双方的交叉讯问制度。

四、对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建议

（一）鉴定意见庭前开示程序

刑事鉴定意见的庭前开示程序对于保障辩护权、诉讼效率以及监督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如何保障被告人一方基本的鉴定知情权，大部分学者都赞同引进和改良英美法系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建立我国的鉴定意见庭前开示程序，使被告一方通过庭前开示程序及时获知与案件有关的鉴定意见，从而保障当事人的鉴定知情权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二）庭审对抗的强化与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

我国在刑事诉讼改革中，引入了英美法系对抗制的积极因素，对于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也应当着重发挥控辩双方诉权对抗的积极作用，通过庭审对抗的强化来保障鉴定意见在庭审中得到充分的质证。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创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自意大利1998年刑事司法改革引入了技术顾问制度之后，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建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司法鉴定本身的性质有关。

通常来说，针对鉴定事项提供专业的协助有三种制度设计的思路：一是仅为法官提供鉴定事项的专业协助；二是仅为控辩双方当事人提供专业协助；三是既为法官提供专业的协助，也允许控辩双方当事人获得专业的协助进行对抗。在我国，支持第二种思路的居多。关于控辩双方聘请专家辅助人的具体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专家辅助人的角色定位、专家辅助人的权利范围、专家辅助人的管理体制。

综上所述，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亟须改革，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无疑具有非常宝贵的借鉴意义。只有用冷静的头脑根据功利的原则来评估现存的法律，并以理性的劝导形成永不退缩的压力来促成修正，最终的改革目标才能达成。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篇12

备受关注的吴英集资诈骗案, 经过多维空间的博弈之后终于峰回路转, 5月21日以终审改判死缓的结局满足了强烈呼吁“刀下留人”的民众愿望。尽管司法部门不会承认这是民意的影响, 但是我们无法否认, 很大程度上正是给予普遍关注和同情的民意, 最终挽救了吴英的生命。

需要明确的一点, 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们不得不正视它。刑事司法具备的内在独立特性和民意所体现的司法民主存在着冲突, 但司法公正又是两者追求的共同目标, 因此要妥善解决两者的博弈冲突。实际上, 吴英案为化解民意与刑事司法的激烈博弈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参考。

二、用理性化解民意与刑事司法活动的博弈

以往很多案件如邓玉娇案、药家鑫案, 其民意多是出于非理性因素的考虑, 主要是一种非常激动与同情、怜悯或愤怒的情绪表现。对刑事司法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亦干扰了司法独立、妨害了司法公正。而吴英案引发的民意则包含很多理性因素的思考, 讨论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如对刑事司法监督、死刑改革、民间资本出路等。基于此, 决策层对民意有一个理性的考量, 反馈给司法, 司法结合法律再糅合对民意的理性考量进行活动。也许吴英案的结果仍不尽如人意但目前现状下, 用理性精神作为一种整体的标准来化解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不失为一种方法。理性化解主要包括:民意产生的理性因素思考和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民意的理性考量, 权力因素对民意的考量和对司法的干预在本文中不作为重点阐述。

(一) 民意产生的理性因素思考。

既然目前无法消除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 就需要在理性民意上做一些努力。事实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 民意的理性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吴英案中不仅很多专家学者的理性意见, 众多普通网友对此都有比较深入的理性分析不再仅是一些完全情绪化、就案子谈案子的“无营养”话语。但提高民众整体法律素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还需要从机制、程序上采取一些可操作性措施避免民众对刑事司法活动产生的非理性民意。

(1) 完善公众参与的渠道、程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 既然制度设立起来就要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但目前人民陪审员在我国法庭审判中完全是个“摆设”, 审理、评议和判决基本不发表任何意见, 完全起不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使得此制度流于形式。

(2) 及时发布刑事司法活动信息。公检法机关只有及时发布详细的司法活动信息, 才能有效地避免公众听信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 防止民意的不理性, 一定程度上也防止“媒体审判”。

(3) 通过意见领袖引导民意的理性因素思考。意见领袖的言论比普通人更容易受到关注、传播, 特别是现今的微博时代。刑事司法活动中, 可以通过一些学者名律师的言论引导民众的理性思考。亦要注意避免一些公众人物发表的不理性言论对民意产生的影响。

(二) 刑事司法活动中对理性的考量。雨果!布莱克曾说:“言

论自由与公正审判是我们文明中最为珍贵的东西, 实在难于在二者之间取舍。”所以刑事司法活动不可能完全忽视民众的声音, 但我国存在民意严重影响刑事司法活动的现象, 不是司法民意而是民意引导司法。当然, 除了权力干预司法的原因外, 公检法进行刑事司法活动对民意的考量亦存在偏差。这就需要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民意要进行理性考量。吴英案中浙江省高院和最高院还是有秉持司法独立的精神, 依法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判, 尽管有受到民意的影响, 但对其考量比较理性, 较以前“许霆案”的改判显然改善很多。

(1) 刑事司法活动要独立于民意, 与民意保持适当距离。民意再理性也是一种感性判断和道德思维, 而刑事司法活动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 是法律思维。基于此, 要坚持司法独立, 不能让民意严重干预刑事司法活动。

(2) 吸收理性合理的民意。刑事司法活动不可能与社会隔离, 而且民意也并不都是消极的、非理性的。刑事司法活动可以采用多渠道多方式听取民意, 对其进行理性、客观地考量、判断, 适当吸收其中理性合理的部分。

(3) 引导民意, 树立法律权威。这一点与上述引导民意的理性思考有所融合。既然是民意的可以引导的, 媒体可以引导, 意见领袖可以引导, 当然刑事司法也可以积极对其进行引导。

(4) 积极主动回应民意。主动为不理解案件处理结果的民众解惑, 避免舆论产生疑问时可能引发的一些冲突, 有利于树立刑事司法的公信力, 也是在引导民意。

此外, 公检法机关人员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抵御民意影响理性也很重要。

(三) 权力因素对民意的考量和对刑事司法的干预。

当然, 在我国除上述两个阶段的理性化解外, 权力因素对民意的考量、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干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显然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但目前无法消除权力因素干预的情形下, 其对民意的考量及对刑事司法的干预亦要持一份谨慎、理性的态度。

综上所述, 我国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客观存在, 一些演变为公共事件的刑事案件中, 民意已经对刑事司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英案相对是一种进步, 民意的产生和对民意的考量都是建立在相对理性的基础上, 推动案件走向理性。用理性化解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包括民意产生的理性因素思考和刑事司法中对理性的民意思考, 目前我国权利因素对民意的理性考量和对司法的理性干预亦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杨温蕊、王保帅, 刑事审判中的民意考量, 法治与社会, 2011 (11) [1]杨温蕊、王保帅, 刑事审判中的民意考量, 法治与社会, 2011 (11)

[2]范晓燕, 刑事个案中网络民意与司法理性的博弈与衡平, 法治与社会, 2011 (11) [2]范晓燕, 刑事个案中网络民意与司法理性的博弈与衡平, 法治与社会, 201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