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精选12篇）

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篇1

云委发[2009]29号

中共三台县云同乡委员会 三台县云同乡人民政府

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相互衔接配合的实施意见

各村（居）支部、村（居）委会，乡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意见的文件精神，全面推动我乡“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现就我乡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配合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请认真贯彻实施。

一、加强对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

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促进社会和谐为核心，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切实加强对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把调解工作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加强乡、村和各部门的密切联系与配合，推动“三调联动”，促进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配合。既要着眼于维护社会稳定，又要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既要强调通过调解的方法化解矛盾纠纷，又要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将二者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工作制度和监督机制，确保调解公平公正。

二、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

（一）例会制度。

由乡调解中心负责牵头，加强各村（居）、部门间的配合，促进相互间的协作，每月定期召开各村（居）和乡属有相关单位参加的工作例会，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促进“大调解”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二）上墙公示制度。

乡、村（居）两级调解组织要将调解工作的相关工作制度，调解原则、调解程序、调解人员基本情况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案件移送、接案、调解、结案的工作流程等相关内容实行上墙公示，增强调解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三）工作人员衔接制度

村（居）级调解中心要选聘在群众中有威望、为人正派、办事公道的人员担任调解员、信息员和监督员，负责开展本辖区的调解工作，同时吸纳热心调解工作、人大代表及退休干部、法律工作者、教师担任特邀调解员和调解志愿者。建立调解员、信息员、监督员信息库，做到资源共享、人员共用。

（四）调解协作制度

对于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或应通过行政协调解决的案件，司法部门和乡人民政府要吸收人民调解员参与协调，以利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信访当事人合理反映诉求，帮助做好信访当事人的思想稳定工作，引导信访当事人合理合法反映情况，防止无理缠访，预防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

（五）信息反馈制度。

各村（居）调解组织要加强与乡调解中心、群工办、司法所等部门的信息沟通交流，对调解员、信息员和监督员等人员变动情况要及时互通信息，做好人员聘任工作；对调解员、特邀调解员和调解志愿者的工作情况，2

要及时进行反馈。对移送、函告、委托调解的案件，要及时将调解情况向移送、函告、委托单位进行反馈。

（六）调查取证协作制度

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发生后，相关部门接案后，要进行初步的调查取证，明确矛盾性质，对符合条件的方可移送相应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接受移送的调解组织在调解过程中，需要帮助进一步调查取证的，相关单位应指派专人予以配合，联合调处。

（七）结案制度和结案回访制度。

调解矛盾纠纷应坚持“三.三调处制”的原则，无论调解成功与否，都应进行整理归档。对调处成功并属人民调解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对调处不成功的，调解人员应妥善做好当事人的稳定工作，告知并积极引导当事人走合法正当的途径解决纷争。对已调结的涉法涉诉案件和信访部门交办的信访案件，要适时进行回访，巩固调解成果。对有可能再次上访的案件，要派专人负责，密切关注当事人事态的发展，进行追踪劝访。

（八）培训制度。

每年由乡综治办负责制定培训工作方案，与司法所联合开展“大调解”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并邀请县相关部门专业人士作专题辅导，同时选派骨干参加上级组织的业务培训。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调解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不断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同时，建立人民调解员旁听案件审理机制，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特别是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审理，可适当组织人民调解员进行旁听，不断提高调解员的法律水平和民事调解能力，促进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在法律适用上的一致性。

（九）档案管理制度。

各级调解组织要建立调解工作人员花名册，案件移送、函告、委托调解等相应的薄册，对已调处的案件，要按照“三个建好”的相关要求，实 3

行一案一卷整理归档。

（十）考核奖惩制度。

乡党委、政府将把 “大调解”工作列入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考核奖惩制度，与年终评奖、评先、评优挂钩，对工作成绩突出的要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不负责的，要对相关村（居）、部门或责任人予以处罚，对造成恶劣影响或严重后果的按综治维稳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三、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强化认识。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是省委、省政府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是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发展新趋势，保障服务“两个加快”的迫切需要；是不断适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密切党群、干群和警民关系的有效途径。各级各部门务必要进一步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重要性。

二、精心组织、加强领导。乡党委、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分管领导负责具体抓，各单位负责人及村（居）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组织力量进行精心部署，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和台帐，扎实推进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联动、衔接。要通力协作，齐抓共管，真正形成合力，推动我乡“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格局的形成。

2009年10月20日

主题词：综合治理 三大调解 衔接配合 实施意见 抄送：县综治委、县法制办、县司法局

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篇2

——杰罗德·思·奥尔巴克:《没有法律的公正?》

“调解与审判相结合, 法理与情理相交汇”是零陵区法院一以贯之的办案原则。今年年初, 我院特别探索设立了调解中心, 推行大调解“三筛”法, 即所有民商案件在预立案后, 先由法院调解中心进行案件调解“初筛”, 50%的简易案件得以有效拦截;另20%的重大案件、骨头案、疑难案进入“精细筛”, 由各审理庭的资深法官再次审理、调解化解;当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开始案件“配合筛”, 由执行法官与审理法官协调配合调解, 共同促进案件和谐结案。1至9月份, 全院办结的877件民事案件中有542件是调撤结案, 调撤率达到61.8%, 而调解中心的184件民事案件均以调撤方式结案, 调撤率高达100%。

零陵区法院调解工作的辉煌成绩离不开诸多法律人的卓越的调解技术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更离不开调解机制在纠纷解决上独有的魅力、优势与效果。

一、调解的运用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程序方面, 双方当事人自愿既是调解机制启动的基础, 又贯穿于调解程序的始终, 一旦有当事人不再自愿, 可即刻退出调解程序。实体方面, 调解协议能否达成及如何达成, 均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愿, 调解人的提议或方案不构成任何强制力。

因此纠纷双方对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都能够自主掌控, 对程序中的任意过程都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这极大地满足了当事人自我决策的心理, 极大地尊重了当事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相应的, 当事人也会更为尊重和理解调解程序和调解人的善意和愿景。

二、调解的目的旨在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原告起诉后, 被告或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强制卷入诉讼程序。而传统的中国文化素有“厌讼心理”, 被诉一方内心的屈辱和愤怒感更是明显, 进而形成了与起诉方人格上的强势对立, 而庭审过程中, 历经了法庭质证与辩论, 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更为明显, 更为加剧了庭审的困难程度。

事实上, “判决的法律意义在于纠纷主体或主体间的实体责任或权益确定化。”而“判决的做出 (乃至判决内容的强制执行) 并不完全等同于纠纷主体之间冲突的消弭。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冲突还会因国家或社会的介入而进一步激化。”有些时候, 法院白纸黑字的生效判决未必能够真正消弭纠纷、驱散矛盾, 相反可能激化一方当事人的不服忤逆心理, 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和冲突, 造成执行上的困难。

另外, 相较与诉讼只针对标的的针对性与无关内容的排除性, 调解机制则更加的民主和开放, 它可以引入很多庭审没有的内容, 譬如反应双方深层次矛盾的新事实;同时还可以听取调解人从法律视角提出的建议和指导, 促使纠纷双方得以“面向未来”的姿态看待矛盾的根本, 以“理性经纪人”的思维计算自身得失, 明确取舍内容, 进而自愿做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最适合的决定, 达成双赢的结局。

三、调解的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审判程序虽然可以完美地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但各项环节之间的复杂衔接与转换明显地拉低了诉讼效率, 然而对程序与规则的按部就班却又是判决正当化的依据, 因为对效率的过高要求势必削弱程序上的保障, 进而降低审判质量。

法彦有云“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 定纷止争的滞怠期越长, 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法律关系的认定难度就越高, 当事人的经济成本和心理压力就越大。然而, 调解的正当性是基于当事人的认可, 即只要双方同意, 调解人即可灵活地选择和组合程序, 简易化、便捷化地解决纠纷。

我国的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费是由诉讼标的金额按比例分段递减累进征收的, 若当事人还支付鉴定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等则诉讼花销可能更大。而选择调解结案, 受理费用减半, 又不涉及执行费, 相较之下则极大地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相当于为当事人节省了大笔开支。

四、调解的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

茅于轼曾论证, 人不但是斤斤计较的理性经济人, 又是易动感情的非理性宗教人。专业法律人的思维并不一定为普通百姓所了解, 因此严肃的法律判决也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人们朴素的道德观, 二者一旦冲突, 可能会掀起一股巨大法律人城邦与草根舆论场之间的法理与情理的抗辩, 并引发不和谐的仇视因素与社会戾气。

调解过程更注重双方当事人的情绪变化和内心感受。所谓“情理即法理”, 调解人采取多方换位思考, 借助于同情、理解、安抚、宽慰等真情流露, “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 于情于理, 融理入法”, 促成当事人双方在相互体谅中达成共识, 进而解决纠纷。而这一过程其实质亦即法院及法律人通过借助社会公德、风俗习惯、法理情义等劝导, 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起到了教育、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的根基。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 矛盾纠纷也日趋多样, 因而更需要我们法律人同心同德、广集智慧, 坚持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策并举。只有提供多层次、多途径、多渠道的权利救济模式, 才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才能更及时有效地定纷止争, 才能积蓄更多的法治正能量, 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促进社会繁荣和谐!

摘要：调解过程具有速度快、效果好、费用低等明显优势, 其目的在于从矛盾的深层次解决和双赢局面的达成, 其功能在于填补当事人关系裂痕, 维护社会道德根基彰显了对当事人法律权利主体地位的尊重。

关键词：纠纷解决,调解,公正,和谐,法治

参考文献

[1]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中国法学, 2010, (1) .

[2]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4) .

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篇3

关键词：司法行政事实行为；茶座调解室；辅助型

行政事实行为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现实行政管理活动之中，不以直接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效果为要件的行为。它是指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而实施的，并非以设定、变更、或确认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而只产生事实上效果的行为。而司法行政事实行为是司法行政行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行政法的研究范畴。

一、辅助型司法行政事实行为的基本含义和特征

以行政事实行为的功能指向为标准，行政事实行为可以分为辅助型、沟通型和服务型行政事实行为三种基本类型。

1.辅助型司法行政事实行为的基本含义

辅助型司法行政事实行为主要是一种成就性行为。就一般含义即相对于行政行为而言，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能够做出辅助型行政事实行为的一定是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这是主体要件。

（2）可以做出的辅助型行政事实行为一定是作为该行为主体的行政主体拥有其职权，并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这是职权要件。

（3）所做出的行政行为一定是对主行政行为实际上具有辅助性质的行为。这是条件要求。

2.辅助型司法行政事实行为的基本特征

（1）目的上具有服從性。这是由辅助型行政事实行为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其服从性的特征表明，该行为的目标、目的、内容、过程乃至表现形式、实施措施和手段不仅都应与主司法行政行为的基本意图相一致。

（2）形式上具有附随性。辅助型司法行政事实行为具有为主司法行政行为辅佐、帮助的基本目的和作用，为司法主行政行为的实施做一些前期的“铺路”工作、中期的“护路”工作和后期的“修路”工作。

（3）功能上具有修饰性。一是圆润主司法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二是掩饰主司法行政行为的法律瑕疵；三是美化主司法行政行为的社会形象。

（4）效果上具有成就性。辅助型司法行政事实行为对主司法行政行为是“俯首甘臣”的。这说明它与主司法行政行为之间在其主观意识上：一是必须体现出“下级对上级”的应有尊重、理解和服从；二是必须是为了主司法行政行为而创制条件，做出一系列有益于主司法行政行为成就的各种各样的行为。

（5）表象上具有展现性。辅助型司法行政事实行为的具有展现主行政行为精神、原则的基本功能和作用，促进主司法行政行为的既定意图不断地向深度延进和向广度扩展，彰显主司法行政行为的社会影响力 。

二、法院调解过程中的辅助型司法行政事实行为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适应这一要求，各地法院在纷繁复杂的审判工作中积极探索，某县法院适应形势建立了茶座调解室，以司法调解为突破口，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1.“茶座调解室”工作特点

通过在调解室摆放鲜花、悬挂促人和气的牌匾和条幅，为调解工作的开展营造轻松、平和、温馨的环境氛围。室内以休闲茶桌和主持人、邀请人及被邀请人席牌代替法桌、法椅和法官、原被告席牌，体现参与调解者之间的平等性，拉近审判人员与当事人的心理距离，有利于当事人自由的表达真实意愿。

调解室制定有专门的工作规则、工作流程和工作守则，并制版上墙，增强了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既有利于法官规范调解，也便利群众监督。当事人可以由此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及调解后对诉讼调解过程进行监督和反馈。

2.茶座调解室是一种辅助型司法行政事实行为

（1）茶座调解室的设立在目的上具有服从性。作为促进司法调解工作成效的工作方式，其目的亦在于促进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化干戈为玉帛。

（2）茶座调解室的工作在形式上具有附随性。作为诉讼调解进行的场所，贯穿于整个诉讼调解的前期、中期和后期，为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辅助作用。

（3）茶座调解室在功能上具有修饰性。调解工作的难度就在于如何让闹上法庭的双方当事人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判，常规的调解方式很难让当事人尽快平复心态，换位思考，促成协议，而茶座调解室平和、温馨的环境特点在很大程度缓解了庭上庄严气氛带给人的压力，也可以避免审判过程中一些程序瑕疵带来的不利后果。

（4）茶座调解室在效果上具有成就性。作为正式的开庭感觉非常严肃，而坐在茶几旁边泡茶边接受调解，能让双方都心平气和，达到更好的调解效果。

（5）茶座调解室在表象上具有展现性。茶座调解室作为诉讼调解的一种辅助方式，给双方当事人创造了一种平等、轻松的环境，营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氛围，当事人在喝茶和闲话家常过程中增进了解沟通，加上法官从中斡旋和调解，案结事了，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3.茶座调解室作为辅助型司法行政事实行为的社会意义

（1）注重司法的人文关怀，执法观念上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传统观念往往表现为以“事”为中心开展工作，注重对事不对人，因此忽视了具体执法中的人情冷暖，在为人服务方面考虑的很少。而茶座调解室则充分体现出以“人”为中心开展工作，注重人格尊重，人心相融的司法人文关怀。

（2）强调以人为本，执法宗旨上由“为国家”向“为民众”转变。通常的观念认为，政府的权利来自于国家。其实国家作为一种公权形式，是民众私权让渡的结果，所以忠实于法律比忠实于国家更能体现民意。茶座调解室就为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建构了一个平等的平台，有效的维护了“民众”的权益。

（3）加强作风建设，执法态度上由“冷漠”向“热诚”转变。调解室配备专人服务，以真诚相待、热情服务为宗旨，打破了过去群众心目中对政府执法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不良印象，有效的提升了法院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司法的公信力。

综上所述，辅助型行政事实行为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政府文明施政的基本要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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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篇4

一、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衔接的可行性

（一）法律依据

根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由此可见，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的范围有交叉处。某些“治安纠纷”就是由民间纠纷引发、升级而成。治安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两者“联动”的基础是:对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轻微无须处罚的治安纠纷和其他通过“110”报警派出所受理的属于人民调解范围内的民间纠纷，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处理。

(二)现实成效

我县虽然未全面推行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联动机制，但是已有部分乡镇开始了大胆尝试，并取得了成效。南圩镇望朝村大韦和小韦亲兄弟俩由于宅基地界线的问题，引发了一场较大的矛盾纠纷。5月某日，大韦未与小韦商量就在自家屋后（也为小韦的房前）修建蓄水池，遭到小韦及家人的阻止。在阻工的时候，双方语言发生了冲突，并打了起来。大韦被打伤送进医院，相继大韦与小韦的儿女也参与了这场争纷。后派出所、司法所及时赶到现场制止了事态事化。在这场纠纷中，大韦被打成轻伤。事后，南圩司法所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了伤者，找双方当事人调查了解情况，又来到南圩派出所了解事发当日的有关情况，并协同派出所到当事人家旁边农户调查搜集情况、了解事情的真象和来龙去脉。针对事情的起因、目前的情况，以及怎么调处，镇司法所与派出所进行了共同研究。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司法所与派出所一起召集双方当事人、村干部在派出所召开调解会。由于事情的复杂性，调解方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治安行政调解的优势，采取“面对面”合力调解与“背对背”分开做工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解，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按照法律、法规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指出他们的错误，司法所工作人员从情理上，进行语重心长的劝解，分析利弊，晓以厉害，使双方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都主动向对方赔礼道歉，承认自己的过错。通过一天积极、灵活的调解，当事人心中的怨气和矛盾都一一得到化解，并达成了协议。一家人最终恢复往日的平和。

长期以来，治安纠纷数量多、调处难度大，成为困扰派出所基层民警的一道难题。而人民调解作为解决民间纠纷的一条合法途径，它与治安调解相衔接的思路，既有利于使纠纷得以合法合理地彻底解决，又有利于缓解警力不足的压力，是实现双赢的最佳模式。

二、关于对构建衔接机制具体措施的建议

（一）建立警民联合调解机制

以各乡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为平台，设立治安纠纷与民间纠纷联合接待点。主要由司法所与派出所值班民警组成，负责接待、引导、分流、调解纠纷等工作。

（二）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

值班民警在接到涉及民事纠纷的案件时，应先按程序审查然后分类处理：对那些矛盾纠纷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民间纠纷，应当告知或介绍当事人由其所在地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对民事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中民事损害赔偿事项，应当告知和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符合治安调解范围的案件，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予以处罚的，但被侵害人表示愿意放弃追究对方当事人的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且双方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由公安派出所出具委托调解书或口头委托乡镇司法所转交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三）加强联系互相配合当事人选择进行人民调解后，公安机关接警人员应与当事人所在乡镇司法所或单位人民调解组织取得联系，将纠纷交由乡镇司法所、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对于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可以充分发挥公安派出所、司法所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和我镇、村（居）委会人民调解组织贴近群众、熟悉民情的优势，实行联合调解。

三、面临的困难和解决意见

据了解，在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衔接机制尝试过程中，存在种种困难，主要表现为：调解员没有法定的调查取证权利，群众不予配合就无法完成调查工作；联合接待点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法律知识不足以胜任调解工作；群众对联合接待点的认知程度仍较低，信任度不强。对此，提出以下解决意见：

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篇5

工作总结

2011年上半年我所做紧扣社会管理创新目标，对标找差、科学谋划、脚踏实地、积极作为、全力打拼，不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向前迈进。我所紧扣特殊人群管理和大调解工作两大中心推进司法所工作。工作中坚持紧扣“重点”、整合“资源”、夯实“基础”、强推“工程”四个环节，上半年的工作达到预期目标。

具体工作上，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

一、夯实四个基础，大调解工作促和谐。

充分利用六月份大调解宣传月的契机，我所以四个基础建设为切入口，做实大调解工作。

（一）、加强村（社区）调解室建设。

在建设标准化村（居）综治警务室过程中，我们按照标准化要求建设了村居调解室，各村因地制宜，或独立、或合用，都有了固定的调解阵地，按统一的要求制度上墙，工作人员挂牌上岗。

（二）、加强村（社区）调解员队伍建设。

我所对全镇各村居的26名专职调解员都订立了聘用合同，明确了职责、报酬、聘用期限。并进行了专题的、实用的业务培训。通过调解文书制作入手，启动大学生村官成调解能手工程。

（三）、加强村（社区）调解员信息化建设。

通过培训大学生村官，每个村（居）都发放了大调解动态令盘，各村居正在学习和逐步完善南通大调解平台工作。各村矛盾排查工作有序开展。

（四）、加强村（社区）调解一键通建设。各村（居）的调解一键通正在安装和调试中。

六月份的大调解月宣传月中，我所累计张贴标语12条，开展大调解培训3场次，一次大调解宣传街面活动，发放宣传资料千余份。

1-6月份累计接待群众138批次，197人，组织社会矛盾纠纷排查84次，排查纠纷107起，受理纠纷107起，调结107起，司法确认10起。组织业务培训3场次，参加培训对象330人次。

二、严格过程控制 管理创新有特色

对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特殊人群管理我所严格过程控制。

在社区矫正工作上，坚持用以人为本的信念来做好工作。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实行从行为矫正向心理矫正延伸。经常与社区服刑人员进行面对面的谈话教育、心对心的排忧解难9如困难救济、组织服刑人员参加就业招聘会等），感化他们认真改造，自学接受矫正。在具体方法上，我们在积极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市集中教育公益劳动的同时，又针对每位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制订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实行分类管理。一是在

日常管理中做到“三见面”、“三必访”，即每月与社区服刑人员见面，与社区服刑人员家属见面、与社区服刑人员所在地村居委会见面；社区服刑人员思想波动时必访、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时必访、社区服刑人员社会交往异常时必访。二是完善审前评估机制，将保证制度引入审前评估，不断提高矫正效果。三是对个别重点对象明确信息员，实行掌握行踪，预防又犯罪。四是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平台的作用，定期通过信息平台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警示，做到了防微杜渐。

在安置帮教工作上，重点抓好衔接、安置、帮教三个环节，对刑释解教人员实行“三知”（知人、知情、知心）、“三包”（包教育、包转化、包安置）、“三落实”（帮教责任人、帮教任务、帮教措施落实），确保无脱管、漏管、帮教率达100%，安置率95%。具体工作上一是定期走访，通过走访一方面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法制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忧解难。二是结对帮教，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关心支持安置帮教工作，如在全镇开展离退休干部与刑释解教人员结对帮教，取得较好效果。三是以卡管人，对五年内顺归人员建立跟踪查卡制度，随时掌握刑释解教人员的动态，预防重新犯罪。

三、推进四项工程 法治建设促发展

上半年，我所牢固树立“围绕发展抓法治、抓好法治促发展”的理念，以继续保持南通市法治乡镇这个目标，高效运作，全力推进法治建设四大工程。

1、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程。按上级要求建立法制工作室，明确了一名具有法律工作者资格的人员担任法制员，凡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均进行法律审核，同时建立并完善政府及其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由于注重依法行政，今年以来成功处理陈明华涉地行政案件，一次性撤回8起行政诉讼案件。

2、推进“公民法治驿站”工程。目前全镇已建法治驿站12家，按照皋依办[2011]5号文件的要求，由镇统一制作了各驿站的制度和流程并指导驿站对照制度、流程履行职责，切实发挥驿站的作用。福来法治驿站作为全镇法治驿站的领头羊，省、南通市、本市各级领导多次到站指导工作，《人民法院报》以一个版面进行了专题报道。

3、推进民主法治“强基升级”工程。目前我所现有南通市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12家。今年确定新创南通市民主法治村（社区）1家，新创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3家，确保我所民主法治村（社区）命名率达85%以上。为此，3月29日，我所专门在皋南社区召开了民主法治“强基升级”工程现场推进会，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全面布置。

4、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工程。强化“一镇一品”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和村（社区）法治文化建设。其中镇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已基本规范设计到位，40%的村（社区）已落实了法治文化建设方案，并有2个村（社区）实施到位。

法院关于司法调解工作的情况报告 篇6

按照市中院的安排，滦县人民法院对司法调解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自查，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党组重视，将调解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我院党组认识到，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我国独特的解决民事纠纷的一项重大

创举，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思想，也符合我国“和为贵”的民族传统。民事诉讼调解对于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为此，我院党组非常重视司法调解工作，多次在党组会上研究调解工作，并要求各业务庭把调解作为主要的结案方式。特别是在省、市“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现场会和全市法院司法调解工作现场会后，我院党组更加重视司法调解工作，及时召开干警大会，把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到民事业务庭和每位干警，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具体的调解工作要求，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调解工作，增强了干警的调解意识。

二、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

滦县法院成立了民事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院长杨景明任组长，分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胡井泉同志任副组长，其他党组成员为成员。同时，我院还把调解工作纳入全院的规范化管理考核内容，明确规定了调解率的目标。另外，我院各业务庭都建立了案件调解结案登记台帐，还实行了各业务庭调解率月通报制度。严格按照上级法院的要求抓好民事诉讼调解，坚持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审判过程，庭前、庭中、庭后结合调解。明确了办案人员的调解责任，要求办案人员把调解作为主要的结案方式，坚持能调则调，不能草率判决。

三、实施调解工作的目标管理，健全了激励机制

我院把案件调解率纳入全院的规范化管理考核制度，明确规定民事案件调解率必须达到55以上，低于目标要求的，在考核时予以扣分处理。同时，于年终对案件调解率高的单位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鼓励各业务庭和干警进行案件调解。把案件调解作为考核法官司法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干警调解案件的成效作为对其进行考核和年终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四、贯彻落实调解方针，坚持正确调解原则

我院严格贯彻落实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审判工作方针，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民商事审判的全过程，努力追求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我院确立了四项“调解原则”。一是合法原则，即民事诉讼调解的过程和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集体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公开原则，即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调解；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调解的，可以不公开调解。三是效率原则，即应当及时、便捷调解，化解矛盾，减轻当事人诉累，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四是规范原则，即在制作调解书时，必须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规范来进行制作，防止出现调解书失范问题。我院各业务庭和法官都严格落实了四项“调解原则”，没有出现违法调解、强迫调解的问题，没有出现超审限案件，也没有出现调解书不规范的问题。

五、抓好案件调解，构建和谐社会

具体到民事审判工作中，我院坚持既不无限夸大调解的作用，杜绝了不能调强调而使案件审限过长甚至超审限问题，又不将诉讼调解制度视为可有可无，防止了在庭审中走过场，不作任何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就草率判决的现象。由于较好地落实了调解工作的方针和原则，我院的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年上半年，我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1128件，审结804件，其中调解结案的537件，调解率达到66.8，较去年同期提高了5.35个百分点。同时，我院还特别注重在案件调解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要求当事人当庭履行到位。今年以来，我院调解案件当庭履行到位率达到80以上，总履行到位率达到95.8，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和纠纷，防止了“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

六、开展聘请调解助理员工作，抓好民调组织的指导

今年以来，我院开展了聘请调解助理员工作，从全县12个镇聘请了24名群众威信高、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担任我院的调解助理员，协助各民事业务庭特别是基层人民法庭进行案件调解工作。今年以来，调解助理员已案外调解纠纷30余起，协助我院调解案件68件，协助和解执行案件16件，在民事诉讼调解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金某诉李某离婚一案，双方抵触情绪很大，被告声称“判了也不执行”。对此，办案干警及时找到被告所在村的调解助理员共同做工作，最终案件顺利调解，当事人当场履行了全部12000元的法律义务。同时，我院还成立了由院党组书记、院长杨景明任组长的指导民调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指导民调工作办公室，抽调审判和调解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为

成员，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另外，我院还在立案庭成立了调解小组，对当事人进行息诉和立案后的调解工作，并设立了两个巡回办案点，开展民事审判、调解以及法律咨询等项工作。

七、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抓好今后的民事调解工作

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我院的民事调解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各级各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好评。

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篇7

关键词：民事调解,司法确认,规则设计

1 民事调解的司法概念厘清及外延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若干意见》以及2010年制定的《人民调解法》对民事调解的范畴作了明确的规定, 即是指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对此笔者认为民事调解的范畴过于狭窄, 我们在承认调解协议具有第三方积极参与的同时, 却限定了第三方参与的主体资格, 调解协议的形成并非是一种纯粹的自力救济行为, 在很多情形下反而是外力的作用 (1) 。换句话说调解并非是一种封闭系统, 在征得双方同意或者取得双方当事人信任之后, 有第三方参与的调解就变成内外信息融合的开放性系统, 从这个角度而言, 调解的第三方参与在充分考虑第三方公信力的基础上应该予以外延, 以尽快达到化解纠纷的效果。有学者指出认为对于可以进行司法确认的民事调解协议应该突破《人民调解法》规定的调解协议范围, 不限于人民调解。只要具有调解职能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以及人民法院建立的调解员名册中的调解员经调解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都可以进行司法确认 (2) 。笔者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 将民事调解第三方参与的范围扩大有利于多渠道的化解纠纷。另外对于仅仅是由当事人之间单独形成的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不应作为可以进行司法确认的民事调解的范畴, 理由是这类协议缺乏基本的法律审查和社会调解组织公信力, 尤其是在涉及多方利益的情况下甚至会存在串通诈骗之嫌。

2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的法律价值分析

调解制度是20世纪20年代作为解决种种日益严重社会问题的方法之一, 系通过适应不同的对象, 采取个别立法的办法逐步完备的 (3)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进入21世纪以来在应对所谓的“诉讼爆炸”现象中, 人民调解制度发挥的作用日趋减弱, 根本症结就在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未得到法律的明确, 缺乏法律强制力的保障, 调解协议往往成为一纸空文 (4) 。且调解协议只在当事人产生合意, 对内对外效力在法律上也存在诸多的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司法确认是指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 经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签字盖章后, 当事人可以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确认其效力;人民法院审查后, 决定是否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决定送达后双方当事人后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上述指导性文件中规定对民事调解进行司法确认, 突破了传统民事法律对于契约合意相对性的约束, 在引入了第三方价值引导之后, 赋予民事调解充足的法律确定力和强制执行力。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程序的建立可以有效满足不同群体对于法律的多元化的需求, 多层次的法律需求, 要求多元化的程序设计和运作 (5) 。同时也可以大大缓解法官的工作压力, 将许多争议金额小、权利清晰的案件“阻挡”在法院之外;同时也可以有效地树立法院公正廉洁的形象, 有效地实现司法权威和民事调解合意性相结合;可以使貌似得到解决而实际上处于不确定状态的矛盾纠纷通过司法确认使之处于确定的法律状态 (6) 。同时通过司法确认对事实法律状态的确定, 可以使当事人增加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降低违约的可能性。

3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程序的性质认定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程序是典型的实践先行, 立法尚属空白, 对于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程序的性质则有很大的争议。《若干意见》第二十三条规定司法确认案件“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 《若干意见》只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文件, 能否就此创设和认定一种新的民事诉讼程序, 在法理上很能自圆其说, 争议也颇大。笔者认为, 从司法确认程序的概念和构造来看, 很难认定是诉讼程序、非诉讼程序, 以及特别程序, 即应是独立的民事司法确认程序, 民事司法确认程序的目的与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确认申请人之间没有争议, 且共同申请的民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并赋予合法民事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 而诉讼程序、非诉讼程序以及特别程序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民事权利争议 (7) 。另外民事司法确认程序采用的审查方式, 审判与审查存在着天壤之别, 笔者认为民事司法确认是一种独立的民事司法程序。

4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程序规则的设计

《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的司法确认制度司法确认制度在法律实践中的孱弱, 有必要认真反思民事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笔者认为, 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 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专门的一节即司法确认程序。具体的规则设计如下:

4.1 关于可以进行司法确认的民事调解范畴, 本文开始就有所阐述, 在这不再赘述

4.2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管辖法院的确定

关于司法确认的管辖, 由主持调节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其他组织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申请确认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委派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其他组织进行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 由委派调解的人民法院管辖。

4.3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的提起

民事调解是在具有社会公信力第三方参与和斡旋之下形成的契约, 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因此应规定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时申请提起才能启动司法确认程序, 若只有一方当事人申请提起则不能启动司法确认程序。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诉权, 对于没有经过司法确认, 一方当事人请求履行调解协议, 请求变更、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 应当允许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4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的审查方式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的审查方式应是开庭审查, 开庭审查可以使法官通过开庭的形式有效深入了解案件事实、当事人的真实态度, 并形成对于案件事实的初步判断, 并在开庭审查中要充分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于调解协议的真实意愿。若不实行开庭审查很难了解上述情况, 毕竟通过司法确认程序是使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若一方当事人没有到庭就按撤回确认申请处理。

4.5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的审查类型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的审查类型是指人民法院对民事调解协议的审查应当采取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 或者兼具形式与实质两种性质的审查。笔者认为, 对于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的审查应当采取实质审查, 理由是法院对于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是一般民事调解协议由民事合同转变成为具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的文书, 成为法律强制执行的依据, 这种转变不仅要求法院主观上要尽到谨慎义务, 还要充分认识案件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以及是否存在其他争议, 只有坚持实质审查才能保证民事调解协议由一般民事合同转变为法律文书不出现瑕疵, 而且也可能存在双方当事人借用调解协议的方式, 恶意串通规避法律或者是转移债务的情形, 采用形式审查很难避免案件实体瑕疵的出现, 起不到缓解案件数量的作用。

4.6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程序法律文书的确定

法律文书的选择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与程序性质相一致,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程序是一种独立的司法程序, 是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 是对某种法律关系的确定。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都有其明确的适用范围, 与司法确认的民事调解有着本质的区别。笔者认为,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程序法律文书应使用决定书的形式, 这与法院确认性质相吻合, 也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文书之一, 成为强制执行依据也不会有无法律规定的障碍。

4.7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程序案外人的异议处理

由于纠纷涉及问题的复杂性, 当事人对于法律理解的片面等因素, 申请司法确认的民事调解可能涉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因而对民事调解司法确认同时也产生对涉及利益的第三人权益受损的救济问题。笔者建议, 对于进行司法确认的民事调解应通过报纸、法院网站等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对社会公众进行及时告知, 对可能涉及权益的第三人给予充分告知。

对于第三人在确认过程中提出异议的, 立即终止司法确认程序并告知申请人、异议人另行起诉, 即通过诉讼的方式而不是确认的方式解决争议 (8) 。对于司法确认生效后提出异议的处理, 第三人对司法确认的决定提出异议实质上是对调解协议本身的案件事实、权利义务存在争议, 就应当采取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争议。

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程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体现, 是法院在能动司法理念指引下的有益尝试, 是诉讼与非诉机制相互衔接的新的方式, 建构合理科学的民事调解司法确认程序, 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相互配合、相互协调, 为保障经济方式转变和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注释

1 赵旭东, “论和解协议效力的司法确认”,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50页。

2 罗东川, “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建议”, 《法律适用》2011年第7期第8页。

3 (日) 三月章著:《日本民事诉讼法》, 汪一帆译,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 第6～7页。

4 徐昕, 迈向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5 章武生, “司法ADR之研究”, 法学评论2003年第2期第143页。

6 姚小林, “司法确认的诉调对接试验及其法制化”, 广东法学2010年第2期第13页。

7 廖中洪, 《民事司法确认程序若干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2月第13卷第1期第24页。

司法所人民调解工作之思考 篇8

在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有如下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与思考：

调解协议书的效力缺乏强制性。调解以自愿参与为前提，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则调解不能进行。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只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而不具备法律上强制性的执行效力。当事人一方可以随时反悔，不遵守调解协议，而对方当事人无法追究。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去法院起诉。法院的判决书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但调解协议无此效力。矛盾纠纷调解的本意就是通过非诉手段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调解协议书强制性的缺乏，却使得这种矛盾纠纷的解决手段非常乏力。各方面工作人员耗时耗力调解完毕，签订了协议书，当事人一方随时可以反悔，另一方当事人还要去起诉，这样既浪费了国家的公共资源，又使矛盾纠纷得不到解决，同时，调解的公信力也会下降。

调解员的工作缺乏专一性。人民调解工作在现实中由街道司法所和各社区的专职、兼职调解员具体实施。专职调解员包括司法所长，司法所工作人员，各社区治保主任担任。兼职人民调解员由街道劳服，计生，民政，安检，综治，信访等科室的负责人以及各社区上述工作的专干人员担任。就专职人民调解员来说，司法所长、司法所工作人员、各社区治保主任是专职人民调解员，但是，调解工作却是他们负责的众多工作中的一项而已。以W司法所为例，司法所长一人，司法所工作三人，其中一人是社区矫正专职社工。四个人要完成司法所的所有日常工作，包括社区矫正，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同时还有配合完成街道办事处综治，法制，信访，稳控等等工作。他们能有多少精力投入到调解工作中。社区的专职调解员为各社区治保主任，一个社区的治保主任为一人，他们的工作就更加繁杂了。兼职调解员为街道各部门负责人，社区各项工作的专干，他们本身就要负责一个部门或者一块业务的工作，又能有多少精力参与到调解工作中来。缺乏专一的调解员，使调解工作得不到人力上的保障。

调解经费缺乏保障。任何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持。适当的调解补助，既是调解工作开展的前提，也是调解员工作积极性的保障。调解分为主动调解和依申请调解。主动调解以深入群众进行排查为基础。到群众中去，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调解矛盾，第一时间化解矛盾，这是调解工作最好的方式。但是，现实情况是，连路费都没保障。所以主动调解，现实中，基本无从谈起。依申请进行的调解，都是矛盾纠纷已经产生，甚至激化之后而进行的调解，失去了矛盾纠纷刚产生时进行调解的最佳时机。经费的缺乏，使得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受到打击。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通过下列方式予以解决：

通过立法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调解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自愿订立的协议书。当事人双方签字按指纹的同时，即表示调解协议成立，当事人自愿按照协议内容履行相关义务，享受相关权利。事后一方当事人反悔，致使另一方当事人无法享受其应得权利时，应该有相应法律条款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这种保障方式，就应该是申请强制执行。只要调解协议书是在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并且协议相关事宜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此调解协议就应该被赋予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效力。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性，是确保协议内容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是确保协议双方当事人权利的必要手段，是确保调解协议书公信力的必要手段。

设立真正的“专职”人民调解员。市司法局、区政法委、区司法局以及街道办事处，应该协同配合，尽快制定措施，要么招聘，要么在现有工作人员中确定，在各街道司法所以及各社区设立专岗专干的人民调解员。一方面，此举有利于矛盾纠纷的及时排查化解。现实情况中，主动调解很少，大多是依申请调解，其原因就是因为调解员无法做到专岗专干。调解员岗位的专岗，能够使得调解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入户走访，排查矛盾纠纷；能够使得调解员在知道纠纷的第一时间，能够上门调解；能够使得调解员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调解当中去。第二方面，此举有利于针对性的开展调解员培训。法律法规的熟悉，调解技巧的提高都离不开义务培训。现实中，无专岗调解员，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区治保主任，都是轮流去参加培训，结果就是大家都会一点，但是都不精通；遇到了矛盾纠纷，谁有空谁去调解；谁都可以调解，但是，都不能调到最好。为避免种尴尬情况，设置专岗调解员，统一由他们参加培训，熟悉法律法规，掌握调解技巧，遇到矛盾纠纷统一由他们去调解。在培训中学习理论，在实践中磨练技巧，这样才能让调解工作越来越好。

加大经费投入。一方面加大调解员调解补助。调解员排查走访，入户化解矛盾，首先就牵扯到路费和误餐费。制定相应的标准，给予适当的补助，无疑对促进工作的开展和调动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都有好处。另一方面加大调解室的建设投入。可仿照法庭的布置来布置调解室，使得当事人进入调解室，就直觉的感受到人民调解是神圣、公正、庄严的事情。加大经费投入的同时，要做好审计工作。各司法所应当按照季度上报调解经费的使用情况，列请明细，附带发票，以供纪委和审计部门审核，要做到每分钱都用在实处。

人民调解工作是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以上举措，笔者坚信，人民调解工作会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篇9

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增强人民调解员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根据《青海省人民调解工作条例》、青海省司法厅关于《青海省实施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的意见》，海西州司法局关于《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考试、考核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实施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的必要性

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和规范人民调解员的调解行为，调动调解人员工作积极性，全面提升人民调解工作整体水平，切实筑牢基层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提高人民调解质量和社会公信力。通过实行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制度，不断提高调解队伍整体素质，拓展调解工作领域、规范调解程序，使人民调解工作形成比较完善、规范的运行机制，为维护基层稳定、构建“平安格尔木”、“和谐格尔木”，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实施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的方法、步骤

(—)方法

全市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采取考试、考核两种形式。

参加考试的范围主要是新任或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不满三年、有文化、懂法律的中青年人员。

参加考核的范围主要是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和新吸收的有能力、威望高、年龄偏大的人员。

考试、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编写的人民调解工作统—培训教材《人民调解教程》。

对经过考试、考核合格的首席人民调解员和人民调解员分别由格尔木市司法局颁发青海省司法厅统一制作的人民调解员证件和胸徽。

各调解组织对考试、考核工作结束以后新吸收和配备的人民调解员，必须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从而使此项工作经常化、正规化。

(二)步骤

格尔木市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1、第一阶段：(2007年1月一4月)为宣传动员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各街道办事处、二乡二镇的司法助理员要及时组织人员深入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乡镇、农村、牧区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2、第二阶段：(2007年5月一9月)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中的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考试、考核实施阶段。

这—阶段中，各乡镇、街道办事处、企事业单位、农村牧区要严格依据本《实施方案》有关首席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任职条件的要求，推选出首席人民调解员候选人，然后按照州司法局转发的《乡镇、街道办事处首席人民调解员考试、考核办法》组织进行考试，每个乡、镇、街道办事处调委会必须至少有2名首席调解员。

对乡镇、街道办事处、企事业单位、农村、牧区—般人民调解员的考试、考核，不要求推选候选人，只要符合人民调解员任职条件经考试、考核合格即可，人数不限。

3、第三阶段： 2007年10月为总结验收阶段。

对前三个阶段的各项工作市司法局将加强检查、指导力度，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整体工作全面结束后市司法局负责对本地区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进行总结，并及时上报州司法局。

三、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的任职条件

人民调解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本职工作，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依法办事，遵纪守法、讲究职业道德。

（一）首席人民调解员

1、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街道调委会主任、副主任。

2、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五年以上；

3、从事公、检、法、司及法学工作的退休人员。

首席人民调解员在具备上述必备条件之—时还应当具有较高的调解工作水平及协调能力，能调解处理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对解决重点问题及带有普遍性的热点问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意见，同时要具备调研能力，在工作中勇于创新。

(二)人民调解员

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年富力强、德高望重，具有一定的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

四、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工作的组织领导

为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实施，市司法局成立“格尔木市人民调解员持证上岗考试、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为：

组 长：

赵春善 格尔木市司法局局长

副组长： 许显峰 格尔木市司法局副局长

成 员： 马永红 格尔木市司法局基层科科长 刘怀宇 格尔木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刘新媛 格尔木市司法局基层科副主任科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司法局基层科，负责日常工作。

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篇10

东站地区关于开展《人民调解法》

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各辖区单位、居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即将于2011年1月1日实施，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为民调解法》，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影响，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使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了解、支持和参与人民调解工作，为《人民调解法》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我办事处决定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人民调解法》宣传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本次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贯彻《人民调解法》，推进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各单位和人民调解组织要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主题深入开展《人民调解法》宣传活动，重点宣传《人民调解法》重大定义，立法精神和主要内容宣传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的职能作用，宣传人民调解取得的成绩和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二、活动时间

12月15日至12月22日

三、活动方式

（一）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各辖区单位、居委会要积极与新闻单位联系沟通，通过电视台、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社区院内开辟宣传专栏，组织专题节目，深入全面宣传《人民调解法》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各辖区单位可以根据实际，经张贴标语，发放宣传资料，出动宣传车，组织图片展，演讲会、知识竞赛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保证宣传活动贴进实际，贴近群众。

（三）组织《人民调解法》义务咨询日活动。以办事处为单位，组织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开展《人民调解法》义务咨询日活动，主要以社区为主要地区，现场为广大群众、居民提供人民调解咨询和服务。

四、几点要求

（一）各单位要将《人民调解法》学习宣传活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一贡重要任务，要把宣传活动作为贯彻《人民调解法》，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推进人民调解事业发展，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和队伍建设，扩大人民调解社会现场的重要措施。

（二）结合《人民调解法》宣传活动，各单位、居委会要对所属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建立档案薄册，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要对照《人民调解法》的要求，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对应建而未建人民调解组织的要尽快建立，对调解组织设立不规范的要依法调整。全面了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的数量。类型等业务信息的调查统计工作。

（三）及时沟通信息，各单位要按照要求，尽快安排部署，切实抓好落实。在活动过程中，要注意发现和总结先进经验和做法，及时推广交流。

各辖区单位、居委会将实施方案和总结分别于2011年11月30前和2011年12月30日前报东站街道办事处综治办（204房间）。

（此页无正文）

东河区东站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二0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主题词：东站地区 宣传周 活动通知

报：区政法委、综治办、司法局 送：街道综治委主任、副主任、各委员 发：辖区各单位、社区居委会

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篇11

关键词：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瑕疵；权利救济

2012年8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在特别程序中新增第一百九十四条和第一百九十五条，分别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制度”和“人民法院受理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后的处理”做出了规定，旨在解决我国民事纠纷解决实践中“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和执行力是人们不愿利用调解制度的根本原因，其结果是导致调解制度姜缩”①这一司法现状。该规定吸收了先前的司法解释和具体实践成果（1989年，国务院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的人民调解法），在申请主体、申请期间等方面均作出了相关规定，然而在协议存在瑕疵时的处理办法、以及案外第三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权利如何救济等方面并未作出规定。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是指当事人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调解组织协调达成的协议，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并赋予该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旨在为当事人在诉讼外提供一条新的纠纷解决道路，根本目的在于解决纠纷，通过调节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一、协议瑕疵时当事人的权利救济

《修正案》第一百九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审查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主要考虑以下情形：一是通过调节方式解决纠纷是否当事人自愿；二是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共利益；三是达成调解协议是否出于当事人自愿，是否有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等严重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只有结论是肯定的，才应该确认该调解协议有效，否则就要驳回申请。

《修正案》调解协议的瑕疵审查做出了规定，但是该规定仅适用于当事人提出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情况，关于存在当事人一方被欺诈或者重大误解等瑕疵，而且并未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申请的调解协议，当事人的权利应该如何救急，是否可以就存在的瑕疵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调解协议的申请，《修正案》中并未作出相关的规定。

调解协议的瑕疵对于当事人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在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一方存在了欺诈的情况，从逻辑上看欺诈一方当事人势必不会同意向人民法院提出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申请；二是在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的过程中如果存在了重大误解，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三十日内并未发现，且未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申请，三十日后当事人得知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对于这两种情况下当事人的救济，笔者认为应该规定其享有对于调解协议的撤销权，具体内容如下，在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中，如果存在欺诈或重大误解的情况，被欺诈一方或者重大误解的一方可以在知道或应该知道欺诈或存在重大误解事项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调解协议的申请。原调解协议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可以重新进行调解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二、案外第三人的权利救济

《修正案》中关于调节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规定，只将着眼点放在了当事人双方以及申请的程序方面，然而对当事人双方所确认的调节协议损害到案外第三人的利益的处理办法却并未作出规定，仅在2011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七条中规定，侵犯案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那么当事人提出的人民调解协议经过人民法院审查并确认其效力之后，案外第三人发现该调节协议本身或者在具体执行中存在着损害本人利益的情况，是否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该调解协议的方式保护自身合法权利。

笔者认为，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本身旨在解决纠纷，而不应在解决纠纷的同时产生新的纠纷，并不提出解决办法，因此笔者建议在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中增加对于案外第三人的权利救济的相关规定，具体内容如下：1、人民调解协议经过司法确认后，调节内容涉及到案外人的，法院应当在调解协议确认后5日内将该协议的内容送达该案外人；2、案外人在接到调解协议后认为存在异议的应当在接到调解协议之日起15日向法院提出撤销该调解协议，法院接到撤销申请后，应当在30日内作出是否撤销的决定；3、法院撤销已确认的调节协议的，已经开始执行的部分无效，对于案外人造成损失的，协议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三、调节机构的义务

为了提高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效率切实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笔者认为还应当对于调节机关的义务进行相应的规定：首先，可以规定调节机关对于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具有司法强制力具有告知义务，即在调解协议达成后，调节机关应该明确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相关内容以及相应的程序，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在当事人法律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由调节机关进行告知可以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提高调解制度的效力；其次，经双方当事人授权调解机关可以代为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确认的申请，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调解机关可以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向人民法院批量提出，从而提高人民法院在处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时的效率，减少人民法院的工作量。

四.结语

调解协制度的建立的目的在于为纠纷双方的当事人提供一条诉讼之外解决纠纷的途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则是将诉讼与非诉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有机的衔接，是人民调解与民事诉讼机制之间的一做桥梁。作为出诉讼外的另外一条更为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其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对于解决纠纷方式的选择。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双方当事人在权利义务上的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利益，因此该机制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不应当在产生新的纠纷，在出现新的纠纷时如何处理、以及如何避免新的纠纷的出现将成为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郭志远：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实施问题研究

[2]胡辉：确认调解协议案件若干程序规则的司法适用探析

[3]辛国清：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冷思考

注解

浅析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篇12

行政诉讼调解是法官促使行政诉讼当事人就诉讼标的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从而终结诉讼程序的活动。1在行政诉讼制度构建之初, 立法界普遍认为行政权反映的是一种纵向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行政纠纷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发生的, 对此引起的诉讼不得适用调解。

随着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推进以及当事人的处分权和自主权受到重视, 我国尝试着将作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纳入行政诉讼中, 如《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3等规定的颁布, 极大地刺激了学界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研究。新《行政诉讼法》适应法治的发展趋势, 有限的引入调解制度, “对涉及赔偿、补偿、自由裁量的案件可以调解, 为老百姓坐下来和政府部门协商解决纠纷提供了途径。”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说。4

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理念

(一) 对司法效益的追求

司法效益是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主线, 是司法公平与效率的协调一致及完美结合。5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引入, 体现了对司法效益的追求:首先, 诉讼调解相对于审判程序更能合理地利用司法资源, 发挥程序灵活、高效等特点;其次, 从司法实践来看, 诉讼调解的司法质量更高,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一般不会上诉、缠诉甚至是信访, 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二) 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

当事人对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是诉讼调解的前提条件之一。在行政诉讼制度构建之初, 立法者基于“行政主体对行政权力没有处分权”这一命题从而排除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笔者认为该命题过于绝对, 行政主体享有一定的处分权:如果被起诉的行政行为本身违法或不当, 通过诉讼调解能够及时将该行为矫正过来, 这对于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及时化解行政纠纷具有积极意义。在诉讼调解过程中, 注重当事人的自我参与、互相让步, 尊重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及程序权利的自愿处分, 从而实现友好解决纠纷。

三、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

(一) 诉讼调解的适用阶段

学者对哪个阶段可以适用诉讼调解存有争议:有学者主张将调解限制在法庭审理阶段6, 也有学者认为诉讼调解仅在一审程序的准备阶段可以适用7。笔者认为, 行政诉讼的目的除解决行政争议之外, 还有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目的。引入诉讼调解方式来解决行政纠纷, 并不是停止对被诉行为进行审查, 而是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 以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进行调解。因此, 只有在被诉行为实体审查之后法院宣告判决之前, 才能对符合条件的诉讼案件予以调解。也就是说, 只能在法庭审理阶段进行调解, 其他阶段均不得进行诉讼调解。

(二) 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

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诉讼案件均可调解, 对可调解的诉讼案件范围要严格限定。新《行政诉讼法》8对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进行了积极列举, 一目了然, 并首次将自由裁量权的案件纳入诉讼调解范围,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行政管理的范围广、事项繁杂, 法律、法规便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 法律规定了大量的模糊性法律术语, 以使行政主体结合具体案情、灵活多变的管理行政事项, 提高行政效率。行政主体依据自由裁量权而为的行政行为, 对事实的认定或是对法律的适用, 都有一定的处分权, 这就为行诉讼调解创造了适用空间。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可以充分发挥法院的作用, 达到既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

摘要：新《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某些类型的行政案件可以调解, 体现了对司法效益的追求以及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我国应当从调解的适用阶段及范围等方面充分发挥其在行政诉讼领域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诉讼调解,司法效益,自由裁量权

注释

11黄学贤.“行政诉讼调解若干热点问题探讨”[J].法学, 2007 (11) :44.

22 <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在坚持合法、自愿的前提下, 可以就赔偿范围、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成立的, 应当制作行政赔偿调整书.

33 <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规定:诉讼案件、刑事自诉案件及其他轻微刑事案件,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 参照民事调解的原则和程序, 尝试推动当事人和解.

44 徐隽.“民告官, 法律这样为百姓撑腰”[N].人民日报, 2014-11-6.

55 陈永鸿.“论司法效益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2) :86.

66 郭志远.“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2) :65.

77 朱福惠, 刘伟光.“我国行政审判中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现代法学, 2002 (5)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