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通用12篇）

人民调解 篇1

1 电视调解节目分析

1.1 吸引大众关注

一般的人民调解都是一案一调,调解结束就案结,另外人民调解还有地域性制约,有调解很成功的案例它的影响力也是相当有限的,再遇到类似问题,还是需要重新组织人员进行反复调解。相比而言,,电视调解的效果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好的电视调解节目,它的收视率会很高。如江西卫视的招牌栏目—《金牌调解》的平均收视率都在全国同类节目中排在前三位,,单期节目经常获得收视头筹。高的收视率背后是调解节目法律知识的运用和道德伦理的传播。

1.2 增强舆论监督

电视调解和一般人民调解的秘密性相比,电视节目调解的公开性能够使纠纷解决的过程、处理的结果都及时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中,调解人、当事人、嘉宾主持人、其他参与人等的动作、言语、表情、衣饰等完全都展现在观众的视线之中,对于当事人来讲,选择电视调解这种方式解决纠纷更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选择了这种方式,就说明当事人已经选择放弃了隐私,已经准备好接受社会的监督。

1.3 模拟法庭环境

当今我国在法庭审判的现场,除了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会全程参与之外,其他人一般都没有去关注,以致社会中的许多人都不了解法庭审判的程序和一些基本规则,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积极在电视调解中模拟法庭审判的环境,让大家对庭审现场有一个了解。

2 电视调解的法律效力和不足

2.1 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新民诉法第19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后,经人民法院审查,复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这说明了电视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规范意义上的电视调解与人民调解直接相互联系,这是符合人民调解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这些地方都有正式的调解委员会,正式的纠纷调解员,纠纷产生的当事人,都遵循调解的自愿原则,调解最终形成调解协议。其签订的调解协议在法律上产生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请强制执行。

2.2 电视调解的不足

2.2.1 调解节目导致个人隐私曝光

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也都有自己的隐私,在调解案件中,案件双方主事者选择电视调解的时候就说明其已经放弃了其隐私权利,把自己的私密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隐私的揭露虽然是当事人的权利,但是如果过分地揭露也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比如,参与录制节目的纠纷当事人大多都是比较亲近的关系,隐私披露后,矛盾就会公开化,假如调解不满意的话,就会影响当事人之间原来的关系,这就与调解的原意相悖。

2.2.2 调解节目娱乐化倾向明显

现今,人们的浮躁心理和猎奇心理还普遍存在,影视节目庸俗化的势头非常明显,一档电视节目必须得吸引人的兴趣才能生存。电视调解是情感类节目的延伸,情感类节目的一些形式多少会保留下来。例如,调解矛盾类节目的播出,旨在为了化解矛盾,然而部分节目却热衷于披露当事人的私密,更有甚者为了营造看点,故意挑拨、激化矛盾,导致调解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满足了一些人猎奇的心理,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类似这样的剧目就是娱乐化过度的结果。

2.3 电视调解剧目选材的地域局限性

电视调解节目组为了提高节目的收视率,经常用一些具有吸引力的琐碎类案件成为调解节目组选取录制的主要题材,友情、亲情、爱情、金钱等是节目的主要看点。结合各个调解节目,它们的具体外在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大体结构都一样,就是突出矛盾、意在高潮、用情催泪、以德说教、双方反思、调解成功。

3 电视调解对人民调解的促进

3.1 与司法联手打造调解平台

现今,人民调解还是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这也是现在许多电视调解节目的不知所处何种位置之处之处。现据我国《人民调解法》第八条的有关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也可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这条法规的实施给在企事业单位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有关合法性,带去了充分证明力,虽然立法的主旨在于解决一些企事业单位内部职工之间的民事矛盾问题,但是其组织形式是合法的,这也为在电视台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了保证。电视调解节目中的相关调解人可由专门的电视台调解委员会提供帮助,或者也可以依靠当地的居委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而为调解结果合法性提供法律保证。

3.2 开辟民事调解新路径

现今法制栏目剧的出现迎合了群众对法制节目的感官需求。笔者认为法制栏目真正的吸引力在两个方面 :一是法制节目具有一定的故事性,观众对这些真实发生的,尤其是关乎社会安全的犯罪故事十分感兴趣 ;二是大部分法制栏目都采用“寓法于案”的节目主题,观众在了解故事的同时也能够学到有关法律,使节目的观看价值得到了升华。法制调解节目不仅可以调解当事人的纠纷,同时也给了社会广大法律调解工作者一次学习和领悟的机会,让他们学到更好的调解技巧运用到以后的调解工作中。

3.3 转型期媒介干预社会的创新

当今社会转型期的媒介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已迷失了方向,自身暴露出许多问题。首先是歧视群体,影视传媒不能够平等对待社会地位不同的群体,对弱势群体即处于社会阶层底端和边缘位置的人群关注也不够,而对具有消费能力的群体一路迎合。还有,粗俗的娱乐化。记者主持人明星化、影视娱乐化、挖掘名人隐私刺激大众眼球,媒介给影视营造出一片狂欢景象。西方新闻界曾说,媒介作为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起到一种制衡的力量。《金牌调解》参与对象立足于平民百姓 , 主要是底层人群,一心一意为他们解决矛盾,不但增加了弱势群体话语表达的途径,而且也为媒介服务社会责任做出了贡献。

4 结论

《金牌调解》等系列的调解节目已成为当下流行的一种调解形式。从这个节目产生以来,发展迅速,带来了继影视新闻、娱乐、综艺之后的又一次影视发展的浪潮,给当今大众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给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内心世界进行着又一次有力的冲击,营造了无法比拟的舆论影响力。同时也在给人民调解工作陷入低谷的情况打了一剂强心剂,让调解工作有了回升的趋向,电视调解的节目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吸引了社会的目光、受到全社会的监督等为人民调解工作开创了新的生机,对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了里程碑的意义。

人民调解 篇2

实施二十周年活动情况总结

按照县人民调解员委员会的部署要求，为纪念《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实施二十周年，大力宣传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积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公德意识。6月17日，镇司法所集中开展了纪念《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施行二十周年人民调解专项活动，此次专项活动形式多样，收到明显效果。现就有关情况做如下简要汇报：

一、活动的指导思想

此次专项活动以《条例》发布实施二十周年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服务群众、关注民生为宗旨，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的作用和优势，积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并通过调解活动宣传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通过人民调解专项活动，预防和化解一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公德意识。

二、活动的主要做法和活动进展情况

1、精心筹备，周密安排，做好“动员部署”开篇文章

镇司法所在接到县开展纪念《条例》实施二十周年专项活动之后，立即召开会议，就我镇如何贯彻、实施这一“活动”做了初步的分析、研究。为全面启动此次活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2、大力宣传、营造氛围

在全镇统一动员的基础上，又全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一是设立了宣传站点，展示宣传展牌，播放法制宣传音像制品，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及《宪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二是精选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民法》等法律法规条款和具体案例，并印发了500多张法律明白纸。同时，组织普法工作者面对面地向广大市民宣传宪法和国家的基本法律，并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进行详细讲解。三是设立了法律咨询服务站，现场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在服务站周围，广大群众踊跃咨询，法律服务工作者们详细解答，仅一上午时间，就现场为群众解答涉及宅基地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人身损害赔偿、妇女维权等二十多个法律政策问题。

3、全面细致、重点突出，排查到位。在对矛盾纠纷的具体排查工作中，我们强调了：“深入、细致、全面、力避死角”的十字工作方针。具体做法是：双线并行，齐头并进。所谓“并行”是指我们司法所与各村（居）的排查同时进行；所谓“并进”则是指司法所不搞孤军作战，而是和派出所、土地、城建、民政等部门同志相互配合，并在他们协助下，在各村进行普查的基础上，积极选择重点区域、重点情况、重点人群、进行重点排查，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深入开展工作。

三、工作中的不足

1、下沉力度不够，未能全面掌握一线工作情况，对基层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滞后。

2、思路不够开阔，调处方法过于简单而缺乏技巧。

3、重视力度不足，尚未形成“大调解”工作格局，影响了活动向纵深推进。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此次活动结束后。我们将继续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机制建设上狠下功夫，创新大调解机制，构筑大稳定格局。具体分作三个方面：

一是联动调处机制。按照信息联网、部门联手、上下联动、条块联合的原则，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或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在镇司法所的统一组织下，实行各涉案单位共同调解、联合调解方式进行调处。

二是配套调处机制。即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应与基层法律服务配套，与律师参与配套，与公证确认配套，与法律援助配套，与法制教育配套，切实为群众提供便利、及时、周到、全面的调解服务。

人民调解 篇3

胡总书记2011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提出的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建立健全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相结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作为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这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早在2003年，为进一步强化新时期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召开人民调解工作专题座谈会，提出建立“探索诉讼调解工作在法官主导下适度社会化的新模式”，选定普陀、黄浦、长宁等区进行试点，试点法院在“案件立案后庭审前，可将部分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的纠纷，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委托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如果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能够有机地结合，形成一种有效的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机制，不仅可以将争议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而且可以达到和谐息讼，终止纠纷的理想状态，更有利于减少甚至合法消除无休止的上访现象，从而使社会达到持久的和谐状态。这就是本文的目标和宗旨。

根据我们对已经试点的普陀、黄浦、长宁和浦东新区法院进行的调研，通过分门别类召开主审法官、司法调解员和街道人民调解员的座谈会和访谈的形式，查阅相关案例文本和调解协议书，面谈部分通过双调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发现人民法院主导型的“诉调对接”，在当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发展中独树一帜，作用突出。法院在“诉调对接”工作中，扮演构建协调机制的统筹者、机制运行的协调者及制度层面保障者的角色。浦东新区法院与浦东新区的梅园和潍坊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方面有着长期的合作实践，也积累了相当多的宝贵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一、 目前上海市双调对接中心的运作模式和成效

1.运作模式

首先是调解格局。目前上海诉调对接中心通常由区法院设立“诉调对接中心”与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办公地点直接与法院立案庭相邻。诉调中心主任通常由区法院任命民庭副庭长或资深法官担任外，法院还聘请退休的资深法官及邀请区司法局选派人员担任中心副主任，协助主任管理中心的办案业务和日常事务，同时基本上形成了包括专职调解员调解、退休法官调解、行政调解在内的诉调对接“大调解格局”，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通常由司法局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发放。以普陀法院为例，诉调对接中心现共有专职调解员14人（其中包括退休法官4人、人民陪审员4人，社区法官3人），另外还与公安交警等部门合作，成立了交通事故纠纷调委会，形成了综合大调解格局;二是调解人员除资深法官担任调解员外，对聘请的调解员都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司法专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其三是案号规范化，中心一般都设立案件检索系统：如普陀法院的诉前调解立案号，从原来的缴字号、预字号，现统一规范到“诉前调字号”，并在院办公室及立案庭帮助下设立了案件检索系统，随时方便调解员及当事人查寻。

2.工作成效

从调解范围看，纠纷调处类型趋于多样，如普陀区院调解工作室诉前调处纠纷案由2008年8种到2010年1月已达25种，目前已包含所有民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涉少等案件，较2008年案由种类增加了三倍多;从工作成效看，现有的对接中心通常为法院工作减负明显，分流民事纠纷案件近三成：以普陀对接中心为例，2010年中心包括诉前调解、审前调解在内，共接受各类法院委托调解纠纷5843件，调解成功2728件，真正实现了以“调”止“诉”的目的。同时快速提升纠纷化解率：如普陀中心诉前纠纷平均调处周期为10.2天，相较于民事案件通常需要50天左右的平均审理速度，缩短了约80%的时间，且接近七成纠纷在7天内调解成功，远低于市高院关于委托调解的期限规定。上海其他区级法院也因为诉调对接中心的有效工作而极大减少了工作负担，同时矛盾和纠纷也能得到较早较快的解决。

3.相关经验的总结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和其他区人民法院与其所辖区人民调解庭有效的联动合作经验，重点考察了庭前调解制度、委托调解制度和庭中调解制度的运行和效果。庭前调解制度是指将人民调解设定为法院调解的前置条件。即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和邻里之间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必须首先申请人民调解。因人民调解无效或超过人民调解的范围或能力的，由人民调解员出具书面受理结果，然后当事人才可以去申请法院调解或诉讼；委托调解制度是指由人民法院将某些已经立案的较小的民事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委托所在区域的人民调解庭预先调解，将矛盾和问题通过人民调解先行化解。法院可以根据所在辖区的人民调解庭调解的能力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劝说当事人先行人民调解，这样既可以节省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法院的司法成本，也可以维护当事人双方的情面。庭中调解是指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直接将人民调解作为法院调解的一部分。即由调解法官决定是否直接邀请所在辖区的人民调解庭参与调解已经审理的案子。最终形成一套有效的系统的双调对接机制。目前，上海区级法院设立的诉调对接中心受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法院通过立案庭委托的庭前或诉前调解。

二、仍然存在的问题

1.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问题

根据2011年元旦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32条规定: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该法在两种调解对接上有个新规定，即第33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生效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但法条并没有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去申请司法确认，使得案件没有终结。鉴于没有经过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书都不具备法律强制力的，当事人都有反悔的权利和可能，这样人民调解协议书达成后仍然有不少反悔案件，因此案件并没有完全终结。

2.关于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资待遇的问题

目前上海市区级法院设立的双调对接中心的调解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人民调解员，有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仅凭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专业水平和法学理论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在转型期间我国社会变迁速度加快，涉及的案件越来越复杂，新的法律不断出现，旧的法律也在不断修改，比如最近最高院关于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离婚案件中房产分割纠纷案件的调解和审判影响甚大，这就要求调解员要不断跟上形势，掌握新的法律知识和精神。

同时由于调解的案件不断增加，调解的工作量也迅速加大，而调解人员待遇普遍过低，以普陀双调中心为例，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津贴共为1420元/月，而工作量却相当大，这样不利于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关于双调中心体制完善的问题

目前上海各个区级法院已经先后建立了双调对接中心，但是各个对接中心的队伍建设和办公设备的配制是不尽相同的，工作效果和成效也不尽相同。由于体制的问题和领导重视的程度不同，使得有的对接中心工作弱化，可有可无；更有些中心有名无实，徒有其名，难以实际运作。

三、建议与对策

1. 关于调解书的法律效力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由于人民调解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签字后，仍然可以申请仲裁或上诉到法院，纠纷或案件可能并没有终结。但经过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减少诉讼和司法成本，而且能够保障协议的有效执行，是运用法院机制对人民调解给予支持的重要保障性措施。但《人民调解法》第33条只是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可以”申请法院确认，而不是“必须”申请法院确认。因此特建议将第33条中的“可以”改为“必须”，将双方当事人的选择权改为一种义务。

为减少和降低人民调解协议的反悔率，尽早尽快终结案件，因此特建议:制定《人民调解法实施办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已经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双方都必须申请法院确认，申请司法确认的费用可以免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31规定:“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费用。”

申请司法确认作为人民调解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但不是所有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都能获得法院的司法确认，而必须根据调解协议书的合法程度和专业质量，法院可以依法并有权决定是否给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司法确认。只有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才具有法律强制力。

2.关于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资待遇的建议

针对目前双调对接中心的调解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因此特建议:双调对接中心的所有未曾做过法官的兼职调解员，都必须经过相应的培训和考核取得上岗证书，以提高调解队伍的专业水准，可考虑制定调解员工资分级制度，将调解员分为资深调解员、一般调解员和助理调解员三类，制定各类调解员的岗位要求和工作职责。

同时鉴于双调中心的调解员工资待遇普遍较低的现状，因此也特建议提高现有诉调中心调解员的工资津贴标准，将工资与级别挂钩，同时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按照调解案件的数量和质量建立绩效奖励机制。

3.关于完善现有双调对接中心制度的建议

首先是各个区级法院必须高度重视双调对接中心的工作，在人员配置、办公场地和设备方面要给于应有的重视，同时要将各个区级法院的双调中心是否能够有效地正常运转，纳入到区级法院和同级司法局的工作考核当中。以使双调对接工作长效化和制度化。

4.在完善现有的诉调对接机制的前提下，完善多元调解机制，充分发挥多元调解机制在化解矛盾和纠纷中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除了要求人民调解协议书必须申请法院的司法确认外，鉴于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数量巨大，还特建议可以由立案庭或案件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根据案情程度依法决定，并征得案件双方当事人的书面签字同意，由法院委托所在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通过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直接由法院书面给予确认，并视同于法院调解的协议书，其协议书具有终结案件的法律效力;其三是应法院邀请的人民调解员参与庭中调解，其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应该视为法院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和实施的强制力。

人民调解前置制度刍议 篇4

“诉调对接”是指法院将诉讼调解和其他调解方式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也是近年来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纠纷、推进“和谐司法”的一种新探索。2004年8月18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诉调对接”的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而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组织之间指导与被指导的密切关系、二者优势的互补性则为其提供了实际操作实施的可能性。“诉调对接”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与运用中, 具体工作的方式方法得到了不断的创新和开拓, 仅各地法院探索出的较为成熟的模式就有“诉前和解”、“人民调解室”等五种[1]。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诉调对接”对克服单一纠纷解决模式的不足、缓解“诉讼爆炸”新形势下司法资源不足的压力, 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诉调对接”的大格局下, 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成为了整个工作的关键点, 而人民调解也有了以下的转变:在“大调解”环境中呈现出一种更加积极姿态, 纠纷更多来源于人民法院的委托, 在工作地点、工作方式上都更加注重与人民法院的衔接、补充, 更着重强调配合与辅助的任务, 但同时其业务素质、作用与影响力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总得来说, 人民调解通过不断整合、完善、创新, 成为一种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

二、反思:人民调解是否应成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

有鉴于近年“诉调对接”格局之下人民调解重要程度以及对诉调对接模式进一步的开拓和探索, 部分学者提出人民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这一构想, 即民事纠纷必须经过人民调解这一程序, 人民调解不成功的才进入诉讼程序。 (1) 学者们的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从设置前置程序后的积极意义角度出发, 主要基于人民调解的优势及诉讼固有的程序复杂、费用高昂、迟延等固有弊端和宿疾, 另外也在于强制性的调解前置制度可以优化有限的纠纷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 使部分民事纠纷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得到解决;二是以德国、日本等国家及台湾地区的成功立法例 (2) ;三是我国法律中本身存在的一部分强制性调解前置规定, 人民调解作为强制性前置程序只是现有规定的普及和扩充。

笔者认为, 一项制度实行与否, 并不能单纯地看其潜在的有利面或成功的立法例, 而需要各方利益不断权衡与分配, 进行综合考量:

(一) 基础要求:符合法律精神与法律法规

从总体上讲, 各类民事纠纷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即民事纠纷主体在民事法律关系上的地位平等与民事纠纷主体对自己的民事权利享有处分权。[2]这种处分权不仅包括实体处分权, 同时也包括程序处分权。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程序处分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保证了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包括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在内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在立法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同时规定了调解工作的三原则, 其中就包括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原则, 这也是当事人在调解问题上的享有处分权的体现。而强制人民调解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与上述法律精神与法律规定都不相符合。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 当事人在享有程序处分权的基础上, 其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目的对选择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3]当事人有时不仅只是出于解决民事纠纷, 还包括出名、斗气、社会利益等目的而对民事纠纷解决方式进行选择时, 上述目的促使其必然选择诉讼的途径。对于某些必然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来说, 人民调解程序已经失去了其前置的意义, 而其强制性的存在同样使得纠纷解决资源被浪费, 不利于纠纷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 这与设立人民调解前置制度的初衷也是相违背的。

(二) 必要性:社会现实需求

虽然民事纠纷均为平等主体之间有关民事权利义务的争执, 但是在社会实践中, 民事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争执发生的原因、争执所涉及的事实的复杂程度以及争执所涉及的法律的性质等均存在不同, 最终也导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 因此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都有自己的特点, 解决民事纠纷的功能各有侧重, 在适用的基础、所付出的代价、发挥的作用等方面也有所不同。[4]而民事纠纷能够有效解决, 往往取决于其类型是否与解决方式互相适应。某些案情或涉及法律问题比较复杂、当事人争议大的案件本身就适合采取诉讼方式对双方权利义务对予以保障, 将其强制先纳入人民调解并无必要。

(三) 可行性:具有实行的成熟条件

实行的条件不仅应当包括人员、设施、工作方式方法等软硬件的完善, 也应当考虑民众对该制度的接受程度。不可否认, 近年来, 人民调解组织及人员的数量都有所增加, 许多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加入了人民调解员的行业, 调解人员素质有了巨大提高, 其硬件设施的配套服务和模式上的开拓探索都有了长足进步。必须看到, 虽然调解组织庞大且人员较多, 但基本为兼职, 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大问题, 很多情况下不能正常发挥人民调解应有的作用, 因此同样会出现力量不足的问题, 这是当前应着力从机制上解决的问题, 在该问题解决之前, 即使设置人民调解前置程序, 也并不能保证大多数民事纠纷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能够调解成功。而一种强制的、限制公民权利的制度如何能够妥善说服民众接受则又是司法机关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 预期结果: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司法机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的是一个保障和促进的作用, 特别是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的多发现象以及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法治观念的增强, 越来越多地需要司法机关公正地执掌法律, 解决纠纷, 平息冲突, 实现权利, 维持秩序。[5]因此对社会能够产生积极有利影响的不是诉讼案件的减少, 而是纠纷冲突的高效公平地解决、当事人权利的完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强制性的人民调解前置程序并不能达到上述积极目的。

必须指出的是, 笔者并不否认人民调解与法院审判联通互动机制的优点。而是考虑寻找一种合适的模式, 在关注如何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的同时而不忽视对于当事人的权利的保护与纠纷的合理解决。

三、探索:强调当事人选择权的人民调解适度前置制度

(一) 目标

这项制度设计的目标非常明确:在低廉、快捷和方便 (即保有人民调解的优势) 的同时, 又能有效解决纠纷。这两个目标一定程度上并不兼容, 而且并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设计, 我们所能做的, 是通过不断权衡, 加入对基础要求、必要性、可行性、预期结果等因素的考量, 以寻求相对的平衡点。

(二) 借鉴

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 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或可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 是指在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诉讼所面临的困境促使了人们改变思维, 从试图以司法尽可能地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转向了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寻求。司法ADR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它具有准司法性质, 通过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如对诉讼审判制度补偏救弊、分担压力和补充替代, 减少纠纷解决的成本和代价, 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其功能不断提出并得到确认[6]。美国是当代司法ADR最为发达的国家, 法院附设ADR的种类也最为丰富。主要形式有:法院附设调解, 这也是最为普遍的司法ADR, 主要适用于家事案件, 还计划应用在公害案件中;法院附设仲裁, 但联邦法院一般不强迫当事人参加法院附设仲裁, 而州法院则相反;其它形式的ADR———如简易陪审团审判, 包含了在法官或陪审团面前的简易举证和辩论, 可做无约束性的裁决, 其优点在于使当事人能够在较好的信息沟通下进行和解谈判;早期中立评价程序, 该程序是在审前阶段把所有当事人和他们的代理人召集在一起, 提出案件的摘要, 对于案件所涉及问题由有丰富经验的中立人提出无约束性评价和案件计划的指导, 还可以按照当事人的要求提供其他帮助[7]。

总结来说, 笔者认为美国的司法ADR有以下三点优势值得我国调解前置制度加以借鉴:

1. 在保留司法性的基础上强调当事人合意, 集中体现效率。

司法ADR的程序受到法院的指导与监督, 并且与诉讼程序密切相关, 这是ADR司法性的体现。但在此基础上这项制度强调的并不是司法的强制性, 而是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 集中表现为当事人可以合意对纠纷解决程序进行选择 (3) 。这种做法对当事人来说尊重了其意志自由, 帮助其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对法院来说则分流了案件, 减少了诉讼, 提高其司法效率;对社会来说, 纠纷通过非诉方式快速解决可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减少社会矛盾。

2. 合理的调解程序设置使诉前调解具有可操作性。

第一, 司法ADR有较为明确的案件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于家事案件、小额标的案件以及一些特定的争议, 比如种族冲突引发的争议和环境争议, 这类争议涉及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复杂利益关系, 法院的胜负判决很难平衡各方利益;第二, 调解人员由受到过严格培训, 有较多职业经验的人员担任, 能提供较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第三, 费用低廉, 使用经济手段促使当事人调解。此外, 多种创新程序的灵活运用, 当事人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力。

3. 完善的配套制度作为制度实施的后盾。

美国司法ADR的配套制度主要有:案件管理制度, 通过对案件的分配管理鼓励当事人选择ADR作为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费用补偿和惩罚机制, 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有效的司法控制, 避免案件久调不决, 导致当事人诉讼权益受损;调解方案可接受性的加强保护, 即当拒绝调解方案的一方当事人采取诉讼后如果没有得到比调解结果更有利的判决时, 则要承担拒绝调解以后双方所产生的诉讼费用。这些完善的配套制度的保障, 使得美国联邦法院的诉讼中90%的案件能通过调解、和解等ADR的方式解决。

(三) 设计

笔者在肯定少部分案件强制将人民调解作为前置程序及少部分案件不由人民调解介入的基础上, 提出强调当事人选择权的人民调解适度前置制度的构想, (4) 并做如下设计:

1. 机构设置

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在法院设置人民调解工作处, 聘请业务能力突出的专职人民调解员; (5) 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指导工作专职庭室, 指定资深法官或者根据需要聘请调解经验丰富的退休法官、人民陪审员担任专职或者非专职人民调解指导员, 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处的工作开展, 并负责人民调解协议审核机制下调解书的审核工作, 但并不介入具体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处与法院人民调解指导工作专职庭室共同组成诉调联动中心, 作为专门机关负责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之前的人民调解工作。

2. 具体程序

诉调联动中心在立案大厅设立人民调解窗口, 当事人就某一民事纠纷诉至法院后, 即通过人民调解窗口告知其可以选择至诉调联动中心先行调解。在征询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的基础上, 双方均愿意进行调解的:案件暂缓立案, 首先进入人民调解的程序, 双方当事人在中心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进行调解, 调解成功的, 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不成功的, 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双方均不愿意或者一方不愿意进行调解的, 案件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3. 制度保障

(1) 前置的人民调解程序尽量简便。双方愿意先行调解的, 可以即到即调, 及时组织调解, 方法和模式也可以由当事人自主选择, 调解人对调解方式也可以自由把握和灵活运用, 促成争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凡经调解达成协议的, 当场制作调解书, 当场送达;即使当场难以调解成功的, 也做好疏导教育工作, 防止矛盾激化。

(2) 赋予调解协议“准裁判文书”的效力。人民调解作为我国民事程序法律制度的重要部分, 其广泛、便捷、及时、经济等优势是诉讼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具有的, 但是人民调解在性质、职能、效力上的欠缺也非常明显, 其中争议最多的便是调解成功后双方所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2002年11月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确认: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双方当事人应该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也就是说, 人民调解协议不具备裁判文书所具有的强制执行力。因此, 虽然整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与人民法院优势资源而成立的诉调联动中心所制作的调解协议在质量上能够达到一般司法裁判文书要求, 却往往由于当事人基于个人利益考虑反悔或不按照协议书规定期限积极履行, 致使案件又重新进入诉讼程序, 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其次, 调解效力的有限性会严重地打消当事人通过调解处理其纠纷的积极性和信心, 进而倾向于直接将纠纷提交法院。这必然会使人民调解前置程序空置并逐步萎缩;再次, 自愿签署的调解协议若可以由当事人随意反悔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话不利构筑社会诚信, 并会进一步增加交易的成本[8]。针对于此, 笔者建议建立调解协议效力司法审核机制, 并在该机制下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赋予“准裁判文书”的效力, 即:在诉调联动中心的人民调解员主持下达成并经双方当事人签收生效的人民调解协议, 若出现一方当事人反悔或未在协议书所确定的时间内履行义务, 由另一方当事人申请, 由该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工作专职庭室进行审核。 (6) 对于符合法定程序, 经审核即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 并下达审核认定书, 由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执行局 (庭) 按照执行程序对消极履行一方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于违反自愿原则、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有可能导致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的, 裁定不予核准或者依法撤销。 (7) 另外同样可以将民法上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和预期违约规则引入调解制度中, 如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有转移财产等逃避履行义务行为或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时, 允许当事人可以在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不受调解协议所约定的履行期限之限制即可提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出于稳定的考虑, 调解协议一旦达成, 当事人一般不得就同一法律事实再行提起诉讼。如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司法行政机关及民间性的调解纠纷均规定“调解成立之日起七日内, 将调解书送请管辖法院审核”, “核定后, 当事人就该事件不得再行起诉”, “经法院核定之民事调解, 与民事确定判决有同一之效力”。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准司法裁判文书”的效力有利于及时稳定社会秩序并可以起到鼓励当事人选择将人民调解作为前置程序的作用。

(3) 若调解不成致使案件进入诉讼程序, 则双方先前的调解笔录不对合议庭公开, 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也相应无效, 保障庭审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4) 对于选择调解前置的案件, 在诉讼费用上予以减免:对于经调解中心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 一般不收取相关费用;进入执行程序的, 仅收取部分立案和执行所需的费用。以此来鼓励当事人选择将人民调解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 减少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

4. 法制保障

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首先需要在立法上构建起一套尽可能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体制, 而且要求法律的现实性、可操作性与社会已有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和诉讼观念相配合、相协调。对于人民调解适当前置制度而言, 需要法律法规对其予以确认, 将其纳入规范化操作轨道, 而其中某些比较有突破性的设计, 如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审核机制及协议书“准裁判文书”的效力问题, 则需要当前法律法规一定程度的补充和修改。

作为一种折衷的制度设计, 这样做一方面保持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民间性, 有利于司法机关对于司法权威的维护, 同时也能够维护当事人的处分权, 为其解决纠纷提供了更为便捷和适宜的渠道, 在扩大了司法利用的范围的同时也通过人民调解协议审核机制来免除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前置程序的后顾之忧。而这项制度建设的最终目的与“诉调对接”的现实需要也是一致的, 即尽可能避免采取诉讼, 减少诉讼的对抗性, 以实现有限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除此之外, 笔者认为, 推行强调当事人选择权的人民调解前置制度有更深远意义。这项制度对于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是一种转变和革新, 它所强调的是合作而非对抗, 这种合作不仅在于当事人之间, 也包括了法院在内;这项强调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尊重和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的制度, 能够使程序理念得以升华, 体现了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协商与互惠, 避免造成社会关系的永久性损害, 寻求化解社会纠纷和维护社会和谐的最高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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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严炎.美国司法ADR之考察.当代法学.2006, (4) .

人民调解 篇5

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

‚和为贵‛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值得借鉴的传统东方智慧。而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在我国主要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大调解方式。由于调解的主体不同、受理纠纷和矛盾的范围不同、调解达成协议的效力不同，导致一些矛盾纠纷调处效果欠佳。如何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调解方式有机衔接起来，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调解方式的概念与现状

（一）三种调解方式的概念

1．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性司法活动。人民调解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行为。2．行政调解是指具有调解纠纷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主持的，根据国家政策、法律，以自愿为原则，在分清责任，明辨是非的基础上，通过说服教育，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

让，从而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行政调解可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于行政裁决或行政仲裁中适用，在行政司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3．司法调解又称法院调解、诉讼调解，是指法院在审理各类案件时，由法院主持，当事人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在民事诉讼中，司法调解是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司法调解是有条件适用的，但适用范围有望逐步扩大。

（二）三种调解方式的优劣

1．人民调解的优势是人民调解具有主动性，有利于矛盾纠纷及时解决，防止矛盾纠纷的激化和升级；具有简捷、及时和经济的特点，它着重在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就近、及时地化解民间纠纷，以最短的时间完成对矛盾纠纷的处理，能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减轻人民群众和国家财政的负担；具有广泛性，有利于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就我国人民调解组织的设臵情况来看，调解已建立县、镇乡、村、组、十户‚五级信访调解网络‛，只要是有城镇社区的地方就有调解组织，能最大限度实现情与法的融合。

不足之处一是调解方式随意性大，缺乏严格的程序规范；二是资金严重短缺，缺乏相应的奖励制度和补贴办法，限制和影响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三是调解员文化程度参

差不齐，多数调解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影响调解质量与效率；四是调解人员队伍不稳定，人员调整频繁，专职专用的司法助理员少。2．行政调解的优劣

一是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符合我国国情与传统习惯。在现实中，公民与公民、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发生纠纷后，往往不通过司法机关解决而直接寻求行政机关解决。这一点，从目前大量的上访案件就可以看得出来。二是行政调解具有专业性和综合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纠纷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纠纷的形式呈现出多样性。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具有行政、民事和技术等综合特色的纠纷往往适合由行政机关来解决。

但是行政调解有不足之处，一是行政机关在调处社会纠纷时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具体调处社会纠纷的往往是行政机关的所属机构或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特别在调处与行政管理有关的纠纷时，其不独立性和不公正性更为明显；二是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的程序，实践中随意性很大，从而使当事人对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的结果不满，导致行政机关调处纠纷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三是行政调解结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力。3．司法调解的优劣

调解人员的法律素质高，主持调解的法官具有专业的法

律知识和丰富的审判经验；调解程序规范，诉讼法中一整套回避制度、举证制度等，调解法官都能熟练地运用到调解程序中去；调解的法律效力高，当事人对司法调解的认同度高。

其不足一是调审结合的模式往往使同一审判人员兼作调解法官和裁判法官，法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规避诉讼风险，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忽视调解的当事人的意愿原则，容易导致以压促调、以判促调、久调不决，从而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现行民诉法中规定司法调解要遵循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混淆了判决与调解的界限。调解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根据双方合意达成的一种诉讼契约，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就应当允许并赋予其法律效力。但现行民诉法却将调解与裁判一样设臵了同样的前提条件，这为法官根据具体案情选择不同的诉讼阶段进行调解设臵了障碍，不利于办案效率的提高和诉讼成本的减少。

二、怎样实现三种调解方式有机衔接

三种调解方式已大力推行多年，但由于衔接不紧密，难以形成合力。如何从整合调解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一）三种调解方式的程序衔接

一是建立庭前调解机制。法院设立庭前调解窗口。选择具有较丰富法律知识和较强调解能力的法官及经过一定程

序聘请的调解员组成专门调解机构，负责庭前调解。凡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家事纠纷、事实清楚的债务纠纷以及事实清楚损害赔偿纠纷、邻里纠纷等一般民事案件纠纷，当事人到法院法庭起诉的，立案庭应主动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特点、优势，告知并建议当事人首先选择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当事人同意接受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立案庭将案件转移至调解窗口，由调解窗口负责调解或转移至纠纷所在乡（镇）的调委会或者司法所进行调解。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不予受理的民间纠纷，也应当及时将案件转移至调解窗口或函告纠纷所在地的调委会或者司法所，由调解窗口和调委会或者司法所做好调解息诉工作。

二是建立诉讼内委托调解制度。案件进入诉讼程度后，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法院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对于民事案件，法院在立案后庭审前，或案件审理中，将部分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委会会调解的纠纷，或案件审理中，将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委会会调解的纠纷，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将案件委托当事人所在地（所地单位）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调委会或者司法所进行调解。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选择由法院出具调解书，也可以撤诉，选择由人民调解组织出具调解协议书。如双方达不成协议，则恢复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如双方达不成协议，则依照刑事诉讼程序依法处理。诉中委托人

民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协议，并制作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一方当事人到期不履行具有给付内容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是吸收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可以选聘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人民调解员要充分发挥扎根群众、熟悉社情民意的优势，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提高诉讼调解效率。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受阻，需要人民调解员协助的，人民调解员应积极支持配合，加强县、镇乡、村、组、十户‚五级信访调解网络‛的建设。四是加强司法所建设。司法局应当从招考选聘司法调解经验丰富工作人员加强司法所建设。司法所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对人民调解组织调解不成的案件就近进行再次调解；对村调委会调解未成功的民间纠纷案件，及时到位的排查调解。

五是建立方便调解的快捷程序。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的纠纷，当事人要求诉讼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及时与所在地法院联系，法院应当派出工作人员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由巡回法庭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立案。对以就近立案的案件，承办人应当立即组织当事人进行先行调解。该类案件一般应当适用简易程序。

六是当纠纷无法通过行政调解解决时，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依照法律途径，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自

己的利益诉求。

（二）三种调解方式的制度衔接

一是建立定员、定点、定期联系制度。即由司法局派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的同志担任乡镇司法所工作，对乡镇调委会、村调委会定期的指导，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导解决，建立司法行政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长效机制。

二是建立聘任参与制度。司法行政部门和法院可以挑选素质较高的人民陪审员、司法助理员，安排他们参与审判工作和司法调解，帮助人民调解员进一步提高业务能力和调解水平。

三是建立疑难案件指导制度。即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要求和工作的实际需要，对疑难纠纷司法所进行指导，帮助梳理法理关系，分析争议焦点，有针对性地指导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

四是建立定期培训制度。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制定培训计划，派出具有较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司法调解经验的审判人员、司法助理员定期开展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针对人民调解过程中常出现的问题、法律法规的运用以及各类热点、难点问题，通过授课、案例研讨等多种形式，因地制宜地开展业务培训。通过培训，使人民调解员进一步提高调解艺术和调解工作水平。尤其是要加强人民调解员的刑事方面

法律、法规的培训和指导力度，支持人民调解组织积极做好刑事自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工作。

五是建立调解协议书评阅制度。司法行政部门要指导和督促各级调委会建立台帐制度，凡是经过调解程序的案件均需要手续齐备，材料规范，结案后及时装卷、入档，以备检查。对于人民调解协议，法院和司法局要选派专人定期评阅，对不足之处及时指出，帮助人民调解组织不断提高调解协议的规范化水平。

六是在乡镇建立‚矛盾纠纷化解综合服务窗口‛。以‚窗口‛为载体，通过‘三会’（即听证会、协调会、调解会）制度，实现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在形式、内容、方法上的有效衔接。即：当村（社区）、村（居）民发生纠纷，尤其是群体性易激化纠纷时，窗口负责人主动召集当事人和有关部门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再召开辖区内相关部门参加的协调会，商讨解决问题的措施，在听证会和协调会的基础上，可以出具调解协议书的，纠纷移交至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由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召开调解会，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

七是建立公安机关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制度。矛盾纠纷当事人寻求公安机关帮助解决纠纷的，接警人员经审查认为不够成治安处罚或不属于治安调解范围的，应主动告知或建议当事人由其所在地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

调解。对民事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中民事损害赔偿事项，也可以告知和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当事人接受建议的，公安机关接警人员应与所在乡镇、村、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取得联系，出具矛盾纠纷移交人民调解书，将纠纷交由乡镇、村、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八是部分轻伤害治安案件可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治安案件，应给予有关当事人相应处罚，但受害方表示愿意放弃追究对方当事人的治安处罚责任，且双方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由公安派出所或者司法所出具轻伤害治安案件委托人民调解书，委托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由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公安派出所或者司法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监督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履行完毕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由公安派出所或者司法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各留档一份。

九是在司法所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在民间纠纷较多、群众习惯于求助司法机关的乡镇司法所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由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组织和司法所各派一名同志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司法所关接受人民群众求助后，人民调解工作室依照人民调解有关法律、法规主持调解，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经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确认盖章后生效。

十是对于复杂、疑难社会矛盾纠纷实行公安派出所和人

民调解组织联合调解制度。发挥公安派出所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和乡镇、村人民调解组织深入群众、熟悉民情的优势，共同调处复杂、疑难社会矛盾纠纷，切实使辖区内的社会矛盾纠纷早化解、防激化。

（三）三种调解方式的效力衔接

一是经庭前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及诉讼内委托调节由法院制作的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与法院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率；对人民调解组织出具的调解协议，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在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应遵循‚法律不禁止即为合法‛的原则，凡经司法审查后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即予法院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率。

二是当事人持已经生效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三是具有债权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率的，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所在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四是当事人对轻微刑事案件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反悔提起诉讼的，经审查，可依据民事赔偿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直接制作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五是应当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引入现代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理念，给予行政调解有效的法律效力保障。

人民调解 篇6

A.人民代表大会制度B.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C.社会主义制度D.社会主义公有制

例2

(2011年广西桂林中考试题)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危险驾驶”条款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条文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

A.审判权B.监督权c.任免权D.立法权

分析：以上试题紧扣课标，考查教材知识，但又不拘泥于教材，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国家大事，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归纳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012年全国各地中考将会结合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继续考查人民、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知识点，同学们在复习时应重点把握上述内容。

人民：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代表：广大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选出人民代表，由他们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人民代表来自人民，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

人民代表大会：它是我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机关，由人民代表组成，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它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行使最高立法权、最高决定权、最高任免权、最高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人民怎样行使当家作主权力：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其他国家机关(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管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

城市社区人民调解制度分析 篇7

(一)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

1.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起源。西周时期, 我国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调解制度。后根据考证, 当时已有民间调解相关程序的记载, 并据此分析出在我国的民间调解制度产生之处, 就兼具了调解一般民事纠纷及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的功能, 已经初具人民调解机制的雏形, 这些都表明了我国调解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2.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人民调解制度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爆发的农民运动。自1941年起, 我国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相继颁布了适用本地区的有关调解工作的单行条例和专门指示。[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结合以往各地实行调解制度的相关经验, 又于1954年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 此通则是我国首次颁布的确立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文件, 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了对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探索。而在2011年, 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才正式施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完备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从暂行到正式施行经历了七十年的岁月, 也由此可以反映出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进度。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较为缓慢, 但总体来说上述法律法规基本确立了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位。

(二) 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2014年我国司法部制定并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单位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覆盖面。而后, 各级司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也开始逐渐逐步贯彻并落实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 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体制建设和完善运行。3年多来, 全国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3万多个, 人民调解员近13万人, 共化解行业、专业领域矛盾纠纷300多万件, 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2]然而, 在数据统计不到的领域, 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并不乐观。人民调解工作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 正处在矛盾纠纷日益增多而群众却不为选用的尴尬境地。

二、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发展顺利, 但工作中仍存在着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难点问题。通过对长春市的试点社区的走访调查发现, 在实践中人民调解工作有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案件受理数较少, 缺少必要的档案登记, 调解成功率较低, 协议履行率普遍较低。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

(一) 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人民调解制度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不断改良和完善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 我国人民法律、维权意识的不断进步, 人民调解制度在制度上暴露出了许多不适应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问题。

1.部分法条存在一定局限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中, 均规范了人民调解组织内部的人员来源和素质, 首要标准是有文化、懂政策、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 其次也要公道正派、对人民调解工作热心关注。但是, 这两条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公民维权意识提升、社会矛盾多样化, 所需要的调解帮助趋向于专业化, 矛盾趋向复杂化, 而法律规定的人民调解员的准入素质并不能够满足群众的需要, 该标准导致了人民调解员的年龄普遍较大, 对法律知识的把握比较薄弱和落后, 相关的调解方法和知识的更新较慢。[3]这些都导致人民调解工作在实践中产生了效率较低的情况。

2.在人民调解的制度确立上轻视程序而重视实际的效率。没有配套的程序法, 导致工作程序具有相对的非正式性, 也就难以胜任较为复杂的调解工作, 在实践中, 人民调解委员会遇到一些复杂棘手的问题往往得不到程序上解决, 也没有办法向司法机关请示, 更无法可依, 只能告知当事人可以采取诉讼。程序上的非正式性导致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弊端, 削弱了权威性, 进而导致公信力的下降。

(二) 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认识不够。第一, 在实际走访中发现, 部分群众认为,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调解一些邻里纠纷的小矛盾, 对于一些涉及到法律的问题群众更希求诉讼手段的帮助, 而不是选择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群众往往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宁肯走诉讼程序也不肯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矛盾。第二, 作为一种非诉讼的矛盾解决方式, 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担心主要来自其是否具有正规性。在我国, 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备准司法性的制度, 虽并不是一种终局性的裁判方式。”但是依据我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的有关规定,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可以达成调解协议, 并且此协议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被调解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在司法实践中, 通常将双方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视为合同, 根据目前的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可以确认其效力, 并可申请强制执行, 这些法律规定都说明了人民调解在解决矛盾纠纷的问题上具有准司法性的法律效力。而群众往往对这些所知甚少, 导致少有人会选择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第三, 作为一种非诉讼的、贴近民生的矛盾解决途径, 人民调解工作能够节约诉讼资源, 为法院等诉讼机关减少压力, 因此, 法院应该携手自己辖区内的人民调解组织加大宣传力度, 让大家了解人民调解工作具备的正规性及准司法性, 扩大人民调解制度的影响力。

2.政府部门和基层法院的帮扶力度不够。法律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的司法、行政部门负有指导自己所管辖的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的义务, 基层法院同样需要对本区域调解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工作推进会上也要求加大对职业调解员的培训力度, 努力提高调解员的职业素质, 促进各类调解组织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健康发展。[4]但在实际走访中发现, 基层法院虽然对自己辖区内各社区的人民调解组织有过一定的帮助, 但经常是经过几任人民调解人员的变动才能得到一次基层法院的指导, 这与法律的规定并不相符。人民调解工作会涉及到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知识, 需要基层法院的指导和帮助。这种指导和帮助应该是常态化的, 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形成常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人民调解工作中产生的合理开支, 县级以上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对在工作中变现优异的调解员和各调解委员会可以予以奖励。但是在实践中, 各级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尽相同, 或多或少也不为固定, 具体经费保障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 往往是打了折扣的支持, 不能为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并且对一些在调解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也没有具体的评判标准。

综上所述, 虽然人民调解制度从确立到现在一直发挥着缓解群众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但是, 当下社会形势的发展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眼下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着的与新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仍亟待解决。

摘要：人民调解制度是一种诉讼外调解制度, 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说服、疏导下, 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从而自治解决纠纷的活动。其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司法活动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本文从城市社区人民调解制度运行的现状开展分析, 探究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在实践中的问题。

关键词：人民调解,城市社区,司法机关

参考文献

[1]韩延龙.人民调解制度的形成和发展[J].中国法学, 1987, 3

[2]司法部.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N].法制日报, 2014-10-14

[3]郭海洋.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现状及完善[J].公民与法 (法学版) , 2012, 4

人民调解的现状及对策 篇8

人民调解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人民调解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 人民调解是通过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管理、服务来解决一系列群众内部纠纷的自治方法。人民调解的实施有利于提升我国社会矛盾化解能力, 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力和凝聚力, 为社会稳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人民调解虽然具有极强的优越性, 但是目前而言, 人民调解的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尤其是近年来, 人民调解案件数量相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来而言, 出现了数量上的大幅度下滑, 于此同时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数量急剧上升, 这种现象的出现让人民调解的作用大大减弱, 也让民事纠纷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大大增加。

一、人民调解

所谓人民调解, 就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下, 根据相关的国家法律、政策以及道德标准进行民间纠纷的劝解与疏导。让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能够相互体谅与谦让, 实现纠纷顺利解决。人民调解显示了我国以人为本的治理原则, 凸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地位。人民调解要高举预防矛盾为主、调解防盾为辅的旗帜。人民调解的工作程序首先是了解矛盾原委, 其次是防止矛盾激化, 再次是加强道德与法制教育宣传力度, 再次是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进行人民调解工作要符合平等自愿、合情合理合法、不限制当事人提请法律诉讼原则。

二、人民调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手段陈旧、公信力不足

人民调解当中所签署的契约和文书如果想使之具备相应的强制执行力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繁琐的法院确认和批准,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它仅仅是一种民间约定。过去这种民间约定能够起到很强的约束作用, 但是近年来, 由于社会道德建设出现疲软现象, 使得民间约定在许多纠纷当事人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受到巨大冲击。加之人民调解在手段上不能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 社会公信力逐渐弱化, 使得许多纠纷当事人更加倾向于将纠纷提请法律仲裁, 这也是法律审理民事案件数量增多的原因之一。

(二) 调解人员素质偏低

人民调解的主要工作人员是由志愿者与当地相关工作人员担任, 工作也没有什么酬劳, 主要是处于自愿无偿服务原则。这些人员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调解技能培训, 对于调解工作的热情也不太高。调解人员的素质普遍偏低造成了人民调解工作进展缓慢, 无法达到调解矛盾纠纷的要求, 而且近年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元化发展, 民间纠纷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在调解过程中涉及到的专业法律知识也越来越多, 这给调解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调解人员素质无法得到及时提升将更难很好的处理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 无法实现人民调解的积极作用。

(三) 宣传工作不到位

人民调解工作想要得到切实开展, 必须要以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支持为前提, 但是目前而言, 人民调解工作在调解范围、调解作用、调解组织机构的宣传引导方面所做的工作还非常不足, 群众对于人民调解的优越性和积极作用了解不充分, 甚至完全不了解。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人民调解也不知道去哪里寻求调解。这种环境非常不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有序展开。

(四) 缺少规范化的管理保障

人民调解法第十六条人民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 应当给予适当的误工补贴;因从事调解工作致伤致残, 生活发生困难的,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医疗、生活救助;在人民调解工作岗位上牺牲的人民调解员, 其配偶、子女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抚恤和优待。但由于目前人民调解工作往往出于自发行为, 在管理方面没有提供切实的保障, 如调解活动经费不到位、调解人员培训经费、工作经费等等, 还有在人员安排方面没有切实的制度进行约束, 许多调解人员名誉上是专职, 但实际上是身兼数职。这些都让调解人员无心踏实工作, 无法在群众心目中树立起人民调解的规范化办事印象, 无法让群众对人民调解产生信赖感。

三、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效力发挥的措施及建议

(一) 加强领导与指导工作力度

人民调解工作想要切实开展并发挥效力就需要当地执政部门的大力研究与推动, 要逐步规范人民调解的相关制度与政策, 创新调解工作程序等。要让人民调解工作走上法制化发展轨道。加强人民调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增强人民调解的权威性与科学性。人民法院也要积极促进人民调解的工作开展,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要重视调解的积极作用, 不可用法律审判替代人民调解。司法部门也要把人民调解作为基层司法工作的重要工作内容来抓, 要建立律师、法政、法律救援、人民调解多位一体的人民调解新模式。让人民调解工作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 发挥其更大的社会效力。

(二) 努力加强人民调解作用发挥

人民调解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首先是解决民间矛盾纠纷的作用, 在这一方面, 要努力营造和谐的矛盾调解氛围, 认真贯彻相关法律法规的工作意见, 要根据纠纷当事人的特点、纠纷特点、矛盾性质等进行认真分析, 展开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 努力促使纠纷当事人化解矛盾、达成协议,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其次是人民调解具有防止矛盾发生、防止矛盾被无谓激化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发挥人民调解的积极作用能够有效遏制矛盾激化, 防止单纯民事纠纷演变为恶性的刑事案件。在调解过程中要积极化解矛盾, 让矛盾得到有效控制, 妥善处理可能会引起群体性矛盾民间纠纷, 要努力化解矛盾纠纷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在人民调解工作过程中要积极建立防控网络, 让矛盾的苗头能够被及时发现, 要通过科学的调解方式让矛盾不扩散、不加深, 要建立矛盾纠纷的控制机制, 让调解人员能够掌握矛盾调解的主动性。

再次是要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制教育及宣传工作的作用。要在调解矛盾纠纷的同时加强相关宣传教育工作, 提升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 要通过与老百姓的亲切接触, 让人民调解的影响力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 引导老百姓成长为知法、懂法、用法的新时代公民。这样能够从源头上降低民间纠纷产生几率, 从而最大限度的稳定社会环境。

(三) 建立健全工作网络

人民调解在民间, 想要切实提升人民调解的工作效力就离不开组织网络的建立和完善。在农村要建立乡镇、村委为工作点的组织网络, 将农村群众的简单纠纷和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城市要建立街道、社区、当地行政部门的组织网络, 特别是对于人口流动性强的集市、物流集散地、旅游景区以及流动人口较多的居民区要建立起立体化的组织网络, 消除人民调解工作的空白区域和盲区。让人民调解渗透到每一个有人居住和流动的地方, 对民间纠纷进行有效调解与控制。

(四) 加强人员队伍素质建设

调解人员自身素质过硬、相关法律知识、业务常识精通才能进行有效调解而不会让当事人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加强人员队伍素质建设对提升人民调解工作质量至关重要。在人员选择上面要注意严格把关, 优先选择具有司法工作经验的离退休司法人员、律师、及法律专业学生等, 以充实人才队伍结构。另外对于在职调解人员要进行定期培训学习, 要让他们的思维能够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要不断更新调解观念与思想意识, 建立一支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人民调解工作队伍。

(五) 加强相关经费落实

没有钱只凭着志愿者的一腔热血, 虽然能够维持工作的开展, 但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同时也不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所以工作经费问题必须得到落实, 要把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作为必须财政支出纳入财政保障体系当中, 让工作人员不再陷入出人出力又出钱的窘境。通过对工作经费划拨、人员办事补贴等, 让工作人员对工作更有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而促使人民调解工作顺利开展。

摘要：人民调解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人民调解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 人民调解是通过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管理、服务来解决一系列群众内部纠纷的自治方法。人民调解的实施有利于提升我国社会矛盾化解能力, 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力和凝聚力, 为社会稳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本文通过对人民调解的概念阐释, 结合当前人民调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若干加强人民调解水平的措施与建议, 以供参考。

关键词：人民调解,现状及问题,措施与建议

参考文献

[1]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 。

人民调解司法确定制度的反思 篇9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 指在相关人民调解机构或组织的主持下, 民间纠纷双方根据各自要求达成调解协议后, 正式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司法确定的法律申请, 法院根据该申请的实际情况及时启动司法审查流程, 依据人民调解相关原则对协议内容进行详细的审查, 一旦能够与相关确认条件相符合, 人民法院就可以参照具体法律条文来对调解协议加以固定, 并据此来赋予其在法律方面的强制执行能力[1]。

二、人民调解司法确定制度的正当性反思

从社会司法实践情况来看, 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程序来对调解协议进行固定和确认, 并制作出相应的司法确定书, 赋予确定书以法律强制执行能力, 这在实践应用试点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 从理论层面上讲, 这种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实际法律效力进行确认并赋予其法律强制执行力的行为, 在正当性方面受到了我国法律研究学制的质疑[2]。例如一部分学者认为“司法确定机制的制度化发展趋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司法权力的弱化以及司法诉讼能力的降低, ……”, 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论述, 虽然在具体表述上可能存在相应的差异, 但是在本质上却都表现出了对司法确定制度的质疑:经过实施人民调解, 并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程序确定赋予其法律强制执行能力的正当性是什么?

首先, 能够参与到司法确定程序中的实质基础是纠纷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立法基本理念之一的“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具体体现在实体法中的处分原则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在不伤害他人、不违背法律也不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的前提下, 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私人意思自治来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也就是说在发生民事纠纷后, 纠纷双方也可以根据自身私人意思自治来自愿选择纠纷的具体解决方式, 只要纠纷双方认为可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就可以自行选择诉讼或非诉讼方式进行纠纷处理, 国家相关部门也应该尊重其所选择的纠纷方式并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世界主要国家或相关地区都已经着手建立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和相关管理机制, 美国、日本等国已经建立起在司法机关附设的纠纷调解制度, 表现了对上述认知的实践。可以看出, 如果说国家司法机关法院判决正当性所具备的实质基础要件是各类纠纷的判决在保持客观、公正、独立的法院法庭上经过以辩论主义为支撑的司法对抗过程而做出的科学判断, 那么,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定制度的正当性实质基础要件就是民事调解过程的自愿性和合法性, 调解结果是在纠纷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支持下达成的。因此可以说, 只要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定与纠纷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相符合, 并且在协议内容上没有与国家法律、公共利益或行政法规相违背的地方, 就是正当合法的。

其次, 程序的正当性是赋予司法确定书法律强制执行能力的程序要求。我国政府法律体系在法律执行力方面较为完善的表述为:法律执行力具体指为了实现裁判行为中所要求的给付内容而能够利用强制能力执行程序的一种裁判属性。由此可见, 终局裁判必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执行力, 并且这种强制执行力是为了实现这一终局裁判所确立的具体权利与义务而存在的。同时, 由于终局裁判的相关文书具备法律层面上的执行力, 所以能够将书面范围内的权利真实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权利。因此, 可以认为执行力的正当性主要来源于相关终局裁判本身行为的正当性, 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法律执行力作为终局裁判的基本属性之一, 其自身正当性以裁判的正当性为依托, 并且以程序正当性作为裁判行为的本质属性。所以, 一般法律文书的制定程序正当性的实现是其能够获取相应法律执行能力的前提条件。在我国社会司法实践中, 从司法确定制度的试点实行以来, 在程序方面以《衔接意见》为依据保证运行顺畅, 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程序正当性原理的相关要求, 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确定程序来赋予确定书法律执行能力也就随之具备了相应的正当性。

三、结语

总而言之, 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确定程序赋予司法确定书法律执行能力的正当性, 其实质基础要件是人民调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 而形式要件则是在赋予确定书执行力的过程中采用了正当的程序。所以面对中国社会现实,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建立司法确定制度,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邓春梅.人民调解司法确定制度的正当性反思[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 38 (6) :34-38.

[2]刘雪云.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定制度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3.

创新管理机制推进人民调解工作 篇10

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是我国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三大调解方式, 人民调解作为三大调解方式之一, 其与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在工作方式、方法方面又有着显著区别。因此, 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培养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行政队伍, 才能切实有效地积极推进人民调解工作。

一、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

近几年, 安徽省淮北市着力建设市、县 (区) 、镇 (乡) 、村四级联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并对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等。

首先, 对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使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人员从思想上树立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导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人员始终树立“扎根基层、贴近群众、做人民群众贴心人”的工作作风。同时, 鼓励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人员深入到群众, 听民声、察民情、问民计、排民忧、解民难, 为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其次, 对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人员加大培训力度, 提升其调解工作水平。上级主管部门要组织有关专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深入了解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人员真正的困惑和需要学习什么, 从而制定出适合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人员培训内容, 避免了因主观认为安排培训内容, 从而提升了其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有利于培训项目的展开。

基于上述问题, 上级主管培训部门应采用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 一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对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的培训;二是组织有关的业务专家、精英和学者等分赴各基层单位, 对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人员进行为期一周或其他的短期业务培训;三是通过开展基层人民调解先进事迹报告会让广大基层工作者深刻学习和领会其精神。以点带面, 提升人民调解工作人员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四是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各种司法知识竞赛, 努力提升司法行政机关人员的理论素养。

二、完善和规范人民调解制度

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要逐步规范化、现代化、法制化。一是规范人民调解制度, 把其细化为:例会、排查、报告、调处、责任追究、回访、公开公示等规章制度。二是规范人民调解流程, 统一使用中国司法部制定的人民调解文书格式, 规范调解文书的制作和立卷归档, 建立专门的档案室, 并把文档资料进行细致分类, 做好文档的标记等, 以便于人民调解卷宗的查找。在调解过程中, 要严格人民调解工作程序, 逐渐使人民调解工作程序化, 克服工作中的随意性, 并严肃人民调解工作纪律, 切实保障依法调解、平等自愿、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三项原则的落实, 保障人民调解的民间性、自愿性。三是细化操作标准, 建立岗位责任制, 由专门的工作人员分别负责, 这样在工作中就避免了相互推诿, 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建立健全奖惩制度

规范评选程序, 建立健全奖惩制度是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稳步、健康进行的制度保障。对于能深入社区、村屯、偏远郊区等并能深入群众困难多、纠纷问题多的地方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纠纷发生的人民调解工作人员;对于长期着力并成功化解多年累积、长期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 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大的矛盾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人员等。上级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扬、记功等精神鼓励并在物质上给予一定奖励。并在以后的目标考核中加以量化参考。而对于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怠慢的人民调解工作人员;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不及时, 对调处工作不力等引起矛盾激化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人民调解工作人员, 给予批评、警告等处分, 并在以后的评职评级中作为考核参考。同时警示其他的人民调解工作人员, 使其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和责任感。

四、争取财政支持, 加大保障力度

人民调解工作能否高效有序地开展经费保障是关键, 我国早在2007年7月9日, 财政部、司法部就联合下发了《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明确了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的保障办法: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安徽省淮北市委、市政府、市司法局、区委、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高度重视, 适当安排人民调解委员会补助经费和人民调解员补贴费。同时, 市财政拿出专款对每件调解案件给予适当补贴, 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 极大地调动了人民调解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为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为缓和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冲突, 减少纠纷, 消除矛盾和稳定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总之, 以人为本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是实现好、维护好并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就必须对各类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的保护, 妥善地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人民调解的实施, 正是尊重了社会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性, 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各类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 从而促进作为和谐社会构建的核心的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实现。[2]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05-02-19.

人民调解 篇11

医疗纠纷频发，化解渠道乏力

近年来，以医疗纠纷为主的医患矛盾日益严重。中国医师协会对全国114家医院调查发现，平均每年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事件5.4起，打伤医生5人。

据介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我国法定的医疗纠纷处理主要有三种途径，但它们在实际操作中都存在缺陷：一是“私了”，即由医院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解决，但由于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他们往往难以达成协议，最终患者只能通过“闹”来解决问题；二是通过医学会等组织进行鉴定解决，患者通常认为医院是卫生部门的下属单位，医疗鉴定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三是法律解决，由于诉讼成本高、时间长等因素，医患双方都难以承受，同时受理案件的法官等司法人员很少具备医学知识，其审理案件也有一定难度，判罚结果的公正性也会受到质疑。

除了法定处理方式，我国各省市处理医疗纠纷还有医疗责任险、仲裁、民间调解等方式，但这些方式也都存在着缺乏公正、加重患者负担等弊端。

人民调解：化解医疗纠纷的新渠道?

业内人士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应该有一个既懂得专业知识又超脱于医疗机构的“中立”的调解机构，这样才能保证医疗纠纷处理的合情、合理、合法。山西省医调会应运而生。

山西省医调会的业务指导单位是山西省司法厅和基层人民法院，受山西省科协的下属单位山西心理卫生协会领导，由包括医学专家、律师、媒体工作者等在内的50余人组成。法律事务部主任闫强介绍说，当发生医疗意外时，医疗机构或患者可向省医调会提出申请，省医调会受理申请立案，按照规程进行医学技术评估、法律援助、调解工作，督促医患双方达成并履行协议。若调解不成，再由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最终结果以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或判决为准。

山西省医调会负责人说，医调会与其他调解途径存在三个不同之处，这保证了其公平公正性。一是独立于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之外，且不向医疗机构和患者收取任何调解费用；二是在我国没有《纠纷调解法》的背景下，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有了法律效力；三是其调解调查人员皆为医疗系统的离退休专家、具备医学知识的法律专家以及媒体工作者，不仅具备专业知识而且超脱于纠纷中的各利益团体，同时还将自身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山西省医调会运行以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院及患者的一致认可。

首先是切实解决了部分医疗纠纷。截至目前，山西省医调会已受理了120余件医疗纠纷案件，其中成功调解13起，正在调解中的有36起，已经调解的案件经多次回访无反复迹象。

其次，有效预防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医调会在处理纠纷的同时，还就调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向医疗机构进行善意反馈，一些医疗机构由此加强管理，避免了医疗纠纷的发生。医调会成立不到2个月的时候，就向受调解医院提出改进医疗行为、避免医疗纠纷的合理化建议30余条，有针对性地为医院撰写了预防医疗纠纷及相关法律知识的稿件。

化解医疗纠纷亟待谋求治本之道

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了解到，虽然山西省医调会在化解医患矛盾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其发展还面临两大困难，即经费和政府支持问题。

由于不收取任何费用，目前机构经费主要由保险公司提供和自筹解决，这一方面制约了正常调解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也使部分人对调解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此外，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对医调会的工作表示认可，但实际的支持措施却很少。

事实上，在当前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今天，不管采取何种化解方式，医疗纠纷仍然在频繁地发生着。有关专家认为，要杜绝医疗纠纷的发生，在创新化解途径的同时，还应当谋求治本之策。

一是由政府采取积极举措解决当前普遍存在于医疗卫生行业的体制机制性难题。如增加对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力度，彻底改变以药养医、医院一切向钱看的局面。

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及转换形式 篇12

人民调解协议, 即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和主持下, 以法律法规、道德良俗等为依据, 通过对产生纠纷矛盾的当事人进行调解, 促使双方达成合意, 订立的书面化文书。

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 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 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性质, 若一方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履行, 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协议的履行。

2009年,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下文简称《衔接的若干意见》) 对调解协议的公证申请、支付令申请以及司法确认申请予以了规定, 强化了调解协议经确认后的效力。

2011年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2011年3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下文简称《司法确认的若干规定》) 以及2013年1月正式生效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 都确立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 使得调解越来越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 成为了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途径和保障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2. 人民调解协议的转换形式

通过人民调解, 若调解成立则达成调解协议, 此时的调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效力, 当事人可按照调解协议的内容直接履行;或是通过法院申请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对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申请支付令、向公证机关申请公证, 经过司法确认、获得支付令、取得公证, 调解协议的效力增强, 具有强制执行力, 如若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相关内容, 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同时, 如果通过人民调解并未达成调解协议, 双方当事人还可通过仲裁或是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纠纷。其调解协议效力的转换如图1所示。

在此过程中, 调解协议经过一定程序转换为特定的法律文书, 从而与法院的判决具有相同的执行力和既判力等。下面详细介绍下此种转换程序:

1.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

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请求法院确认其合法有效, 主要是依据我国2013年1月开始施行的《民事诉讼法》第194条和第195条、《人民调解法》第33条、《衔接的若干意见》第20条至第25条和《司法确认的若干规定》的相关内容。当调解协议满足申请与受理条件时, 人民法院依法确定人民调解协议有效的, 当事人未全部履行或是拒绝履行, 另一方当事人则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于《司法确认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申请司法确认不收取费用, 使得司法确认程序成为了双方当事人强化调解协议效力和执行力的最佳选择。

3. 申请公正

公证是公证机构依法对民事法律行为、事实和文书的合法与真实性予以证明的活动。依照《衔接的若干意见》第12条规定, 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可以申请公证, 且此调解协议, 是经过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当事人不履行被公证内容的, 另一方当事人可向具有管辖权的基础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4. 申请支付令

根据《衔接的若干意见》第13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16条的规定, 当事人持有人民调解协议, 可以向具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但相关规定对此调解协议的内容有所限制, 其须为具有合同效力和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 或是用人单位不履行因为工伤医疗费、劳动报酬、经济赔偿或补偿金等事项所达成的协议。这是处理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民事和经济纠纷的最好办法。

如果通过人民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 或是对调解协议内容有争议的, 还可通过仲裁或诉讼程序来解决矛盾与争议。仲裁庭将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的仲裁调解书 (或仲裁裁决书) 或法院制成的调解书, 具有与法院判决相同的执行力。这种情况使得调解与转换程序同步进行。其同样将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强化, 使其具有将强的执行力和既判力, 利于双方当事人权利的行使。

经调解, 使得当时人有多种途径达成最终的“执行”, 这种多元的解决方式, 也因其“不伤感情”的调解, 较诉讼相比, 更利于和谐地解决当事人间的纠纷。我国目前关于调解协议效力的相关制度才刚刚起步, 笔者认为, 调解协议效力方面的不断加强与完善, 会更加促进我国人民调解工作的展开, 使得ADR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家兴, 潘剑锋.民事诉讼法学教程 (第4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范愉, 非诉讼程序 (ADR) 教程 (第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