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精选8篇）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 篇1

做实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助推平安家庭建设

浅谈调解婚姻家庭纠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稳定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婚姻是维系家庭感情的基础桥梁，家庭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本细胞，婚姻家庭稳不稳定，涉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增多势必会给社会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这对我们加快振兴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婚姻家庭纠纷的成因

（一）因精神空虚、文化误区和道德缺失而形成纠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每个家庭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伴随着婚姻家庭生活的提高，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随之而来乘虚而入，表现为婚龄不够非法同居、未婚先孕、试婚、包二奶等不伦理道德现象已屡见不鲜，形成了所谓的“时尚”、“新潮”等精神文化误区。婚姻一方纠纷当事人在喜新厌旧情绪驱使下，缺乏对婚姻家庭、子女的责任感；因而存在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等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以对方有过错、婚外恋、第三者插足提起离婚并要求赔偿导致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日益增多。

（二）因张扬个性化、以婚姻一方为中心导致婚姻家庭关系形成纠纷。现代社会尊重人的个体价值，人们追求个性的张扬。然而在家庭生活中过分强调个性，很少考虑如何去适应对方和彼此适应，夫妻之间忽略情感的培养和思想语言沟通交流，加之心理、情感和文化素养上的差异，产生不可融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必然影响家庭关系的协调发展因而产生矛盾。“个性不合、性格不和”是当前婚姻纠纷当事人反映最多的理由，互相抱怨导致感情的裂痕愈演愈深，琐事的“小摩擦”逐渐发展成为长期的家庭矛盾。

（三）因经济利益矛盾形成纠纷。无论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财产之争始终是焦点。家庭经济的管理、经营、投资、债权、分家析产等，使财富积累日益趋向多元化。相伴而生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价值取向、利益冲突、观念分歧等产生矛盾，现实中，困难家庭因为柴米油盐收支大打出手，富裕家庭因为房产、存款分割争执不休。

（四）因家庭暴力形成的纠纷。这类纠纷中，女性大多处于弱势。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一些大男子主义、重男轻女等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存在，有的人认为殴打、虐待妻子是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加上社会道德发展水平不平衡，一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侵蚀，赌博、酗酒、吸毒等现象的影响，家庭成员染上这些不良嗜好就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极易产生家庭矛盾和纠纷激化。

（五）因赡养形成的纠纷。现实中与父母共同生活的两代家庭，因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不同，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都可能产生分歧；一个老人能养活一帮儿女，而一帮子女确不能养活一个老人，因此，时常发生子女不愿赡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纠纷。

二、婚姻家庭纠纷的特点

（一）矛盾排查难度大。“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的传统，婚姻、家庭矛盾发生之初，家庭成员认为是家里事，理所当然希望在内部消化，传到外面“没面子”、难看。矛盾根源发生后，纠纷当事人心中积累着怨气，随着时间推移，矛盾由量变到质变，越积越深。

（二）纠纷形成因素复杂。复杂体现在一是引起矛盾因素复杂，引发因素不仅有人的因素，还有经济、利益因素，表面看来是家庭成员关系之间出问题，实际是重大的经济利益冲突；二是多种矛盾交织，表面上是赡养问题，实质上是继承问题，表面上是小夫妻感情不合，实质上是双方父母干涉过多，等等复杂矛盾交织。

（三）纠纷发展快、易激化。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对争执不能互谅互让，经年积月累，深藏久蓄，一朝发泄，相煎甚急，容易走上非理智的选择，酿成后果，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几点设想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应注意以下事项：①调解要以促进家庭和睦为目标，注意调解的方式方法，多采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法，以亲情感人，以情理服人；②调解时还应多使用换位思考的方法，一方面调解员自身应富有人情味，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另一方面让当事人以诚信的态度进行换位思考，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出发，取得他人的理解、支持和谅解；③调解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矛盾，注意方式技巧的灵活运用，应根据情形多适用动员多种力量协同作战的方法，尤其应对家庭中有威信的成员启发开导，让其协助做思想工作，可根据案情较多地适用座谈会调解的方式；④调处婚姻家庭纠纷应以疏导教育、解决思想问题为主，但对一些涉及实际困难所引起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应及时施以援手，积极与有关部门或所在的村、居联系，在可能的条件下帮助解决。

纵观婚姻家庭纠纷，其大都经历萌芽、升级、尖锐、激化四个发展阶段。矛盾处于萌芽阶段时，调解成功率高且效果好。随着矛盾阶段性发展，调解难度加大，纠纷容易反复，调解成功率降低。因此，婚姻家庭纠纷应早介入、早化解。

（一）要引起重视。家庭矛盾的隐私性使有些调解组织遇到一些家庭纠纷，往往采取不作褒贬，息事宁人的中立态度，甚至以“这是家庭内部矛盾，我们无权干涉”为由，忽视了其危险性，不作调解甚至推诿。婚姻家庭纠纷说小是家人吵架闹别扭，说大可能发展成为刑事案件，因此我们思想上必须重视，认清矛盾规律，寻找调解方法，深入细致调查。对不同内容纠纷采取不同方法：因家庭债务引起的纠纷，采取分析激励法；因过分强调个性引起的纠纷，采取换位引导法；对曾经夫妻感情基础深厚的家庭，采取煽情分析法；对一方不仅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同时在道德上也具有强烈的可谴责性引起的纠纷，采取批评教育法；对因家庭小事日积月累引起的纠纷，采取倾听疏导法等等。找准症结，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做好化解工作。

（二）要落实责任。调处矛盾纠纷是农场司法分局的一项重要职责。司法行政机关每年要在制定调解工作计划的基础上与农场司法分局签订责任书，对组织机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等提出明确要求，建立责任制，完善奖惩考评，实行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不力“一票否决”；要层层抓落实，农场司法分局指导各级调委会在“六统一”基础上，完善人民调解员岗位责任制和例会、学习、考评制度，进一步规范调解工作程序，调解工作要做到“六有”，有记录、有方案、有专人、有时限、有回访、有检查。

（三）要依托网络信息。开展调解工作，必须发挥各级调解组织的网络作用，畅通信息。必须健全各级调解组织，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在社区、管理区、场直单位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居民小区、居民组健全民调小组或民调信息员队伍，形成二级中心三级组织四级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新格局，确保小矛盾不出社区、管理区，大矛盾不出农场，力争所有矛盾在辖区内得以调解解决。

（四）要创新机制。一是健全和完善信访、调解、综合治理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机制。本着“抓早、抓小、抓苗头”和“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原则，把握主动权，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每月的常规月查、重点时期和重大节庆活动期间及敏感时期的专项排查，对可能引发的集体上访和矛盾纠纷隐患，边排查边治理，限时专人负责，多方法多途径争取提高调处成功率，及时掌握各类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信息，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防范”。二是建立维护稳定标本兼治工作机制。从“治本”和“治标”两方面入手，“治本”即加强法律、政策有关宣传，围绕全场中心工作，在群众中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和咨询，帮助群众理解政策，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治标”即做好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及时受理、依法调解、尽快结案，提高调解成功率。如当前群众的敏感问题拆迁补偿、土地承包、林地补偿、大额资金管理、重大工程建设、开发建楼项目，涉及矛盾多，各级司法、人民调解委员会要积极宣传政策，参与咨询，钝化矛盾，与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了工作中没有重大群体性纠纷发生，没有恶性案件发生。三是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在建立的人民调解员联席会议制度基础上，农场法庭也要设置人民调解指导机制、示范机制、培训及调研评查机制，双方互动，实现诉调有效衔接。如农场法庭委托所辖农场调解委员会参与，成功调解了四起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案件。四是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婚姻家庭纠纷单靠一个部门，往往孤掌难鸣，在建立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的“大调解”工作机制下，执法部门加大打击“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力度，保障家庭稳定健康的社会环境，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赡养老人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和家庭美德教育宣传等项工作，多方力量参与，多种资源联合，调解效果才能得到充分提升。

针对每一件个案，我们归纳了三点婚姻家庭纠纷调处方法，并积极用于指导实践。主要做法：

一是情感疏导。针对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成因，因势利导做好情感疏导工作。如在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纠纷中，引导女性自强自立；在析产继承纠纷中，从亲情伦理、营造日后家庭和睦角度劝说当事人适当让步言和；在赡养纠纷中，通过激发当事人养育感恩之情来帮助当事人协商确定赡养费用和方式；在子女抚养、探视权纠纷中，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方面开展矛盾协调工作。

二是开导沟通。在弄清来访者的基本事实和主要矛盾后，视当事人矛盾激烈程度的不同，采用单独或集中的方式进行劝解引导，同时积极征求纠纷各方当事人的调解意见、建议，视法律规定、案件具体情况和类似案例调处方法，依法提出合理化的解决方案，供当事人选择。

三是阶段释明。调前释法，先释明案件可能涉及的主要法律规定，使当事人对案件结果形成初步的自我判断和基本预测；调中明法，在调解过程中纠正当事人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引导当事人正确理解相关规定，及时调整预期目标，以利于达成调解协议；调后说法，当事人意见一致、协议签订前告知双方不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督促其自觉履行。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 篇2

1 相关背景

1.1 医患纠纷形势严峻

近年来,随着上海市门诊就诊人次和出院人数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加,医患纠纷数量和赔偿金额也不断攀升。而且,严重扰乱医疗机构秩序和伤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的极端事件也时有发生。据保守估计,上海市2010年医患纠纷总量达到7万~9万件,对社会稳定和医院医疗秩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2 医患自行协商弊端凸显

2002年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患纠纷的解决归纳为三条途径,分别是自行协商、行政调处和司法途径。后两条途径需要经过医疗事故鉴定等程序,相对公平,但一方面耗时较长患方拖不起,另一方面医院愿意对存在缺陷的医疗事件“花钱买太平”,快速了断,导致目前80%以上的纠纷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自行协商,虽然有方便快速的优点,但公平性的缺失是其致命缺点。对患者来说,医疗和法律专业知识的欠缺导致其在协商中处于劣势;对医院来说,一旦患方把事情“闹大”或者媒体介入,医院就相当被动,常常不得不签“城下之盟”。

1.3 原有“第三方”机制有名无实

为了分担医疗风险,有效应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可能出现的患方索赔事件大量增长的情况,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公立医院参加由中国人保财险(PICC)承保的医疗责任保险。按照最初的制度设计,医院和医务人员参保后,由保险公司的理赔部门直接和患者就医疗赔偿进行协商,并直接赔付给患方,把医疗纠纷引出医院。但由于对医患纠纷复杂程度预估不足、制度设计不完善和从业人员专业水平限制,远未达到将纠纷引出医院的初衷,医责险成为保险公司不盈利、医院不满意、患者不认可的“鸡肋”险种。

1.4 已有相关经验可供借鉴

上海市普陀区、浦东新区均在2006年开始尝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至今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为全市推广这项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全国范围看,所谓的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已经有了宁波模式、北京模式、合肥模式、山西模式等近十种不同组织和运行模式,可谓百花齐放[1]。从世界经验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是一种被各国普遍采用的医患纠纷解决途径。据统计美国目前85%的医患纠纷通过ADR方式解决[2]。

2 上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特点

2.1 权威性

本市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由市委和市政府统一部署,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卫生、公安、保险监管、办医主体等相关部门参与,形成了以政府信用为支撑的工作体系,体现了市政府全力化解医患纠纷的决心和信心。

2.2 中立性

医患纠纷调解机构设置在司法部门而不是卫生部门,改变了过去医疗事故处理中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部门、医学会与医疗机构“一家亲”的局面,对保持其中立地位和建立患方的信任将起到积极作用。

2.3 可操作性

除了市政府的总纲性质的《若干意见》以外,还同时发布了《上海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实施办法》以及包括受理登记、工作报告、专家咨询、保密、回避、回访等全流程的操作制度,在制度建设方面做到了“应有尽有”。

2.4 可持续性

对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办公室和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办公室、委员会的建立均给予足够的人员编制和经费,为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和可持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纵观全国,政策保障力度是最大的。除了日常人员经费,每个案件另外给调解办案人员500元补贴,这对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2.5 自愿性

不少地方为了保证医患调解的案源,或者说为了达到将医患纠纷引出医院的目的,要求达到一定索赔数额的医患纠纷必须到调解机构解决,医患双方不得自行协商。上海此次出台的制度,遵循了《人民调解法》的有关要求,坚持医患双方自愿调解原则,不强制特别是不强制患方走人民调解途径。

2.6 专业性

参照医疗事故专家鉴定的程序,对索赔金额超过10万元或者重大、复杂、疑难的医疗事件,医调委将征询专家意见。与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由临床专家和法医组成不同,人民调解专家库由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和心理咨询师组成,除了提供医学和法律咨询,还将对部分患者家属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其偏执情绪,增加达成调解协议的可能性。

2.7 公益性

与民事诉讼要收取诉讼费、医疗事故处理要收取鉴定费不同,上海此次出台的制度,不论是案件调解还是专家咨询等所有环节,都不向医患双方收取任何费用,这也是吸引医患双方走人民调解途径的重要因素。

3 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

3.1 如何让患方树立对人民调解的信任

正如前文所说,上海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坚持了自愿原则。国人常有“冤有头债有主”的传统观念,要让患方自愿到第三方接受调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海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实质上是以政府信用作保障,但要真正获得患方的信任,一方面要通过媒体的宣传让老百姓对这项制度多了解,另一方面遇到纠纷时需要医院的工作人员多引导。更重要的是把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过程公开,结果公开,让患方逐渐认识到在医院大吵大闹,不如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用高效、公正的结果逐步赢得患方的信任。

3.2 如何平衡情、理、法

与诉讼的对抗性不同,人民调解的最终目的不是分清是非责任,而是双方达成妥协。但是让对立双方达成妥协,需要调解人员很高的技巧。于情,同情弱者;于理,斟酌采纳专家意见;于法,选择适当的法律条文。调解过程中情理法的平衡时刻考验着调解人员的智慧。对于医疗过错明显,责任分明的医患纠纷,院方一般会按照规定进行赔偿。难以处理的情况往往是,患方人财两空,医方却无明显过错,这是由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质决定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动员医院进行适当补偿外,还应当通过民政部门或者社会团体的救助给患方一定的经济支持,以化解纠纷。

3.3 如何让医责险对接人民调解

拿到调解协议确定的补偿款,看起来只是一个操作程序问题,但也是能否最终了结纠纷的重要一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不论医院是否参加了医责险,先由医方垫付补偿款项,再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这样虽然保证了患方及时得到赔款,但对医院来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和服务。作者认为,应当让保险公司相关人员直接参与人民调解的过程,认为符合保险条款的,作为医调委、医方、患方之外的第四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认可,并直接向患方支付赔偿费用。这样,大大简化了理赔手续,缩短了理赔时间,医院权益得到了保障。

3.4 如何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足够的外部支持

领导重视、舆论支持、政策配套是上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优势。医院普遍担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患方不配合,不愿意到医调委解决纠纷,仍滞留在医院该如何处理。此时,公安机关的支持就显得尤为必要。对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的患者和家属,采取必要措施,引导医患纠纷到院外解决,是对人民调解工作最大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张云林,张杏玲.北京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及探讨[J].中国医院,2009,13(2):2-6.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 篇3

1.化解农村婚姻纠纷调解工作的原则

做好农村婚姻纠纷的调解，既要保障男女双方离婚自由，又要防止轻率离婚。现实生活中，离婚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封建思想、喜新厌旧或第三者插足、草率结婚致婚姻基础缺乏、个性不合、志趣不投、一方患病或有生理缺陷、一方服刑被劳教等。因此在调解时，必须针对不同离婚案件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处理工作。

1.1深入细致的做思想工作现实生活中的多数离婚纠纷中，夫妻双方是因一时冲动提出离婚的，因其情绪处于不稳定期，离婚的决定往往缺乏理性思考。面对这种情况，应当首先促使双方逐步冷静下来。所以，稳定双方情绪是矛盾化解的首要步骤。实践中，可以告知当事人，离婚涉及子女、财产等问题，要细致考虑，不宜急在一时。待当事人冷静以后，再劝解当事人，寻找自己在争执中的问题，也回忆双方结婚时的感情，寻找双方妥协的机会，并创造合适的机会和气氛让双方面对面交流，逐步和好。

1.2根据不同情况抓住矛盾根源因草率结婚引起的离婚纠纷，应教育双方慎重对待婚姻家庭问题，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不要轻易离婚。如婚后建立了一定感情又生育子女的，应帮助他们正确处理在共同生活中所发生的矛盾，树立起对社会、对家庭、对子女的责任感，尽量做和好工作，防止草结草离。因个性不合、志趣不投引起的离婚纠纷，如婚前基础较好，婚后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并育有子女的，倘若仅仅由于性格、爱好不同，互不相让而导致经常吵闹、感情逐渐恶化引起离婚纠纷的，应在调解中说服双方彼此尊重，求大同存小异。

1.3抓住时机变被动为主动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合法的原则，不得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更不允许违法进行调解。但由于离婚双方往往感情紧张，双方之间对话往往是破坏性的，而要将濒临破裂的婚姻拉回正确的轨道，有时就需要调解人员强有力的推动。如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当事人不愿意调解，因为他的离婚条件很苛刻，等冷静下来时，连他自己都觉得调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不愿意接受调解。有时一方当事人并不清楚他的要求是不是苛刻，相反还觉得很合情合理，因此也不愿意接受调解。此时，如果有人主动向他讲明法律的相关规定，换句话说就是适当地“强迫”他接受调解，让对方主动地接受调解，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也许当时会有阻力，甚至不能得到理解，但最终还是能够得到谅解的。但是，主动推动调解一定要掌握适当的限度，否则会适得其反，陷入不可收拾或尴尬的处境。

2.加大力度搞好法制宣传和婚姻价值观教育

和谐的婚姻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离婚案件增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社会危害不可低估，要在农村加强法制宣传，大力推行婚姻价值观的道德教育，倡导符合道德伦理的婚姻价值观，摒弃影响婚姻和睦的不健康因素，帮助农民树立和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控制离婚率的增长。

2.1宣传方法要灵活多样化 形式多样的开展婚姻法的宣传，树立和谐的婚姻家庭才是美好生活的最好开端。一个乡镇有几十个行政村，少说也有两三万人口，单单靠哪个部门去宣传教育那是不够的，要靠乡（镇）政府大力协助共同抓好婚姻法的教育。首先对于基层司法所要对乡（镇）、村两级骨干的培训每年不少于三次；其次是有这些骨干分片适时搞好人民群众的教育，对人民群众的培训依托村法制学校分批进行婚姻法的教育。

家庭纠纷调解和好案例B 篇4

调解员：

单位： 职务：

当事人双方基本情况

男方：许某

生日：1986年9月29日

家庭地址：江苏省海安县李堡镇三贤村13排3号

女方：吴某

生日：1986年9月29日 家庭地址:江苏省启东市南杨镇洪兴村二组17号

男、女双方2007年年底经人介绍相识，于2008年10月27日在海安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并于2009年11月17日生一女名许紫璇

离婚原因

男方从事个体经营，做一些建筑材料的生意。因为是个体经营，既是老板又是伙计，凡事亲力亲为早出晚归是家常便饭，收入也不错。女方在某商场从事收银工作，敢想敢说。婚初夫妻关系尚可，并有了一个女儿，物质生活相当不错。但不久二人的性格矛盾便凸现出来，因为男方早出晚归，一个星期两人都很难说几句话，这让女方觉得男方对她现在很不重视，以为男方在外边有了外遇，每次男方回家女方都会追问男方当天一天的行踪，与那些人在一起，并做了什么，甚至还会打电话询问男方的生意伙伴和朋友，让男方经常被生意伙伴和朋友的开玩笑，男方觉得很没面子，对于女方的质询很是厌烦，稍有不

是便暴怒相向。终于有一天两人的怨气爆发出来，女方搬回父母家中居住，并于2011年7月17日相约到海安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男方认为：

男方从事的是个体经营，现在生意又很难做工作压力很大，整个家庭的大部分开销是由男方承担的，早出晚归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男方既是老板又是伙计，每天工作下来很是劳累，回到家中就是想放松心情，舒舒服服的休息休息。女方每天下班很早，没有对男方适当的照顾，反而疑神疑鬼，喋喋不休。女方确实有主动要求和男方谈谈，但是女方没有诚意，女方的谈话态度就是男方承认在外有外遇的事实，男方认为自己一直没有做错事，从何承认起，这是双方无法沟通的根本原因。女方认为：

女方认为双方婚前缺乏了解，婚后发现男方与自己的性格相冲，常常二三句话不到就吵嚷起来，根本无法与其沟通。男方每天早出晚归，回家手机电话还是不停，要不就是看电视、睡觉，常常视女方不存在，问什么都不说，不沟通面对，有时候彻夜不归，认为这就是男方在外有了外遇的表现。

调解经过和总结：

经过初步的男、女双方的谈话了解，双方的感情还是有的，而且都对女儿不舍，仍有和好的可能，故约来双方的父母到场调停，我们从如下观点入手对男、女双方经行说服开导：

1、家庭是第一位的，工作是第二位的，当然并不排斥事业放在第一位来实现自我价值，即便如此，家庭的幸福也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因此，处于婚姻中夫妻，不能满脑子的都是工作，也要留下空隙想想配偶。即便工作再忙，在累，也要留点时间和爱人好好沟通、交流。

2、男方从事个体生意，往来电话难免很多应该理解；男方做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工作压力也很大，家庭对于男方来说就是温暖休息的港湾，女方应努力营造好这样的氛围，而不是质询和怀疑。女方应做好贤内助的作用。

最终男方认识的自己不能一味的工作，也把部分的精力放到妻子和女儿身上，对于女方的关心不够，以前的态度也不好，保证今后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女方交流，对女方也要多加关心。女方也认识到先前的做法很不好，男方在外为了家庭劳累，回到家需要妻子的关心和安慰，自己多疑、絮叨反而不妥，保证今后做好贤内助的作用，和男方一起好好生活，共同抚养好婚生女。双方以和解结束。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 篇5

（2006年11月14号 粤高法发[2006]39号）

为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提出如下意见：

1、婚姻当事人以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而取得结婚证违反结婚登记的程序为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请求撤销婚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处理。

2、人民法院受理离婚诉讼案件后，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不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依职权作出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

3、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探望子女的权利提出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在离婚判决中不予处理。

4、离婚案件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后发生的收养行为的效力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被收养的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照顾问题在判决书中予以处理，但不应对收养行为的效力作出认定，并告知当事人可另行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收养的效力或者到民政部门补办手续。

5、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提出一方当事人患有精神病，并提供有关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结论或医院的诊断、鉴定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可依法申请宣告该当事人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利害关系人坚持不申请宣告，但人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可以直接认定该当事人欠缺诉讼行为能力，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的规定，通知该当事人配偶以外的监护人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

6、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离婚而达成离婚协议或财产分割协议后，一方反悔而不同意办理离婚登记，另一方起诉请求离婚并要求按照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财产分割协议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问题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予以支持。但协议内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该协议所涉及财产已不存在而客观上不能履行；

（3）订立协议的情势已发生重大变更，履行协议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

7、对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请求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如夫妻一方不能证明该债务已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审判人员根据案件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定同时存在以下情形的，可按个人债务处理：

（1）夫妻双方不存在举债的合意且未共同分享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

（2）该债务不是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

（3）债务形成时，债权人有理由相信该债务不是为债务人的家庭共同利益而设立。

8、双方对婚前财产的归属没有约定的，该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存续或因财产存在形态的变化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该投资收益包括：

（1）一方用婚前财产投资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持有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红利或利息；

（2）一方将婚前财产存入金融机构或出租给他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利息或租金；

（3）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转让其个人的所有的股份、有价证券等投资性资产而取得的增值部分；

（4）一方用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增值部分。

9、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购买房屋并按揭贷款，房屋预售合同的买受人为该方且产权证登记在该方名下的，该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

另一方婚后参与清偿贷款，不改变该房屋为个人财产的性质，但对以夫妻共同财产或另一方个人财产清偿的贷款部分，离婚时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对另一方给予合理的补偿。双方就补偿问题达不成协议的，可以参照该房屋的市场价值，按另一方的出资比例（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的贷款部分，各占一半出资额）计算一方应支付给另一方的补偿数额。

一方婚前购买的房屋，产权证登记在一方名下，但另一方有证据证明该房屋是在双方认可所购房屋为共同所有的前提下共同出资购买，仅是名义上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该房屋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在离婚时应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其按揭贷款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10、一方以自己名义将夫妻共同财产投资于个体经济组织、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在离婚时对上述权益的价值协商不成，另一方又不愿意参与经营的，人民法院可依附当事人的申请委托评估机构对投资权益的价值进行评估，取得投资权益的一方应给予另一方相当于投资权益一半价值的补偿。

因企业财务管理混乱、会计账册不全以及企业经营者拒不提供财务信息等原因导致投资权益无法估价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税务、工商机关存档的财务资料来核定其价值，也可以参照当地同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企业的营业收入或者利润来核定其价值。

1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各自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或者一方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的，除双方另有约定外，该股份已产生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应予以分割。

12、在诉讼过程中，为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与否，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进行亲子鉴定的，应予准许。一方当事人或成年子女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不得强制进行亲子鉴定。

对于婚生子女，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但申请亲子鉴定的一方有其他证据证实其与婚生子女的亲子关系确有可能不存在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申请亲子鉴定一方否认亲子关系的主张成立。

对于非婚生子女，一方无正当理由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但申请亲子鉴定的一方有其他证据证明拒绝鉴定一方与非婚生子女确有可能存在亲子关系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申请亲子鉴定一方确认亲子关系的主张成立。

农村纠纷的人民调解机制完善策略 篇6

作者：陈敏

【摘要】针对新时期的农村纠纷，该文重点探讨了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人民调解制度，具体分析了新时期农村纠纷的特点和人民调解在解决农村纠纷中的优越性，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了当前人民调解机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农村社会背景提出了完善人民调解机制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纠纷 人民调解 机制 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农民的生活方式也不断城市化。在此背景下，“乡土社会”的纠纷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面对新情况，传统的调解机制显得有些失灵。因此，在利益多元、矛盾多发的新形势下，研究如何让人民调解制度发挥其功能，并焕发新的活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民调解—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的解决有很多方式，从现有的制度来看，主要有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通过法院的审判解决纠纷，通常它也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机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仲裁、信访和调解。其中，最具有群众自治性质的调解则是人民调解。

通俗来讲，人民调解就是通过人民内部的劝说来化解矛盾。随着人民调解制度的规范和完善，人民调解在法律上也有了统一定义。根据新出台的《人民调解法》第二条，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可以看出，人民调解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民间纠纷。人民调解是在我国传统的民间调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1980年1月公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到201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人民调解制度。最新的《人民调解法》在以往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人民调解的性质、基本原则、组织形式、运行程序、调解效力及各项权利义务等作了更详细的规定。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一项民主化和专门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农村纠纷问题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一是方便快捷。人民调解的运行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一般设在基层的村委会，相对诉讼而言，这更方便村民及时快捷地提出请求化解矛盾。二是成本低廉。《人民调解法》第四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正是这一规定，让村民会优先选择成本低的人民调解制度解决纠纷。三是处理灵活。由于人民调解没有过多硬性程序类规定，因此，调解员可以相对灵活地处理纠纷，在考虑法律法规时还可以考虑乡理民情，在对纠纷双方进行法律教育时还可以进行道德引导或人情沟通。四是群众自治。人民调解制度是人民群众化解内部矛盾的一种方式，调解工作是在纠纷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调解员一般也为当地村民所熟悉，整个调解过程都体现出了自治性。正是人民调解制度的这些优势使得它在农村备受青睐。

人民调解机制的发展困境

认识困境。对于人民调解制度，大家在认识上还存有一些困惑。一是人民调解制度的司法化与民间化的争议。对人民调解的定位，现在有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制定具有准司法性质，认为“人民调解是一种司法辅助制度，属于国家司法制度体系的范畴，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建议人民法院应加强对人民调解活动的指导，在调解过程中加入一些类似诉讼程序规定，以强化其规范运行。另外，地方政府也应给予人民调解更多的行政性倾斜。但也有观点认为人民调解制度不具有准司法性，而是具有民间性和自治性，并且认为人民调解制度不应该有过多的行政色彩，也不能将这种民间性的活动加入过多的职权主义。尤其在农村，更应该以民主自治为重，在解决村民纠纷过程中不能加入过多司法色彩或程序性规定。

二是国家法与传统观念的冲突。在具体的纠纷解决过程中，不难发现，有这样一些困惑，即解决纠纷是选择法律依据还是选择地方习俗惯例。比如，在遗产继承问题上，就存在这样的难题。按照法律规定，子女都享有继承权，且继承权男女平等。但是，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他们还是遵循传统思维，认定女子不享有继承权，尤其是外嫁女。这样的难题还延伸到家族纠纷、邻里矛盾和土地临界等方面。在广大农村，村民沿袭着数千年流传下来的经验性知识，他们对于生活规则都有着一套固有的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他们断定是非的内在信念。另外，村民对于部分法律还存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法不是为民制定的，这些认识也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推行。

实践困境。在实际运行人民调解制度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难题。一是调解的受案范围不明确。《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是调解民间纠纷，何为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中第二十条、二十二条作了有关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同时规定不得受理的纠纷的两种类型：专属管辖型纠纷和已经通过司法行政程序解决了的纠纷。显然仅有这两方面的规定，还是很难把握受案范围。民间纠纷这词源于已有的习惯用语，在作为法律名词使用后又没有给予确切的法律释义，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人民调解的受案界限。哪些案件应该受理，哪些案件不应该受理，多是根据已有的理解和曾经的实践经验来处理。

二是调解人员配备不足。我国《人民调解法》第十四条规定了担任人民调解员的条件，但实际上广大农村的人民调解员并没有也很难按照规定的条件配备。有些村落的人民调解员是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担任，他们熟知乡土民情，但可能并没有多少文化，也可能不懂法律。而有些地方，配备的调解员又过于年轻化，他们有很好的法律知识，但缺少农村生活经验，因此他们处理纠纷时更多以法律为依据，欠缺了对乡里民情的考虑，调解结果难以服众。

三是调解技巧不高。“作为实现调解功能和价值的手段或者途径，调解技巧在调解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②要促使纠纷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作出让步，相互谅解，化解矛盾，调解员就要做到灵活应对不同的纠纷当事人。但是，在实践中有部分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没有注重调解策略，也没有灵活地运用调解技巧，导致调解失败甚至有时候还激化矛盾。

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

结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人民调解机制可从以下几点逐步完善：

明确人民调解的定位。从最新的《人民调解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人民调解定位问题上，经过司法化与民间化两种观点的博弈，最后还是坚持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将人民调解认定为是以村(居)委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笔者认为，这种定位是合理的。人民调解本身是从传统的民间调解发展而来，保持其传统特色，有利于发挥它在定纷止争、维稳和宣传法制等方面的作用。人民调解法第四条、第五条的立法本意更多的是想强调政府对人民调解的责任，强调法院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的沟通衔接。政府应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更多的指导和支持。法院在这方面也应加大对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和衔接。

加强法律宣传，为调解工作铺垫法治氛围。很多传统观念与现今的法律规定存在部分偏差，这种现象在偏远的农村尤其普遍。面对这种情况，当前必须加大农村地区的法律宣传，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努力为调解工作铺垫好法治氛围。在民事法律法规方面，引导村民树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观念，引导他们对一般民事纠纷形成正确认识。在刑事、行政法律法规方面，注重宣传法的强制性、惩罚性等特点，树立司法权威，凸显国家法律的震慑力。

吸收新型纠纷，扩大调解受案范围。现今的农村纠纷类型多样且复杂，一些新型纠纷不断出现，如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集体经济模式产生的村民内部纠纷，新医改下的农村医疗纠纷等。面对这种情况，可以进一步明确调解受案的具体类型，将农村地区的新型纠纷纳入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农村地区的法人纠纷、商事纠纷、劳资劳务纠纷和轻微的刑事自诉案件都可以尝试纳入调解受案范围。从司法实践来看，司法机关也是希望这类纠纷能够先行调解。

合理配置人民调解员，提高调解队伍整体素质。人民调解员必须根据新形势的需要进行合理配备。要做好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员首先就要获得群众信任，要达到这一要求，人民调解员队伍中就要配备德高望重的当地人。另外，人民调解工作也离不开对法律法规的大量运用，因此，人民调解员还必须要掌握扎实的法律知识，并能实际运用。考虑到这两点，在配备人民调解员时，就要注意合理搭配，从整体上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水平。

注重调解技巧，真正化解矛盾。面对纠纷当事人，人民调解员应注意与当事人的情感沟通，把握不同的当事人所持的不同态度和情绪，运用语言技巧，灌注情感色彩，打消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在谈事说理上，要注意说理充分，用语恰当，说理的同时注意情理法结合。总之，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一定要根据不同案件，采用不同的调解策略，灵活运用调解技巧，真正化解矛盾，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

注释

①熊先觉：《中国司法制度新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 篇7

一、法官对一起遗产纠纷的答疑

2012年9月数据收集期间, 作者经历了一次法官答疑。咨询者是一位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女士, 是经法官的一位同事引介前来的。这位女士介绍, 丈夫患病三年多, 于2012年初去世, 期间她尽心尽力地服侍丈夫。丈夫去世前就房屋立下遗嘱并经公证为妻子所有, 但车库不在遗嘱公证的范围之内。数日前, 这位女士与公公婆婆谈到车库的归属问题, 公公说要考虑考虑, 两天后告知儿媳要求分得部分遗产。这位女士问法官, 公婆可否主张对车库的遗产继承权, 可否要求重新公证以否定原公证遗嘱的效力?

法官问咨询者, 婆媳关系如何?该女士答曰, “很好”;法官问, 祖孙关系如何?该女士答曰:“非常好, 爷爷奶奶非常疼爱孩子”;法官问, 丈夫去世后是否常带孩子去看公婆?该女士答曰, 丈夫刚刚过世, 心情悲伤, 不怎么回去;法官问, 公婆年纪多大?该女士答曰, 公婆快七十岁了。

法官解释的要点如下:其一, 妻子照顾生病的丈夫是夫妻间的扶助义务, 当然照顾得好坏有程度差别, 该女士的付出也得了回报, 包括周围邻居、同事的称赞, 女儿的爱和尊重, 自己内心的安慰;其二, 丈夫的过世不仅是给她和女儿带来巨大的悲痛, 在这种悲痛中的还有丈夫的父母, 三者都各有苦楚;其三, 想想公婆的邻里、朋友、亲戚会怎么对公婆说, “万一你们儿媳脑袋犯浑, 没为你们孙女管好遗产, 你们孙女没钱上学、看病怎么办?钱要放在自己这里, 才心里踏实”;其四, 公婆不放心孙女, 为孙女着想。“要建立起公婆对你的信任, 要懂得怎么哄老人, ‘哄死人不犯法’。不要动不动就想到法院来诉讼解决。”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其一, 咨询者与答疑者是基于私人关系, 在非正式的场合进行交流, 咨询者期待体制内的司法人员帮助其分析法律上的利弊得失;其二, 答疑者出于职业阅历和审判经验, 对该案可能的审理结果只字不提, “谨言慎行”凸显法官“本色”, 但答疑者从人情、事理的角度, 就如何能够处理好与公婆的关系, 为咨询者提供了极可能行之有效的建议;其三, 基层法官的判断能力和调解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司法人力资源, 至少对于人到中年、有多年家事纠纷审判经验的法官而言, 其咨询和调解能力与职业婚姻家庭咨询师相比毫不逊色。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作为结案方式的调解结果与实际的调解投入之间的不一致?法官的行为与其行为约束和激励制度直接相关。换言之, 法官的裁判行为必须放置在司法体制及法官管理体制的权力结构背景下寻求解释。

二、指标化考核与非正常程序“挑战”

我国统一规划部署和组织实施的大规模司法改革, 启动于2004年。历时十年, 法院的行政化体制几无改变, 公务员身份和科层化管理模式仍是法官职业的整体状况。改革遇到权力体制障碍后, 被搁置或冷处理, 逆改革和非职业化有所回潮。当“为大局服务”被定位为司法审判的首要任务, “规则之制”被迫让位, “化解矛盾”、“了断纠纷”的司法功能被强化。[1]以法官制度为代表, 司法改革在实践中表现出了“机会主义”倾向, 导致改革举措的“断裂”。[2]

法院大体可视为是行政机构, 尤其是在人事管理制度上, 除了要求具备司法资格, 法官与普通公务员几乎没有分别, 其不享有职务终身制, 还可能遭受各种行政处罚。[3]“案件质量评估”或“审判绩效考核”作为加强审判管理的重要措施和评价法院 (法官) 工作的重要标准应运而生。评估或考核指标体系由公正、效率、效果三个二级指标和众多三级指标构成。[4]三者之间关联甚密, 比如案件久拖不决则意味着案件审理无效率, 当然也无公正和效果可言;调解和撤诉的案件通常审理周期较短, 没有上诉的可能, 更无改判和发回重审的可能;更多案件调解结案和撤诉结案在提高审判“公正”和“效果”的同时, 也促进了审判“效率”的提高。

尽管各地的考核评估体系不一、工作机制也有所差异, 但是考核评估体系“事实上已成为法院工作的‘指挥棒’。”[5]案件质量评估和绩效考评压力是法官能够且愿意选择撤诉结案和调解结案的制度性原因, 这导致原本属于当事人的“调解选择权”转变为法官的“结案选择权”, 调解成为“与法官安全结案、简化工作的工具”。这套指标体系及相关的考核和奖惩机制, 既给法官极大的激励, 也给法官带来了重大压力。上诉案件比例超标给法官的年终考核带来直接影响;如果有案件发回重审或上诉改判, 受牵连的将是整个审判庭;再有甚者, 发生上访或恶性事件, 会“殃及”全院。在我国, 法官和法院普遍不受尊重, 这方面的例证就是当事人和公众向法院发起的种种“挑战”。

“挑战”不拘于方式, 也不拘于案件类型, 离婚案件也不例外。用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 非正常程序的“挑战”对法官的影响相当于一个人得了“神经官能症”。调研期间, 一个法官提到, 天津发生的一起案件, 男方四次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理由是妻子是植物人, 四次法院都驳回了男方的诉讼请求。这位法官直接推断, 该案很可能是法院担心女方家人上访, “如果女方家人闹得特别凶, 今天到政法委、明天到人大, 就给法院带来极大压力, 乃至恶劣影响。”

三、公道裁判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有过激的或情绪化行为的当事人可能会通过投诉、申诉、信访等方式, 向法官和法院施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是对当事人发起的种种非正常程序挑战, 采取的非正当策略行为, 乃至机会主义诉讼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的通俗解释。

如果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实质性争议是子女抚养问题, 法庭至少还能寻找到双方的一致性利益所在, 即如何保障子女在更好的环境中成长。但如果一方当事人拥有优势证据, 另一方有重大过错在诉讼中劣势地位明显, 优势方的诉讼目的又是争取最大限度地分割共同财产或获得经济补偿, 其可能会发动从人大、政法委到媒体、社会组织的总动员。这种在众多案件审理中“屡试不爽”的“成功”做法, 也鼓励后来者效仿前者, 因为“复制”上述策略的人将获得更多利益。

一位法官讲述自己审理过的一起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男方酒后回家与女方发生争执, 气急之下借着酒劲, 将女方的腰和背在床上墩撞了十几次, 导致女方下肢瘫痪, 生活不能自理。该案件被本地一家颇有影响的媒体报道后, 社会舆论指责男方, 同情女方。女方住院期间, 起诉要求离婚。双方无共同财产可分配, 子女的抚养和女方的生活照料都没有妥善的处理方案。男方父亲愿意分一套房产给男方变卖, 补偿儿媳。因双方互不信任, 希望法庭能主持调解工作。对于这个案件最简单、也毫无办案风险的处理是判决离婚;因该案被媒体曝光, 且影响可能扩大化, 以调解和好方式结案却风险重重。这位法官称, 此案开庭前合议庭成员与当事人及其亲友多次沟通, 对案情有了通盘考虑, 最后决定主持双方的调解和好工作。调解在医院进行, 双方重要亲友都在场, 女方表示原谅男方, 接受男方给她付的医疗费、生活费、营养费款项。一个月后, 女方的妹妹再次打通承办人的手机, 目的是想通过法庭要求男方增加费用。法官告知对方, 该案处理得公道、合理……交流中, 这位法官认为自己是基于法官的职业理想做出了上述处理, 但对此案他“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这起案件也提醒研究者思考, 如何能够从法官身上解除外部不适当地加之于其身的制约。

四、诉讼行为与裁判行为的不对位

“我国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结构转型使得民众个体自主性意识高涨, 这一方面源自市场经济的力量, 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自我利益维护的热情”。[6]与维权意识高涨直接相关, 当事人的诉讼预期不断提高, 不正当的策略行为乃至机会主义行为 (无实体意义上的正当诉由, 诉讼目的不在于请法官主持公道, 而是损人利己) 也更为常见。这导致当事人对法庭和法官的评价, 处于诉讼预期与司法结果间的“悬置”状态下。诉讼作为当事人的一种行为策略, 自然会存在着诉讼预期与司法审判结果之间的差距, 或者说是当事人的诉讼需求与司法服务供给之间的差距, 由此引发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抱怨和指责, 甚至上诉、上访。

以离婚诉讼为例, 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的诉讼预期、态度、行为与法官的办案预期、态度、行为存在着极为明显的“非对位性”:当事人期待实现自己理想化的最大效用, 包括经济利益、主观效用和情感需求, 高度关注离婚后续事宜的处理结果, 为此采取种种的策略行为, 乃至机会主义诉讼行为, 对法院和诉讼持以工具主义的定位;而身处权力体制中, 法官的办案目标则是案结事了, 避免上诉涉访, 提高调撤率, 高度关注案件质量评估与审判绩效考核结果。对于法官如何实现办案目标, 撤诉—调解—判决这几种结案方式存在着效用递减的问题:相对而言, 调解和好需要投入更多精力, 调解离婚可以实现审判工作的更大效用;对于有争议的案件, 第一次起诉判决不予离婚, 再诉再准予离婚, 更为稳妥可靠, 更有助于提高个人审判业绩 (见下图) 。概言之, 由于当事人对诉讼定位“失误” (工具主义) , 法院和法官应对方式“不当” (功利主义/实用主义) , 造成法院在纠纷解决和法律适用之间的失衡。[7]

结语

理解当下法官的行为模式和裁判的运作逻辑, 就必须考虑司法系统内部以及司法系统所在的体制环境, 即法院的体制制约。在官僚化的司法体制及制度化的监督考评机制约束下, 司法裁判陷于困境, “不仅监督制度在经验上很难同司法干预清楚分开, 而且在实践上也一定会, 同官僚化的司法体制一起, 被人用来干预法官或法院的独立裁判。”[8]

公正、完善的制度和良好的司法体制可以保护人, 不仅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尽管前者是基础;也可以给法官以必要的职业保护, 使其不必瞻前顾后、畏手畏脚, 先考虑自保, 再考虑如何办案, 尽管这一点服务于前一点, 但却是前者的前提。当下应该思考的问题是, 司法体制与法官管理体制如何能保障司法裁判的合法、公允、合乎情理, 从而减少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诉讼和非正当策略行为。

参考文献

[1]肖建飞.法官的身份定位与应然角色——基于五年来法学界对法官职业定位的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 (4) :133, 135.

[2]杨知文.中国司法的内部人员构造:改革立场与现实进路[J].河北法学, 2013 (3) :3.

[3]贺欣.离婚法实践的常规化——体制制约对司法行为的影响[J].冯晓川, 译.北大法律评论, 2008 (2) :468.

[4]张军.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359-363.

[5]徐昕.法院应当强调业绩考核吗[N].南方周末, 2012-04-13.

[6]李峰.司法信任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上海数据的实证探讨[J].甘肃社会科学, 2013 (6) :143.

[7]娄必县, 张仁虎.司法公信力的检讨与重塑——基于二审改发率、上诉率和信访变迁的三维考察[J].法律适用, 2013 (1) :15-16.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 篇8

【摘要】近年来，为缓解日趋尖锐的医患矛盾，湖南省各地市积极进行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模式的探索，主要包括“行政主导”型、“双机制”型两种模式。各地的医调委在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调解模式的探索与完善还需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和谐互补以及医调委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保障方面继续努力。

【关键词】人民调解；模式

本文为2014年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人民调解调处医患冲突的作用研究”（13YBB167）研究成果。

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医疗纠纷的活动。在医疗纠纷领域引入人民调解机制，是近年来各地人民调解机制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新举措。

2012年10月颁布的《湖南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全省要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医疗机构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不得收取任何费用。随后，长沙、郴州、益阳、邵阳、怀化等多地都相继建立了各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时各地也在医调委的运行模式方面进行着探索。

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实践模式——以湖南为例

从目前的调研情况来看，湖南省内各地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模式大致可以归为两大类，分别为“行政主导”型和“双机制”型。

1.“行政主导”型

“行政主导”型模式，是指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没有保险公司参与的情况下，全权负责案件受理、调解工作的模式。由于医调委的工作运行及人员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所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目前，长沙市、益阳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运行模式就属于这种。

以益阳市为例，益阳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与2014年成立，目前已选派聘请7名专业人士作为专职调解员负责中心的日常工作，还聘请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基层司法行政人员等25人为兼职人民调解员。为增强公信力，确保医调委调解纠纷的公平性、专业性、规范性，益阳市医调委组建了由332名法学、医学专家组成的专家库，负责对疑难复杂纠纷提供法律咨询，对医疗事故或过错过失责任进行专家评议，提供医学咨询意见。在医调委的经费方面，益阳市明确要求各级将等纳入财政预算。2015年市医调委经费经追加达50万。

为确保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依法、规范运行，2015年益阳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益阳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试行办法》，同时，确立了医疗纠纷治理联动机制。一旦发生纠纷，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应及时赶赴现场，与医方一道做好医患双方稳控工作，医调中心工作人员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取证，及时疏导，引导当事人转入市医调中心接受调解，患方所在地人民政府必须及时派出相关人员参与处置，患方所在村支委负责人必须到现场做好解释工作，劝导当事人进入医调中心接受调解。此外，益阳市确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规定医疗纠纷发生后，原则上应当到医调中心进行调处。赔偿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由医疗机构与患方协商解决，赔偿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医调中心组织专家评定的意见进行调解。自益阳市医调委成立以来，接受案件80余件，超过90%的纠纷已调解成功，诉求金额1300余万，最终赔付金额390余万。

2.“双机制”型

所谓“双机制”型模式，是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和医疗责任理赔处置机制相结合的一种调处医疗纠纷的模式。目前，湖南省采取这种模式的包括郴州、邵阳、怀化等地。

以郴州为例，郴州市于2010年9月成立了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心，运行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为提高化解医疗风险能力，郴州市在全省市州中率先推行医疗责任保险。2012年，市卫生局委托保险经纪公司组织专家进行保险条款的设计后，向二十余家财产险公司发出了竞争性谈判，最终确定4家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为郴州市内的医疗机构提供医疗风险保障。目前，医疗责任保险的覆盖率在二级及以上医院达到了95%，在乡镇卫生院实现全覆盖，诊所和村卫生室的覆盖率也达到60%。2015年全年郴州市参加医责险统保项目的医疗机构达到1907家。

在郴州模式中，医调中心和保险经纪公司负责组建的郴州市医疗责任保险赔偿处理中心（以下简称“赔处中心”），全程参与医调中心或其他人民调解组织的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并负责医疗责任保险的理赔工作。对事实清楚，法律责任明确，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和解金额（即保险赔偿金额）在1万元（含）以下的案件，依据保险合同授权，医疗机构可以在授权权限内与患者签署和解赔偿协议。医患双方和解金额在2万元（含）以下的案件医调中心的人民调解员可以在授权权限内自主主导医患双方达成和解赔偿（补偿）协议。赔处中心接到调解协议等材料后向保险公司出具保险赔款支付通知单，最后由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款。估计赔偿超过2万元的保险事故赔偿案件应提请赔处中心召开医疗责任保险赔案评鉴委员会，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定性、定责、定损并做出赔偿决定；调解员根据赔偿决定进行调解。医疗纠纷当事人签署调解协议，承保的保险公司根据评鉴会意见、赔偿决定、调解协议及其他证明材料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保险赔偿金。2015年郴州医调委接受报案315起，已调解结案241起，调解赔付总金额达到995.69万元。

二、湖南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实践模式的启示

1.医调模式的探索应趋向效率与公平的和谐互补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模式的探索对各地政府而言，都是一次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尝试。是否选择人民调解模式，选择何种调解模式，这都需要政府进行一番价值考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来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紧迫问题，并在强大的政策惯性下被用来解决其它社会问题。考察目前湖南省的几种人民调解模式，就不难发现这一点。比如，益阳为代表的“行政主导”型模式，无论是医疗纠纷治理联动机制还是人民调解的所涉金额划定，都体现了一个目的——高效解决纠纷。实践中，不少患方因不愿走司法程序，适当调整了赔偿诉求金额，最终医疗纠纷得以快速解决。但医患纠纷不同于其他纠纷，于医患双方，纠纷的解决关系到切身利益，不求从中获利，但求公平对待。益阳模式虽体现了高效，但不排除这种高效的实现，是部分患方选择妥协的结果。从长远看，这种模式很可能导致患者在利益权衡之下，放弃这种维权方式，而选择对自己而言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甚至是非法的途径。可见，由于医疗纠纷的特殊性，人民调解模式在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取向方面必须慎重思量。不能单一进行线性选择，而必须考虑二者的和谐互补。以郴州为代表的“双机制”型模式，因为引入了强制医责险统保制度，将医疗风险转移到了保险机构，并加上第三方保险经纪公司的参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患方的不安全感。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和谐互补方面上，有着重要的借鉴的意义。目前，益阳市也在计划引入强制医责险统保制度，逐步完善医疗纠纷的人民调剂模式。

2.医调模式的完善需要保障医调委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不管是何种模式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都主张“医调委”的独立第三方地位。但实践中，这种“独立性”常常遭到质疑。首先，虽然医调委与政府机关没有隶属关系，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只是负责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但實际工作中，这种“指导”有时却变成了“干涉”。例如就曾有政府官员要求医调委调解过程中多赔钱的情况。在少数地区，医调委的负责人甚至都是由当地司法机关领导兼任的，如此设置使医调委在公众心中的公信力有所降低。其次，尽管部分地区在处理医疗纠纷方面设立了医调委和赔处中心，但存在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情况，例如郴州和邵阳。虽然这可能是出于经费或运行方面的考虑，这些人员也只是由保险经纪公司聘请，与保险公司没有关系，但对于患方而言，难免因为“裁判员和运动员是一家”的想法，从而对调解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可见，医调委的中立性和公正性的实现还需要实践者依靠更大智慧加以思虑。只有这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