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伦理（精选12篇）
婚姻家庭伦理 篇1
摘要：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是经久不衰的著名小说。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这部名著, 分析作者通过《简·爱》表达出来的婚姻家庭伦理倾向, 凸显简.爱这个勇敢的知识女性所拥有的而又被人忽视良久的伦理道德感, 让我们看到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时期《简·爱》的现实主义意义。
关键词：《简·爱》,婚姻家庭伦理,基督教
《简·爱》从1847年问世以来一直是世界闻名、经久不衰的女性小说之一。其在20世纪初期对中国女性起到了类似开启民智这样的重大作用，因为中国女性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压制下，苦难深重且找不到文化思想出路。简·爱这个敢于反抗、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妇女形象无疑立刻成为受压迫女性的代言人。多少女性被简·爱的这番话所震撼：“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的脚跟前，是平等的———因我们是平等的。”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慢慢走出了“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番话造成的心理困境、人格压抑。但是很多读者只欣赏《简·爱》的前半部分而不喜欢其后半部分，因为简·爱在斗争取得胜利时在教堂的结婚仪式上逃跑了，放弃了她与罗切斯特真正的爱情，流浪他乡，独饮苦酒。简·爱好像变了，不再具有小说前半部分所描写的抗争性格，要不是老天有眼，安排罗之疯妻死于火灾，简·爱就不会得到美满的人生真正的爱情。
一、敢于斗争、反抗的新女性简·爱哪里去了？
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其小说《简·爱》中塑造了一个有强烈抗争意识的女性———简·爱。简·爱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女性。虽然她从小失去父母，是弱势群体的一员，但她性格中的抗争精神并没有消失。童年时她反抗骄横残暴的表哥约翰，反抗冷酷自私的舅妈里德太太;少年时她反抗慈善学校道貌岸然的布洛克尔·赫斯特教士;青年时与以英格拉姆小姐为代表的上流社会抗争，但是她以自尊自强的性格、智慧热情的气质赢得了罗切斯特的爱情并步入教堂结婚时，却一反常态地逃跑了。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爱情，只因发现罗切斯特有一疯妻。读者很纳闷：虽然罗切斯特有欺骗简·爱之嫌，但罗切斯特对简·爱的真情是不争的事实，她为何在爱情上要草草收兵呢?
这个疑问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有理论上的解答，使《简·爱》这部名著头上的光环逐步消退，尤其在改革开放自由竞争的21世纪，青年人处在生活节奏太快又善恶难辨的快餐文化时代里，婚姻十分自由。流览网上的简·爱贴吧，你会发现这样的评论贴子：“简·爱在感情上的翻腾无非是发现了罗切斯特已婚，她本人只能做情妇而得不到合法妻子的地位，若按某种说教，她在思想上还未突破资产阶级婚姻神圣性的正统观念。”还有人认为：“如果当时简·爱不离开罗切斯特，或者和她一起走，想必他们早已过上快乐的日子，不必浪费青春岁月，不必让彼此苦苦生活在无尽思念之中。”这些看法无疑是代表了今天一些年轻人的思想———自私又现实。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解读简·爱的行为思想，势必造成读者们对作家的写作意图及能力的继续误解，削弱这部经典著作的现实主义影响。
二、《简·爱》的家庭婚姻观的来源
不同的文化承载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思想观念导致不同的传统习俗。20世纪初，当中国人第一次从电影、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看到西方人婚礼上庄严的宣誓是非常震惊的，圣坛前牧师问新人：“×××，你愿意娶她为妻(嫁她为妻)吗?并在她(他)疾病时、年老时都照顾她(他)一生吗?”这对新人要彼此回答“是的”，婚礼才有效。无论城乡、贫富都是如此，这种形式对中国人是新奇的，不可理解的。因为从本质上讲西方人的婚誓是人和神之间立下的，不硬要父母同意(当然父母同意是最好的)和媒人作证。而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婚姻都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的，和神无关，拜天地只是形式，拜父母才是内容，夫妻对拜也不表示必须发誓厮守终生，只要父母同意就可以离婚，丈夫愿意就可以取妾。东西方不同的婚姻传统来源于不同文化中的伦理观。伦理学属哲学范畴，它是研究人类的社会道德现象的一个领域。但是不要忘记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社会现象的工具，描写社会存在的道德矛盾和冲突，我们必须从伦理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简·爱》，才能获得更合理的诠释，达到对作品更全面的欣赏。中国人的家庭婚姻伦理观念来自“儒，道，佛”三种不同的思想，而西方人的家庭婚姻伦理观来自三个基本相同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生长在英国，英国以基督教为国教已有千年历史，所以，查考基督教文化是解读《简·爱》家庭婚姻伦理观念的必然途径。
三、欧洲中世纪主流文化中的婚姻观
基督教文化按其历史传承，既是古希伯来文化、古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之结合，亦是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
基督教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婚姻伦理的文化，在基督教的婚姻观中，首先教导人们婚姻就是宇宙的主宰神所设立的，在《圣经·马太福音》中记载，当神看到自己所创造的第一个男人———亚当独居时，就主动关心他，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夏娃———为其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异性结合，二人结为一体，即灵魂与肉体的合一。这种结合是一生之久，不可分开，因此基督教不主张离婚，正如《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强调的，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可见神视婚姻为一个盟约关系，盟约之极，无悔之诺。所以基督教教导人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种理念与中国俗语中“宁拆十座庙，不拆一门婚”有些相似。
以上是基督教文化中婚姻家庭伦理观念早期形成的简略介绍，可以说由于对神的尊重，人们尊重婚约，并视之为不可违背的誓约。所以在基督教文化启蒙和教育下的欧洲一直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连统治者也不例外。各教区很少有离婚现象，对中世纪社会的安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家庭是任何社会型态的最小单位，家庭的和睦稳定是社会治安的重要前提，这也是目前我国人民的共识。
四、《简·爱》作者的世界观形成的背景
大约4世纪时，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不列颠诸岛，7世纪初英国基督教会正式建立，基督教被奉为国教。中世纪时英国教会得到空前发展。16世纪英国自上而下实行宗教改革，成立独立的民族教会，《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父亲是英国北部约克郡一个圣公会的穷牧师，青年时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学识很渊博。1821年当夫人因肺癌去世后，他就亲自教孩子们读书，给他们讲故事，这些都对孩子们的成长有正面的影响，也使他们养成了爱读书思考的学习习惯。在贫困的环境中，他们受到了丰富的思想滋养，造就了重知识、轻财富，重人格、轻门第的不卑不亢个性，长辈的思想也点点滴滴渗透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心田，为其日后创作《简·爱》打下了基础。并且从《简·爱》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出作者的信仰倾向。“上帝啊，在他的仁慈中，赐给可怜的孤儿保护、安慰、希望!上帝啊，你是可怜孤儿的朋友。”这是简·爱小时候读书听到女仆唱的歌。这也许是生活中夏洛蒂·勃朗特的长辈给她唱过的歌，深深地融入到她的思想和血液之中，而后来从她的作品中流露出来让人心动，并给予弱势群体以希望。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小简·爱和海伦的一段对话中窥见夏洛蒂思想成长的片段。
“有些人给我不公平的惩罚，那我就不能不反抗，这是很自然的事，正如有些人疼我，我就爱他，或者是我觉得该受惩罚的时候，我就甘心情愿地受惩罚。”
“异教徒和野蛮的民族才信这样的道理，基督徒和文明民族却不承认。”“怎么?我不懂。”“最能克服憎恨的不是暴力，最能医治创伤的也不是复仇。”“那是什么?”“念念新约，看看基督是怎么说的———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诅咒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恨你们的，凌辱你们的要待他们好。”
这段对话多么像真实的生活中的父女交谈，孩子们有疑问，长辈们耐心引导。
五、《简·爱》作者婚姻伦理观念在作品之中的表现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有本能，更有思想。不同的世界观造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生活又写出不同的文学作品，要想真正了解并欣赏世界级文学作品中的精华部分，就必须超越读者本身所知的文化局限，尽可能地站在与作者相同的背景，以人性的态度来分析作品。但是我们今天有些读者不是以流传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一个建立等级并维护不平等关系的文化传统)就是以才形成百年之久的无神论思潮(崇尚平等、自由、博爱，却无永恒文化根源和秩序规范)的眼光来读《简·爱》，就不免产生疑问：简·爱不是一个追求爱情的敢说敢斗的智慧女性吗?她为何不跟罗切斯特远走高飞呢?她为何不劝说罗彻斯特冲破宗教条例的束缚而大胆与疯妻离婚呢?其实我们不要误解作者的写作能力。夏洛蒂作为一个有个性有丰富想象力的女作家，并非不能写出一个大胆冲破传统观念的简·爱，就如同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琳娜或者鲁迅笔下的子君。但是这种设想违背了作家的家庭婚姻伦理观。事实上夏洛蒂并不是全盘否定基督教文化的思想，她只是批评其中人为的错误部分，比如男女不平等，弱势群体受歧视等。只要读者细心，就不难从小说中的情节中发现作家的婚姻观与基督教文化中伦理思想的一致性。当简·爱和罗切斯特走进教堂举行婚礼时，书中这样写道：仪式开始了，婚姻的目的解释过了，接着牧师跨前一步，微微俯向罗切斯特，说：“我要求并且责令你们二人———因为一切心里可怕的秘密都要宣布出来的那个可怕的审判日，你们是要答话的———如果你们中间的一个人知道有什么障碍，使你们不能合法地结为夫妇，那就现在自己坦白，因为你们要相信，凡是不经过上帝的圣言允许而结合的，都不是由上帝结合的，他们的婚姻也就是不合法的。”牧师的这番话似乎很严厉，似乎不太合喜庆婚礼的气氛，但却完全透露出基督教婚姻的神圣性和庄严，完全合乎英国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作者笔下的简·爱绝不是像今天某些赶时髦的女性那样，只是喜欢教堂婚庆这种古朴、庄严简单的形式而走进教堂的，而是怀着诚实虔敬的心带着对美满婚姻的期盼走进教堂的。罗切斯特明白重婚的罪恶是可怕的，当婚礼因有证人宣布存在障碍而停止举行时，罗切斯特的内心世界再也承受不住长久的折磨而大发牢骚，他说：“重婚是个丑恶的字眼!———然而，我决意要成为一个重婚者;命运用策略胜过了我;或者说天命阻止了我———也许是后面一个。现在，我并不是比魔鬼好;而且，正像那儿的牧师要对我说的，毫无疑问，应该受到上帝严酷的审判———甚至受不灭火和不死的蛆的折磨。”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借着她笔下男女主人公的言词、行为表达了她自己的伦理思考。她对婚誓的重视、对爱情的忠贞不二也在下面简·爱真相大白以后的内心活动中展露无遗：“我看着我的爱情，……它在我的心里颤抖，……它再也不能转向罗切斯特，因为忠诚已给摧残，信任已给毁灭，……在他的观念中已经不再有纯洁无垢的真实这个特性;我必须离开他。”简·爱怀着复杂而痛苦的心情离开桑菲尔德府。这一举动不但为自己赢得了女人的尊严，而且避免了罗切斯特犯重婚罪，更重要的是她用自己的舍己行为维护了当时英国社会认可的正确的婚姻伦理观念，即一夫一妻制，在客观上就起到了保护弱者(罗切斯特之疯妻)的作用，这也是上帝在创世之初设立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美意之一：病人和孩子、老人和女人在任何社会中都被视为弱势群体，理应受到强势群体自觉的保护和尊重。作家笔下的简·爱虽然是又穷又弱的小女子，却义无反顾地坚持原则并劝导罗切斯特说：“先生，你对你那位不幸的太太太狠心了，你谈起她的时候，怀着憎恨———怀着复仇的厌恶心理。那是残忍的———她发疯是没办法的事。”一个弱女子有这样的博爱情怀实属难得，这种高尚无私的美德不正是我们受现代正统教育的人所要追求的吗?这种博爱情怀不正是今天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吗?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徳国哲学家康徳的这段经典语录道出了一切深爱人类之士的关注重点———内心的道德法则。人内心世界的道德法则是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生活中人品流露的基础，也能体现一群人或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家庭伦理道德是每个人从小到大都要体验和表达的生活内涵。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人对新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此时对《简·爱》中体现出的家庭婚姻伦理观的深入探索，不仅给当代人引出了又一片思想园地，而且使《简·爱》这部名著的挖掘不断深化。
参考文献
[1]夏洛蒂.勃朗特著.祝庆英译.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2]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4.
[3]卓新平.基督教文化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5.
[4]杨凤贤.论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5.
[5]聂珍钊.文学伦理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 2004, 5.
婚姻家庭伦理 篇2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家庭也由传统走向现代.我国传统的以父子关系为主轴,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家庭伦理发生深刻变化,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夫妻关系为中心的现代家庭伦理.在现代家庭伦理建设中,既要发掘蕴含于传统家庭伦理中优良的人文资源,更要与时俱进,对之进行现代价值的再创造,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重构现代父子伦理和现代夫妻伦理.
作 者：刘淑兰 郑逸芳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福建,福州,350000 刊 名：闽江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MINJIA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3(1) 分类号：B823.1 关键词：与时俱进 现代 家庭伦理 父子伦理 夫妻伦理
婚姻伦理剧的新范式 篇3
【关键词】新结婚时代错位婚姻 文化差异 封闭性缝合式结构
婚姻究竟是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它需要门当户对吗?去年岁末，随着被誉为“中国第一婚姻写手”的著名作家王海鸽所编剧的《新结婚时代》的播出，再度刮起了全民讨论“家庭婚姻”问题的旋风。《新结婚时代》是王海鸰继《牵手》和《中国式离婚》后，“婚姻三部曲”的完结篇，它延续了王海鸰一向的“冷静而近乎残忍”的手法，对婚姻这个最新鲜也最陈旧，最温馨也最惨痛，最丰富也最乏味，最给人安定感也最折磨人的话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质疑，再现了婚姻硝烟弥漫的生存状态。同前两部剧一样，《新结婚时代》仍旧是一部话题性大于本体性的电视剧，也就是说，观众和媒体对该剧所反应出的家庭和婚姻问题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此剧本身的关注程度，一时间，《新结婚时代》女口同导火索一样。再一次点燃了现代社会中关于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火药库。然而，它又不同与《牵手》的第三者插足模式和《中国式离婚》的女主人公性格失衡造成婚姻破裂的模式。《新结婚时代》展现了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错位婚姻，把现代婚姻放到了城市、农村两个截然不同并且互相冲突的大背景中进行一次现实的探讨，这样就具有了广阔的背景空间和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其俊男美女的演出，明快的基调，细腻流畅的节奏。使得《新结婚时代》更贴近年轻观众的口味，因此，从去年11月份开播以来，收视率便居高不下，如在南京电视台播出期间，平均收视率达到了8.6(AC尼尔森调查数据)。成为该台今年迄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在岁末一片平庸的电视剧市场中不可忽视的脱颖而出。它也是当下已经泛滥的婚恋题材电视剧中难得的佳品之作，本文就结合具体的文本对其叙事策略进行浅要解析。
首先，从叙事线索来看，该剧有三条叙事线索。即讲述了三个错位婚姻：城乡恋、姐弟恋、忘年恋。其中，出身于北京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顾小西和来自贫困山村的高才生何建国的城乡结合的婚姻构成了叙事线索的主线。而顾小航和简佳的姐弟恋、顾教授和小夏的婚姻两者成为副线，与主线形成互补的动态结构。这三种婚姻模式，都与传统的婚姻伦理观念相悖，编剧王海鸽想借此剧表达“婚姻就是、且仅是两个人的事”，“我想用这种极端的例子表明，社会越来越宽容，婚姻才能越来越成为个人的事。”这也就是《新结婚时代》的“新”之所在——新的爱情婚姻伦理观念。社会在演变的过程中改变着人们对爱情婚姻的惯性看法。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婚姻具有越来越私密性的特质。该剧正与此大的社会背景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的同构关系，从而引发了观众的认同感。把三条叙事线索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三条线索正象征了爱情到婚姻生活的三个历程和阶段。顾小航和简佳都是爱情至上主义者，顾小航选择女朋友的条件就是不能爱他的钱，简佳渴盼的是美好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在物质利益面前处之淡然，所以两人之间的爱情热烈而纯粹，不计较现实物质生活的得失：顾教授与小夏的婚姻，属于“生存型”的婚姻，两人的结合是因为生活上的相互关照和需要：而顾小西和何建国的爱情和婚姻，却正处于这两者之间，他们经历过顾小航和简佳那样的热恋，并没有理会“门当户对”的传统婚姻伦理观念进行了结合，然而，婚后当他们的爱情遭遇到现实生活时。便立刻溃不成军：自从顾小西嫁给何建国之后，他们家便成为了“何家村的北京办事处”，帮何建国家里看病，盖房子，找工作……原本相亲相爱的小两口，却常常为了各自家庭所不同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处事方式发生争吵，琐碎沉闷磨人的日常生活，烦琐到让人发疯的家族人际关系的平衡难题，这一切足以毁灭一份良缘，两个年轻人就在日常生活琐碎而粗砺的“一地鸡毛”中不断的冲突与磨合，这也磨损掉了他们相互的爱情，温暖和信任，以致于当初那个爱情至上的顾小西现在却总结出了“嫁人要有车有房，父母双亡”的结论。剧中所表现的这种城乡结合、贫富差距的婚姻模式，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一直不乏其原型。由于历史的遗留，只要上溯两三代，大多数城市大众都与农村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大多数人的家庭生活都多多少少受到这种天生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对立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城乡混居”的大城市或移民城市，顾小西和何建国的案例已经成为了普遍性的存在。因此，《新结婚时代》选取了“城乡差异”这样一个典型而又敏感的叙事视角，把对婚姻的解读置于具体的现实文化语境中，直接切入个体的真实感受，真实的表现了婚姻中的迷失与困顿状态，得到了受众广泛而强烈的共鸣和争议。
从伦理的视角看婚姻家庭法 篇4
伦理是指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 现在常作为“道德”的同义词使用。 (1) 伦理道德的功能首先在于通过评价等方式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和活动。法治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道德规范的价值, 或者是伦理道德规范的评价指标。这一点在婚姻家庭法表现得尤为突出。
婚姻指一男一女合意以终生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相待的结合。 (2) 婚姻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因血缘和法律拟制形成一定范围的亲属所组成的共同体, 即家庭。婚姻家庭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是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 但它又是以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为自然条件的, 也就是说婚姻家庭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从自然属性上看:男女两性生理差别是婚姻结合的生理学上的基础, 通过生育而实现种的繁衍;同时产生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又是家庭亲属团体生物学上的特征。从社会属性看:婚姻家庭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 其中物质的经济关系、感情的法律思想关系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相适应的。
现代科技的发展, 特别是生物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很大方便, 但也对人类传统的婚姻家庭法提出巨大的挑战。可以说婚姻家庭法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道德与伦理的法律化, 弘扬公认的道德伦理精神是婚姻家庭法对现实生活调控的价值之一。可是现代生物科技的发展的确冲击着这些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 也给保障这些价值的工具———婚姻家庭法带来了巨大挑战。如生育领域的试管婴儿问题, 代育母亲问题、克隆人问题等。面对这些问题, 伦理价值是一个有力的工具, 用伦理来处理这些现实问题与现行婚姻家庭法间的冲突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选择。
二、伦理性在婚姻家庭法中的体现
伦理性作为婚姻家庭法的哲学基础之一, 可以说几乎婚姻家庭法的每一项制度都体现着伦理道德性, 是将这些伦理道德上升为法律层面来维系人类社会的发展。
(一) 现行婚姻家庭法中相关制度的伦理分析
正如前面将伦理介定为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这种道理和准则应该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多数人认可的规则, 它包含了自然正义的基本要求, 应同时符合人自身的建设与人类社会的建设。总之个体的自身建设促进社会的建设, 社会建设又反作用于个体的自身建设。婚姻家庭法作为维系这个过程向前发展的硬性规则, 下列伦理价值是被体现在其中的: (1) 保障人类自身这一物种的延续与进化, 实现人自身的发展。 (2) 体现社会的发展, 处理好人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3) 体现伦理是最为基本的道德低线, 如公平, 正义、平等、善良、对弱者之保护等。
婚姻法的伦理分析。 (1) 从婚姻法的沿革来看, 婚姻法从男女不平等的主体身份吸收主义到男女平等主体身份独立主义的发展, 从群婚到个体婚发展, 从禁止离婚到离婚自由的发展, 从一夫多妻到一夫一妻, 从夫妻财产吸收到夫妻财产的分离, 都是对人自身发展的促进, 是人全面发展的体现, 同时也是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促进。 (2) 从具体制度看, 目前各国的一定亲属间禁止结婚的规定、对患有一定疾病的人禁止结婚的规定等就是从优生优育角度来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的;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正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让人口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发展同步, 实现共赢发展;对于父母子女间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 兄弟姐妹间一定条件下的相互扶养义务的有关规定、夫妻间忠诚及相互扶养义务的规定, 是从具体制度上保护了人类物种的延续;对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问题, 不管离婚与否, 父母对未成子女都有抚养的义务等具体制度本质上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本伦理道德的体现, 是公平、正义、和善、对弱势保护的体现。
(二) 科技发展对婚姻家庭法产生冲击的伦理性分析
1. 试管婴儿问题。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试管婴儿实质上是完成体外受精的过程, 将女性体内成熟的卵细胞与男性精液在培养液中结合, 等到它们结合并分裂成一定数目的细胞时再将受精卵移植到妻子的子宫里。可以肯定试管婴儿出现在解决夫妻不孕不育问题上是一大突破, 但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我国认识到试管婴儿对伦理的挑战, 卫生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管理办法》规定, 从事此项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必须设有医学伦理委员会, 以便对生殖当中的伦理问题进行评价。但如何具体评价仍然在研究之中。
2. 代孕技术问题。
实质上是试管婴儿技术的延伸, 它是指将一对夫妇在体外试管中形成的胚胎植入另一位有正常子宫的“代孕母亲”子宫内。这一技术对亲子确认提出了挑战, 传统上母亲身份是根据出生的事实来确定的, 即谁分娩谁为母, 可是这里出现了卵子提供者的实质母亲身份与代孕母亲的形式上的母亲身份并存。同时如果代孕母亲胎儿流产, 新生儿有缺陷等责任应由谁负担更是一大难题。总之代孕技术与相关伦理法律争议太过复杂, 我国卫生部2001年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规定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以此来保障人类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免受科技肆无忌惮的侵入。
3. 人造子宫问题。
2002年人类生殖科学研究领域再次爆出惊人新闻:美国研究人员宣布, 他们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人造子宫”, 为人体胚胎在母体外生长发育创造了可能。 (3) 这一技术欲将体外形成的胚胎植入“人造子宫”里孕育, 婴儿将从一条条生产线中诞生。从伦理道德角度看这项技术, 它是对伦理本质的践踏, 它不是一项科学的进步, 而是人类道德伦理的沦丧。人不仅是生物人, 还是一个文化人。我们在考虑它技术上是否可行时更应考虑的是伦理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后果, 不能与作为婚姻家庭法基础地位的伦理相冲突。
4. 克隆人问题。
克隆人技术给伦理带来挑战是空前的, 它打破了传统生育观念和生育方式, 使生育中男女结婚紧密联系的传统模式发生动摇, 使人伦关系发生模糊混乱甚至颠倒。克隆人技术从本质上说涉及对人自身的尊重与评价问题。人是一种有道德的生物, 对于道德的反思乃是伦理学的基础, 人的克隆会对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带来强烈的冲击。科学研究中的行为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 只要是行为, 则势必就要与一个关涉行为后果的责任的道德概念相联系, 势必就要受到法律与伦理的制约。科学的目的是要探索真理, 但不能对被研究的客体无所顾忌, 不能违背普遍的道德约束力。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对克隆人持否定的态度。
5. 关于非婚生育问题。
2002年《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达到法定婚育年龄决定终生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4) 该规定的初衷是为了满足社会上越来越多不想结婚但又希望享受做母亲幸福的大龄独身女表年的心愿。对事关人类自身繁衍的问题中伦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作为伦理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伤害别人, 对孩子同样如此。假定决定生育的独身女性在孩子尚未长大成人时意外死亡, 孩子生理上的父亲是否应承担一定抚养责任?同时孩子天生就享有母亲和父爱的自然权利, 我们将非婚生育合法化就是从起点上剥夺了孩子享受父爱的权利, 这本身就是对人类伦理的违反。最后如果多年后该位母亲又想结婚, 这时要不要对其惩罚, 如果不惩罚那么违背本规定的初衷;如果惩罚, 这又与体现伦理性的生育权相矛盾。总之我们对这一制度应慎之又慎。
三、婚姻家庭法伦理性展望
可以说伦理性在各个部门法都有所体现, 只是由于婚姻家庭法其自身特殊性, 伦理性体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婚姻家庭法高度人身依附性, 极强的传统延续性, 使它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着伦理性。过去、现在婚姻家庭法始终以伦理作为基调之一构建其具体制度的, 未来这一基调仍然是不会动摇的。
第一, 我们在对待现行婚姻家庭法中的具体问题时, 不能忽视伦理性这一哲学基石。如我国现行《婚姻法》第七条规定的直系血亲和三代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那么姻亲间是否禁止结婚问题, 没有明确的规定。从伦理来看, 直系姻亲之间结婚是应该被禁止的, 否则将产生伦理的冲突。如果允许丧偶的公公与其丧偶的儿媳结婚, 那么婚后所生的孩子与该妇女与其前夫所生的孩子间亲属关系上就难以界定了。对于旁系姻亲, 只要他们间无禁止结婚的法定情形就应准予结婚。
第二, 对于科技发展对婚姻家庭法带来的冲击问题, 伦理性就是解决这一冲突的理伦基础。婚姻家庭法是事关人类延续的部门法, 其任何对传统伦理的变革都应慎重。坚持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文化属性的结合, 任何将二者的隔裂都是不明智的。通过生物科学技术来完成人类繁衍延续使命的本身就是对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隔裂, 使人完全物化, 是对人类伦理践踏,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婚姻家庭法领域, 伦理性本身就是用一种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来感化冷酷无情的自然属性。对于试管婴儿、代孕技术、人造子宫、克隆人、非婚生育等问题, 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坚起伦理性大旗对其进行严格限制, 只允许其在医学领域生存, 绝对不能让其在人类遗传繁衍领域有任何喘息之机。
摘要：婚姻家庭法能被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符合人类理性, 符合人们基本的价值判断和伦理要求, 可以说婚姻家庭法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道德与伦理的法律化。现代生物技术的进步对人类传统的婚姻家庭法提出巨大的挑战, 也给保障这些价值的工具——婚姻家庭法带来了巨大挑战, 用伦理来处理这些现实问题与现行婚姻家庭法间的冲突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选择。
关键词：婚姻家庭,伦理性,伦理道德,生物技术
注释
1 赵万一:民法的伦理分析, 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 第2页。
2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 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二版, 第812页。
3 人造子宫引爆“生物学炸弹”人类逼近赫胥黎预言, http://www.gzlala.net/man1.htm, 2008年12月10日访问。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转换 篇5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因其与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匹配有效运作了两千多年，不仅维护了家庭的稳定而且强化了既定的`社会秩序。现代化进程使传统家庭伦理失去了权威性、统一性，同时迫切要求以家庭关系变革和家庭伦理建设为基础，实现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转换。
作 者：张彬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刊 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年，卷(期)：16(2)分类号：B823.1关键词：传统家庭伦理 现代转换 现代家庭伦理
家庭合影中的伦理与时代 篇6
最初面对照相机镜头的时候，人们多少有些紧张。那时的紧张与后来的紧张不尽相同，后来的紧张，是被拍摄者面对镜头拿捏表情时的“不自然”，而早年间的紧张多少含有对摄影本身的恐惧，有的则干脆拒绝照相（事实上，对照相机的恐惧延续了很久，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有些偏僻地区的农民还纷纷躲避摄影记者的镜头，说那东西能勾魂吸血）。
虽然如此，摄影很快便在我们这个崇尚宗族与家庭观念的国度里担负起了自己特有的功能，成了强化家族认同的重要手段。每逢节庆或难得的团聚之时，有条件的家庭，往往要么到照相馆、要么请摄影师到家里来留下一张合影。此时，合影俨然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家庭仪式，与中国人大团圆的传统期待恰好契合，是每个家庭都乐此不疲的事情。
《老照片》出版十多年里，刊出过各种各样难以计数的家庭合影。这些不同时期的家庭合影，在《老照片》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折射出了不同时代的伦理与风貌，为后人研究中国家庭乃至社会时代的变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这里，笔者依据照片拍摄时间的顺序介绍几幅，从中或可窥见中国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曾经有过的伦理倾向与生存状态。
一
这幅题为《一个农民家庭》的照片（见图一），摄于上世纪20年代，是外国传教士在乡村采风时所拍。照片上是山东胶东地区某个普通农民家庭。坐在前排的两位老人，是家庭的祖辈。男性老者的拐杖须臾不离，照相时还在拄着，给人感觉这根简陋的与讨饭棍无疑的拐杖，此时此刻却具有了某种“权杖”的意味，与他那苍然的胡须相得益彰，衬托出老者在家中的至尊地位。站在两边的分别是他们的儿子与儿媳。
图一：一个农民家庭（原载《老照片》第12辑）
解读这张照片的作者冯群力发现，站在老人身边的儿子，表情里流露着无奈与尴尬，他进而分析道：“（这）或许和他生育的女孩太多有关。恐怕后排抱着的还是个女孩。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个男孩，大都由他的母亲或妻子在前排抱着。”假如是男孩，通常不光要在前排抱着，还要把小鸡鸡也刻意露出来，以示香火有继。
照片上，除了中间那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露出一脸的灿烂，一家人看上去都有些无精打采，这固然与“后继无人”的自卑有关，同时与这张合影非完全出于主人的自愿，也不无关系。八成是传教士临时起意，把这家人仓促拉到一起照了这张像。如果没有传教士的主动邀约，这家人可能永远想不到要到照相馆去拍一张合影。
二
与前面那张“阴盛阳衰”的照片正相反，在接下来的这张题为《祖上》的合影里（见图二），祖孙三代是清一色的男性。作者鲁人作为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子孙，结合这张照片，向读者讲述了先辈们或求索奋斗而终不得志、或沉溺赌博与鸦片而寿不终年的多重命运。
图二：祖上（原载《老照片》第48辑）
照片里居中安坐的老人是作者的曾祖，右一是作者的大爷爷，右二是大爷爷的长子，左一是作者的祖父（曾祖的次子），左二是三爷爷，左三是大爷爷的次子。作者的曾祖早年在乡村边教私塾边学做文章，一心想博取个功名，但未及如愿，科举便废除了。其大爷爷因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早早便离开了人世。三爷爷年轻时曾沉迷于赌博，虽然后来金盆洗手，但终生碌碌。不过，作者回忆起与三爷爷的相处，却不乏温馨：
一年春节，我去三爷爷家拜年，两位堂叔正在院里弹球，见到我便招呼一起加入。玩着玩着，便嚷嚷着要玩“来钱”的。三爷爷因此给了一文不名的我五六分钱，眨眼功夫，那几分钱全进了两位堂叔的口袋。如今想来，自己当年真是不懂事，几分钱对那时的三爷爷并不是无所谓的数目，至少全家一顿菜钱想是够了。三爷爷见我输了钱，只是豁然地一笑，不知他是否又想起了自己当年浪迹赌场的情景……
与两位兄弟不同，作者的祖父曾为家族的振兴争得一线希望。作者曾祖教私塾时的一位得意门生，后来在东北发迹了，读完改制后小学的祖父便去投奔了他。在东北奋斗了几年，开了自己的织袜厂，一度很红火。长兄抽大烟，老弟赌博，家里多靠祖父毫无怨言地补贴。而这种无怨无悔，正是事业成功的家族成员的责任与美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日本人侵占东北后，严控中国人对棉纱棉线的收购，祖父的生意一落千丈，最终倒闭。后来，作者的祖父被迫返回关内，又在北平、天津尝试过多种生路，终不得志，一家人只好又回故里务农去了。
先是科举的废除断绝了前辈耕读上进的通道，继之是舶来的毒品和传统的陋习摧折了后辈的意志与生命，而这个下层家族仅有的一点希望，又被日本人的入侵碾得粉碎，中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阵痛与苦难，差不多都让他们摊上了。
命舛如此，夫复何言！
三
中国人每以“几世”、“几世同堂”而自豪，因为积世越多，家族规模越大，家族的凝聚力相对也就越强。一般情况下，三世同堂很常见，四世同堂也不太难，而要实现五世同堂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五世同堂”几乎成了过去年代里许多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这张拍摄于1934年的《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见图三），是《老照片》迄今为止所发表的规模最大的一张家族合影照片，老老少少加起来，总计76人，实属难得之观。
拍摄这张合影，是为了志庆蒋氏家族的“双喜临门”，蒋氏后人、照片的提供者蒋世承先生在文中写道：
图三：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原载《老照片》第60辑）
1934年新宅落成，适逢海筹先生九十华诞，为避繁缛的世俗礼节，5月，居家亲属前往莫干山，在新宅北侧小花坪前拍下此照。由徐行恭先生题额以志纪念。中坐者为海筹先生，左首边着黑马褂坐者为抑卮先生，余皆亲属子孙辈，少长咸集计七十有六人，最幼者年仅一岁，已属五世同堂之庆。蒋氏家人除年老病故者外，于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有一人去了解放区，六人去了台湾，一人去了日本，余皆经受艰苦的思想改造，逐步融入社会主义新中国。时至今日（2007年10月），照片中的七十六人，仅剩下海筹先生的孙辈三人，重孙辈二十人，玄孙辈三人，各自成家立业，星散四海矣。
前些年，有论者高度评价近代以来像义宁陈氏等一些家族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所做的贡献，其实在其他一些领域，也不乏这样的家族，像无锡荣氏之于纺织业，而杭州蒋氏一族在金融业方面的贡献，也足可称道。当年，蒋海筹先生从店铺学徒做起，后自制木质织绸机，自产自销，逐步壮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其开设在杭州的蒋广昌绸庄逐渐成了闻名全国的丝绸织造企业。后在其子蒋抑卮先生主导下投资金融业，控股杭州兴业银行，一度在国内金融界呼风唤雨，举足轻重。
至于蒋氏后人，则是人才辈出，遍布教育、科技、医疗、文化、政界等诸多领域。像蒋海筹先生重孙辈的蒋彦永，是国内著名的外科大夫，当年他挺身而出，铁肩道义，为遏制禽流感的蔓延所做的非凡贡献，已为世人所熟知，所钦佩。还有同为重孙辈的蒋彦士，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先从教，后从政，累居津要。照片上的众多后人，虽曰“星散”，却不乏“俊彦”，与家族的孕育也是分不开的。
四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对中国家庭的悲欢离合作用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因素，莫过于国共纷争了。两个政党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影响和改变了无数中国人和中国家庭的命运。
图四：定婚照（原载《老照片》第41辑）
巫加都在第41辑《老照片》里发表了一张父母的订婚照（见图四）。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前后。照片上端坐在中间的老太太是作者的奶奶，两边是作者的父母，站在后排的是作者的三位姑姑，中间是大姑静华，右边是二姑德华，左边是三姑亚华。前面怀里的小男孩是作者大姑的儿子。这是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不仅祖上有多人读书（曾祖曾是前清举人），子女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作者的父母是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大姑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二姑毕业于重庆大学，三姑当时在内迁重庆的南开中学上学。
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家庭，是如何卷入国共纷争的呢？说来实在有些蹊跷，且听作者道来：
家里这三个斯文秀气的女儿选择的伴侣，竟然都是军人或曾经的军人。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连年战乱，遍地都是当兵的。
第一个闯进这个书香之家的军人是国军飞行员韩丙凡。这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北方小伙子，一表人才，毕业于国民党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参加过抗战，与省立女子中学教员静华恋爱八年终成眷属。可惜他们一双漂亮的小儿女都不幸夭折。1949年大姑夫带静华去台，后升为空军中将。我家相册中并无韩姑夫的形象，也许是因政治运动不断，相册也需不断清理，可这一海外关系仍无形中影响了我家两代人。
当然，在台湾的静华不会想到两个妹妹都嫁到了“敌营”：一个跟了曾经的新四军，一个跟了解放军。
从此，天各一方，生活在海峡两岸的亲人音信全无。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两岸关系出现松动，大陆这边的亲人始通过在香港登报、委托旅行社等办法，千方百计与台湾的亲人联系。最后，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那边的大姑夫。这才知道大姑去台湾后，因突发心脏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去世了，作者不胜感慨：“原来影响我家两代的海外关系早已虚拟！”
后来，作者已退出军界、经商有成的韩姑夫还是携续弦的夫人回大陆探亲了。其间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作者二姑住在北京军区大院，韩姑夫前去探望，车到军区大院门口，警卫见是台湾来人，很警惕，不让进。后虽经过交涉放行了，但韩姑夫却犯了倔脾气，拒绝下车，只好又原车回城了。让作者的二姑在家里白忙活了一通。
作者不无幽默地揣测道：“（进门受阻）也许让这位‘国军’老将又想起了过去受‘共军’挤兑的伤心事吧。”
五
老照片收藏与研究者谭金土，1999年在第12辑《老照片》里发表了一幅他在苏州文庙古玩市场淘得的一张家庭合影（见图五），并为这张拍摄于1950年5月的家庭合影写了篇解读文章，题为《读这一家子》。照片系这家人为庆贺老太太79岁生日而阖家拍摄，因拍摄的时间恰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当口，作者面对这张大家庭的合影，作了如是解读：
图五：读这一家子（原载《老照片》第12辑）
1950年，刚从战乱中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是严重的物质匮乏。但这个家庭成员的穿着打扮以当今的标准似乎仍可以组成一支毫不逊色的时装表演队。这家人中第一代和第二代虽穿着传统的长袍、旗袍或大襟衣服，但男士脚下闪亮的革履和女士的绣花鞋仍显露着他们的高贵。后排虽有一人仍穿长衫，但时尚的西装和挺括的中山装把其余三个小伙子装扮得挺拔英俊。女士们旗袍的料子是鲜艳入时的，而毛衣作为外套穿戴在今天也是一种时尚，三个小姑娘大翻领的学生装洋溢着朝气。女士们和男士们的发式都经过电热风和油脂发蜡的精心处理，那种大波浪的发型也在改革开放后的70年代底和80年代初的女士们头上开始重现。前排那些娃娃们五彩缤纷、形式各异的童装，在今天仍不能说已经落伍。
作者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工商业者的家庭合影，虽然这家的男性长辈已经过世，但日子仍过得富足而殷实。只是不知这样的光景能维持多久，因为照片上的人，将不得不在接踵而至的镇反、公私合营、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经受考验。从象征家庭美满团圆的合影照片无端流失的端倪里，作者预感了某种不祥之兆，从而对这个家庭后来的遭际作了极不乐观的揣测。
无论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前代文明成果的家庭后来的命运是怎样的，至少在合影的这一刻，从他们的脸上，很难读出对新时代的悲观，新时代似乎也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们，不善待他们。我们还是祈愿这个不知道姓名的大家庭，在此后的日子里，平安吉祥、安然无恙吧。
六
有位叫张洪玉的，投寄来他们家1966年5月18日的一张合影（见图六），这是那个年代他们家唯一保存下来的全家福。作者对照片的拍摄经过有这样的记述：
图六：一个普通人家（原载《老照片》第27辑）
1961年，那时还没有三哥，父亲工作的单位给职工照全家相，照片照坏了，没能冲洗出来。当时说好以后补照，结果一拖就是5年。1966年5月，父亲领着姐姐和哥哥们去县城补照。那时祖父去世才一年多，从鞋上看，父母还戴着“孝”。那年姐姐15岁，大哥13岁，二哥9岁，三哥才3岁。去县城的路上，母亲和姐姐替换着背抱幼小的三哥。那年月，农村孩子能进县城照相，是件非常荣耀和幸福的事情！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作者一家人刚从举国饥饿中煎熬出来没几年。即使没有那几年的饥饿，一家六七口人，主要靠在县城当勤杂工的父亲挣的那几十块钱，其生计之拮据，也是不难想象的。因为家境窘困，作者的姐姐一天学没上，13岁就进林业队干活了。后来，他的姐姐在不惑之年，不幸因脑溢血成了半植物人。晚年的母亲每提到姐姐便老泪纵横：“你姐姐这辈子命太苦！”
作者感叹道：“这张照片摄于1966年5月18日。那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所谓“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启动的标志。然而，像千千万万普通农家一样，父母亲和姐姐哥哥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在社会的演进中，芸芸众生不过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他们埋头于自己的生计，以求温饱，实在无暇去感知行将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一些重大转折或变故。
一介草民与其所处的大时代，在许多时候，其实是很隔膜的。
《老照片》在上世纪90年代创办时，编者为“老照片”所下的定义是“20年以前”拍摄的照片，因此70年代以后的家庭合影便很难在《老照片》里见到，这也是笔者对家庭合影的介绍结束在60年代的原因了。事实上，在文革结束以后，当一些离散的家庭再度重聚的时候，不少人仍选择了到照相馆合影这样的方式以为庆贺与纪念。在那些日子里，从城市到乡镇，几乎每一个照相馆都曾见证过中国人结束浩劫、走出苦难的庆幸与欢欣……而进入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后，随着照相机的迅速普及，一家人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到照相馆合影的景象似乎已越来越少见，人们更习惯于在自己家中或到户外的某个景点用自家的相机来完成这项“仪式”。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家庭相簿里后来添加的那些自拍的合影，虽然多了一些随意与率然，却没有了以往在照相馆里或请照相馆的师傅来定格时的那份矜持与庄重。
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是摄影方式的改变呢，还是面对照相机的芸芸众生呢？这或许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农村家庭“孝”伦理的重构 篇7
一、现代农村家庭的特点及影响
一是农村家庭规模的小型化。
现代社会中契约化的人际关系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血缘纽带维系的家庭关系,使代际关系中原有的双向平衡的抚养和赡养关系被打破。旧式家庭合族而居,财产共享,休戚相关等传统的复杂与严密多线横向伦理关系而变为三口之家(夫妇和一个孩子)成为简单的单线纵向伦理关系。这种小家庭模式对家庭成员的影响:首先,个人早期的社会化内容,如基本的行为规范、基本的是非和善恶以及友爱、尊敬等基本的情感体验,都是在家庭早期社会化中完成和确立的。其次,家庭对个人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的重要影响甚至延续一生。家庭的代际关系失衡,将严重影响子代社会化的健康发展。亲代对子代极大的付出,使他们不体谅父母的辛劳,缺少关心、体谅、尊重他人的习惯,缺乏自信,缺乏经受挫折的承受能力,在挫折面前容易悲观、失落,依赖性强,自立于社会的能力就弱,成为只会享受权利而不愿履行义务的一代人。
二是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
核心家庭是指父母与未婚子女住在一起的家庭。中国核心家庭已占中国家庭的64.84%。核心家庭中父辈的权力和权威日益减弱,家庭话语权已经从老一辈转移到年轻一代。同时,“养老不足,爱子有余”的代际重心下移的现象,导致老年人家庭地位日渐衰微,主要表现是家庭养老问题的突出。从目前来看,在农村的家庭中,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亲代对子代有极大的付出;反之,子代对亲代的赡养、照料和慰藉却是越来越少。根据有关统计资料,中国农村老人中,靠退休金生活的不到5%,大部分农村老人没有退休金,只有靠子女供养。子女的外出打工收入对留守老人的现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收入来源的间接性,留守老人经济的改善程度呈现不稳定性。
三是农村家庭人际关系的松散化。
在传统的家庭中,主要靠经济纽带、生儿育女纽带来维系,目前这些纽带已发生很大变化。在农村中由于农业人口非农化,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迁移,出现了“男工女耕”,男性“离土又离乡”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使夫、妻(主要是已婚妇女)留守在农村,孩子大多在农村,成为“留守孩子”或称“空巢孩子”。家庭已从“生育合作型”向“心理、文化共同体”发展。随着外出经商、务工、谋生,甚至出国等现象的普遍出现,夫妻相互在一起时间大为减少,价值观念上向多元化发展。在近年来的农村,婚姻道德观念混乱,对家庭极不负责。甚至一些打工者的身上表现出违背家庭、破坏家庭的行为。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导致离婚率持续上升,对社会形成了一种负担。
二、“孝道”观是农村家庭伦理的基础
构成中国传统主流伦理范畴系统核心部分的是儒家“孝道”。孝道是围绕血缘关系为主轴展开的,它的服务对象是宗法家庭结构。在社会形态的和人的形态演进上,宗法家庭从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1]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1]是人的主要关系。儒家家庭伦理中规范的老少高低之别、男女内外之别、尊卑上下之别等就是典型地反映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中的家庭关系。
儒家的孝道观集中体现在《论语》和《孝经》中,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仁”爱——孝道的理论基础。“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体现人生的最高价值。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仁民爱物,博施济众,推己及人,老安少怀。爱要按照血缘亲疏关系而展开,即一个人必先爱其父母,血缘关系和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所形成的亲密关系,使亲子之爱成为一种自然、真诚而强烈的感情。以此为根基和源泉向外推广,然后方能有兄弟姐妹之爱、夫妇之爱、亲戚之爱、宗族之爱、朋友之爱、同胞之爱、民族国家之爱。这种秩序就是伦常。可以看到,儒家对爱的要求不限定于亲人,而主张“善推”,就是要将对亲人的爱敬推广到别人身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把“泛爱众而亲仁”当成仁人君子的高标准,一般的人,能够很好地爱自己的亲人,也就不失为人了。
亲亲——孝道的核心理念。亲亲,即爱敬父母、善事父母。儒家主张“仁”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上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3]仁是普遍原则,但要有一个切近的入手处。孝是一种自然的血缘情感,《孝经·圣治章》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父子之道,天性也。”这种自然的情感,正是“仁“的出发点。儒家把“孝”作为“为仁之本”,把“亲亲”规定为“孝”的核心意蕴,并进一步确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4]的五伦,把孝悌作为五伦的核心。
儒家孝道围绕“亲亲”的核心理念作了系统规范,概括为事亲、立身修身、敬长忠君三个层次。
事亲是孝道的最基本层次的要求,包括养亲、敬亲、顺亲、谏亲、继亲、丧亲、祭亲方面的具体内容。“养亲”是从物质上回报和奉养父母,是孝亲的基础。儒家更看重敬亲”的要求,如《论语·为政》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顺亲”是指子女应努力使父母顺心悦意。顺亲,固然有阿意曲从父母之志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孔子又明确提出了对父母的错误要尽力谏诤,而不是盲目服从,这就是“谏亲”的要求。《论语·里仁》提出“事父母几谏”,《孝经》有专门的《谏诤章》。“继亲”,既指传宗接代,延续祖宗香火,也指要继承父祖的遗志和事业,光大门楣,光宗耀祖。儒家认为,丧亲是人生中特别重大的事情,葬亲祭亲是一个人非常庄严神圣的责任和任务。认为祭祀既是子女对另一世界的亲人的继续供养和尽孝,更是表达对亲人的尊敬和寄托哀伤之情的形式。
立身修身,一是要全身,即保全和爱护自身的身体,儒家认为是对父母的孝,也是最基本的孝和孝的起点。《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二是要完善人格。儒家以成就仁人君子和立德为最高人生理想,完善自身人格是儒者的重要责任与义务。而孝正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5],是培养众善的“始德”,故修身须自行孝开始,而行孝的最终目标也是指向人格和道德的完善。不能行孝者,当然不能成为仁人君子,甚至不能成为人。三是要成就事功。孝子要继志述事,扬名显亲,故必须积极入世,建功立业。
敬长忠君,一是敬兄尊长。敬兄的弟(悌),与孝并列并与孝道在本质上相似。最初都属家庭伦理规范,都强调卑幼者尊敬和服从的单方面义务,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悌道逐渐被纳入孝道范围。悌道又较早从家庭道德衍伸到社会道德,成为尊敬和服从长上(兄长、长官、上司等)的心理和理论依据。悌道的根本作用,在宗族大家庭中是维护同辈男性之间的秩序,以免兄弟阋于墙;在社会上,则是维持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秩序,保障各安其位。二是移孝为忠。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大力倡孝,与孝可以移而作忠,“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有密切的关系。曾子最初把“忠”纳入了孝的范畴,以后,儒家学者(特别是董仲舒和宋儒)沿着曾子这一理路继续阐发,封建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提倡,“忠君”被认为是大孝,是孝的最高层次,移孝作忠成了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伦理。
从总体和主流上看,儒家孝道凝结了我们民族先祖对亲子关系及其规律的探索,在历史上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孝的伦理感情和伦理义务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传统孝道的精华也将被恒久地继承和发扬。
三、新孝道观重构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家庭伦理建设的意义
中国的孝道形成、发展于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其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封建的宗法关系是其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现在,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等级尊卑和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在新型孝道的建构中,一方面当然应该去掉儒家孝道中过分的内容和由此导致的愚昧内容,另一方面,将孝建立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以家庭的和睦团结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基础,这是现当代家庭的必然要求。
1、当代孝道的基本要求
培养人们的爱心和道德心,从爱父母亲人开始再把之爱理论推己及人,把对父母亲人的爱推及社会中其他人,这种强调善“推”的精神仍然符合今天道德建设的需要。但是儒家等差之爱理论也存在一些糟粕,如把等差之爱当成天经地义的铁律,在爱的次序上违背先亲后人的次序就是违德悖礼,在爱的程度上强调爱家人亲人要胜过爱社会中的其他人,这是与强调爱人民和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相背离的,因而是应该抛弃的。我们认为,人民之间的平等互爱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内容,也是当代孝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对亲人的爱是对人民的爱的起点和基础,但爱家人亲人与爱人民既无必然的次序先后之别→(下转第17页)→(上接第11页)与份量轻重之差,甚至当家庭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爱家人亲人与爱人民不能两全时,我们更强调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对人民的爱放在优先位置,这样的等差之爱与人民之爱的有机统一才是当代孝道的理论基础。
2、当代孝道的基本内容
一是赡养父母。
主要指为年老父母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在我国未富先老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的现实下,需要子女担负起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赡养父母既是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的义务,也是当代孝道最基本的规范。
二是爱敬父母。
爱敬父母是比赡养父母更高的一种伦理尺度和道德要求。爱敬的重要内容是对父母的精神、心理、感情、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关心和满足,也就是“精神赡养”。《礼记·祭义篇》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态度和气、颜色温和在今天仍然是子女晚辈对父母长辈应取的态度,对父母的尊重与爱敬应是出自子女内心真情的自然表达。
三是顺亲悦亲。
传统孝道强调“顺则为孝”,但今天需要作出新的解释。“孝顺”主要应指理解父母,尊重父母的意志、思想和人格。但尊重父母意志不等于盲目服从,即使自己的意见不被父母采纳,子女也应宽容、包涵父母。悦亲要求子女通过敬亲、顺亲,特别是自身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即使父母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又促使子女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作贡献,是促进年轻人追求进步的道德力量。
四是思亲念亲。
即当子女不在父母身边时,应经常思念、牵挂父母,应时常通讯问候,嘘寒问暖。既为他们的健康长寿而高兴,又为他们的衰老疾病而忧虑。同时保重自己的身体,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事务,不让或少让父母为自己操心忧虑。
五是父慈子孝。
社会主义的孝道既要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又要倡导父母对子女的慈。父慈主要体现在父母对子女的抚养、爱护、教育、指导诸方面。父母应努力为子女的成长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条件,尽心尽力给以呵护、关爱,并且成为子女言行身教的第一位老师,要从小培养子女向善的品格,矫正其不良习惯和品行。
3、当代孝道的规范系统
当代孝道的规范系统既是调整亲子关系、代际关系的规范的核心,同时又是调整其他家庭成员、处理邻里、同事和社会人际关系的规范。孝的最高层次,则是要求把孝的精神贯彻到热爱人民,服务国家社会上,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可视为当代孝道向社会公德、职业道德迁移扩展的成果。
从整体上讲,传统孝道中倡导的重根源、主和睦的精神,既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又是形成和睦家庭、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精神措施。这种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同对待一切传统文化的态度一样,我们对孝道的传承也要有批判和鉴别,既要继承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又要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更具有现代价值。
摘要：当前农村家庭伦理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问题,首先是孝道伦理。从家庭内部的视角来看因为现代农民已经不再具备传统农民代际间互惠观念,年轻一代农民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变迁。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孝伦理文化教养的缺失。本文立足于在继承、总结吸收中国传统孝道精华和当代新农村典型实际以及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当代农村家庭伦理重构,以推动和促进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建设。
关键词：农村家庭,孝伦理,重构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3]杨伯峻等注译:《论语》,岳麓书社, 2001年版。
[4]《孟子》,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家庭伦理剧中的女性形象 篇8
一、家庭伦理剧中女性形象类别
现代家庭伦理剧中具体女性人物形象有很多, 每一个生动的女性人物都是一种女性形象的代表, 但一般家庭伦理剧中常出现的女性形象无非“母性的厚积薄发”、“女性意识的彰显”、“传统女性意识的传承”三种。
1、母性的厚积薄发
这种女性形象主要通过塑造一些“母亲”的人物形象来体现, 一般在家庭伦理剧中所饰演的角色为主角的“亲生母亲”、“养母”、“继母”等。人物具体形象、性格、在剧中重要性等又有所不同。既有本性善良的老母亲的形象, 也有毒舌妇人的母亲形象, 还有一些性格复杂半善半恶地“母亲形象”。
现代家庭伦理剧中所塑造得“母亲形象”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母性的厚积薄发。在家庭伦理剧的故事情节发展中, “母亲形象”都表现出对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物浓浓的母性关怀。纵观所有家庭伦理剧中的“母亲”形象, 恶毒也好, 善良也罢, 其在剧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与之关系密切的人而做。体现出伟大的母性, 这种“母亲”的女性形象所传递的是一种母性的人文关怀。例如电视剧《家的n次方》中宋丹丹扮演的文楠为四个子女的妈妈, 在四个子女中只有一个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其他儿女来自于婚姻的重组。在这种复杂的家庭条件下, 她用心照顾孩子, 用生活中的点滴感染儿女, 特别是家庭破产之后, 她所表现出的积极地精神和向上的态度, 都传递着这种母性的人文关怀。
2、女性意识的彰显
这种女性形象主要由生活在现代社会环境的女新人物来塑造, 这类女性人物大多受到现代社会文化的冲击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意识与认识。在现代家庭伦理剧中, 一般通过塑造年轻时尚的女性人物来表现这种女性形象。这种女性形象所承担的艺术功能便是向观众传递现代社会文明, 并展示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对人的意识与认识的冲击作用。《AA制生活》中。女主角何其主张用AA制来维护婚后的家庭生活, 促进生活中的平等和谐。这种制度充分体现了80后女性在维护婚姻中的独立自主性。
3、传统女性意识的传承
在现代家庭伦理剧中这种以“传统女性意识”出现的女性形象比较少, 但与“母性的厚积薄发”的女性形象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这种女性形象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女性意识的保守。如不少家庭伦理剧中, 年迈的母亲生活观念、人生价值等方面与接受现代文明意识的年轻时尚的女儿不同从而发生矛盾的故事情节。《青春期撞上更年期》中, 儿子邓佳琪不服从父母的安排自作主张, 而父母也不能与孩子进行很好的沟通, 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 当然与剧中人物的特殊年龄有关, 但是不全是年龄所带来的全部问题, 而是父母与孩子本就接受着不同的教育, 成长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 这就造就了问题的种子。当然, 家庭是一个整体, 无论是怎么样矛盾与分歧在沟通过后, 都会得到解决。
二、家庭伦理剧中女性形象的特点
在家庭伦理剧中, 每一种具体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自己的特点, 从以上三种女性形象来说, 这三种大的女性形象特点则包含了大多数女性形象的特点。
1、不同时代的两种极端
在现代家庭伦理剧中常用两种不同时代女性形象的冲突来表现家庭伦理道德的一种社会功能的转变。从根本上讲, 这些不同时代女性形象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每一个时代家庭文化、家庭道德伦理的沉淀。在剧中这两种女性形象在故事情节上有交集, 通过交集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来深刻的体现家庭伦理剧的主题。《媳妇的美好时代》中, 由于丈夫家庭的重组, 海清扮演的可爱媳妇与传统婆婆的矛盾, 与现代婆婆的问题, 在剧中展现的诙谐幽默的同时, 又像观众阐述了, 只要是家庭生活就会是琐碎的, 就会是, 矛盾的, 从产生矛盾到化解矛盾的这种过程, 也体现了女性形象的两种极端, 这个过程也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2、积极性
现代家庭伦理剧中绝大多数女性形象身上都会体现出一种“积极性”。这种积极主要表现在对生活的热爱和执著、对挫折与困难的勇敢面对以及在家庭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惯例性的行为方式。虽然在不少的家庭伦理剧中表现出了感伤主义倾向, 但是总能通过将个体生命的苦乐悲欢与社会的历史苦难综合的表现在一起, 然后展现一种个人命运战胜社会命运的主题。《笑着活下去》女主人公小草, 是一位家庭负担重的女出租车司机, 但是她无畏生活的艰辛, 活出了自己的人生。
3、启蒙性
在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紧紧相连时, 家庭伦理剧更侧重表现女性形象个体精神人格、价值观的成长与发展。女性形象更多的呈现为对现代开放观念的向往和独立张扬的个性特征。如在电视剧《双城生活》中, 郝京妮追求自己的爱情, 无惧异地恋的艰难, 走入婚姻。她性格开朗, 工作独自, 放弃生母的产业, 毅然自己闯出一片天。
三、家庭伦理剧中女性形象的艺术功能
家庭伦理剧中女性形象的艺术功能主要体现在对时代文化道德以及家庭伦理、审美趣味和精神风貌的展现, 通过女性形象的表现来引导现代社会道德审美的方向。在家庭伦理剧中, 女性形象的塑造虽然偏向于感伤主义的手法, 但是这些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具体、真实集中体现着社会转型给当代人的爱情婚姻生活及其伦理道德准则带来的极大冲击。
女性形象是现代家庭伦理剧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及女性形象是一个时代的文化道德/审美的风旗, 集中体现着当代转型时期的家庭伦理、审美趣味与精神风貌及其价值趋向。
摘要：近年来, 随着电视影视剧作的发展与不断完善以及社会诉求需求的不断增多, 家庭伦理剧逐渐成为了支撑电视剧荧屏的主要剧目类型。家庭伦理剧主要以家庭为剧作重心, 故事都是围绕着家庭来展开, 阐述了现代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等, 女性形象在家庭伦理剧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家庭伦理剧火爆背后的价值困境 篇9
家庭伦理剧是以社会道德为题材, 以人伦情感为主线, 以家庭成员的情感纠葛、百姓的日常生活矛盾为内容, 表现一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的主题类型电视剧。
家庭伦理剧为何在沉寂多年后再度掀起高潮?这是因为, 在物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 人情、人性、精神追求等层面的东西很容易被忽略, 家庭伦理剧紧扣这些主题, 满足了大众的心理期待。比如《错爱》、《爱了散了》等电视剧, 讲述主人公在诱惑下的精神扭曲, 沉重而令人深思。另一方面, 家庭伦理剧中大量出现“小人物”, 在“新写实主义”的旗号下, 引导观众的视线进一步下移, 关注普通大众的生存困境和人生悲欢, 与民生视角相呼应。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爸妈不容易》、《大姐》等, 与普通人进行心灵对话, 拓展了电视剧这一大众文化的发展前景。
但伴随着家庭伦理剧的火爆, 其与生俱来的审美困境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首先是媚俗化倾向。一些电视剧在走向市场、贴近大众的同时, 简单迎合, 忘却了精神的追求。很多观众反映, 看了不少家庭伦理剧, 却很难得到精神境界的提升。一些电视剧中的亲情或者爱情, 往往流于浅薄或滥情, 甚至可以说, 一些情感境界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如《金婚》力图说明婚姻没有捷径, 只能由两个人慢慢地走, 苦要吃, 架要吵, 婚难离, 情难断。贯穿全剧的主要线索是无休无止的争吵, 虽有生活的真实, 但缺乏文化审视的高度。再如, 《新结婚时代》, 本想直面当代婚姻中的城乡冲突、代际冲突, 剧中揭示的社会现实、家庭琐屑和情感冲突却肤浅而表象, 流于片面的说教与拼接, 缺乏对生活的提升, 现代张力不够。
很多家庭伦理剧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 回避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冲突和矛盾, 回避现实, 缺乏必要的深度挖掘, 这即使在比较优秀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也有所体现。与火热的生活或者复杂尖锐的社会现实相比, 家庭伦理剧提供的是一种虚幻、粉饰的生活图景。一些家庭伦理剧的文化表述还常常处在一种矛盾和牵强的状态中, 爱情、亲情、乡情、友情等情感的纠葛, 常常处在错乱状态, 缺乏理性评判精神, 使观众陷于茫然。
其次, 剧情雷同, 缺乏想象力和文化张力, 观众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氛围中, 对生活只能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体验。在电视剧日益发展的今天, 模式化弊端日益显现, 如“苦情剧模式”、“婚外恋模式”等等。这些剧集回避崇高与敬畏, 缺乏深层次思考, 缺乏文化上的审视和重建理想。一拥而上的家庭伦理剧情节往往大同小异, 矛盾处理和价值判断也大致雷同, 表演也出现了模式化倾向, 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不符。
再次, 内容缺乏必要的审视或批判。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并没有在小人物的生存哲学中找到最充分的解决途径, 这不能不说是该剧的缺陷。对表现普通人世界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来说, 生动的细节固然必不可少, 但将生活艺术理解为再现琐碎而缺乏理性文化建构, 就只能带来艺术价值的失落。导演杨亚洲说, 《空镜子》热播时, 他一直觉得只有中年人才爱看, 但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竟对他说看过两遍了还是很爱看, 因为觉得剧中女主人公的各种行为就跟妈妈一样。这一方面说明了家庭伦理剧与生活的零距离, 但另一方面, 艺术毕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东西, 完全等同于生活, 很容易走进审美的困境之中。家庭伦理剧不仅要有善于发现普通人冷暖的眼睛, 还需要创作者不断地理解生活, 在一个高的文化视野下看待社会现实。
电视剧是大众文化, 在某些家庭伦理剧中, 缺乏必要的反思空间。如《戈壁母亲》, 塑造了一个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的母亲形象, 文化视野狭窄, 观众的文化高度不但没有得到提升, 反而被压抑了,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是破坏性的, 缺乏这个时代必要的文化架构。
家庭伦理剧的火爆, 一方面表明现代人对婚姻家庭温馨感的归依,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普遍性的价值困境。这是两种相反的力量, 助推了家庭伦理剧的繁荣, 也在一定程度上埋下了隐患:如果家庭伦理剧不能够在满足大众心理诉求上取得成果, 总有一天会走入死胡同。当务之急是, 透过家庭琐屑, 进行全方位的文化审视, 重建价值诉求, 为观众提供一种精神上的观照, 才有望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注释
基于伦理学的幸福婚姻研究 篇10
一、我国婚姻伦理道德的演变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婚姻的发展经历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即群婚制、对偶制和一夫一妻制。这三种婚姻形式又是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的:群婚制与蒙昧时代相适应;对偶婚制与野蛮时代相适应;一夫一妻制与文明时代相适应[1]。从历史上看,婚姻和家庭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有不同的婚姻制度、不同的婚姻观念和不同的婚姻风尚习俗等。此外,一定社会的婚姻制度,还受到社会的法律、政治、道德、宗教和社会风尚传统等的直接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婚姻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关系到夫妻这种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因而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的,必须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维系。婚姻道德与社会、阶级道德一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经济状况,有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婚姻道德,因此它是一个历史范畴。
1. 私有制社会的婚姻道德
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地位不同,婚姻道德也不尽相同。一夫一妻的婚姻形式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三种私有制社会形态。私有制社会的婚姻道德,以继承财产为婚姻的出发点,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男子,要求自己的妻子生出属于自己的子女来继承财产,于是就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一夫一妻制是一种比较牢固的婚姻形式。这样的婚姻制度比起以往的一切婚姻形式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是,这种婚姻形式是在私有制经济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以男尊女卑为特征,所以这又是一种倒退。我国私有制社会婚姻主要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两种社会形态。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奴隶是只会说话的工具,奴隶没有权利和人格,男女奴隶的结合完全由奴隶主指定,目的只是繁殖新一代的奴隶[2]。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封建礼教和宗法统治着一起,所以封建婚姻注重门第等级和封建礼教。
2. 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规范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该制度的建立为实现婚姻的平等自由奠定了制度和社会基础。在婚姻上贯彻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包括:首先,男女双方应当坚持把自己的婚姻建立在共同劳动、建设社会主义和相互爱慕的基础上,反对一切出于经济以及派生因素考虑的联姻;其次,男女双方一旦结婚,夫妻双方就应当相互信任,彼此忠诚,在婚姻生活中继续保持和发展爱情;最后,必须同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在婚姻问题上的不道德思想和行为作斗争[3]。这种婚姻道德规范的提出无疑为婚姻家庭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好的范式。
二、当今我国社会婚姻问题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婚姻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由于传统婚姻观念的深厚影响和社会规范的有力控制,婚姻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改革开放这些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我国社会的婚姻状况相比传统的婚姻状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首先,道德对婚前性行为的社会控制功能的不断弱化,婚前性行为屡见不鲜。从婚前性行为来看,未婚人口的初次性行为的年龄提前,性行为发生次数与性伴侣人数都在增加。据1989年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平均每一百个中学生中有一个、每十个大学生中有一个曾有过性生活体验。此外调查也显示,有婚外性伴侣的已婚人口比重农村与城市均为6%,男性已婚人口的比重为10.2%,女性在婚人口的比重为4.7%。(1)
其次,婚姻的平均社会寿命缩短,离婚率不断上升。据资料显示我国的离婚总对数从1979年的32万对上升到1993年的91万对,15年里增加了58万对,平均年增长率为7.8%并且分别在1953、1961和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三次离婚高潮。(2)
此外,我国夫妻的婚姻生活质量不高。很多夫妻之间还受到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影响,在婚姻生活出现状况以后,会因为下一代或者整个家庭的利益权衡而选择忍耐、将就的凑合过日子,这样的婚姻生活,夫妻之间很难有幸福可言。
最后,当今我国社会的婚姻模式多样化。改革开放,由于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西方的婚姻模式也逐渐在我国出现与增多。相关的婚姻模式包括有:独身不婚、丁克即夫妻双方婚后不育子女、同居不领证、包二奶、找小秘等。
三、追求幸福婚姻的伦理道理原则
婚姻问题是当今社会最普遍最常见的社会家庭问题,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他面对它,只是每个人、每个家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性质不同而已。“据有关方面权威的调查统计数字表明,有75%的婚姻家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15%的家庭处于濒临破碎的边缘或已经离婚,只有不到10%的家庭相对和谐,这个数字充分表明现代家庭的婚姻质量不容乐观。”(3)下文主要就婚前、婚后、离婚问题提出相应的实现幸福婚姻的伦理道德准则。
婚前伦理方面,恋爱双方应以爱情为基础,自由结合,不提倡婚前性行为,反对婚外性行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在逐渐走向独立与开放。婚姻也不再是封建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更多的是根据青年双方的自主意愿,以爱情为基础,选择自己的婚配对象,婚姻成为了一种个人化行为。但是,由于恋爱的自由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的上升和低龄化。因此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封建婚姻中的道德我们应该有选择地扬弃。摒弃所谓的“父母之命”、门第等级门当户对,而是要以爱情为基础;同时,也要一定程度地提倡“贞”和“忠”,尊重家庭,尊重婚姻。婚前或者是婚外性行为虽然大多是双方自愿发生,但是,没有法律保证,不存在夫妻间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容易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和法律纠纷。
婚后伦理方面,夫妻要坚持互爱、平等、自由的伦理原则。结婚以后夫妻双方朝夕相对,不再是恋爱中的男女情爱,而需要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如何保持婚后生活的幸福美满并不容易,这往往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婚姻中遇到问题时夫妻双方应该互相尊重、爱护、体谅、包容、信任,不应该动不动就争吵打闹,为了点小事大动干戈,要用互爱平等的原则来处理婚姻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夫妻间才能更加自由融洽,婚姻生活也会更加幸福美满。
离婚伦理方面,要正确看待离婚问题并理性妥善处理婚后财产与子女抚养的问题。当今社会婚姻当中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容易导致离婚,这时,离婚伦理就成为了婚姻伦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婚姻自由平等的实现问题。对于离婚,改革开放前我们是少谈甚至不谈,并且制度上对离婚自由有较大限制,只有当夫妻方中的一方在政治或性道德上出现问题时才允许离婚。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婚姻伦理观念发生了变化,强调婚姻应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当婚姻双方感情破裂时,有离婚的自由。当下,我国离婚伦理的发展也呈现出了与西方离婚伦理发展的共同趋向。它表现为:离婚自由不受限制;离婚率普遍上升;对离婚的宽容度提高;离婚的社会调控有所增强。”[4]此外,很多人会把离婚率高与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其实只要“离婚自由”,并妥善处离好离婚后的财产、子女等方面的事宜,离婚不离德,那么两者也并没有必然联系。
参考文献
①资料来源:叶文振,当代中国婚姻的经济学思考[J/OL].http://www.yscbook.com/testbbb/ShowArticle.asp-ArticleID=59101
②资料来源:叶文振,当代中国婚姻的经济学思考[J/OL].http://www.yscbook.com/testbbb/ShowArticle.asp-ArticleID=59101
③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2213209.htm
[1]章海山,陈思迪.家庭伦理[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2]刘达临.中国婚姻家庭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3]汪石满.中国婚姻家庭[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美国戏剧中的家庭伦理关系探析 篇11
关键词：道德 伦理 关系
一、创作的社会背景
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后的恢复期，经济发展迅速，呈现繁荣态势。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消费，人们物欲的膨胀和对金钱的欲望迅速蔓延。生产力的自动化不仅威胁着蓝领工人，同时也威胁着白领职员。失业人数增加，工业污染严重，贫富两极分化，金钱主宰着整个社会。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很多问题。金钱至上的扭曲价值观使得两性关系及家庭伦理关系出现混乱。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和爱德华·阿尔比的《美国梦》正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出来的，三个作品通过不同家庭出现的不同问题，向人们展示出这一时期美国民众的道德观和家庭伦理观。
二、夫妻伦理关系
夫妻关系是家庭和睦的基础。夫妻的婚姻应当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信任是维护夫妻关系的重要保障。如果夫妻的婚姻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而非感情基础上，又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阿尔比的《美国梦》为我们描述了以物质为基础的婚姻最终的结局。《美国梦》中的“妈妈”从小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上学时吃不起午饭，只能吃同学剩下的，家庭的贫困使得她从小就立志嫁给一个有钱人。她与“爸爸”婚姻的结合正是因为他的家境很富裕。婚后的她宣称，她有权利依靠“爸爸”生活，并且当“爸爸”死后她还要拥有他全部的财产。由此可见，“妈妈”和“爸爸”的婚姻不是基于感情的，而是基于物质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必然会引发婚姻中的各种矛盾。掌握财政大权的“妈妈”对“爸爸”颐指气使，在戏剧开篇时，她絮絮叨叨地向“爸爸”讲述一个故事，精神涣散的“爸爸”并没有心情听这些，她又反复确认他是否在听。女强男弱的家庭结构观众一目了然。孩子是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纽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妈妈”由于自身原因无法生育，“爸爸”得知后，仍然对孩子充满幻想，他频频要求和“妈妈”同房以期孕育出自己的孩子，但这种行为引起“妈妈”的极大反感，她竟然要求“爸爸”去做阉割手术来降低性欲。生性软弱的“爸爸”只好同意。“爸爸”和“妈妈”这种荒诞的做法，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妈妈”过于强势，“爸爸”唯唯诺诺的形象完全颠覆了传统家庭中妻子对丈夫顺从，丈夫在家庭中占据主导中心的父权家庭结构的形象。“爸爸”在这段婚姻中，不但失去了自己的财富，而且也失去了男人的尊严，甚至被妻子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身体上，夫妻之间的交流被彻底阻断。夫妻之间本是相互关爱相互包容，而《美国梦》中为观众展现的夫妻关系却是强势和懦弱，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剧中处处可见“妈妈”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她做事专横，从不顾及丈夫的感受。这种强势实际上是女权主义极端的产物。
这种无爱的婚姻也同样出现在《榆树下的欲望》中。年轻美貌的安娜从意大利远嫁新英格兰，她并没有选择一个年龄相当的男子作为结婚的对象，而是嫁给了一个行将朽木的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卡波特·埃普汉。可想而知，安娜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卡波特是一名农场主，在安娜眼里，他所拥有的财富对家庭贫穷的她来说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安娜与卡波特的婚姻目的就是想得到农场的继承权。婚姻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然而作为丈夫的卡波特是一个自私吝啬鬼，他并不想把农场给任何人，他想在他死后将农场烧掉，但经不住安娜的花言巧语，他答应如果安娜有了他们的孩子就把农场的继承权给他们的孩子。对于七十多岁的他来说，能再育简直是天方夜谭。安娜深知这一点，但为了得到农场的继承权她竟然勾引自己的继子，卡波特的大儿子伊班，并成功怀孕生下一子。这对夫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欺骗和阴谋。安娜虽然年纪轻轻，但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不择手段，勾引继子并生下孩子，成为家庭乱伦的罪证。金钱至上的理念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姻是不稳定的，维系婚姻的基础依然是感情，将自己作为物品交换的婚姻是不能长久的，女性在生活中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自己的理想，否则会在生活中迷失自我。
三、母子伦理关系
母亲爱护自己的孩子是天性。然而在《美国梦》这部作品中却让我们看到了惨绝人寰的杀戮。“妈妈”和“爸爸”不能生育，他们决定去收养一个孩子。收养孩子并不是出于对孩子的爱，而是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生活的单调。对孩子缺少应有的爱，注定了悲剧的发生。对于他们花钱买来的孩子，夫妻二人将它视为“一堆十分像的东西”。对于这个孩子，夫妻二人并没有投入更多的情感，甚至还虐待“它”。在寒冷的夜里，婴儿饿得大哭，他们却对“它”置之不理。婴儿对自己的新“爸爸”很是好奇，对他盯着看。“妈妈”却认为孩子没有理她，残忍地挖掉了孩子的眼睛和心脏。孩子对自己的性器官好奇，她就剁掉了它的双手，最终孩子真的成了没有眼睛没有心脏没有手的“一堆东西”。在这部剧中“妈妈”已经失去了人性，成了杀人的恶魔。“爸爸”是整个事件的围观者，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阻止悲剧的发生，于是他也就成了杀人的同谋者。能眼见自己的妻子分尸一名婴儿而无动于衷，说明“爸爸”的心理也是不健全的，夫妻二人都缺少做人基本的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夫妻二人长时间在畸形的婚姻家庭关系中生活，一切关系都成了金钱买卖关系，没有爱情，没有亲情，喜欢的东西就花钱买来，不喜欢就“处理掉”。
对于生命的熟视无睹和无情践踏，读者也可以在《榆树下的欲望》中看到。安娜为了得到农场的继承权勾引了继子伊班，并生下了孩子。她本想利用这个孩子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可是后来她发现自己竟然爱上了伊班，但在舞会上卡波特却向伊班道出了安娜在爱上伊班之前向卡波特提出的生子拥有继承权的事实，伊班一气之下要离家出走，安娜为了证明对伊班的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来证明自己对伊班的爱，此时原本追求物质安慰的安娜渐渐转变为对精神安慰的依赖。对爱情的追求原本没有错，然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爱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违背了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孩子原本是无辜的，成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可以寻求其它途径解决，不应该把它作为解决事情的筹码，需要（争夺继承权）时，造出来，不需要时杀之。
阿尔比和奥尼尔为我们呈现的这两部戏剧的家庭都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对于他们来说物质已经很丰富了，母亲爱孩子是自然界最基本的法则，然而这两部剧中都出现了母亲杀戮孩子的情景，一个是领养的孩子，一个是亲生的孩子，这种行径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这种情景出现在中产阶级家庭，说明在物质并不匮乏的今日，人们精神已经极度空虚，孩子是人类的延续，对后代的无情杀戮，导致人类走向灭亡。
四、父子伦理关系
在儿子年少时，父亲在孩子心中扮演的是高大权威的形象，他是孩子们的偶像，是他们的靠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的形象在孩子心中不再是往日的高不可攀。孩子们眼界的开阔，对待事物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们渐渐发现父亲身上依然会有缺点，因此父亲完美无瑕的光辉形象已在心中不复存在。孩子就是父母的影子。父母的言传身教会影响孩子的日后成长以及做事的方式乃至价值观的形成。而父亲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角色比母亲还要重要。这在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中得到了印证。剧中主角威利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一生都从事推销员的职业，他有两个曾一度为傲的儿子比夫和哈皮。大儿子比夫的学业不佳，父亲并没有看在眼里，因为他认为身为橄榄球健将的儿子日后可以成为体育明星，赚得更多的钱。面对儿子糟糕的学业，他并没有加以正确的引导，反之要求伯纳德在州统考时给比夫弄到答案。这种教育也为后来他两个儿子的一事无成垫下了伏笔。威利平日里对比夫不切实际的夸赞使他不能认清真实的自己，对父亲为自己规划的未来的成长道路，比夫更加不认同，他宁愿去当农业工人也不愿意留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欺诈的大城市里。小儿子比夫对父亲的吹牛可谓耳濡目染，父亲的吹牛使得他神气活现，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自始至终他都活在父亲给他们描绘的梦境中。威利灌输给两个孩子的扭曲的道德观使得他们最终一事无成，孩子事业的失败同时也给威利重重一击。在威利心中两个孩子就是他未来的希望，希望的破灭使得他走上自杀之路。而他自杀的真正目的就是想换取些保险金给家人带来生活的保障。这也是他作为父亲，一家之主唯一能做的。虽然没像《美国梦》《榆树下的欲望》中母亲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但威利作为父亲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经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孩子，精神上的毁灭也不亚于肉体的摧残。
五、小结
从以上三个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然而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人们却陷入了精神的迷茫。金钱蒙蔽了人们的双眼，夫妻之间没有爱情，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没有亲情，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情谊。一切价值的衡量都是金钱，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女人可以嫁给一个根本不爱的人，为了财产的继承权，母亲可以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为了抛弃年迈的母亲，夫妻可以用尽种种手段。对于金钱扭曲的价值观导致了家庭伦理关系的混乱，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如何弥补精神的空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Albee， Edward.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Zoo Story [M].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2]Miller， Arthur， Death of a Salesman. New York： Penguin， 1970.
[3]郭继德.美国戏剧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4]聂诊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5]杨戈.“美国梦”的破灭——阿尔比剧作评述[J].当代戏剧，（5）：54-56.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 篇12
现在大学生普遍都是家庭中唯一的孩子, 我国独生子女群有其复杂性和独特性, 他们引发了众多独特的社会现象, 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我国, 孩子一直占据着家庭的重要位置, 而在“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种家庭结构中, 孩子更是成为了中国家庭的最最核心。如此庞大的独生子女人口在如此长的历史时间中存在,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 他们正在影响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理想价值, 而且还将成为未来的社会主流。我国独生子女表现出了与以往世代非常不同的行为和特点, 这些差异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以凸显, 包括其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劳资关系等。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家庭伦理道德, 本来就是“四有”中“有道德”的一项基本内容。很难想象, 一个家庭伦理道德水平不高的人, 能称得上和谐的人、人格至善的人, 能称得上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样的人所建立的家庭, 其道德水平及其向下一代所灌输的道德观念如何也可想而知。因此, 从大学的本性和职能出发, 大学的道德教育必然要求加强大学生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以实现自己的教育目的。否则, 不注重加强和提高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水平的高等教育决不是成功的教育。
一、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现实性需要
(一) 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的社会需要对大学生进行“孝亲”教育
据国家统计局预测, 2010年, 我国首次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到2025年, 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8亿, 约占人口总数的20%, 80岁以上的老人也将达到2500多万。我国正处在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发展阶段, 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4+2+1”的家庭结构, 已经使第一代独生子女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压力, 近日中国青年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4.1%受访者忧虑照顾父母力不从心。如何使老人能够“老有所养”已经成为我国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国外西方发达国家, 赡养老人主要靠社会, 靠国家;而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国情却是养老仍需靠儿女, 儿女若不尽孝, 社会就会出现不和谐的因素。然而“80后”、“90后”却存在着“孝亲”教育的缺失状态。
近几年, 特别是随着独占性和较强的独生子女进入大学, 当代大学生所反映出来的家庭伦理道德素质状况令人担忧。每年新生入学, 学生家长总是小包拎、大包扛, 忙前忙后地办理各种手续, 而学生们却在一旁逍遥清闲, 稍有不顺心之处便向父母大发雷霆。有的大学生将信封提前写好地址、贴足邮票, 定期将空信封寄回家中报平安。大学生毫不讳言地称其家书普遍等于“催款电报+问候语”。如果以上还是个别现象的话, 大学生家书愈写愈短、愈写愈少却是普遍现象。他们遇事总是先考虑自己, 从自我出发, 逐渐形成了自私自利的意识, 他们丧失了正确的自我评价, 在他们的心里, 觉得父母为他们服务是理所当然的, 极少会为父母考虑, 有的甚至蛮横霸道, 不把父母放在眼里, 甚至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还会对父母心生怨恨。“啃老族”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其在大学期间, 拿着父母的血汗钱肆意挥霍, 满足自己超前消费, 在参加工作甚至成家立业后, 还要不断伸手向父母要钱, 大学生冷淡家书、疏远亲情, 其中蕴涵着什么样的伦理道德, 令人深思。
(二) 越来越多的婚姻家庭危机需要对大学生进行婚姻两性教育
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 “80后”相比于他们的父辈有着独特表征:他们长期在父母的娇生惯养下成长, 被视为“小皇帝”、“小公主”;他们自尊自恋、自我为中心, 总习惯于得到, 总希望被关注。同时, 他们任性、怕吃苦, 独立性和承受力较弱。于是, 当独生子邂逅独生女, 稍有矛盾冲突便很容易出现情感危机。在两会上, 尚少华委员特别提案关注“‘80后’婚姻状况”。她说:“很多‘80后’夫妻结婚仅1年, 就因为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家长里短打得不可开交, 直至闹离婚。‘双独’家庭往往缺少宽容, 婚后又缺乏对婚姻磨合和耐心, 因此草率离婚越来越多。”“80后”独生子女对于自身的症结往往不能自觉。他们常常标榜:只有先爱自己, 才有资格去爱别人。由于他们一直在家庭的呵护中长大, 独立面对感情的时候缺乏安全感。他们敏感的脆弱如同婴孩, 需要很多的爱, 需要对方付出很多精力去照顾。稍不如意, 便冒出“你怎么都不关心我”、“你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之类的抱怨。这一切都是爱情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没人想在这场战争之中认输, 因为他们骄傲的个性, 不能承受任何否定。
马克思认为, 除了家庭之外, 没有一种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如此敏感, 能够如此明显地反映社会历史进步、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和矛盾。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 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对社会发展的变化做出反应、产生影响。它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环境, 并且是社会第一环境, 同时它还为人的社会化创造最基本的条件。正是在家庭内部, 率先培养训练着人的社会化进程, 为个人的社会化积极准备条件、辅设有效轨道。同时, 由于家庭具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双重内涵, 就使得家庭在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十分突出。一个家庭具有良好的家庭伦理道德环境和氛围, 不仅事关个人幸福与发展, 是个人更好地从事职业活动的“加油站”, 而且事关社会稳定, 是社会的“减压阀”。“80后”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 现在大部分都已结婚生子, 他们在婚姻家庭当中也存在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 双独子女春节回谁家过年, 当“80后”媳妇遭遇“50后”的婆婆, 婚后是否与父母同住, 家务活到底应该由谁来干等。这些由于独生子女群体的出现而出现的新矛盾已渐渐显露, 那么对于“90”后的大学生来讲, 他们将来步入婚姻殿堂之后, 也必然会遭遇到这样的问题, 如何正确处理, 使家庭氛围更加和谐融洽, 避免婚姻危机的出现也成理应成为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加强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途径
(一)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主阵地, 积极发挥其主渠道作用
在我国当前道德建设的三个基本方面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 中, 是社会整体道德教育的基础和起点。爱人及人, 一个具有良好家庭伦理道德的人, 一般会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因此, 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必须重视家庭伦理道德教育这一道德建设的基础和起点。加强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主渠道应定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但是, 由于学校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的问题, 不少学校在教学实践上依然偏重文化知识的传授, 而对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不够, 大学虽然也开设思想道德修养课, 里面也有家庭美德建设的内容, 但也只是以应试教育的形式来传授, 对学生是否真正明白其意义却不甚关心。在有限的道德课上, 更多的也是向学生教授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无私奉献等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而对孝敬父母、如何看待爱情、婚姻等最基本的道德教育却也蜻蜓点水, 从而导致了青年学生的基本道德修养不足, 虽然大学生在高校学习阶段表现并不明显, 但在今后其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将会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从而影响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因此, 高校在今后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主动将对大学生进行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赋予其较为突出的地位, 在教材、师资等方面加大建设的力度。同时, 应该认识到加强大学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家庭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 家庭和学校都是教育者, 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双方只有增强联系, 形成合力, 才能使家庭、学校都成为大学生接受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
(二) 积极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家庭伦理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