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论文

家庭伦理论文（精选9篇）

家庭伦理论文 篇1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源头--的家庭伦理思想研究

<周易>的家庭伦理思想包含<易经>和<易传>的家庭伦理,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伦理思想体系,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它们的融合形成了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源头,对中国社会的伦理、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 者：梅良勇 张方玉  作者单位：梅良勇(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徐州,221008)

张方玉(连云港师范专科学院,江苏,连云港,22)

刊 名：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4(4) 分类号：B221 B823 关键词：易经   易传   家庭伦理  

 

家庭伦理论文 篇2

一儒家家庭伦理的特点

儒家家庭伦理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受到当时社会以血缘宗法为中心的政治伦理制度的深刻影响, 带有明显的与血缘关系联系紧密的一些特点, 主要包括家庭至上、重视亲情、家国一体。

所谓家庭至上就是指家庭利益至高无上, 个人利益必须绝对地服从家庭或家族利益, 当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 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 都必须把家庭或家族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家庭 (家族) 利益面前, 个人利益微不足道。之所以会导致家庭至上这种现象出现, 首先是因为家庭是人们生活的最主要场所。可以说, 家庭是个体生命中占有时间最长的一种组织形式。每个个体从出生开始就处于一定的家庭环境之中, 传统社会中, 人们的交流空间局限在一定范围内,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比较单一, 因此家庭就成为个体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场所。个体为人子女时处于一定的家庭氛围中, 成家立业后也有自己的家庭。家庭在个体生命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次, 家庭是保障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传统的家庭是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体, 因此, 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对家庭有高度的依赖性。最后, 个人的社会地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家庭的地位。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注重血统门第的社会, 人们的血统家庭观念根深蒂固, 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及其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否都与个体所处的家庭有紧密的联系, 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分封世袭制度, 使得这种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得以强化。

传统儒家家庭伦理特别重视亲情,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亲亲”具有自然本能性。孟子曰:“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所不虑而智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 无不知爱其亲者, 及其长也, 无不知敬其兄也。”这说明人的这种“爱其亲”“敬其兄”是一种自然本能, 出于人的本性, 而无需别人的灌输。另外, “亲亲”还具有基础性的特点。孟子曰:“仁之实, 事亲是也;义之实, 从兄是也” (《离娄上》) 。孟子强调的是“亲亲”之情可以外化为人伦规范。儒家强调“亲亲而仁民”, “亲亲”是“爱人”的基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里突出了将亲情扩展, 推己及人。这些都说明儒家特别重视亲情。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家国一体的社会, 出现这种家国一体的局面是由于在原始氏族部落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 当时的氏族内部首领充当了这一过渡过程的领袖, 氏族首领依靠自己的权威以及在物质财富上的优势, 成功地过渡为专制首领, 中国进入了专制社会。这一时期并没有打破原先的血缘关系以及家长制管理,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家就是国, 国就是家, 家国同构, 在家族中血缘把每个人都联系在一起, 而国家就是在这种家族主义基础之上产生的。国家的治理由宗室成员承担, 这种统治方式必然会使家庭伦理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 家国一体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

二儒家家庭伦理的主要内容

儒家家庭伦理涉及到父子、夫妻、兄弟三大主要关系, 以这三种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规范家庭成员的伦理道德。概括起来主要有“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悌”三种伦理规范。

儒家以父子关系作为人伦之本。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自然的, 天然形成的, 不可分割的。“父慈子孝”是调节父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对于“慈”的要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养, 另一方面是教。“养”是最基本的要求,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不可推卸的抚养责任。父母抚养子女, 既包括对子女物质上的满足, 也包括对子女精神上的爱护, 但更为重要的是“教”, 所谓“养不教, 父之过”, 抚养但却不教育子女, 只会使“养”显得更加苍白无力。父母辛苦抚养子女, 谆谆教诲子女, 同时子女也应该对父母尽以孝心。子女对父母尽孝应包括以下方面: (1) 子女要珍爱自己的身体。所谓“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 (《孝经·开宗明义》, 子女珍惜自己的身体, 保护自己的安全, 珍爱自己的生命, 不因自己的肆意妄为而让父母伤心难过, 这是孝的最直接体现。 (2) 要赡养父母, 顺从父母。父母抚养子女, 子女也要赡养父母。当父母年老时应主动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同时, 由于父母的社会经验相对较丰富, 子女应学会顺从父母的意见。 (3) 要尊敬父母, 劝谏父母。子女赡养父母是最基本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敬爱父母, 子女对父母的孝更重要的体现为尊重。另外, 顺从父母并不是绝对无条件地服从父母的意志, 而应在顺从的基础上劝谏父母, 否则将陷父母于不义, 也是不孝。

夫妻关系是人伦之始。《周易》中说道:“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儒家对于处理夫妻关系的基本要求是“夫义妇顺”, 其意思是为人夫者要以恩义对待自己的妻子, 为人妻者要对丈夫顺从。夫妻双方要各自遵守本分, 不偏不离。也就是说, 丈夫在外要致力于建功立业, 同时, 要避免放荡不羁的行为;在家里, 要亲近妻子, 但要保持一定的界限;当丈夫对妻子敬重有礼时, 妻子要顺从丈夫, 当丈夫不懂礼节, 妻子也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并且诚惶诚恐地保持肃敬, 这就明显地显示出夫妻双方不平等的一面。因此, 要维持家庭和睦, 就必须在夫妻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在恩爱的基础上, 要做到“夫和而义, 妻柔而正”, 丈夫应该和乐、温厚、守义, 妻子应该温柔、勤勉、忠贞。“夫义妇顺”中妻子的“顺”要以丈夫的“义”为前提条件, 丈夫应充分地尊重妻子, 同时这种顺从也不是片面的, 当丈夫有错时, 应该接受妻子正义的劝谏。《李氏家法·宜室家第三》中就讲到:“夫妇乃人道之始, 万物之基也。相敬如宾, 岂容反目。虽夫为妻纲, 固当从夫之命, 然妻言而有理, 亦当从其劝谏”。

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是除去父子关系之外最为亲近的一种血亲, 兄弟之间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是“兄友弟悌”。友是指兄对弟的道德责任, 强调兄对弟要挚爱关心;悌则是指弟对兄的道德义务, 强调弟对兄的敬从, 恭顺谦恭有礼。传统社会由于子女数量较多, 因此, 除去兄弟关系还会有姐妹、叔侄、妯娌等关系, 因而, 兄友弟悌规范的关系远远大于兄弟关系本身。儒家对于兄弟之间该如何相处有许多论述。荀子说:“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拙而不悖。”孟子说:“仁人之于弟也, 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 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 爱之欲其富也” (《孟子·万章上》) 。这里突出强调兄对弟的亲与爱;同时, 曾子也回答了“事兄有道乎”这一问题。“尊事之以为己望也, 兄事之不遗其言。兄之行若中道, 则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 则养之。”这里强调的是兄对弟的恭与顺。

三儒家家庭伦理的时代价值

儒家家庭伦理在其产生的几千年中, 对于维护家庭稳定, 维持社会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精华思想在当今社会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儒家的五伦八德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为指导思想, 积极响应中宣部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 做有道德的人”的要求, 树立“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 并且号召人民建设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良好家风, 这些措施对于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孝道伦理思想将个人与家庭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努力寻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从而促进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家庭伦理道德是社会道德体系中的最低层次, 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形成的行为准则。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 年轻的一代绝大部分是在爱的滋养中长大, 经历的磨难少之又少。对于他们很有必要进行儒家道德的陶冶与教育, 培养他们的仁爱、羞耻与感恩之心,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幸福观、荣辱观和健康的竞争意识。

在提倡儒家家庭伦理道德的时代价值的同时, 也应看到, 儒家家庭伦理是传统社会下的产物, 其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 如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级差序、家长制等。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儒家家庭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我们应对其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和创新, 进而加快构建现代家庭伦理的步伐。

摘要：儒家家庭伦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影响十分深远, 它将家庭与个体紧密地联系起来, 重视亲情, 并将这种家庭伦理观扩大至国家, 形成家国一体的思想。“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悌”是儒家家庭伦理的基本内容, 它们共同调节着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家庭伦理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若经过恰当的改造与合理的吸收, 对当今社会家庭伦理的建设仍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儒家,家庭伦理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2]汤洁娟.先秦两汉家庭伦理及其现代价值[D].陕西师范大学, 2005

剧变时代的家庭伦理 篇3

婚姻中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

婚姻是独立的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这是年轻一代中国人的基本生活信条。在他们看来，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婚姻选择中，应该是居于次要位置的，甚至是庸俗陈腐的。在《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和何建国，这两个社会地位和家庭条件有着巨大差异的个体，就是在大学中自由恋爱结婚。顾小西出身于城市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衣食无忧，接受着良好的教育；而丈夫何建国则是中国最穷困山区中长大的孩子，父母都是近乎文盲的农民，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了大学。在他们恋爱的过程中，顾小西的母亲曾一再阻挠，她的理由是：“你嫁给了他，就等于嫁给了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你们俩的结合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他娶了你，就等于娶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社会关系、你的父母……”

果然，因爱而结合的顾小西与何建国，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遭遇了种种烦恼。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两个人在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和观念、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标准、对待两性的文化心理等等问题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两个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也为此遭遇了重大的挫折。电视剧的作者对于他们的爱情给予了高度的同情，但是，电视剧也如同顾小西的母亲一样，在冷静地提醒着年轻观众：爱情并不是婚姻幸福的切实保障。

这一主题在《中国式离婚》中得到了重申。宋建平是位医术高明、人品很好的大夫，但他的妻子林小枫却总是因丈夫经济条件不佳而轻视他——电视剧开始时，林小枫在医院食堂目睹老院长在排队中突然中风死去，这一场景给了她极大的刺激，也让她充分认识到物质生活不可靠的隐忧。而当丈夫在她的一再劝说下，到了外资医院，赚来了大把的金钱，也赢得了社会地位时，林小枫对小康生活的追求实现了，但是她也发现自己年华老去，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与丈夫的差距愈来愈大，这，也让她滋生出对丈夫的猜忌和不满。《中国式离婚》非常细致地展现了这种因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导致的家庭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毁灭了爱情、家庭，而且几乎毁灭了夫妻本人。电视剧近乎假以自然主义地呈现了这一摧毁的过程，呈现了怨恨、嫉妒如何控制和摧毁了两个人。

不过，也有很多温情的电视剧从另外一个方向展现了爱情和亲情对于维系家庭的重要性。《半路夫妻》就是这样一部。这部直接取材于离婚再婚家庭的电视剧，在普通再婚家庭的现实矛盾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再婚夫妻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妻子胡小玲是派出所的民警，而丈夫是进过监狱的无业人员；妻子有受人尊重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而丈夫则一度破产、身无分文。但即使如此，夫妻双方相互扶持，默默奉献。这些久违的美德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温情，大多是表现在相对贫寒的家庭中。与“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观念不同的是，电视剧呈现的却是“患难见真情”。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乐观地以为穷苦、艰难的家庭里有着更多的温暖和爱情，更不能因此简单地以为仅仅是富裕的生活异化了、扭曲了家庭中温暖的亲情，进而简单地痛恨财富、哀伤和悲叹人性的脆弱。电视剧所面对和处理的问题，要比这种“文艺腔”式的简单批判，要严肃和深远得多。《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终于走出自己设置的自卑和猜疑的陷阱，在公开场合真诚地对丈夫表达了自己的反省；《新结婚时代》中的顾小西和何建国在父母宽容的基础上彼此走向谅解；《半路夫妻》中妻子的坚强、豁达与丈夫的事业成就最终化解了许多家庭矛盾。虽然，这种种结局看上去更像是对观众的安慰，是传统“大团圆”结局的老调门。但其实，如同现实中的夫妻一样，在经过冲突和矛盾之后，生活还会继续。这些大团圆的结局，也是在诉说，婚姻中的双方要更多地理解对方的习惯、历史，事实上也就是要更多宽容地理解了对方所隶属的阶层及其文化。家庭不能是战场，至少在这里没有胜利者，冲突不可能以一方彻底战胜另一方而收场。因此，婚姻中的个人也必须更多地从狭小的个人天地中抽离出偏执的目光，尝试在维护个人独立、小家庭完整的同时，兼顾与家庭相关的社会关系。

男女平等与家庭秩序的重建

男女平等是中国家庭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虽然，在现实中中国女性政治地位偏低、经济实力总体不济、精神与身体诉求被压抑等现象普遍存在，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社会舆论，特别是女性对于男女平等这个目标的正当性的肯定。我们从电视剧中常常可以窥到一些女性与家庭、与社会甚至是与自我的无奈抗争。《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家虽然以AA制的“经济合作”方式持家，但顾小西一直把赚钱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从内心深处其实难以体会经济独立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新结婚时代》中顾家阻挠顾小航与简佳的婚姻，娶一个年龄大、历史又“不光彩”的女人，知识分子家庭的成员感到耻辱——但实际上，顾小航也有过很多女朋友，历史也并非“纯洁”，顾家对此却忽略不计。在《半路夫妻》中，胡小玲虽然身份、地位都比刚出狱的管军要好很多，但管军的母亲却也非常不满意胡小玲，这是因为胡小玲是个带着孩子的“二手货”。

在当代中国，大部分女性一方面作为职业妇女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她们应担负贤妻良母角色的要求没有丝毫削弱。在这一巨大的压力下，女性着实会在双重身份下迷失，同时也是在采用双重标准的男性期待中左右为难。无论是林小枫、顾小西还是胡小玲，甚至追溯到1990年的“标准媳妇”刘慧芳，都无法在现实中幻化为男性的梦想。在电视剧中，成家的女性常常是在职业和家庭之间疲于奔命，左右为难。因为无论牺牲哪一头，她们都不会得到幸福，也得不到社会舆论的赞扬和认同。而当她们一方面在社会和家庭之间艰难地维持着平衡，另一方面，她们又突然在丈夫身上发现背叛的因子的时候，她们很容易变得脆弱，也很容易走向偏执。她们可以为了男人、为了家庭有所奉献，但当她们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足够回报的时候，她们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失败。内心的失衡导致她们激烈地、执拗地“算旧账”，和男人进入持久的纠缠，直到自己最珍惜的家庭为之粉碎。女性从捍卫家庭始以家庭解体终的悲惨故事，不断重演。《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可以说就是这一类女性的代表。《中国式离婚》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述林小枫如何一步步地走入自己设置的偏执的陷阱，从而为家庭带来了差一点解体的灾难。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林小枫将无尽的烦恼与折磨带给了她的丈夫宋建平，而她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伤痕累累。

如同电视剧中所展现的那样，男女平等的问题在现实中比理论上和书本上复杂得多。经济和社会地位偏低，就业范围狭窄的女性，将更多的情感和精力用来经营家庭。不过，中国的女性并没有像韩日等东亚国家的普遍状况那样，她们并没有因此觉得自己应该从属男性。为了获得平等，女性需要在事业上和家庭中同时付出努力，并应付自如。首先，这使得她们往往是和男性处在对立、争斗的地位，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和家庭秩序已经无法维持，在子女教育、家庭财产处置、甚至丈夫的事业上，女性都有自己的主张，因为在她看来，这是她所经营的“家庭”这个事业的一部分，她的参与和主导是理所应当的。其次，因为事实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情感上女性还并不能完全独立，她们不认为自己应该平等地分担家庭的开支，在某种程度上对男性有所依赖。这种依赖性一方面她们会视为幸福，是男人爱的表示；但另一方面，这又会使得她们在生活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会使得她们对自己不满。第三，更重要的或许是女性的自我挣扎。在中国的家庭剧中，我们看到了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看到了女性自身的努力，但是更多的看到了女性的失败。家庭的破裂、生活的坎坷让她们不但无法兼顾贤妻良母、“荣誉男性”（honorary males）角色，甚至不能更好地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当电视剧中的女性迷茫、困惑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追问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到底应该怎样做？”“我是谁”的问题是对形象模糊的迷惘，“怎样做”则是对抉择的困惑。

虽然男女平等的提倡在中国已经有了不短的历史，在法律上、政治上、舆论上男女平等已经成为事实或者政治正确的标准。但是，事实上，在女性的内心，什么才是平等，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平等的男女又该如何处理爱情和婚姻关系，如何建立合理的家庭秩序，也并没有解决。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中国女性的心路历程，但是整个社会和男性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如果只有爱情

三部电视剧中，《中国式离婚》再现了一个家庭破裂的过程；《新结婚时代》展示了三种婚姻的模式；《半路夫妻》则把视点集中在从破裂婚姻家庭中走出的人们如何选择和面对新的婚姻家庭。可以说，三部电视剧剖析了不同形态的婚姻家庭在人生道路中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为我们讨论婚姻家庭的组建和保持与爱情的关系提供了比较典型的案例。

首先，婚姻家庭的组建是否纯粹基于爱情。

自20世纪初，受到西方婚姻自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在一些主张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的推动下，中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萌芽，随后，一种新的观念逐渐占据了婚姻观念的中心位置，即婚姻家庭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更是不假思索地尊奉“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似乎爱情就是婚姻家庭组建和延续的根本。

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完全基于爱情的婚姻并不多见，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成年人的主流意见中，婚姻更多的是出于过日子的需要。在这三部电视剧中，成功的婚姻事实上更多的不是完全发自爱情的。

电视剧早就注意到了爱情和婚姻的复杂关系，并且加以表现。在《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年迈的父亲和年轻的保姆小夏组成家庭，很难说是基于爱情，但是他们确实是有感情基础和现实需要。顾教授同情小夏的遭遇，欣赏小夏的善良、诚实和善解人意，对小夏有着生活上的依靠和寄托；小夏敬重顾教授，同情顾教授老来孤独的境遇。而顾教授温文尔雅、宽厚体贴、睿智博学，也足以博取小夏的倾慕。尽管他们在年龄上相差很大，但他们的结合还是博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同情。

更耐人寻味的例子或许是年轻的简佳与刘凯瑞和顾小航的关系。简佳曾经是刘凯瑞的情人，两个人的关系是基于爱情基础的，但简佳对婚姻家庭的向往，还是让她决然地放弃了这段感情。后来，刘凯瑞的妻子病逝，刘凯瑞再来找简佳的时候，简佳却选择了在她困苦时给了她极大安慰的顾小航。

在这些生活阅历丰富的成年人眼中，爱情的分量变轻了。他们看清了爱情的虚缈之处，对生活的营造更趋向于实用主义；他们彼此克制着爱情的冲动和盲目，更多地考虑婚姻家庭能否遮风挡雨，能否安顿疲惫的身心。

第二，爱情是不是维持幸福婚姻家庭的主要力量。

在1980年代的时候，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讴歌爱情。那时的电影上，常常是自由恋爱的男女在风景优美的海边追逐嬉戏。越纯粹的爱情，越招人爱恋。那时，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30年后，人们开始反思爱情，因为仅仅爱情非但不能维持稳定的家庭，甚至就连爱情自身也无法捍卫。

《新结婚时代》中的顾小西和何建国是典型的“为爱结婚”，但是由于生活观念的不同，在处理双方父母关系的问题上，两人出现了严重分歧。这沉重地打击了他们对婚姻家庭的信心，甚至不得不以离婚来反省婚姻的意义。《中国式离婚》中的女主人公林小枫应该对丈夫还心存爱意，但是却因为人生观、价值观、情感诉求等沟通不畅，而与丈夫纠纷不断。只有爱情，是无法维持一个家庭的安宁和幸福的。

《半路夫妻》则通过再婚家庭的典型故事，说明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对和谐幸福起着关键的作用。作品中有一句台词很有代表性：“婚姻啊，一男一女，挺像两个刺猬一块儿过冬，离得太近吧，扎！离得太远了，冷！就得啊一人削掉一边的刺，再贴一块儿，就不扎也不冷了，就得忍点疼。”这无疑符合大多观众的人生体验，幸福的婚姻家庭更重要的要素是体恤、理解、忍耐和奉献。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家庭而言，爱情是不重要的。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些电视剧看作是对那种幼稚的爱情观念在现实中引发的问题的一个反思，对于幸福的家庭而言，光有爱情是不够的，爱情至上或许还是有害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伦理的变迁是这个剧变时代的缩影。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们用自己的生活作为实验场所，在剧变中调适自己的身心，调适自己与爱人、家庭、社会的关系。他们用自己的肉身和灵魂探索着生活的道路，寻求安顿自己生活的方法，这些探索、建设，在电视剧中已经有着充分的反映。我们新的生活法则，也将在这些平常百姓柴米油盐的生活中诞生，而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

《家庭伦理道德公益讲座》主持稿 篇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中国二千多年前著名的《论语》中的一

句话，此时此刻我就是这种心情！大家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参加《家庭伦理道德公益讲座》，请允许我向大家鞠躬致敬，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举办《家庭伦理道德公益讲座》，是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构建和谐家庭、和

谐社会的号召，也是为了配合市委、市政府建设“幸福湛江”、“文化湛江”的战略布署，助力湛江五年崛起！

此次活动是由湛江市文明办倡议，爱心企业家及爱心人士发起，邀请广西育良教育中心讲师团主

讲，育良教育中心是以中华传统道德教育、人本教育为主的公益性组织，通过讲座学习，让大家明白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本份和责任，如何以爱心建立家庭、以道德规范家庭、以感恩和谐家庭、以孝顺兴旺家庭，做到自身身心和谐、进而家庭和谐，最终达到社会和谐！

主办单位对本次活动非常重视，为了今天的活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莅临本次活动的领导和嘉宾有。欢迎您，谢谢，请坐„„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上台致辞！掌声有请„„.结尾部分

短短几天的学习，我们共同聆听了一场孝亲的教育，一场感恩的教育，一场让我们难以忘怀的心

灵之旅。我们很幸运地补上了一生都享用不尽的课程，感受到仁爱和谐的魅力，只有心中有仁爱和谐，就一定能“家和万事兴”！建议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育良中心的老师们为我们做的精彩演讲。

我们《家庭伦理道德公益讲座》还有一个特殊的闪光点，那就是激情似火、忘我付出、无私奉献、热情服务的志愿者

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志愿者上台，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热情的笑容，他们温暖的声音，为《家庭伦理道德公益讲座》的“圆满、精彩、难忘”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让我们向志愿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没有你们，《家庭伦理道德公益讲座》将无

法有效运转。正因为你们的辛勤工作、无私奉献和全力参与，才能确保大会的圆满成功。

最后也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主办单位，感谢承办单位：

和谐社会是大道，从孝入手是起点，把孝心献给父母，把忠心献给祖国，把爱心献给人民，把信

析曾国藩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思想 篇5

析曾国藩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思想

曾国藩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士宦家庭家教的`典范,其内容包括勉子自立自强、教子孝悌仁义、劝子勤劳节俭、训子谦虚谨慎.曾国藩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是当今社会主义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和家风建设的重要道德遗产.

作 者：戴素芳  作者单位：长沙交通学院社会科学部,湖南,长沙,410076 刊 名：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OLLEGE 年，卷(期)：2001 17(1) 分类号：B823.1 关键词：曾国藩   自立自强   孝悌仁义   勤劳节俭   谦虚谨慎  

家庭伦理论文 篇6

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 《安提戈涅》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 苏力

底比斯王俄狄浦斯得知自己弑父娶母，罪孽深重，因此去位，并客死他乡，留下二子二女。二子为争夺王位，刀兵相见。一子波吕涅刻斯率岳父城邦的军队攻打底比斯，另一子厄特俄科勒斯率底比斯军抵抗，两人都战死沙场。克瑞翁，俄狄浦斯王之母－妻的弟弟，继任底比斯城邦的王位。为惩罚叛徒，克瑞翁下令(一个实在法)不许安葬波吕涅刻斯，违者处死。俄狄浦斯之女安提戈涅挑战克瑞翁的政令，认为哥哥即使是叛徒，也应当得到安葬，因为人死了入土为安是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法。克瑞翁判安提戈涅死刑—将安氏关进墓室，让其自然死亡。安提戈涅的未婚夫、克瑞翁之子海蒙为了爱情而自杀，并导致其母即克瑞翁的妻子自杀。克瑞翁陷于极度的痛苦。2 一、三种解读

这就是古希腊伟大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的故事梗概。西方学者对这部文学经典有很多法理学的或有法理学意义的解释，在当代中国比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是一种自然法或高级法的解释。即认为安提戈涅挑战克瑞翁的法令，代表了永恒不变的、普遍的自然法或高级法((higher law，准确翻译应为“更高的法律”)对实在法的挑战。这种观点的今日流行主要是随着改革开放后一批西方法学著作的中译，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87年博登海默《法理学》的解释，3此后在中国法学界一直占了主导地位。在这一传统中，通过某种程度的解释，《安提戈涅》被视为是反映了自然法思想的最早历史标志之一。4

尽管同样作自然法解释，但一般说来，外国学者更多强调此剧展现了自然法(或高级法)与实在 法的冲突与张力—一个描述性命题，即使最后的结论不同，但他们都做出了比较细致的理解和分析。而中国学者在介绍、引用或概括此剧时，则总是倾向于结论认为自然法高于或应当高于实在法—一个规范性命题。并因此，中国学者一般倾向认为，安提戈涅是道德上、道义上高于克瑞翁的英雄。5即使有些中文论文对该剧作了比较细致的制度文化背景分析，但也还是可以看出受制于这一命题和概念的痕迹。6

第二种法理学解释反映在黑格尔的《美学》等著作之中。7黑格尔认为古希腊悲剧常常反映了 “城邦政权所体现的带有精神方面普遍意义的伦理生活和家庭所体现的自然伦理生活”这“两种最纯粹的力量”之间的矛盾，而《安提戈涅》是反映这一主题的“最优秀最圆满的艺术作品”。在黑格尔看来，克瑞翁和安提戈涅的主张都有正当的理由，并且都是“绝对本质性的”主张。作为国王，克瑞翁有义务维护城邦的安全、维护政治权力的权威和尊严，必须惩罚叛徒，保证法令的统一执行；而安提戈涅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当时同样神圣的且有自然血缘关系为支撑的家庭伦理责任。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明确声称这种对立和矛盾“是最高的伦理性的对立，从而也是最高的、悲剧性的对立”。8

黑格尔的解释体现了他一贯的哲学思想，强调对立统一，强调否定之否定等等，着重思辨。由于他的分析主要围绕一系列美学问题特别是悲剧的定义展开，因此，这种解说在中国文学戏剧界影响较大；9在中国法学界，至少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回声。10

第三种思路是女权主义法理学解释。这一思路其实—至少—也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并且在我看来，后代对该剧的女权主义解说就总体而言没有超过黑格尔。11但这种解说进入中国是经由美国的女权主义法学和法律与文学这两个运动(其中也往往伴随着对自然法思想的讨论)。首先是90年代中期以来波斯纳著作的中文翻译，此后有个别中国学者再次介绍了这一分析思路，但影响同样不大。这一思路强调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既是一种男权与女权之间的冲突，也体现了女权主义法理学与男性实证主义法理学之间的冲突。基本理由是，从法律思维方式上看，女性更关心家庭亲人，强调对具体的人的关切，而男性则更注意抽象的规则，往往陷于法条主义。

从思维类型的角度来看，第三种思路与前两种思路没有根本性的冲突。12女权主义思路的特点在于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法律判断或思维的差别不是来自思维方式的差别或知识的差别，而是来自思维主体的差别；由于与男性相比其他种种生理心理的差异，女性天生更关注家庭(黑格尔的家庭伦理思路)，或者总是更注意以天理人情来挑战或制约或平衡实在法(自然法思路)。

这三种法理学理解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有一定的文本根据。由于人们的前见和当下关切不同，由于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情境不同，自然会对《安提戈涅》概括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解读都注定是地方性的，甚至是高度个人性的;只有人们更愿意接受的理解，而没有一个唯一真确的理解。

但是，在中国语境中，直接接受或诉诸西方学者的这类概括或解读是有问题的。因为对作品主题的抽象概括总会带来简单化，因此会忽略了文本许多细节可能具有的某些特殊的或/和一般的法理学寓意。与这一点关联，中国学者匆忙和草率接受西方学者的这类概括判断，常常还会带来另外两个问题。一方面，可能用中国的习惯性思维充实西方学者的这些抽象概括，因此导致一种明显的误解。例如，把自然法与实证法有冲突这一描述性命题解读为自然法高于实证法的规范性命题，就明显带有浓重中国传统思维印记的、简单的善恶判断。另一方面，匆忙接受会令中国学人忽略了基于中国人思维习惯或进路对作品的其他可能的解读。

针对上述三种有影响的思路，本文坚持语境化进路，反对本质主义的解读，试图展现和论证《安提戈涅》本身蕴含的丰富性。细密的细节分析将表明，该剧蕴含的冲突要比任何抽象概括都更为复杂和深厚。因此，在诉诸经典时，在可能的条件下，中国理论法学的学者应当直接面对文本，关注细节，进行多视角的理解和反思，不能仅仅借助第二手资料做出一种教义化的概括。

本文还有另一个追求。在我此前的一些有关法律与文学的论文中，13我一直努力用现代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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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么样的自然?—情境化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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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来看，上述三种解读都言之成理。但是如果放到文本以及与这个故事相关的事件脉络和时代背景中来看，自然法的解说和女权主义的解说显得有点牵强，而黑格尔的解说过于思辨且概念化。

首先，严格说来，在反抗克瑞翁之禁葬令时，安提戈涅并没有引证“自然法”概念。无论是《安提戈涅》的中、英文译本都没有使用相应的或诸如natural law或law of nature或nor ms之类的概念。文本中，安提戈涅几次明确提的都是“神制定的法律”。14

其次，从思想史上看，也不可能。最早提出自然法思想的是斯多葛学派。即使以其创始人芝诺(公元前350-260)起算，距离安提戈涅事件发生的英雄时代(公元前1400年一前1100年之间)最少有约8百年之久，距离索福克勒斯写作《安提戈涅》时(公元前441年左右)也有100多年。因此，从发生学的视角看，安提戈涅以自然法抵抗实在法的说法只是后人对这一故事的一种解释和追认。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诸如美国学者考文以及其他人要提出“高级法”(higher law)的概念：一来可以避免这种时间错位的尴尬，二来可以用这个模棱两可的概念把安提戈涅同之后的自然法传统联系起来—毕竟，安提戈涅主张了神定法高于实在法。而且从知识谱系的观点看，现代的学者也的确可以把自然法思想的脉络向前延伸，认定这是最早的自然法思想的萌芽;或者—为了法学分析研究的必要—基于建构的法律思维类型，将安提戈涅的主张归类为自然法。

但是，这两种努力都没有认定，也不试图认定，神定法或自然法或高级法一定高于实在法，而只是指出了，在人类有关法律问题的思考中，一直有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冲突，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构成了法理学的一个久远的问题。这些学者都没有简单赞赏或认可安提戈涅的观点和实践，甚至有学者认为，自然法思想只是一种法学的元理论，与具体的法律实践并无直接联系，因此很难作为具体法律适用的稳定基础。15

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 篇7

现在大学生普遍都是家庭中唯一的孩子, 我国独生子女群有其复杂性和独特性, 他们引发了众多独特的社会现象, 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我国, 孩子一直占据着家庭的重要位置, 而在“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种家庭结构中, 孩子更是成为了中国家庭的最最核心。如此庞大的独生子女人口在如此长的历史时间中存在,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 他们正在影响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理想价值, 而且还将成为未来的社会主流。我国独生子女表现出了与以往世代非常不同的行为和特点, 这些差异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以凸显, 包括其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劳资关系等。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家庭伦理道德, 本来就是“四有”中“有道德”的一项基本内容。很难想象, 一个家庭伦理道德水平不高的人, 能称得上和谐的人、人格至善的人, 能称得上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样的人所建立的家庭, 其道德水平及其向下一代所灌输的道德观念如何也可想而知。因此, 从大学的本性和职能出发, 大学的道德教育必然要求加强大学生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以实现自己的教育目的。否则, 不注重加强和提高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水平的高等教育决不是成功的教育。

一、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现实性需要

(一) 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的社会需要对大学生进行“孝亲”教育

据国家统计局预测, 2010年, 我国首次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到2025年, 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8亿, 约占人口总数的20%, 80岁以上的老人也将达到2500多万。我国正处在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发展阶段, 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4+2+1”的家庭结构, 已经使第一代独生子女面临着巨大的养老压力, 近日中国青年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4.1%受访者忧虑照顾父母力不从心。如何使老人能够“老有所养”已经成为我国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国外西方发达国家, 赡养老人主要靠社会, 靠国家;而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国情却是养老仍需靠儿女, 儿女若不尽孝, 社会就会出现不和谐的因素。然而“80后”、“90后”却存在着“孝亲”教育的缺失状态。

近几年, 特别是随着独占性和较强的独生子女进入大学, 当代大学生所反映出来的家庭伦理道德素质状况令人担忧。每年新生入学, 学生家长总是小包拎、大包扛, 忙前忙后地办理各种手续, 而学生们却在一旁逍遥清闲, 稍有不顺心之处便向父母大发雷霆。有的大学生将信封提前写好地址、贴足邮票, 定期将空信封寄回家中报平安。大学生毫不讳言地称其家书普遍等于“催款电报+问候语”。如果以上还是个别现象的话, 大学生家书愈写愈短、愈写愈少却是普遍现象。他们遇事总是先考虑自己, 从自我出发, 逐渐形成了自私自利的意识, 他们丧失了正确的自我评价, 在他们的心里, 觉得父母为他们服务是理所当然的, 极少会为父母考虑, 有的甚至蛮横霸道, 不把父母放在眼里, 甚至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还会对父母心生怨恨。“啃老族”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其在大学期间, 拿着父母的血汗钱肆意挥霍, 满足自己超前消费, 在参加工作甚至成家立业后, 还要不断伸手向父母要钱, 大学生冷淡家书、疏远亲情, 其中蕴涵着什么样的伦理道德, 令人深思。

(二) 越来越多的婚姻家庭危机需要对大学生进行婚姻两性教育

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 “80后”相比于他们的父辈有着独特表征:他们长期在父母的娇生惯养下成长, 被视为“小皇帝”、“小公主”;他们自尊自恋、自我为中心, 总习惯于得到, 总希望被关注。同时, 他们任性、怕吃苦, 独立性和承受力较弱。于是, 当独生子邂逅独生女, 稍有矛盾冲突便很容易出现情感危机。在两会上, 尚少华委员特别提案关注“‘80后’婚姻状况”。她说:“很多‘80后’夫妻结婚仅1年, 就因为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家长里短打得不可开交, 直至闹离婚。‘双独’家庭往往缺少宽容, 婚后又缺乏对婚姻磨合和耐心, 因此草率离婚越来越多。”“80后”独生子女对于自身的症结往往不能自觉。他们常常标榜:只有先爱自己, 才有资格去爱别人。由于他们一直在家庭的呵护中长大, 独立面对感情的时候缺乏安全感。他们敏感的脆弱如同婴孩, 需要很多的爱, 需要对方付出很多精力去照顾。稍不如意, 便冒出“你怎么都不关心我”、“你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之类的抱怨。这一切都是爱情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没人想在这场战争之中认输, 因为他们骄傲的个性, 不能承受任何否定。

马克思认为, 除了家庭之外, 没有一种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如此敏感, 能够如此明显地反映社会历史进步、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和矛盾。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 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对社会发展的变化做出反应、产生影响。它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环境, 并且是社会第一环境, 同时它还为人的社会化创造最基本的条件。正是在家庭内部, 率先培养训练着人的社会化进程, 为个人的社会化积极准备条件、辅设有效轨道。同时, 由于家庭具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双重内涵, 就使得家庭在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十分突出。一个家庭具有良好的家庭伦理道德环境和氛围, 不仅事关个人幸福与发展, 是个人更好地从事职业活动的“加油站”, 而且事关社会稳定, 是社会的“减压阀”。“80后”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 现在大部分都已结婚生子, 他们在婚姻家庭当中也存在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 双独子女春节回谁家过年, 当“80后”媳妇遭遇“50后”的婆婆, 婚后是否与父母同住, 家务活到底应该由谁来干等。这些由于独生子女群体的出现而出现的新矛盾已渐渐显露, 那么对于“90”后的大学生来讲, 他们将来步入婚姻殿堂之后, 也必然会遭遇到这样的问题, 如何正确处理, 使家庭氛围更加和谐融洽, 避免婚姻危机的出现也成理应成为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加强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途径

(一)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主阵地, 积极发挥其主渠道作用

在我国当前道德建设的三个基本方面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 中, 是社会整体道德教育的基础和起点。爱人及人, 一个具有良好家庭伦理道德的人, 一般会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因此, 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必须重视家庭伦理道德教育这一道德建设的基础和起点。加强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主渠道应定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但是, 由于学校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的问题, 不少学校在教学实践上依然偏重文化知识的传授, 而对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不够, 大学虽然也开设思想道德修养课, 里面也有家庭美德建设的内容, 但也只是以应试教育的形式来传授, 对学生是否真正明白其意义却不甚关心。在有限的道德课上, 更多的也是向学生教授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无私奉献等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而对孝敬父母、如何看待爱情、婚姻等最基本的道德教育却也蜻蜓点水, 从而导致了青年学生的基本道德修养不足, 虽然大学生在高校学习阶段表现并不明显, 但在今后其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将会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从而影响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因此, 高校在今后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主动将对大学生进行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赋予其较为突出的地位, 在教材、师资等方面加大建设的力度。同时, 应该认识到加强大学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家庭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 家庭和学校都是教育者, 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双方只有增强联系, 形成合力, 才能使家庭、学校都成为大学生接受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

(二) 积极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王志军 打造家庭伦理剧概念先行 篇8

《岳母》走过弯路

我做家庭伦理剧首先都会提炼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下再展开，推动剧情发展。《谁来伺候妈》是讲中国传统的“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故事，这句话是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经验之谈，别管是哪个地域，这句话都基本适用，因为观众认可这种观念，才会愿意看这部电视剧。《岳母的幸福生活》是用岳母的视点讲述婆媳斗，所谓斗就是矛盾冲突，现在表现婆媳之间矛盾的电视剧特别多，太多作品同质化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内容相近，人物定位相近，想要突破就要寻找新的视角。我当时做这个剧的时候还走了一个弯路，就是将故事定位在“有意思的丈母娘折腾富二代女婿”，猛一听这个故事貌似很好，高富帅的“富二代”碰到一个挑剔的丈母娘，为了讨老婆欢心，甘愿承受岳母的折腾。故事大纲都写出来了，但是后来我把这个推翻了，因为家庭伦理剧要符合老百姓的生活价值观与生活经验，如果你愣做现实中没有的价值观，观众就难以接受，这样作品就会远离观众。老人们有一句话，“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女婿去岳母家，一定会被当成贵客，丈母娘一定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招待的目的就是希望女婿对女儿好。我如果做剧的时候反着做，观众就一定会认为这丈母娘有问题，后来我及时调整了故事走向，还是岳母的故事，但主要还是表现婆媳矛盾以及岳母与婆婆的矛盾。

家庭伦理剧最抓观众

以往我做过涉案题材的电视剧，但是这种题材在中国没有土壤，这需要大量的科学依据、侦破手段，才能做到位，美剧做得最好。这种题材到我们这儿就变成警匪正面冲突，还有的演变成谍战剧，这种题材我都做过，但是现在我对家庭伦理剧比较感兴趣。有人问我到底擅长做哪个类型，我觉得一个编剧不能局限在某种类型，就像裁缝，你要做裤子，或者上衣，他都要能满足你。编剧太类型化，容易重复自己。目前广电总局倡导多些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还提到要拍观众喜欢看的作品，我非常认同。我做电视剧跟其他编剧不同，是倒着做，就是先站在观众的角度，考虑他们喜欢什么类型。中国的电视剧观众是以亿为单位，我对电视观众有一个定位，必须是根据电视台播出时间来收看电视剧，买套盘或者在线看都不算纯粹的电视观众，电视观众的特点就是35岁以上、中等收入以下，文化水平不高，以家庭主妇与离退休人员为主。这类型的人最关注什么题材？最主要的就是家庭伦理剧。我们做电视剧要明白市场在哪儿，买方是谁，虽然现在视频网站发展很迅速，但是电视台依然是电视剧的最大买家，所以电视剧观众一定要符合电视台的收视群体，我们不可能专门为在线视频播出而做一部电视剧。

中国家庭观念重

家庭伦理剧只有在中国才能发扬光大，电视剧跟经济水平有直接关系，经济水平越高，家庭成员越少，大家相对比较独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不是特别高，中国需要家庭、需要亲情、需要这种大家庭的家族伦理观念，中国传统伦理、传统道德观在家庭中都能体现。不发达的国家家庭成员庞大，家庭互相依存能力强，亲情关系要比西方国家浓。家庭伦理剧一定是以后电视剧的主流，因为这个市场最广阔，别管流行哪个类型，每年都会有一两部家庭伦理剧大受欢迎。我做电视剧有一个项目储备，电视剧创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说一个项目结束了再想下一个项目，那你永远跟不上脚步。现在家庭伦理剧我一年拍两个，五年内都不会重复，比如在地方台播出的《别样幸福》我是以妯娌的视角写，即将于4月16日在北京、浙江、安徽三家卫视同步播出的《谁来伺候妈》是以“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视角写，这部刚刚杀青的《岳母的幸福生活》是从岳母的视角讲的岳母婆媳斗的故事，这三部剧都是不重复的，我不只关注话题，还注重人物关系。目前家庭伦理剧领域我比较关注余淳导演与杨亚洲导演，还有刘惠宁导演、刘江导演、黄力佳导演，他们都做出了很多厉害的作品。

与最合适的人合作

以往编剧是很被动的，投资公司让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好编剧没有好作品？因为公司给的项目不好。现在编剧应该有点策划能力，要懂点市场，懂点观众心理学，能主导一个好项目。我现在以工作室的形式与银河昊星文化传媒合作，一般都是我提一个故事概念，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这就相当于一个商业项目策划，先做好故事定位，再弄剧本，找制作班底，挑选演员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作为编剧有时候会遇到困境，比如投资方与你的故事理念有冲突，所以能找到一个合作理念特别契合的很难，我比较幸运，跟银河昊星文化传媒的投资人洪总在对待家庭伦理剧上观念特别一致。我们都认为现在公司要以家庭伦理剧为主，一个团队要有创作方向，先把一个类型的剧做好了，打造成一个品牌，再考虑其他方向。

我现在扮演的角色是编剧、策划、监制三者合一，有时候投资方太考虑市场，创作者太注重艺术，在电视剧里如何让两者更好地融合？我就是这个桥梁，从中协调。《岳母的幸福生活》是我们合作的第一部戏，从挑选导演、演员，到组建制作班底，筹备了20天就开拍了，主要演员都是我定的。王丽云老师是非常好的演员，李勤勤很风格化，她们很符合角色特点，岳母是“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用一些夸张手段维护女儿的利益，婆婆是努力让自己占上风，但心有余而智力不足，两位演员把人物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挑选柳岩与叶静时有些争议，公司是想投资大点，找个大腕来演，我就跟洪总沟通，演员要符合角色特点，这两个演员很符合我剧本中对80后小夫妻的描写，他们身上有那种80后的自我、感情经历、奋斗的气质。后来洪总很豪气地说：“行，就他们吧，万一这部剧砸了，我就认了。”所以还是要感谢他的胆大，现在从媒体反映来看，用这两个人效果还不错。

家庭伦理论文 篇9

公民伦理也许是公民道德概念的更适合的形式，因为我们用这个词指称的必定是人们作为公民的相互间的态度与行为习惯。何谓公民伦理?是否可以说，公民伦理就是我们在公共生活中可以相互提出的那些有效性要求，即每个人对于他人的恰当的尊重态度和出于这种态度的恰当的行为习惯?另一方面，儒家伦理传统对于公民伦理的发展有何种影响：是与它根本冲突，还是既有冲突又有某种助益，抑或是――由于它把一个人同家人等等的关系与同陌生人的关系看作是根本同质的――从根本上解决并取消了公民伦理的问题?

作为说明这些问题的起点，我以为需要首先确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角色与作为公民的政治社会角色之间有何种关系。人们都会同意，一个人的种种日常生活的角色是他/她生来就自然地承担着的：一般地，一个人先是一个儿子/女儿，进而是一个男人/女人，一个丈夫/妻子，最后又可能是一个父亲/母亲;此外，他/她还可能是一个兄弟/姐妹，一个朋友、同事或邻居，等等。这些角色在一个人身上彼此交叠，其中每一种角色都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都确定着他/她的一种特别的身份。这些关系发生根源上的这种自然性质向来在法律中受到尊重，所以在东方与西方都普遍地被视为伦理的关系。这种自然性质一则在于这些关系是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二则在于它们包含着生命过程中自然的抚育与互助关系。由于这些关系而结成的是最为自然的生活共同体，其成员享有最多的共同生活，并且由于这种共同生活而具有最密切的感情联系。

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公民地位以及人们作为公民的相互关系则是通过社会的法律体系确定的。在一个法律的社会，家庭的成员之间同时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关系：血缘关系与作为公民的关系。不过在家庭中，由血缘关系确定的相互关系是基本的关系。法律总是首先肯定这些关系，并把这些关系所产生的自然义务变为法律。尽管与家庭财产的析分和继承密切相关的事务也是立法的对象，但是立法总是朝着巩固正常的家庭关系的方向，并且使法律的干预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一旦家庭成员之间作为公民的关系成为第一位的关系，这通常表明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实际解体，这时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只能依照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来解决。

公民关系的自然基础，是由兄弟关系引申与扩展的同邦人关系。在古代城市国家，同邦人也像家族的关系那样是一种感情的关系。但是由于它远不及家族关系的感情那样强烈，公民的关系从它在古代社会产生起就是一种建立于法律基础上的关系。近代以来，随着个人主体地位的提升和民族国家的共同生活日渐发达并衍生出许多新的平等自由的形式，同邦人的感情成为被抽象了的对陌生人的关系，稀薄得几不存在，公民间的关系更是渐渐成了无感情的政治与法律。所以公民是一个人在一法律的政治社会中的成员资格。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是一个法律的政治社会同其他社会相互分隔的界限。在今天的多数国家，一个人仅因出生而具有的国籍便使得他在法律上具有公民的资格。

二

交往关系在这两个水平上会显示很大区别。伦理的关系都是个别的、独特的关系。在每种关系中，关系对象都是一个同我们处于特殊关系中的单数的他者。每种关系都与其他关系不同：父子关系同母子关系不同，同兄弟/姐妹关系更不同。每种关系中这一方同另一方的关系也与另一方同这一方的关系不同，例如父亲同子女的关系与子女同父亲的关系不同，每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要求的也相互不同。同时，每种伦理的关系都是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直接的关系，并且要求个别的、直接的相互回应。由于这些性质，人们常常把这种交往关系视为私人事务。法律对于这类事务的干预必须小心地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仅当一方的合法利益违反意愿地受到另一方的非法侵害时，法律才能作出必要干预。另一方面，人们作为公民的相互关系则是一般的无差别的关系。在公共生活中，典型的交往关系是一个人同陌生人的关系：他/她面对的是同他/她没有感情关系、不具有直接的个别的相互回应性、因而对他/她而言没有差别的陌生人。所谓没有差别，是说他/她同这一个陌生人的关系和同那一个陌生人的关系没有差别。这种无差别性，使一个具体的交往对象失去个别性而显现为无差别的对象整体，即一般的、复数的他者。(参见廖申白、孙春晨主编，第8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