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伦理论文

2024-08-15

质量伦理论文（精选9篇）

质量伦理论文篇1

教育本是一种善的伦理实践。然而,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受工具理性的影响,把教育的工具价值看作是教育“实在”的全部,奉为圭臬,忽略对教育“实在”之本质的内在考察,导致高等教育的终极关怀工具化或质量伦理淡化,大学引领社会文明进步的使命担当意识缺乏与大学教师职业理想庸俗化、代表社会良心的责任意识淡漠,以致教育“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形成物质与精神的抽象对立”[1]。教育功能异化、教育伦理缺位、大学理想缺失使高等教育遭遇到现实的伦理难题。近年来,大学校园里曾有发生同学间的暴力相残,大学教师中师德失范、学术造假甚至道德败坏等违逆伦理的事件,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教育的功能异化、教育中的人的异化,折射出我们之于教育伦理或教育道德建设滞后、高校大规模扩招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之间形成了令人忧虑的反差。基于此,笔者尝试从教育伦理的视角,探寻基于高等教育的质量伦理理念,以期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质量管理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一、教育伦理:关涉教育旨意的论题

教育是关涉精神及人生价值的实践,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伦理性实践。一定意义上,教育伦理是作为教育善的价值规定。它指向教育实践中的善恶矛盾和道德规范,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教育规范伦理和教育德性伦理两个基本向度[2],涉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多个层面。笔者以为,作为一项塑造人、引导人和解放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本质上是崇善的事业。教育实践具有求真、向善、趋美的内在属性,具有在教育历史发展历程中共同存在的体现教育本性的道义假设和伦理精神的特性[3]。教育伦理不仅内在地蕴含着教育本真意义上的教育善的理念和精神,而且逻辑地包涵着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应然价值和规范,或者说教育伦理的应然之义。就此而言,教育伦理是一个关涉教育意义的论题,是教育之内在本质规定性和教育之于人的意义的论题,也是教育本义的价值诉求与内在规定。

教育是因为人并为了人的活动,教育实践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实践。因此,高等教育不仅要关注其“实用”之功,更要关注教育之为教育的价值之义,更要关注教育中人的生存境遇、人生意义、生命价值与精神气质,进而实现教育化知为识、转识为智、启迪智慧、化育生命,提升教育中人的精神气质和人生境界的厚度和深度的本真意蕴。

强化教育质量的伦理理念,意在让我们在教育价值取向上尊崇伦理,教育实践行为上践行伦理,并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让教育还原其为了人并解放人、完善人和发展人之本真旨趣和终极价值诉求,进而实现教育之善。不仅如此,笔者在此探求的高等教育质量伦理之善,是一种有别于普通善“意”上的智性之善,即王洪才教授所指的智慧善:“教育善本质上是一种智慧善。即它通过知识传递使个体拥有智慧,找到自我发展的方向,又通过知识传递使社会充满智慧,找到社会相互团结的力量,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4]从此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质量伦理,是旨在促成个体善和社会善的智慧伦理、责任伦理,是彰显教育善性的价值伦理。观照伦理的高等教育质量,需要调和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并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因此,我们之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切是双重的,既关切现实的教育之“用”,更关切内在善的教育之“道”。

二、现代教育伦理的失落

反思我国当下的高等教育,不难发现,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此起彼伏的冲突中,市场取向、功利实用取向大行其道。现行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及质量管理背后所隐含的质量理念,多有对于“硬性指标”、工具性或功用化要素的过度关注和对教育之本义与初衷之理性价值或内隐性精神向度的忽视,容易使质量评价与质量管理走向反面。教育的工具理性过度张扬,教育价值内涵与目的追求的意义淡化,致使教育质量价值意义弱化与教育精神阙如。我们在欣赏高等教育实现规模扩张和大众化发展并取得有目共睹卓越成就的同时,又不得不为诸如其过度的功利化、教育中人的工具化甚至异化、大学教育的媚俗化、质量追求指标化等等伦理失落的现实情形深感忧虑。

就本然层面上,教育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具有终极善的实践,必然关涉到价值伦理和受教育者人生意义的建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教育应当追求自己的终极善,只有追求终极善,教育才具有道德价值,才具有伦理性。教育呵护精神的完整与健全,才合乎人性。”[5]但是,在实然层面上,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现代教育及其质量理念,基本局限于外在于人的急功近利之“用”;过度注目于实用、功利的工具取向,少有对于教育之内在精神向度与价值伦理的深层关切,无意也无力观照学习者的意义世界,无意也无能于学习者的精神提升和心灵唤醒做出“承诺“,成了遗忘了“人”这一终极善性的活动。金生鈜教授曾撰文指出:“现代教育处理更多的是人的肉体,而非人的灵魂,训练的是人的工具性职能,而放逐了人的精神。这意味着价值的秩序发生了位移和颠覆,精神人格的价值被工具性能力的价值僭越了,关心人的精神完整性的成长不再成为教育的终极目的,教育把不是终极的价值放在首位。……如此工具化的教育只能带来人性的扭曲、品格的败坏以及精神的降低。”[6]“培养有用之人”或“社会栋梁之材”,几乎成了全社会对教育的共同期待或唯一标准;实用至上的质量理念或教育价值诉求,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和制度安排,挤压了人的空间,消泯了人的个性,模糊了人的价值,暗淡了人的光芒。过度观照实用或功利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理念,也正是这“失去了其实践目的和伦理品格的教育”的一部分,缺少一个人性化、超越性和伦理性的神祇,因此,在质量管理及相关制度层面,内在与外在、显性与隐性之间的必要张力阙如;在现实的质量评价层面,过于强化教育的实用或工具价值,缺乏教育质量伦理的关注与坚守,使高等教育难免招致学术繁荣背后的“虚假”,虚假背后的伪善,伪善背后的平庸,平庸背后的不义或困境;教育价值取向的偏移与教育精神的式微,使得学生的学习过程或接受教育的过程,没有也难以体验到由知识而带来的人生的敞亮。就此角度讲,回复应有的教育伦理,强调观照现代教育之质量伦理应然的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

笔者以为,教育是人的根本实践,是人类追求美好品质和寻求美善生活的根本方式,是追求人性优秀与公共福祉的内在善的行动,“人”是教育质量伦理的合理依据和价值意义的合理内核。应当承认,工具理性有其作为教育存在及其价值所具有的客观实在与限度,而不是任何随意的主观设定或可有可无;承认工具理性的客观限度,绝不是意味着为教育的实践设置界限,而是表明我们必须真正面对量化数据或硬性指标无法解决的教育中那些隐而不显,却又切切实实发生着作用的、不可或缺的真实“实在”。而强调教育作为人的根本实践之内在的善的规范与人文引导,也绝不意味着要在教育之“用”与教育之“道”之间争高下,而在于把本应属于人的实践的真的教育,回到它本应“在”的位置上来,意即让教育回归其有自身的价值意识与伦理反思的价值实践的位置上来,实现教育之为人的内在善的规制和以“人”为其终级价值或终极目的的意义,使我们的学校成其为学校,教育成其为教育。

三、基于伦理观照的高等教育质量思考

鉴于工具理性已然发展为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的至上理念、教育质量伦理失落的现实情形,积极探寻凸现教育善性的教育伦理之道,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对教育伦理规范的思想自觉,重构“道”“用”兼具的质量理念,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时代性课题。

(一)回归人本:高等教育质量伦理的本意所指

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实践。所谓的回归人本,意即把教育还给人,使教育真正成为人的实践,成为面向人的实践。

一方面,教育是人为的并为人的一种实践。“教育就是我们教育自己。”[7]教育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极价值和教育的终极善之所在。教育为人而存在,并且是人的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教育的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就是育人,而不是造物。于教育而言,人就是其目的,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成为任何形式的工具。“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8]“当今中国教育最本质的、迫在眉睫的、最需要从国家层面解决的大问题是什么?我以为是:从何种意义上理解教育……大学不能仅仅从工具意义上理解教育,不应该只是希望让学生成为教育者(哪怕更堂而皇之地以国家的名义)某种预期和目的的工具。尽管大学生走向社会后应该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应该为家庭尽一份责任,但只是从工具意义上理解教育是不够的。…大学应该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教育中‘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就应该是‘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大学的社会责任之根本还是培养人。”[9]当然,在教育的内在目的之外,教育还有其工具性或功能性目的,诸如教育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服务、为文化服务等等。但教育的工具性或功能性目的都是以教育的内在目的为基础,是通过也只能通过教育的内在目的来实现的。从此意义上说,教育于人的发展具有无可辩驳的意义,并且,教育的意义并不都是可以计算或量化的。如果说,为了人是一种功利,那么,人是教育最高和最根本的功利,也是教育的最宝贵、最有价值的功利;教育的最高、最有价值的功利就是为了人及其发展。如果离开了“人”,无论有多么堂而皇之的功利,都是次要的甚至是不足称道的。

另一方面,教育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独特性。作为人类特有的实践,教育有其独特性,“教育因为培养独特的人而独特”。教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势必受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多因素的影响,“教育绝不是依附于经济、依附于政治的从属物”[10],并不意味着教育一定要依附于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更不能说教育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工具性存在。相反,教育是相对独立的,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立个性。教育就是它自己,正如“人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一样。

如上所述,基于伦理的高等教育质量,既要关注功利、实用理念,更要关注超功利的理念。超功利的质量理念,就是“把教育还给人”“把人还给他(她)自己”的理念,就是要观照高等教育的终极价值与质量伦理理念。在这个高度信息化、数字化或数量化的时代,尤其需要我们的高等教育造就有质的人。依笔者拙见,高等教育要致力培养的有质的人,是具有现代文明的教养、具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好品格、好品质、好品性的人,是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洁的人生境界,精神丰盈、人格健全的高品位的人;是有高度社会责任承担的大写的人。培养有质的人,必须坚守教育促进人的发展这一终极价值理念,需要突破传统工具理性观念或终极实在的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打破教育的工具价值或功用取向的思维局限,在关注教育的工具性的同时,更多关切教育的内在灵魂与根基、更多关切教育的内在精神意蕴,把本应属人的教育还给人,改变教育中人被物化、工具化甚至异化的命运,进而实现教育对个体生命的深层引导与关注。基于伦理观照的高等教育质量,首当其冲就是要把教育还给人,以彰显高等教育质量的人本伦理。这既是教育的本义,也是高等教育质量伦理的本义所指。

(二)观照文化:高等教育质量伦理的要义所系

文化是质量的核心要素。建基于伦理观照的高等教育质量,是彰显教育的精神气象、以文化为内核的质量。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及质量伦理的高度关切或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诸种责难或诟病是由于,一方面,高等教育质量伦理源于教育道德的缺乏;“当下教育的技术化和工具化排斥了精神教化的理想,教育的目的意识和理想意识被减弱”[11]。另一方面,我国当代高等教育过度的工具化、功利化取向,加剧了教育伦理、教育道德堕落的进程,引发了人们的虚荣和奢侈之心,并导致了人性的扭曲或道德的畸变,致使处于教育最高层次或最高阶段的高等教育,难以展现其启导理性、以文化人、化育成“人”的价值之义,难以“给心灵以家园,给社会以秩序”。

和教育价值问题的探询必须建基于教育理想和理想教育的认识之上一样,观照伦理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必须植根于对超现实、超实用、超工具的理性认识之上,必须在追寻超越工具理性的同时,寻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与内在统一;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中,找寻高等教育的价值应然及其质量伦理的应有观照。如果高等教育质量放弃了对高等教育之内在精神与价值应然的崇敬,放弃对高等教育及其质量的正义或价值应然的关切,放弃了对教育正当性的探讨,就难以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及管理之于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建设的理想目标。因此,笔者认为,以质量伦理为核心的质量文化建设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质量管理的核心要素。形成一种以质量伦理观为核心,具有内在感召力和现实导向性的质量文化,是基于伦理观照的高等教育质量的要义。

(三)承担责任:高等教育质量伦理的应有之义

高等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层次和最高阶段,承担着适应并引领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样化发展的当下,在大学作为社会的轴心机构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显现的今天,质量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高等教育理当在与社会实践的对话与服务中显现其意义;在“有所为,也有所不为”的选择中,彰显其独特价值;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中,担当其使命与责任。因此,基于伦理观照的高等教育质量,要有社会责任视野,要把高等教育担负的服务社会,引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神圣使命与社会责任担当列入参照或评价体系。在高等教育质量成为超越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严肃社会问题并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的背景下,在高等教育功能由单一的人才培养发展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等多种使命与责任的当下,肩负起高等教育的诸种责任,不仅是时代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历史赋予高等教育的使命;不仅是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发展之必然,而且是高等教育的使命使然,是建基于伦理的高等教育质量之必要和可能。正所谓大学之“大”,不仅意味着其学问之高深博大、大师之渊深学识之伟大、“育人”的终极价值目标之远大,既功利又超越功利的气势之宏大,而且意味着其所需要、应该也可能担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之重大,更意味着因其所担负的多种责任功能而塑就的形象之高大。就此意义讲,在适应社会的同时,引领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不仅是当代大学的使命和责任,是时代和历史赋予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责任,是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期待和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质量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结语

伦理观照的高等教育质量理念,是关涉教育终极善的教育价值理念。伦理观照的质量,是高等教育价值的应然之义,也是高等教育实践应当遵循的价值理念和关涉教育的形而上关怀的思想基础。我们之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和思考,不能没有教育伦理的理念支撑,不能没有质量伦理的理性观照,不能没有对基于伦理观照的“好教育”或“好质量”的渴望和信仰,不能没有关涉教育善的价值关切。我们之于高等教育质量伦理的关切,是对高等教育之于人的终极价值的关切,也是我们怀有的对理想教育和美好教育的憧憬。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质量问题不只是纯然学术意义上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民族振兴和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宏大主题;不应止于学术研究,而应是一种践履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责任和担当,一种关乎我国高等教育繁荣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公共价值与重大责任,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命令式”。从此意义上讲,我们之于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思考与研究本身,就是我们作为教育人和大学人所怀有也应有的一种责任和情怀,是社会赋予我们的伦理使命和崇高责任,也是我们应该担当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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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生鈜.教育的终极善[J].江苏教育,2010,(9).

[6]金生鈜.教育的终极价值与教师的良知[J].教师教育研究,2012,(7).

[7]张楚廷.教育因培养独特的人而独特[J].青年教师,2010,(6).

[8][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8.

[9]李培根.认识大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79.

[10]张楚廷.教育就是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9,(11).

[11]金生鈜.教育哲学的内在精神[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4).

质量伦理论文篇2

环境伦理作为责任伦理

环境伦理学到底是关于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的.学说,还是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伦理学?既然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国际公正和代际公正的问题,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那么,我们是否需要环境伦理学?这些困惑和怀疑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建构环境伦理学?本文认为,环境伦理学只有被理解为一种责任伦理,才能既获得理论奠基,又发挥其应有的实践指引能力.

作者：罗亚玲 LUO Ya-ling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刊名：道德与文明 PKU CSSCI英文刊名：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年，卷(期)：“”(1)分类号：B82-058关键词：环境伦理责任未来责任共同责任

质量伦理论文篇3

关键词：重型颅脑创伤,昏迷,生存质量,伦理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及近年来重症医学的飞速发展, 重型颅脑创伤患者的抢救率与手术成功率明显提高。不过很多患者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只能维持生命体征, 延长存活时间, 但却无法保证其生存质量。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昏迷时间较长, 病情发展比较快, 同时并发症较多, 治疗非常困难, 且护理服务比较复杂[1]。同时昏迷也是疾病发生与发展的一个阶段, 处理及时患者可恢复清醒, 处理不当可导致持续植物状态生存或死亡, 形成伦理问题, 在此期间对于料理与护理的要求也比较高。对于这部分患者, 目前各国采取的做法不同, 有的主张采取积极治疗的态度, 尽量维护其生命, 但同时他们的生存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本文探讨了影响重型颅脑创伤术后昏迷患者后期生存质量的伦理问题,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8月—2016年4月我院诊治的重型颅脑创伤术后昏迷患者140例, 纳入标准:处于昏迷状况并将出院;原发疾病为重型颅脑创伤并完成手术;亲属知情同意;年龄20岁~80岁。排除标准:严重心肺肾等严重器质性病变及恶性肿瘤病史;家族或个人出血疾病史。其中男78例, 女62例;年龄24岁~78岁, 平均年龄 (54.22±4.12) 岁;平均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 为 (10.43±2.89) 分。

1.2 干预方法

所有患者均按照医院标准流程进行干预与处理, 对家属进行积极的宣教, 包括病情介绍、基础护理、正确执行医嘱等。

1.3 观察指标

1.3.1 预后情况

观察2组患者在干预期间的预后情况, 分为死亡、植物生存、重残、轻残、恢复良好等5个级别, 其中轻残、恢复良好定为预后良好, 死亡、植物生存、重残定为预后不良。

1.3.2 生存质量调查

采用简化的SCL-90量表对患者干预前后进行调查, 包括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等6个维度, 得分越高, 表明生存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u检验,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预后情况

140例患者中预后恢复良好46例, 轻残51例, 重残22例, 植物生存12例, 死亡9例, 病死率为6.4%, 预后不良率为30.7%。

2.2 生存质量

干预后患者的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等评分低于干预前, 但是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3 讨论

3.1 心理干预的护理伦理问题

重型颅脑创伤患者多合并有较为严重的继发性脑组织损伤, 常导致神经细胞死亡, 因此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神经及运动等功能障碍, 而这些功能障碍的存在又会引起多种并发症, 病程较长, 预后较差, 即使得到及时救治患者也容易遗留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 造成生存质量下降[2]。因此, 在抢救治疗的过程中, 须做到有效沟通, 避免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部分患者因自身的形象发生改变, 担心给家庭、社会带来负担, 容易产生各种负性情绪。在实施护理的过程中, 应经常与患者交流, 尊重他们, 配合康复和治疗, 从而提高治疗依从性, 最大限度恢复患者自理能力, 提高生存质量。

3.2 脑死亡患者的伦理学问题

重型颅脑创伤患者多由于交通车祸、高处坠落、跌倒、爆炸、自然灾害等原因所致死亡, 患者家属从心理上短时间无法接受。对濒临死亡甚至已经死亡的患者进行抢救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的, 非但没有实际的医疗意义, 反而增加了患者的痛苦。而且脑死亡患者的抢救费用非常高昂, 这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3]。我国虽然还没有通过和实施“脑死亡法”, 但是在世界医疗界已普遍接受脑死亡新概念, 并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 一些医院在临床上也悄悄存在着“消极安乐死”, 即患者实际上已处于脑死亡状态, 家属无法承受压力而不得不决定放弃治疗。医院在采取这种方法前须极其慎重, 必须所有近亲家属一致同意并签字, 以避免出现医疗纠纷。

3.3 脑创伤后植物生存状态的伦理问题

当前在伦理学上对生命终末期患者实施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持肯定态度, 患者或其代理人可以决定治疗方式;而医生认为进一步治疗对患者无益时, 可以停止全部治疗。主要在于一些患者并不希望依靠机器和药物延续其生命, 认为应该有尊严地死去, 为此有时候持续、积极的治疗并不完全有利于患者, 只是让一些患者维持着毫无生存质量的生命。不过当患者或其家属要求撤停某种治疗措施时, 医生应该诚实而详细全面地向其交代相关风险与益处, 临床医生不能主观地决定患者的治疗方案, 也不应该完全听从患者或其家属的要求。在面对采用某种治疗方案, 患者有可能获益的情况下, 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患者及家属的选择, 同时有义务向患者及家属介绍治疗方案可能的获益及风险[4]。

3.4现存法律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的伦理问题

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仍有不完善之处, 无原则地维持终末期患者的治疗, 会加剧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 给社会、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也必然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而我国由于相关法律不完善, 重型颅脑创伤术后昏迷患者生命终末期一般只能积极治疗到底, 医生也不能主动限制或撤离生命支持治疗。作为医务人员, 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对植物生存状态的患者进行全力救治是职责所在, 只要存在恢复的可能性, 就不能对其放弃救治。但对那些已经出现不可逆昏迷状态、治愈希望渺茫、没有生命价值的患者, 只是人为地维持心搏和呼吸, 无限期延长生命时间, 为此付出巨大的医疗代价, 只能造成患者家属人力、财力、物力的大量消耗。为此我国需要政府健全相关法律, 加强死亡教育, 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实施限制医疗的标准, 有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 才能保证患者能够选择有尊严、无痛苦地死亡, 同时避免医患纠纷发生[5]。

总之, 重型颅脑创伤术后昏迷患者的病死率与预后不良率均比较高, 病情复杂、严重, 随时危及生命, 治疗和护理量大[6], 且存在后期生存质量的伦理问题, 需要积极加强死亡教育与对症干预。在临床案例中, 应作出最恰当的诊断和治疗选择, 将医疗资源的利用最优化, 遵循审慎、公正、平等、尊重的伦理原则, 同时规避各种伦理风险所带来的医患纠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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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梦婕, 朱京慈.“不再心肺复苏”在ICU的应用进展[J].中华护理杂志, 2016, 51 (5) :613-617.

制度的伦理与伦理的制度篇4

目前学界关于制度伦理的研究，着眼点多在以制度来整合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从而提高社会大众的道德水平，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将制度的伦理要求规范化、条例化，如何堵塞制度漏洞、健全制度的约束机制等方面，企图通过明示的伦理准则和可操作的奖惩措施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我认为这种研究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也不利于我国当前的道德建设。这种片面性的产生在于对制度伦理的片面性理解。制度伦理应该包括关于制度的伦理和关于伦理的制度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的。无论是就理论研究本身而言，还是就我国现实的道德建设而言，都要求我们对制度伦理作全面的把握。

一、关于制度的伦理

所谓关于制度的伦理，是指制度赖以产生和演变的伦理，即制度的伦理底蕴和依据。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一定的制度总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但是，生产力并不会自动产生制度，就社会的基本制度而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只是规定了社会形态的基本性质，从而规定了与这一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石器时代不可能产生文明的社会制度，同样，青铜器时代也不可能有民主体制。“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2页。)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手推磨自然产生的，蒸汽磨也不可能“磨”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从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到现实的制度产生，是一个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曾经批判蒲鲁东不懂人们创造历史的辩证法：“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38-539页。)作为物质生产之产物的社会关系，刚开始只是作为一种自在之物而存在的。它对人的行为的要求，对人的实践的制约，只是一种纯粹的客观性。然而，由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社会关系又成了人们的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于是，实践着的主体就用自己在实践中形成的观念和范畴对自己所面对的社会关系进行理解、把握、组织和安排，以扬弃其纯粹的客观性，使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即扬弃社会关系对主体说来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将人们认为合理的社会关系及利益关系固定化、秩序化，使之具有某种稳定的形式和结构，这就是制度。

可见，一定的制度并不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然结果，而必须经过受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人的伦理精神的观照。所谓伦理精神，是指当下实践主体对自己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作的“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伦理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成分，对制度的形成和安排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制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使实践主体避免实践的随意性、盲目性和实践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即表达了主体对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的“应该如何”的判断和要求。因此，任何制度都要以一定的价值认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为前提，都要以一定的伦理精神为底蕴。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以实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要想使人们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应该如此”的精神需求(如公正、平等、人道、秩序等)变为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就必须用制度的形式将这种精神需求实体化和结构化。列宁也有类似的思想，他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对黑格尔“善”的概念进行了提炼和改造，认为：“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要求(1)和外部现实性(2)。”(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9页。)“要求”指一定时代的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某种价值趋向和精神需求;“外部现实性”则是指实践主体将这种价值趋向和精神需求变为客观现实的行动，使对客观世界的精神把握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把握，而制度在由精神向现实的转化过程中起着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除了制度的产生和制度

食品安全伦理风险与伦理决策分析篇5

一、食品安全风险和风险评估

就风险而言, 由于人们关注的视角不同, 对其所作的阐释也不尽相同。Covello和Merkhofer (1994) 把风险定义为“不良后果的可能性, 发生的不确定性, 时间的先后安排, 不良后果的严重性”。美国项目管理学会 (PMI) 对风险的定义是“正面或负面影响项目内容的不确定事件或条件”, 选择性风险被描述成“一个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并对实现目标的不利影响”。食品危害是指食品中可能导致对健康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者物理因素或状态, 食品安全风险可定义为“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的概率和这种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 由此导致的食品危害的一个函数” (EC, 1997) 。以转基因食品为例, 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主要是由于科学认识的局限造成的对技术后果的不可预知性, 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对人体或者环境带来危害。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风险分析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 通过对影响食品安全质量的各种生物、物理和化学危害进行评估, 对风险特征进行定性或定量描述, 在参考各种相关因素后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措施, 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交流的过程, 以保证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方面处于可接受的水平。风险分析包括三部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风险评估是理解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的后果的科学。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分析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也是食品安全今后工作的重点。欧盟委员会确定风险评估由四部分组成: (1) 危害识别:识别可能产生对健康不利并且可能存在于某种或某类特别食品中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 (2) 危害描述:对与食品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有关的健康不良效果的性质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 (3) 暴露评估:对于通过食品的可能摄入和其他有关途径暴露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对于短期急性暴露和长期慢性暴露是不同的。对于急性暴露 (如病原菌) 引起敏感人群疾病的病原菌水平这一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慢性危害, 如可能引起积累损害的, 寿命平均暴露是重要的。 (4) 风险描述:基于上述三个方面和危害有关的风险评估, 其中包括伴随的不确定性。

风险管理是按照风险评估的结果, 对被选政策进行权衡, 实施适当控制风险的政策选择机制, 必须以科学为基础, 以食品安全目标为决策依据。风险管理的首要目标是通过选择和实施适当的措施, 尽可能有效地控制食品风险, 从而保障公众健康。Sobyetal (1993) 开发了一种风险管理循环模型, 通过风险沟通研究其相关关系, 主要集中在与食品相关的风险。这个模型认识到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 包括每一阶段的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被发现和被承认的那些公众需要。风险管理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风险评价、风险管理选择评估、执行管理决定、以及监控和审查。风险管理措施包括制定最高限量、制定食品标签标准、实施公众教育计划、通过使用其它物质或者改善农业或生产规范以减少某些化学物质的使用等。

风险沟通被定义为“在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经理人、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风险的信息和观点的互动交流。风险水平的有效沟通对于食物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使食品安全信息通过一定的方式在整个供应链中传递, 尤其是消费者, 以便使消费者在购买食物时能做出有效信息的决定 (Manning and Baines, 2004a) 。有效沟通原则既要求能提供清晰的信息又要求与所提供的信息有关的交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的进步, 在科技理性不断发展的同时, 人的自身价值也不断受到重视, 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科技理性与以人的价值和尊严维护为核心的价值理性,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是人类理性的重要内容。在人文主义的视野里, 科学知识尽管逻辑严密、系统有序, 但它并不能给人以思想和价值的判断, 科学只能助长人的趋利性与工具性。过分强调科技理性或价值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 这种分离不仅会带来两种文化主体的知识缺失, 还可能产生伦理风险。

伦理风险 (也称道德风险) 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伦理范畴的概念, 一般是指自利的个人或组织受某种因素的引诱, 违反有关诚实、维护公众利益等一般道德准则所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 诸如伦理关系失调、社会失序、机制失控、人们行为失范、心理失衡等等, 是人类为获得“道德合法性”或“存在正当性”的不确定性要素和事件的组合。一旦产生上述负效应, 将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环境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不会遭受社会惩罚。可以这么说, 只要市场经济存在, 伦理风险就不可避免。

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是指在食品安全的决策与运行中, 有关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 由于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可能使食品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方面产生不确定事件或条件, 未受伦理的约束而使食品产生危害社会等伦理负效应的可能性。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研究突破了传统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科学———技术”的研究模式, 为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提供了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一个新的视野和决策焦点。2002年在南部非洲发生了转基因食品援助危机, 一些国家出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允许接受转基因食品援助, 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建议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全盘评估, 并扩大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估, 使之包括对社会、文化和伦理方面的考虑。这说明国际社会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已注重考虑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

伦理与道德风险评估与以科技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是完全不同的活动, 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以认知为主导, 以事实判断为核心;伦理与道德评估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评估, 以人的价值为主导。在这种价值理性的思维视角之下, 以人的价值完善为向度, 给人以思想和价值判断的尺度, 对行为主体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进行成败得失的判断。Slovic (2000) 认为对风险的感知和接受根源于社会和文化因素, 食品安全伦理评估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综合性。Nestle (2003) 认为安全食品是“一个不超过可接受风险的水平, 并且可以被基于科学或者是基于价值的风险评估的商品。”她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不仅仅指健康问题, 也可以是“以生理、文化和社会因素为基础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立场”。

以科学为基础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通过计算分析住院治疗、死亡等疾病严重程度, 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降低风险成本, 是一种针对成本与收益的平衡风险。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评估主要评价食品安全风险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 是看得见的还是隐藏的, 是熟悉的还是未知的, 是常见的还是违背常规的, 是自然的还是技术方面的, 是可控还是不可控的, 是和缓的还是严重的, 是公平的分配还是不公平的分配。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评估是一种针对担忧和使社会震惊的行为的平衡风险,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综合性和复杂性。

Handler (1979年) 认为风险评估是一个科学问题, 在某一特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是一个在政治领域上确定的政治问题。科学与不确定性及其所带来的治理与信任的问题在2002年欧洲疯牛病事件中极大地凸显出来, 许多人对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内的科学领域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深感不安, 因为其进展往往远远超出人们的意识所及和承受程度。欧洲疯牛病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如何处理潜在危害的问题结论是:疯牛病事件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风险的问题:一个对牛而言已知的危险和对人类而言未知的危险, 政府的责任是采取措施解决双方的危险。

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人文情况不同,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 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 如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等方面的因素, 其中经济因素是影响食品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伦理因素是指食品决策方案在伦理上的是非问题, 其判断的依据是一些基本的伦理准则, 包括公正原则、人道原则、安全原则等。组织或个人的风险决策和沟通不仅仅基于风险评估, 也需要进行价值判断。食品企业必须认识到公众一般都希望食品科学和风险发生的概率, 与非理性或感性的价值观念同等重要, 否则就会对政府或食品企业产生猜疑和不信任。因此, 对食品安全进行伦理风险评估, 首先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道德立场。

国家和地区政府在立法时可能被许多利益集团游说, 这种游说可能不是基于科学判断, 而是为了促成对自己有利的立法通过。这可能导致政府做出一个“政治”政策的决定, 而不是采取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目标。因此, 一个国家的食品立法是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和基于价值的风险评估的综合平衡。CAC (2003) 和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 (1989) 区分了这两个因素, 并指出这两个因素需要在风险沟通中被考虑进来。也就是说, 尽管对风险的科学判断不会变化, 但对风险的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 对风险的感知由风险沟通决定。

有很多因素影响以价值观为准则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评估 (Covello, 1998) , 例如对于潜在灾难和风险, 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聚集还是离散的, 是确定的还是随意的, 是熟悉的风险还是不熟悉的风险, 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披露风险, 是科学可控的已知风险还是科学无法控制的未知风险, 是缺少理解还是可以理解的机制和程序, 对儿童有危险还是没有危险的风险, 风险具有滞后效应还是马上显现, 风险受害者是可以确认的个人 (组织) 还是不能够确认风险受害者, 是带来恐惧的风险还是没有恐惧的风险, 风险造成的损失是可恢复的还是不可恢复的, 是缺乏信任的机构还是充满信任的机构, 媒体是大力关注还是很少关注的风险, 风险是由于自身活动失误引起的还是由天灾人祸引起的。上述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和风险评估,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它是公众对这些综合因素的整合反应, 并最终影响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伦理风险。

三、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

如何进行伦理决策是预防和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重要举措。Bommer等人将伦理决策看作是一个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过程, 伦理决策的对象是伦理问题, 伦理决策的结果是伦理行为。决策者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伦理主体, 对伦理问题能够做出判断和实施行动, 决策者可以对决策结果做出“合乎伦理”和“不合伦理”的判定。合乎伦理的决策是指合法的、在道义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决策, 不合伦理的决策是指非法的、在道义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决策。伦理决策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对伦理决策进行全过程的控制, 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道德评价, 对于道德冲突中所涉及的各种价值观进行描述、判断、推理、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 使行为主体能够对决策行为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全面思考, 解决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冲突。

(一)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过程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是根据食品安全伦理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等特点, 依据人们对食品安全道德合法性认可程度的不同, 所做出的一系列道德判断与选择。西方企业伦理决策的主要模型有伦理检查模型、遭擅决策树模型、“九问式”模型等, 这些伦理决策模型可分为过程模型和问题模型。过程模型是决策者主要从动机、手段、后果等方面全面地评估一项决策的道德性;问题模型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 通过系统地提出和回答一系列的问题, 达到伦理决策的效果。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机制的实施需要建立起合理的伦理风险决策流程, 道德冲突是进行伦理决策的原因, 决策者有时需要在两难的价值准则之间做出选择, 伦理决策受许多因素影响, 包括遵守法律规范、不同国家的伦理标准、组织文化以及在供应链上不同的组织文化的相互影响等因素。经济因素是产生道德冲突的主要诱因, 但不是唯一的诱因, 其他非经济因素如理想、安全、偏爱、恐惧等都可能引起道德冲突。确认一种情况是否属于道德冲突, 取决于角色的道德要求, 角色的道德要求又取决于道德判断, 而道德判断的依据是道德理论, 例如义务论、结果论等价值判断范式。

人们首先要分清道德冲突的内涵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发生道德冲突。当在同一价值体系范围内选择了按照某种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一定的道德价值时, 就不得不放弃按照其他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另外的道德价值, 由此使决策主体陷入了一种道德选择上的两难境地时, 就产生了道德冲突。另外, 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对决策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 琼斯 (Jones) 认为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和利益的结果, 社会对行为是好是坏的认同程度, 危害和利益实际出现的可能性, 行为后果出现之前的时间长短, 决策者与行为受益者之间的社会、文化、心理或生理亲近程度, 受行为影响的人的范围等因素都会对伦理决策结果产生影响。

(二) 伦理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和影响因子

在伦理决策过程中, 需要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依据和影响因子。一般说来, 从操作的角度来看, 可从伦理决策的价值判断标准、决策时个人权益的保护、决策后被影响的对象、决策后的效果等方面来考虑。为了让伦理因素嵌入食品安全决策中, 决策者必须能够理解和评价道德争论, 考虑到感知到的风险是基于价值判断还是科学判断, 从而做出合理的伦理决策。为了使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是有效和可持续的, 它需要人们在一定的商业环境下评判什么是“好”还是“公平”。

Belmont提出的伦理基本原则包括尊重个人, 应将个人看成是能自主的主体, 让行为人自己选择, 对那些自主力受限制的人应加以保护;自主即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自愿性即不受他人控制和影响的自由;善行提醒人们要尽量减少伤害, 增加利益;公正要求人们应公平待人。可持续发展原则以道德表现为基础, 给企业提供了一套伦理决策的指南, 使企业能够通过有效地应对并满足由于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英国政府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主要有 (Defra, 2002) : (1) 生产健康、安全的食品, 以满足市场需求; (2) 支持农村和城市经济和社区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 (3) 通过市场和公共利益补偿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 确保能养活的生计; (4) 在自然资源 (尤其是土地、水和生物多样性) 的生物学限制下运营; (5) 通过减少能源消耗, 降低资源使用, 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资源, 取得持续的高环境绩效标准; (6) 确保食品供应链中所有员工的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 良好的社会福利和培训; (7) 持续获得高水准的动物健康和福利; (8) 为确保需求不断增长的食品并提供其他公共利益, 保持可利用的资源, 尤其是可选择的土地使用是满足社会其他需求所必须的。上述道德原则有助于指导我们进行恰当的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

食品伦理理事会 (2001) 通过剖析四个利益相关者的福利、自治和公正的道德原则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伦理决策, 这四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在食品供应链上工作的个人和组织 (如农民、农业供应商、食品制造商、零售商、贸易人员和餐饮人员) ;一般公众和利益相关者 (如社会上的消费者和参与者) ;农场牲畜和环境。“利益相关者”和“道德原则”这两个维度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伦理决策矩阵, 在伦理决策矩阵的12个独立单元中, 福利、自治和公正的原则分别适合农业和食品行业的人员、公众、农场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权益。该伦理决策矩阵提供了在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和道德原则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要素, 涉及伦理的基本准则, 如动物福利、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该伦理决策矩阵确定了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的问题和争议的焦点, 把伦理决策从问题和人们的感觉中梳理出来, 使人们能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问题, 能有效帮助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进行价值判断并确立影响因子;它提供了一个对食品伦理决策和个人选择的详细分析, 但没有对组织伦理决策进行定量分析或组织之间的定量比较。

(三) 伦理决策方案筛选机制

食品企业在进行伦理决策时, 要根据各种伦理道德原则对企业的重要性对伦理决策方案进行排序。福利、自治和公正这三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应具有相等的道德重要性, 这意味着在有些情况下这三项原则会互相冲突。某一项原则的重要性不会总是超过另一项原则的重要性。企业应该根据具体情况, 权衡后决定什么是合乎所有三项道德原则。可接受的伦理风险标准是以伦理政策、伦理目标和伦理指标为基础的指南。伦理目标是组织设立的目标, 与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一致;伦理指标是组织详细的可实施的伦理绩效标准, 是伦理目标的具体分解。企业通过筛选伦理道德各方面对企业的影响, 按照伦理重要性和伦理绩效标准就可以进行伦理决策, 管理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世界上许多知名企业已建立了以“道德过滤器”为中心的决策流程, 把拟定的行动方案与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的道德原则进行对照, 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方案就被剔除。在对食品安全进行伦理风险与收益评估时, 必须尽可能优化方案来增加收益、减少危害, 必须禁止风险几率大于收益的方案。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矩阵和伦理决策方案筛选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食品安全伦理风险决策过程中, 在伦理道德影响方面的优先权排序, 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道德评价, 使利润动机符合伦理的要求, 是有效降低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一个定性的输出机制, 帮助管理者做出正确的抉择。

四、结语

道德指南是企业经营的基本伦理原则, 也是企业化解伦理风险的基本保障。食品企业应把伦理风险问题纳入其高层决策系统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中, 遵守道德指南, 制定食品安全伦理决策的原则, 充分考虑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问题, 从而使伦理风险的管理更具有全局性、前瞻性, 保证社会和伦理的要素不会迷失在企业竞争之中, 有效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

摘要：在食品安全的决策与实践中, 利益主体未受伦理的约束而使食品产生危害社会等伦理负效应, 出现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风险分析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 食品安全伦理风险评估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综合性, 如何进行伦理决策是预防和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重要举措, 食品安全伦理决策矩阵和决策方案筛选模式为人们提供了降低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定性分析的输出机制。

质量伦理论文篇6

“翻译伦理”最先由法国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 (Antoine Berman) 在其《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化与翻译》中提出的, 他认为翻译及译者的现代思考应该从翻译历史、翻译伦理及翻译分析这三个方面展开。可见翻译伦理在翻译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位继贝尔曼之后的翻译伦理学推动者安东尼·皮姆进一步丰富了该理论, 并提出了“文化间性”这一概念 (骆贤风, 2009:14) 。彻斯特曼从主体间的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角度伦理, 提出了翻译的五大伦理模式 (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责任伦理) 。劳伦斯·韦努蒂从政治、文化角度提出了“存异伦理, 即:以“抵抗”为特征的翻译伦理。同时, 国内学者, 如:吕俊教授在《跨域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中呼吁国内学者关注翻译伦理学 (申迎丽, 仝亚辉, 2005) , 由此可见, 翻译伦理的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该文将重点分析劳伦斯·韦努蒂的“存异伦理”与安东尼·皮姆的“译者伦理”的不同以及由此引发的反思, 以期有助于翻译伦理的进一步研究。

1 两种“伦理”思想

劳伦斯·韦努蒂, 美籍意大利学者、当代翻译理论家、文化研究学派的旗手。他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中提出“异化”的翻译策略, 即:“抵抗式翻译”以此来抵抗英美等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中心主义。可见, 在文化交流中, 他坚持尊重并凸显源语文化。他的这一思想在《翻译之耻》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 of Difference, 1998) 中上升到翻译伦理层面, 即:“存异伦理”。首先, 他从语言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翻译行为的性质以及译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三个方面阐明了研究翻译伦理的必要性。 (刘亚猛, 2005:41) 。其次, 他认为“翻译的每个过程、译作服务与目标语文化的每个阶段都会涉及不对称、不平等的文化地位以及统治与依赖的关系, 译者与机构共同参与对外国文本和文化的剥削” (转移自徐修鸿, 2011:65) 。为了抵御并消除这一“耻辱”, 恢复翻译活动中双方文化的平等, 他提出了反对“同一化”的翻译伦理思想, 即:“存异伦理”。“该伦理不遗余力地强调在译文中尽可能保留原文的外异性, 将维护译出语言文化的独立和独特地位作为一条道德原则” (刘亚猛, 2005:42) 。同时, “存异伦理”也使译者的主体性由传统译论中的“隐形”转为“显形”, 译者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安东尼·皮姆, 西班牙学者、欧洲翻译研究协会会长.他的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译者伦理》 (Pour uneéthique du traducteur) 中。他认为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 是为某一位客户而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一项职业性服务, 提供服务的译者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 他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文化社群” (Pym, 1997:10-11) 。即:译者不是任何一方的代言人, 而是在沟通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两者之间的跨文化空间 (Pym, 1998:177) 。可见, 他将翻译视角转到了翻译行业的职业伦理上。该职业伦理要求译者以促进多元文化沟通、减少文化冲突和对抗为目的。然而, 职业伦理必然随着文本类型、翻译目的、服务对象及客户需求而发生改变, 因此, 译者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策略, 但需牢记自己的角色—文化交流的协助者。换句话说, “这种伦理模式视译者为‘协助实现跨文化理解的中间人’” (汤君, 2007:59) ,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 将译者视为原作的复写者。“译者伦理”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界争论最多的译者身份问题、将“译者从‘对等’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 (管兴忠, 2012) , 解决了翻译中遗留的“应当如何翻译”的问题。

2 两种“伦理”之异

“存异伦理”和“译者伦理”都是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该遵循的“伦理”, 但是彼此侧重点不同, 下面就从两者所遵循的理论基础、目的和“忠实”观三方面展开讨论。

2.1 理论基础不同

韦努蒂“存异伦理”的理论基础是后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批判语言中心主义的结构主义, 鼓励翻译研究者打破结构体系, 释放结构中的各个要素, 并尽量与外部的各要素进行融合, “以颠覆那些长期支配着翻译思想和价值的二元对立为目标” (刘亚猛, 2005:44) 。他采用的是后结构主义的“两步走”战略。首先, 他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995) 中提出翻译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强调译者的“显身”, 同时批判了以译入语为归宿的“归化”翻译策略。可见, 他将“异化”与“归化”对立了起来。其次, “他在阐释和发展贝尔曼的观点时强调‘甚至实行最彻底的归化策略的译者’, 只要能够通过译作的概述和注解等手段挑明而不是掩盖他按照译入语语言文化的需要对原文所作的增删修饰, 也不应该被贬斥为违背了翻译伦理” (刘亚猛, 2005:43) 。因此, 他后来提出了“因地制宜伦理”, 即:根据具体的文本、翻译目的等因素, 确定适宜的翻译策略。

皮姆的“译者伦理”遵循的理论基础是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交际学是Edward T.Hall与1959年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 (The Silent Language) 中首次提出的概念 (任瑞, 2009:1) 。其主要涉及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或者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形式, 译者承担着促进两种文化交流的责任。但是, 对于译者是倾向于源语文化还是目的语文化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定论, 皮姆在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础上提出“文化间性”, 强调译者不应对任何一方有所偏颇, 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文本的跨文化交互上, 做两种文化的“协调人”, 以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2.2 目的不同

韦努蒂的“存异伦理”旨在颠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霸权、剥削与不对称权利关系。生活在美国这个霸权主义思想浓厚的国家, 意大利裔的韦努蒂代表着弱势群体, 因此, 不可避免要“目睹英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肆意侵略及英美翻译界对异质文学 (包括意大利文学) 的肆意归化” (康静雯, 2010:97) 。对于这种“本土体系和机构剥削、利用外国文本和文化的共谋”, 韦努蒂称其为“翻译最令人不堪的奇耻大辱” (Venuti, 1998:4) 。所以, “存异伦理”旨在彰显源语的语言文化差异, 抵制“种族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

皮姆的“译者伦理”旨在重新定位翻译中译者的身份, 指出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角色。尽管传统的翻译理论家没有否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但是当其他的因素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时, 译者就会成为原文的“复写者”或者“译本制造者”, 没有任何自己的空间。然而, 在皮姆的“译者伦理”中, 译者占据主动地位 (姜倩, 2008) 。“译者既不处于源语文化中, 也不处于译入语文化之中, 而是处于两种 (或两种文化以上) 文化的交界处或重叠处” (转引自姜倩, 2008) , 这一“交界处或重叠处”被皮姆称为“共有文化”, 译者在其中的角色是“斡旋人”, 职责是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可见, “译者伦理”解决了译者身份问题, 使译者有了立身之所, 同时译者所处的特殊环境也处于考虑范围之内。

2.3“忠实”观不同

“忠实”历来是翻译界研究最多、争论也较多的话题。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勿顺”、奈达的“功能对等”等都强调了“忠实”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韦努蒂提倡“僭越的忠实” (Lewis, 1985/2000) .他在“存异伦理”的框架下来审视“忠实”的定义。“僭越的忠实”借助源文本符号的开放性和意指过程的不稳定来对目的语言的常规进行“僭越”。常规语言把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固定化了, 而“僭越的忠实”对差异及其诗学特征的忠实正是因其打破了语言的陈规, 才对我们固化的思想产生了一种冒犯和冲撞, 以形式主义诗学所强调的“陌生化”效果完成了一种矫治, 促使我们认识和认同差异, 将异质作为异质来接受, 调整看待世界的方式, 从自身语言的牢笼中获得解脱。

皮姆指出翻译中的伦理已经突破传统忠实角度的伦理走向了文化交际角度, 认为“忠实”其并不涉及到与译者伦理关系最密切的内容 (Pym, 1997:82) 。在皮姆看来, 伦理的作用在于将翻译职业化、翻译社会效益最大化, 以合作共赢、降低成本为目标来确定译者的职责, 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同忠实的伦理相比, 无疑有着更强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和指导性 (管兴忠, 2012:87) 。这可能与翻译的目的和文本类型有关, 如:应用文体否定翻译中忠实的必要性。因此, 忠实的翻译并不一定是理想的译文, 而不怎么忠实的译文有时反而受到委托人和读者的赞赏。

3 两种“伦理”之思

最先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做出贡献的四大翻译理论家 (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和彻斯特曼) 的伦理思想可以分为三类, 即:侧重于再现源语差异的伦理 (贝尔曼和韦努蒂的思想) 、注重文化交流的伦理 (皮姆的思想) 及前两类的总结 (彻斯特曼的思想) 。可见, 这就是文章为什么选择前两者进行对比研究的主要原因。两种伦理的差异必然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存异伦理”要求译者“显身”, 但是译者仍然视源语为主要服务对象, 所以仍然没有摆脱“复写者”的阴影。而“译者伦理”突出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不再为任何一方代言, 而是扮好“中间人”的角色。随着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愈加重要, 这些角色包括:读者 (透彻理解原文) 、原文作者 (再现原文风采) 、操纵者 (对原文进行一定的操纵以符合特定的客观因素) 、协调者 (协调差异、促进交流) 等。因此, 译者的多重身份及其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立场都可能导致不同的交流结果, 但是, 翻译伦理会对译者的活动起到制约作用, 以便文化交流能够在客观、平等的环境下进行。

然而, “存异伦理”和“译者伦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韦努蒂在提出“存异伦理”之后, “并没有在这一框架内一以贯之, 发展并完善自己的理论, 使之具有充分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刘亚猛, 2005:42) , 而是提出了“求同伦理”和“因地制宜伦理”。所以, 他的理论显得分裂而不连贯。皮姆的“译者伦理”注重文化交流, 放弃对等观, 即:只要达到交流的目的, 译文可以不与原

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和伦理学家篇7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理性主义和实利主义成为当前十分凸显的追求, 在这样一个相互攀援相互制约的时代, 人们的社会取向更加多元化, 毫无疑问的是技术合理性和功利优先性成为当前价值取向的主导。经济发展和人文取向是并肩发展与时俱进的, 然而现实情况确实人文逐渐被大家边缘化, 伦理以及所关注的道德生活被轻视、被挤压, 迫使伦理学职能在诸多困境中不断转型和发展, 力求保存最后的伦理价值。因此, 研究此问题对于提高我国的人文取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去道德化”现代语境的根源

我们熟知的“道德当顶天立地”, 如果用学术的语言进行表达就是:道德应定位于宗教与法律之间。现代社会是一个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日趋分化且公共化趋势日益强化的社会。在此条件下, 承诺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治理的政治和法律理所当然地变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和法学也就相应地成为现代学术的显学和显贵。可无论社会公共化的扩张如何强势, 私人生活领域总不会全然消失;更重要的是, 即令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 政治与法律也很难料理一切, 因为并非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所发生的一切人与事都是“政治的”或具有法律意味的, 甚至于即便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那些具有哪怕是极为明显的政治或法律意味的人和事, 也还有其超政治或者超法律的文化价值意义。

然而, 道德毕竟只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化元素, 它以一种“隐性秩序”的方式寄生于社会的风俗礼仪和人们的心理———精神世界, 发挥着它特有的对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秩序的软式约束和协调规范作用, 旨在规范人们的生活行为和生活世界的伦理秩序。

作为一门研究道德的学问或知识, 伦理学随着它所依着的道德一起承受着这一现代性事件的全部后果。如果说, 人文学是关于人类自身之生活目的与意义的最切近、最深刻的学问, 那么, 伦理学当是人文学科群中的知识典范。然而, 人文边缘和现代社会生活日趋公共化的直接后果, 就是伦理学的知识危机!

若明乎于此, 则政治法律之上或之外必须保有道德伦理就是一个合理正当的结论。在此, 过度强调政治和法律对道德的忠诚的同时, 我们至少应该承认, 在清晰划分道德伦理与政治法律之间的界限同时, 还应当关注它们之间无法割断的内在关联, 即人类行为规范和秩序与其心灵寄托和精神秩序之间的内在价值关联。由此我们还必须明了, 虽然道德伦理关乎人类的情感、意愿、精神和心灵, 但正如康德所指出的, 人类确定并理解自身对人生之善和人类行为之善的道德追求, 则必须同时发现和承认人类自身“实践理性”的局限:诚如我们无法指望政治和法律的规范约束包囊人类生活和行为的一切意义一样, 也无法指望道德伦理能够指引并帮助我们达于“至善”和“圆满”, 人生的有限无法作为意义无限的抵押, 后者还不得不诉求于人类的自由信念和信仰。

2 伦理学的知识危机

我们对伦理学的现代境遇形成了两种复杂的知识概念:一方面, 强大的人和社会对政治和法律的认识造成了当前人们对当前伦理的认识日渐减少, 因此就造成伦理学本身知识危机;另一方面, 即使当代人对理性知识和生活能力有充分的认识, 但是道理伦理仍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更是人们生活中的稀缺资源。

我们知道, 伦理学的经典范式有很多, 但是从根本上看无非就只有两种理路:一个是目的论, 另一个是道义论。中西古典伦理学的传统都是来自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可是, 到了近代, 伦理学的方法和理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方面, 社会公共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急剧扩张, 使伦理学不得不逐渐越出传统美德伦理的理论范畴而趋向于普遍 (公共) 规范伦理的理论进路, 进而, 现代伦理学自身的规范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政治学、法学, 甚至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 西方启蒙运动虽然被理想主义和科学技术的猛烈冲击, 但是其强大的物质成果却依然能够得到不断的强化和普及, 有的甚至成为现代人新的崇拜偶像。这一巨大的物质技术文明的进步给伦理学直接带来了多重挑战和后果:首先, 逐渐发展形成诸多崭新的应用伦理学领域和道德伦理等相关课题。其次, 对原有伦理学理论范式的表达进行方法论的突破。尽管当代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教授十分严厉地批评并有力地裁断“启蒙运动的道德谋划已然彻底失败”, 但毋庸讳言, 启蒙运动所发起的这种普遍理性主义的“道德谋划”不仅仍在继续和强化, 而且已然并且日益深刻地改变着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道德思维方式。最后, 最为深刻和复杂的是, 现代科学技术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之基本道德观念的不断冲击, 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伦理学基本理念的根本性影响。

3 伦理学的转型

目前, 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理论就有极大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不仅仅是在减轻或者是推卸当代伦理学家的学术和责任。然而, 如果从20世纪伦理学的发展来看, 我们不难看出伦理学们在学术和理论上做出的巨大成就, 就我国近三十年的研究进程来看, 其在经济伦理、生态环境伦理、政治伦理等方方面面都做出居多成就。但是, 近几年, 元理论学家和价值伦理学家们都陷入理想和反理想研究的固定思维模式之中, 直到20世纪晚期的罗尔斯才开始认识到该问题, 重新建构伦理理论, 进而诸多伦理学家才开始反思这些问题, 他们逐渐展示出某种超越单纯科学理性主义的理论迹象。

时至今日, 伦理学家们站在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面临着又一次历史性的理论决断:今天的伦理学家们似乎站在了一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十字抉择路口, 面临着又一次的历史性理论决断:正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型, 我们再也无法期待用某种完备的伦理学原理来解释我们的道德生活世界及其不断歧出发散的应用伦理问题。我们需要对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层面甚至问题, 给出不同却又合理有效的伦理学解释和解答。

4 结语

综上所述,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正逐渐被理性主义和市场商业化所不断压迫, 导致传统的伦理学的知识、方法不断被冲击。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伦理学而言是巨大的挑战, 需要伦理学在种种困境中不断实现转型和发展。笔者相信, 随着世界各国的充分重视和伦理学家的不断深入研究, 一定会伦理学的发展创造更丰富的条件, 笔者也相信, 未来伦理学在学术界必将占据重要位置, 指导人们的生活。

摘要：当前, 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正在被科学理性主义和市场商业化不断挤压, 导致伦理学的知识和学理方法、方式受到强烈冲击。这些问题的出现对我国伦理学而言都具有严重的挑战, 导致伦理学只能在诸多困境中不断转型和发展。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 笔者希望通过自身研究对我国伦理学的发展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现代语境,伦理学,伦理学家,去道德化,知识危机,转型

参考文献

[1]Peter Singer.A Companion to Ethics[M].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 1993.

[2]何怀宏.底线伦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质量伦理论文篇8

一、银色产品设计与设计伦理学的关系

银色产品设计以设计伦理学为理论支撑, 设计伦理学以银色产品设计为研究的对象。在银色产品的设计中, 引入设计伦理学思想, 具体表现在:

1.设计要遵循设计伦理的平等性原则, 给予老年人更多的人文关怀, 突出体现在老年人对银色产品的需求和产品设计方面, 使老年人可以轻松愉快的享受晚年生活;

2.在设计伦理学的研究中, 面对当前社会伦理问题, 如何使设计为社会的老龄化一代服务, 银色产品设计成为设计伦理学的关注对象;

3.在银色产品设计中如何解决安全、健康、环保等问题, 以实现人与产品, 产品与资源的和谐发展;

4.设计应注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设计, 关注人的情感变化、文化内涵等方面的需求。

综上所述, 只有在银色产品设计中以设计伦理学为理论基础, 将银色产品设计作为设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才能促使银色产品设计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如何使银色产品设计承担起社会的伦理责任, 下面将进行详细的探讨。

二、银色产品设计的伦理责任

“当人类社会开始关注设计行为的社会责任时, 伦理学的介入是学科完善的一种必然结果。即现代设计需要把产品进入社会后所引起的, 产品所关联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以及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统统考虑在内, 伦理学的思想要贯穿产品设计的始终。”1将设计伦理学的思想引入银色产品设计中, 要求不仅要关注银色产品设计的商业利益和科学技术发展, 更重要的是关注银色产品的伦理道德问题。这就意味着银色产品在进行设计时要受一定的伦理责任的约束, 具体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银色产品设计的安全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生理机能逐渐的衰退。因此, 在银色产品设计中, 保护老年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当前, 针对老年人设计的银色产品很少, 考虑到老年人在使用产品时的安全问题更是微乎其微。由此看来, 在老年产业初期发展阶段, 对银色产品设计的安全性方面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 银色产品在进行设计时, 不仅要在思想上重视其安全性, 还要在具体设计实践中去运用。

(1) 在产品设计中, 改变传统的只重视产品的功能的思想, 把产品设计的安全性放在首位;

(2) 产品设计在造型上, 避免产品外部采用有棱角的形状, 这样老年人使用起来容易磕碰、受伤, 带来安全遗患, 最好使用弧形、圆形、圆柱等没有尖锐棱角的外形;

(3) 在设计实践中, 一方面要尽量的消除银色产品的不安全的因素, 另一方面要对不能完全消除的不安全因素, 在银色产品中添加一定的安全装置或者提供安全警示。

银色产品设计的安全性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影响, 因此在设计银色产品时要时时刻刻把安全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周密的思考设计中的不安全因素, 并积极采取措施来解决安全隐患问题。

2.银色产品设计的健康性

社会进入老龄化后, 老年人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功能在逐渐的衰退,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疾病的侵蚀。因此, 在生活中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所以在银色产品设计时, 要关注产品的健康性。

(1) 材料选择上, 应采用是绿色、无污染的, 要严格把关, 杜绝使用有害物质的材料;

(2) 在功能结构上, 设计的产品不是越舒适越好, 必须考虑其对使用者的健康是否产生危害。所以在银色产品设计时, 必须以健康为宗旨, 在保证产品安全性的前提下, 有意留下点不方便的地方是有一定好处的。例如, 日本文部省特邀研究员、千叶大学教授小原二郎认为:“人们谋求便利和舒适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百分之百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也不一定是好事”。2因此, 在银色产品设计时, 要时刻将银色产品的健康性放在重要的位置。

3.银色产品设计的环保性

银色产品设计应该对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担负起伦理上的责任。大量的银色产品在满足老年群体需求的同时, 也要考虑满足社会的需求, 也要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经常出现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却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因此在银色产品设计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1) 银色产品设计前期就要考虑所用材料是否环保、是否可以回收利用、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等问题;

(2) 将“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设计的理念, 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注意环境的保护;

(3) 在产品的包装上, 简化包装, 使产品的外观简洁大方减少资源的浪费等。

4.银色产品设计的文化内涵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将影响着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其审美能力及价值取向, 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影响颇深, 因为老年人经历了这一时代的变化, 其民族文化和精神早已根深蒂固地印在脑海里。因此, 在银色产品设计的过程中, 关注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是尤为重要的, 这样不仅满足了老年人对物质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其精神的需求和文化的归属感。

要关注银色产品设计的文化内涵, 首先, 设计师必须明确文化受到不同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审美需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 其次, 要了解老年人所处时代的文化, 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根据长期文化的积淀和独有的创新意识, 设计出既满足老年人需要又体现文化内涵的银色产品。这样, 不仅满足了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而且也宣扬和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等。

三、结论

当前社会进入老龄化, 老年人对银色产品需求不断上升。然而在当前银色产品设计的发展中, 对于银色产品设计的安全、健康、环保、文化内涵、情感等方面有所忽视。因此, 以设计伦理学为理论基础, 站在伦理学的角度来探讨, 如何使银色产品设计承担起关爱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的伦理责任。从而促使银色产品设计向着健康、长远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宣炜.老年卫浴设施的无障碍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 2012 (1) .

质量伦理论文篇9

市场竞争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即企业等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相互争胜的活动。根据竞争对象的不同，市场竞争可分为以下类型：（1）资源竞争。企业经营需要大量资源，企业需要从资源的供应者手中竞争获取所需的资源。这里的资源不仅仅包括传统的物质资源，如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原材料，还包括人才、资金、能源等资源；（2）顾客竞争。从狭义上来说企业间的市场竞争指的就是顾客竞争，对于大多数处于供大于求的市场中的企业来说，争取到顾客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保证；（3）信息竞争。信息是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而由于信息获取和解释的困难，信息常常是稀缺和不对称的，企业间的信息竞争也愈演愈烈。

二、市场竞争中多发的伦理问题

1、混淆行为。

市场混淆行为是指不正当经营者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利用种种不实手法对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作出误导性标示，使其与特定竞争对手的商品和服务相混淆，从而造成或者足以造成顾客误认误购的行为。常见的混淆行为包括有假冒仿冒他人注册商标、擅自使用知名商品所特有的或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仿冒他人的企业名称等；

2、诋毁行为。

诋毁竞争对手行为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经营主体, 为了达到其各种目的, 故意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或信息, 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使其无法参与正常市场交易活动, 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 从而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的行为。诋毁行为的普遍做法又分为故意制造事实和直接捏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两种。

3、虚假宣传行为。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规定，虚假宣传行为是指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另第五条中规定的“经营者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产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的虚假表示行为由于同样对于公众的认知具有误导作用，也可视作虚假宣传。虚假宣传的信息在实践中集中在商品信息和价格信息方面。

4、低价倾销行为。

低价倾销行为是指经营者为排挤竞争对手，故意在一定的细分市场上和一定的时期内，以低于商品成本的价格出售某种商品，以挤垮对手，造成自己长期独占市场的行为。

5、限制竞争行为。

限制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迫使或者诱使分销商或消费者购买其商品，从而将其他经营者公排除在公平地市场竞争之外的行为。常见做法有利用优势地位限制竞争如某些经营者利用其依法具有的独占地位强制用户或消费者购买、对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公关或者通过商业贿赂手段排挤竞争对手等。

三、不道德竞争行为的危害

不道德竞争行为具有多方面的危害：首先不道德竞争行为损害了其他竞争者的正当利益，包括经营权实现的障碍、经济利益的损失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其次不道德竞争行为还会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如一些假冒伪劣商品不仅会使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受损，有时还会危害到消费者的人身安全；第三，不道德竞争行为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最后，不道德竞争行为还会对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取向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四、市场竞争的伦理规范

正是由于不道德竞争行为具有以上诸多危害，可谓损人最终亦不能利己，因此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如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及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转的有力保障，对构建和谐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法律监管难度大、成本高而且法律法规一经颁布短时间内不易修改，相比之下道德约束作为一种自发约束，具有灵活机动，适用范围广泛等优点，因此我们应该道德约束和法律监管并重，并倡导诸如以下的竞争伦理规范：

1、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是竞争伦理的基本原则，首先要求规则的公平，即市场要为参与竞争的不同企业提供公平的政策、条件和环境，使得这些企业能够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更重要的要保证结果的公平，这里结果的公平不是说相互竞争的企业获得相同的结果，而是指公平的规则要有内部效度，使得优者胜、劣者汰，体现出不同经营效果的差异；

2、诚信戒欺。

诚信戒欺是竞争伦理的灵魂，要求企业一是要对顾客诚信戒欺，向顾客提供货真价实的产品或服务，二是要求企业对社会包括竞争对手诚信戒欺，比如依法披露有关企业的真实信息等；

3、平等自愿。

平等自愿是竞争伦理的根本原则，即企业可以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合理决策。平等自愿要求企业不能以违法或者不道德的方式干涉其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强迫其他企业作出违背自身意志的决策和行为。

4、互惠互利。

互惠互利既是竞争伦理的内在要求，又是竞争伦理的必然结果。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要有互惠互利的双赢思维，这样我们会建立更为和谐的市场环境，而和谐的市场环境又会反馈给大家更多的利益。

5、其他公认的商业道德。

其他公认的商业道德是指在我国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形成的商业惯例和行为规范，如“生意不成情意在”等，这些商业道德不仅是传统文化中的宝藏，对于今天也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炳富, 周祖城.企业伦理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