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

传统伦理（共12篇）

传统伦理 篇1

羌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作为千百年文化积淀下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羌族传统伦理思想不仅是羌族人民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珍宝, 更是支撑羌族的心理、体现民族意识的有力手段和重要标志。及至今日, 羌族传统伦理思想依然表现出广泛的社会约束力和很高的社会价值, 引导和规范着羌族人民的日常行为, 为羌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持和意识导向, 是羌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1 以孝为本的家庭伦理观

家庭是羌族社会最基本的单位。由家庭父系血缘形成的家门群体, 由母系血缘扩散开的亲戚群体, 构成了羌族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 并由此形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稳固的社会共同体。因此, 在羌族社会里, 个人首先必须归属于家庭, 其次还必须归属于更大的亲属群体, 个人的利益必然是家庭的利益, 家庭的荣辱也就是个人的荣辱。

羌族讲求孝道, 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细节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来体现并最终保证其社会秩序的。在羌族, 儿女们不得随便说父母的姓名;父母与客人说话, 儿女不得插嘴。一些地方小孩取名, 须请辈分较高的老人提名;逢大年正月初八、初九时每家每户要请春酒, 宴请长辈和寨中老人, 有钱人还要在坟墓上画上十二孝图。年轻人路上遇见老人要侧身让路, 如骑马还须下马行礼。老人进屋, 屋内的人要起立相迎。如有宴席, 上位须由老人坐, 且待其坐定后, 其他人才能入座。饮咂酒时, 一般由最年长者开坛先饮, 然后依长幼次序饮酒;即使是寨首、团总、乡保长, 亦不能在长者之先。举行歌舞时, 要由老人领唱和领舞。过年时, “初二给父亲母亲拜年, 初三给伯伯孃孃们拜年, 恭恭敬敬地给老辈子们拜年, 祝福老辈子们吉祥如意”。在老人60花甲时, 家人要给他或她做生, 老人的直系后代和侄儿、侄女必须前来, 做生唱词有说:“他 (她) 辛辛苦苦把儿女拉大, 吃了不少苦, 受了不少累, 儿女牢记他 (她) 的恩德, 要给来人做生许愿……儿女希望给老人留寿, 长命百岁, 健康长寿……”拜寿和拜生仪式上, 晚辈均须逐一给老人磕头说祝福话。老人逝世, 要举行隆重的葬礼, 这一方面表达出对老人逝世的悲伤之情, 缅怀老人一生的辛劳与付出, 并铭记其恩德;另一方面葬礼上的各种仪式和规矩更极力表现出主人家对于老人的孝道, 在社会上具有一种宣扬的功效,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孝敬父母的情感强烈地表现在失去父母之时”。

2 追求平等与公正的社会价值观

历史上的羌族是一个深受压迫和剥削的民族, 旧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 使这个古老的民族饱受折磨和摧残。这些都鲜明地反映在羌族的各种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山歌民谣当中, 它们通过对那些黑暗和残酷的控诉, 表达出羌族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反抗压迫、坚决斗争的意志, 反映了他们追求平等与公平、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太阳出来辣焦焦》、《苦情歌》鲜明揭露了高租重利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巴哈要翻身》、《卡普歌》表达了羌族人们坚决抗争的决心;《黑虎将军》、《太子坟》、《麻黄寨王特》等, 通过英雄形象的塑造表现出他们勇于抗争的信念, 表达了向往社会平等、公正的情感和愿望;《撂官岩》的故事, 表达出他们必胜的信心和信念。

羌族人们的平等、公正观念还体现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在羌族, 每年三四月春播之后、七月三十、八月一日都要举办山神会, 又称祭山会, 是羌族较为盛大的民族节日, 有专门的会组织, 由会首筹备、主持祭祀活动, 其中会首是由各村寨各户轮流担任的。议话评会议制度更是羌族民主、平等、公正观念的集中体现。议话评羌语称“尔母孜巴”, 过去的议话评是检阅羌丁武装、推选寨首、练武、决定是否出兵打仗等重大事务的地方, 近现代以来则主要是制定、公布乡规民约, 解决纠纷和封山育林等公共事务, 也包括传统的推选寨首等事项。议话评会议一般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 会首任期长至七八年;参加会议的为成年男子, 人人都有发言权, 一经会议议定的事项即具有法律性质, 参与会议的各寨均须遵守。议话评会议制度是羌族社会民主制的体现, 是羌族人们平等、公正观念的现实反映。在辛亥革命以前, 每个村寨都有议话评, 部分偏远村寨议话评还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虽然现在已不存在议话评会议这种形式, 但遇有重大事情仍有召集大家集体讨论、共同参与解决的风俗。

3主张团结、友爱、互助的人际价值观

羌族的人际价值观更多地表现在家门之间、邻里之间。羌族社会是注重血缘关系的乡土社会, 血缘的有无及其亲疏远近直接影响羌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认同与人情深浅。家门是沿父系血缘, 从家庭向外延伸三代左右的亲属。家门事实上就是家庭的扩大与分裂, 也是紧裹着家庭的第一层亲属圈。家门之间, 互通有无、互相帮助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农忙季节, 同一家门的人往往是相互帮工、集体劳动, 帮哪家就由哪家招待伙食, 不存在报酬之事。杀猪、做生、请满月酒、修葺房屋等小型活动, 也多是由家门帮工。这样的集体劳动, 人多力量大, 既能减轻主人家的工作负担, 利于事情的解决, 又能增进家门间的团结。在羌族有些地方, 初冬时同一家门的人家还联合起来一起到深山烧炭, 大家同工同吃, 既是合作互助, 更是其乐融融。在羌族, 如果家庭内部发生纠纷, 同一家门中的长辈老人要出来评理调解, 如和外人发生矛盾, 同一家门的人自然是站在同一阵线, 要帮忙说话。逢年过节, 家门间要互相拜望请饭。在人情往来上, 礼尚往来是羌族的一项基本原则, 家门有事, 特别是丧事、结婚等大型活动, 家门的无偿帮助是必需的, 礼信支出也是必要的。有些家庭的礼信支出有时甚至与一年的生产费用持平。

邻里互助是羌族社会的传统。农忙季节, 羌民邻里之间或互相换工, 即商定以工换工, 或用工一方请有空的邻居志愿帮忙。小事如杀猪、修葺房屋, 除家门外, 多请邻居。农闲之时, 邻里之间结伴外出找门路、挣现钱, 彼此关照, 相互支持, 这也是常有的事。大事如丧事, 各家主动上门相助;喜事则需主家出面邀请;建房则是各家主动投工。大事除内管、礼房等重要事务的处理由家门亲属担当外, 其他如烧水造饭、做菜帮厨、端盘管桌、打杂等各项事务全由寨中邻里每家出人手相帮, 各家再忙, 再无人手劳力, 都要出一人相帮, 主家不需要也要因人设事, 安排好每家相帮的工作。来相帮, 纯属人情之事, 主人只管伙食, 不计报酬, 有好吃好, 无好吃孬, 不得计较。邻里寨中构成了羌族除家门之外的另一道互助关系网, 这不仅促进了寨中羌民之间的团结、友爱, 更重要的是加强了群体认同, 达到了地缘上的整合作用。

摘要：羌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羌族形成了自身的伦理体系, 留下了丰富的伦理思想遗产, 这些伦理思想及至今日仍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引导和规范着羌族人民的日常行为。笔者认为, 羌族传统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孝为本的家庭伦理观;二是热爱劳动的生活价值观;三是追求平等与公正的社会价值观;四是主张团结、友爱、互助的人际价值观。

关键词：羌族,伦理,内容

传统伦理 篇2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我见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的转型期，社会道德的失衡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我们不禁要反省传统的伦理道德哪里去了呢？

我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条目繁多，内容丰富而庞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它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阶级与社会所限制的道德旧识，但更多的是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人类的价值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传统伦理道德的总结和认同，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伦理道德传统的关键，也是现代中国道德文明建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在文化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也不讲道德，但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一样把道德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它在价值的意义上形成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精髓和精魂。其中包括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十大美德。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2011年 10月13日下午，广东佛山，两岁小女孩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轧。两名路人先后路过，均对倒地的悦悦不理睬，接着悦悦被一辆车再次碾压。之后5分钟往来的十余个路人无一伸援手，直到一位拾荒阿姨看到并救起悦悦。对于小悦悦的悲剧，我们需要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那么多的过路人对躺在地上的小悦悦熟视无睹？但我们更应该告诉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走过小悦悦身边的“路人”，请停下来，拉她离开街心；或伸出援手，将她抱离险境，这是本分，更是底线„„请伸出温暖的双手，让人心不再冷漠！这就是“仁爱”精神啊！诚信是一种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它要求人们以求真务实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以知行合一的态度对待各项工作。在现代社会，诚信不仅指公民和法人之间的商业诚信，而且也包括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社会公共诚信，如制度诚信、国家诚信、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组织诚信等。”

当今大学生中存在着很严重的诚信危机，这已经越来越成为所有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项严峻的课题。高校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还贷或是有意拖欠贷款，据几家商业银行数据统计，不少高校毕业生的“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超过了20%，有的高校甚至达30%~40%！有一份调查表明在校大学生中未说过假话的只占0.48%。调查显示有88.39％的同学认为诚信在当今社会很重要，诚信的意义、价值不容忽视，但在实际行为上却不能做到这一点。还有28.57％的同学明确表示，“诚信”两字只是纯粹的理想，难以真正实践，比如说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自己为了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得到一份好工作，也就不自觉地会夸大简历、伪造获奖情况等。“人无信而不立”，这是每个大学生都知道的箴言，诚信也是每个大学生应有的道德基础，虽然在他们主观意向上觉得诚信很重要，但社会竞争迫使他们选择了投机取巧。虽然同学们签过“不作弊”的承诺书，但一旦到考试时还会有人选择铤而走险。另外，不少同学承认自己迟到旷课、作

业论文抄袭、简历灌水等等不诚信的行为。还有诸如餐厅吃饭或乘公交车时插队，用大量的时间玩游戏或上网，抄别人的作业蒙混过关，论文剽窃、买假证书、虚假简历、大学生中出当“枪手”等这些多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现象。凡此种种现象在当今大学生中是确实存在的。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的诚信关乎中国未来的国民素质，所以提高大学生的诚信刻不容缓。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当今追求物质化的社会中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与国格的势利小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少见到这种现象。繁华的大街上，清洁工人永不能停下手中的工作，因为永远有人在乱扔纸屑果皮;交通岗亭中的民警也永远不能休息，因为永远会有人乱穿马路，会有人闯红灯。这儿不是垃圾场，这儿也不是落后的地区，可为什么人们的素质却如此„„古人的传统伦理道德都到哪里去了呢?随着改革开放，许多中国人的腰包鼓了起来，很多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可作为中国公民的一份子，到了国外，就代表了中国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大使。可许多中国人到了国外，在公共场所，不遵守规则秩序，大声喧哗，吸烟、随手扔垃圾，如入无人之境。看到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会怎样想象我们的国家？伦理道德是我们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论传统孝道伦理及其现代转型 篇3

采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分析传统孝道伦理，一方面，必须把传统孝道伦理看成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凝聚起来的精神文化，因此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传统孝道伦理的合理性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顺应了现实的需要。所以传统孝道伦理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传统孝道伦理的基本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传统孝道伦理的内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丰富传统孝道伦理的现代内涵，从而努力实现传统孝道伦理的现代转型，挖掘传统孝道伦理的精神实质，发挥传统孝道伦理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一、历时态追溯中的传统孝道伦理

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要求把传统孝道伦理看做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通过历时态追溯，从历史演变过程中中探询传统孝道伦理的根源及其本质，从而为传统孝道伦理的现代转型提供历史依据。

“孝”字是象形字，“孝”字字形象征着一个孩子托着老人，作服侍状，由此而引申出善事父母的意思。根据孝道伦理在历史上的表现，它的伦理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一般来说传统孝道伦理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传统孝道伦理的内涵会有所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西周是传统孝道伦理的形成时期。早在殷商时期，孝字就出现了，到了西周，孝的伦理道德体系开始形成。周代的文字中有许多关于孝的论述。如《周书·酒浩》中有“……用孝养厥父母”等言；西周金文《史墙盘》说“惟辟孝友”。大意说，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效法的典范。孝道伦理成为维系家庭稳定的重要道德规范。西周宗法制采用祭祖的宗教方式，吸取孝德的精神，使祭祖成为孝的重要内容，孝德因而宗法化，并得到统治者的大力宣传。

先秦两汉是传统孝道伦理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孝道伦理在儒家思想中得到系统阐述，出现了系统论述孝道的著作，孝道伦理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方面的规范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明确化，而且孝道伦理的政治化进程加快，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道德规范。孔子确立了孝道理论，孝道被看成是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学而》有子曰：“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一个具有德性的人善于追求“孝悌”，一个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人，才符合仁的要求。孔子对仁的要求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不仅把孝道运用于家庭领域，而且扩展到政治领域。《广扬名》则说“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民君。”孟子对孔子仁孝思想进一步发挥，他指出“尊亲”、“顺亲”、“得亲”思想，尊敬双亲，顺从亲意，得到双亲的信任和肯定。他说：“孝子之志，莫大乎尊亲。”“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孝经》是先秦儒家孝思想的理论化成果，对孝道做出了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孝道伦理的书，书中提倡的养老、敬老、尊老、亲老、送老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尊老爱老美德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到了汉代，传统孝道伦理的政治化得到明显加强。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是由传统家庭人伦思想向社会政治思想在理论上的完成；“以孝治天下”是孝道伦理转向政治伦理的典范。

魏晋隋唐是传统孝道伦理的成熟时期。魏晋后，佛教在中国孝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向儒家思想靠拢，强调身在寺庙、心系父母，“佛以孝为至道之宗”，这样使佛教逐渐本土化。隋唐五代时期统治者继续用政治手段强化孝道，《孝经》得到大力推广。隋炀帝继续实施“举孝廉”的制度。唐高祖曾下诏奖掖并鼓励为幼童讲习《孝经》，所以后来有设置童子科的制度。佛教伦理对世俗孝道认同与肯定，借“孝道”肯定佛教。儒、道、佛三大思想流派，既相互论争，又互相影响，形成了一种相互融合的潮流。这一时期传统孝道伦理在文化冲突与交融中得到丰富，孝道伦理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和标榜。

宋元明清是传统孝道伦理的衰落时期。宋元明清时期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孝道伦理逐渐衰落就是这种社会趋势在文化上的一种反映。统治者采用“事亲孝，效忠可移于君；事无悌，故顺可移于长”的观念，在重视“忠”的同时，也重视“孝”的推广教化。一些思想家对传统孝道伦理做出了进一步引申。北宋中期，张载、二程大力阐发儒家孝道观。张载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出一元，人的本性也就是天地万物的本性。《二程集》载：“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舆！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家长为核心的小农经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民间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二十四孝》流传对社会人伦秩序的维护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扭曲了人们心目中人道性的“孝”的观念，从而导致了“愚忠”“愚孝”现象的发生。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首先表现出时代的觉悟意识，黄宗羲对封建孝道中的“事君如父”说愤慨陈词，指责昏君妄称“如父如天”，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反思，为近代思想转型奠定了基础。

清末至五四运动是传统孝道伦理的批判时期。由于社会进步、社会制度转换、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孝道本身精华与糟粕并存，近现代史上孝道伦理受到了激烈批判与弘扬重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吴虞、鲁迅为代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给予了全面批判和否定。孝道思想首当其冲成为讨伐的对象。

总之，孝道伦理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衰落的过程，它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含义不断得到引申，从最初孝被看成是所有美德的根本、以“孝悌”伦理规范形式出现并内化为家庭伦理规范到移孝作忠成为调节政治行为的政治伦理规范，规范和调节着人们的行为，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内涵各有侧重。

二、共时态考察中的传统孝道伦理

所谓共时态考察，就传统孝道伦理而言，主要指传统孝道伦理之所以能够得以发展和延续就在于它适应了现实的需要。这些现实的条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如，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得以确立，与之相适应，周统治者确立了“德治”思想，孝的伦理道德体系开始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于社会生产的进步，分封制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家族势力和个体小农家庭在社会上逐渐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社会发展要求进一步完备孝道。汉代通过对先秦孝道思想的继承、改造，完成了由奴隶制型向封建制型伦理观念的转变，这一时期传统孝道伦理政治化现象最为明显。魏晋隋唐时期的孝道伦理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渐成熟，魏晋玄学盛行，形成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发展了孝道观念。宋元明清时期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孝道伦理逐渐衰落就是这种社会趋势在文化上的一种反映。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在艰难曲折中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包括孝道在内的伦理道德也实现着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从共时态角度考察传统孝道伦理，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孝道伦理在各个时期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和完善，就在于传统孝道伦理适应了各个时代社会现实的需要。具体地说，传统孝道伦理产生的现实依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本根源：传统的生产方式。从物质生产方式上讲,孝道是农业文明社会的道德产物。恩格斯曾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道德作为人们物质生活过程在他们的意识中的一种必然升华物，总是随着现实社会生活所依存的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的。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状况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孝道伦理正是作为协调这种社会关系而得以出现的。

孝道伦理产生的根源是传统的生产方式，传统社会主要采取农耕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生产力极为低下,在这种生产力状况下，孝道伦理适应了人们关系的调整。我们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孝道伦理产生的基本根源:1、生产资源的有效利用促使孝道伦理的产生。自然经济条件下，农耕经济的生产主要靠经验来组织生产，成员年龄越大生产经验就越丰富,在家庭中尤其得到尊重，孝道强调对长辈的孝顺, 尊敬经验丰富的长者，这样生产指挥权一般掌握在最具有生产经验的人的手中,从而使有限的农业生产资源得以有效地发挥作用。2、家庭经济的发展促使孝道伦理的发展。农耕社会中产生了私有制形式的家庭经济，农耕经济条件下，生产力低下，与这种经济状况相适应的是家长制的个体家庭组织形式，形成一个以家长为核心的大家庭，这样可以在家长的带领下充分利用有限的生产资料，用来抵御外在的自然和社会风险，维持家庭的发展和延续。3、人与自然关系促使了孝道观念产生。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主要是依赖人力来征服和改造自然,男子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一个家庭成员中男性成员越多,这个家庭的生产能力就越强,适应这种需要，孝文化中的“重男轻女”思想得到重视。那些因年龄增长而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赡养是由家庭来承担的,孝道伦理适应小农经济的需要，成为维系这种社会保障的意识形态。孝道伦理强调“尊老”、“敬老”、“爱老”和“养老”,既是对老年人过去在生产中所做贡献的肯定,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

（二）社会条件：从社会组织结构上讲，孝道伦理是血缘宗法社会的产物。一方面，孝道伦理内化为家庭伦理规范调节着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孝道伦理外化为政治伦理规范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私有制出现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体家庭随之出现，财产关系明确化，在这种家庭关系中，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明确的血缘关系，父母一般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子女，子女可以从父母那里直接继承财产并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缘于自然的血缘亲情之爱，产生了最初的孝意识。“一夫一妻制使父子关系确实可靠！而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个体婚姻制的建立，最终使原本不存在关联的个体家庭成员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这样敬亲、爱亲的孝观念便产生了。父母对子女有生育之情，养育之恩，教育之泽，做子女的就要孝顺，“孝”就是“善事父母”，就是要以善意的思想和行为来对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生前能够过幸福的生活，在他们死后给以很好的安葬。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在个体家庭中，是以家长为主，在家长的指挥下可以保证家庭成员之间,在生产中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协作，降低了生产和家庭中的管理成本,从而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劳动生产率。出于维护家长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孝道伦理得以出现，并且得到不断的强化。总之，孝道伦理是家庭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一夫一妻制婚姻使孝道伦理得到更加的稳固，孝道伦理主要对子女、后辈对父母和长辈提出了更多的道德要求。

宗法等级制度确定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统治者把维持家庭稳定和发展的血缘关系上升为维护社会组织、国家结构稳定的高度，这就为孝的实施和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逐渐使孝道伦理变得政治伦理化。在封建社会，家国结为一体，仅限于血缘家庭的孝道伦理便逐渐延伸到人们的政治、宗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调尽忠与尽孝的一致性，爱家跟爱国联系起来，这样孝道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准则，孝道从一种家庭伦理形式扩展为政治伦理形式，逐渐被政治伦理化。血缘宗法制度使得孝道被社会化，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发挥了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

（三）心理根源：自发的血缘情感。从社会心理来讲，以血缘纽带相联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产生的血缘情感构成了孝道伦理的心理根源。同时，这种情感方式是由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所合乎逻辑地派生，因为基于血缘关系的人类自身的生产繁衍也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基本形式之一。“人道之始，造端夫妇”，由性爱可以派生出亲子之爱、骨肉之情，派生出父子、夫妇等一整套伦理规范。而且由于聚族而居，彼此都同宗共祖，加上不同宗族之间频繁地嫁娶，更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个姻亲关系的网络，故不能不讲血缘情感和家族中尊卑贵贱长幼男女之序的道德规范，使情感的表达不能越出宗法道德限定的范畴。

三、历史主义方法与传统孝道伦理的现代转型

采用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历史主义方法考察传统孝道伦理，它的产生及其发展体现了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立足于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来考察传统孝道伦理，就必须坚持传统孝道伦理现实性和历史性的统一。

传统孝道伦理是我国的道德传统，体现了我国的民族精神。传统孝道伦理包含了丰富的道德规范，调节着人们的行为：第一、孝被看成是所有美德的根本。一个具备孝德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百善孝为先，孝的初义，大概就是“善事父母”，后来发展到包含文明礼貌、尊敬父母、友爱兄弟、家庭和睦、尊师敬贤、尊长爱幼、扶危济困、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等美德范畴。孔子认为孝为众伦之本；孟子把“父子有亲”放在众伦之首；曾子指出：“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这句话强调了孝在诸善之中的基础作用。《孝经》说,孝是“德之本也,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孝为德之本”，就是把孝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基础和发展前提，认为孝是美德之首、立身之本、齐家之宝，更是治国之道。第二、孝道伦理规范被内化为家庭伦理规范，集中表现为“孝悌”伦理规范。这一规范具体化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父母、长辈与子女之间，以孝来规范子女的关系。孝道伦理规范最先产生于传统的尊祖敬宗观念。孝最初的内容是尊祖敬宗，尽孝就是祭祀祖先，后来尊祖敬宗的思想得到强化，成为孝道伦理内涵的重要方面。尊祖敬宗被扩展为善事父母。孝道,最基本的伦理意义就是《尔雅·释训》指出的:“善事父母为孝”。孝就被看作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另一方面，在兄弟姊妹之间用悌来规范协调关系。“悌”，即要求兄弟姐妹中排行小者对兄长尊敬顺从。“长兄长嫂当爷娘”、“长子继承制”即体现了“悌”与“孝”的内衍关系。这样“孝悌”实际已经成为调节整个家庭伦理关系的道德范畴，维护家庭伦理秩序。第三、孝道道德规范被外化为政治伦理规范，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方式。《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凡为天下治国者,必先务于而后来。……务本莫过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洁,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国,不败北。”把治国之本归于“孝”,一个国家的强盛在于有明君、勤勉忠诚的官吏、幸苦耕耘的百姓和英勇善战的军队,这四个方面都可以视为从“孝”行中引申出来的。

传统孝道伦理的核心价值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敬老爱老养老风气在现代社会仍然需要大力发扬，它在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传统孝道伦理强调一切人际关系均是基于父子关系而发生的，将对父母之爱敬、对兄长之尊重（即孝悌）精神推及于人，那一定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而处理好一切人际关系。如此不仅会和睦九族，以亲乡里，而且会以君为父而忠君，以民为本而爱民，由追孝祖宗而爱祖国，以师为父而尊师，以长老为父兄而敬老尊长，或因业务职务而顺上，或因同事同学而友长，等等。

但另一方面，传统孝道伦理的一些规范因为时代的变化，在现代社会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孝道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判家族本位主义，批判吃人的礼教，批判忠孝合一。移孝作忠、忠孝合一，是批判的重点；批判有悖人道的愚孝行为。在现代社会，一些人认为孝道伦理过分绝对化,具有不平等性，剥夺了子女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抹杀了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传统孝道伦理过份依赖血缘关系，出现愚孝现象,把孝道伦理过分政治化。传统孝道伦理的一些内容和规范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现代家庭关系，以夫妻为中心，而不是以父子为中心，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靠亲情力量来维系，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已经不存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孝道伦理已经很难在现代社会发挥根本性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趋利的倾向明显加强，总是关注经济利益本身，追逐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孝”作为中国古代个体家庭经济的派生物，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它以往的基础。各种文化和观念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观念一度得到发展，冲击着传统孝道伦理观念，如此种种原因导致传统孝道伦理在当代社会面临困境。

从历史主义的方法来考察传统孝道伦理，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孝道伦理具有历史性，它的基本内涵保持了一贯性，所以在现代社会，传统孝道伦理的一些基本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是也必须看到传统孝道伦理具有历史局限性，它要在当代中国发挥作用，必须融入新的内涵。所以需要在坚持传统孝道伦理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的统一关系中促进传统孝道伦理的现代转型，发挥它在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这就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发扬和创新传统孝道伦理精神。传统孝道伦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带有消极的成分，如，“三年无改父道”,谓之 “孝”,这里的孝具有严重的保守性；“父母在,不远游”,明显地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孝道要求同我们今天的计划生育国策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孝作为一种家庭或社会伦理规范,其中不乏精华,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在现代社会我们必须以唯物史观的态度辩证地对待孝道伦理,抛弃其保守、消极、甚至反动的因素,汲取其合理、进步、有益的成分，同时我们必须不断创新孝道伦理内涵，使其适应时代需要。如，现代孝道伦理精神应该强调孝敬，以敬代养，也就是出于对父母的尊敬意识出发赡养父母。确立平等的时代内涵，年轻一代孝敬老年人，老年人对年轻一代的关爱和理解，构建新的孝道伦理的社会基础。

（二）加强孝道伦理教育，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爱老的氛围。现代孝道伦理提倡在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的伦理观念，这就需要加强孝道伦理教育，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对公民进行孝道伦理教育，从而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和睦的家庭关系、融洽的人际关系。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教育子女践行以孝悌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人际关系，现代中国的绝大部分人仍然有着深厚的家庭情结，亲子关系的和谐价值仍然为人们所珍视。加强孝道伦理教育能更好地促使儿女履行自己敬养父母的责任，从而更好地解决中国老龄社会的养老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全社会进行孝道伦理教育就其实质来说是塑造人格的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孝道的氛围。

（三）加强孝道伦理的制度保障。老龄化问题已成为我国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由此带来歧视老人、代际关系冷漠、家庭矛盾突出等现象。现代价值观的变化对传统伦理道德也造成巨大的冲击，促使以传统孝文化为支撑的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削弱。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从制度层面为老年人提供保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要在全社会积极开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加强老年人法律服务工作。要加强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有关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依法处理和打击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要发挥传媒的作用，谴责严重败坏孝道的不道德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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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墙盘.

[3]论语·学而.

[4]杨伯俊，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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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吕氏春秋·孝行览.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中国传统伦理之和谐观 篇4

一、和谐伦理观的代表观点

概括起来，中国传统伦理中和谐观的哲学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人与自然的和谐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儒家观点为多。例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些观点都是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又例如，“爱，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朱熹，《孟子集注》)强调人与自然的相处要符合自然规律;“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荀子·天论》)强调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要开源节流。还有一种说法是“天人合一”、“天为德本”、“法天立道”，但这里的“天”，即为自然法则，虽然说法不同，但同样认为“天”、“理”、“气”等均为自然法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只有人与自然和谐，才能实现其他和谐。

许多著作和文献都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虽鲜有出现“和谐”二字，但提出的都是怎样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近年来涌现出一种新的伦理观———“生态伦理观”，其实这种伦理观并称不上“新”，从我们以上梳理的脉络中可以看出，中国儒家思想早就已经提出了“生态伦理”，即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和谐，其实这也皆因为近年来关于“低碳”“环保”的提法较多，倡导人类要善待地球和生存环境。因此，万变不离其宗，“和谐”也好，“生态伦理”也好，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根本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依据自然规律处事。

2. 人际关系的和谐

在书籍和文献资料中，人际关系的哲学思想讲到很多，人际关系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的动物，在生活中不免要与其他人进行接触，而人在社会中生存，除了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还要应对各种社会规范，如君臣礼节、长幼尊卑、夫妻纲常，等等。

几乎所有的著作和文献都倾向于，将儒家思想的“仁义理智信”归为人与人相处的智慧，也就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仁”是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义”是处理与外界关系的道德规范;“礼”是处理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智”是处理各种关系的心态;“信”是人与人相处的道德规范。这五种和谐观是统归了人际的和谐观，在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均有涉及，不能严格地区分开来。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朱贻庭将“仁”、“智”，还有另一个概念“勇”作为一种完善的理想人格，而这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P46)，可见还是与前述的观点相同的。此外，对于道德人格，他还有一个补充，即中庸，在保持“度”的前提下调和矛盾，同样是一种追求和谐的体现。

在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方面，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更是给出了诸多言论，儒家思想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在这个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各个阶层发生接触，和谐处理这方面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由小到大，我们接触的范围有“家”、“国”、“世”，比如“齐家之道”———持家、父子、夫妇、弟兄;“为政之要”———公忠体国、仁民爱物、秉公执法、尊贤惜才、廉洁自守;“处世之德”———尊老爱幼、敬业乐业、尊师重道、以德交友、严己宽人、谦恭礼让，等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评介》一书则把齐家、治国归为传统伦理的政治观，但是这与人处理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不矛盾。

3. 自我身心的和谐

在个人自我身心和谐方面，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学派分歧较大。简单说来，儒家思想更注重通过修行和改进自身来使个人实现和谐发展。孔子主张“修己”，孟子则主张“存心养性，反省内心”。而道家则倡导不为外物所拖累、奴役，更注重人自身的心灵解放、生命宝贵，更看重自我的价值。两种和谐观虽然截然不同，但是无外乎都是自我身心的和谐。

4. 和而不同

在梳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涉及和谐观思想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不能忽略，那就是“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从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一致，不讲求原则，与别人却不能保持融洽的关系，这是在处事为人方面。其实，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能体现出“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区别。简单来说，“和而不同”指的是和谐的共生关系，就是身体由血、肉、骨头等构成一个整体，是1+1>2的关系;“同而不和”是简单的相加关系，水加上水还是水，1+1=1，其中没有提高和促进的因素。

二、和谐伦理观对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意义

研究中国传统伦理的和谐观，其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对当今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当今社会都是不过时的，尤其目前全球自然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全球变暖、地壳运动等各种自然界的变化危及人类的生命安全，人们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准则，而早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思想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科学的、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只有遵循自然法则，万事万物方能生生不息，而为一己之利破坏自然的平衡，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当今社会要去粗取精，吸取对我们有益的和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部分。例如传统伦理思想的夫为妻纲则逐渐为现代社会摒弃，现代社会追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男女之间、夫妻之间早已没有了古代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这种人际关系，然而这种和谐的伦理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即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更有利于家庭团结，而儒家思想的“仁义理智信”至今被奉为中国人处世的智慧。

自我身心的和谐的伦理观更能体现当今社会人们的需要。中国传统伦理观中，儒家的哲学思想更侧重于“修身”、“修己”，如果人与自然或社会产生了矛盾，就要从自身找原因，先正己。当今社会更加推崇道家的相关思想，比如解放被束缚的身心，更遵从内心的感受。但我们应该辩证地对待这两种关于自我身心的和谐观，都要适度，“修身”、“修己”是必不可少的，但也不必事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工作繁忙之余不要忘记心灵的放松，回归自然、回归本性，更有利于身心健康。在当今社会，人们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患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尤其要注重心理健康，适度纾解心中的压力。

“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和谐伦理观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一思想，才让整个和谐伦理观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和而不同”的伦理观影响下，我们实现了祖国统一，“一个国家，两种政策”正是“和而不同”的体现，在保证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是一种高度的智慧，是和谐伦理观的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1]唐凯麟, 张怀承.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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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10,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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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晓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伦理意蕴[J].道德与文明, 2007, (06) .

制度伦理思想的传统溯源 篇5

制度伦理思想的传统溯源

制度伦理的兴起,在今天的中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紧密相联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动摇了传统德性伦理的.生存土壤,致使德性伦理的边缘化.但由此就认为制度伦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形式显然又是有失偏颇的.追溯制度伦理文化的传统根源,对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作 者：倪愫襄 NI Suxiang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刊 名：伦理学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ETHICS 年，卷(期)： “”(5) 分类号：B82-051 关键词：制度伦理   礼   先秦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家族伦理与中国式管理 篇6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已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谈道：“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更危险的时代了。如果人把自己的技术滥用于利己主义、邪门歪道和罪恶目的，就有致命的危险。”如何从这个“危险的时代”走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众多企业管理者，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华文化。

相对西方的“我”，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家”是位居中心的。一个企业团体要继承“家”的精神与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释净空曾说，“企业这个‘家’就要用‘道义’来运作，领导将敬爱、关怀、照顾、互助和谦卑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心，使员工都有一种归属感，从内心真正化解对立，做到相亲相爱如一家人。”

释净空讲的是“道之以德”，温家宝总理也曾指出：“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中国企业有个被人诟病的地方，叫“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两年”。为什么不能长久?恐怕很大原因在于有的企业家虽有资金，但却没有真实的德行。

儒家经典《大学》里便有古人对于创造并保持财富的智慧：“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有德行才能带动形成不一样的企业氛围，感召来好的同仁一起为事业努力。“土”在现代商业社会可以当做“市场”解。假如一个人没有德，又没有足够的人才，来了一个好的机会，马上就去发展，结果会是险象环生，不仅不能创造财富，还会使自己在社会上的信用荡然无存。有了德行，有了人才，大家一起众志成城，就自然会有所发展，赚取金钱。

创造了财富之后，首先要用在回报员工上。《大学》上讲：“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让一起创业的员工家庭没有后顾之忧，他们就能尽心尽力地为企业付出。创造财富并能保持企业的永续发展，关键便在于德行这个根本，这也是跳出“富不过三代”循环的关键。

儒家传统女性伦理观初探 篇7

一、“男主外, 女主内”的基本伦理格局的奠定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伦理文化。从此视角看, 儒家伦理观就成为了其基本结构, 宗法血亲就成为其社会依托。在这一庞大丰富的伦理体系中, 一方面, 宗法血亲构成了国家结构的骨骼, 另一方面, 国家则成为家庭的范本, 家庭是国家社会的缩影。正如梁启超所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 以家族为单位, 不以个人为单位, 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2]可见, 最基本的伦理关系是在家庭中。只有“女正位乎内, 男正位乎外”, 才能体现出“天地之大义”。由此观之, 古人认为的天道即是人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男主外, 女主内”奠定了儒家男女关系的基本伦理格局。

因为“男外女内”这一基本伦理格局已成雏形, 一系列隔离男女的具体措施和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从周朝开始, 便有了这方面的文献记载。男女授受不亲, 就是这样一种制度的最突出表现。《礼记·内则》规定:“礼, 始于谨夫妇。为宫室, 辨内外。男子居外, 女子居内, 深闾固门, 阍寺守之, 男不入, 女不出。”[3]从这段中不难看出, 男女之间是有着严格的性别回避制度的。周礼规定“男不言内, 女不言外”, [3]男女之间要遵循严格的礼法要求。

在儒家关于男女地位的划分中, 男性活动范围由社会延伸至家庭, 而妇女则只能被禁锢于家庭之内, 仅仅隶属于五伦之一。她们的社会关系非常单一, 已经被简化到最低程度, 始终处于附属地位。梳理中国传统伦理的发展脉络, 很容易看出妇女一直仅仅隶属于家庭之内, 而放眼整个古代妇女观发展史, 沉睡中的女性意识一直没有被唤醒。

二、“三从四德”奠定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价值取

责任编辑:党伟莉

向基石

中国有着灿烂而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 纵观其中, 礼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一个在封建社会中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它产生于西周, 发轫于秦汉, 完善于隋唐, 至明清发展至极致。它的核心思想是“三纲五常”。《白虎通义·三钢之纪》中说:“三纲者, 何谓也?君臣, 父子, 夫妇也。”即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熟知的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乃封建礼法植根之本。其中最典型的纲领是“三从四德”, 它概括地体现了对女性的严格要求。

“三从”最早记载于《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 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三从四德”是对女性内外修养的基本要求。《诗经·小雅·斯干》云:“乃生男子, 载寝之床, 载衣之裳, 载弄之璋。其泣喤喤, 朱芾斯皇, 室家君王。”[4]可见自降生之日起, 男女地位就已被固化, 这无疑是在传达一种男尊女卑的信息, 正如班昭之言:“卧之床下, 明其卑弱, 主下人也”。

儒家伦理观下的妇女的生活范围非常狭窄, 在家从事的工作也不过是相夫教子。《诗经·小雅》云:“无非无仪, 唯酒食是议”;《孟子·滕文公下》有云:“以顺为妇之道也”, [5]这些都是对妇女行为和社会活动范围的规定。女子的任务就是相夫教子, 为丈夫照顾好家庭, 让他们安心在外奔波忙碌, 除此之外, 是绝不能干预政事的。《尚书·牧誓》中的:“牝鸡之晨, 惟家之索”, 《诗经》中的:“妇有长舌, 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 生自妇人”, 这些都说明女子参政、过于显露才华都是大忌, 为当时社会所不容。

东汉时期的班昭著有《女诫》一书, 分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 它系统而全面地规范女性的妇德修养以及如何恰当处理与夫家成员之间的关系。她将女性的修养规范为“清闲贞静, 守节整齐, 行己有耻, 动静有法, 是谓妇德。择辞而说, 不道恶语, 时然后言, 不厌于人, 是谓妇言, 盥浣尘秽, 服饰鲜洁, 沐浴以时, 身不垢辱, 是谓妇容。专心纺绩, 不好戏笑, 絜齐酒食, 以奉宾客, 是谓妇功”。《女诫》一书进一步强化男性的主体地位, 降低了女性社会地位, 巩固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到了唐代, 对于女性妇德要求更加细化, 宋氏二姐妹合著《女论语》十二章, 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清代则集各代女教之大成, 著名的书目有《女学》《教女遗规》等。而荼毒广大妇女最深的则是《女范捷录》, 作者将流传甚广的女教书《女诫》《女论语》《内训》三书编纂合订, 命名为《女四书》, 在民间广为流传, 这本书也几乎成为每个女子道德规范的教科书。

“妇德”是妇女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品质。所谓“妇德”, 实际上就是对媳妇的具体道德要求。“妇德谓贞顺, 妇言谓辞令, 妇容谓婉娩, 妇功谓丝橐”。[6]“四德”之说始见于《周礼·天官·冢宰》, 是周王室后宫女官九嫔教育九御学的妇德、妇容、妇言、妇功。后来“四德”又逐渐由对宫廷女子的教育扩展到对贵族女子的教育中。《礼记·昏义》云:“古者妇人先嫁三月, 祖庙未毁, 教与公宫, 祖庙既毁, 教于宗室, 教以妇德, 妇言, 妇容, 妇功。”[3]后来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变, 四德逐渐成为对广大民间女子的道德要求。清初蓝鼎元写的《女学》对四德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他说:“妇德包括事夫, 事姑舅, 和叔妹, 睦娣姒, 事父母, 亲兄嫂, 去妒, 安贫, 敬身, 重义, 守节, 教子等等;妇言包括训子, 几练, 守礼, 圣智, 免祸等;妇容包括端庄敬一, 婉娩因时, 有事亲之容, 敬夫之容, 起居, 妊子, 居丧, 避乱之容;妇功则有蚕绩, 中馈, 奉养, 祭祀。”[2]这些都是教导未婚女子如何为出嫁后成为合格的媳妇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三、过分强调贞操导致了女性伦理的畸形发展

贞操观念本是在传统道德内对妇女顺从道德的一种赞美, 而后却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硬性要求,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过程。正因如此, 才有“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这一说法。这种贞操观念实质上就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父权的一种文化灌输, 也是封建礼教压迫残害妇女的一个标志。贞操观念是私有制充分产生发展的产物, 是父权的缩影。丈夫要求妻子对自己保持忠贞不二, 以维持自己在家庭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贞操最早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礼记·效特性》云:“一与之齐, 终身不改, 故夫死不嫁。”[3]秦汉以后, 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不断巩固, 历代开始不仅提倡女子守节, 且不断地表彰贞女和节妇。汉代以政府名义, 鼓励丧夫女子守节不再嫁。西汉神爵四年, 官方记载第一次褒奖女子贞操的行为, 并以皇帝名义诏赐“贞妇顺女帛”, 这也是“从一而终”的贞节观被社会普遍认同的萌芽。隋唐时期, 经济高度繁荣, 民风比较开化, 但即使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 妇女的贞洁问题也没有被忽视淡化。《晋书》为15名节妇立了传, 《隋书》记载了隋文帝开皇十六年要求“九品以上妻, 五品以上妾, 夫亡不得改嫁”的诏书, 此制依然被唐朝沿袭。此外, 如长孙皇后的《女则》、宋若华的《女论语》《新唐书·列女传》等, 都有关于守节问题的专门记载。“女子之行, 唯贞与节”, “凡为女子, 唯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自荣”等封建说教, 都成为对妇女道德要求的最高标准。

两宋时期, 随着理学心学的发展繁盛, 贞操观念也随之日趋严格。朱熹主张“存天理, 灭人欲”, 禁锢人的自然欲望。张载认为, 妇人夫死而不可再嫁是“天地之大义”, 守节成了妇女必须遵守的道德律令。到了程颐时期更是大肆宣扬“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极大”, 把妇女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宋仁宗嘉祐四年规定:“宗妇女丧夫, 虽无子, 不再嫁”。妇女一生, 只要是初嫁后, 就再无选择婚姻的机会。《宋刑论·户婚律》也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者, 徒三年”, 再嫁在当时是为律法所不容的。从北宋到南宋, 虽然也有寡妇改嫁事例, 但是“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并没有削弱, 而是逐步固化。

到了明清时期, 对妇女的贞操要求更加严酷。朱元璋公开诏令:“民间寡妇, 三十年以前亡守制, 五十以后不改节者, 旄丧门闾, 免除本家差役。”《大清宝典》规定:“三十岁以前守寡, 至五十岁不改节者称节妇;殉家室之难或拒奸致死者称烈妇、烈女;未婚夫死, 闻讯自尽或哭声往夫家守节者, 称贞女。”乡土家族社会的血缘认同也是清代重视贞节观的重要社会原因。康熙年间开沙曹氏家族规定:“私通异姓妇女骨血, 介在嫌疑者不录。此一定之例, 不容宽假。”清末同治以后, 推崇贞操达到顶峰。“立贞堂”“崇节堂”等贞节牌坊到处设立。妇女为求贞节牌坊和政府表彰, 才导致民间贞洁烈妇越来越多。

经由这样一个历史的演变, 贞操观逐渐在中国传统女性心中确立, 并内化为自觉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如欧洲那样穿在妇女身上用细铁制成紧身塔和贞节带, 但是在边远山村不贞者遭受严酷的肉体刑罚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妇女的命运, 到嫁人以后, 就再也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对男子而言, 贞操却轻如鸿毛。一夫多妻制, “七出”休妻制, 都是对单方面男性有利而无视妇女的正当权益。

四、扭曲的女性道德评价观——“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子无才便是德, 是剥夺女性受教育权利的一种行为。实质是为了维护父权社会的统治秩序。因为妇女懂得知识后就会意识到自己的不平等地位, 这对父权统治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所以将“无德”定位一种道德标准, 其实是在掩盖实质上男女的不平等。

历代儒学家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1.女子有才容易导致不贞。这无疑会撼动封建礼教的根基。明朝元曲四大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在民间广为流传, 家喻户晓。很多人认为莺莺不贞完全在于她能诗会赋, 才貌双全。唐宋以后, 出现了很多诗文造诣很深的女性, 但是她们很多是妓女出身, 这便使很多人将诗文与娼妓联系在一起, 认为女子有才是失德的行为。2.认为女子有才会导致命运多舛。中国自古有云“红颜薄命”, 才华横溢会造成女性命运的悲剧, 于是人们更坚信无才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3.女子多才者被认为不长寿。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仅仅17岁就撒手人寰, 民间故事里很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美女也往往不长寿。人们认为女子才气太高, 往往为上天所不容, 所以早夭。由此可见, 自古以来, 才就不是衡量女性是否有德的标准。[6]

儒家女性伦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 是儒家思想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规范古代妇女的道德行为, 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儒家女性伦理观是完全站在男权主义的立场上, 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它一方面造就了中国女性的善于隐忍、甘于退让。另一方面, 也培养了中国妇女的温柔贤惠、坚强勇敢, 并体现出了古代女性的传统美德和良好修养。

摘要：女性伦理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它是在社会历史阶段的演变中, 对女性提出的具体道德要求的学问。在中国传统社会, 女性伦理观的形成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 其中包含了丰富而系统的女性伦理思想。儒家妇女观的核心思想是男尊女卑。其发轫于先秦时期, 在两汉时期, 董仲舒、班昭等人对妇女应该恪守的道德进行进一步阐述, 使儒家正统妇女观日益强化。唐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发展使其进一步巩固, 明清时期儒家妇女观已经基本成型。儒家妇女观对于维护封建社会稳定、巩固封建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儒家伦理观,男尊女卑,贞操

参考文献

[1]易银珍.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基本内涵[J].中华女子学院院报, 2006 (1) .[1]易银珍.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基本内涵[J].中华女子学院院报, 2006 (1) .

[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432.[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432.

[3]礼记[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214, 468, 96.[3]礼记[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214, 468, 96.

[4]诗经[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177.[4]诗经[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177.

[5]孟子[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88.[5]孟子[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88.

中国传统哲学中生态伦理思想浅析 篇8

1 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

中国哲学在自然万物面前, 始终具有一种博大的胸怀, 具有一种宽容仁厚之心。始终认为自然万物和我们人类一样, 也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因此, 它们的存在和个性也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自然万物乃是平等的伙伴。《论语》说孔子:“子钓而不纲, 弋不射宿。”意思是说, 孔子钓鱼, 不用大网;打猎, 不射还巢和栖息在树上的鸟。这体现了孔子对弱小动物的一种尊重和仁爱。在儒家传统中, 始终是以孔子所代表的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宋代的张载说:“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即, 他人都是我的亲兄弟, 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同类、同伴。北宋的程颢说:“人与天地一物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可见, 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万物, 人类是自然万物中的普通一分子, 而不是雄踞大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尤其是《庄子》一书, 这种对自然万物的平等意识不仅十分明确, 而且十分丰富。《庄子》指出:万物在本质是一样的、平等的, 没有差别的, 大小、彼此、美丑、是非、生死等等莫不如此。“以道观之, 何足贵贱” (《庄子秋水》) , 以大来说, 大海不可谓不大也, 但在天地之间, 它又难以称之为大了;中国不可谓不大也, 但在海内, 就好象“梯米之在大仓”一样, 难以称之为大了。庄子说:“因其所大而大之, 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则万物莫不小。”每一个东西都比它小的东西大, 也都比它大的东西小。所以一切东西都是大的, 也都是小的,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 而大山为小;莫寿于子, 而彭祖为夭。”从上述可看出, 庄子的相对论中蕴含着极为可贵的万物平等意识。庄子这样尊重万物的存在和个性的平等思想在后世也有很强烈的回响。明代吕坤说:“山峙川流, 鸟啼花落, 风清月白, 自是各造其天, 各得其分。我亦然, 彼此无干涉也” (吕坤《呻吟语》) 。自然万物不仅是我们的同类, 而且是我们的朋友与知己, 因为在本质上与我们是同等的, 我们必须尊重其天性。翘首云天, 俯瞰山川, 时而星垂云阔, 月涌江流, 时而鱼出燕斜, 鬼啸猿啼。整个自然界就这样展现在人类的眼前, 或壮采伟丽, 眩人心目, 或幽美奇致, 动人情性。大自然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而且对于培养我们的审美心胸, 对于培养我们的高尚情怀, 对于铸造我们健康人格, 都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这种强烈的生态意识, 这种浓郁的自然情怀,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我们相信, 这种宝贵的精神资源, 不仅将继续嘉惠中华民族, 而且必将融入世界文明潮流, 成为整个人类谋求进步、和平、发展的不朽智慧。

2 惜生、爱生的生态伦理准则

中国古代对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伦理思想具有普遍的认同。儒、道、佛都有惜生、爱生的慈善情怀。仁爱万物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重要准则。儒家思想不仅提倡“仁者爱人”, 而且认为对待天地万物也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孔子认为, “伐一木,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 表达了他对万物所持的善待态度。孟子对仁爱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 “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梁惠王上》) 。汉代的董仲舒更是明确地把道德关怀从人的领域扩展到自然界, 他说:“质于爱民, 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 奚足矣谓仁?” (《春秋繁露·仁义》) 儒家伦理从爱人到爱物, 天不违人, 人不违天,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张, 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爱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道家虽然没有提出专门的保护动物的伦理思想, 但它也反对“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肉食与方便”的自然目的论思想, 认为“天地万物, 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 (《列子·说符》)

3 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观

天人合一即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 亦即认为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关系, 而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所谓合一即指对立的统一, 即两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道各家所共有之, 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道家创始人老子有句名言:“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老子》第25章) , 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 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行为的基本依归。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也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顺应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 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 也以“仁”待物, 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礼记·中庸》说:“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这都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汉代董仲舒讲天人合一, 宣扬“人副天数”陷于牵强附会。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四字, 在其所著的《西铭》中, 他以形象的语言宣示天人合一的原则:“乾称父, 坤称母, 予兹藐焉, 乃混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这是说, 天地犹如父母, 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 都是由气所构成的, 气的本性也就是人与万物的本性, 人民都是我的兄弟, 万物都是我的朋友。可见, “天人合一”在中国由来己久, 并主要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合一。即人可以认识自然, 合理地利用自然, 但不应该破坏自然, 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强调人类要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 与自然友好相处, 反对“物畜而制之”, 征服自然, 以免失去大自然这个朋友, 正如我国季羡林先生所言:“天人合一”, “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显著的区别之一。”[1]

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正确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不仅关系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而且也关系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因如此,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无论是对于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还是对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然而, 一个时期以来, 我们许多人却忘记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以征服自然为目的, 以科学技术为手段, 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动力, 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使我国的资源浪费、生态失衡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如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测算: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 G D P增长了十多倍, 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五十多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是没有在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也就是说, 我们的经济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物质资源的高消耗而取得的。另外, 还有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环境污染、物种减少、城市缺水等一系列问题。用恩格斯所告诫的话讲:“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会报复我们”[2]可喜的是, 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 搞好资源, 能源节约, 保护环境, 实现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努力方向。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也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伟大思想的回归和生命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人生絮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114, 147.[1]季羡林.人生絮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114, 147.

中国传统文化与会计伦理教育探析 篇9

当前.会计信息失真成为会计领域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大众对各种中小企业、上市公司甚至国家政府部门公布的经济数据表达了普遍的困惑和怀疑。加强会计人员的伦理教育应从在校大学生抓起,会计伦理教育应作为潜在会计从业者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传统文化所蕴藏的人文精神,对于会计伦理教育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百行以德为首”,道德是人所有的品行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当前,受各种原因的影响,我国会计领域出现了会计造假,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会计行为人道德意识淡薄、道德意志薄弱,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等不良现象。由于会计活动及其活动结果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不仅影响了会计执业者的声誉,也严重破坏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行产生了重大干扰。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从教育的层面看,教育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忽视是一个重要诱因。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并把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作为当前我国文化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之一。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教育的角度,对会计人员或未来会计从业者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进行反思,是加强会计伦理道德规范建设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会计伦理失范的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中国通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道德失范问题却日益成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不吻合的一种不和谐现象。可以说,重塑道德伦理规范对于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会计领域,从业人员对会计伦理的理解程度总体不高,会计从业人员对自己的职业信心不足,会计造假现象严重,会计人员缺乏独立性,一部分人对会计造假现象麻木、认同,缺乏会计职业道德意识。

这种现象是社会道德失范问题在会计领域的突出反映。随着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逐渐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炫耀性消费、即时性消费、奢侈品消费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代人逐渐呈现出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认为的“单面人”的特征,只知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只是被动接受而没有主动创造。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简单地把市场经济等同于“一切向钱看”的经济,进而出现了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社会道德败坏和沦丧的不良现象。社会道德和文化息息相关,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反映出当代中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有断层,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一些好的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弘扬和继承。很长时间以来,在反思过去的同时,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偏激否定的态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传统道德的文化基础,导致人与人关系冷漠、民族虚无主义泛滥。可以说,社会领域出现社会道德责任感下降、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现象,不仅仅是人们的精神空虚,更是缺乏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引领。从这个层面看,会计伦理失范的原因,最重要和关键的就是要在传统文化中找寻伦理道德命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会计伦理教育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从身体上、心灵上关注着人与人的价值,还理智地关注着人与自然及社会,并以道德伦理的形式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道德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正是这一人文精神引领着中华民族,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和优良的民族传统。如张立文认为:“中华和合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包涵差异与和生,存相与式能、冲突与融合、汰劣与择优、烦恼与和乐等五大义蕴,进而指出和合人文精神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等五大原理应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原理和最高价值。”

传统文化是我国重要的会计环境,在会计伦理的建设过程中照搬西方模式而回避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现实的。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经典的伦理文化,对于会计职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如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仁义、诚实守信、实事求是、公而忘私等等,都被运用到会计职业,理应成为会计从业人员的高尚品质和自觉追求。

如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儒家要求人们返省内求,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目的在于强调互相为对方承担责任和义务。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并推人及于万物。仁表达的意向具有群体性:道德伦理,亲善、和谐、爱人。所谓“博爱之仁”,即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用“仁”这个基本范畴将其他的道德规范统率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道家反对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作为统治者一定要“少私寡欲”,为百姓着想,“以百姓心为心”。用这些思想来审视会计伦理的“九个层次”,即“伦理意识、伦理规范、伦理活动;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与自身之间的伦理关系;既往伦理、现世伦理、理想伦理”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仁爱”和“兼相爱”思想,对于建构会计道德教育、会计道德评价等会计伦理的实施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再如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也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儒家主张“民无信不立”的诚信观以及“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观,主张诚信不仅是立人之本,而且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诚信”更是会计行业的立身之本,是会计工作的命脉和灵魂。对于会计人员来说,在工作中要以诚待人,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数据要真实、正确,同时要严密保守因工作关系获取的机密,这些都需要树立“诚信”意识。要解决会计诚信缺失的问题,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加强会计诚信教育。因此,用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加强会计伦理教育,对于大力营造市场诚信道德文化环境,提高会计人员的自觉守信意识,弘扬以诚实守信为荣、假冒欺骗为耻的道德观念,确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会计伦理道德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先秦诸子中的法家主张通过法律抑制人们的私心,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在会计伦理教育中加强法制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灌输在校大学生既遵守道德约束,又敬畏法律和制度的潜意识。

三、在会计伦理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传统文化缺失是造成会计伦理失范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会计伦理建设就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同时,传统文化也为会计伦理教育提供了内涵深厚、历久弥新的人文精神,理应成为会计伦理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营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氛围

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要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树立会计伦理意识的重要基础和社会环境。道德认同的发生和完成离不开一定的道德环境,良好的道德环境有利于道德主体进行道德认同。“物欲的膨胀、精神的匮乏和人情的淡漠,使现代人在现实社会中迷失自我,当前中国的人文精神正面临失落的境地。因此,关注人本身、实现人文精神的回归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会计伦理意识的树立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要将传统文化的精华自然地融入校园文化的各个构成环节之中,提升校园文化品位,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使学生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浓郁的校园人文氛围中感悟人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内化为自己的人文精神,进而树立良好的会计伦理道德。

(二)把传统文化作为重要教育内容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会计类专业教学,仍然存在伦理道德教育与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教育相分离的现象,会计伦理道德教育课程建设相对薄弱。因此,要把品行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中,改进和完善会计职业道德内容和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科学、合理、优秀的教育资源,充实会计职业伦理教育课程教学。既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善、诚信、仁爱和德教为先的价值观都是构建会计伦理结构的重要伦理资源,也要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如有人认为“儒家‘私德至上’的伦理观念是导致我国会计伦理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通过教育,以适当的方式或现实案例让学生能够正确运用感悟和理解传统道德思想,不断提高道德反映灵敏度,进一步强化良好的道德品行。“只要有社会生活,就有道德规范,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就要有道德规范的认同。”挖掘传统文化,把其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社会的道德认同感。

(三)不断完善教育教学形式

道德教育作为一种价值教育,是一种价值劝说和引导,人们对道德行为准则和评价标准的接受,不仅需要个体的思虑、选择,更需要个体的自觉接受。因此,会计伦理教育不能靠单纯的说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挖掘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和定义的阐释。要采取多种教育教学形式,使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和会计伦理教育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教学方法上,应采用以案例为主的方式,不断挖掘和丰富会计领域缺失传统文化的表现案例,通过典型案例来解释会计行业中的伦理原理。在理论教育中,采用音像、声音、图片等教学资源,以学术研讨、小组辩论、参观学习、经验交流等形式,切实增强教育的感染力,让学生通过生动的教学了解会计职业中会计伦理的重要性,了解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选择原则。

传统伦理 篇10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命伦理,生命,当代价值

生命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物质载体, 也是实现人的存在之终极价值的重要依托。作为一个自人类诞生以来便始终存在, 并无时不为人们所关注和思考着的问题, 生命在本质上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标志, 也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对于生命问题的历史追问, 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回顾与总结的层面, 而应该进一步探讨其当代的价值。我们发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以儒释道三大家为代表, 都对生命、生死以及养生等生命伦理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反思, 并且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架构, 为我们深入探讨、分析甚至解决当下社会所遇到的种种人生困惑, 处理好天—人、群—己与身—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对生命价值的追问以

及对生命的珍视, 能启发我们树立起正确理解和对待生命的价值取向

对于生命之定位及其存在价值的追问, 是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始终沉思和讨论的话题。在对人类生命的重视问题上, 儒家就曾提出过“天地之性, 人为贵”和“人有气、有生、有知, 亦且有义, 故最为天下贵也”的观点。道家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则认为人与天地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慈悲为怀、敬重生命的佛家则认为“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并在此基础上将“不杀生”列为“十重禁戒”的首要行为规范。

由上可以看出, 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以儒释道之生命观为基本要义, 他们均认为人的生命最为重要和根本的, 而敬畏生命, 关爱万物则是其首要的立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云:“敦彼行苇, 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 维叶泥泥”。这是运用最为质朴的语言所表达出的我们的祖先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生命永恒, 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包涵着丰富的崇生爱物、生命至上的思想, 对于我们深刻反思当下生活中的生命危机, 重塑生命认同, 追求生命的真谛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当今社会, 随着科技水平的迅猛提升, 全球化经济的触角伸展到了各个角落, 人类的生存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然而, 科技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物欲的急剧膨胀, 使人们的目光越来越聚焦于对身外之物的掠取, 偏离了生命的本真意蕴, 其结果则是物欲遮蔽人们的生命本性, 人们在疲于奔命中沦为身外之物的奴隶, 终日为了追逐财富而忧心忡忡、患得患失, 最终导致了生命的异化。面对这样的现状, 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中对于生命及其内在价值的审视, 将有助于引导人们重新去思索生命的本质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内涵, 以此来引导人们挣脱物欲的枷锁, 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 进而创造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二、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乐观人生、超越生死的根本态度能启发我们更好地解读生命、超越生命的局限

生死问题是人类诞生以来所面对的除生命本质以外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 是关于生命之价值追问的重要议题。儒释道均认为, 人的生和死是自然规律, 是自身所不能左右的。孔子曾说过“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人类既然无法改变肉体生命的存亡, 那么就应该努力通过创造社会价值以及精神上的超越来提升生命的价值。道家则认为在珍视肉体生命的同时, 要以积极而超越的态度对待死亡, 以此来突破生命的有限性, 达成“死而不亡”的人生追求。佛家提出了死生皆苦的观点, 并指出只有摒弃欲念, 正视生死, 由“听闻正法”而“发大菩提心”, 再致“理行结合自度度他”, 最终方能了脱生死轮回, 进入“涅槃”的境界。

在中国历史的视野中, 以儒释道之生死观念为重要内容的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始终坚持从生死问题本身所蕴含的自然主义属性出发, 各自从不同的视角, 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了对生死问题所应坚持的根本原则。其中, 无论是儒家对于“生生不息”之理念的建构, 还是道家对于“死而不亡”之理论的阐释, 抑或佛家对于“涅槃”成佛之境界的倡导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中华先哲们正视生死、豁达人生的理性态度。而这种善于将人们对于生命与人生之理性认知和对于理想生命境界之热切的追求有机整合起来的致思模式及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则使以此为基本内涵的中国传统生死观获得了足以穿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在现代社会, 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 但同时, 人们也往往容易沉溺于眼前的现实利益, 无暇顾及甚至不愿意去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从而陷入更加浅薄和浮躁的境地, 茫然无助。另一方面, 随着人们改造自身和自然能力的提高, 尤其是随着克隆、基因等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 有些人开始幻想能够突破生命的自然规律, 实现肉身不死。面对如此之现状, 为了影响和启发人们清醒认识及把握生死问题的本质, 及时帮助他们扭转耽于物欲、贪生怕死的思想倾向, 从而树立起理性而科学的生死价值观, 切实提升生命的质量, 挖掘中国传统中的乐观人生、超越生死的生命伦理思想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三、中国传统生命伦理中对修养身心, 德性人生的至善追求的思想能启发我们感悟和建设美好的和谐家园

修身养性, 求真保全是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环节。儒家强调在“不怨天, 不尤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善养吾浩然之气”;他们强调由“尽人之性”而“尽物之性”, 由“尽其心”而“知其性”, 由“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并最终“与天地参”, 实现人类生命与天地自然的融合。道家创始人老子则主张为人处事应“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 努力摒弃物欲诱惑, 做到“致虚极, 守静笃”, 从而达成“深根固祗, 长生久视”的目标。佛家主张从身心、群己和天人的维度来设计个体生命之内心世界的修炼;以“无忆、无念、莫妄”的心态, 超越生死, “见性成佛”;以慈悲之怀普渡众生、感悟佛性, 实现超脱。

任何生命形式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中才能得以存在的, 人类生命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环境便是宇宙自然。自然界之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不仅为一切生命的繁衍生息夯实了基础, 而且还为其进一步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因此, 对于人和其他一切生命体来说, 大自然既是朋友, 更是母亲, 需要我们以感恩之心和伦理之情去梳理自身生命与自然之关系。同时, 需要指出的是, 在宇宙自然中生息化育的生命体之间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是因为, 就本质而言, 大千世界中任何生命体都既是自身的存在, 也是其他生命得以存在的客观需要, 这种利己性与利他性的辩证统一就必然使物种之间的共存共荣和相互制约成为必然。与其他生命相比, 由于独特的理性认知能力和社会属性的存在, 人类拥有更为寥廓和复杂的存在空间, 但其与自然万物以及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休戚与共之关系也是不容质疑的。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 儒释道的养生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显著特色, 他们着眼于个人的身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建构, 希望以此为人类塑造理想的德性人生和德性社会。在这些工作中, 儒家“亲亲”、“仁民”和“爱物”的思想, 道家“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以及佛家“依正一体, 依正不二”的教义无不闪烁着真理的光华, 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当今社会, 人们的物质生活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改善, 随行的则是工具理性的肆意妄为。人们过分迷信科技的万能、片面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 造成现代社会的过度开发和野蛮增长, 最终呈现的是逐渐失衡的生态系统、陆续灭绝的物种和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人们在当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不仅自身生命本体出现物化趋势,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疏远和冷漠,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更使得其生命质量急剧下滑, 痛苦感与无力感蔓延。由此, 我们期望通过对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中修身养性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发挥, 最终建立起人人相亲、各得其乐、天人相契的和谐家园做出有益的探索, 以期为人类实现自身的灵魂救赎。

早在一百多年前, 恩格斯就曾经对人类之生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过形象的说明, 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蕃衍”。作为人类之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性前提和基本载体, 生命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理解生命的本质, 诠释生命的真谛, 树立对于生命问题的正确态度便成为古往今来众多思想家的核心话语。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中关于生命、生死以及养生等问题的理论建构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伦理倾向的集中体现, 也代表了儒、道和佛学思想家们对于生命、道德和人生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在当今我国上下大力贯彻以“以人为本”之理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努力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 认真挖掘并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和致思模式, 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有效增强人们的生命伦理意识, 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提升生命境界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唐思鹏.佛教的生死观[J].国学论衡, 2007, (4) :230-234.

传统伦理 篇11

关键词：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重点内容；主要途径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对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给以了绝对的肯定。因此，对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一 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传统、近代和现代

简单来说，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与封建自然经济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对我国古代社会中存在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分析可发现，其重要是指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中形成的经济结构，被有关学者称之为“古代制度经济伦理思想”。总的来说，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主要由古代宗教经济伦理思想和作为封建经济伦理思想两个部分组成。本文主要阐述和分析的是前者所指的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随着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主张和重视，在经济伦理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不同制度下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主导作用，从而对古代经济伦理带来极大影响，使其生存空间不断缩小。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与民族文化和宗教伦理没有非常大的联系，例如：勤劳节俭、注重根本和严禁浪费等，不只是存在于儒家思想中，在其它学派中同样也存在。在我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中，儒家思想在很多时候都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青睐，从而让人们形成较强的意识形态，以被许多人看作是我国传统济伦理思想。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是从德性主义和整体主义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形态进行评判，主要是以道德礼义至上为主要标准，同时，在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发撒冲突的时候，必须将封建国家、皇帝或宗族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以体现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标准化形态。从实际意义上来说，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是从利益轻重方面、贫富方面和公私利益三个主要层次来体现的具体一点，国家一直都持有干预经济发展的权利，以维持基本的礼制等级，从而使经济管理体系可以得到不断完善。根据我国近代思想史的相关分析和研究来看，在封建统治体制濒临瓦解、新的生产方式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起到的作用是维护封建旧制度，同时压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并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从而为近代经济伦理思想产生和演化提供有利条件。

二、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重点内容

我国传统经济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着较多相像的思想，从而成为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重点内容。首先，在利益观上，注重人情和情义，因此，在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和发展主线上，儒家思想中的义本利末、以义制利，墨家思想中的看中“利”，成为了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的基础保障。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唾弃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的行为，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率与公平等之间的关系，才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后，在公私观点上，儒家思想提出的对每一个都要持有相同的关爱、要仁爱的对待犯过错的人、将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至上等主张，为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奠定了伦理基础，从而形成了“崇尚群体”和注重“整体利益”的传统理念。在当代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经济利益不断追逐、以个人利益为先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是我国经济伦理思想不断发展需要着重考虑的重点。接着，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思想主张，成为了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贫富观主要强调的经济关系是促进社会和谐，反对贫富差距的存在，以实现人人安居乐业的经济发展形态。最后，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强调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持生态系统平衡发展，从而促进人、自然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重要内容是，合理利用各种高科技技术，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尽可能的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以达到环保和节能的目的。

三、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主要途径

现代发展中，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主要途径是，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要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尤其是加大多学科研究、中西方研究力度，以为解决现存的问题提供有效参考依据。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已经融合了经济学、历史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给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提供更多途径。因此，在对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对传统经济发展的形态进行分析、对现代公民理性伦理精神进行研究的同时，需要不断增强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研究意识，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伦理。以“共同富裕”为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主要内容和伦理基础。与此同时，不断加强中外经济伦理思想理论研究，在借鉴西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和文化的同时，将全球经济伦理思想所倡导的“平等公正”和“宽容信任”等，运用到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中，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和现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促进社会生产方式不断更新、完善经济发展体系起到重要作用，从而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双阳.严复经济思想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2.

[2]田瑞星.梁漱溟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3.

[3]王小波.左宗棠伦理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4]朱昆.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西安工业大学，2012.

[5]康哲.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研究[D].西安工业大学，2011.

作者简介：颜程龙，男，（1988.05.06——），河北大学2013级伦理学专业研究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篇12

(一) “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的哲学思维

整体和谐的生态观有着古老的渊源。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代, 哲人就强调要谋求天地人和谐的这种整体的哲学思维。儒家生态观念的基本出发点是“天人合一”。孔子《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 道并齐而不相悖”, 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化看作是相互相成的和谐、平衡运动。孟子把“诚”作为一道德概念, “诚身道, 不明乎善, 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 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 。汉代董仲舒也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合而为一”的, “事各顺於名, 名各顺於。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深名号》) , 并提出“三者相为手足, 不可一也。” (《春秋繁露·立之神》) 儒学在强调“天人合一”的同时, 承认自然界有其自身独立的运行规律。道家思想以“道”为基础强调“天人合一”, 认为这种统一是道、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在道家思想体系中, “道”有多重含义, 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 也是万物运行的规律和人们的行为准则, 因此老子以“道”的概念讲天、地、人组成一个整体, 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本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老子》) , 强调道生万物人天同源。庄子, 则在进一步发挥老子“道”的基础上, 提出了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 即:“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认为人不是自然的主人, 和其他事物一样, 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 古代哲人强调世界整体有机和谐的目的在于刻意追求和谐的人生之道。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所创造的这种整体和谐思想价值理念, 对于重新审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 对当前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全球性生态恶化现象, 是有导向意义的。

(二) 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准则。

中国古代对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伦理思想具有普遍的认同。儒、道、佛都有惜生、爱生的慈善情怀。仁爱万物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重要准则。儒家思想不仅提倡“仁者爱人”, 而且认为对待天地万物也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孔子认为, “伐一木,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 表达了他对万物所持的善待态度。孟子对仁爱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 “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梁惠王上》) 。汉代的董仲舒更是明确地把道德关怀从人的领域扩展到自然界, 他说“质于爱民, 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 奚足矣谓仁?” (《春秋繁露·仁义》) 儒家伦理从爱人到爱物, 天不违人, 人不违天,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张, 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爱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道家虽然没有提出专门的保护动物的伦理思想, 但它也反对“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提供肉食与方便”的自然目的论思想, 认为“天地万物, 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 (《列子·说符》)

(三) 天道与人道的一致、“道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 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古代的持续发展思想以朴素生态学说为基础, 从国计民生及后代人的需要出发, 把发展生产同生物资源保护结合起来。庄子提倡“以鸟养鸟” (《庄子·至乐》) , 是要人们遵循自然法则。其次是恪守生态季节规律, 强调“顺时繁育”和山林川泽“以时禁发”。管子也说:“敬山泽林薮积草, 夫天财之所出, 以时禁发焉” (《管子·立政》) 。在《吕氏春秋·上农》中, 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规定得更为具体, 称为“四时之禁”, 在规定的季节中, 禁止随便进山砍树, 禁止割水草烧灰, 禁止打鸟猎兽, 禁止捕捞鱼鳖。《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记载古代制订的一年四季中保护生态环境的守则。另外, 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十分注意改善环境与保护环境, 不能采用灭绝动物物种的工具和行为。古人历来提倡“仁爱克已”、“勤俭节约”、反对“暴殄天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就属于以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一类活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保护环境者当数黄帝, 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卷一记载, 黄帝“时搏百谷草木, 淳化鸟兽虫蛾, 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 劳勤心力耳目, 节用水火材物”。“俭”是老子推崇的一项重要品德, “俭”就是将人的欲望控制在“自然”范围之内, 以维持生态持续性和自然保护。

(四) 互惠共生, 利用自然

虽然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 人作用于自然的力量仍然是有限的, 但顺应自然、尊崇自然的同时也在注意利用自然。古代人很注重总结土地的自然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改造土地、更好地利用土地。所以在实际生产中, 就用耕耨、施肥、保墒等方法来提高土壤的肥力。《吕氏春秋》说:“地可使肥耨, 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泽, 使苗坚而地隙;人耨此以旱, 使地肥而土缓。”人与土地形成了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 这是一种生态农业, 它与现代机械化的石油农业、滥施化肥农药、破环土壤结构和自然生态平衡是很不同的。《荀子.富国》篇说:“多粪肥田, 农夫众庶之事。”《周礼.草人》对什么样的土壤该施什么样的粪肥, 也有明确的记载。“自然农法”的不施药、不除草, 采用的是以虫治虫、以草除草的古代方法。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就生动地记录了以步行虫治理粘虫的方法。 (《梦溪笔谈》第四三三条) 。中国古代早就种植绿肥的习惯, 绿肥不但是一种有机肥料, 而且是一种有效的除草剂。野草总是与农作物共生的, 但野草腐朽又可以改善土壤, 这在《祀胜之书》里已有明确的阐述。这是真正的利用生态规律———“道法自然”。

然而, 在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中, 人顺应自然、尊崇自然要远远大于改造自然的强度。现代工业文明兴起以来, 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和信心都迅速增加, “人定胜天”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号。然而人类终究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在自己制造的技术圈中, 自然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道法自然”的原则不可违背。中国古代的生态农业观及其生态文化意识是现代的生态文化建设中的智慧源泉。

(五) 渗透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

法制理念—————圣王之制

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仅停留在伦理道德领域, 而且向法制领域延伸和扩展, 形成了渗透生态伦理思想的法制理念, 从而使生态伦理思想深入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 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在《六韬·虎韬》中记载中华民族最早的环境立法, 炎帝 (神农氏) 就颁布了保护生态的禁令“春夏之所生, 不伤不害, 谨修地利, 以成万物, 无夺民之所利, 则民顺其时矣”, 此即“神农之禁”。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 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 毋毒鱼鳖, 置阱罔, 到七月而纵之。百姓犬入禁苑中不追兽及捕兽者, 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 杀之”。《礼记·王制》“五谷不时, 果实未熟, 不粥于市;木不中伐, 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 不粥于市”, 这种将市场的间接管理运用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方法, 在农业文明时代具有比较切实的效果, 在今天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孔子在论述他的治国纲领时出于保护自然资源的考虑, 强调说:“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这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认为是贤明君主的基本国策。董仲舒将自然现象与君王的德行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国君作为一国之主, 对破坏天、地、人这个生态系统负有最大的责任, 并在他所著《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中还列举了做君王的五大过错和“自然之罚”的种种迹象。而且保护自然资源的制度和法令也并没有因朝代的反复更替而废止。作为一个基本上是礼制的国家, 制定自然保护的法令并要求人们遵守, 那么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完善和遵守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

(六) 艺术生态观---田园诗的意境

提倡生态伦理的米克尔在他的《生命的喜剧》一书中认为:文学以人与自然的不同关系氛围三种传统:悲剧、田园诗和喜剧。悲剧英雄处在与自然力的冲突中, 如西西弗、普罗米修斯。西方文明是以悲剧发展起来的, 最终发展为掠夺自然环境辩护的“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界的胜利是这种文化的目标。而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则与西方文学恰好相反, 田园诗精神是它的主流, 在田园诗精神的基础上展开其人文道德理想。《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集, 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它的第一篇《关雎》“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以河滩上的鸳鸯作起兴来歌唱男女爱情, 整个是个洋溢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从庄子开始, 道家的艺术观把自然之美作为美的最高境界, 这种审美观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影响更为深远。东晋陶渊明是最杰出的代表。“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诗》第五) , 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在山月、清江的描写中抒发出对友人的想念。陆游的诗:“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夜半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 唤起蛙声一片。”大自然的蝉鸣、蛙鸣、鸟叫与人类丰收的喜悦心情相映成趣, 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幸福是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学艺术总的田园诗精神, 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方面。它可以进到青少年去感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热爱生活, 从而热爱自己的生存环境, 这些都是现代生态文化建设应该努力发掘的。

虽然,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 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引导学生时, 也要让他们搞清楚:第一, 对于其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既要有宏观眼光从整体上准确地把握其精义, 又要对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复杂内容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第二, 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要作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要肯定它是对世界本来面貌的某种真实的反映, 同时也要指出缺乏分析思维的笼统和模糊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 要正确地认识和宣传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不要把它与分析思维、现代科技发展绝对对立起来, 而是要把二者统一起来, 以发展现代科技为手段, 创造更美好的“人化自然”, 争取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高级境界, 帮助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文明思维, 树立生态文明观, 从而较好地理解和践行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