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伦理（精选7篇）
语言伦理 篇1
对于受试者为人类的各种数据收集, 测试, 分析等研究活动, 国际上早就从伦理学, 即人道主义的角度做出了规范和要求。尤其是医学实验, 但是是否这一做法也同样在我们国内的语言学研究中有所考虑呢?首先回顾一下美国人类受试者使用的历史, 以及他们的通行做法。其次, 以一项具体的语言学测试为例, 分析美国大学IRB制度如何对人类受试者保护和对试验组织者进行约束的。最后, 作者结合国内语言学研究中缺乏伦理考虑的现实, 提出一些建议和改进方法, 促进语言学测试的发展和完善。
1 美国学术研究中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审查制度 (IRB) 发展历史
保护研究中人类受试者的原则始于1979年的贝尔蒙特报告。该报告是应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部长的要求, 由国家委员会以更好保护生物医疗和人类行为的研究中人类受试者权益而起草的。该报告确定了“在涉及人类的研究活动的核心伦理三原则:尊重, 有益和公正。”这三项原则确立了研究活动的基础, 包括在知情同意, 尊重隐私和保密, 风险和利益评价等在内的指导原则。而在此之前的历史教训最终促成了美国现行的各项审查制度和管理规定。
1.1 纽伦堡法典
历史一再证明由于没有适当的法律约束, 没有严格的管理审查制度, 在很多涉及人类受试的科学研究中, 人类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最严重的例子, 二战时期纳粹分子在集中营所作的针对人体的医学实验罪行。1946年12月纽伦堡审判对参与医学实验的23位德国生物学家和管理者做出了审判。在1947年8月的审判书中提到了关于人类受试的有关原则, 后来成为国际公认的, 指导以人类为受试各种试验研究的“纽伦堡法典”。
1.2 Tuskegee 梅毒研究
美国公共卫生部1932年开始Tuskegee梅毒研究, 目的在于确定慢性梅毒的损伤中哪些感染引起, 哪些是由治疗引起。在1932年, 研究是合法的, 因为那时梅毒的治疗需要重金属如砷、铋、汞。1945年, 青霉素广泛应用。众所周知, 青霉素是治疗梅毒既安全又有效的药物。所以如果在1945年后继续Tuskegee试验就违背了行善原则。但是, 直到1971年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调查记者揭露出此事, 试验才停止下来。而试验时400名被试黑人中竟有200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为控制组来研究的。直到今天, 美国联邦政府还在为那些试验中的幸存者或家属做出补偿。
1.3 犹太人慢性病住院治疗研究
1963年, 美国纽约犹太人慢性病治疗医院开始研究旨在了解是否因为患有癌症或虚弱, 人类身体没有能力抵抗癌细胞。先前的实验表明健康人可以立刻抵抗癌细胞, 但是研究者们认为虚弱的病人也会拒绝癌细胞入侵, 但以相比健康人更慢的速度做出抵抗。这项研究要对各类慢性的身体虚弱病人注射外部的, 存活的癌细胞。实验只是口头得到了被试同意, 研究者按照惯例没有签署同意书。而且被试也没有被告知他们将被注射癌细胞, 研究者认为没有必要惊吓被试者, 因为他们认为健康人类一定有能力抵抗癌细胞的。后来负责该项研究的研究人员被认定为有罪。
以上事件最终促成了美国关于涉及人类受试的各种试验中, 研究者应当遵守的指导原则。在1953年, 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在联合国51个国家通过纽伦堡法典, 及人权宣言后通过了保护人类受试权益的首个联邦政策, 这成为美国IRB制度运行的开端。
2 具体研究实例来看美国大学IRB制度的运行过程
笔者协助一位研究者于2006年4月开始进行一项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拒绝语中的语用迁移”。其中的研究设计采用了补全对话测试DCT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 选取的12个问题均需要由美国大学生和中国大学生分别来完成。为此笔者联系了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 协助组织50名美国大学生完成问卷测试。按照我们在国内的研究习惯, 研究者会请任课教师组织学生回答问卷, 有时候我们会为学生提供一定报酬或礼品。当然作为被试的学生, 我们很少从心理影响的角度去考虑测试是否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 当研究者联系美国MTSU大学的时候, 该校一名教授通知我们, 研究者邀请该校学生参与任何研究活动必须经学校IRB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即组织审查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和同意, 确保研究不会对被试产生负面影响或伤害, 才可以开展具体的研究工作。所以研究流程如图1:
图1反映了美国普通高校对于一项涉及学生 (人类) 受试的申报、审批和反馈过程。通过这一过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美国大学对于科学研究的严格程度, 尤其是在研究者从事的研究会涉及人类受试的时候, IRB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较好的规约了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和研究伦理。
3 国内学术研究中伦理考虑的现状
在我国伦理学与具体学科研究的结合突出表现在医学实验上, 因此成为医学研究道德或生命伦理学。2000年3月我国卫生部成立了“医学伦理学专家委员会”, 就重要医学伦理问题向卫生部提出咨询建议作为决策基础。2002年2月27日-3月1日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CIOMS) 举行专家会议讨论修改1993年制订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2007年1月卫生部颁布《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试行) 》, 在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的网站上, 已经有中国各地方的医疗或研究机构注册成为委员会 (IRB) 159家和组织 (IROG) 147家。
但是在国内很多研究机构和院校在涉及人类为受试对象时, 仍然缺乏一套审查监管机制。而语言学研究更多的情况下是以学习者, 人类受试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设计是否对受试而言做到了知情同意, 有益和公正呢?这一点仍然值得商榷。在大学研究机构中是否也同样有研究审查机构呢?尤其是对于涉及人类受试的研究活动是否应该不仅从医学或生理的角度考虑, 还要考虑受试的心理影响呢?
4 美国IRB制度对国内语言学研究活动的启示
我国科学研究界在涉及人类受试的研究活动中, 有关伦理学的考虑多限于医学研究活动/或称之为生命伦理的范畴。我们不妨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 设立IRB制度, 以便更好的保护人类受试者的权益, 保证科学实验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1) 大学或研究机构成立专门的研究活动审查委员会
2) 联合地方医学伦理委员会, 制定各种监管措施
3) 宣传科学试验中的伦理要求, 涉及人类受试的研究活动都必须严格经过审查。采取教育- 研究许可- 研究总结报告等模式, 保障受试者的权益。
综上所述, 本文通过对美国医学伦理以及IRB制度的发展进行回顾, 并结合一项语言学实际研究的过程, 分析了涉及人类受试的科学研究如何更好地履行研究者的职业道德, 保护和尊重受试的知情同意、受益和公正对待的权益。在此, 希望更多的伦理学者能关注研究过程中的生命伦理问题。
参考文献
[1]李一平.“关于道德的多元化”, 医学与哲学1997 (8) .
[2]恩格哈尔特.生命伦理学的基础, 范瑞平译, 湖南科技出版社, 1996:75-77.
[3]许志伟, "面对科技, 生命何以自处".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9 (2) .
[4]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 The Nuremberg Code[Z].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Military Tribunal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110, Vol.2, Nuremberg, October 1946 2 April 1949,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p181, 182.
[5]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MA) The Declaration ofHelsinki[Z].Ethical Principles for Medical ResearchInvolving Human Subjects (www1wma1net/e/policy/pdf/17c1pdf) .
[6]http://www.mtsu.edu/~irb/.
[7]http://cme.cancer.gov/clinicaltrials/learning/human-participant-protections.asp.
语言伦理 篇2
1 教育应关注道德的品塑功能,建立个体性与共性相结合的道德教育体系
道德教育,不只是要使人们懂得是非荣辱,而是要将外在的他律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律信念,形成人的内在道德品质。如果说,人们运用社会道德评价的褒惩作为对医务人员个体道德的外在调节的话,那道德教育即以滋溉的方式在一个人道德观念形成的内在约束和调节上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道德品质是道德人格的核心和思想,道德人格是道德品质的外在显观,而道德教育的作用就表现为它能够提升个体人的道德品质。
1.1 要在教育理念上树立“人性丰满”的教育
古人云:“积善成德”,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如《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阐述的一样,它是一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提高过程。
教育能使人走出蒙昧、走向智慧,从而成长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凡科学都需与人性相通,都应把人作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医学尤甚。医生作为医学科学的践行者,理应人性丰满,因此要在基础教育中树立“人性丰满”的教育理念,使人认识人性、完善生命、体验生活、提炼德性。医务人员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医务工作者。访谈中,有医生提到,“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应多点时间生活,学会生活的人才可能理解人的内心。比如,患者可能会问一些饮食禁忌,但不经常做饭的大夫,对此问题的理解就可能不太深刻。”医务工作者只有对人生的酸甜疾苦有鲜活的体验和认识,对生命有基本的尊重和敬畏,才会对自己的同胞产生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患者是“人”,而不是“器”,他们需要获得最起码的尊重与关怀,而人性丰满的医生则会关注心灵、洞悉人性,对待患者的真情和善意也会在其言行举止中自然流露。
1.2 要在医学院校的教育中注重“医学人文”的教育
医乃仁术,医德与医术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故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对医术的培养同等重要。1999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IME),着手制定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将其分为7个宏观的教学结果及能力领域,其中就包括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职业道德等方面,并明确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1]2001年,《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01-2015)》提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完善医学教育体系,“要在医学教育中把医德与医术的培养结合起来,加强综合素质培养”;[2]2008年教育部、卫生部《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提出三大目标:即为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目标、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3]2009年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若干意见》提出了“医学教育,德育为先。要将德育和职业素质培养列为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4]但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注重的是知识的灌输和意识形态的掌控,而相对忽视了人格品德、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研究表明,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存在重专业轻人文,人文教育内容薄弱,教育形式单一,评价标准单一等现象。这使得部分医学生人文知识缺乏、人文精神缺失,思维模式简单。[5]此次访谈中,部分医生和患者也认为医学教育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培养医者关怀心的人文课程,导致有些医务人员缺乏关怀心,对患者的担忧、焦虑与痛苦不闻不问。
注:很好=5分,较好=4分,一般=3分,较差=2分,很差=1分
注:很好=5分,较好=4分,一般=3分,较差=2分,很差=1分
因此,医学院校在提升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应注重对其“医学人文”的教育。此阶段的人文教育不仅要结合医学职业的特点更需要关注培养的内容和方法,使其理念能够深入人心,内化为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信念。如台湾慈济大学开设的解剖课程即是将“敬畏生命”的教育与医学解剖技能的教学有机结合。解剖教学所用的尸体被尊称为“无语良师”、“大体老师”,学生事先了解“大体老师”的生平事迹并为其制作简介,课程开始前开追思会,课程结束时缝合尸体并火化,记述与“大体老师”相处的学习心得等,这一教学过程使学生学到的不仅是人体解剖的知识技能,更多的是领悟到做人的根本和为医的基础,即对生命的尊重。
1.3 要在医院的环境中秉持“职业终身”的教育
医务人员的职场语言其内涵以医德修养为支撑,外在以礼仪规范为显现,需要表里如一,内外兼修。而医德修养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医院作为医患关系产生的地方及医务人员的工作场所,理应承担对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培养,以便为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创造良好的环境。医院对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培养一方面应加强人文环境的建设。医院的人文环境、氛围对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的提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医德名言、警示语,道德模范人物的塑造,医院内刊报纸的宣传以及促进人文精神建设的活动等,对于身处该环境中的医务人员都是对其心灵的熏陶与净化。另一方面,应形成尊重医者和患者的氛围。[6]医院管理者应从实践层面主动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将医院上下级关系中、医际关系中的良好氛围推及至医患之间。本次调查中,有79.8%的医务人员(即393人)表示直接上级对自己的关怀和体恤情况很好或较好,总评价得分为4.25,分值较高,说明他们感觉上级对他们的关怀或体恤情况较好。对同事间人际关系评价为“很好”和“较好”共有458人,占到了总数的93.1%,没有人认为同事间人际关系“较差”或“很差”。总评价得分为4.41,分值较高,说明当前医际关系合作友好。见表1-4。在这种和谐的工作氛围下,医务人员应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为患者提供舒适、和谐、愉快的人际环境,以产生良好的心理支持,为医患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打下基础。
2 医院应关注道德的表达功能,注重“习惯成自然”的职场道德语言的养成
一种道德语言在特定的情感场合中长期的多次使用,使它们日益形成或褒或贬、或抑或扬的道德氛围。对医务人员来说,这些语言的使用,一开始是他律的,但慢慢的在使用中被承认和接受;而后受到语言规则的巩固,习惯成为自然。
医院应关注道德的表达功能,营造出温暖的、和谐的语言交流氛围。当前,医院在文化建设上,较多地关注物质文化即“硬件”建设,对于语言方式文化中的“软件”即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细节文化关注不够。正如2011年1月陈竺部长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十二五’期间,国民健康问题更加复杂,居民医疗保健需求更加多样化,对卫生服务的要求更高、更敏感。……医疗卫生发展仍不同程度存在重治疗、轻预防,重规模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轻精细化管理和机制转换,重技术服务、轻人文建设等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必须优先解决。”医院应该从关注病床、设备和道德规范的制定转变为对医务人员人文素质的培养,关注医患沟通中医务人员的语言和身姿语所承载的道德功能,注重其良好语言习惯的培养。本次调查数据表明,医务人员近两年内分别有71.1%和59.5%的人接受过言语和肢体语言沟通的培训,均为1~2次。其中,言语沟通的培训较多,并且护理人员接受到的培训均比临床医生多。如表5-6所示。
注:经秩和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H=28.922,P=0.000<0.05
注:医方缺失4份,患方缺失4份
由此可见,医务人员职业道德语言的培养应引起重视。医务人员的医德行为是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其道德语言习惯的养成,需要医院提供良好的培养,加上道德规范、语言规则的强化,使其转化为一种自觉行为,形成一种“习惯成自然”的语言交往方式。
3 媒体应关注道德的激发功能,明晓语境中的“善”的道德术语与心理支持之间的联系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当中,都不是孤立的,都要与他人发生联系和关系,医务人员亦是如此。在医务人员的职场生活中,必然要受到社会舆论和他人评价的影响,从而会在“善”的语境中与个人心理赞成之间或在“恶”的语境中与个人心理厌恶之间产生一种比较稳定的联系。这是因为,道德判断不仅具有表达判断者情感的功能,而且具有引起、改变接受判断者的情感、态度的功能。媒体要知道“道德判断”的情感作用,实际上,媒体表达“某某是白衣天使”或者表达“医务人员都成为白衣天使该有多好啊!”等等道德评价和愿望时不仅仅是在作陈述,而是在表达一种愿望,它能够起到影响接受者道德情感的作用。如果医务人员听到的总是指责,就会产生道德的负面情绪,使医患关系更加对立。从学理上说,伦理学注重道德情感上的“引导”,而不是靠命令让人们改变态度或者产生相应的情感。
3.1 应以积极正面的宣传引导医者从“善”如流
一方面应树立典型,重视对道德楷模的宣传。医德理想人格是医务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典范,古往今来,医疗界内的道德楷模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务人员。树立榜样人物,以激发医务人员的敬慕、向往之心和学习热情,用具体的事迹感染他们,这些完美的人格会激发起人内心的信念,以支持其不断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言行。
另一方面,要不吝褒奖,注重报道辛勤工作的医务人员形象,关注医务人员的心理,给平凡岗位上的医务人员一些关怀和理解。城市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的医务人员承担着“高风险、高负荷、高压力”的诊疗工作。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是他们的普遍状态。尽管如此,大部分医务人员仍几十年如一日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可以说,医疗行业相对于其它行业,更需要奉献精神。因此,媒体应对医务人员工作中的辛劳与付出多一些肯定,对其面对患者时在所难免的语气“平淡”、“无奈”多一些体谅和包容。舆论多一些善意的评价,医务人员的内心将多一份坚持的力量。
3.2 应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增进患者对医者的理解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要求日益增高,同时患者的维权意识也日益增强,医疗一旦出现不良结果,往往就会引起关注和究因。访谈中我们发现,部分患者持有“无论治疗结果怎样,医生都应该承担责任”、“去医院就是为了治好病,医生同意治就应该治好”的观点,而问卷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医生自感压力很大,这些压力主要是来自“医疗风险高”和“患者要求高”。而社会对于医务人员医德的评价常常会受治疗结果的影响,一旦出现不良结果,患者首先倾向于怀疑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和关怀心。此时,如果媒体的报道不真实、不客观,往往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加深社会对医务人员的误解和不信任。医学是一门探索性、不断进步发展的科学。旧的疾病被攻克,新的疾病又会出现,要求医生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康复如初,显然是不科学的。治疗效果是受多方因素影响的,如:医学科学本身的局限性,患者个体体质的差异,病情的严重程度,医院的技术水平等。治疗效果不佳往往不是因医务人员责任心缺失导致的。因此媒体在报到时应充分了解事实,尊重事实,全面、客观地报道事情的发展及原因,让社会了解医学的无奈,让人们用宽容心态看待医学。就像一位医生所表达的那样“要让患者感觉到医生的责任心,媒体首先不能误导患者,不能宣传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不能有太多负面报道,对于医务人员的惩罚应尽量限于行业内部”,媒体对于医疗界的“批评性的报道要以事实为依据”“应该考虑到其报道的后果及影响,注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多侧面、多角度、多变量出发,善始善终,负责任地做好后续报道。”[7]
3.3 应为医患交往营造“善”的氛围,促使医患双方建立尊重与信任
医患信任危机是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表现。调查发现,只有7.6%的医方和8.5%的患方认为当前的医患关系是“信托关系”,而问及“希望医患间是什么关系”时,分别有41.2%的医方和30.0%的患方都希望医患间是一种信任托付的关系。如表7所示。
城市医院中医患交往是在一种“陌生人”环境中开始的,医生对将要诊治的患者的家庭、职业、病史、性格等都不知晓,患者对将要托付健康的医生也基本没有了解。医患双方交往的情感基础只是来源于一种抽象的对于医患关系的整体印象和感知,而这种印象和感知主要还是来自社会的舆论氛围,它对于医患间的语言交往有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舆论对于医患信任感的建立负有重任,信任和尊重是交往的基础,医患间美好道德关系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医德教育的基点是他律,它主要是抓认识,解决“知”的问题;而医德认识需要内化为道德品质才能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因此还需要医务人员主动修炼,通过实践、思考,将外在他律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说,医德的践行需要医务人员的自律起作用,在自我教育、自我评价中提升语言修养,促成其道德语言由实然、适然到应然的转变。让语言在医务人员的知行合一中展现出独特的道德魅力,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奠定坚实的道德情感基础。
摘要：通过对医务职场语言所处的道德环境及凸显的伦理问题的分析,积极探索关于构建医患良好道德关系的伦理对策:一是从道德教育层面,关注道德的品塑功能,建立个体性与共性相结合的道德教育体系。包括树立“人性丰满”的教育,注重“医学人文”的教育,秉持“职业终身”的教育;二是从道德习惯的培养上,医院应关注道德的表达功能,注重“习惯成自然”的职场道德语言的养成。三是从舆论评价上,媒体应为医患交往营造“善”的氛围,促使医患双方建立尊重与信任。
关键词：医患关系,实地调查,医务职场语言,伦理对策
参考文献
[1]王亚峰,霍修鲁.医生的困惑与反思——医患沟通与人性化服务[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
[2]卫生部、教育部.卫科教发[2001]212号.关于印发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通知[S],北京:卫生部、教育部,2001.
[3]教育部,卫生部.教高[2008]9号.关于印发《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的通知[S].北京:教育部、卫生部.
[4]教育部.教高[2009]4号,卫生部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S].北京:教育部.
[5]王贵勤.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9.
[6]黄冬云.医院医务人员人文素质建设思考[J].中外医疗,2010(27):33-134.
食品安全伦理风险与伦理决策分析 篇3
一、食品安全风险和风险评估
就风险而言, 由于人们关注的视角不同, 对其所作的阐释也不尽相同。Covello和Merkhofer (1994) 把风险定义为“不良后果的可能性, 发生的不确定性, 时间的先后安排, 不良后果的严重性”。美国项目管理学会 (PMI) 对风险的定义是“正面或负面影响项目内容的不确定事件或条件”, 选择性风险被描述成“一个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并对实现目标的不利影响”。食品危害是指食品中可能导致对健康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者物理因素或状态, 食品安全风险可定义为“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的概率和这种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 由此导致的食品危害的一个函数” (EC, 1997) 。以转基因食品为例, 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主要是由于科学认识的局限造成的对技术后果的不可预知性, 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对人体或者环境带来危害。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风险分析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 通过对影响食品安全质量的各种生物、物理和化学危害进行评估, 对风险特征进行定性或定量描述, 在参考各种相关因素后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措施, 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交流的过程, 以保证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方面处于可接受的水平。风险分析包括三部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风险评估是理解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的后果的科学。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分析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也是食品安全今后工作的重点。欧盟委员会确定风险评估由四部分组成: (1) 危害识别:识别可能产生对健康不利并且可能存在于某种或某类特别食品中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 (2) 危害描述:对与食品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有关的健康不良效果的性质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 (3) 暴露评估:对于通过食品的可能摄入和其他有关途径暴露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对于短期急性暴露和长期慢性暴露是不同的。对于急性暴露 (如病原菌) 引起敏感人群疾病的病原菌水平这一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慢性危害, 如可能引起积累损害的, 寿命平均暴露是重要的。 (4) 风险描述:基于上述三个方面和危害有关的风险评估, 其中包括伴随的不确定性。
风险管理是按照风险评估的结果, 对被选政策进行权衡, 实施适当控制风险的政策选择机制, 必须以科学为基础, 以食品安全目标为决策依据。风险管理的首要目标是通过选择和实施适当的措施, 尽可能有效地控制食品风险, 从而保障公众健康。Sobyetal (1993) 开发了一种风险管理循环模型, 通过风险沟通研究其相关关系, 主要集中在与食品相关的风险。这个模型认识到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 包括每一阶段的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被发现和被承认的那些公众需要。风险管理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风险评价、风险管理选择评估、执行管理决定、以及监控和审查。风险管理措施包括制定最高限量、制定食品标签标准、实施公众教育计划、通过使用其它物质或者改善农业或生产规范以减少某些化学物质的使用等。
风险沟通被定义为“在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经理人、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风险的信息和观点的互动交流。风险水平的有效沟通对于食物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使食品安全信息通过一定的方式在整个供应链中传递, 尤其是消费者, 以便使消费者在购买食物时能做出有效信息的决定 (Manning and Baines, 2004a) 。有效沟通原则既要求能提供清晰的信息又要求与所提供的信息有关的交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的进步, 在科技理性不断发展的同时, 人的自身价值也不断受到重视, 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科技理性与以人的价值和尊严维护为核心的价值理性,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是人类理性的重要内容。在人文主义的视野里, 科学知识尽管逻辑严密、系统有序, 但它并不能给人以思想和价值的判断, 科学只能助长人的趋利性与工具性。过分强调科技理性或价值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 这种分离不仅会带来两种文化主体的知识缺失, 还可能产生伦理风险。
伦理风险 (也称道德风险) 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伦理范畴的概念, 一般是指自利的个人或组织受某种因素的引诱, 违反有关诚实、维护公众利益等一般道德准则所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 诸如伦理关系失调、社会失序、机制失控、人们行为失范、心理失衡等等, 是人类为获得“道德合法性”或“存在正当性”的不确定性要素和事件的组合。一旦产生上述负效应, 将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环境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不会遭受社会惩罚。可以这么说, 只要市场经济存在, 伦理风险就不可避免。
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是指在食品安全的决策与运行中, 有关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 由于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可能使食品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方面产生不确定事件或条件, 未受伦理的约束而使食品产生危害社会等伦理负效应的可能性。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研究突破了传统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科学———技术”的研究模式, 为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提供了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一个新的视野和决策焦点。2002年在南部非洲发生了转基因食品援助危机, 一些国家出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允许接受转基因食品援助, 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建议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全盘评估, 并扩大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估, 使之包括对社会、文化和伦理方面的考虑。这说明国际社会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已注重考虑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
伦理与道德风险评估与以科技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是完全不同的活动, 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以认知为主导, 以事实判断为核心;伦理与道德评估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评估, 以人的价值为主导。在这种价值理性的思维视角之下, 以人的价值完善为向度, 给人以思想和价值判断的尺度, 对行为主体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进行成败得失的判断。Slovic (2000) 认为对风险的感知和接受根源于社会和文化因素, 食品安全伦理评估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综合性。Nestle (2003) 认为安全食品是“一个不超过可接受风险的水平, 并且可以被基于科学或者是基于价值的风险评估的商品。”她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不仅仅指健康问题, 也可以是“以生理、文化和社会因素为基础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立场”。
以科学为基础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通过计算分析住院治疗、死亡等疾病严重程度, 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降低风险成本, 是一种针对成本与收益的平衡风险。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评估主要评价食品安全风险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 是看得见的还是隐藏的, 是熟悉的还是未知的, 是常见的还是违背常规的, 是自然的还是技术方面的, 是可控还是不可控的, 是和缓的还是严重的, 是公平的分配还是不公平的分配。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评估是一种针对担忧和使社会震惊的行为的平衡风险,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综合性和复杂性。
Handler (1979年) 认为风险评估是一个科学问题, 在某一特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是一个在政治领域上确定的政治问题。科学与不确定性及其所带来的治理与信任的问题在2002年欧洲疯牛病事件中极大地凸显出来, 许多人对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内的科学领域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深感不安, 因为其进展往往远远超出人们的意识所及和承受程度。欧洲疯牛病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如何处理潜在危害的问题结论是:疯牛病事件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风险的问题:一个对牛而言已知的危险和对人类而言未知的危险, 政府的责任是采取措施解决双方的危险。
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人文情况不同,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 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 如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等方面的因素, 其中经济因素是影响食品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伦理因素是指食品决策方案在伦理上的是非问题, 其判断的依据是一些基本的伦理准则, 包括公正原则、人道原则、安全原则等。组织或个人的风险决策和沟通不仅仅基于风险评估, 也需要进行价值判断。食品企业必须认识到公众一般都希望食品科学和风险发生的概率, 与非理性或感性的价值观念同等重要, 否则就会对政府或食品企业产生猜疑和不信任。因此, 对食品安全进行伦理风险评估, 首先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道德立场。
国家和地区政府在立法时可能被许多利益集团游说, 这种游说可能不是基于科学判断, 而是为了促成对自己有利的立法通过。这可能导致政府做出一个“政治”政策的决定, 而不是采取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目标。因此, 一个国家的食品立法是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和基于价值的风险评估的综合平衡。CAC (2003) 和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 (1989) 区分了这两个因素, 并指出这两个因素需要在风险沟通中被考虑进来。也就是说, 尽管对风险的科学判断不会变化, 但对风险的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 对风险的感知由风险沟通决定。
有很多因素影响以价值观为准则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评估 (Covello, 1998) , 例如对于潜在灾难和风险, 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聚集还是离散的, 是确定的还是随意的, 是熟悉的风险还是不熟悉的风险, 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披露风险, 是科学可控的已知风险还是科学无法控制的未知风险, 是缺少理解还是可以理解的机制和程序, 对儿童有危险还是没有危险的风险, 风险具有滞后效应还是马上显现, 风险受害者是可以确认的个人 (组织) 还是不能够确认风险受害者, 是带来恐惧的风险还是没有恐惧的风险, 风险造成的损失是可恢复的还是不可恢复的, 是缺乏信任的机构还是充满信任的机构, 媒体是大力关注还是很少关注的风险, 风险是由于自身活动失误引起的还是由天灾人祸引起的。上述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和风险评估,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它是公众对这些综合因素的整合反应, 并最终影响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伦理风险。
三、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
如何进行伦理决策是预防和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重要举措。Bommer等人将伦理决策看作是一个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过程, 伦理决策的对象是伦理问题, 伦理决策的结果是伦理行为。决策者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伦理主体, 对伦理问题能够做出判断和实施行动, 决策者可以对决策结果做出“合乎伦理”和“不合伦理”的判定。合乎伦理的决策是指合法的、在道义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决策, 不合伦理的决策是指非法的、在道义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决策。伦理决策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对伦理决策进行全过程的控制, 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道德评价, 对于道德冲突中所涉及的各种价值观进行描述、判断、推理、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 使行为主体能够对决策行为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全面思考, 解决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冲突。
(一)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过程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是根据食品安全伦理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等特点, 依据人们对食品安全道德合法性认可程度的不同, 所做出的一系列道德判断与选择。西方企业伦理决策的主要模型有伦理检查模型、遭擅决策树模型、“九问式”模型等, 这些伦理决策模型可分为过程模型和问题模型。过程模型是决策者主要从动机、手段、后果等方面全面地评估一项决策的道德性;问题模型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 通过系统地提出和回答一系列的问题, 达到伦理决策的效果。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机制的实施需要建立起合理的伦理风险决策流程, 道德冲突是进行伦理决策的原因, 决策者有时需要在两难的价值准则之间做出选择, 伦理决策受许多因素影响, 包括遵守法律规范、不同国家的伦理标准、组织文化以及在供应链上不同的组织文化的相互影响等因素。经济因素是产生道德冲突的主要诱因, 但不是唯一的诱因, 其他非经济因素如理想、安全、偏爱、恐惧等都可能引起道德冲突。确认一种情况是否属于道德冲突, 取决于角色的道德要求, 角色的道德要求又取决于道德判断, 而道德判断的依据是道德理论, 例如义务论、结果论等价值判断范式。
人们首先要分清道德冲突的内涵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发生道德冲突。当在同一价值体系范围内选择了按照某种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一定的道德价值时, 就不得不放弃按照其他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另外的道德价值, 由此使决策主体陷入了一种道德选择上的两难境地时, 就产生了道德冲突。另外, 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对决策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 琼斯 (Jones) 认为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和利益的结果, 社会对行为是好是坏的认同程度, 危害和利益实际出现的可能性, 行为后果出现之前的时间长短, 决策者与行为受益者之间的社会、文化、心理或生理亲近程度, 受行为影响的人的范围等因素都会对伦理决策结果产生影响。
(二) 伦理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和影响因子
在伦理决策过程中, 需要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依据和影响因子。一般说来, 从操作的角度来看, 可从伦理决策的价值判断标准、决策时个人权益的保护、决策后被影响的对象、决策后的效果等方面来考虑。为了让伦理因素嵌入食品安全决策中, 决策者必须能够理解和评价道德争论, 考虑到感知到的风险是基于价值判断还是科学判断, 从而做出合理的伦理决策。为了使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是有效和可持续的, 它需要人们在一定的商业环境下评判什么是“好”还是“公平”。
Belmont提出的伦理基本原则包括尊重个人, 应将个人看成是能自主的主体, 让行为人自己选择, 对那些自主力受限制的人应加以保护;自主即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自愿性即不受他人控制和影响的自由;善行提醒人们要尽量减少伤害, 增加利益;公正要求人们应公平待人。可持续发展原则以道德表现为基础, 给企业提供了一套伦理决策的指南, 使企业能够通过有效地应对并满足由于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英国政府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主要有 (Defra, 2002) : (1) 生产健康、安全的食品, 以满足市场需求; (2) 支持农村和城市经济和社区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 (3) 通过市场和公共利益补偿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 确保能养活的生计; (4) 在自然资源 (尤其是土地、水和生物多样性) 的生物学限制下运营; (5) 通过减少能源消耗, 降低资源使用, 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资源, 取得持续的高环境绩效标准; (6) 确保食品供应链中所有员工的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 良好的社会福利和培训; (7) 持续获得高水准的动物健康和福利; (8) 为确保需求不断增长的食品并提供其他公共利益, 保持可利用的资源, 尤其是可选择的土地使用是满足社会其他需求所必须的。上述道德原则有助于指导我们进行恰当的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
食品伦理理事会 (2001) 通过剖析四个利益相关者的福利、自治和公正的道德原则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伦理决策, 这四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在食品供应链上工作的个人和组织 (如农民、农业供应商、食品制造商、零售商、贸易人员和餐饮人员) ;一般公众和利益相关者 (如社会上的消费者和参与者) ;农场牲畜和环境。“利益相关者”和“道德原则”这两个维度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伦理决策矩阵, 在伦理决策矩阵的12个独立单元中, 福利、自治和公正的原则分别适合农业和食品行业的人员、公众、农场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权益。该伦理决策矩阵提供了在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和道德原则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要素, 涉及伦理的基本准则, 如动物福利、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该伦理决策矩阵确定了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的问题和争议的焦点, 把伦理决策从问题和人们的感觉中梳理出来, 使人们能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问题, 能有效帮助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进行价值判断并确立影响因子;它提供了一个对食品伦理决策和个人选择的详细分析, 但没有对组织伦理决策进行定量分析或组织之间的定量比较。
(三) 伦理决策方案筛选机制
食品企业在进行伦理决策时, 要根据各种伦理道德原则对企业的重要性对伦理决策方案进行排序。福利、自治和公正这三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应具有相等的道德重要性, 这意味着在有些情况下这三项原则会互相冲突。某一项原则的重要性不会总是超过另一项原则的重要性。企业应该根据具体情况, 权衡后决定什么是合乎所有三项道德原则。可接受的伦理风险标准是以伦理政策、伦理目标和伦理指标为基础的指南。伦理目标是组织设立的目标, 与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一致;伦理指标是组织详细的可实施的伦理绩效标准, 是伦理目标的具体分解。企业通过筛选伦理道德各方面对企业的影响, 按照伦理重要性和伦理绩效标准就可以进行伦理决策, 管理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世界上许多知名企业已建立了以“道德过滤器”为中心的决策流程, 把拟定的行动方案与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的道德原则进行对照, 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方案就被剔除。在对食品安全进行伦理风险与收益评估时, 必须尽可能优化方案来增加收益、减少危害, 必须禁止风险几率大于收益的方案。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矩阵和伦理决策方案筛选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食品安全伦理风险决策过程中, 在伦理道德影响方面的优先权排序, 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道德评价, 使利润动机符合伦理的要求, 是有效降低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一个定性的输出机制, 帮助管理者做出正确的抉择。
四、结语
道德指南是企业经营的基本伦理原则, 也是企业化解伦理风险的基本保障。食品企业应把伦理风险问题纳入其高层决策系统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中, 遵守道德指南, 制定食品安全伦理决策的原则, 充分考虑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问题, 从而使伦理风险的管理更具有全局性、前瞻性, 保证社会和伦理的要素不会迷失在企业竞争之中, 有效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
摘要：在食品安全的决策与实践中, 利益主体未受伦理的约束而使食品产生危害社会等伦理负效应, 出现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风险分析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 食品安全伦理风险评估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综合性, 如何进行伦理决策是预防和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重要举措, 食品安全伦理决策矩阵和决策方案筛选模式为人们提供了降低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定性分析的输出机制。
语言伦理 篇4
“翻译伦理”最先由法国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 (Antoine Berman) 在其《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化与翻译》中提出的, 他认为翻译及译者的现代思考应该从翻译历史、翻译伦理及翻译分析这三个方面展开。可见翻译伦理在翻译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位继贝尔曼之后的翻译伦理学推动者安东尼·皮姆进一步丰富了该理论, 并提出了“文化间性”这一概念 (骆贤风, 2009:14) 。彻斯特曼从主体间的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角度伦理, 提出了翻译的五大伦理模式 (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责任伦理) 。劳伦斯·韦努蒂从政治、文化角度提出了“存异伦理, 即:以“抵抗”为特征的翻译伦理。同时, 国内学者, 如:吕俊教授在《跨域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中呼吁国内学者关注翻译伦理学 (申迎丽, 仝亚辉, 2005) , 由此可见, 翻译伦理的研究已经成为翻译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该文将重点分析劳伦斯·韦努蒂的“存异伦理”与安东尼·皮姆的“译者伦理”的不同以及由此引发的反思, 以期有助于翻译伦理的进一步研究。
1 两种“伦理”思想
劳伦斯·韦努蒂, 美籍意大利学者、当代翻译理论家、文化研究学派的旗手。他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中提出“异化”的翻译策略, 即:“抵抗式翻译”以此来抵抗英美等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中心主义。可见, 在文化交流中, 他坚持尊重并凸显源语文化。他的这一思想在《翻译之耻》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Towards an Ethic of Difference, 1998) 中上升到翻译伦理层面, 即:“存异伦理”。首先, 他从语言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翻译行为的性质以及译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三个方面阐明了研究翻译伦理的必要性。 (刘亚猛, 2005:41) 。其次, 他认为“翻译的每个过程、译作服务与目标语文化的每个阶段都会涉及不对称、不平等的文化地位以及统治与依赖的关系, 译者与机构共同参与对外国文本和文化的剥削” (转移自徐修鸿, 2011:65) 。为了抵御并消除这一“耻辱”, 恢复翻译活动中双方文化的平等, 他提出了反对“同一化”的翻译伦理思想, 即:“存异伦理”。“该伦理不遗余力地强调在译文中尽可能保留原文的外异性, 将维护译出语言文化的独立和独特地位作为一条道德原则” (刘亚猛, 2005:42) 。同时, “存异伦理”也使译者的主体性由传统译论中的“隐形”转为“显形”, 译者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安东尼·皮姆, 西班牙学者、欧洲翻译研究协会会长.他的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译者伦理》 (Pour uneéthique du traducteur) 中。他认为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 是为某一位客户而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一项职业性服务, 提供服务的译者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 他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文化社群” (Pym, 1997:10-11) 。即:译者不是任何一方的代言人, 而是在沟通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两者之间的跨文化空间 (Pym, 1998:177) 。可见, 他将翻译视角转到了翻译行业的职业伦理上。该职业伦理要求译者以促进多元文化沟通、减少文化冲突和对抗为目的。然而, 职业伦理必然随着文本类型、翻译目的、服务对象及客户需求而发生改变, 因此, 译者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策略, 但需牢记自己的角色—文化交流的协助者。换句话说, “这种伦理模式视译者为‘协助实现跨文化理解的中间人’” (汤君, 2007:59) ,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 将译者视为原作的复写者。“译者伦理”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界争论最多的译者身份问题、将“译者从‘对等’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 (管兴忠, 2012) , 解决了翻译中遗留的“应当如何翻译”的问题。
2 两种“伦理”之异
“存异伦理”和“译者伦理”都是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该遵循的“伦理”, 但是彼此侧重点不同, 下面就从两者所遵循的理论基础、目的和“忠实”观三方面展开讨论。
2.1 理论基础不同
韦努蒂“存异伦理”的理论基础是后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批判语言中心主义的结构主义, 鼓励翻译研究者打破结构体系, 释放结构中的各个要素, 并尽量与外部的各要素进行融合, “以颠覆那些长期支配着翻译思想和价值的二元对立为目标” (刘亚猛, 2005:44) 。他采用的是后结构主义的“两步走”战略。首先, 他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1995) 中提出翻译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强调译者的“显身”, 同时批判了以译入语为归宿的“归化”翻译策略。可见, 他将“异化”与“归化”对立了起来。其次, “他在阐释和发展贝尔曼的观点时强调‘甚至实行最彻底的归化策略的译者’, 只要能够通过译作的概述和注解等手段挑明而不是掩盖他按照译入语语言文化的需要对原文所作的增删修饰, 也不应该被贬斥为违背了翻译伦理” (刘亚猛, 2005:43) 。因此, 他后来提出了“因地制宜伦理”, 即:根据具体的文本、翻译目的等因素, 确定适宜的翻译策略。
皮姆的“译者伦理”遵循的理论基础是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交际学是Edward T.Hall与1959年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 (The Silent Language) 中首次提出的概念 (任瑞, 2009:1) 。其主要涉及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或者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形式, 译者承担着促进两种文化交流的责任。但是, 对于译者是倾向于源语文化还是目的语文化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定论, 皮姆在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础上提出“文化间性”, 强调译者不应对任何一方有所偏颇, 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文本的跨文化交互上, 做两种文化的“协调人”, 以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2.2 目的不同
韦努蒂的“存异伦理”旨在颠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霸权、剥削与不对称权利关系。生活在美国这个霸权主义思想浓厚的国家, 意大利裔的韦努蒂代表着弱势群体, 因此, 不可避免要“目睹英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肆意侵略及英美翻译界对异质文学 (包括意大利文学) 的肆意归化” (康静雯, 2010:97) 。对于这种“本土体系和机构剥削、利用外国文本和文化的共谋”, 韦努蒂称其为“翻译最令人不堪的奇耻大辱” (Venuti, 1998:4) 。所以, “存异伦理”旨在彰显源语的语言文化差异, 抵制“种族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
皮姆的“译者伦理”旨在重新定位翻译中译者的身份, 指出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角色。尽管传统的翻译理论家没有否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但是当其他的因素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时, 译者就会成为原文的“复写者”或者“译本制造者”, 没有任何自己的空间。然而, 在皮姆的“译者伦理”中, 译者占据主动地位 (姜倩, 2008) 。“译者既不处于源语文化中, 也不处于译入语文化之中, 而是处于两种 (或两种文化以上) 文化的交界处或重叠处” (转引自姜倩, 2008) , 这一“交界处或重叠处”被皮姆称为“共有文化”, 译者在其中的角色是“斡旋人”, 职责是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可见, “译者伦理”解决了译者身份问题, 使译者有了立身之所, 同时译者所处的特殊环境也处于考虑范围之内。
2.3“忠实”观不同
“忠实”历来是翻译界研究最多、争论也较多的话题。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勿顺”、奈达的“功能对等”等都强调了“忠实”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韦努蒂提倡“僭越的忠实” (Lewis, 1985/2000) .他在“存异伦理”的框架下来审视“忠实”的定义。“僭越的忠实”借助源文本符号的开放性和意指过程的不稳定来对目的语言的常规进行“僭越”。常规语言把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固定化了, 而“僭越的忠实”对差异及其诗学特征的忠实正是因其打破了语言的陈规, 才对我们固化的思想产生了一种冒犯和冲撞, 以形式主义诗学所强调的“陌生化”效果完成了一种矫治, 促使我们认识和认同差异, 将异质作为异质来接受, 调整看待世界的方式, 从自身语言的牢笼中获得解脱。
皮姆指出翻译中的伦理已经突破传统忠实角度的伦理走向了文化交际角度, 认为“忠实”其并不涉及到与译者伦理关系最密切的内容 (Pym, 1997:82) 。在皮姆看来, 伦理的作用在于将翻译职业化、翻译社会效益最大化, 以合作共赢、降低成本为目标来确定译者的职责, 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同忠实的伦理相比, 无疑有着更强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和指导性 (管兴忠, 2012:87) 。这可能与翻译的目的和文本类型有关, 如:应用文体否定翻译中忠实的必要性。因此, 忠实的翻译并不一定是理想的译文, 而不怎么忠实的译文有时反而受到委托人和读者的赞赏。
3 两种“伦理”之思
最先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做出贡献的四大翻译理论家 (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和彻斯特曼) 的伦理思想可以分为三类, 即:侧重于再现源语差异的伦理 (贝尔曼和韦努蒂的思想) 、注重文化交流的伦理 (皮姆的思想) 及前两类的总结 (彻斯特曼的思想) 。可见, 这就是文章为什么选择前两者进行对比研究的主要原因。两种伦理的差异必然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存异伦理”要求译者“显身”, 但是译者仍然视源语为主要服务对象, 所以仍然没有摆脱“复写者”的阴影。而“译者伦理”突出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不再为任何一方代言, 而是扮好“中间人”的角色。随着国际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愈加重要, 这些角色包括:读者 (透彻理解原文) 、原文作者 (再现原文风采) 、操纵者 (对原文进行一定的操纵以符合特定的客观因素) 、协调者 (协调差异、促进交流) 等。因此, 译者的多重身份及其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立场都可能导致不同的交流结果, 但是, 翻译伦理会对译者的活动起到制约作用, 以便文化交流能够在客观、平等的环境下进行。
然而, “存异伦理”和“译者伦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韦努蒂在提出“存异伦理”之后, “并没有在这一框架内一以贯之, 发展并完善自己的理论, 使之具有充分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刘亚猛, 2005:42) , 而是提出了“求同伦理”和“因地制宜伦理”。所以, 他的理论显得分裂而不连贯。皮姆的“译者伦理”注重文化交流, 放弃对等观, 即:只要达到交流的目的, 译文可以不与原
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和伦理学家 篇5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理性主义和实利主义成为当前十分凸显的追求, 在这样一个相互攀援相互制约的时代, 人们的社会取向更加多元化, 毫无疑问的是技术合理性和功利优先性成为当前价值取向的主导。经济发展和人文取向是并肩发展与时俱进的, 然而现实情况确实人文逐渐被大家边缘化, 伦理以及所关注的道德生活被轻视、被挤压, 迫使伦理学职能在诸多困境中不断转型和发展, 力求保存最后的伦理价值。因此, 研究此问题对于提高我国的人文取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去道德化”现代语境的根源
我们熟知的“道德当顶天立地”, 如果用学术的语言进行表达就是:道德应定位于宗教与法律之间。现代社会是一个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日趋分化且公共化趋势日益强化的社会。在此条件下, 承诺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治理的政治和法律理所当然地变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和法学也就相应地成为现代学术的显学和显贵。可无论社会公共化的扩张如何强势, 私人生活领域总不会全然消失;更重要的是, 即令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 政治与法律也很难料理一切, 因为并非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所发生的一切人与事都是“政治的”或具有法律意味的, 甚至于即便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那些具有哪怕是极为明显的政治或法律意味的人和事, 也还有其超政治或者超法律的文化价值意义。
然而, 道德毕竟只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化元素, 它以一种“隐性秩序”的方式寄生于社会的风俗礼仪和人们的心理———精神世界, 发挥着它特有的对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秩序的软式约束和协调规范作用, 旨在规范人们的生活行为和生活世界的伦理秩序。
作为一门研究道德的学问或知识, 伦理学随着它所依着的道德一起承受着这一现代性事件的全部后果。如果说, 人文学是关于人类自身之生活目的与意义的最切近、最深刻的学问, 那么, 伦理学当是人文学科群中的知识典范。然而, 人文边缘和现代社会生活日趋公共化的直接后果, 就是伦理学的知识危机!
若明乎于此, 则政治法律之上或之外必须保有道德伦理就是一个合理正当的结论。在此, 过度强调政治和法律对道德的忠诚的同时, 我们至少应该承认, 在清晰划分道德伦理与政治法律之间的界限同时, 还应当关注它们之间无法割断的内在关联, 即人类行为规范和秩序与其心灵寄托和精神秩序之间的内在价值关联。由此我们还必须明了, 虽然道德伦理关乎人类的情感、意愿、精神和心灵, 但正如康德所指出的, 人类确定并理解自身对人生之善和人类行为之善的道德追求, 则必须同时发现和承认人类自身“实践理性”的局限:诚如我们无法指望政治和法律的规范约束包囊人类生活和行为的一切意义一样, 也无法指望道德伦理能够指引并帮助我们达于“至善”和“圆满”, 人生的有限无法作为意义无限的抵押, 后者还不得不诉求于人类的自由信念和信仰。
2 伦理学的知识危机
我们对伦理学的现代境遇形成了两种复杂的知识概念:一方面, 强大的人和社会对政治和法律的认识造成了当前人们对当前伦理的认识日渐减少, 因此就造成伦理学本身知识危机;另一方面, 即使当代人对理性知识和生活能力有充分的认识, 但是道理伦理仍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更是人们生活中的稀缺资源。
我们知道, 伦理学的经典范式有很多, 但是从根本上看无非就只有两种理路:一个是目的论, 另一个是道义论。中西古典伦理学的传统都是来自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可是, 到了近代, 伦理学的方法和理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方面, 社会公共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急剧扩张, 使伦理学不得不逐渐越出传统美德伦理的理论范畴而趋向于普遍 (公共) 规范伦理的理论进路, 进而, 现代伦理学自身的规范研究越来越依赖于政治学、法学, 甚至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 西方启蒙运动虽然被理想主义和科学技术的猛烈冲击, 但是其强大的物质成果却依然能够得到不断的强化和普及, 有的甚至成为现代人新的崇拜偶像。这一巨大的物质技术文明的进步给伦理学直接带来了多重挑战和后果:首先, 逐渐发展形成诸多崭新的应用伦理学领域和道德伦理等相关课题。其次, 对原有伦理学理论范式的表达进行方法论的突破。尽管当代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教授十分严厉地批评并有力地裁断“启蒙运动的道德谋划已然彻底失败”, 但毋庸讳言, 启蒙运动所发起的这种普遍理性主义的“道德谋划”不仅仍在继续和强化, 而且已然并且日益深刻地改变着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道德思维方式。最后, 最为深刻和复杂的是, 现代科学技术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之基本道德观念的不断冲击, 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伦理学基本理念的根本性影响。
3 伦理学的转型
目前, 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理论就有极大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不仅仅是在减轻或者是推卸当代伦理学家的学术和责任。然而, 如果从20世纪伦理学的发展来看, 我们不难看出伦理学们在学术和理论上做出的巨大成就, 就我国近三十年的研究进程来看, 其在经济伦理、生态环境伦理、政治伦理等方方面面都做出居多成就。但是, 近几年, 元理论学家和价值伦理学家们都陷入理想和反理想研究的固定思维模式之中, 直到20世纪晚期的罗尔斯才开始认识到该问题, 重新建构伦理理论, 进而诸多伦理学家才开始反思这些问题, 他们逐渐展示出某种超越单纯科学理性主义的理论迹象。
时至今日, 伦理学家们站在一个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 面临着又一次历史性的理论决断:今天的伦理学家们似乎站在了一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十字抉择路口, 面临着又一次的历史性理论决断:正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型, 我们再也无法期待用某种完备的伦理学原理来解释我们的道德生活世界及其不断歧出发散的应用伦理问题。我们需要对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层面甚至问题, 给出不同却又合理有效的伦理学解释和解答。
4 结语
综上所述,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正逐渐被理性主义和市场商业化所不断压迫, 导致传统的伦理学的知识、方法不断被冲击。这些现象的出现对伦理学而言是巨大的挑战, 需要伦理学在种种困境中不断实现转型和发展。笔者相信, 随着世界各国的充分重视和伦理学家的不断深入研究, 一定会伦理学的发展创造更丰富的条件, 笔者也相信, 未来伦理学在学术界必将占据重要位置, 指导人们的生活。
摘要：当前, 现代语境中的伦理学正在被科学理性主义和市场商业化不断挤压, 导致伦理学的知识和学理方法、方式受到强烈冲击。这些问题的出现对我国伦理学而言都具有严重的挑战, 导致伦理学只能在诸多困境中不断转型和发展。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 笔者希望通过自身研究对我国伦理学的发展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现代语境,伦理学,伦理学家,去道德化,知识危机,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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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怀宏.底线伦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语言伦理 篇6
一、银色产品设计与设计伦理学的关系
银色产品设计以设计伦理学为理论支撑, 设计伦理学以银色产品设计为研究的对象。在银色产品的设计中, 引入设计伦理学思想, 具体表现在:
1.设计要遵循设计伦理的平等性原则, 给予老年人更多的人文关怀, 突出体现在老年人对银色产品的需求和产品设计方面, 使老年人可以轻松愉快的享受晚年生活;
2.在设计伦理学的研究中, 面对当前社会伦理问题, 如何使设计为社会的老龄化一代服务, 银色产品设计成为设计伦理学的关注对象;
3.在银色产品设计中如何解决安全、健康、环保等问题, 以实现人与产品, 产品与资源的和谐发展;
4.设计应注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设计, 关注人的情感变化、文化内涵等方面的需求。
综上所述, 只有在银色产品设计中以设计伦理学为理论基础, 将银色产品设计作为设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才能促使银色产品设计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如何使银色产品设计承担起社会的伦理责任, 下面将进行详细的探讨。
二、银色产品设计的伦理责任
“当人类社会开始关注设计行为的社会责任时, 伦理学的介入是学科完善的一种必然结果。即现代设计需要把产品进入社会后所引起的, 产品所关联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以及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统统考虑在内, 伦理学的思想要贯穿产品设计的始终。”1将设计伦理学的思想引入银色产品设计中, 要求不仅要关注银色产品设计的商业利益和科学技术发展, 更重要的是关注银色产品的伦理道德问题。这就意味着银色产品在进行设计时要受一定的伦理责任的约束, 具体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银色产品设计的安全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生理机能逐渐的衰退。因此, 在银色产品设计中, 保护老年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当前, 针对老年人设计的银色产品很少, 考虑到老年人在使用产品时的安全问题更是微乎其微。由此看来, 在老年产业初期发展阶段, 对银色产品设计的安全性方面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 银色产品在进行设计时, 不仅要在思想上重视其安全性, 还要在具体设计实践中去运用。
(1) 在产品设计中, 改变传统的只重视产品的功能的思想, 把产品设计的安全性放在首位;
(2) 产品设计在造型上, 避免产品外部采用有棱角的形状, 这样老年人使用起来容易磕碰、受伤, 带来安全遗患, 最好使用弧形、圆形、圆柱等没有尖锐棱角的外形;
(3) 在设计实践中, 一方面要尽量的消除银色产品的不安全的因素, 另一方面要对不能完全消除的不安全因素, 在银色产品中添加一定的安全装置或者提供安全警示。
银色产品设计的安全性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影响, 因此在设计银色产品时要时时刻刻把安全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周密的思考设计中的不安全因素, 并积极采取措施来解决安全隐患问题。
2.银色产品设计的健康性
社会进入老龄化后, 老年人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功能在逐渐的衰退,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疾病的侵蚀。因此, 在生活中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所以在银色产品设计时, 要关注产品的健康性。
(1) 材料选择上, 应采用是绿色、无污染的, 要严格把关, 杜绝使用有害物质的材料;
(2) 在功能结构上, 设计的产品不是越舒适越好, 必须考虑其对使用者的健康是否产生危害。所以在银色产品设计时, 必须以健康为宗旨, 在保证产品安全性的前提下, 有意留下点不方便的地方是有一定好处的。例如, 日本文部省特邀研究员、千叶大学教授小原二郎认为:“人们谋求便利和舒适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百分之百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也不一定是好事”。2因此, 在银色产品设计时, 要时刻将银色产品的健康性放在重要的位置。
3.银色产品设计的环保性
银色产品设计应该对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担负起伦理上的责任。大量的银色产品在满足老年群体需求的同时, 也要考虑满足社会的需求, 也要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经常出现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却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因此在银色产品设计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1) 银色产品设计前期就要考虑所用材料是否环保、是否可以回收利用、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等问题;
(2) 将“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设计的理念, 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注意环境的保护;
(3) 在产品的包装上, 简化包装, 使产品的外观简洁大方减少资源的浪费等。
4.银色产品设计的文化内涵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将影响着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其审美能力及价值取向, 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影响颇深, 因为老年人经历了这一时代的变化, 其民族文化和精神早已根深蒂固地印在脑海里。因此, 在银色产品设计的过程中, 关注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是尤为重要的, 这样不仅满足了老年人对物质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其精神的需求和文化的归属感。
要关注银色产品设计的文化内涵, 首先, 设计师必须明确文化受到不同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审美需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 其次, 要了解老年人所处时代的文化, 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根据长期文化的积淀和独有的创新意识, 设计出既满足老年人需要又体现文化内涵的银色产品。这样, 不仅满足了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而且也宣扬和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等。
三、结论
当前社会进入老龄化, 老年人对银色产品需求不断上升。然而在当前银色产品设计的发展中, 对于银色产品设计的安全、健康、环保、文化内涵、情感等方面有所忽视。因此, 以设计伦理学为理论基础, 站在伦理学的角度来探讨, 如何使银色产品设计承担起关爱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的伦理责任。从而促使银色产品设计向着健康、长远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宣炜.老年卫浴设施的无障碍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 2012 (1) .
语言伦理 篇7
市场竞争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即企业等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相互争胜的活动。根据竞争对象的不同，市场竞争可分为以下类型：（1）资源竞争。企业经营需要大量资源，企业需要从资源的供应者手中竞争获取所需的资源。这里的资源不仅仅包括传统的物质资源，如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原材料，还包括人才、资金、能源等资源；（2）顾客竞争。从狭义上来说企业间的市场竞争指的就是顾客竞争，对于大多数处于供大于求的市场中的企业来说，争取到顾客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保证；（3）信息竞争。信息是企业决策的重要依据，而由于信息获取和解释的困难，信息常常是稀缺和不对称的，企业间的信息竞争也愈演愈烈。
二、市场竞争中多发的伦理问题
1、混淆行为。
市场混淆行为是指不正当经营者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利用种种不实手法对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作出误导性标示，使其与特定竞争对手的商品和服务相混淆，从而造成或者足以造成顾客误认误购的行为。常见的混淆行为包括有假冒仿冒他人注册商标、擅自使用知名商品所特有的或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仿冒他人的企业名称等；
2、诋毁行为。
诋毁竞争对手行为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经营主体, 为了达到其各种目的, 故意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或信息, 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使其无法参与正常市场交易活动, 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 从而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的行为。诋毁行为的普遍做法又分为故意制造事实和直接捏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两种。
3、虚假宣传行为。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的规定，虚假宣传行为是指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另第五条中规定的“经营者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产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的虚假表示行为由于同样对于公众的认知具有误导作用，也可视作虚假宣传。虚假宣传的信息在实践中集中在商品信息和价格信息方面。
4、低价倾销行为。
低价倾销行为是指经营者为排挤竞争对手，故意在一定的细分市场上和一定的时期内，以低于商品成本的价格出售某种商品，以挤垮对手，造成自己长期独占市场的行为。
5、限制竞争行为。
限制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迫使或者诱使分销商或消费者购买其商品，从而将其他经营者公排除在公平地市场竞争之外的行为。常见做法有利用优势地位限制竞争如某些经营者利用其依法具有的独占地位强制用户或消费者购买、对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公关或者通过商业贿赂手段排挤竞争对手等。
三、不道德竞争行为的危害
不道德竞争行为具有多方面的危害：首先不道德竞争行为损害了其他竞争者的正当利益，包括经营权实现的障碍、经济利益的损失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其次不道德竞争行为还会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如一些假冒伪劣商品不仅会使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受损，有时还会危害到消费者的人身安全；第三，不道德竞争行为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最后，不道德竞争行为还会对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取向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四、市场竞争的伦理规范
正是由于不道德竞争行为具有以上诸多危害，可谓损人最终亦不能利己，因此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如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及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转的有力保障，对构建和谐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法律监管难度大、成本高而且法律法规一经颁布短时间内不易修改，相比之下道德约束作为一种自发约束，具有灵活机动，适用范围广泛等优点，因此我们应该道德约束和法律监管并重，并倡导诸如以下的竞争伦理规范：
1、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是竞争伦理的基本原则，首先要求规则的公平，即市场要为参与竞争的不同企业提供公平的政策、条件和环境，使得这些企业能够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更重要的要保证结果的公平，这里结果的公平不是说相互竞争的企业获得相同的结果，而是指公平的规则要有内部效度，使得优者胜、劣者汰，体现出不同经营效果的差异；
2、诚信戒欺。
诚信戒欺是竞争伦理的灵魂，要求企业一是要对顾客诚信戒欺，向顾客提供货真价实的产品或服务，二是要求企业对社会包括竞争对手诚信戒欺，比如依法披露有关企业的真实信息等；
3、平等自愿。
平等自愿是竞争伦理的根本原则，即企业可以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合理决策。平等自愿要求企业不能以违法或者不道德的方式干涉其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强迫其他企业作出违背自身意志的决策和行为。
4、互惠互利。
互惠互利既是竞争伦理的内在要求，又是竞争伦理的必然结果。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要有互惠互利的双赢思维，这样我们会建立更为和谐的市场环境，而和谐的市场环境又会反馈给大家更多的利益。
5、其他公认的商业道德。
其他公认的商业道德是指在我国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形成的商业惯例和行为规范，如“生意不成情意在”等，这些商业道德不仅是传统文化中的宝藏，对于今天也有很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炳富, 周祖城.企业伦理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2]、倪愫襄.商业伦理的基本原则及其建设[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