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

制度伦理（共8篇）

制度伦理 篇1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解析

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是两个不同含义的概念,不能将其混淆使用,但二者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存在着互为条件、彼此作用的有机统一关系.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对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道德建设及制度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对这二者的概念和涵义作一界定,探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极大的现实意义.

作 者：马勇 王美琴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刊 名：泰山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AISHAN UNIVERSITY年，卷(期)：26(5)分类号：B82关键词：制度 伦理 制度伦理 伦理制度

制度伦理 篇2

一、生态伦理实现的优化机制设计原理和框架

在当前的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现实状态下, 分析生态伦理问题, 我们可以把握的四大要素就是:人, 自然, 科技, 伦理。在这里, 人是所有活动的主体, 如果要改变人与自然的不协调的局面, 主要的作用点应该落在人的因素上。而通过人与自然、科技和伦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而实现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伦理的优化机制设计。如果说把现代科技实体比作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的话, 那么伦理问题恰好就是这部机器的制动系统。制动系统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机器的运作, 而是为了防止机器超高速运作以至于伤害了机器本身。而制动系统也应该是机器的一部分, 是为整个机器服务的。伦理的作用就是体现在控制和调节方面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样的机器和控制系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科技机器在为人类采掘丰富的物质资料上的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它可以不停的转动, 无休止的为人类任劳任怨。然而, 机器毕竟是机器, 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下, 机器没有自主思维, 它无法分辨出什么是可以进行到底的, 什么必须适可而止。于是在机器为人们所使用的过程中, 它严重的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机器似乎有逃离人类控制的欲望。人类为了让机器不再过度破坏自然以至于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必须加强控制和调节, 这种控制不仅仅是控制机器, 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调节人类开动机器获取资源的欲望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关系上做好整体把握。那么如何来设计这个控制机制呢?对于人来说, 需要有动力和引导体系。对于自然来说, 有保护和防御体系。也就是说在人与自然之间, 使用伦理控制来优化系统, 使之合理运行。

二、生态伦理实现的优化机制设计方案

任何具体方案的设计必须具有层次性, 而这里的优化机制设计试图在两种相关体系的共同作用下从两个方面来实现, 第一, 从我们使用个体、组织和国家三个层面来做出规制。也即从社会的因素来做出生态伦理问题的制度设计。第二, 从伦理因素、文化因素与科技因素的相互关系的作用中来实现。

从个体、组织和国家三个层面来对生态伦理问题的制度设计做出规划与方案:从个体层面来说, 作用于人的因素的引导体系。

首先, 是针对高新科学技术的主要实施者, 比如研究克隆技术的科学家, 研究核技术的科学家, 研究基因技术的科学家等。我们说科学的目的和价值在于造福人类, 如果失去了这个核心, 科学的存在就是负功能的, 就是反人类的, 那么它就会成为人类的敌人, 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么对于科学家的控制和引导机制也就是以科学的目的和价值为参照标准的机制。

其次, 对于社会大众的个体而言, 学习和提升科学素质, 提升对于科学的认识, 提升伦理和道德素质, 是科学活动得到合理规范的重要领域。一个合理健全的制度体系理论上应该是全民参与的体系。必须具有合理的自下而上的举报机制。也就是说一旦有科学活动损害了人的利益, 这里的人是集合的概念, 那么必须有个体提出然后形成一个反馈的渠道, 形成反对的力量。

从组织的层面来说, 在这个主题中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典型的组织形式是政府、企业、科研团体和其他的民间组织, 其中民间组织主要是维权和自发性的非盈利组织。

第一, 对于政府来说, 他是这个主题里最大的庄家。政府的作用体现在科学与伦理制约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平衡科学与伦理的关系。如果想弄明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的话, 只需要这样一个假设, 就是政府对于科学的事件不再过问, 也就是说政府的力量不再涉足这一领域, 那么后果可想而知。如果那样的话, 科学活动可以进行也可以不进行。悲观的看法是, 科学活动或者会中断, 或者研制的全是“杀人的武器”。政府在这里的作用就好像是大脑对于人身体的作用一样。政府需要很多有能力的人来做出全盘的计划, 为科学与伦理之间的平衡做出依据。那么这里必须提到国外的做法, 就是科技领域的伦理委员会制度。伦理委员会可以说是有关科技和伦理问题里的专家系统, 他在我国应该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 而且应该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像检察院系统一样。具体的做法就是在中央机关设置伦理审察委员会, 这是一级组织。然后在科研组织系统分级设立各级伦理审查委员会, 作为独立的审查部分, 专门针对具体的伦理问题做出政策审查和指导。伦理委员会需要有科学家、技术工作者、法律专家、伦理学家、以及社会观察者参与, 也就是说伦理委员会必须是一个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智囊团, 这样可以使制定的政策更加全面。

第二, 企业、科研团体和其他的民间组织在应对生态伦理问题与科技的关系时是主要的社会力量, 也就是说他们既是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生态保护的主要力量, 生态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企业是社会产品主要的生产者, 在生产的时候, 如果不注意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的话, 那么生态环境就会遭到威胁。目前企业的生产应该在环境保护与经济效应之间达到平衡, 问题是如何达到合理的平衡呢?这就需要技术专家与伦理工作者在技术水平和伦理规范之间的边界问题上做出解说。对于科研团体来说, 科研工作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和技术活动。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伦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科研工作不能仅仅只是从科学成果上来做评判。民间组织尤其是以生态问题为主旨的环境保护、动物保护、森林保护的组织, 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具体的工作中作用是非常大的。

从伦理因素、文化因素与科技因素的相互关系中来看生态伦理问题, 同样需要作出具体的方案设计。首先我们来看看伦理因素、文化因素与科技因素三者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科技因素既是问题的起源又是整个问题的动因所在。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伦理问题, 科技的因素包括技术、科技产品、科技活动、科技成果等。具体到生态问题, 主要包括科技生产过程中的排放污染, 木材、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大气环境的改变, 海洋环境的改变等。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文化底蕴, 教育背景、风俗习惯, 科技素质等。伦理因素主要包括伦理道德、伦理问题、伦理制度、伦理条约等。再来看看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科技与伦理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何没有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没有伦理研究的必要。而文化可以说是科技与伦理问题的研究大环境。文化的区域性为科技和伦理造成了整体上的差别。

参考文献

[1]段伟文, 科技伦理:从理论框架到实践建构[J].天津社会科学, 2008年第4期.

制度伦理 篇3

关键词：制度伦理；政府制度伦理；政府制度伦理化；政府伦理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2-0102-04

所谓政府制度，指的是政府的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的规范和惯例。所谓政府制度伦理，是关于政府制度的伦理，就是政府制度伦理化与政府伦理制度化的统一，是从政府制度伦理化走向政府伦理制度化。

一、制度伦理与政府制度伦理

当前学术界对制度伦理探讨方兴未艾，但是，人们对制度伦理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总结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制度中心说。这种观点认为制度伦理即是伦理制度化，也就是一种制度化、明文化了的伦理道德规范。在概念上，这种观点常把制度伦理表述为“伦理制度”、“道德制度”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应以制度为参照系，制度伦理必须致力于从制度方面来解决社会发展的伦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的规则和规范，并使之明文化、外部化，成为带有某种强制作用的制度性社会道德规范。制度伦理是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并存的，并且借助于这些制度力量所形成的“道德法庭”，是针对组织或个人行为的道德约束、监督和激励机制。这种观点突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伦理道德建设必须走制度化的道路。

第二，伦理中心说。这种观点认为制度伦理也就是指制度伦理化，强调制度本身的伦理性、合道德性。在概念上，有“制度伦理”、“制度道德”、“制度德性”、“体制伦理”、“制度性伦理道德”、“体制的道德性”等不同的表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应以伦理道德为参照系。提出制度伦理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制度的伦理”；其二是“制度中的伦理”。前者指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后者指制度本身内含着一定的伦理价值追求和道德理念。

第三，双向互动说。这种观点是在总结“制度中心说”和“伦理中心说”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制度伦理是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统一。制度伦理化是指制度的合道德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_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因而制度伦理应该被理解为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道德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的辩证统一。在制度与伦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要求社会制度本身应是合乎伦理道德要求的，而实现这种道德要求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措施和途径。简而言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制度伦理建设包括对制度的道德合理性问题的解决和伦理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两方面的内容。对于道德建设来说，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伦理制度”是“制度伦理”的前提，“制度伦理”为“伦理制度”营造适宜的外部环境。 “制度中心说”从伦理制度化人手，探讨道德建设的途径，不啻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伦理中心说”从制度伦理化人手，着力研究制度本身的伦理性和合道德性，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以上两种观点均有片面性，笔者比较倾向于双向互动说，即制度伦理是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的统一。照此推理，政府制度伦理是政府制度伦理化与政府伦理制度化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分别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这两个方面来阐释政府制度伦理。

对于政府制度伦理化，可以做以下理解：

第一，政府制度伦理化就是追问“政府制度中的伦理”，即体现政府制度本身的伦理性。具体地说，它考察和求证政府制度中可能蕴涵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价值判断。任何一项政府制度在建立之前，总会做出“对准有利”之类的伦理判断和道德思考，在建立的过程中又总会运用道德价值判断的方法，将建立之前的伦理判断和道德思考具体化为价值观念和准则，融合在政府制度中并通过政府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定的制度蕴含着相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意识，制度以道德性为基础。”虽然政府制度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直接的道德规范，但在政府制度设计与政府制度运行时往往要依据特定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原则，这就使得政府制度具有一定的与伦理道德相关甚至相同的内容。同时，伦理道德对政府制度的要求、政府制度对伦理道德的追求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体现。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有论述。例如，诺思曾把一定的伦理道德当作制定规则的规则；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制度是包含着道德涵义的广义概念，如诚信、良心等等，否则就是值得怀疑的；富勒则指出，一个真正的制度包含着自己的道德性，即内在道德或程序自然法，一旦国家所施行的制度没能蕴含道德性质，就会导致一个根本不宜称为制度的东西。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制度中所蕴涵的道德原则以及所体现的伦理要求，其本身必须尽可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样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使得政府制度能够指向于特定的伦理目的，并且能够代表时代的主导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从而可能产生一定的具有伦理意义的结果。因此，政府制度伦理虽然不等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等，但却可以使这些制度具有最大限度的道德意义。

第二，政府制度伦理化还包含对政府制度的伦理评价，即对政府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也就是善恶的伦理评价。对政府制度的伦理评价是由政府制度中的伦理性质决定的，表明社会对政府制度的“伦理效应”所持的态度。邓小平认为，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里所讲的“制度好”和“制度不好”，实际上就是根据制度本身公正、合理与否所做的伦理评价。

对于政府伦理制度化，可以做以下理解：

其一，政府伦理制度化是指“制度化的政府伦理”，即以制度形式存在的对政府的伦理要求。和道德价值目标。它把相对抽象的对政府的伦理要求、道德价值目标具体化为政府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是将抽象的、神圣的、不确定的道德情感、道德理想与现存的政府制度相结合，使其“物化”，成为具有强制性的、普遍性的约束政府行为的现实制度力量，这就形成了政府伦理制度。政府伦理制度化

的典型形式是政府伦理立法。政府伦理制度作为制度化的政府伦理，不同于政府制度的伦理，即不同于政府制度中的伦理。政府伦理制度中的“制度”，是直接的道德规范；而政府制度伦理中的“制度”，则是非伦理的、非直接的道德规范。的组合。政府伦理制度依附于政府制度而存在，因而。必须把对政府的某种伦理要求和道德价值目标直接以政府制度的形式表达出来并确定下，来，以便使当下的政府实践能达到预期的伦理目标。政府伦理制度不再是隐性的了，而减为制度化了的、外部化了的、明文了的政府行为规范它关涉到对政府的合理的伦理要求能否实现，关涉到政府制度伦理能否实现。因此，“制度化的政府伦理”是政府制度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政府伦理制度化还包括贯彻执行制度化了的政府伦理准则的过程。任何政府制度确立以后，其贯彻、实施就成了关键，否则，政府制度将成为无意义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来保证制度化了的政府伦理准则得到执行和实施呢?答案是靠监督和惩罚。尽管伦理道德对政府行为有着一定的约束力和导向力，但是，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人们的内心信念起作用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因此需要一种与道德相关的制度来进行伦理性的监督和惩罚，这就是政府伦理制度。从这一点看，政府伦理制度是对道德准则或规范的有力保障，这种保障既有“监督”的方面，也有“惩罚”的方面。

概而言之，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政府制度伦理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伦理制度化，政府将难以有明示的道德规范，政府伦理功能也将难以实现；没有政府制度伦理化，政府基本制度结构将缺乏伦理精神的支撑，必将影响政府制度的合理性。由此可见。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是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完善政府制度伦理，并且推动政府伦理的建设。

二、政府制度的伦理功能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制度所承担的伦理功能。政府制度的伦理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它能够整合政府伦理规范，能够约束或激励政府行为的选择。

第一，政府制度能够整合政府伦理规范。杨清荣教授把制度的伦理功能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凝聚功能、演示功能、调节功能和规范功能。从政府制度的运作来看，制度伦理的这些功能，对提高政府行政能力、解决政府伦理问题、整合政府伦理规范，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其一是政府制度的凝聚功能。通过政府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使政府制度中所内含的伦理价值对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个体产生感召力，形成政府制度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其二是政府制度的演示功能。政府制度的具体运作和实施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伦理规范在政府实践中的具体演示，如公平、正义、责任等观念，都会在政府行为中表现出来，从而对社会大众产生示范作用。其三是政府制度的调节功能。通过政府制度调节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使之达到最大程度的默契与和谐。其四是政府制度的规范功能。政府制度对政府行为所要达到的伦理目标予以确定，并通过程序化、具体化的条文，将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固定下来。使政府组织和行政人员具有制度所认可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境界。由政府制度的以上四个方面的功能可知。它具有整合政府伦理规范的功能。政府制度整合政府伦理规范，主要“通过两种基本方式发挥作用：明示和默示”。所谓“明示”，是指政府制度通过规范公开昭示政府伦理要求，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各种行政法规以及有关政府组织和公务员的章程、守则、承诺等。所谓“默示”，是指政府制度所内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通过组织形式、运作程序以及基本的权利、义务安排等方式，给政府以伦理价值的暗示。并展现出一条基本的行为之“道”。明示和默示是政府制度发挥其伦理功能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式，真正健全的政府制度应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相比而言，默示比明示对政府伦理规范的整合作用更为明显。明示使“民免而无耻”，默示则能使人“有耻且格”。

第二，政府制度能够约束或激励政府行为的选择。就政府的行为而言，它总是体现了当下的那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内容。因为政府制度以规范的方式表达了那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关系和文化价值观，并以强制性的力量强迫政府按照制度规范选择行为，所以政府制度对政府行为的选择具有约束或激励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制度确定政府行为的基本框架，限制其选择的范围和机会。罗尔斯将“制度理解为—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他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政府制度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拥有什么权力、享有什么利益、承担什么义务，都是由政府制度规定的。政府只能在制度提供的基本框架内开展工作。不能脱离或超越制度的基本框架。第二。政府制度对政府行为的选择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制度是一种广义的利益激励机制，不仅包括物质奖励，而且还包括精神褒奖、舆论赞扬、职位升迁。这种利益激励“是个人所能感觉到的在结果上的积极和消极变化”。政府制度向政府组织和公务员传达了一种信息，应该按照政府制度规范去做。如此行为的收益是明确的和巨大的，不如此行为是没有任何收益的，而且还将付出不小的代价。霍奇逊认为：“惯例与正式制度，通过建立或多或少是固定化的人类行为的范式，或者设置人类行为的界限，或者订立人们行为的规则，或者约束人类行为，实际上都提供给当事者以信息。”制度“给”政府“当事者以信息”的结果，就是对政府行为的选择起到导向的作用。制度之所以对行为能够起到导向作用，就在于制度性安排所表达的行为预期收益。第三，政府制度影响政府的价值目标和偏好，使政府从被迫遵守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自觉的自我约束。政府制度的强烈作用使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养成一种行为习惯，乐于自我约束。

三、政府伦理立法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一个终极性的标志是“政府伦理立法”。政府伦理立法是以立法、制度的方式确立对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的伦理要求，并以此规范政府行为。

有观点认为，伦理和立法是互不相容的，把伦理和立法连接在一起是不正确的。某一种行为一旦进入立法程序，就不再是伦理问题，而成为法律问题了。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人如果只是被法律强迫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而不再能够将自己的价值观运用于处理具体的问题，那么，任何法律能够管辖的行动就被从伦理领域驱逐出去了。伦理与法律虽然有着严格的区别，但是二者具有同质性，都是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在内容上也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的。伦理是立法的依据，立法则是一定伦理精神的体现。在现代社

会，二者的功能和目标也趋于一致，都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实现人的自由和权利。博登海默曾指出： “那些被视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以及人体伤害；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意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中欺诈与失信等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例子。”人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自利的动机和认识事物的局限性，因而，如果没有某种约束。个人的自利动机就会导致自私心的膨胀和责任心、良心的弱化。政府伦理立法在它管辖的范围内规范政府的行为。

美国早在1853-1864年间，为了解决公共权力被滥用的问题，就通过了第一部利益冲突法规。将立法视为处理和解决政府伦理问题的方法，在美国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自美国之后，其它国家纷纷仿效，开始对政府伦理问题进行了法律方面的规定，把越来越多的政府伦理规范纳入到法律规则的体系之中。加强政府伦理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量来维护政府伦理。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共同的发展趋势。

政府伦理立法的优点在于：第一，它为政府解决伦理冲突和伦理困境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这种指导“是对政治共同体道德最低标准的规范性陈述”。第二，它也为惩罚那些违背最低道德要求的行为提供了依据。“尽管伦理有其被动的本性——通过给行为设立道德最低标准实现其‘抓小偷’的主要功能，而不是树立最高的理想——但也确实提供了一个树立反面教材的方法。”

政府伦理立法的缺点则表现为：第一，由于它停留于一般性的原则的指导，在具体的政府工作实践中往往难以操作。对于具体问题的法律解释某种程度上有其固有的模糊性和疑问，“因为法律解释本身取决于先前的大量的判例和解释者自己的知识水平。本意不坏的公共行政人员很容易会误解法律，想把政府组织雇员的明显违法行为举报出来的人也很可能会对‘法律是否适用某一具体情形’不太有把握”。第二，由于伦理立法漏洞的存在、政府执行机制的不健全、举出有力证据的困难以及公务员对于举报自己同事涉嫌违法行为的不情愿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政府伦理立法通常难以实施。第三，如果更为有效地实施政府伦理立法，可能会使政府伦理立法的数量庞大而且无处不在，这就会在政府组织内部造成一种压抑的怀疑气氛，导致内讧、自保和恐惧意识，也就不再有公务员敢于冒险进行创新性行为和合法性行为。

尽管政府伦理立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且完善它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政府伦理建设必须从政府制度伦理化走向政府伦理制度化。

伦理委员会章程、制度 篇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履行本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职责，实现本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任务，确保医学伦理原则在本单位辅助生殖医疗诊治全过程的贯彻，以实现人道主义服务，保障辅助生殖技术安全、有效、合理地实施，维护病友的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的《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卫科教发{2001}143号]以及其他有关公约，制定本“湘雅医学院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章程”（以下简称“本章程”）。第二条 湘雅医学院生殖伦理委员会是依据卫生部（卫科教发2000年143号）《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成立的，是湘雅医学院不孕与遗传专科门诊部的一个独立机构。第二章 职责要求

第三条 本医学伦理委员会依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开展工作，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监督和检查辅助本专科门诊部医务人员在生殖医疗诊治服务过程是否遵循了同情与尊重、维护患者利益、知情同意、保密和维护社会公益等医学伦理原则。

（二）负责审查本专科门诊部生殖医学人体研究方案是否符合科学性、维护受实验者利益、自愿与知情同意和同情与尊重等医学伦理原则。

（三）负责审查本专科门诊部无疗效性辅助生殖医学人体研究方案是否符合自愿知情同意尊重与保护受实验者等医学伦理原则。

（四）发现有违反辅助生殖技术伦理原则，侵害患者和受实验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时，应予及时指出或提请有关部门处理，并登记备案。必要时可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并协助决有关伦理问题。

（五）督查和评估本院有关从事辅助生殖医疗诊治服务的单位和医务人员贯彻医学伦理原则的情况，提出建设性意见。

（六）宣传贯彻医学伦理原则的重要意义，开展有关医学伦理学知识的学习和考试。第四条 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应忠于职守，坚持医学伦理原则，公正监督，并注

重调查研究，发扬民主，积极开展医学伦理知识宣传教育。第三章 机构与制度 第五条 本医学伦理委员会由九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法学、生殖医学的专家和群众代表。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二名和秘书一名，由湘雅医学院不孕与遗传专科门诊部任命。医学伦理委员会设办公室与档案室，办公室负责综合、联络等日常事务。第六条 本医学伦理委员会依照以下规程开展工作：

（一）审查和评估实行二审会审制。审查和评估结论须经集体研究，并经参与审查委员的多数通过。

（二）监督和检查根据工作需要，可采取定期检查、随时抽查。书面检查、实地检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

（三）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有权根据主任委员的安排和委员会的分工独立开展工作，但开展重要检查和抽查至少应有两名以上委员进行。

（四）医学伦理委员会实行重大事项议决制，凡研究决定重大事项，须有占全体委员会2/3以上的委员出席，并经1/2以上到会委员通过方为有效。

（五）医学伦理委员会对其所开展的工作情况实行档案制。

第七条 医学伦理委员会一般每半年举行例会1-2次，如遇特殊情况，主任委员可通知全体或部分委员召开临时会议。会议情况应记录，重要内容可纪要。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本章程自2001年8月2日之日起生效执行。本章程的解释

权在医学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如有未尽事宜，容后补充修订。

湘雅医学院生殖医学 伦理委员会生殖医学 研究项目伦理审查制度

一、医学伦理委员会依据卫生部颁发的《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和《湘雅工学院伦理委员会章程》，对本院开展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精子库科学研究项目负责审查，目的是为了安全、有效、合理地实施该技术，保障人民健康。

二、实行伦理审查准入和责任追究制度。凡涉及辅助生殖技术诊疗和精子库新项目研究及其临床应用必须事先通过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均不得开展研究和临床应用，违反者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审查辅助生殖医学人体研究方案必须符合科学性、维护受实验者利益、自愿与知情同意和同情与尊重等医学伦理原则。

四、审查无疗效性辅助生殖医学人体研究方案必须符合受实验者自愿、尊重与保护受实验者等医学伦理原则。

五、对辅助生殖技术研究和治疗新项目实行预申报制度和实行二审会审制。

（一）申报单位必须提前一个月向医学伦理委员会提交一份有关申请事宜的报告及申报资料。申报资料包括经卫生部批准同意的有关生殖医学人体研究或无疗效性辅助生殖医学人体研究的文件、研究方案（送审稿）、病历登记表、自愿受试验者知情同意书（详稿）。

申请I期临床试验须提交以下附件：

有关试验的可行性报告，科学文献综述及动物实验研究基础资料。

申请II和Ⅲ期临床试验须提交以下附件：

I期或II期临床试验总结，受试验者的资料及动物试验研究基础资料。

（二）伦理委员会收到申请单位的申请报告和申报资料后，交由1~2名有关委员进行书面审阅，有关委员应在两周内，填写好项目研究方案伦理书面审查表，提出初步书面审查意见。

书面审查时可随时要求申请单位就有关问题作出补充说明和答复，直至就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书面审查完结后，伦理委员会应召开例会或临时会议对书面审查意见进行讨论，书面审查意见应经3名以上（含3名）委员签署同意后，由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两名)签名后生效。未获通过的，被申请单位不得进行有关试验。

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及时召开会议，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可向各委员通报书面审查意见，征询各位委员的意见后由主任委员根据委员们的意见进行处理，但应在随后的会议上进行正式通报，由委员补签意见。

六、实行对已批准的研究方案实验过程跟踪审查制。

（一）、申报资料和审查意见表是对实验过程进行跟踪审查的依据。伦理委员会应指定一至两名有关委员对随后进行的项目实验过程进行跟踪审查，重点审查实验的关键环节、手段是否与审定的研究方案相符。

（二）、必要时，伦理委员会可组织全体或部分委员对关键实验环节进行现埸审查。

（三）、伦理委员会根据需要，可对方案实验过程进行综合伦理评价，如发现有违反医学伦理原则的情形，可及时指出督促纠正或提请有关部门处理。

七、经审批的项目实验方案及审查意见表跟踪审查记录由伦理委员会办公室设专档备查。

八、本审查制度自2001年9月10日起生效实施。湘雅医学院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

辅助生殖技术和精子库 常规业务伦理督查制度

一、医学伦理委员会依据卫生部颁发的《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和《湘雅医学院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章程》，建立对本专科门诊部开展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精子库常规业务的伦理督查制度，目的是为了安全、有效、合理地实施该技术，保障人民健康。

二、实行各业务科室定期自查汇报制。各有关业务科室每季度应根据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要求，并对照有关医学伦理原则进行一次自查。年终应综合全年自查情况向医学伦理委员会提交一份书面报告。

实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制。医学伦理委员会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定期检查和一至二次不定期抽查。

定期检查可事先通知被检查单位，每次检查至少有3人以上的委员参加。由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带队。检查后应作出检查评价，记入检查档案。不定期抽查则根据需要确定委员人数，并可采取查阅资料、接待来访、问卷调查、询问患者、书面考试等方式进行。抽查结果应填入抽查情况登记表。

三、检查、抽查和自查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即检查、抽查医务工作者在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和开展精子库业务的过程中，（一）、是否抱有对人类尊严的同情和尊重进行精确的医疗，尊重患者、共事医师和其他医学专业专家的权利。

（二）、是否对患者、供精者和同事真诚相待并不断学习，运用和促进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根据需要充分发挥其他医学专业专家的力量。

（三）、是否遵守法纪，并及时修改违反患者和供精者利益的各种重要文件。除了急救时提供适当护理外，保证患者有自由选择医师和医疗环境的权利。

（四）、是否使要求实施辅助生殖技术且符合适应症的夫妇了解实施该技术的程序、成功的可能性和风险以及接受随访的必要性等事宜，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对捐赠精子、卵子，胚胎者告知了其有关权利和义务，包括捐赠是无偿的、健康检查的必要性以及不能追问受者与出生后代的信息等情况，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五）、是否坚持保密原则，使捐赠者与受方夫妇、出生的后代保持了互盲，参与操作的医务工作者与捐赠者保持了互盲。

（六）、是否违反伦理原则和规定，对单身妇女实施了辅助生殖技术、实施了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由医务工作者实施代孕技术以及一个供精者的精子提供给5名以上妇女受孕。

（七）、是否受经济利益驱动对要求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妇不严格掌握适应症，将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于有可能正常自然生殖的夫妇；违反规定非法变相买卖精子、卵子和胚胎。

四、对辅助生殖技术和精子库业务实施中和开展精子库业务过程中出现异常不良事件实行登记报告制度，事发部门应在24小时内向主管部门报告并报伦理委员会备案。伦理委员会负责督查并协助解决有关伦理问题。

五、伦理委员会在督查中发现有违反伦理原则的问题时可提出批评和整改建议，对问题严重者可召开伦理委员会临时会议，研究处理建议；对模范遵循伦理原则取得良好成效的单位和个人，伦理委员会可提请有关部门给予表扬奖励。

六、伦理委员会成员在督查中应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处理问题。

七、本督查制度自2001年9月10日起生效实施。伦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制度

一、办公室是伦理委员会下设的工作机构，负责伦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完成伦理委员会交办的任务。

二、办公室设秘书一人，其职责如下：

1． 办公室实行秘书值班制，设置值班电话和工作电脑。

2． 办公室秘书负责保管伦理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档案，档案一般应存原件，档案应分类编册，实行登记制。

3． 办公室秘书负责伦理委员会的会议议程、会议通知、会议资料和会议纪要等会务事项。

4． 根据伦理委员会的安排，办公室秘书负责做好伦理督查、审查等活动的有关联络事务。

加强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意义 篇5

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是指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伦理道德要通过制度资源和制度设计体现出来，以制度的威力来规范公共管理人员履行自己的职责。

公共管理中的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即公共伦理制度化，是时代的大趋势。是公共管理的历史性进步，是《公务员法》实施的必然。

任何一种新的理念的提出都有坚定的理论为依据和基石。公共伦理制度建设是以英国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为理论依据。即不论社会性质和制度如何。制度建设的根本在于其社会是“人治”社会还是“法治”社会。但一个社会是“人治”还是“法治”，从理论说。与对“人”的假设有关。“人治”把“人性善”作为前提，这是我国奉行千年的孔子的管理理念，笃信每个人经过教育可以克服自私心和自利行为，而不必要进行制度化的约束与管理。“法治”的前提则承认人并不善，还藏有私欲，用黑格的话说，甚至是恶的。因此，需要设计一种制度，使人生活于制度环境中，由于有了制度的约束和制约，人就是有自利之心，也会做出对整个社会有利之事。而且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面前，制度的约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公共伦理制度化建设是一种必须，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结果。

除此，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社会中个人的心理伦理和道德理性在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下表现为有限性，这也要求并决定公共伦理必须进行制度化建设。个人心性伦理侧重于从个体方面来解决社会公共管理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表现为通过伦理教育促使个体行为自律，并在发生不道德问题时追究个体的责任。从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角度看，也要承认个人心性伦理道德具有极其重要的自律约束和规范作用，但必须看到，个体的道德理性、意志和能力是有限度的，它仅是一种软约束。因此，在个人心性伦理之外还必须配之以制度伦理。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27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由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扩展，血缘宗法关系和地域狭隘性逐渐被打破，人们的伦理道德获得新的形式、新的内容。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其巨大的利益驱动和利益的引诱，社会主体仅靠自身的自律及伦理道德规范已不起多大的作用。所以有些人为某种私利，也铤而走险，进而出现了官场的腐败。这样就需要建设和形成一种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符合的公共伦理和制度伦理。以制度性的力量来建立和维系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公共秩序，这是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区别于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条件下道德体系的根本特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内在要求。

公共伦理在少数行政主体身上失去应有的调控作用，数使公共权力偏离了权力运行的健康轨道。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反面说明了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势在必行。一是公共行政成本高，办事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二是干部人事体制上的委任制导致的官场腐败，权力寻租现象严重。三是少数公务人员道德败坏，以权谋私。

专利制度中的伦理问题初探 篇6

专利制度中的伦理问题初探

本文通过对专利制度中的.伦理问题分析,指出专利制度为天才之火添加了利益之油;为创新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效地调整和平衡了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也有效地调节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专利制度体现了道德精神,是符合伦理原则的.

作 者：董宏伟 作者单位：武汉市知识产权局,湖北,武汉,430014刊 名：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TRAINING AND RESEARCH-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年，卷(期)：20(1)分类号：B829关键词：专利制度 伦理

制度伦理与政府职能的完善 篇7

一、制度伦理及其两个维度

制度伦理就是“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的辩证统一。”制度伦理一方面是指制度的价值诉求和价值评价, 要求制度本身应该是合乎道德要求的, 即制度“善”或“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指超越道德规范自身的限度, 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起支配性作用的规范的适当制度安排来改善人们的道德状况。制度伦理就是制度价值理性与伦理立法的统一, 这两个方面在现今中国都要求政府进行制度创新, 以此实现对社会积极有效的价值规范与引导, 促进社会和谐。

从制度的产生看, 一定的伦理精神与价值追求本身就是一定的制度得以产生的观念先导, 制度就是一定价值追求的实体化和具体化, 是结构化、程序化的伦理精神。制度的功能从根本上说就是进行公共资源或者说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 这种分配所依据的标准、方法和途径则体现了制度制定者的伦理价值观。所以制度伦理的一个维度就是制度安排所应蕴含的价值理性, 即制度“善”。制度一旦出台就会成为其目标范围内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依据, 而制度能否得到有效执行, 关键在于执行主体和目标人群对其内容的认可程度, 这种认可又来自对制度“善”的价值判断。“我们对政府政策意图达到的目的 (比如正义、公平、公正、幸福、健康、生存、安全、福利、平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进行决定的时候, 是在作伦理的判断。”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 “权利论的理据立场应当成为制度‘善’判断的基本理据立场。”所以, 制度安排应保障和发展公民的各项权利, 保证人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 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现。由此, 公正就必然成为制度“善”的基本价值追求。因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只有公正的制度才能创造和谐的社会关系, 使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条件, 不仅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而且为人的素质的提高和潜力的发挥提供条件, 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传统的宣传教育方法在道德建设方面日显力有不逮的情况下, 制度的伦理关怀对道德的养成作用日渐为人们所重视。所以, 对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安排, 即伦理立法就成为制度伦理的又一重要维度。近日关于“老人倒地扶不扶”的争论, 更从现实的维度凸显出伦理立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道德社会的维持, 需要很多人都有道德感, 而道德自身的弱强制性、模糊性和软制裁的特点, 使其对那些没有道德自觉和良心沦丧的人无能为力。而制度伦理却可以凭借其外显的刚性制裁, 规范并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目标确定和行为方式选择, 重新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 促使其按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市场经济增加了物欲诱惑, 而个体的道德理性、意志和能力又是有限的, 这时伦理立法对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依靠制度性的力量来建立和维系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公共秩序, 正是现代社会中政府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特征。

二、制度伦理对完善政府职能的作用

“政府职能是指政府的行为方向和基本任务”, “任何政府, 其行为方向和基本任务均涵盖阶级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平衡等四大方面。”在现代社会, 政府职能的这四大方面都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供给。华南师范大学的吴超林教授在2005年4月召开的“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研讨会上提出制度的建立与维护是中国政府职能的首要层面。邓小平同志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的和谐要求政府以公正、健全、有效的制度体系体现其制度供给职能, 制度伦理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它以公正为首要的价值目标, 追求制度体系的系统、完整和自洽, 能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 为社会提供基本的秩序。制度伦理还通过链接道德主体的“德”与“得”, 规范和引导行政人的道德行为, 克服制度执行的异化, 实现政府职能质的提升, 改善社会转型期制度设计偏颇、制度运行多变与异化的现实困境。

首先, 制度的价值理性以公正为首要价值目标, 能够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 从而完善政府职能。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公正的制度能够促进人类的自我发展和人与社会及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和调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下, 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 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公正的制度将在基本自由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 努力实现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将确立起多元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诉求的有效表达机制, 并通过对话、协商、妥协的方式调解利益矛盾, 正如吴忠民教授所说, “一个社会只要能提升其公正的程度, 那么社会问题出现的种类与程度均为减小, 同时社会也可以增强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力度”。政府应通过公正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对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 协调不同社会阶级、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关系, 增进社会的凝聚力, 为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从而提高政府的权威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其次, 制度的价值理性追求制度体系的系统、完整和自洽, 能为社会提供基本的秩序, 从而促进政府职能的完善。“社会的秩序, 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 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 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科学合理的制度确定了行政行为主体应有的行动边界, 这将减少人们对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预期, 增进人们的交往、合作的可预见性和可依赖性, 从而降低人们进行行为选择的信息成本和风险成本, 增进社会的有序性。制度伦理还强调制度系统中各具体制度之间的吻合、协调、匹配, 这就防止了制度间的矛盾与冲突, 从而促进各个领域活动的有序进行。此外, 科学合理的制度还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 这个形式上的普遍性有两个基本方面, 即横向上不因人而异, 能够被无差别地一致实施;纵向上不因时而异, 能够被前后一致地贯彻。制度形式上的普遍性可以使受其约束的人们有明确的可预期性, 减少行为的无序性。因而, 政府应该通过建设系统、协调的制度体系, 更好地实现其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平衡职能。

除了以制度的公正协调利益关系和以制度的系统协调促进社会有序外, 把一部分道德规范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 即所谓的伦理立法也是健全道德激励与约束机制, 完善政府职能, 促进社会和谐的一条重要的制度伦理途径。伦理立法能够链接道德主体的“德”与“得”, 规范和引导普通公民及行政人的行为, 克服制度执行的异化, 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关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理论中曾阐明“个体理性不能够导致集体理性”, 要促成集体行动必须启动“选择性刺激手段”的奖罚制度, 来激励社会成员按照集体要求而为。在道德体系中, 道德原则、道德规范要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实践, 必须以人们的认同为中介, 并变成主观良心的感召, 才能起到道德的激励、教育和规劝、禁止等作用。与此不同, 伦理立法则可以避免这种主观相异性, 因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特质就是对不同的主体具有同等的客观有效性, 不为个体的偏好所左右, 而且还可以矫正个体的偏好和价值追求, 把个体的行为纳入到统一的道德秩序中来。伦理立法的这种规范和引导作用体现在扬善与治恶两个方面, 前者是通过对遵守道德规范的主体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 使其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 进而强化其道德行为;后者则通过对违反道德要求的主体予以制度性的限制和制裁, 使其付出物质及精神上的代价, 而遏制其不道德行为。伦理立法这两方面的强制作用将使人养成一种行为习惯, 乐于自我约束和承担应负的道德责任, 从而有效地克服制度执行和遵从中的各种异化行为, 保证和促进社会公正。当然, 伦理立法也不是万能的, 它只能对底线道德进行明确规定, 对中层道德行为作出鼓励性、补偿性规定, 而不能对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等理想道德进行制度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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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忠民.社会公正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农村养老——在制度与伦理之间 篇8

中国未富先老，而且在地区和城乡收入差异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还不能按照西方的养老政策理论实现“从需求到权力”“从保障到福利”。即使城市社区也不能提供社区养老的条件，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代际责任伦理支撑了“老有所养”。老有所养背后的家庭代际关系和责任伦理已经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在通过降低生活需求、减少对子女的经济依赖甚至一定程度上在经济上援助子女的情况下实现居家养老，并且关于子女“孝顺与否”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这些探讨都是基于对城市养老现状的研究，对农村养老关注得不多。对于农村养老来说，在制度建立和伦理责任之间存在着更复杂的关系。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土地不同形式的流转，改变了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经济社会基础。替代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这一体系目前还处于试点的阶段，只在部分地区实行。一方面，制度的完善，主要为养老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生活上的支持如何实现还需要在养老模式上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在物质都缺乏保障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家庭来实现养老，在家庭中就需要一定伦理责任的维系。如何在制度设计和伦理责任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是应该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基于北方几个农村的调查和老年人的访谈，来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2009年10月和11月，我们在北方某省农村地区选取了7个村落和两个农村养老院作了老年人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300份，作为分析的基础数据。之后对这些村落进行了跟踪调查，主要是通过访谈了解村落及村落养老基本情况的变化。这7个村都不是农村养老的试点地，但是村落内部这几年在土地、家庭结构、养老资金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老年人的生活现状。

一、农村家庭养老的社会经济基础

家庭养老是农村的主要养老模式，老年人一般在家庭中实现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目前，代际之间分开居住已经非常普遍，家庭养老也就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老年人家庭的自养老，经济上独立，夫妻之间相互照料，情感上彼此支持；二是代际赡养关系，子女为老年人提供以上的支持。家庭养老是代内自养老和代际养老的混合。随着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和人们预期健康寿命的提高，代内自养老的能力在提高，但是老年人身体能力下降之后就越来越需要子女的照料。家庭养老如何维系，理论上的讨论很多，认为或者是出于情感，或者是一种交换，或者是一种内化的文化价值观念，等等。家庭养老的维系实际上是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

传统的农业村落中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土地以及相关的家庭副业。农业生产中代际之间、村落的家庭之间在农业生产中需要进行相互的合作，村落会形成紧密的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网络。老年人一般会由于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能力，安排着家庭的生产以及收入的支配，老年人相应地在家庭中会有更高的地位，得到家庭成员的尊重，以至整个村落都保持着共同的意识、道德以及相应的规范。

随着村落的发展，村落中家庭的社会地位建构的基础不再单纯地依赖土地，更多地依赖新的财产积累的方式。村落年轻一代中大多数人不再将土地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仅仅依赖于土地，家庭的收入状况就不足以支持家庭现代的消费和生活，家庭会陷入贫困的状况。即使年轻人在农业上有更多的投入，由于农业生产已经机械化或者半机械化，也不再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年轻人开饭店、搞运输、做其他生意，五花八门，这些已经不是老年人能够进入的领域。年轻人新创造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老年人，并以此建构自己的地位。而老年人随着土地劳动力投入不断下降，收入就更难以保障。家庭在实现多样化的经营过程中，需要建构新的社会关系，获得新的资源，这些关系和资源已经超出了村落的边界，与更多的市场和社会建立起了联系。这样的关系构建只有少数老年人可以做到。如果老年人关系网络中资源缺失，老年人就不能依赖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主要依赖于新的关系。围绕着新的资源构建新的社会关系，老年人也丧失了地位。因此在家庭和村庄的社会经济事项中，老年人已经不具有权威性，地位下降。2009 年调查的三个省会城市的近郊农村就是这样的状况。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村落空心化，直接的结果是打破了村落原有的社会经济体系，代际的经济社会关系出现了断裂。留在村落的老年人只能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决定耕种多少土地，以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村庄土地撂荒是常见的现象。农村空心化在县城周边乡镇和农村是普遍的现象。子女平时都在外打工，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最多在年节回家看望，甚至年节都不回去。空心化的农村，主要的养老方式就是家庭代内的自养，代际养老更多的是物质上的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出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断裂。2009年调查的四个村落是省会城市下属的旗县的农村，目前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传统的家庭养老的伦理责任实际上是与代际经济和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在一个村落共同体中实现的。而当前村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网络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甚至断裂，共同体中原有的紧密的经济社会关系网络已逐渐被向外发展的关系网络替代，对于村落的行为约束能力下降，特别是对代际养老的伦理责任或者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下降，那么代际的关系和伦理责任就更为纯粹，更多地转向情感或者亲情，结果可能就是孝道的衰落。

可以预期，随着农村养老保障试点工作的推进，以及农村地区逐步卷入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城市地区，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内，农村地区可以实现养老的全覆盖。从现在的试点情况来看，部分地区养老保障的标准还是维持在“温饱”水平，还是需要代际的经济支持来维持。养老保障只能提供物质方面的保障，现在城市养老模式讨论更多的是如何实现生活和情感方面的支持，提出了家庭与社区、机构结合等多样化的方式，其中主要的目的之一是让老年人能够在熟悉的社区持续地生活，能够就近得到子女照料。那么由于保障经费不足，对于家庭养老更多的还是诉诸代际的伦理责任。家庭养老的实现需要在制度和伦理之间实现平衡。对于农村养老来说，在缺乏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更多地需要从伦理责任的角度来分析。endprint

二、家庭养老的代际责任伦理

农村家庭的理想之一是子女孝且顺。目前连孝都不能实现，就更谈不上顺。现实的代际责任伦理观念已经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孝顺的标准已经转换为子女是否有工作成就，家庭是否幸福等等。孝顺、能力成为一对概念，孝顺的判断不是依据是否有这样的意愿，做或者不做，而是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孝顺父母。孝顺与否不单纯是价值判断，还已经转换成为一种能力的判断。因此评价养老的责任伦理，不再依据代际过去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是需要不断地重新建构。子女是否有能力赡养父母，是否孝顺父母，是通过双向的关系来界定：一方面，父母是否为子女提供了一定的财产，提供了一定的挣钱的机会；另一方面，子女自己是否有能力积累财产，挣得更多的钱。人们在这样的关系中重新看待孝顺与否。父母未能够为子女提供一定的财产，父母也就对自身存在否定性评价，在责任伦理方面，就不太能够要求子女为父母的养老尽更多的责任。这样的认识在村落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不能简单地认为子女不供养父母或者不给父母提供好的生活条件是不孝顺，人们更多地认为这是没有能力的表现，而不是对其进行道德或者价值判断。如果有能力做到，那就是谁多有本事，给儿子挣了那么多等等，儿子多有本事，多孝顺等等。代际责任伦理的这种变化，使得子女是否孝顺父母的判断，转向父母为子女能够提供多少财产和帮助，或者父母是否能够减少或者避免给子女带来负担。村落社会对个人和家庭的评价，依据的是为子女“打闹了”多少财产。如果没有能力为子女累积财产，反倒在生活上完全依赖子女，老年人自己也就不能认同这种状况。“不能苦补孩子。”“你看他过得恓惶，你哪还能跟他要。”“人家也是一家人，不能紧着给你，（要不人家也）没法过日子。”“孩子们也有孩子们的难处。”“能自己料理就自己料理，没办法就不说了。”这些是老年人通常的认识。因此，2009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让老年人评价子女是否孝顺时，97.2%的有子女的家庭都认为子女孝顺，但是在预测未来如何养老方面，选择家庭养老的比例不高，只有31.3%，而期望社会养老或者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比例是56.9%。当然直到现在，调查的几个村落都没有实现社会养老，除了部分孤寡老人选择进入农村养老院之外，还是通过家庭实现养老。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出现的现实状况是，只要父母还有能力，一定程度上啃老现象就持续，人们也接受这种状况。父母帮助子女耕作土地，如果共同居住，父母负担日常生活的开销，父母帮助看管第三代，第三代的许多日常开销就由父母负担，甚至帮助负担学费等等。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父代就需要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很节俭，而年轻一代却保持着更好的生活水平，住房条件更好，日常消费也更高。就调查的几个村落来说，这是常见的现象，即使代际共同居住，父母一般也不能住在向阳的正房。老人们也认同这种状况，他们用年轻人“都一个样”来作出解释。这种状况或可以持续，对老年人也是正面的评价和认同，认为还能为子女提供什么，如果不能，也是对老年人自身能力的负面的评价。如在调查的T 村，男户主66 岁，因为有手艺，身体也好，土地都交给儿子耕作（集中起来采用机械耕作），自己经常接一些活计，每个月在日常生活开销之外还有节余，每年年底都有存款。但是当女儿建议父亲将院子和房间重新装修整理，可以住得更为舒适，甚至由女儿来承担这些费用时，他不愿意这样做，认为这样做村里人会“有看法”，他挣钱将钱花在自己身上，这似乎是不应该的。这项意见提出了两三年后，最后在儿子的主张下，才在2013 年终于执行。实际上早在几年前，他的儿子就翻新了房子，住房的条件非常好。类似这样的现象很多。

这样的责任伦理，还是一种由上向下的责任伦理。为什么在父代逐渐失去劳动能力、收入更低的情况下，建构了这样的责任伦理？仅仅用传统的孝道的衰落不足以作出解释，需要从代偿的社会地位来作出一定的分析。在调查的几个村庄中，谁是有能力的人，村庄里会有比较一致的评价。现在没有一个家庭是因为很好地耕种土地、饲养家畜而户主被认为是有能力的人。农业劳动只是家庭收入的补充，家庭的主要收入还得依靠农业之外的收入。父代和子代一般都分家，不再是在一个家庭。这样就将区分代际家庭的基本状况，也区分家庭收入状况的好坏。以老年夫妇为主的家庭，老人或者自己耕作土地，或者已经将土地转移给子女耕作，从土地获得的收入都相对有限，那么家庭在村庄的社会地位主要是通过正当年的子代的地位来确定。父代如果还工作，就基本在农业耕作领域。在生活领域中，如村庄的婚丧嫁娶的随礼，父代也几乎不再参与（除非是自己同代人举办的），而在子代之间进行。正当年的子代成为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力量，父代的家庭地位需要通过子代的地位来延续。子代地位得以维系，就意味着父代地位的延续能够得到肯定、认同。人们评论的是谁的孩子如何有本事，这样父代就更有面子，更被人看得起。“别看人家穿得破，你知道人家的儿子是干什么的吗？一年挣多少吗？”“孩子们好就好。”这是村庄的地位评价方式。通过这种村庄的地位评价方式，父代获得了代偿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的肯定的评价。

在这样的责任伦理和社会地位评价中，村庄中的老年人实际的生活状况堪忧。农村老年人没有退休一说，只要还能劳动，就会继续劳动。从2009 年以来到现在，情况基本没有变化。而不能再劳动的老年人，基本的生活就是一日三餐（或两餐）、晒太阳、聊天、简单的娱乐（如打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离死不远了”。调查村落T村，2009年调查时还没有争取到养老金，土地被征用后很多老年人依赖土地的补偿金生活。老年人生活很节俭，甚至减少每日的用电量，身体状况许可的话就养鸡、养羊补贴家用。从2011年开始，T 村征地纠纷解决之后，为60岁以上老人每月提供500元“养老金”，足够日常开销。“人老了，也没什么花销，也就是一口吃的。”老年人在服装、礼节往来上的开销很少，主要就是日常的必需品开销，自我维持简单生活，尽量减少给子女带来的负担。日常生活和生病时主要依靠配偶和没有外出打工的子女照料，但是要去医院看病，一般都是依赖子女的帮助。T 村是调查的七个村落中家庭养老状况比较好的村落，因为老年人都有了固定的收入。而在其他的村落，特别是空心化的几个村落，老年人自我维持的是一种相对贫困的生活。他们简单地耕种土地，部分人申请得到一定的贫困补助，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他们的子女只是在特定节日时偶尔回来探望。endprint

现在农村贫富分化严重，在住房、衣着、日常用品消费方面已经明显可以看到这样的分化。要维持着一定的生活水平，同时还要赡养老年人，这对一些家庭来说负担不小。子代家庭收入主要用于小家庭的生活费用，特别是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和相关的各种开销。对于外出打工的子女来说，在城市工作虽然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但是在城市生活的成本相对也更高，要维持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交通等等的费用。在经济上保障父母一代也能够达到与子代相似的生活水平，这种努力本身可能就会使得两代家庭都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于是出现了老年人一般都维持着简单、非常节俭的生活的情况。村落本身也认同这种现状。

三、在制度与伦理之间

农村养老需要制度和伦理的双重建设。农村的养老制度建设还只是处在试点阶段，没有实现全面的覆盖。在调查的几个村落中，T 村是特例，因为征地获得了养老方面的保障（地方土地换保障的特殊政策，既不是农村养老保障，也没有进行农转非），一般老年人能够得到的政府补贴只有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户补贴、大病补贴、70 岁以上老年人补贴。从调查的情况看，五保户补贴针对孤寡老人，其他的保障虽然按照政策可以申请，实际上能拿到这样的补贴的人是少数。那么大多数的老年人，生活的维系需要依赖自己的劳动收入，或者通过储蓄实现自养老，或者就需要子女负担养老的责任。对于调查的T 村来说，因为土地换来的收入使得家庭可以维持稳定的生活，老年人只要没有大病大灾，不需要依赖子女。但是在制度不能及时建立的村落，更多的需要通过对伦理责任的强调来维持基本的家庭养老，而子代家庭的实际收入状况决定了负担老年人的能力，也因此出现了老年人无人照料或者不能得到很好照料的情况。

老年人在失去劳动能力，不能继续耕种土地或者从事其他劳动之后，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落，老年人即使不能从事劳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还能为子代家庭生产作出贡献。但是在土地不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之后，甚至出现土地撂荒现象，老年人失去了建构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而传统的代际伦理责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当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丧失之后，责任伦理就需要依据新的代际经济社会关系来确定，因而使得孝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对孝的意愿和责任的评价转为一种孝的能力的评价。这种能力的评价是双向的，老年人自己没有能力，本身就丧失了要求子女有更好的能力来尽孝的条件，并且在道德上不能实现自我认同，这促使农村的老年人家庭普遍地维持简单、节约的生活。当然中国的传统也是勤俭节约，在社会普遍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代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生活质量的差异，这只能说在养老方面家庭和社会的投入太低，实现的是低水平的家庭养老。在调查中发现，即使有能力过上更好生活的老年人家庭，也由于存在没有持续保障的顾虑，以及村落内人们的评价方式，也没有进行生活方面的改善，而同样维持简单的生活。

城市养老研究现在更多的是强调物质以外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如何通过养老模式的设计来实现，也强调这个过程中的代际伦理。对于农村养老来说，在物质不能保障时，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显得更为重要。在村落调查时发现，老年人平时生活中一般都是配偶之间相互照料，子女能够经常来探望，特别是在节日回来探望，这是生活中重要的事情。而对于空心化村落的老人来说，子女日常或者节日的探望也不能经常实现，这也使得他们的生活失去了很多的色彩。当然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打工的子女将家中老人接出来在城市共同生活，虽然负担增加了，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实现了一种生活的理想。

农村的未来发展还存在着许多的变数。2009 年调查的省会城市近郊的三个农村已经处在城市的边缘，很快会随着城市的扩展而成为城市地区，相应的养老方面会进入城市的保障体系。旗县所属的农村在逐步分化，或者成为乡镇的一部分，或者空心化后被撤并，老年人的家庭养老会随着发生变化。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趋势，如许多子代家庭已经在城市或者县城定居，将来他们的养老会逐步成为城市养老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农村的老年人家庭会随着时间发展而逐渐减少。那么在这样快速变动的社会中，农村社会在养老制度还没有建立，伦理责任又在重构的过程中要更好地实现家庭养老，就需要制度和伦理的双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