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制度政治伦理（精选3篇）
陪审制度政治伦理 篇1
孔子是春秋末年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 教育家,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曾修《诗》《书》, 定《礼》《乐》, 序《周易》, 作《春秋 》。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 对华夏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培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形成了中华民族温和谦恭, 彬彬有礼,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刚毅进取, 奋发有为, 吃苦耐劳, 乐观向上的优良品质。 孔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 并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通过学习研究孔子的著述言论, 我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的核心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即仁, 礼, 中庸。
一、孔子的政治理想———仁
孔子的政治理想国和基本的政治原则就是他常说的 “有道”,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 , 即所有人都按照礼制的规定, 贵贱有等, 上下有序, 各出其位, 各称其事, “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要实现这种政治和谐, 就要靠“仁”。 仁的主要内涵是孝悌、忠恕和惠民。 其中, 孝悌和忠恕是对民众的行为规范, 是自下而上的要求。 (1) 《论语》学而篇第一:“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 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也与。 ”孔子非常重视孝悌, 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入则孝, 出则悌”, “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2) 忠恕亦即爱人, 忠即尽力为人谋, 中人之心,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雍也 》) 恕即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后来朱熹说:“尽己之谓忠, 推己之谓恕。 ”可见忠恕是对“仁”这一政治原则的具体运用。 (3) 惠民是孔子理想政治中对执政者的期望, 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愿景。 孔子认为仁政表现为两大政策, 即富民足君和先德后刑。 富民足君的办法主要有“使民有时”“敛从其薄”和“节用”。 先德后刑主要表现在要处理好三种关系:一是富和教的关系, 要先富而后教。 孔子反复强调治民首先要“足食”, 民有饭吃而后再谈政治教化等事宜。 二是惠与使的关系, 孔子主张先惠而后使, “惠则足以使人”。 (《阳货》) 。 三是教与杀的关系, 孔子主张先教而后杀。
总之, 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仁政, 美政,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他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尊五美, 屏四恶”。 子张曰:“何谓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 劳而不怨, 欲而不贪, 泰而不骄, 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至期谓之贼;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 (《尧日》)
孔子的仁政思想和政治原则既没有警人之笔, 又没有玄妙之论, 让人感到平实可近。 孔子所描绘的理想社会, 为千百年来的执政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 也是孔子仁政学说的传承和发展。
二、孔子的伦理原则———礼
孔子把人际关系主要概括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四个方面, 而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礼”。 子曰:“不学礼, 无以立。 ”孔子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礼制规范行事, 他用过许多概念, 如:仁, 义, 礼, 智, 信, 温, 良, 恭, 俭, 让, 恭, 宽, 信, 敏, 惠等, 表达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 其核心就是遵从“礼”。 践行“礼”的途径就是 “克己”。
克己, 简言之, 就是克制自己。 孔子对克己讲得很多, 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修己。 “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 先修身, 然后齐家, 然后治国平天下。 二是“约”, 即用礼作为准则约束自己。 “君子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 亦可以弗衅矣夫”。 颜渊说:“夫子循循善诱人, 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 ” (《子罕 》) 三是自戒。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及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 ” (《季氏》) 是“一朝之忿, 忘其身, 以及其亲, 非惑与? ” (《颜渊》) , 告诫人们自戒自控, 防止一时冲动。 四是自省。 子曰:“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 (《里仁》)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则远怨矣”。 (《卫灵公》) 曾子把自省说得更清楚,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 (《学而》)
孔子的“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的思想, 有其积极的一面, 教导人们提高自我修养, 洁身自好, 遵规守纪, 有利于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及整个社会的和谐, 但“克己”也有消极的一面, 容易使人安于现状, 安分守己, 屈从命运, 放弃斗争, 这种封建礼制把高尚与平庸、精神满足与外在屈从巧妙结合在一起, 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最理想的伦理原则。
三、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庸之道
“中庸” 这个概念是由孔子提出的, 孔子所说的中庸之德, 不是指品德、品质, 而是指对待事物的态度。 中庸与“允执其中”是一个意思, 即执中。 中庸就是“用中”。 从《论语》及有关记载来看, 孔子把“礼”视为“中”, 一切行为符合礼就是执中。 孔子时时处处都以礼分是右, 臧否人物。 孔子说:“夫礼所以制中也”, “过犹不及也”。 他提出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证明礼中同体。 孔子的求“中”之方, 实质是考察事物对立双方的连接点, 达到双方的平衡。 比如君与民之间的利益是矛盾的, 处理这对矛盾时, 不是简单地倒向一端, 而是以分配和节用为纽带, 既富民又足君, 从而求得两者的平衡。
可见, 中庸的本意是合理、适当。 中庸就是“以中为用”, 它是孔子提出的一种思维方法、处世之道和最高的道德境界。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 它要求人们认识并把握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 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 使矛盾双方在相互连接中协调发展。 作为一种处世原则, 它强调不偏不倚, 不走极端, 无过无不及, 在矛盾对立中求得和谐与统一。 如果把中庸作为道德修养的准则, 就可以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 是一种最完美的标准状态。 中庸是一种至高的人生智慧, 是东方文化的精髓, 目前社会上有些人把中庸之道理解为折中, 圆滑, 不思进取, 因循守旧, 是文化糟粕, 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孔子的许多言论至今仍是国学精髓, 让人耳熟能详, 关于人生, 子曰:“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关于做人, 子曰:“士不可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益者三友, 友直, 友谅, 友多闻”。 关于学习, 子曰:“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正直, 乐观, 积极进取, 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 一生都在追求一种理想社会, 他的思想几千年来影响中国的历史沿革政权更替, 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气质, 直到今天仍然值得研究和深思。
莱布尼茨政治伦理思想解析 篇2
一、莱布尼茨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
莱布尼茨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大致包括三部分, 即政治伦理价值论、政治伦理规范论和政治伦理手段论。其中每一部分也都是完整的、自成体系的。
政治价值论
在政治伦理价值论部分, 莱布尼茨的政治伦理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目的都是清晰明了的。在价值主体方面来布尼茨认为“对一个统一体而言, 形成一个确定的对社会成员施加影响的管理机构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控制社会成员的权力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 而更重要的权力使命是要关心公共福利建设。”[3]莱布尼茨这里所谓的管理机构, 是联邦国家, 在联邦国家每一个人必须把他的意愿转交给政府, 比如转交给一个君主, 或者贵族、公民委员会, 或者一些自然人、法人, 这样每个人的意愿就被理解为政府之意愿或代表他意愿的公民的意愿。在相对赞成绝对集中权力时, 莱布尼茨认为必须依靠国王之美德, 作为专制统治的唯一衡量标准;教会的存在和现实世界的法律有利于国家和国王的善, 因而是价值客体;和亚里世多德一样作为的乐观主义者的莱布尼茨认为“幸福”才是公共权力追求的最高目标, 即价值目标。安全等目标只是实现幸福的保障。
政治伦理规范体系
莱布尼茨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主要包括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以及政治伦理的主要规范。其中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是指贯穿于政治伦理规范之中、概括地反映政治伦理规范的基本要求、在伦理规范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规范, 这一规范就是上帝, 上帝是最高权力者, 上帝的善是最完美的最高的善, 个体的善体现在对上帝的善的模仿。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是指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行为中遵循的最主要的规范, 是政治目标实现的根本保障。莱布尼茨的政治伦理核心规范是“正义”, “在所有这些美德中, 正义对国王而言是最有必要的。其他的美德是为国王的荣耀增光添彩, 而正义则是最根本的, 它使国王处于理性本质所要求的状态。”[4]正义是善和智慧的结合, 塑着政治秩序, 使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的人民相互团结以求生存。当然莱布尼茨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中还包含着友谊、英勇与正义共同建立起社会的纽带, 英勇主要是护卫国家要遵循的政治伦理规范, 友谊主要是国民生活中要遵循的政治伦理规范。
政治伦理的手段
政治伦理的手段是关于政治伦理实践方式的观点和主张, 是政治伦理价值和政治伦理规范借助于一定手段得以实现的环节, 是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莱布尼茨是一位伟大的调和主义者, 在政治冲突中他主张先进行协商。他认为协商的双方必将同意要结合开展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对有关的必然性争议‘开诚布公’, 把矛盾展现出来, 这样人们便能很好地相互理解, 或许会达成某种一致。这些争议说到底是措辞而引起的, 尽管他们总是对此信以为真, 并造成了大量的谣传和灾难……第二个步骤是‘相互尊重’, 就是一方对另一方让步, 就某些问题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如果是宗教教义方面的问题, 那么只有通过确凿证据才能达到这一点;如果是生活实践方面的问题, 人们能够或有时必须相互妥协, 以图带来教化或和平之目的的最佳状态。第三个步骤是‘抽取’或‘悬置’, 或者就是对不能达成一致或不能很快达成一致的某些方面暂不进行考虑, 采取把它们放置一边的方式, 或当它们不很重要的话就无限期的搁置下去, 直到未来的全球基督教会议会做出新的决定。[5]
二、莱布尼茨政治伦理的理论建构及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莱布尼茨作为第一个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德国哲学家, 跨越了两个世纪而有许多思想与现代社会相契合, 我们不得不感叹其伟大与深邃。
首先莱布尼茨主张个体的生存、发展与自主。政治伦理的底线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个体的生存, 尤其是莱布尼茨生活的那个战乱的和文艺复兴的年代, 个人的生存、权力问题显得如此突出。莱布尼茨的哲学的是以单子本体论为基础的, 他认为上帝是最完善的单子, 其他单子与上帝的区别不在于本质, 而在于完善性, 人这种单子与上帝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区别只在于人受自身缺陷性的制约。这样“莱布尼茨把人从传统基督教中神的完全制约中解放出来, 人作为单子及一个独立的实体是有独立性、完善性、能动性、独特性的。”[6]莱布尼茨认为应该尊重个人的生存与发展, 尊重人权, 尊重人的自由。莱布尼茨为奴隶辩护认为“理性灵魂的权利必须不伤害奴隶, 也就是这种权利不能造成对奴隶的伤害或不幸福。”“我反对以下观点, 认为我们可以占有奴隶, 奴隶的孩子仍然是奴隶。”莱布尼茨为奴隶的挣脱与解放提供了他的观点, 同时也为人性的解放而努力, “在自由国家里, 如果宪法不能为政府充分地提供一个自然人所应拥有的明确意志, 那么这个国家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规则的”。在文艺复兴时期, 莱布尼茨的这种关于个体的主张, 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次, 莱布尼茨主张政治宽容。政治宽容也是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莱布尼茨时代各种冲突此起彼伏, 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资本主义革命……政治宽容有利于缓解社会布尼茨的政治宽容表现在个体对个体的宽容, 人与人之间不应是互相倾轧, 而是应该按照正义的原则建立公民社会。“一个仁慈之人就是在理性允许的范围内去爱每一个人的人。继而, 正义便是调节情感的美德, 希腊人称这种情感为对全人类的爱, 这种定义便是最合宜而方便的定义, 如果我的观点没有错误的话———正义是作为明智人物之仁慈, 即仁慈应当遵循智慧的命令。”另外, 莱布尼茨强调宽容信仰自由, 他终生都努力于基督教和新教的融合, 并主张“对于异教徒, 只要他是善的, 仍然可以享受神恩的庇佑”[7], 在宗教权力占上风的十七世纪, 莱布尼茨的这一主张无疑遭到了各派的怀疑, 但是他这种望眼天下和平的气度, 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再次, 莱布尼茨表达了与当代全球化相近的思想, 他喜欢和谐、均匀、主张多样性的统一, 而且不遗余力地在当时的各种势力和国家之间穿梭, 力促形成某种均匀的多样化整体。“在古典政治哲学哪里就清楚的预设了:只有在国内才存在着对善好的追求, 而在国际间不存在对善好的追求。”[8]但是莱布尼茨恰好打破了这一预设, 他认为东西方并存着两大文明, 应和谐相处。他认为“和谐”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多样性, 一是个体在相互冲突中的存在。这说明莱布尼茨已经意识到, 事物发展最终不是以哪一方压倒其他方面而结束, 而是以各种力量的合理分配完成统一。在文化方面莱布尼茨主张欧洲文化与东方文化同样是世界两大文明的来源, 并积极与传教士来往以汲取东方文化的精髓。在政治方面莱布尼茨承认独立国家政权的存在, 并试图把对正义的理解与国际关系原则相联系。在莱布尼茨对法国宣言的评论中 (1688) , 莱布尼茨讲到:“我发现法国政策的本质是用如此多的战争伤害来打压它的邻居, 以至于对它的谴责不会随着它所犯下的非正义行为而增加, 她立刻摆脱了所有的它将要招致的抱怨, 如果它只做同样的第一百次罪恶的话。一个用自己的双手割掉了一百个过路人喉咙的杀手, 如果犯下了其他令人发指的罪行, 相应地如果他已经犯下了双倍的残酷罪行, 他就不应当受到更多的谴责和更大的惩罚吗?”所以他认为“伟大的国王应该经常缔结和约”,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
莱布尼茨的观点昭示了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以人为本, 人的全面和持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关键, 所以尊重单子的自由、为幸福的生活创造和谐的环境就显得那么必不可少;另外, 面对成功的作用于政治哲学理论建构体系, 我们大致可以参照相互照应条件下的缺失, 互相调和, “西方社会更注重法理政治, 而我国也成功的经历过伦理政治, 当前情况下围绕我国伦理政治理论的效度缺失, 要借鉴法理政治理论来加以克服, 实现东西方文化、制度等的互相借鉴。”[9]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版, 227—233页
[2]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版
[3][4][5]Patrick Riley:Leibniz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2003
[6]江畅:《自主与和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版, 67页
[7]莱布尼茨:《神义论》[.M].北京:三联书店, 2007版, 69页
[8]张旭:《论康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中的道德与政治》[.J].现代政治与道德, 2006
“以人为本”与政治伦理 篇3
其一，人性与天道的关系。
政治伦理，按照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来理解，它应是“人性”与“天道”的相互关系的政治哲学范畴。包括对人性的解释、确认以及其所认可的人格模式和个人修养等。
“天道”，就是天地万物生灭兴衰的根本大道。
儒家的伦理主张是：作为一个人，要具有“天道”赋予的大作为，就必须克制自我的私欲而内化天道，通过不断“修身”，提升“人性”，使天道成为个人的人格美德，这就成了“内圣”；而“内圣”，是有“外王”这种大作为的基础。这一逻辑，在历代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中几乎是一样的。因此，也自然地要求统治阶级的成员必须保持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人性情怀和人性修养。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积极的思想。中国古代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正是基于对天道与人性的深刻领悟所追求的人性修养。
其二，权力与人性关系。
权力与人性的关系，是政治伦理在制度层面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西方的政治伦理中，把占有和滥用公共权力，作为制度设计的人性假设，孟德斯鸠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亚里士多德断言：“谁要让人来统治，那就要加上兽性的成份。”为克服权力被少数人占有和滥用，提出了“天赋人权”的理念，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正是在对“人性”的完整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使权力在接受公众的人性审视的基础上，实现了制度化和法治化。而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一个核心性的理念却是“君权神授”，因此，“自我神圣”的思想意识和集权的政治体制，在我国的政治伦理中有着深刻文化遗传。
“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要求在权力观念上，必须接受人性的审视，使公共权力能时时处于公众的人性审视中。同时又要确认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
其次在权力制度上，对于权力制约也必须以这两点认识为前提，对于政治领域的任何人，我们都不排除私欲对公共权力的染指。因此，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在有效的人性审视之下，这样，权力才能自觉地接受人性的审视和制度的制约。因此从“以人为本”出发，政治权力或政治制度对人性的认可与保障，以及确立和构建“以人为本”、接受人性审视的权力意识和制度设计应是必然的逻辑。
其三，党性与人性的关系。
“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要求我们的党性决不应排斥人性，而应把人性视为党性的前提和基础，党性应是对人性最科学、最先进的体现。如果抛开了人性基础，我们党的先进性，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神性”。而“神性”必然要拒斥“人性”的审视和制约。我党的先进性，不应是对“神性”的拥有，而应是对“人性”的自觉。
其四，政治伦理与党员的先进性教育问题。
政治伦理的强制性，可以实现对人性的有效提升。因此，我们对党员模范先锋作用的塑造，实质是对人性的塑造。首要的前提就是先做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党员先进性教育，不仅仅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说教，其实同样蕴含着“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这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1、对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人性关怀。它要求共产党员要具有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要胸怀世界，情系众生，对人民、对人类、对自然界都怀着一种博大的爱。这种人性情怀，自然要求共产党员在个人情操上，要有“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着专著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1]
2、对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渗透着对党员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作为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的关怀，其在人性品格上，渗透和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丈夫精神”，即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它要求我们共产党员在逆境中应是个“强者”，在顺境中应是个“洁者”。这正是我们当今共产党人应具备人性品质。
3、对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为党员实现自我人生意义和作为指明了正确的人生途径。共产党员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作为，要到人民群众中、到贡献中、到学习和思考之中去寻找。“做勤奋学习的模范、做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模范、做勇于实践锐意创新的模范”。
上述这些虽然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其终极指向和最终实现的，还是人性的塑造与提升。这正是我们政治伦理中“以人为本”的体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