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构路径探讨

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构路径探讨（精选3篇）

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构路径探讨 篇1

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构路径探讨

【摘 要】行政伦理建设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目前我国出于转型时期，行政伦理建设不仅关系到行政人员伦理失范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政府形象的塑造，甚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行政伦理建设，特别是行政伦理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亟待加强。

【关键词】行政伦理；建构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和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规范体系还在新旧交替之中，多元化的伦理价值观念和真实的伦理需求矛盾凸显，其中行政伦理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加强行政伦理的制度建设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行政伦理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国运治乱和国家兴衰，影响公共管理效率和管理效益的提高，关系着行政管理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和水平。如何完善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构，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途径。

一、再造行政伦理价值观念

行政伦理理念是行政伦理建设实践的行为指南，只有拥有先进的理念，才能够推进行政伦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人民服务是我国行政伦理及其制度建设的最高价值追求，这一行政伦理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理性认识公共行政本质的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传统的民本思想而最终形成的。但同时如何将为人民服务的这一道德原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需要更新行政伦理观念，进行价值观再造，即在行为选择上将人民服务细化为坚持法律至上、公共利益至上、服务至上和责任至上的价值观。

（一）坚持法律至上。

法律至上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根本标志，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公共利益实际上是和政府的合法性相关联的，如果公众的利益没有被代表，意愿和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者较好地满足，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便出现危机，则公共管理也可能面临变革了，现代政府无不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公共行政环境和多元化、个性化的公众需求，各国政府只有尽最大的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不断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才能获得公民最大程度的认可，我国政府也不例外i。

（二）坚持服务之上。

服务理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政府再造运动中提出来的，主张以企业精神来改革政府公共部门，认为政府再造工程最重要的是树立政府的公共服务精神，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不仅是政府的合法性使然，也是公共行政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这是以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为依据的，政府与公众之间就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公众是政府的委托人，政府接受公众的委托，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因此，政府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和心理转变ii。

（三）坚持责任行政。

责任行政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取向之一，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国家的共识。责任政府在广义上可以理解为政府有责任对公众的各种合理做出回应，在狭义上则是指政府对法律规定的职能负有执行责任，如果违反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加快行政伦理的制度构建和落实

（一）加快立法建设。

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建设。从行政伦理建设的现状来看，我国急需一部行政伦理法来对全国的行政伦理建设进行统一指导，但是我国的法制建设整体上并不完善，要迅速出台一部系统全面而又操作性强的行政伦理法实属不易，行政伦理立法进程必须是渐进的过程。目前，应该先对行政伦理建设具体制度如官员财产申报、信息公开等进行立法，保障行政伦理建设的基本工作能够落到实处，等时机成熟的时候，依据这些制度立法的经验和实施效果出台行政伦理法。

（二）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行政伦理的管理机构是专门致力于推进行政伦理建设的现实力量，其建立和运作能够保障行政伦理建设的常规化和制度化。行政伦理建设的管理机构的缺失会导致行政伦理建设工作责任的分散甚至无人负责。行政伦理建设的管理机构是不能缺少的，我国可以提升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地位，赋予国家预防腐败局更多的权力和更大的独立性来负责全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工作，或者将行政伦理管理职能赋予中央纪委和监察部专门管理和监督行政伦理建设工作。

（三）全面实施财产申报制度。

行政伦理的制度建设不能仅从宏观上来入手和落实，建立和完善微观的行政人员的个人道德制度能够更加直接地、及时地约束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更好地落实行政伦理的宏观制度，推动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利益追逐特别是经济利益追逐是行政人员产生违纪甚至违法现象的主要原因，因此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成为预防和遏制腐败的一项更为有效的措施，世界各国成功的实践己经证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增强公众对行政人员的监督，揭示行政人员潜在的利益冲突，强化行政人员廉洁自律等方面发挥着极其有效的作用iii。

（四）建立行政人员职业道德培养机制。

行政人员是一个独特的职业群体，身处公共行政这样一个领域，就应该有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的职业意识和道德观念，即建立对公共利益的信仰并且依照这一信仰自觉、合法地行使公共权力。个体的道德发展一般包括四个阶段，即他律、习惯、自律和追求价值目标，也就是说个体德性的产生必须经过后天的学习和修养，我们因此可以通过建立行政人员职业精神的培养机制促使行政人员形成，并且自主地提升职业意识和道德观念，行政人员的职业精神培养机制是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强化监督机制的功能

（一）强化内部监督机制。

首先，要通过立法促进行政伦理监督的制度化，为行政伦理监督提供基本的规范和法律依据。其次，要赋予监督机构独立的监督职能。我国行政体制自身的障碍影响了行政伦理监督机制效能的发挥，但就目前而言，改变这种特殊的体制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务之急是通过立法程序赋予纪检机构、监察机构、检察院和法院较为独立的监督职能，主要应体现在监督机构应具有与同级党政机构相对平等的地位，除需要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官员外，监督机构可以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来任免其他工作人员，财务经费的管理要与同级政府财政脱钩，由上一级纳入财政预算，最后还需要赋予监督机构独立行使立案调查和审批的权力。第三，整合分散的监督力量，增强监督的整体合力。各监督机构之间应该建立有序的相互协作机制，可以利用互联网互通情况、共享材料、联合办案。第四，加强宣传教育，强化行政监督意识，要让监督者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用法律手段大胆行使监督的权力，并在监督过程中不断提高监督水平和工作能力，而被监督者应该自觉接受监督，克服抵制情绪。

（二）强化社会监督等外部监督机制。

首先尽快对新闻舆论监督，进行立法赋予新闻媒介较大的独立性，政府可以引导其舆论监督的方向。监督其舆论监督的尺度。其次加强公众监督，培养公众的民主参政意识，让社会公众乐于、勇于、善于对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进行监督。要完善各种相关制度，用制度保障公众行使监督权力。我国目前的举报制度、信访制度、听证制度在行政伦理监督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因为立法的滞后和制度自身的漏洞，公众监督的潜力并未完全发挥出来，第三，重视对非营利组织的培育和监管，这样公众可以参与到非营利组织中发挥监督作用，逐步形成公众监督的组织化、有序性、独立性iv。

四、培育成熟、理性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公民们在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自愿结社、自由讨论公共问题和自主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是相对于臣民社会而言的，是相对于强调国家权利忽视个人权利的社会结构而言的，我国的公民社会并不成熟。现代公共生活的培育需要政府从政策和法律上加以正确引导，加强与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并给予社会群体舆论表达，实施民主监督的空间和机会，通过制度途径回应公众的诉求。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公民意识生成的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v。

注释：

i葛妮，《试论当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公共利益》[A].长安大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ii张成福，《公共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ii张世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反腐的选择与策略》[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4月

iv魏娜，《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01期

v何增科，《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M].中央编译出版社

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构路径探讨 篇2

行政伦理是指调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行政行为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在此基础上, 我们强调行政伦理涉及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角色伦理, 是针对行政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社会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美国著名伦理学家库珀从行政管理实践视角研究行政伦理问题, 关注的核心是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面临伦理困境时的对策。行政伦理法治化即将行政伦理上升为立法的高度, 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具体的行政伦理法, 保证这是“良法”, 并得以有效实施。值得注意的是, 行政伦理法制化与行政伦理法治化有所区别, 前者只注重具体的法律条文, 后者除了制度的建立外, 还强调一种依法治国的理念。

综上所述, 行政伦理法治化就是把最基本的, 可描述性, 以及在实践中被严重践踏的行政道德规范纳入现行法律体系, 给予所有行政机关及公务员同一行政道德判断、选择、评价及其要求了的模式和能力, 促使行政道德规范与原则内化为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稳定的品质。

二、我国行政伦理法治化的可行性分析

就我国现实而言, 尽管行政法制日益完善, 但行政人员的道德失范现象不曾少见, 用软性的道德约束来防止权力异化, 仍是一条不可偏废的必要路径。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一手抓法治, 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 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 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 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 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 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若是纯粹的将伦理上升至法律, 肯定依法治国能完全解决国家治理问题, 则将以德治国放置何处? 在维持和优化国家行政环境方面, 道德与法律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者不可偏废。中国行政立法颇多, 但政府清廉系数依然不尽人意, 归根到底源于制度的疏漏和监督不力, 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道德观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软弱性, 而法律是国家意志提升至制度层次, 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二者刚柔结合发挥效用, 才能可持续地优化行政环境实现从法律价值内化为社会成员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准则的过程。

行政伦理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等非强制性的力量发挥对行政人员行使行政权力的约束与教化作用。然行政伦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强制性, 有要求公职人员切勿触犯法律、触及道德底线的力量, 但现今金钱物质充斥的社会关系中存在诱因太多, 力量比较薄弱。

行政伦理不可能完全法治化, 如道德、伦理这样心中内化的准则性和原则性东西倘若上升至法律层面, 在操作性和可行性上存在技术难度。从“人性假设”理论出发, 以“经济人”假设解释公职人员作为普通的个体, 除了人民公仆的角色外, 也承担着家庭、社会中不同的角色, 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动机和偏好, 在实际行政过程中, 单靠法律并不能约束或控制他们的行为, 他们可能会根据个人内心的利益诉求, 做出不合乎法律规范的行政行为, 滋生腐败。所以, 行政伦理法治化不可能完全奏效, 还是需要促进公职人员行政伦理道德教化。最佳的方式还是走德治与法治并进的道路。

三、我国行政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

( 一) 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过于笼统、不够细化、操作性不强。我国不缺规范公职人员行政行为的法律, 关键是立法效率的提高、制度的完善与落实以及有效的监督。例如2006年《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要求不够细化, 规定太过空泛, 在操作时, 处分的弹性较大, 处罚缺乏足够的威慑力, 对违法乱纪行为缺乏有力的防范措施。我们不可否认《公务员法》对公职人员的伦理规范起着一定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面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存在先天不足与公务员伦理精神相对缺失, 近年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约束公务员行政行为的规章条例, 但整体上针对性不强, 约束力和可操作性方面存在问题。

( 二) 党政和行政文件中对行政伦理的规定多是原则性的, 流于形式, 缺乏处罚性措施, 针对性不强。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党政机关县 (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多以党纪政纪形式存在, 缺乏量化规定和惩治措施, 操作性、针对性不强, 以致公务员以及党政领导干部只是将它视为政治摆设、“橡皮图章”, 起不了实质有效的作用。

( 三) 行政伦理监督不到位, 监督力度弱。在内部监督上, 监督环节有疏漏, 上级对下级放松监督, 因为都是一定程度上为自己办事, 感情用事, 不想得罪人; 同级监督体现在碍于情面, 讲究表面上的和睦相处; 下级对上级不好监督。其次, 内部监督机构不力, 没有切实发挥自己的监督作用。在外部监督上, 社会监督和公民参与度不够, 监督渠道不畅。最后, 存在“煮汤圆式”的监督, 只有被公众发现腐败嫌疑的官员才得到调查与惩治, 还存在许多未被公众发现的腐败官员。

此外, 缺乏独立行政伦理监督机构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 以致监督不力, 行政人员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 才会出现以公权谋私利, 权力错位、越位现象。

四、关于行政伦理的路径思考: “内化”与“外化”两个维度分析

行政伦理的“内化”应主要在行政人员的道德修习上下功夫, 实现施政的公平正义。“外化”即认为把行政伦理当作一种美德伦理有悖逻辑, 而且存在内在的矛盾和脆弱性, 因而认为行政伦理是一种规范伦理, 它更强调以法律法规约束公职人员的所作所为, 行政伦理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行政伦理建设应该走法治化的道路。

伦理指社会道德。道德与法律本身就是两个系统, 倘若道德入法, 建立了具体的行政伦理法, 如何能保证有效的实施。道德是宽泛的概念, 无法衡量, 法律中能否做到具体的细化, 如一位交警执勤人员看见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正要撞向前面施工的五个人的情况下, 旁边刚好有一位胖子, 而且他在知道若是将这个胖子推过去挡车, 刚好那五个人就能幸免, 并且交警就这样做了。此种情况下要么死五个人, 要么死一个人, 若是追究这位交警的责任的话, 到底该如何去衡量他的过错予以处罚。简言之, 行政伦理法在操作上有一定难度。

目前, 我国已有一系列规范公务员行政作为的法律及条例, 我们应利用并完善好现有法律, 并制定具体的, 有实质性内容的规定, 比如明确提出和强化对违法、违章行为的惩罚性措施。中国不缺法律, 缺的是对现有法律体系的调整与改善。笔者建议, 应加强对官员的行政伦理教育, 引导正确的行政理念; 强化反腐力度, 促进廉政文化建设; 完善各级监督机制。更多地是注重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 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总而言之, 行政伦理法治化是手段, 但不是最终目的, 也不是唯一的路径, 应将提高公职人员的个体道德修养、增强道德的自律性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参考文献

[1]张康之, 李传军.行政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2]陈娅.行政伦理法制化道路之可行性分析[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1 (12) .

[3]陈海民.公务员行政伦理责任法治化研究[D].济南:山东, 2007.

[4]姒鹭.行政伦理法治化研究[J].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2008.

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构路径探讨 篇3

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逐渐重视行政伦理建设，取得了不少丰硕成果。同时，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由于内部外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致使行政伦理建设的步伐滞留不前，并在思想、制度层面引发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行政机构的主体方面看，不良行政直接导致了种种行政伦理失范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政不作为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管理主体没有完成法律规定其应尽的义务。具体到政府管理层面，尤指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时，没有达到公众的要求，损害了社会成员的利益。行政生活中的失职、渎职等不积极作为行为，是当前我国行政道德领域最常见和最典型的失范现象。从根本上讲，政府行政职权不明确、对行政责任界定的不清晰，是造成行政不作为最重要的原因。宪政民主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任何形式的权力都必须以宪法、法律的形式明确确定，使权力的行使者真正意识到，权力不仅仅是一种影响力，同时也是一项应尽的义务。

行政滥权

公共利益是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政府官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应时刻把人民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然而当下，公权力滥用、政府寻租行为时有发生。许多公务员“官本位”思想严重，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看作是高人一等的依据和搞特殊化、谋取私利的工具，把社会责任抛至脑后。我们经常谈到的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行政道德失范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种种行为浪费资源，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侵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行政越权

“越”即脱离了合法合理的范围，做了自身没有权力或者是权力并没有授权的事情。以权谋私是当前行政伦理失范中最严重也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其表现形式主要有：行贿受贿、权钱交易、损公肥私等。行政权力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自由裁量权应被合理的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现阶段，我国立法缺失、监督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等使得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被部分官员无限放大，行政绑架司法、行政干预舆论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不合理的价值取向既是道德层面的越位行为，有些严重越权表现已经超出了现有的法律法规界限，成为事实上的违法行为。

行政伦理的制度重建

近年来，公共行政伦理建设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伴随着国际化行政改革的趋势，我国也掀起了新一轮的关于行政伦理制度重建的浪潮。通过对以上行政领域各种失范现象的分析，笔者认为对行政伦理的改革和 创新势在必行。由于行政组织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最终的价值导向，因此，只有通过行政组织内外的共同配合，才能有效化解行政组织伦理冲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伦理失范问题。

加强对公务员的伦理教育

健康的行政伦理规范，取决于正确行政伦理观的确立。首先要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广大公务人员，特别是手握重要领导权力的行政官员自觉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自觉学习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时刻以公共利益为权力行使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才能从思想上抵制各种不良诱惑，真正起到伦理道德的模范表率作用。其次，要继续巩固和提高公务员对于行政伦理的认知水平。目前我国行政伦理还仅仅停留在道德准则等意识形态层面，并没有统一系统的整理加以制度化，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法制化。广大官员对行政伦理往往缺乏正确的认知，致使在行政权力实践中缺少科学的理论作为依据。必须推动对公务员的论理素质教育，强化行政伦理责任意识，提高处理问题的实践能力。

推动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角色

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行政体制的不健全是产生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温床，因此完善行政体制不仅会对行政伦理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在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潮下，政府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建设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努力完成由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也要同时注意到制度也有自身的伦理准则。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组织机构架构的制度化设计；权利-责任的制度化安排；管理程序及其规范的制度化确定；对违背制度控制或职责要求行为惩罚的制度化规定。将法定的目标、程序、方法等以組织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限定，可以有效防止部分官员在自身私利诱导下滥用权力，增强行政人员的客观责任感，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强化外部监督力量

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因此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也仍然在摸索和完善的过程中。行政机关内部，既要进行决策，同时又要依法监督，往往由于行政主体的角色冲突，致使内部监督形同虚设。所以必须强化和巩固外部监督力量。在我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享有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限。但在实际实践过程中，各监督机关由于自身监督力度不够、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缺乏独立性等原因，使得监督结果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因此，要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推动我国监督机制的发展和完善，给予各监督主体实际意义上的监督权限，并真正做到与政府在财政、人事、福利待遇等方面的独立，使监督权力的行使免除后顾之忧。同时伦理建设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应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民众监督政府行为的意识，为公民创造出更多的途径和机会与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作斗争，例如加快完善村委会、居委会等社区自治机构，鼓励群众参与政风评议，倾听民众对于政府重大决策、干部任免决定的意见。把行政监督、法制监督和社会监督结合以来，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完善的监督体系。

国外行政伦理建设的借鉴

推动行政伦理立法

实行法治，是国外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之一。只有将行政伦理上升到制度、法律的层面，才能确保行政官员依法管理、遵规办事，而不是依据长官意志和个人好恶。英国可谓是行政伦理立法的先驱，1889年英国率先制定了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并于1906年继续颁布了防止腐败法，1916年又在此基础上作了重要补充，以进一步完善和健全伦理法律体系。这三部法律基本上形成了英国现代防止行政伦理失范并惩治腐败的框架。德国的公务人员法规定，未经上级同意，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接受的物品都将等同于礼品，依法被禁止。很多国家也通过立法程序规定了公务员个人的财产申报制度。法国国民议会在1988颁布了《政治家财产透明度法》，从程序和内容等方面对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做了严格限定。这些法律法规对于行政官员厘清复杂的社会关系，合理解决各种利益冲突，从而廉洁行政具有重要的约束和指导意义。

建立行政伦理管理机构

推动行政伦理立法将其制度化和正规化，也仅仅是行政伦理建设中的一个环节，立法也只是停留在观念意识层面，最重要的还在于建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来确保各项法规的依法执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所以在这方面建立的管理机构也互有差异。如美国众议院内部设有“行为规范委员会”，宪法赋予其成员对“议员的不轨行为”以专门的惩治权力；同时众议院的常设机构“道德委员会”，在推动官员廉洁行政，防微杜渐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瑞典的监察专员制度设立最早，宪法规定，监察专员有权利质询和惩治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规范行政管理制度和程序。奥地利的“纪律委员会”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委员会”在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有设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覆盖全面的权力监察系统。

建设公民社会，发挥群众监督力量

威尔逊曾说：“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群众舆论将起什么作用？准确的答案似乎是：公共舆论将起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行政方面，为了对制定基本政策的巨大力量进行监督，公众的批评是完全安全而有益的，是完全必不可少的。可见，政府行政管理活动应该为公共舆论对其发挥监督控制作用提供最佳途径，其“行政管理必须在一切方面都对公共舆论有敏锐的反映。”但由于我国目前公民社会还不成熟，民众尚缺乏监督政府权力运行，依法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意识；同时，人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诉求渠道不畅通，很多情况下群众的正确意见不能及时反馈到政府高层，致使很多政府决策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美国的实践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在美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很多都在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如华盛顿设有三个由民间力量组成的政府监督机构：“公仆廉政中心”、“公务员政策中心”、“关于政府行为的私人调查机构”。这三个机构都是由民间力量自发构建的非营利组织，机构的经费由慈善基金会提供，拒绝接受政府的资助，这就在最重要的经济层面上保证了三大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得组织可以较为客观公正的对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质询、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对相关政策制定提出建议意见，真正影响政府实际行为，表达民众的声音，行使宪法赋予民众的权利。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存在巨大差异，以上外国的成功经验不可能全部适用于我国的目前的行政伦理建设，我们更不能盲目的照搬照用而忽视了我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国家的经验大部分经过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实践检验，必然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效仿和应用。现阶段，我国治理行政伦理失范，必须在正确分析我国当前转型期社会自身的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对我国现实情况有借鉴意义的国外经验，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和防范，才能真正建立健康合理的行政规范，发挥行政伦理对于依法行政、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