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的思考

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的思考（通用8篇）

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的思考 篇1

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的思考

内容摘要

摘要：当前，深化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建立适应社会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为目标，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服务政府建设为切入点。其中，完善体制机制是谋求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完善体制机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政府管理 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5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改革的结果看，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行政思想、政府职能、行政组织、政府管理方式和行政权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当前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其外在必要性和内在必要性。其外在必要性主要表现在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文化体制变迁、适应世界行政生态环境变化、造就优秀国家公务员；其内在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它是政府行政管理本质的需要。当前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其具体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因此,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渐进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借鉴性原则，从更新思想理念、抓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核心、进一步调整机构设置、搞好行政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创新政府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等方面进行改革并最终促进行政体制的发展!

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动力支持。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这一总体目标的确定，为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着投资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社会事业

发展不充分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之所以会长期存在且不断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不顺，特别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不顺。主要是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政事企不分、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公务员选拔任用制度不合理，等等。未来一个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影响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矛盾与问题仍然严重存在并且有加剧之势。要遏制并最终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建立起惠及十几亿人口的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加快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行政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谋求经济、社会、环境几个方面的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发展。这就要求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协调一致，统筹兼顾才能谋求这种和谐。而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必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有在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协调一致，统筹兼顾，否则谈不上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

3、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的制度保障。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处的现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获得发展，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支持。例如，推进国企改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为各类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

4、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质量与水平都与行政管理体制状况直接相关。对外开放带来的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对政府管理规则和管理能力的挑战。抓住机遇，应对与化解风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迫切要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政府管理的内容、方式及相关制度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增强在不断扩大开放条件下促进发展的能力。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

1、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制约各项改革的突破口和瓶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各项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也更大了。特别是在深化全面改革的过程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又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因此如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各项改革就很难深入。

2、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强，这与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形成矛盾。在我国现阶段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不断提高，期望值也不断增强。但是，我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同时，由于财力有限，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只能逐步增加和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只能逐步加快步伐。这种状况，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值形成了反差。同时，人民群众不仅要参与改革，也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希望尽快获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求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既要引导群众参与改革，又要教育群众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这是一个棘手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3、政府管理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管理的方式向主要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间接管理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更新政府管理理念，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官本位的思想，实现由政府主体向市场主体的转变。其次，要改变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做法，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主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实行依法行政。再次，要尊重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

4、新形势下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成了改革的对象，对政府自身的要求高了。

长期以来，政府处于主导的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入，角色发生了变化，本身成了改革的对象，需要大幅度地减少和放弃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这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改革越深入，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要求就越高，政府的形象和绩效不是由政府部门自己决定的，而是要看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如果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素质不高，服务意识不强，不依法行政，或者滥用权力，人民群众就会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监督和制约。

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当然提供公共产品并不等于自己去生产）；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人民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要明晰政府边界，凡应由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决策的事情应严格由他们决策，政府不应“越俎代庖”。凡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事情，政府责无旁贷，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调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各级政府要有意识地做到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包办企业决策，不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同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精神，探索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架构，以解决层次、层级过多的问题，推进行政审批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政府与事业单位分开的原则，稳步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改革。

2、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从宏观上解决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深化并进一步推动、形成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建立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机制；第二、建立有力的政策执行机制； 第三、完善协调机制；第四、建立健全危机管理和应急机制；第五、形成高效有力的行政监督机制。如：推进政务公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政务活动的透明度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完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建立舆论监督的有效运作机制。监督机制上各监督机构之间建立起经常有序的相互协作制度，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便利条件互通情况、互用旁证材料、联合办案，加强各监督主体间的协调，进而变分散监督为合力监督，以协同监督资源，增强行政监督的整体合力。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可以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权。

3、确保行政权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解决好政府应当如何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问题。科学合理的政府职能、政府规模和政府结构，应当通过法律加以确认，否则很难固定；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应当通过法律加以规范，否则没有保障；更重要的是，行政权的行使应当纳入法治的轨道，否则便会滥用。法律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也是政府布大信于天下。要保证法律真正得到普遍遵守和严格执行，政府必须首先受制于法，行政权必须受到全方位、全过程的严格监督和制约。因此，一定要真正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工作的龙头和基本准则，充分认识到它对行政行为的合法、公正和高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影响，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4、着力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府公务员队伍，解决好政府应当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能见物不见人，见机构不见人。公务员是政府管理的主体，反映着政府形象，体现着政府作风，代表着政府声音。同时，公务员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者和实施者，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活的灵魂。如果没有

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府公务员队伍，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了也不可能有效运转。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府公务员队伍应当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把为谁服务、如何服务作为加强政府公务员队伍与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来抓。要严格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通过激励和约束两种机制，实践锻炼和培训提高两条途径，不断培养并强化政府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和优良作风，切实提高政府公务员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行政能力，真正把政府公务员培养成人民的公仆，把人民政府建设成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5、建立健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政府绩效的主要标准是公众利益的维护程度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科学的政绩观就是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全面和客观的绩效评估体系，促进公共管理的目标实现。绩效评估考核是一面旗帜，具有评价功能、导向功能和激励功能。政绩可以定义为政府部门在积极履行公共责任的过程中，在讲求内部管理与外部效应、数量与质量、经济因素与伦理政治因素、刚性规范与柔性机制相统一的基础上，获得的公共产出最大化。只有建立一个包括评估管理机构、相关管理人员、监督机构、公民、评估对象在内的多元化的评估主体结构，同时，通过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才能保证行政部门绩效评估的有效性，从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四、延续传统文明，推进政府文化创新

1、倡导政府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府文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不断更新政府管理思想，突出时代意识、民族特色、社会价值，建立社会成员参与监督行政决策和管理的机制，建设廉洁、高效、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行政文化。

2、重构行政道德。行政道德主要体现在行政主体的修养和道德行为上，体现在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对职业道德、基本道德范畴的认识、观念和态度上。重构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必须弘扬传统行政道德体系中的精华，积极借鉴吸收外国行政道德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益成分，建立高效从政、一心为政的道德规范并贯穿于全部行政活动中。就是要摆正行政人员与公众的道德关系，陶冶行政人员道德情操，锻炼行政人员的毅力，树立行政人员公正、社会至上、勇于负责的强烈责任感。

3、重视行政价值。价值观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行政价值观则是价值在行政领域的具体化，它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基本走向。以 “为民”、“做事”为目标的行政价值观，必然引导形成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行政作风；而官僚行政、保守行政、涣散行政，导致行政价值观念混乱，制约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目前，当务之急是确立正确的行政价值取向，建设一

种民主与效率相一致、稳定与发展相协调的行政价值观，树立稳定、健康、和谐的行政心理和与现代行政管理要求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标准，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的行政价值评价体系，为建设现代行政文化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目前，全党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呼声大、期望值高，正面临良好的改革机遇，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继承发扬和自我完善。深入调查分析发现，干部管理使用上单靠理想、信念、党性、觉悟是靠不住的，必须要有刚性措施和办法。而现今沿用的干部管理体制几十年一贯制，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滞后不实用的现象。因此，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以此着手，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最终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的思考 篇2

一、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

概念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 因此, 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涉及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概念进行说明。

我们知道, 基础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 它的基础性和教育内容的基本性构成了培养良好公民的基点。从范围上看, 基础教育包括初中以前的各种教育形式, 但高中阶段教育就实际情况而言还不属于基础教育, 因为它还远没有达到普及和普惠的程度。

“体制”词原从生物学而来, 意思是生物器官各种形式的配置。[1]后来这个词引入政治学、管理学领域。从组织管理的角度, 体制般指的是各类机构的设置、权限划分及隶属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制度。那么, 教育管理体制就是在教育领域中各类机构的设置、权限划分及隶属关系等诸方面的制度。

我们进步理解,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就是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各类机构的设置、权限划分及隶属关系等诸方面的制度。在这里, 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立和划分个国家的基础教育管理权力;在中央和地方, 基础教育管理机构是以什么形式来进行设置的;这些形式的管理机构其隶属关系如何等等。

二、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背景 和作为

实际上, 人们对建国后和改革放后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分析和研究还是十分的丰富。这些加深了我们对当前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认识, 更促使我们立足于当前的宏观背景, 分析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积极作为。

1.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

根据教育的外部关系原理, 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的大环境紧密相联。认识到这样的大环境有利于我们加快推进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

(1) 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求

当前的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下, 知识和信息的更新和传播的速度和内容相比较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已大大加快。有人做出估计, 知识更新速度在18世纪以前的频率是每80-90年更新, 19世纪60年代更新的频率是每50年更新,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是每3至5年翻番。进入二十世纪后, 现有知识每年在以10%的速度更新。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果个人墨守已有的知识, 抱残守缺, 注定要被社会所淘汰。

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比, 信息社会的生产力构成呈现了根本的变化, 从劳动者来看, 信息社会要的是大批脑力劳动者;从劳动工具来看, 信息社会凭借的主要是智能工具, 如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从劳动对象来看, 信息社会要处理的是大批数字化和集成化的信息。信息社会下, 我们必须看到知识和信息的更新并不是自动进行的, 而是通过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来完成的。

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必须依靠教育, 尤其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提供了我们未来所知识、技能、思考的基础。从目前来看, 我国基础教育在学生知识传递、价值观塑造、制度规训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而学生创新意识的萌发、学生思想的启蒙以及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培养方面却显得比较缺位。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基础教育提出的要求

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八大”为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对人才的求和对人才创新型的求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于是, 从国家层面, 我们实施了人力资源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

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我们必须扎实推进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实施。如果说, 我们以前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话, 那么我们今后要实现科学发展, 就必须依靠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相比, 人力资源是具有重要优势的资源。对此, 有学者指出, 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 物质资源具有折旧性, 而人力资源具有存量和增量的可再发性, 并可以转化为其他社会财富。[2]因此,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关键是培养具有可再发性的人才, 并且,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无论是人力资源强国战略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 都为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出了新的战略性思考。

2.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实践作为

进入21世纪后, 我国基础教育体制在以往“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进步完善, 注重教育的公平, 提升教育质量, 基础教育微观管理机制稳步推行。

(1) 基础教育宏观管理体制进步完善

进入21世纪后, 尤其是到了2002年, 国家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上, 对农村基础教育给予了特别关注, 我们也能从国家当年颁布的有关文件中找到类似的表达。这就是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 这份通知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作出了明确的表述, 即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 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这份通知也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明确自身责任, 对农村义务教育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引导, 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必须给予特别的关注, 以保证农村义务教育持续稳定投入。

可以看出, 从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形成过程来判断, 我们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不断的完善, 从初“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的确立, 以及到后来的完善, 再到当前全面系统地落实“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可以说, 我们步步在接近、步步在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 这充分说明, 国家对于教育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现实国情的深刻认识。从各地的实施效果和反馈情况来看, 改革确实带来了权力的下放, 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后, 他们解除了紧箍咒, 能够大胆、果敢地因地、因时制宜, 从而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教育措施, 从根本上提升了教育质量。

同时, 我们也看到, 我国基础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已经进步完善, 并发育成熟, 这个体制我们可以描述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 省、市、县三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2) 基础教育微观管理机制稳步推行

我国基础教育宏观管理体制确立后, 就要在客观上对微观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进入21世纪后, 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主政的十余年来, 义务教育各项微观管理和运行机制稳步推行。

人们欣喜地看到, 国家领导人的新政也体现在教育领域, 他们关注教育的公平, 关注教育的均衡发展。于是, 教育部在2005年5月25日出台了《关于进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今后义务教育工作重心进步落实到办好每一所学校和关注每个孩子健康成长上来, 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 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3]此后, 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 他们把它作为项实现“两基”之后义务教育发展的项重要任务来抓, 而且也研究制定出了相应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

不仅如此, 国家对于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就在2005年12月24日, 国家颁布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该通知所做出的系列优惠政策和规定深得民心, 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 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这种政策我们可以概括为, 第一, 从2006年始, 国家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并在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于这些地区贫困家庭学生, 国家还给予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第二, 从2006年始, 打算利用5年的时间, 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原则要求, 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建立中央与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第三, 在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基础上, 从2008年秋季学期始, 国家将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 同时进步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

同时, 为了提高广大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的待遇, 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国家进步完善了保障教师工资水平的长效机制, 初步建立起按实绩和贡献分配的激励机制, 有力地促进了教师队伍建设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截至2009年年底, 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兑现了基础性绩效工资。

可以看出, 系列积极的措施和作为为我国基础教育微观管理机制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看到,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教师工资水平保障机制等相关制度的建立, 有力地推动了基础教育体制改革。

三、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完 善的方向

应当看到, 对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我国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改革, 并且改革也取得了定的成效。2010年,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则纲要》为接下来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我们拟结合对《规划纲要》的认识, 分析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步努力和完善。

第一, 注重建立分权与担责相结合的机制。

分权方面,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走向以县为主,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主要负责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对政策的把关上, 不应在学校具体的教育教学和人财物上做过多的干预。同时, 在敏感的人事管理方面, 要积极推行教师、校长聘任制, 取消教师铁饭碗和校长行政级别制, 有效设置教师岗位, 积极推行竞争上岗;通过公招聘, 择优聘任校长, 实行校长组阁制。

在担责方面, 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在简政放权, 分权化的同时, 应当强调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各级学校的绩效责任担当, 如果没有相配套的分权、责任担当体系, 很难形成高效率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这点美国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美国, 他们建立了教育效能委员会, 对学校绩效进行考核, 对未进行有效担责的学校采取相应措施。[4]我们可以积极扶持非盈利组织发展, 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

第二, 注重提升基础教育管理质量。通过建立基础教育相应的管理机制, 提升教育质量。

将素质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贯穿在中小学的日常教学中, 摒弃应试教育模式, 真正培养有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的学生。

其次, 注重教育评价。提高国民素质是基础教育恒常的价值目标, 因此, 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以考试为标准的效益评价体系, 建构全面、系统、动态、可持续发展的效益评价体系。在评价内容方面, 应充分考虑全面性, 不能仅仅考虑学生认知方面的发展, 还要关注其他方面如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 同时, 也要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在评价标准方面, 因为内容的多样化, 也必须倡导标准的多元化, 因此, 就不能仅仅追求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排名;在评价方式方面, 也应该朝多维化发展, 不能单纯由政府评价学校, 学校评价教师, 教师评价学生, 而应引导社会和公众参与基础教育质量的监督和评价, 建立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的评价标准, 从根本上确立和保证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的教育目标的实现。

第三, 注重学前教育的发展。学前教育对幼儿身心健康、习惯养成、智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要注重学前教育发展, 尤其是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保证农村留守儿童能够入园。同时, 要加大省市级示范幼儿园、市类园的创建力度, 推进幼儿园标准化建设。

第四, 注重教育适度超前的优先发展。教育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项关键领域, 人们常说“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足见它与其它领域存在天壤之别。

从国家层面来看, 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项重大方针就是教育的优先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 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 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发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教育, 完善社会力量出资兴办教育的体制和政策, 不断提高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投入”。

从现实层面来看, 我国正在大力推行城镇化, 这正是基于我国不断流动的人口大军而做出的现实选择。随着我国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学生成长对教育基础设施的要求, 要在发展教育时坚持适度超前原则。例如在新城镇化建设中推进教育步伐和规划原则, 在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时兼顾不同受教育对象对教育权利的求;比如农村人口发展趋势对定点布局的要求, 按照适度超前的要求, 进步深化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运转规范化, 这些都必须要靠与教育有关的管理部门的政策支持, 超前规划, 超前投入, 早做工作, 做有效的工作[5]。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社会实践的丰富与发展, 教育领域的改革刻也没有停止, 尤其是作为国民教育基础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没有间断。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面临信息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观背景。在此背景下, 我国基础教育体制在以往“地方负责, 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进步完善, 注重教育的公平, 提升教育质量, 基础教育微观管理机制稳步推行。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要在分权与担责、教育质量、学前教育、优先发展等方面进步努力和完善。

关键词：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思考

参考文献

[1]王锋.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 2011.

[2]谢炜.人力资源强国战略:内涵、挑战及路径选择.云南社会科学, 2011 (3) .

[3]袁贵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六大以来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回顾 (2002-2012)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4]蒋友梅.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及未来改革趋向.现代教育管理, 2010 (3) .

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的思考 篇3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  思考

应当说，改革开放后，我国基础教育成绩斐然，它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我们看到，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如影随形。本文立足于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认识，分析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和实践作为，提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一、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

概念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涉及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概念进行说明。

我们知道，基础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它的基础性和教育内容的基本性构成了培养良好公民的基点。从范围上看，基础教育包括初中以前的各种教育形式，但高中阶段教育就实际情况而言还不属于基础教育，因为它还远没有达到普及和普惠的程度。

“体制”一词原从生物学而来，意思是生物器官各种形式的配置。[1]后来这个词引入政治学、管理学领域。从组织管理的角度，体制一般指的是各类机构的设置、权限划分及隶属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制度。那么，教育管理体制就是在教育领域中各类机构的设置、权限划分及隶属关系等诸方面的制度。

我们进一步理解，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就是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各类机构的设置、权限划分及隶属关系等诸方面的制度。在这里，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立和划分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管理权力;在中央和地方，基础教育管理机构是以什么形式来进行设置的;这些形式的管理机构其隶属关系如何等等。

二、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背景和作为

实际上，人们对建国后和改革开放后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分析和研究还是十分的丰富。这些加深了我们对当前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认识，更促使我们立足于当前的宏观背景，分析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积极作为。

1.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

根据教育的外部关系原理，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的大环境紧密相联。认识到这样的大环境有利于我们加快推进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

（1）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当前的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下，知识和信息的更新和传播的速度和内容相比较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已大大加快。有人做出估计，知识更新速度在18世纪以前的频率是每80-90年更新，19世纪60年代更新的频率是每50年更新，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是每3至5年翻一番。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现有知识每年在以10%的速度更新。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个人墨守已有的知识，抱残守缺，注定要被社会所淘汰。

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社会的生产力构成呈现了根本的变化，从劳动者来看，信息社会需要的是大批脑力劳动者;从劳动工具来看，信息社会凭借的主要是智能工具，如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从劳动对象来看，信息社会需要处理的是大批数字化和集成化的信息。信息社会下，我们必须看到知识和信息的更新并不是自动进行的，而是通过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来完成的。

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必须依靠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提供了我们未来所需知识、技能、思考的基础。从目前来看，我国基础教育在学生知识传递、价值观塑造、制度规训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而学生创新意识的萌发、学生思想的启蒙以及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培养方面却显得比较缺位。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基础教育提出的要求

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八大”为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和对人才创新型的需求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于是，从国家层面，我们实施了人力资源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

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必须扎实推进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实施。如果说，我们以前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话，那么我们今后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依靠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相比，人力资源是具有重要优势的资源。对此，有学者指出，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物质资源具有折旧性，而人力资源具有存量和增量的可再开发性，并可以转化为其他社会财富。[2]因此，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关键是培养具有可再开发性的人才，并且，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无论是人力资源强国战略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都为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出了新的战略性思考。

2.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实践作为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基础教育体制在以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注重教育的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基础教育微观管理机制稳步推行。

（1）基础教育宏观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到了2002年，国家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上，对农村基础教育给予了特别关注，我们也能从国家当年颁布的有关文件中找到类似的表达。这就是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这份通知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即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这份通知也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明确自身责任，对农村义务教育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引导，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必须给予特别的关注，以保证农村义务教育持续稳定投入。

可以看出，从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形成过程来判断，我们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不断的完善，从最初“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的确立，以及到后来的完善，再到当前全面系统地落实“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我们一步步在接近、一步步在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这充分说明，国家对于教育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现实国情的深刻认识。从各地的实施效果和反馈情况来看，改革确实带来了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后，他们解除了紧箍咒，能够大胆、果敢地因地、因时制宜，从而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教育措施，从根本上提升了教育质量。

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基础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已经进一步完善，并发育成熟，这个体制我们可以描述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省、市、县三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2）基础教育微观管理机制稳步推行

我国基础教育宏观管理体制确立后，就需要在客观上对微观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主政的十余年来，义务教育各项微观管理和运行机制稳步推行。

人们欣喜地看到，国家领导人的新政也体现在教育领域，他们关注教育的公平，关注教育的均衡发展。于是，教育部在2005年5月25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今后义务教育工作重心进一步落实到办好每一所学校和关注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上来，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3]此后，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他们把它作为一项实现“两基”之后义务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而且也研究制定出了相应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

不仅如此，国家对于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就在2005年12月24日，国家颁布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该通知所做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规定深得民心，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这种政策我们可以概括为，第一，从2006年开始，国家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并在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于这些地区贫困家庭学生，国家还给予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第二，从2006年开始，打算利用5年的时间，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原则要求，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与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第三，在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基础上，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国家将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同时进一步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

同时，为了提高广大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的待遇，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国家进一步完善了保障教师工资水平的长效机制，初步建立起按实绩和贡献分配的激励机制，有力地促进了教师队伍建设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兑现了基础性绩效工资。

可以看出，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和作为为我国基础教育微观管理机制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看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教师工资水平保障机制等相关制度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基础教育体制改革。

三、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的方向

应当看到，对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我国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改革，并且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则纲要》为接下来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我们拟结合对《规划纲要》的认识，分析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和完善。

第一，注重建立分权与担责相结合的机制。

分权方面，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走向以县为主，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主要负责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对政策的把关上，不应在学校具体的教育教学和人财物上做过多的干预。同时，在敏感的人事管理方面，要积极推行教师、校长聘任制，取消教师铁饭碗和校长行政级别制，有效设置教师岗位，积极推行竞争上岗;通过公开招聘，择优聘任校长，实行校长组阁制。

在担责方面，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在简政放权，分权化的同时，应当强调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各级学校的绩效责任担当，如果没有相配套的分权、责任担当体系，很难形成高效率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这一点美国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在美国，他们建立了教育效能委员会，对学校绩效进行考核，对未进行有效担责的学校采取相应措施。[4]我们可以积极扶持非盈利组织发展，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

第二，注重提升基础教育管理质量。通过建立基础教育相应的管理机制，提升教育质量。

将素质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贯穿在中小学的日常教学中，摒弃应试教育模式，真正培养有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的学生。

其次，注重教育评价。提高国民素质是基础教育恒常的价值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以考试为标准的效益评价体系，建构全面、系统、动态、可持续发展的效益评价体系。在评价内容方面，应充分考虑全面性，不能仅仅考虑学生认知方面的发展，还要关注其他方面如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同时，也要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在评价标准方面，因为内容的多样化，也必须倡导标准的多元化，因此，就不能仅仅追求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排名;在评价方式方面，也应该朝多维化发展，不能单纯由政府评价学校，学校评价教师，教师评价学生，而应引导社会和公众参与基础教育质量的监督和评价，建立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的评价标准，从根本上确立和保证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的教育目标的实现。

第三，注重学前教育的发展。学前教育对幼儿身心健康、习惯养成、智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注重学前教育发展，尤其是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保证农村留守儿童能够入园。同时，要加大省市级示范幼儿园、市一类园的创建力度，推进幼儿园标准化建设。

第四，注重教育适度超前的优先发展。教育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项关键领域，人们常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足见它与其它领域存在天壤之别。

从国家层面来看，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方针就是教育的优先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教育，完善社会力量出资兴办教育的体制和政策，不断提高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投入”。

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正在大力推行城镇化，这正是基于我国不断流动的人口大军而做出的现实选择。随着我国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学生成长对教育基础设施的要求，需要在发展教育时坚持适度超前原则。例如在新城镇化建设中推进教育步伐和规划原则，在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时兼顾不同受教育对象对教育权利的需求;比如农村人口发展趋势对定点布局的要求，按照适度超前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运转规范化，这些都必须要靠与教育有关的管理部门的政策支持，超前规划，超前投入，早做工作，做有效的工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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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王锋.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

[2] 谢炜.人力资源强国战略：内涵、挑战及路径选择.云南社会科学，2011（3）.

[3] 袁贵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六大以来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回顾（2002-201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蒋友梅.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三次改革及未来改革趋向.现代教育管理，2010（3）.

[5] 杨同玲，帅相志.新世纪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析.科学与管理，2011（1）.

[作者：李晶晶（1977-），女，天津人，硕士，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院学院讲师。]

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篇4

时间：2013-05-17 字体：小 中 大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明确提出要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认真总结过去几年乡镇机构改革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对于做好新时期农村各项工作，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乡镇政权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工作的重要基础。乡镇政权建设，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关系到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从大局出发，作出了取消农业税、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战略决策，大力推进农村各项改革，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随着农村工作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农村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凸显。2004年中央决定在部分地区进行乡镇机构改革试点，主要任务是配合农村税费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减轻财政压力，防止农民负担反弹。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中央又先后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等战略部署，乡镇机构改革试点更加注重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提升为农服务能力，试点范围逐渐扩大。2009年中央要求改革从试点转向全面推开，旨在建立精干高效的乡镇行政体制，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各地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在严格守住“乡镇人员只减不增”和“农村社会稳定”两条底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乡镇政权的职能定位、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组织结构、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创新事业站所管理体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经过八年不懈努力，乡镇机构改革已于2012年底比较圆满完成，初步建立了精干高效、符合农村实际的乡镇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推动了乡镇政权由管理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改进了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乡镇机构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高度审视，我国现行乡镇行政体制仍存在一些不相适应之处。党的十八大对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作出新的部署，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既获得了新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许多新的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正是从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实际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

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要在巩固现有改革成果基础上不断深入，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以推进，要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进行突破。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任务相适应；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相衔接；与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形势相配套;与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进程相协调，全面探索农村改革发展之路，全力破除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新的要求，切实做好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这篇重要文章，是我们机构编制工作者需要深入思考、认真研究的现实课题。我想就此谈几点思考，与大家共同探讨。

深化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把加强基层公共服务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乡镇政府直接面向广大农民群众，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高效优质公共服务是其本质要求，是其职能的核心。要继续转变乡镇政府抓经济的方式，把为企业、农民和各种经济组织服务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推动农村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开展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合作改革，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要紧密围绕改善农村民生问题着力搞好公共服务，加强农村用水、管线、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不同类型的乡镇还应突出不同的重点。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应围绕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把服务重点放在创新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上，具备较好工贸业基础的乡镇应按照城镇化发展要求，把服务重点放在加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和强化公共服务上。切实解决好权责一致问题，不断健全和完善乡镇政府功能。长期以来，责大权小、权责不对称是困扰乡镇政府的一个突出问题，这既影响乡镇政府有效履行职责，也妨碍乡镇经济社会事务的顺利开展。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要把宪法、法律赋予乡镇作为一级政权组织的各项权力真正落到实处，增强乡镇政府统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重点要理顺县乡财权、事权关系，适当扩大乡镇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上级政府部门在给乡镇下达工作任务时，需考虑匹配相应的财力，授予相应事权，做到财力与事权相适应，权力与责任相对称。要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继续减少“条条”管理，通过法定程序将相应的事权赋予乡镇，由乡镇政府自行处理本区域内的经济社会事务。

努力打造乡镇综合服务平台，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面对面服务。近些年来，各地在乡镇机构改革中，从方便群众办事、提高办事效率出发，通过整合基层事业站所、建立便民服务中心等载体，初步

建立了基层管理服务体系，为开展便捷有效的管理服务提供了组织保障。但目前的乡镇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还不够完善，主要是一些部门要求主管的工作自成体系，在乡镇各自设立机构、配备人员、建房屋、配设备，资源分散，信息不能共享，没有形成合力，农民群众办事还不够方便。要在现有乡镇综合服务平台基础上，切实把满足农民群众需求、方便农民群众办事作为衡量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的首要标准，进一步整合有关服务机构，打造涵盖各项事务更为综合的服务平台，不断改进和深化“一站式”服务、办事代理制等便民服务办法，简化工作流程，改善服务方式，拓宽服务渠道，做到更加便民、利民、惠民。

创新乡镇机构编制和人事管理，探索符合基层实际的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乡镇工作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替代性、综合性特点，综合设置机构，统筹调配人员，一人多岗、一岗多能，既有责任分工、又可形成合力，才比较符合乡镇管理的实际。必须尊重地方政府综合设置乡镇机构的权力和选择，从制度上切实解决上级业务部门以项目、资金、考核等方式进行干预的顽症。积极探索行政、事业编制统筹使用的办法，解决好干同样工作、分不同身份、享不同待遇的问题，充分调动乡镇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改变养人办事的传统做法，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和设置公益岗位等措施，做到养事不养人，始终保持乡镇工作人员的精干高效。推进乡镇人事制度改革，在政策导向上向基层倾斜，可进行乡镇干部职务、级别双轨制试点，逐步完善乡镇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等制度，真正使一些优秀人才愿意到乡镇工作，并且能够留得住，干得好。

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的思考 篇5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去得许多具体的成果。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党和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人事制度的改革等等这些可喜的变化都是我国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和证明。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任然困难重重，但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决心不会改变和动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职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二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进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以法律为基础，选举任用人才更加透明开放；三是政府间管理体制改革曲折中前进。当然，也存在弊端与不足：一方面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决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相对落后；另一方面，选举民主仅停留在村级自治层次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不高。

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 篇6

[ 关键词 ] 财政税收 改革 体制

胡锦涛日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当前,我国继续处在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坚定不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更好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 深化我国现有财政体制具体有如下几个建议:

一、财税改革必须由“放权让利”走向“制度创新”

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道关卡,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务必是“放权让利”。在农村地区应大力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扩大农民劳动积极性,并实行农副产品的竞争定价,使农民真正得实惠,除此之外,还应调整农业税收结构,减少农民在税收方面的负担等等。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应在适当的情况下提高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促进他们在发展经济、组织招商引资、扩大地方生产等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地方财政的“承包制”,也就是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和职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反之,由于职权和责任过度集中,导致宏观经济调控无法落实,这就限制了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史证明是切实有效的,因此务必长期贯彻执行,不断促进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最终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水平以及前进步伐。

1994年开始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开展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分级财政体制的试行经实践检验是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的,应继续大力推广。下一步工作中,要继续加强税制改革,强化职权与利益的分配关系,继续推进分税制,规范政府和企业以及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二、财政职能的转换必须和政府职能的转换同步进行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传统的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在初步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事权的基础上,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尽管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不得不保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在存量上依然存在包干制的痕迹,但在增量的安排上,则倾向于向新的体制过渡,这标志着财政体制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的思考 篇7

“十二五”期间,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进行:继续削减和调整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并提高透明度;依法管理外商投资活动,强化服务和监管职能;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的自由、便利程度。但从现实看,当前制约外商投资水平提高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尚未真正形成,统一协调和有效监管的体制仍然缺位。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健全还需要继续探索。

一、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1979年7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设立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任命谷牧副总理兼委员会主任,归口管理的单位包括外贸部、外经部、海关总署、外汇管理局、商检局、中国银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财政部等。各省、区、市也很快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整的外资管理体系。外资委作为组织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归口的部门,在当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一些重大事项在委员会上集体讨论,统一认识,形成决议,再由归口的各单位根据自身职责分工去执行,相关单位配合支持,这样就容易形成合力,协调行动,提高效率。

1982年1月,为统筹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全面工作,邓小平指示,率先进行外经贸系统的机构改革,将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外贸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统一归口管理我国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等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有关的涉外经济法规规定由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行使的批准权相应由对外经济贸易部行使。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满足提高决策层次、从最高层统一配置资源,迅速推动工作的需要,1994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外资工作领导小组,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组长,成员单位包括国家计委、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土地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特区办、国家外汇管理局。全国外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负责组织协调各部门的意见,主任由外经贸部副部长郑斯林担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班子设在外经贸部外资司。

1998年3月,根据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调整方案,撤销全国外资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改由外经贸部承担。外资企业法第六条规定: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审查批准。但事实上此后我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外资管理专责部门,涉及外资的管理职能分散在政府的几乎所有部门,政府部门之间有各自的管理权限,外商投资相关的管理规定也分散在许多监管领域之中,即由多个行政机关,依据不同的程序性规范,对外资进行多元行政管理,仍以政府单一主体管制为主。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前审批主要包括反垄断审核,国家安全审核,企业登记预先核准,土地、环境评估、规划选址,投资项目审批、企业设立登记和审批,其他行政登记(税务登记、获得设立外汇账户许可、海关进出口收货人登记)等,参与外商投资管理的机构分别是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当外资项目涉及特殊行业,有单行条例规定相应准入程序时,还需增加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如印刷业由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审批、金融业由金融管理机构审批等。由于在监管什么、如何监管、谁来监管等基本问题上含糊不清,且限于人力和专业技术力量不足,缺少健全的、程序化的监管,政府外资管理部门往往陷入纷繁复杂的审批工作之中。由于缺少基础的法律授权和监管职责划分,导致监管真空或监管重叠,提高了市场主体的进入成本,降低了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

应该说,成立“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外资工作领导小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解决了外资管理“九龙治水各管一段”的弊端,对内而言,作为一个高于各部委的高层次议事决策机构,便于对外资进行统合管理,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同时也可以更快地与最高决策层直接建立沟通,从最高层统一配置资源,有助于冲破各种利益羁绊,顺应了政府管理能力提升的需求;对外而言,也便于国家在国际关系层面实现对话。因此,在此后几年中,为加强对外资工作的领导,一些地方省市重新设置了外资工作领导小组,如2005年广东省政府决定成立外资工作领导小组,2008年上海市成立外资工作领导小组。省一级的外资领导小组配置规格都比较高,组长由省委书记担任,属于规格最高的领导机构之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一般设在省商务委(厅),但组织协调权限要高于商务委(厅)。

对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的外资管理体制曾经历过几次重大改革,总体上是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步伐进行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断调整政府管理机构,使其能够与一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但改革仅停留在政府机构结构调整的技术层面,着眼于解决部门之间互相掣肘导致效率低下等问题,没有逃脱部门审批的老思路,管资格优先于管行为,他律优先于自律,并没有真正解决涉及政府使命与功能的改革。实践证明,对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审批方式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对现行外资管理体制进行大的改革。

二、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十三五”期间,我国吸收外资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将更加严峻。一是发达国家国内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二是周边国家的崛起给我国吸收外资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竞争加剧,三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促使跨国公司行动更加审慎。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发展环境可能有所改善,但世界经济低增长、高风险态势不会明显改观,主要表现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动力仍较疲弱,一些新兴经济体依赖能源资源出口、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逐渐暴露,发展面临的风险上升,经济增速在放缓;国际政治变化、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因素将影响国际投资环境的稳定;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引发国际商品市场持续动荡;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世界贸易体制的完善等,使国际投资在新的平台上扩张的同时,也给其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难以再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蓬勃发展的态势。

从国际看,各国之间的竞争体现为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科技实力的竞争,同时也体现为经济体制和政府行政能力与效率的竞争。未来我国如果要继续保持引资优势,在制度层面建设上尤其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本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领先于其他新兴国家是十分必要的。在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十三五”时期商务发展的主要任务。

从国内看,我国要素供求关系趋紧、成本持续攀升,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传统比较优势明显弱化。对外开放还存在产业和地区不均衡;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地位还较低;与开放经济相适应的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完善等问题。

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面,改革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改革的实际进程,而由于外商投资的特殊性,对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更为必要而且迫切了。

外资管理体制是我国吸收外资发展战略与政策顺利实施的制度保证。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外资管理体制的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市场经济和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资管理体制对真正提高外商投资水平至关重要。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是影响外资质量和效益的深层次问题,已成为一项绕不开也拖不起的重大改革。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事务,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外资监管机构,作战略谋划。

着眼于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完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建议》提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指明了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2015年1月,商务部公布《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准入环节,对逐案审批的外资管理制度作出了重大改革,确立了全面报告加有限许可的管理制度,外国投资主管部门仅对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列明领域内的投资实施准入许可,这样就缩小了审批、核准范围,增加了审批透明度,将管理重心从前期的市场准入转到准入后的市场监管上来,更加注重对外国投资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但草案仍沿袭了现有的分段监管体制,未对现有监管格局作大的调整。

三、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发展的国际经验

总体来看,处于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的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具有综合性、宏观性和数量少的特点。美国、俄罗斯的内阁机构都是15个,日本仅有12个。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在进行体制改革,原来较分散的政府机构不断合并,使得政府部门减少,单个部门的职能扩大,用大部来协调和指挥相关业务,整合行政资源。

大部门体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商务机构设置的通行做法。多数国家的商务机构不仅是行业主管部门,还同时具有宏观经济服务职能和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从世界趋势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扩展,商务部门提供涉外管理、经济协调的职能将强化,在投入与编制方面均予以倾斜。“大商务”的指导思想将宏观经济效益、贸易规则、投资环境、全球合作、知识产权、产业安全、能源政策和环境保护等概念有机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各部门间的高效运转。把密切相关的职能集中在一个部门统一行使,可以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权限冲突,简化处理公务的手续和环节,减少横向协调困难,变部门之间扯皮为部门内部协同,有利于集中和综合决策。

从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的商务管理体制以及职能部门的设置来看,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政府商务管理职能多以统计、研究和服务为主,为企业发展提供资源类帮助,在管理方面多以制定法规为主,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较少涉及行政审批类。在外国投资管理体制上,管理的基本方向是将政府规制限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范围内。从相关国家外资管理的机构设置看,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模式:

一是委员会模式,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俄罗斯外国投资监管委员会、印度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韩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委员会成员一般涵盖多个领域。美国早在1975年就成立了跨部门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由财政部长担任,秘书处设在财政部国际投资局,该局牵头负责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司法部长、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美国贸易代表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国家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总统经济政策助理、国土安全部成员,另外,总统可视情况指派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参与外资委员会的工作。2007年,美国颁布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明确了外资委员会的架构、任务、工作程序、职能以及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程序等一系列重要事宜,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外资委员会的合法性。

二是大部门单一负责模式,将外资的监管权限集中到某一个政府部门,如加拿大工业部、澳大利亚财政部、新加坡贸工部、巴西工业外贸部、印度商业及工业政策促进部。澳大利亚外国投资的主管部门为财政部下属的投资审查委员会,该机构负责制定外国投资政策、外国投资审查和管理,并向政府提供咨询报告。新加坡外国投资的主管部门是经济发展局,是隶属于新加坡贸工部的法定机构,具体制定和实施各种吸收外资的优惠政策并提供高效的行政服务。在这些大部制内部都设有相关的高层机制确保跨部委的协调工作。

四、我国外商投资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即“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一步的重点是要向建设责任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方向推进。外商投资体制改革需从三方面解决当前面临的挑战。

一是建立统一、高效的核准机构,消除多重核准现象。目前外商投资行政管理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管理职能的交叉或脱空,容易引发部门间政策的差异或矛盾,形成执行上的相互掣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监督主体的缺位或越位,使需要决策的事务决策缓慢、效率不高,同时导致审批层次、部门、程序、环节和项目过多,影响投资环境。管理机构的分散同时还导致国家层面整体外资研究、政策制定的缺失,没有一个部门能够从国家层面统筹承担、深入研究和解决吸收外资的重大政策和超前性、深层次的战略问题。建立统一、高效的核准机构,才能解决上述问题。

二是建立外商投资全周期监管体制。过去我国的外资规范是前置性的,外资企业运行规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事前的监督、控制和审查,由于监管措施没有全覆盖,对外商投资企业运行状况缺乏准确的事中和事后掌握。新的监管体制要求将管理重心从前期的市场准入转到准入后的市场监管上来,关注外资企业的经营行为及其市场影响,核心目标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三是加强监管评价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一是提高对外商投资环境、吸收外资绩效的评估能力,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细致的外资评价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标准,对我国吸收外资的市场潜力及实际需求、吸收外资的政策导向、境外投资者对我国投资意愿等进行客观评判;二是增强外商投资行业预警、审批监控、运营监测职能,对各行业外商投资情况实时监控,建立外商投资信用体系。

根据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客观进程,可考虑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进:

第一阶段大体上保持原有的分段监管模式,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现行的外商投资行政审批项目再进行科学的评估论证,进一步削减负面清单。这一阶段重点规范行政审批行为,设立合理行政审批规模,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减少审批环节,使行政审批范围最小化,提高行政效率。

第二阶段从分段监管向协调统一监管再迈进一步,成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委员会由中央直接领导,超脱部门利益,减少部门之间程序性的一些事务,在部门林立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中起到综合协调的作用,从更宏观的层面把握我国吸收外资战略方向,窗口单位仍由商务部负责,重大事项实行票决机制。外资委比原来单一部门处理层次高,将从整个国家战略层面来考虑,结合国内外形势和各个部门具体情况统筹考虑,而不像单独处理那样有局限性。外资委既有权威性,又有商务部这个执行平台,应该能发挥出预想的作用,但这种议事协调机构具有临时性,其分量不如政府组成机构。

第三阶段遵循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把政府部门中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建立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职能交叉从而提高行政效率,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政府部门体制,建立起适应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要求的现代政府大部门体制。

由于商务部和发改委都是部级单位,而且彼此之间的权责有重合的地方,因此有些政策难免会统筹不佳,产生冲突。作为宏观调控部门,应弱化发改委的外资审批和监管职能,更多地发挥其政策和宏观指导作用,同时将有关外商投资规划、统计、服务体系建设职能和机构划入商务部管理,提高商务部的地位和决策权,拓宽其职能和覆盖空间,将外商投资项目管理体系纳入国家安全审查,实现相关管理制度有机结合,逐步向大部制过渡。

市场经济的整体趋势是横向经济联合更加密切,大部门体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商务机构设置的通行做法。机构设置也存在创新和与时俱进的问题,建立统一的大商务管理部门,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有助于化解目前存在的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及权限冲突,有助于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提高政策执行效能。因此,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放在更大的角度去看,不要因为短期的、局部的困扰而抵触改革措施的实施。

摘要：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曾经历过几次重大改革,但改革仅停留在政府机构结构调整的技术层面,没有逃脱部门审批的老思路,管资格优先于管行为,他律优先于自律,并没有真正解决涉及政府使命与职能的改革。目前外商投资行政管理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政府部门体制,建立起适应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要求的现代政府大部门体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完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

关键词：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部门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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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化的思考 篇8

一、乡镇财政的困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级财政的收支矛盾一直十分突出。税费改革后，收入的大规模减少已经严重影响到基层财政的运转，成为农民负担反弹的一个隐患。基层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更是陷入困境，笔者认为，在当今对农村综合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收入增长乏力。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已没有主体税种，除少部分城关镇和建制较大的重点镇以外，大部分乡镇只有税源分散、征收潜力小的一些小税种，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但从目前工作开展情况来看，上级要求的财政收入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背离，由此产生了一些违反税收秩序的行为，既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无法真实反映乡镇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

2.收支矛盾日益突出。近几年，乡镇财政困难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农业税取消后，虽然由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弥补，但由于乡镇经济发展已远落后于当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大部分乡镇的收入将处于较低的增长水平。而现代社会事业发展迅猛，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开展，乡镇的社会责任日益增多，其财政支出增幅也将出现迅速增长。因而在上级转移支付较固定、农村税收增长乏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需求旺盛的基础上，乡镇财政的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

3.财政债务包袱过重.据农业部1999年的清查资料，截止到1998年底全国村级负债面高达83%，债务总额高达2138.5亿元。全国村级债务1999年比上年增长17.5%，2000年增长11%,平均每个村负债20万元。乡镇债务成因极为复杂，化解起来难度也非常大，但大部分乡镇债务形成时间并不长。一方面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财税体制使乡镇的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上级财政在财力集中的同时却将应由上级财政负担的支出部分或全部下放给地方，目前乡镇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很多方面替上级政府承担了很大责任，造成事权与财政的严重失衡，迫使乡镇脱离实际举债建设。另一方面是乡镇作为一级政府，其具有权力高度集中并缺少约束和权力制衡，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的特征，乡镇干部为争先进显政绩，在各种达标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形成债务。

4.吃饭型财政比较普遍。取消农业税后，绝大部分的乡镇财力主要为上级转移支付，这些财力对于保障乡镇政权运转和基本要求来讲，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其社会事业发展的各项资金捉襟见肘，很难支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作为一级政府，不办社会事业，不为当地百姓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其政府的职能作用将会极度弱化。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并不是农村税费改革所引致的，而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才显现出来的。从根本上说，有的是农村财政体制自身的弊病，更多的表现为整个财政体制的不健全。因此，有必要从根源探求其成因，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税费改革之路。

二、乡镇财政困难根源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将主要的税种增值税的75%划分为中央收入，而对地方财政的税收收入没有给予充分的保障，特别表现在县乡级收入明显下降，在财力无法得到保证的同时，却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公共支出，从而导致基层政府陷入财政失衡的困境。然而从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分析乡镇财政困难的成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滞后。乡镇财政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辉煌时代后，乡镇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倒下，乡镇财政重要的增长源逐渐消失，而随之推动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对财政的贡献仍然较小。并且农民的经济收入低，消费力不强，小城镇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力不强，绝大部分农民仍然依靠出外打工增收，在城市发展突飞猛进的同时，农村经济呈现的却是“江山依旧”的局面。

2.财政体制不合理。现行的财政体制，比较突出的是体制上划不断增加，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两税”增量中央得大头、地方得小头，由此产生财政总收入增长越多，上级收入占的比重就越大，地方收入占的比重就越小。而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基本上没有大的固定收入，其自给能力降低了。同时，乡镇财政的事权并不是减少，而是不断增加；其承担的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工资等支出增长仍然较快，财政困难程度不断增大。

3.转移支付作用没有得以充分发挥。我国的转移支付虽具有均等化意义，但资金规模偏小，犹如“杯水车薪”，并且有大量的转移支付资金是通过专项的形式转移给地方，一方面将资金分散，由十余个甚至更多部门管理，一方面又要求地方财政给予配套，这又给财力单薄的县乡增加了刚性支出。

4.财政人员负担重。乡镇财政人员负担重，一直以来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除了农村中小学教师负担占去乡镇主要财力外，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特征，虽经多次机构改革，都不能很有效地解决。反而在以减少编制的改革中推行的一些鼓励政策如:离岗退养、提早退休等，造成减人反增资、随后又进人的现象。财政供养人口是乡镇财政困难的重要因素。

5.乡镇债务逐年增加。乡镇政府职能越位，乡镇财政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是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乡镇领导为了政绩优异，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大举借款搞建设，最终形成负债。一方面各类升级达标的硬性要求，使乡镇借债配套完成。同时，部分乡镇财务管理混乱，不精简节约，随意性强，白条支付现象严重，招待费用过多过滥，人为加重了乡镇债务负担。

三、体制创新，乡镇财政跳出困境的金钥匙

几年来，乡镇财政的困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就乡镇一级财政的存在与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笔者认为，乡镇财政的存在是必须的，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长期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目前存在着诸多的困难，我们可以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和更大决心的制度创新，转变思路，使乡镇财政再现活力。

1.全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增加乡镇财力实力。各级财政要继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扶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建设，加快发展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农户“四位一体”的产业化经营新机制，直接带动和辐射农村经济的发展，创出农业的绿色名牌产品和“新、优、特”农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发展水平，鼓励和吸引乡村的能人创业兴办乡镇企业，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从而使农民富裕、财政增收。

2.明确各级政府职能范围，明晰政府间事权划分。按照“不越位、不缺位”的原则重新界定财政的职责范围，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财政的事权划分。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进一步提高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水利事业的投入。在各级政府之间确立公共政策的责任原则，即“谁出政策，谁拿钱”的原则，各级政策决策者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时都要严格遵守。

3.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乡镇社会事业发展。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专门加大对乡镇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应切实考虑乡镇的实际困难，逐年增加，还财权于基层，对专项拨款的管理，应进一步简化转移支付形式，压缩专项拨款比重，归并项目，尽量不要求配套，使财政资金最大限度真正的发挥效益。并且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从机制上调动基层财政发展经济、加强征管、自我约束，自求平衡的积极性。

4.严控支出，切实减轻财政负担。精简机构，压缩人员，是乡镇财政摆脱困境最有效、最彻底的办法。当前应严格执行机构改革政策，真正做到减事、减人、减支，并对分流人员提供必要的金融、财税等政策支持，切实保证分流人员“分有出路，流有归宿”。在此基础上，可探索实行机构人员编制立法，这是防止“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循环的有效办法。在转变政府职能、县级统筹收支的同时，通过制定实施机构编制法规，确定乡镇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和具体权限，减少机构设置的随意性，防止财政供养人员过度增长。也可将乡镇人员招录权统一由省、市人事部门上收，统一进行招录。

5.加强管理，化解乡镇债务。加强债务管理，首先，要进行全面清理，摸清底数，核实情况，健全账目;其次，明确性质，界定责任，根据历史资料和相关凭证，确认责任归属，为妥善处理奠定基础;再次，区别情况，分类处置。应由政府承担的债务，要建立偿债准备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逐年消化;属于公益性的债务，要“一事一议”，分别化解，属于企业行为且企业已级破产的债务，要通过法律程序依法办理。对因国家政策而造成的债务，比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和“普九达标”欠款等，国家应该负责偿还大部分；对因借用财政周转金而形成的债务，上级财政部门在认真清理的基础上，可对部分周转金按有关程序予以报销或转增国家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