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通用7篇）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 篇1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

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理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我们要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就必须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来，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下更大气力解决好“三农”问题，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全面贯彻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健全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要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 篇2

第一, 恶性竞争日益加剧。金融危机之后, 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确立的参与全球分工、充当世界加工厂、依靠商品扩张发展经济的路径不再走得通。由于一夜之间外部市场的骤然衰落, 各类产能不断向内需集中, 几年时间我国几乎所有产业都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随着企业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 严酷的竞争压力使得恶性竞争几乎出现在每个行业, 为了维持原有的经营预期不惜铤而走险, 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安全生产事故和水域污染事件只是这种恶性竞争的一个侧面反映。亚当斯密将市场竞争这个看不见的手描绘为社会财富增进的助推器, 西斯蒙蒂却将其指作万恶之源, 其中不同就在于竞争环境;能够扩张、能将蛋糕做大的竞争是良性竞争, 它是财富增进的助推器, 不能扩张、蛋糕只有一小块还要你争我抢, 那就是恶性竞争, 它所能唤起的只有人们心中的恶魔。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恶性竞争自不必说, 各地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同样非常严重, 开发区、高新区疯狂涌现;各地区在全社会资金已经富集的情况下为吸引投资不择手段, 胡乱承诺, 甚至为害乡里;各地区依靠行政非常规手段乱拆乱建毁林毁地, 尽可能扩大本地城区范围和让本地区覆盖更多的生产要素从而形成更大的社会产出。在外在扩张有收益时, 地方政府的这种无序竞争或许会随着区域分工越来越有序, 在外在无扩张时, 地方政府的这种竞争就只能带来对群众的巨大伤害和社会运行成本的激增。

第二, 金融肆虐、投机猖獗。实体经济下行而又要使市场经济总量保持不变或仍旧实现增长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资产升值, 与生产性企业的困难相对应, 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在我国风生水起, 高利贷以金融创新之名横行泛滥, 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资产泡沫被越吹越大, 非法集资、高息揽存的广告以各种名目遍及于城市的大街小巷, 山西、内蒙古、浙江、河南等许多地方高利贷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有的甚至已经崩盘。金融的本质是扩张, 他是市场经济扩张的加速器, 当实体经济没有出路时, 我们经济的外在扩张没有新的办法时, 这些高利贷就反而成为了社会动荡的助推器, 不断爆发的非法集资资金断裂案已经在不断敲响我们的警钟了。在金融投机所推进的资产泡沫下, 消费品价格和房屋租赁费一翻再翻, 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 仅有的实体经济正在被资产泡沫越掏越空, 制造业并没有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向内地转移, 而是转移去了越南、泰国、菲利宾,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海洋经济, 这样最基本的认识都没有, 其言论当然是胡说八道。

第三, 人民幸福感严重下降。在资产泡沫的推动下的消费品价格和房屋租赁价格一翻再翻, 房地产所导致的不断大规模拆迁, 恶性竞争所导致的收入不稳定恐惧、质量安全担忧和无穷尽的攀比, 使得社会公众普遍的幸福感严重下降。看看小学生的书包和家长对名校疯狂的向往, 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腐败和不择手段的赚钱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因为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 无穷尽的攀比从上到下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 各种以标准化、科学化、提效率之名的评比和认证正在如吸血鬼一样吸食着这个社会的鲜血。看看小学生沉重的书包和双休日忙碌的父母, 想想一个小学教师竟对七八岁的孩童标准化、竟要以小学生期末成绩来定自己的排名、考核、职称以及晋升, 竟然还要末位淘汰, 真是让人心里阵阵发冷。

第四, 中华凝聚力丧失, 民族自信衰微。中华民族首先以文化论, 然后以血缘论, 最后以地域论。回报乡梓这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外资时还不绝于耳的口号如今已很难听到, 取而代之的是如今对富豪移民海外的种种担心, 中华文明现在是否已经不止是对海外华人缺乏吸引力, 甚至连本土的居民也视之如敝履, 希望早早扔掉。从台独、疆独、藏独到最近的港独, 更有甚者将“宁当英国人的狗, 不当中国人”的标语也打上街头。这些行为当然只是极端, 但民族自信缺乏却已经非常严重。这也正是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财富的增长并没有转化为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的原因。金融危机本来是中国资本占领世界的大好时机, 但中华文明向心力的丧失只能让这样天赐机遇从身边溜走, 反而让中国资本成为祸害自己、推动房地产价格和金融泡沫的罪恶之源。南海各国经济命脉多为华人控制、华人比例也很大, 本应是血浓于水、不分彼此, 孰料南海危机这些年竟然愈演愈烈, 看看新加坡电视剧中家长不让小孩学中文的情景, 中华文化认同感的衰微或许应作为解释南海危机的钥匙。“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当看到南海各国的年轻华裔不会说中国话, 关键是对中国了无牵挂时, 我们也只能说这样的歌曲只是一代人的回忆了。

第五, 社会运行成本激增。恶性竞争下的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催生了各类社会问题, 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金融欺诈, 还有贪污腐败, 而治理本身又转化为另一个严重问题———社会运行成本激增。为明确责任无限细化的规章制度、为细化管理不断增设的各类部门以及由此而必须增加的大量行政人员, 无一不在进一步加剧着这个社会的压力。公务员数量增加并不是单纯的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和社会负担增重, 其更意味着行政介入对正常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干扰大幅增加, 生产者可用于实际生产的劳动时间进一步减少、社会收益能力进一步下降, 而这种社会压力本身也变成催生基层腐败的原因。法治成本往往与法治收益联系在一起, 美国一年全社会的法治投入 (包括律师、会计师等社会秩序维护行业) 据称达到了全世界的一半, 这才换来了它所谓的治理。美国能进行这样的投入是因为它能赚得到, 它的法治有收益, 它能实现对全世界的剥削, 所以它的社会能够平稳运行。我们治理环境、打击腐败也需要首先找到能赚得到的路径, 这才能有钱投入, 才能不增加社会负担, 才能不加剧社会压力,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金融欺诈、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

2根本的解决办法

面对二十一世纪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 中国再一次走到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 “恢复中华传统以强国本, 扩大开放以富民生”, 这是我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它既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成功之路, 也必将是未来三十年发展的胜利之路。

首先, 恢复中华传统以强国本。中华之所以为中华是因为中华之文化, 中华之体制。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它重新赋予了中国农民以地权要求, 使得中华文明基于乡土和姻亲的社会信用体系得以重建, 为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很多人在寻找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 在我看来就是这套中华文明的信用体系, 亲戚提携、邻里相帮建起了一个个家庭工厂, 落叶归根、回报乡梓带来了一笔笔海外投资。今天面对新的国际形势需要进一步加强这套信用体系, 恢复宗族、兴办宗祠、宣扬孝道, 强化血缘姻亲纽带和宗族基层自制, 强化个人行为的历史后效性, 建立反哺乡梓的社会投资机制, 使个人的不论任何行为都能心系宗族, 使中华儿女不论身在何处都能心念家乡, 提升中华文明之向心力以强国本, 从根本上抗衡海洋文明自由主义思想在神州大地的肆虐。在国家层面最重要的是改革国籍制度, 变当前的属地主义为属人主义, 允许双重国籍的存在, 所有承认中华为祖宗之国、愿意在中华立宗庙、行祭祀的华夏儿女均不应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同时, 应以最高规格公祭轩辕黄帝, 将黄帝诞辰日作为中华民族的诞辰日, 提升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华人中的向心力。

其次, 扩大开放以富民生。当今世界尽管海洋文明处于衰退之势, 但目前主体仍然是海洋文明, 海洋文明成就市场经济, 而市场经济体制与所有海洋文明的制度一样其本质就是扩张, 扩大内需、产业内陆转移这些谬论原因都在于不理解海洋文明和市场经济的这一本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成功得益于引进外资和商品扩张, 外资的引入建立起了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 从劳动力、土地到科学技术, 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被市场体系逐步认可, 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商品扩张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也使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市场经济体。这与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历史相似, 英国通过引进黄金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将自己变成了世界工厂和第一个海洋意义的世界大国。如同英国的经济发展路径转由世界工厂转为世界金融中心, 由商品扩张转变为资本扩张, 推动中国经济再三十年发展的也不应再是号召华人、投资乡梓, 而应是鼓励有了钱的中国人进行资本扩张, 让资本成为我们获取利润的工具, 而不是不断推高国内房地产价格、消费品价格和金融投机的罪魁祸首, 从而实现在根本上治理我国各行各业的恶性竞争、抑制金融投机、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和增进人民幸福。当今世界, 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化和信用化不可逆转, 发达国家原有的金融体系已经受到了很大冲击, 金融危机就是这一冲击的一次大爆发, 这正为中华资本大展拳脚提供了舞台。以中华凝聚力凝聚华夏子孙, 以更为开放的心态让他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这就是扩大开放以富民生的根本路径。

3当前工作的着手点

“恢复中华传统以强国本, 扩大开放以富民生”的战略路径需要有现实可行且能被各方接受的切入点, 以运动员, 特别是足球、篮球、网球等具有号召力体育项目运动员的国籍制度改革作为试点具有可行性。

其理由如下:

一是运动员试点范围很小, 不需要大范围牵涉户籍、公安、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 在黄陵县设一个试点办公室即可大体完成。

二是体育运动群众关注度高, 社会影响大, 运动员只要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 愿意在黄帝陵参加一个认祖归宗的仪式, 即可赋予其中国国籍、允许其代表中国参加世界重要赛事, 这对在全世界唤起中华民族归属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旦试点得以被社会公众认可, 整体上推行“恢复中华传统以强国本, 扩大开放以富民生”这一战略路径也就水到渠成了。

参考文献

[1]张祥平.制度对话[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1年9月.

[2]顾准.顾准文集——读希腊史笔记[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年5月.

[3]张祥平.同源同功同构的两类经济系统——科举竞争系统和市场竞争系统[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3 (11) .

当前我国社会建设面临的问题分析 篇3

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多人信心十足，也有很多人担心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当前，单纯依靠经济措施推动国家发展的作用已经大打折扣了，我国已经进入必须由社会建设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增长的新阶段。

布莱克把现代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现代性的挑战——在其传统知识的框架中，一个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而现代性的倡导者出现了；二、现代化领导的强固——在持续几代人的往往贯穿着剧烈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入现代化领袖的手中；三、经济和社会的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发展到这种地步，一个社会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转变为都市工业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四、社会的整合——在这一阶段，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引起整个社会从根本上改组社会结构。在布莱克看来，社会整合阶段形成的是一个整合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一个现代化了的社会，是一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社会。如果从这种四阶段论的观点来看，当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于现代化的第四个阶段，即社会整合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目标是形成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这个阶段面临的最重要也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协调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这就使得社会建设问题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是成功的，但30年的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果说经济建设是“做大蛋糕”，那么社会建设就是“分好蛋糕”。社会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关系协调过程，核心是“分蛋糕”和“共同富裕”。这里既涉及到如何协调经济竞争造成的社会张力，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平衡和协调，也关系到利益关系调整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发展更有效率和更可持续。现代化没有统一的模式，“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现代化所引出的问题不可避免。这些问题在各个社会将采取不同的形式。”[1]解决这些问题，欧美发达国家用了一百多年的过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量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二战以后才相继走上福利国家道路，找到了一个相对制度化的解决之道。但是，福利国家也有自身的缺陷，新的探索仍然在继续。

对于我国来说，要完成这个“分好蛋糕”的社会现代化转型，既有发达国家当时所面对的问题，即如何解决贫富分化、解决发展与共享的问题，同时又面临着全球化下发达国家的外部压力。从这一点来说，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多元的，其主体也是多元化的，这决定了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更加复杂。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经济建设相比，社会建设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当年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理论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搞市场经济，能不能走私有制的老路。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控的手段”，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些论断为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扫除了障碍，一旦意识形态的顾虑消除，市场的逐利冲动就爆发出来，推动经济迅猛发展。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每一个自利的个体都在追逐利益中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但是现在搞社会建设，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首先不是理论问题，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过去我们搞经济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搞社会建设是“光摸石头不想过河”。上上下下都意识到社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意识到很多问题都是体制问题，不改变体制，社会问题很难解决。但是体制改革一旦触及到既得利益，就难以推进了。

而且，社会建设一方面有难以协调的利益问题，另一方面也有认识问题。社会比较复杂，社会运行的规律不如经济运行的规律容易把握，社会建设的路径和方式等问题很多时候难以形成共识，这也是社会建设的难点所在。

二、与经济建设相比，社会建设的内在动力不足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力量的扩张总是主动的，它带着强烈的财富欲望向前推进，横扫一切旧的社会关系。这种动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人的本能欲望是一致的，即所谓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现代化是一个个社会成员在追逐自身的利益中推进的，它适用的是市场经济规则，是竞争性的弱肉强食关系，这个过程充满了更多的主动性和进取精神。而社会建设则不然。如前所述，财富从集中到扩散，经济发展成果惠及社会大众是一个漫长的充满冲突的过程。为什么经济现代化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劲，社会建设却步履维艰，甚至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要分析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动力之差异。

经济建设的动力来自于每一个追求财富的社会成员的内在冲动，是主动和积极的。这个过程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可以说，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财富激增和贫富差距扩大是一对相伴而生的孪生子。而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这种发展结果在客观上就成了阻碍发展的因素。当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没有消费能力，经济再生产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这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生产过剩，消费需求不足；表现在社会领域就是社会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产品相对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正是西方社会走上福利国家道路的深层次原因。正如布莱克所说，“高生产必然依赖高消费……一个高生产的经济体，若没有能吸收其产品的大批消费者就会崩溃。”[1]。正是这种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财富的分配必须从集中到相对扩散。这个集中到扩散的过程意味着分配和再分配规则的调整，意味着社会体制的革新和重建，意味着大多数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形成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这是社会建设的内容。

但是，当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时，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有既得利益群体，有利益受损群体。财富集中的趋势是符合社会强势阶层的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要改变这种集中趋势必然会遇到来自这一群体的强大阻力。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强势阶层通常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当改革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时，改革就如同“虎口夺食”，动力不足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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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应该看到，这种集中的趋势不仅仅不利于弱势群体，从长期来看，如果危及经济发展，也会危及强势群体的利益，更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这一点来说，社会建设是符合各阶层的长远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是其所面临的阻力会比经济建设更大。

三、与经济建设相比，社会建设的目标更加多元

经济建设的目标是很明确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建设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在数量扩张阶段，增长率和GDP总量就是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这个目标简单，易考核，其外部负效应也通常排除在外。这种目标模式单一，好操作。而社会建设由于其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面对的对象更加复杂，所以其目标也更加多元。社会建设要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要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要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提高良好的社会环境，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目标是非常多元的，社会的多维性决定了社会建设目标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经济现代化，即工业化。重生产、轻消费，重经济、轻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赶超战略，在国家和人民都非常贫困的情况下，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搞大规模的工业化，虽然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由于消费和积累严重失衡，城乡人民生活出现了极大的困难，是饿着肚子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为了经济发展，对国家社会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严密的控制，改造了个体私营工商业主，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阶级结构，国家通过严格的计划经济，把每一个人的私人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形成了所谓的“总体性”社会。这一时期，虽然我国工业化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仍占我国人口的70%以上，我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目标仍然是经济的现代化，一切为了GDP增长。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说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上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但是进一步的发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如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贫富差距等不断拉大，社会出现明显利益分化，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

我国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改革初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却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效应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绝对地受损，社会所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目前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大规模改制，一些国有、集体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私营企业主，留下来的国企也减员增效，大批工人失业、下岗。这些改革造成了迅速的贫富分化，一小部分人迅速富裕，一部分人的利益则绝对地受损。这一阶段，农村改革基本上停滞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来，在沉重的税费负担下，农村发展缓慢，农民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村一些社会事业甚至出现了倒退，如农村水利、农村教育和农村卫生，与改革开放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倒退。

1990年代后期不断推进的医疗、教育、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也进一步加剧了民生艰难和社会的贫富分化。医疗的市场化改革使农民和很大一部分城市居民看不起病；教育市场化改革使教育成为城乡居民的沉重负担；1997年的住房货币化改革以及迅速攀升的房价，一方面造就了大量的富翁，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大量的“负翁”。那些享受福利分房的以及较早购买商品房的人，通过极低的价格获得了住房，随着房价上升拥有了巨额的财富；那些高价买房者则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还有大量买不起房子的人，不得不蜗居在城市的边缘。医疗、教育、住房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国家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与民生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与经济增长相伴而来的环境问题、职业病问题等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回顾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工业化、市场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城乡结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与此相应的社会体制并没有相应变化。由于长期以来只重视经济发展、只关注效率，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很不协调，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经济总量很大了，但分配极不均衡（其表现在生产领域是收入分配不公，劳动者获得的份额太低；表现在消费领域则是投资率不断上升，政府消费率不断上升，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国内市场相对于生产力来说严重不足；表现在人民生活方面就是民生艰难，农民和大量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社会结构变化了，但社会体制没有变（如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是户籍制仍然在卡脖子，农民工已经成了工人的主体，但是他们依然难以挣脱农村的脐带，融入城市）；人的观念、行为变化了，但相应的社会管理方式没有变（如随着阶层分化，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很不一样，而很多社会政策仍然是一刀切，导致政策目标和结果出现较大偏差）。结构不均衡和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带来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种发展模式使得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社会冲突不断增长，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当前，大量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情绪都指向利益集团，而强大的利益集团当前进行的社会建设的阻力之所在，也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

社会发展滞后是长期“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结果。社会建设的滞后已经带来了大量的不良后果，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2008年党和政府提出社会建设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建设，从微观层面来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福利增长，是改善民生；从宏观层面来说，关系到能否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从更深层来说，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是在经济现代化以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 篇4

问题：

根据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当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等，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包含个体或群众对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和人际沟通模式等。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感明显增大，尤其近两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购买，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几乎存在于中国整个奶业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居民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担忧，导致了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上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市民对社会信任得分仅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极低信任”的最下限。两年来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1日数据

本文所说的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民意”、“民心” 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要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的社会心态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一、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是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会心态问题。

（一）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4月在全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和47.7%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方面。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二）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的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的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的55%，担心交通安全的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2010年1—10月全国发生矿难22起，死亡人数456人，仅3月份就发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三）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

虽然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不如说当前社会存在社会信任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信任可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大类，水平信任是指对周围他人的信任, 比如人际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的信任。第一个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问题。

社会信任的第二个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这是关于垂直信任的问题。沃伦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这说明，信任和民主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垂直信任高低的优劣。

研究者发现, 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 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的信任, 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权威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组织机构某些工作人员、公共权力机关某些权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转化为对于机构、行业、组织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会信任重建是全社会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一定意义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为关键，直接影响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交易将无法进行。

（四）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8月的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得到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为74.2%； 13.6%的人选择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说不清”；但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五）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很小，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多数人自我认同为中等和中下等。我们要警惕底层认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2007年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的调查都是类似的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机会越来越难，而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

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50天时间国内接连发生6起针对幼儿园或小学学生的恶性凶杀案件。这些血案的凶手的行为都属于报复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具有受挫经历的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发下采取攻击他人的行动。除了警惕产生“挫败感”后的极端行为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惨案后的社会反应，许多人流露出对于行凶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孩子作为报复对象，而应该针对贪官。这种同情心态的出现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败感”有关。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更容易同情有挫败经历的人。

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也就是说，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造成明显的一边倒，加强原来的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六）群体性怨恨可能成为社会情绪“我爸是李刚”，这是2010年最触犯众怒的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近年来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是“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最近山西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的案件中，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2009 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案件一发生民众就表达了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用个人的不满解读发生的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群体性怨恨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关。调查中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待遇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正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但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一样的追捧。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化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七）利他行为的主动性、习惯性不足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灾难让民众看到了许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岛、南京、北京等地区的“血荒”却拷问了我们社会的利他行为和鼓励利他行为的机制。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大事件激发下的利他行为踊跃，二是经过组织的利他行为仍然是多数，也就是利他行为缺乏主动性。

社会的慈善观念还需要逐步树立，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有待消除。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些富人、名人、企业捐赠金额表达不满；把慈善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企业的慈善行为成为一种表演和形象推广；甚至出现所谓的“诈捐”……

（八）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

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

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原因：

1.文化断裂与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西方文化与部分西方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譬如体现在“家庭与婚姻观念”和“中西方节日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观念”等等，使许多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陷入了一种“纠结”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之中。

2.当代中国之发展：当代中国之发展日新月异、成效显著，然而，飞速发展的背后难掩其问题重重：诸如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发展模式单一和不稳定；发展中急功近利之思想盛行；社会竞争不公平、激烈和失业率高等。在这样的一种大社会环境中，许多年轻人特别是身处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总难免产生迷茫和担忧的情绪，然拘于当下社会和大学之现状却又多少无可奈何，这样“对当下状况之不满，对未来生活之迷茫”的现状让他们多了焦虑、浮躁，少了冷静、憧憬。

3.个人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人民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然这些丰富的物质对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像如今许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而言却成了对他们的极大的诱惑，他们往往溺于享受和消遣这些新奇的事物，这方面的事例诸如“网瘾”、“网恋”等等不甚枚举。最终，他们耽搁了自己的学业，缺失了对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和照看，而出现了对当下生活的浮躁和对未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 篇5

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就当前的情况而言，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企业对市场竞争压力的不适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既可以变成企业发展的动力，也可能使企业偏离正确的经营方向，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政企分开以后，公有制企业开始走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和竞争压力。为了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免遭市场淘汰，一些企业就可能采取行贿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而其它非公有制企业是计划经济解体后的产物，这些与市场经济同命运的非公有制经济，在迅速发展壮大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他们不仅在经济中要求发展，在政治上也希望得到一定的权利，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购买或“租用”权力，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比公有制企业更加强烈。非公有制企业有财力作后盾，其财务制度也比较灵活，支付非正常经营活动的费用很方便。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用金钱开道，打通各种关节，通过请客、送礼、行贿等手段收买政府公职人员为之服务。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所采取的不正当手段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在理论上，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是明确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受全体人民的委托代理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但是具体到一个企业，由谁代表政府和人民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国有资产在企业中实际上变成了“无主财产”，这样就为腐败分子任意侵占开了方便之门。

(三)体制转轨时期政府权力对经济的违规介入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分配资源和协调冲突的权力涉及各个领域，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领域中一统到底，整个社会处在政府有效的控制之中，因此腐败现象难以滋生。这种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开始发生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在旧体制内部孕育，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由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生长起来，并逐步向其核心部分渗透发展。在过渡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处于初创阶段，各方面很不完善，政府管理还起着重大作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政府权力的支持和保护，市场机制还未全面发生作用，出现了政府行政权力和市场价值规律同时对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格局。随着市场经济成份比重加大，我国大多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推向市场，但仍有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要素仍按计划经济体制的方式配置。计划配置这些垄断性资源，使政府部门主管人员实际权力升值。由于政企尚未完全分开，因而党和政府的权力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仍然免不了介入，权力干涉经济的机会与计划经济体制时相比较，在关键领域里，并未减少许多。在这种条件下，腐败很容易发生。

(四)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尚不完备，公民对政府监督的渠道尚未健全和畅通，从而使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时，不可能受到严密的监督制约，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同时，由于我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向前推进时，一些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关的规范建设没有能跟上，从宏观到微观，都还未形成一套严密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这又为私人滥用公共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房地产从无偿划拨变为有偿使用以后，对土地的批与不批，地价的高低，均由地方官员决定，没有相应的法规约束，随意性很大，曾使我国一度出现了大量炒房地产的投机活动，而参与这些投机活动的多属国有金融部门和其它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另外，现有的监督制约措施过于原则，不便操作，往往流于形式。如对公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对接受请客、送礼、劳务费、各种实物没有可操作的制约措施，监督制度失去应有的严肃性及制约力。

(五)思想道德水准的下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重义到重利，由认为越穷越光荣到认为越富越光荣。市场经济能够激发人们积极性，它尊重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人们的付出与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 2 联系起来，通过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肯定人的劳动价值。金钱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有特殊的魅力，拜金主义的产生有其现实性，人人力图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即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报酬。这一驱动机制，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结构中，人们很容易过度地追逐个人利益，用金钱衡量一切，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不择手段的攫取财富。

二、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

我国腐败的基本形式大体上属于“权力主导型”的腐败。这种腐败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是政治方面的腐败。政治方面的腐败通常表现为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违背党纪、政纪和法律，如：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个人专断．压制民主，弄虚作假，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官官相护，权大于法，等等。

二是经济方面的腐败。它主要表现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权经商，吃“回扣”，拿“红包”，等等。

三是作风方面的腐败。这包括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两个方面，工作中的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等官僚主义作风，以及生活中的奢侈糜烂、公款吃喝、沉湎色情等，均属作风腐败。

三、针对腐败问题的社会治理

(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强的行业；

2、在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公共权力

1、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与公共行政管理权的分离；

2、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增强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3、健全法制，规范公共行政权的行使。推行政务公开，通过办事制度公开化、程序化，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从而便于群众的监督，防止腐败行为的产生。

(三)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

1、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2、加强执政党的监督；

3、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

4、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5、加强行政监督。(四)健全法制，依法治腐

1、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财产监督；

2、强化法律制裁措施，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

(五)发展经济，加强教育，为遏制腐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牢固的思想基础

1、大力发展经济，为遏制腐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 篇6

主题分类： 财政、金融、审计／04H审计 发布机构： 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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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词： 机关,建议,制度,调整,管理

浅析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实施，对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不可讳言，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是笔者结合今年的社会保障审计所发现的问题，试图从宏观层面进行粗浅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完善，产生体制性障碍。

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尚处在建设过程,特别是受城乡二元结构分割的影响,还很不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也呈二元分割状态，社会保障各项目间在保障模式、管理体制及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诸多体制性障碍，导致其结构严重失衡，功能严重扭曲，成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大桎梏，而且这些差异和障碍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因此，政策制度性缺陷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应保未保、选择性参保、多头参保等问题，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难以解决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就在所难免。由于中央、地方、企业等各方利益格局难以调整，各级政府责任承担机制不健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保障统筹级次难以提高。如目前在某县的几项社会保障项目中，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实行市级统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关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属于县级统筹。这些市级、县级统筹项目自行运行、自负平衡，由于受地方财力制约和影响，保障标准低，保障能力弱，互济能力不强，抗风险能力有限。

（二）社会保障体系不全，存在制度性缺陷。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时间短，是一个无到有、逐步完善的过程，许多制度还在探索过程中，还很不完善，不仅总体的制度架构还不完善，而且许多项目的制度建设还很不足，尤其是各个项目之间的制度性协调性还不够。如城市居民社会保险还刚刚起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尚在试点，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还很有限，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如城市居民社会保险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同类保险之间缺乏制度衔接，在保障模式、缴费比例、享受待遇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造成部分人群应保未保或重复参保、新农合筹资成本大等问题的产生。由于社会成员收入隐性化，加之对收入核定的办法不够科学、低保标准与物价的联动机制未有效建立等，由此造成保障标准低与资金大量结余并存、城乡低保对象确定不够准确等问题产生。同时，因为社会保障管理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偏低，社会保障事项一直由政府部门承管，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支付、运营由政府部门经办，还谈不上按经济规律办事，也还远未实现社会保障管理的专业化、社会化。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过于分散，基金增值渠道和方式过于单一，造成社会保障基金的增值速度极为缓慢，增值率很低。大量社会保障基金结余后，按国家现行政策只能存进银行和购买国债两条投资渠道，加上因各种原因未充分利用现有投资运营政策，未严格执行国家的优惠利率政策，致使基金保值增值乏力、效率低下。

（三）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不顺，致使机制不灵活。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现状是管理分散、政出多门，未能完全形成统一协调的管理体制。如养老保障、医疗保险归人社部门负责，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归民政部门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归卫生部门负责。由于众多机构共同行使社会保险管理职能，容易造成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各部门对基金的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管理渠道衔接不够紧密，对基金的基础管理不够专业,对基金使用的监管不完全到位，容易造成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管理和使用过程不够规范的局面。如社会保障管理部门以及经办机构间信息系统分割，业务数据分散，信息共享机制还未形成，信息化建设滞后等，为征缴不到位、重复参保、不符合条件参保、统计数据不完全准确等问题的产生以可乘之机。

（四）责任职责不清，造成投入力度不够。

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力度不够问题，社会保障改革中所遇到的资金不足问题，国有企业破产、改制后的社会保障遗留问题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央、地方、企业在社会保障投入利益上存在搏弈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责任不清、职责模糊特别是基金投入的财政主体责任不明是其最主要因素。由此形成财政投入不足、企业欠缴保费与社保资金大量结余并存的矛盾，社会保险基金高缴费率与低社会保障收支的缺口越来越大的矛盾，特别是现实存在的社保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将会在未来若干年后造成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危机甚至信用危机。

二、几点对策建议

（一）优化社会保障模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优化社会保障模式，关键是要增强政府财政责任,提高社会保障能力。要建立健全科学的社会保障投入分担机制和转轨成本偿还机制，在充分考虑市县财力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投入上的责任。在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费的基础上，中央和省财政应对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

现行新型农村养老待遇标准低、城镇居民医疗补助标准低、五保供养标准低、失业保障功能弱，应提高保障标准和水平，使保障对象特别是困难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得以保证。要建立专项社保支出转移支付制度，促进社保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公平建立。中央和省级财政在考虑转移支付时应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人口大县、农业大县、财政穷县给予充分的政策倾斜。

应提高各项社会保障项目的统筹层次，逐步使现有社会保障项目中的县级统筹向市级统筹过渡，市级统筹向省级统筹过渡，省级统筹向国家统筹过渡，增强统筹调剂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缩小社会保障水平差距。

（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进程，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在督促检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同时，应抓紧研究制定与《社会保险法》相适应的涉及社会保障各个项目上的相应法规制度建设，妥善解决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问题，实现制度的衔接统一。

如同类保险制度因人员身份差异，而政策不统一、人员待遇不一致，且城乡保险差距较大，不符合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要求,应制定全国或者全省统一的养老保险和城乡医疗保险政策，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一是要统一养老保险政策。应将城镇企业职工、机关事业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归并整合为统一政策，统一待遇支付标准；要设置不同的缴费档次，城乡居民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不同的参保缴费比例，同时，待遇享受与个人选择缴费档次和缴费年限挂钩，全面调动社会成员的参保积极性，解决因身份差异造成只能选择某种保险和各个保险待遇差异较大问题。二是要统一城乡医疗保险政策。应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三项医保政策进行调整归并。要统一资金筹集政策，包括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政策；要统一城乡医保基本用药范围和报销比例，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一致，缩小城乡居民医疗待遇差距。三要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尽量缩小城镇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距，逐步统一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计算办法，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层次，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央、省市与县区的三级财政分担机制。

长远来看做实基金个人账户是必须的，但个人账户的做实取决于“老人”和“中人”账户的资金来源。作为改革转轨成本国家应对过去国企“老人”和“中人”这部分劳动者予以历史贡献的补偿。应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补贴下的做实个人账户机制，通过加大保费征缴力度、变卖国有资产、增加财政补贴等方式，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尽早解决国有企业破产、改制后的社保历史遗留问题。

（三）优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专业化水平低，管理层级过多，部门分割比较明显，基层管理水平和效率较低。为此，应该优化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首先，应该建立和发展专业性的管理机构。其次，要按照效能政府建设的要求，理顺关系，整合机构归并职能，明确和强化相关部门职责，推动建立自下而上、统一高效、规范有序的社会保障综合性管理体系，如可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合并运行，建立城乡统筹的医疗运行机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要调整职能，优化工作流程，减少社会保障在登记、征收、核实等重点环节的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在专业化和综合性的基础上，减少管理层级。建立以县级为基础的中央--省--县三级管理体制，县以下的管理机构为派出机构。要加强县乡两级社会保障基层平台建设和公共服务窗口的建设，为城乡群众提供优质高效均等服务。

（四）强化基金监督管理，提高管理运用效率。

要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全过程的监督，确保基金安全完整和效益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缴是社会保障基金来源的根本途径，需要在立法上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缴予以规范，尽早确定征缴模式和征缴主体，特别是要严厉制裁拖欠和逃避社会保障基金的行为。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上，要在确保其安全性的前提下，应当尽可能地使社会保障基金增值；要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决算管理，每年的社保收支预算和决算必须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初探 篇7

关键词：构建,和谐社会,重点,民生,社会管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增强社会创新活力,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和谐的社会状态是人类古已有之的一种大同社会的理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和谐社会理想,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古至今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据儒家经典记载, 小康社会最初是指一种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是一种公有共享、其乐融融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都与这种理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也产生深刻影响。“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和衷共济”、“和和美美”、“和气生财”等已经成为老百姓嘴边的格言和生活准则。“和谐社会”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提出来的。到了19世纪初, 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书中对“和谐社会”做了进一步的阐述。1842年, 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 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病态社会”, 把社会主义直接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 并且指出, 新社会的“和谐”不是“个人和谐”, 而是“全体和谐”。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有益的理论, 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模式。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要把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合理构想和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真正变成现实, 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保障和改善民生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指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这个重点, 是贯穿于构建和谐社会全过程的重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为, 没有人民群众个体的和谐, 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只有经济发展了, 广大的人民群众富裕了, 和谐社会才具有坚实的根基。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这体现了社会利益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也显示了社会利益研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都十分重视利益共享的社会发展理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协调和处理国家、集体、企业、个人、中央、地方等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而贯穿其中的就是如何实现共享利益。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 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与过去很不一样的新现象、新情况、新的特点, 但是, 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使原来比较单一的社会阶层开始分化, 社会群体也变得多元了, 利益关系变得复杂了。每一个阶层都有着各自的利益, 正是这些不同的群体获得利益的方法和途径的不规范, 经常会产生矛盾, 利益摩擦越来越突出。协调好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促进社会和谐, 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要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笔者认为这是对上述重点的进一步发展。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 指人们为使社会机体及各部分向着一定目标运动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和引导等活动。在我国, 社会管理的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管理, 维护社会稳定,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格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并在社会建设中把社会管理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上, 这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是深入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同时指出, 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只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 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当前我国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 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 良好的社会管理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我国经济社会近年来快速发展, 社会结构以及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管理必须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创新。其次, 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凸显, 要处理好这些矛盾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各阶层之间因利益产生的矛盾, 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矛盾等, 这都说明创新社会管理迫在眉睫, 否则, 将会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其三, 许多关系民生的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产生, 诸如就业、医疗、社保、教育、社会公平等, 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下降, 这都充分说明我国的社会管理机制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 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从世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 但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从国情来看, 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 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大幅提升, 但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从党情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党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但在新形势下仍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 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在这一时期聚积,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挑战, 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只要我们能把握住其重点,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必然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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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旗大参考编写组, 编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参考[M].北京:红旗出版社, 2005.

[3]郭屏, 何鑫.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难点与切入点[J].辽宁经济, 2007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