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共12篇）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篇1

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社会分工论》的内涵

在《社会分工论》中，“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两个范畴是涂尔干用来研究社会团结而划分的，是为了说明个人与社会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了全书的主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机械团结”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差异很小，集体成员有相类似的特质;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似性和相同性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个人的行动总是自发的、不假思索的和集体的;社会与宗教结为一体，宗教观念渗透了整个社会。“机械团结”的一个明显的客观标志是“镇压的权利”，即对差别性的、异质性的强制压抑。这种团结的形式对应的是原始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氏族社会，氏族中的各个成员都是可相互替换的，“你见到了一个美洲土著，你就见到了所有的美洲土著。”“有机团结”则是发达社会的产物，它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社会上个人与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变得错综复杂，社会的基本任务以各种曲折的方式由人们共同来完成;专门化分工发展的结果导致相互依赖性的增长。作者将“有机团结”的社会与具有各种器官的动物有机体进行类比分析，体现了明显的有机论色彩。他认为：一方面，劳动越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另一方面，个人的活动越专门化，他就越成为个人。我们在完成本职工作时，还要符合法人团体共同遵循的习惯和程序。与此同时，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所承受的重任已不再像承受整个社会那样沉重了，社会已给了我们更多自由活动的空间。所以，社会部分的个体化越鲜明，社会整体的统一性也就越大。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首先否认了孔德所说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是人类知识进步的结果，指出它并非如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所认为的是人们不断追求物质幸福的愿望，进而证实了分工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社会之所以出现分工，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即增加了社会容量;但仅仅是增加社会容量还不足以引起分工，还需要社会密度的改变。社会密度是指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度和强度，即关系密度。只有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容量与社会密度同时达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分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仍然采用相同的职业方式维持生存，那么就会因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引发激烈的竞争。“两个有机体越是相似，就越容易产生激烈的竞争。正因为它们有着同样的需要，追求着同样的目标，所以它们每时每刻都陷入一种相互敌视的状态中。在竞争中总会产生胜负。竞争中的失利者“要么被人淘汰，要么进行改革，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改革本身就意味着必须确立一个新的专门领域”。有了新的专门领域，“各种不同的职业可同时存在，不相互侵害，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就像动植物一样，“它们之间的差别越大，就越不容易发生斗争。”由此，“社会的成员越多，这些成员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他们的竞争就会越残酷，各种专门领域也会迅速而完备地产生出来。这样，劳动分工就会一步步地发展起来，最终导致了以高度劳动分工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的形成。涂尔干对分工原因的论证充分体现了他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说：“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也是一种比较平心静气的解决方式。幸好有了分工，不然竞争对手就会把对方置于死地，不能共同生存下去。在某些同质性较强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个人都是注定要被淘汰的，然而正因为有了分工的发展，这些人才能够自保和幸存下来。”

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社会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使社会团结的类型由在古代社会占据优势地位的“机械团结”，过渡到在现代工业社会占据优势地位的“有机团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机械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衰微，“有机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增强的过程。因为一方面，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步削弱和瓦解着“机械团结”赖以存在和维持的前提条件，分工程度的提高使人们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个体的独立意识也越来越强，于是集体意识要维持其强势地位也越来越困难，由此建立在集体意识控制力基础上的“机械团结”势必逐渐衰微下去;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在削弱了人们之间传统联系的同时，又以另一种新的方式并且在一个比以往更高的程度上，将人们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一种比以往更高的程度上感受到社会团结的存在，这条新型的社会团结纽带就是由劳动分工的发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在职能上的依赖。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作用，形成有机团结。”

和谐社会中团结与竞争的意义

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我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通过对分工的详细论述，阐述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相互关系及其分别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1.分工发展为实现和谐社会，提供了兼容共生的社会资源

民族、宗教、党派、阶层是国家重要的社会资源。在这些社会资源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共存、共生于一个社会之中，各有各的生命力。和谐社会应为各类人谋取一定的物质利益，提供生存发展的条件，从而把各种社会资源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和谐社会应是各种社会资源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衡的经纬交织的公民社会。和谐社会以实现社会的动态和谐为条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联结形式是由分工形成的团结———“有机团结”。劳动分工的发展促使社会系统功能分化、多种信仰并存、多级阶层同在。它们运行在各自的生命轨迹，而又相互牵制，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共同意识的模糊化和个体意识的突显，而这正是“有机团结”的主要特征。

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里，要使社会各部门的功能专业化与人的多元化发展相适应，各部门就必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将彼此制衡的各种社会资源在使用中加以协调，为个人的多方位发展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2.分工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社会控制的“防火墙”，是社会发展的支撑点。社会在发展的同时，社会规范也在更新。更新后的社会规范依然是推动社会整体前进的推进器。社会规范的内容很广泛，包括风俗、道德、法律、纪律、宗教等。作为典型规范的法律与劳动分工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受分工影响的社会团结，涂尔干认为，其本身也是“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它是非物质性的，但并非只具有一种纯粹的潜在状态，而是通过一种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形式就是法律。“正因为法律表现了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所以只要把不同的法律类型区分开，就能够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团结类型。同样，法律完全可以对劳动分工所导致的特殊团结做出表征。”

表现“机械团结”的法律制度具有强制性特点，它将违反和触犯共同意识的行为视为犯罪, 视为对社会整体的威胁，而非对特定个人的冒犯。惩罚的目的不是纠正越轨行为，而是通过宣泄集体激情以“治愈”越轨行为的伤害。刑法是典型的强制性法律，在“机械团结”的社会占据主要的法律地位。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通常实行恢复性法律。这种法律基于审慎的理性，比较宽容，其目的是维护原有关系，将被破坏的关系修复还原。犯罪行为不再视为对整个社会的威胁，而仅仅是对被侵害一方权利的损害，惩罚是基于数量的、合理补偿的考虑。常见的恢复性法律有民法、商业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等。两种法律制度相比，显然是恢复性法律更深得人心，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功能。“有机团结”的社会比“机械团结”的社会进步，其中显著的一点就表现在法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已由强制性法律让位于恢复性法律。这也体现了“有机团结”的社会具有人性化的特点，有利于激发成员遵循社会规范的主动性，更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和谐。

3.分工发展促进社会结构合理化，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

所谓“合理”，是说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子系统之间有一个较匀称、较均衡、较稳定的关系。这些子系统通常是指人口结构、阶级结构、民族结构、职业结构、地区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的框架。社会结构合理是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把社会距离和社会矛盾拉大，与此相应社会张力也大。社会张力一大，社会冲突一触即发;反之，社会结构合理，社会距离适当，社会矛盾也会较小，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的难度较小、成本较低，和谐社会就建成有望。

涂尔干认为：“分工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凝聚力，而且也为社会确定了结构特性。”在分工出现以前或是分工不发达的阶段和地区，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彼此相似的同质环境共同构成的体系。与之相应的社会团结是“机械团结”，共同意识借助确定的中介机构以施展个人的影响力。一般来说，“机械团结”这一纽带不仅无法像“有机团结”那样把人们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它也不断松弛。社会纽带越松，外在因素就越容易介入社会中，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不是相互依赖的，而是各自有完整的社会生活。社会只要求每个成员必须具有同样的信仰和行动就可以了，并不介意外在因素对社会的介入，也不在意社会内部组成部分的增减。然而，这些不安定的因子总是或多或少地对社会施加影响，如果统治者以强制性手段对之进行镇压，尚能维持高压性的社会稳定。可一旦这些因子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逐渐增多，政府难以应付，整个社会的均衡将被打破，面临动荡混乱的危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刚性的社会结构，社会缺乏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这种社会结构是不合理的，和谐社会不可能产生于其中。

与上述社会结构显著不同的，就是分工促进下的“有机团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它是各种不同机构组成的系统。涂尔干认为：“其中每个机构不仅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而且它们也都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相互协调、相互隶属，共同结合成一个机构，并与其他机构相互制约。”在这个类似于有机体的社会系统里，各部分都已彻底分化，一旦有新的因素卷入，就会扰乱原有的和谐状态，破坏原有的各种关系。因而，社会为了维持原有的平衡，不会轻易让外界因素介入;即使介入了，社会也能对自身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以维持原有的均衡、稳定状态。而这正是建设和谐社会所需的具有弹性、合理的社会结构。

建设和谐社会，应彻底地从计划经济的“机械团结”转向市场经济的“有机团结”，如此方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有机团结”的社会并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对外界因素加以甄别地吸收和排斥。威胁社会稳定、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因素被排除在外，而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则允许进入，使其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引导社会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四个尊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作为“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的前提，突出了“四个尊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既要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扶持欠发达地区、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实现发展的愿望。社会公正是社会政策的灵魂。当前，一是要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经济生活中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要把公平放在第一位。二是要从制度上保障平等的竞争机会。当前，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机会的平等，特别是竞争起点的平等。三是要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以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加强科技、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建设，重点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制度，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的步伐，切实维护困难群体的利益。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篇2

——十六大以来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述评 日期：2012年09月14日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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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母亲每月领养老金，生病有新农合报销，种地政府给发钱，购农机还能享受补贴，建设和谐社会好啊。”提起和谐社会，辽宁省朝阳县雹神庙村的李春军赞不绝口，用他的话说，“一家人感觉很幸福”。

和谐社会，新实践孕育新理论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远大目标。

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促进和实现这一美好社会理想进行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和谐社会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然而，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虽然总体和谐，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与问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比较突出。

新实践孕育新理论。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奋斗目标，到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从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郑重提出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决策部署逐步到位。

同样在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重大原则。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和谐社会，民生为本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坚持以人为本，根本要求在于坚持民生为本。十年来，围绕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党和政府频频发力。

从2006年到2008年，三年间，我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近年来，我国教育免费惠民政策的覆盖面逐渐扩大，力度前所未有：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到中等职业院校农村贫困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再到高等教育部分师范院校学生，受益人群越来越多。

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试点。2011年，全国参加新农合的人口达8.32亿，参合率达到97%。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医药费用补偿比例达70%，农民住院实际报销比例超过50%；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着力解决群众反映较多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三年间，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本医保人数超过13亿人，覆盖率达到95%以上，全民医保基本实现。

就业被称为民生之本。十年来，全国共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亿多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在4.3%以下。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城乡就业人员7642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5914万人，比2006年末增加27%。

一年开工1043万套、建成432万套，“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第一年开工建设近三分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将实现“住有所居”。

十六大以来，从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到2007年的物权法，从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到2010 年的社会保险法，再到2012年“保障人权”首次写入刑诉法……法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保障。

第一次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第一次建立环保问责制，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和干部提拔直接挂钩……这么做就是为了天更蓝，水更清，老百姓有良好的生活环境，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随着和谐社会观念的深入人心，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正在形成。

和谐社会，共建共享

加强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做好社会管理工作。如今，我国已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以保障民生为重点，建设服务型政府，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形成促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社会和谐人人共享”生动局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陈福今认为，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有利于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牢固的政治基础及稳定的社会基础。

湖北武汉的百步亭社区坚持科学发展观，党支部、党小组组成领导网络，负责协调解决居民生活问题；楼栋长积极 参与社区自治；“托管服务队”、“白衣天使志愿者服务队”、“联防队”等100多个志愿者服务小组、2万多名志愿者等共同托举起这个拥有12万人口、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区。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篇3

关键词：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美国；启示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1]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放开思路，抛开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关价值观建设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为我所用。这对于我们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优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与帮助。

一、美国高度重视价值观建设的作用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建国较晚，拥有众多民族的移民国家。然而美国却在这样一个历史短暂，同时社会、文化复杂多样的环境中，发展成了如今全球的超级大国。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过：“美利坚是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2]换句话说，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联结了美国各个民族，促进了美国社会的一体化。因此，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美国价值观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美国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

（一）通过传统宗教价值观教育渗透美国核心价值观

宗教渗透在美国的各个领域。在美国的国歌中我们可以听到“上帝保佑美国”，美国国会有专门的牧师主持每一届议会的祈祷。教会学校在美国随处可见，美国军队也会配有随军牧师。1945年，罗斯福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就把上帝摆在美国事业的首位。他指出：“万能上帝已经以多种方式保佑了我们的国家，已经给我们的人民以炽热的心和强健的臂膀，使他们为自由和真理而斗争。已经给我国一种信仰，那就是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成为人类的希望。”[3]综上所述，宗教与美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也正像美国学者威廉·伊塞尔说的那样：“美国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又是现代国家中宗教性最强的国家。”[4]但是美国的宗教宣传是和其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美国的宗教是一种国家宗教、政治宗教，其信仰对象就是美国。因此美国的宗教教育其内核是政治，外表是宗教。

（二）重视在学校教育中渗透价值观建设

将价值观教育融入学校教育是美国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一步，美国学校价值观建设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渗透性，其价值观教育渗透于学校的各个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之中，例如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等显性课程。同时诸如学校的校园文化、校园生活等隐形课程也都承担着价值观教育的功能。注重同时开发显性课程和多种隐性价值观教育资源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良好价值观，从而构建和强化美国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

三、美国价值观建设的启示

（一）从传统文化入手借鉴美国宗教教育中的价值观教育

与美国这种西方国家宗教长期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相比，我国自古以来则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因此，我们在现如今大力弘扬儒家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将其与美国宗教教育中价值观建设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同时注重发掘我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地方并加以发扬，这必将对我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一，在教育内容上，把价值观建设根植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弘扬儒家文化中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部分，培养拥有坚定的社会信仰及民族精神的新一代；第二，在教育观念上，结合当今社会时代的发展要求，赋予价值观建设以新的内容和理念。在新时期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时也应更新观念，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第三，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发挥学生自己的能动作用。大力发扬传统儒家教育理念中注重培养教育对象自我控制、自主发展、自我评价的能力，从教育对象的品德形成、身心发展规律出发，设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与内容，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与自主性。

宗教从本质上来说是与科学对立的，但我们研究美国宗教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迷信，而是对美国通过宗教教育实现价值观教育这种方法所采取的一种借鉴的态度，合理运用该方法中有益的作法，从而为我国将弘扬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服务。

（二）重视和改进价值观建设中学校教育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校教育往往会忽视隐性课程在塑造学生价值观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单纯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美国的价值观教育则渗透于学校的服务、管理、教学、活动等各个环节，不仅是在文学、历史、社会、艺术、哲学这类显性课程之中，类似校园设施、校园活动等隐性课程也都肩负着相应的价值观教育功能，从而形成一种教育上的互补作用。因此，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于文学、历史、艺术这样的显性课程之中的同时，加强服务、管理、校园设施、校园活动等隐性课程中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可以显著提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性。（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02-26（1）.

[2] 杰里尔·A·罗赛蒂. 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3] 胡建桥. 最激情澎湃的总统就职演说[M]. 中国出版集团， 2009.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篇4

一、以人为本发展观指导下我国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所谓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就是社会一切发展既依赖人的发展又为了人的发展”[1]。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应有之义在于, 首先, 必须坚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把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 归于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其次, 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和谐社会发展的基础, 坚持人民群众是和谐社会建设主体的唯物史观, 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继承和弘扬党的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再次, 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 把人才资源作为建设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来认识、开发和管理, 努力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 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优势。

而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一方面, 是和谐社会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容质疑, 构成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而不是人的自然性。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 (P 56) 。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 不仅要拥有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还要不断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 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人与人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和谐关系, 是人的众多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有助于满足人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求, 还有助于促进人的精神与物质、德与智、心理与生理、知识与能力等方面全面协调发展。离开了和谐的人际关系, 人的社会需求、精神需要就无法满足,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 建设和谐社会也就成为空谈。另一方面, 是和谐社会建设依靠人的发展的必然选择。人与人在合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 是建设和谐社会不竭的力量源泉。胡锦涛同志指出:“和谐凝聚力量, 和谐成就伟业”。[3]具体说来, 它有利于个体精神愉悦、身心和谐, 有助于个人养成诚实守信又充满活力;有助于群体形成团结友爱又公平正义、拼搏进取又构成合力, 有利于化解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紧张、避免引发冲突导致不稳定因素;归根到底, 有助于为和谐社会提供全面发展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进步。因此, 建设和谐社会, 必须“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3]。因此, 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建设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二、全面发展观指导下我国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发展城乡区域之间的合作

全面发展观就是在发展取向上既坚持全面又有所侧重, 既发展特色又互不替代, 既发展重点又兼顾整体, 以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方式促进经济区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发展观引领下的和谐社会, 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然而, 我们不得不承认,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 而是在扩大;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总是完全协调发展, 而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城乡差别、地区差距扩大趋势尚未有效扭转的今天, 如果任由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继续扩大, 必将进一步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 导致城乡对立, 区域发展失衡, 社会成员矛盾冲突加剧, 后果不堪设想。显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适时提出, 并非否认差距、忽视矛盾, 而是针对当前城乡、区域和收入等“三大”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 其目的在于缩小差距、化解矛盾。要缩小差距, 非发展城乡区域之间合作不可。只有这样, 才能统一政策, 清理固化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法律法规和相应政策, 使城乡按统一规则统筹发展;才能让农民享有市民平等的发展权利、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 使和谐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初衷得到落实;才能实现城乡区域之间的良性互动, 使农村劳动力加快向非农化转移, 使东部地区的资本、人才、技术和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流动, 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新机制得以建立;才能实现制度创新, 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为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才能促进欠发达地区通过区域合作构建开放型经济, 实现中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归根到底, 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 发展城乡区域之间的合作, 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三、协调发展观指导下我国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扩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合作

“协调发展是指人在发展过程中与所处的环境、条件的互动与和谐, 而不是分裂与对抗”[1]。改革开放以来, 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条件下, 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明显, 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的单一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新的社会团体和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日益增强, 他们在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和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显现。不同社会阶层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还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 并容易引发利益纠纷或利益冲突。社会阶层贫富差距扩大、低收入阶层人数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结构, 又容易使一部分人萌生受剥夺心理, 为个别社会成员以极端方式表达诉求埋下伏笔。社会转型时期的不平等、不公平现象, 以及一些社会成员不顾法律、道德等规范约束, 贪污受贿、生活奢侈、为富不仁, 加剧了另一些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和仇富心态, 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固有矛盾更趋复杂。毫无疑问, 我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既处于发展机遇期, 又处于矛盾凸显期;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把握机遇、化危为机, 关键在于加强社会的和谐建设, 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不断扩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合作, 把社会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诉求引导好、保护好, 有效防止和化解不同阶层差距过大所引起的矛盾与冲突, 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从“对立对抗”走向“合作共赢”, 消除和化解社会冲突与社会紧张, 等等。因此, 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扩大社会阶层之间的合作, 是协调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也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又一必由之路。

四、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我国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优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合作

何谓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环境署于1989年发表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指出:“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人的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4] (P120)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对自然界展开前所未有的改造与征服、掠夺与破坏。毫无疑问,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我国陷入了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困境。国家环保总局潘岳同志指出:“如今中国45个主要矿种在14年后将剩下6个, ……传统工业化需要的三大自然要素, 一个是土地, 一个是水, 一个是矿产资源, 中国已耗损大半。”[5]在自然资源加速枯竭的同时, 我国环境加速恶化, 已严重威胁到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潘岳指出:“我们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 40%的严重污染, 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 城市垃圾处理率不足20%, 工业危险废物化学物质处理率不足30%。3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 4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5]。无容置疑, 我国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尖锐。优化人与自然的合作, 妥善解决当代人生存和发展威胁到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矛盾, 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摘要：本文认为, 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我国建设和谐社会, 必须促进人与人、城乡区域、社会各阶层和人与自然等之间的合作。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郑永廷.坚持科学发展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4, 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06-10-19 (01)

[4].樊锐.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篇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其特征是两期并存、两难问题，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研究和解决深层次问题，加强社会建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总体富裕程度确实显著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大为增强了，与此同时，改革和发展中积累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进入新世纪后遇到的新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来了。特别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问题等，凸显出来了。

就拿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来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渐进转轨和跨越发展，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的诸多指标已跃居世界数一数二的位置，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更好的搞好社会建设。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介入经济的范围和程度有扩大和强化的趋势，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导向是相违背的。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中国从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跃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逐步放缓，应是一个渐进下调的过程。届时，如何实现达到长期平衡增长轨道下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社会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关键在于当下的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满足人们更强的参与性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增加经济效率，最终让市场有效。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导致“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建设小康社会　发展我国农村体育 篇6

关键词：小康社会；发展；农村体育

一、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我国农村体育的特征

1.体育观念的保守性与体育活动的参与性同在。小农经济形成的传统观念在我国农民头脑中积淀较深，表现在对体育的功能、价值认识上较为肤浅或保守。“一天劳动，不用运动”的观念尚有较大市场。随着农村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农民闲暇时间的增加、农村体育组织的建立和体育健身环境的改善，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逐渐高涨。

2.参与对象的广泛性、分散性和开展活动的艰巨性。农村体育是以9亿农民为对象开展的，具有广泛性，但是农村村庄分散，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甚至一部分农村地区才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不少农村缺少体育活动的场所和必要的器材，农村干部和群众也对体育的功能缺乏正确认识，加之农民不像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得那样集中，所以要使农民自发地、科学地、有组织地开展健身活动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在确立农村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的基础上，脚踏实地逐步开展农村社区体育。

3.体育投入的滞后性与活动场地的天然性。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经费主要用于竞技体育，使群众体育投入不足。加上城乡“二元制结构”和城乡经济、文化水平等差距，使得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村体育的投入极度缺乏。随着全面健身计划的开展和体育彩票的发行，国家和地方政府近年来逐步加大了对农村体育的投入力度，但与广大农民对体育的需求相比，我国的农村体育投入还严重不足。同时，农村基层体育管理机构不健全等原因使得现有体育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充分的利用。一些农村开展体育活动只是利用天然、自创场地，或在田间、地头、自家门口等就地进行。

4.农村体育活动的随意性和形式的灵活性。随着农村经济的好转和教育的发展，有文化的青年人迅速增多，农村体育需求发生了变化，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还出现了文体专业户。农村体育活动的内容比过去丰富了许多。参加锻炼的人员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各取所需”。农村体育在活动与组织形式上也有了极大的灵活性：既有以个体性的，也有群体性的；既有村、乡、镇组织的，也有参与者自发组织的。农村体育活动没有固定统一的模式，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5.体育活动项目的民俗性、地域性、传统性和差异性。农村体育的活动项目多呈现出民间民俗、民族传统特色，农民对于有地方特色的或民间传统的体育项目喜闻乐见，许多项目被深深打上地方烙印，南北东西各不相同。

6.体育活动的自发性和活动时间的季节性、不稳定性。农村体育作为一种集体行为，除了有时表现出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体行为以外，一般是群众的自发行为。民间临时组建运动队进行体育比赛的事情十分多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民间自发性，正是农村社区体育活动生机勃勃的深厚基础。但是，这种自发性并不具有时间连续性，农村体育活动更多地受季节的制约，在农忙季节，农村体育活动一般较少，活动时间很难固定不变，或者至多是在劳动休息时间进行；只有在农闲季节或隆重节日，体育活动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二、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趋势与对策

1.坚持国家管理与社会管理并举的方针，努力发展农村体育。国家各级体育管理部门在制定各项体育政策、法规上，要特别重视农民的体育需要，对农民参加体育活动、组织体育竞赛、从事体育产业活动、开发体育旅游资源等活动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

2.增加农村体育经费投入，扩大农村体育经费来源。在现阶段农村体育仍处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中央投资和国家财政的补贴应该是农村体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另外，还应广泛吸纳社会捐赠、资助，基金会资助，团体和个人会费，体育彩票、体育旅游、私人或企业赞助、场地出租以及门票收入，以弥补农村体育活动经费之不足。

3.健全农村社区体育组织，加强乡（镇）体育组织网络建设。各级体育部门要同各级文化部门、农业部门，依托各乡（镇）人民政府，加快文体站（中心）、农民体协的建设。同时，要建设乡（镇）单项体育协会和健身指导站（点），形成县、乡（镇）体育组织网络。

4.加强农村公益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建立农村体育活动中心。政府部门要把增加体育设施当做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硬件”来抓，列入政府部门议事日程，做好规划，做好经费的预算安排。要积极发动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建设体育设施，为社会公益事业作贡献。农村体育设施建设要纳入我国城镇发展的总体规划，实现体育中心和体育健身场所对本乡（镇）、周围农民的辐射，促进农村社区体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篇7

关键词：雾霾天气,环境质量检测,社会化能力

1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状况

从2013年开始, 我国的中东部地区集中出现了雾霾天气。 经环境监测部门的专业鉴定, 这种雾霾天气属于一种灾害性极强的恶劣天气, 具有覆盖面积广、能见度差的特点。强雾霾天气除了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还会对人的呼吸系统造成严重伤害。当人处于这种天气中时, 会感到呼吸困难, 出现憋闷的情况, 引致上呼吸道疾病。当前环境监测部门会采用PM2.5对空气中含有的微小颗粒进行专业指标鉴定。一般来说, 漂浮在空气中的颗粒直径基本都在2.5μm以下, 因此人们会很容易将其吸入。世界卫生组织曾对空气质量相关事宜进行过调查, 结果显示:当人长期处于PM2.5超标环境中时, 会出现咽喉炎、尘肺等呼吸和肺部的疾病, 造成呼吸系统及肺部的严重损伤, 严重者出现各身体机能的减退, 缩短生命期限[1]。从对环境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发现, 导致PM2.5严重超标的主要原因是:化工企业、建筑及交通行业排放大量的污染物, 造成环境及空气的污染, 使大气演变复合型污染气体。另外, 由于当前城市化建设在不断加快, 导致城市发展速度与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不相匹配, 环境治理力度跟不上污染程度, 这就必然使得环境压力增大, 导致了雾霾天气的频繁滋扰。

2我国环境监测社会化的发展现状

目前, 我国环境空气检测已经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 有简单的环境监测工作发展到以县、市、省、国为层级的环境监测体系, 由国家环保局对下面各级环境监测网络进行监管和控制。但这依旧无法满足国民对环境监测数据社会化和透明化的了解需求, 人们对国家发布的环境监测数据还抱有很大的怀疑态度。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是: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 实施环境监测的范围过于狭窄, 而且开展监测的项目比较有限, 相册内容太过粗略简单, 环境监测的数据长期处于模糊状态, 空气质量的检测不能够实时进行, 导致我国对未来环境进行预测分析的依据不足。这一点也充分暴漏出我国环境监测体系在其社会市场化上存在的不足, 也反映出国家行政环境监测机构中存在的建设缺陷。 因此我国急需完善环境监测的社会化, 提升建设能力, 促进我国环境监测方面的顺利发展。近年来, 我国已有部分城市开始明确的进行了空气环境监测和保护工作, 上海、北京等大型城市已经认可了部分环境监测企业的监测能力, 也表现了我国环境监测服务即将社会化的趋势, 这也对我国各环境监测企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3提高环境监测社会化和能力建设的方法

3.1完善环境监测相关的法律体系

首先, 要对环境监测服务进行市场化发展的不断推进。针对这点, 政府方面需要给与一定的政策支持, 出台一套系统且可行的环境监测规章制度, 来推动我国环境监测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市场化运行。针对数据的搜集和分析, 应由专业的境监测服务企业负责开展, 政府方面则做出正确的购买选择, 并通过协议的方式建立起长期合作。这种方式不但使企业间形成良性竞争, 还使政府获取了优秀的数据分析, 用于为人民提供服务, 促进了我国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其次, 对环境监测的市场范围进行合理化、 科学的划分。环境的监测一般包含了环境质量的监测、污染源的监测以及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监测、其他环境监测等内容。2008年我国环保部门就对第三方服务企业进行了数据监测及公开程度的严格限制并为数据公开的范围订立了相关法律条文。最后, 要对环境监测的资历认证和监督工作系统进行完善。环境监测产生的数据和结果关系着国民生活的质量及国家的整体效能, 因此监测的数据必须具有权威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3.2健全环境监测体系, 提高环境监测技术

首先要完善环境监测体系, 补充必要的监测项目。从目前来看, 我国的环境监测仅针对的是关注度较高的几个元素, 例如空气、水质、噪音等, 对于土壤、生物、水体底泥等都未作出较多的监测甚至是忽视的状态处理。另外, 对于搜集的结果我国还不能对环境做出全面系统的分析。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以下两点: (1) 环境监测结果针对性较差; (2) 对于关键性的元素, 环境监测结果中会经常遗漏[3]。鉴于此, 我国就必须完善环境监测体系, 对于监测项目和关键性元素要补充增设。 (3) 还要进一步提升我国环境检测的质量和预警的能力。准确的监测数据是提升环境监测水平的必要条件, 因此, 国家相关部门必须提高环境监测质量的重视程度, 对监测人员的专业素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提升, 基础设施也要不断完善, 对于监测数据要从收集到验收进行整个过程的严格控制, 并通过先进监测技术的学习, 不断提升我国环境监测的整体水平。

4结语

近年来我国的雾霾天气越来越严重, 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直接影响了我国国民的生命健康, 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我们必须要加大环境监测力度, 加快我国环境质量监测的脚步, 努力提高环境监测的整体社会化进程,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的空气质量。

参考文献

[1]路娜, 周静博, 李治国, 王耀涛, 靳伟.中国雾霾成因及治理对策[J].河北工业科技, 2015, 04:371-376.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篇8

关键词：新时期,新农村建设,城市化,农民工,定位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但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生活着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的户口在农村,而就业却在城镇、城市等发达地区,每年都要奔波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他们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庞大的流动群体。在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2]。最终如何定位“农民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1 农民工定位的双重视角:“去”与“留”基本内涵的解读

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农民工定位问题,涉及的因素方方面面。不仅牵涉到输入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也关系到输出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这既涉及到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制定,也涉及到农民自身长远和短期利益的取舍。从更为宏观和抽象层次上,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概括为,既有显性层次含义,也有更为深层内涵的“去”与“留”两个方面的内容。

1.1 新农村建设的视角:“去”与“留”的显性层次含义

农民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概括为农民的“去”与“留”问题。“去”与“留”问题显性层次的含义就是:“走出去,“留下来”。

(1)农民工通过外出打工“走出去”,可直接与外界大城市的工业生产和文明接触,感受我国城市化所带来的现代化生活,在“异地他乡”闯天下。就目前而言,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这是无可否认的主流。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流动的农民工数量庞大,总数约2亿人,且多数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主要输出到中、东部地区,其中在外打工时间超过半年的劳动力占3/4以上,半数以上属于稳定就业;务工领域集中在建筑业、加工业。但是“走出去”的结果是,大量的青壮年农村劳力、有知识的青年农民、农村精英被城市吸纳后,在农村剩下的“留守”人口大多数是老人、妇女与儿童,简称“386199部队”。一些学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农村空心化”。这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现实的问题:这些“留守”的农民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是很难起到主力军作用的。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对农村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2)农民工作为农村“精英”留下来,也会产生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是否有让他们施展才能的广阔空间?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1.22亿hm 2,人均耕地由2004年的0.094hm 2减少到0.093hm 2;其中有600多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0.053hm 2的警戒线以下。所以,单纯地依靠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土地里刨金”,显然就会产生“人多地少”的矛盾,又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都会产生农村中的一部分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这对于农民的增收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再者,多年打工的“惯性效应”和“示范效应”使得他们不愿意“留守”在农村、“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同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巨大变化,农民也感知到自己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改变。新农村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相对于城市发展而言,随着近年来,国家在劳动制度和政策的不断完善,外出到城市里打工环境的改善和收益的增加,对偏爱短期利益的农民来说,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就使得他们在“去”与“留”问题上,更加偏重“去”,“自由自在”地工作生活在城市当中,“安分守己”地做“农民工”。当然农民工通过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打工获得收入,再把一部分资金带回到农村,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新农村建设。这就是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工自我定位的现实选择。

1.2 城市化的视角:“去”与“留”深层内涵的理解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确理解和解决农民工的“去”与“留”问题,还要与国家宏观发展的态势联系起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的情况下,就要从长远的眼光去审视和解读“去”与“留”深层内涵。

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们既是农民,又是靠打工获得一定收入的社会群体。“去”与“留”是对农民工最终流向的基本概括和描述。即使在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他们仍然在“去”与“留”的问题上,偏重于选择外出打工,从农村“走出去”。尤其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从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看,两者似乎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新农村建设赖以依靠的力量面临着如何解困问题。但是如果联系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路径和经验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也是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就目前而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达到30%以后为城市化加速期。据有关方面统计,在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30%,2004年上升到41.8%。我国已进人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我国二、三产业在G D P中的比重已经突破了85%,农业产值的比重不足15%。这对于广大的农民而言,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就是“就地转移”抑或“异地转移”。因此,农民工的“去”与“留”问题的深层含义可以概括为,“去”就是“去农化”,实行城市化、城镇化;而“留”的含义包含两层,一层含义就是一部分农民工留在城市里实现“市民化”,能够在异地他乡“就业、立业”,“安家”、“扎根”;这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则随着我国城市准入门槛的降低,户籍、社保等制度不断地改革完善,他们也将必然进行“市民化”的转换过程,“扎根”在城市里。另一含义,“留”就是留在农村,实行“就地转移”的城市化路径。具体而言,在农村的一部分“留守”农民,会同外出打工回来的农民工一道,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外出的打工所带回的资金、新思想、新观念等,在本地进行“换日月”、“创天地”,就地实行城市化、工业化,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因此,“去”与“留”深层内涵的本质就是实现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一元化,这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十七大指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为我国城市化道路指明了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正确处理好“去”与“留”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去”与“留”的辩证结合,凸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路径。

2“去”与“留”的辩证关系与国家农民工问题终极目标战略决策的取向

“去”与“留”从字义上理解,两者所表达的意思显然是对立的、矛盾的。用“去”与“留”来概括新时期农民工的定位,其所表达的内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显性含义的看,“去”与“留”虽然存在着矛盾,但“去”在资金回流、观念更新、经验能力的历练等方面能够助推新农村建设,有助于“留”向更好更高层次的发展。“去”与“留”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其深层内涵中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两者均是要实现二元化经济社会结构向一元化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具有共同一致性,可以说是构成我国向现代化前进的“双轮”,因此,正确处理好“去”与“留”的关系,对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科学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

农民工是我国比较特殊的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5年12月29日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如何对待农民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3]。农民工已经是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从事着城市最脏、最苦、最累的工作,为工业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生活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奉献。据统计,目前我国建筑业的90%、煤炭采掘业的80%、纺织服务业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的50%的从业人员为农民工。这2亿多农民工,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4]。但是他们所作的贡献与其所受到的待遇不对等,极低的工资、非国民待遇使农民工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政策造成的二元经济体制,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至今不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

近几年来,中央在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保护农民工权益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不得干涉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要严格审核、清理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手续。为农民工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消除了障碍。2004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为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及市场主体化道路指明了政策性方向。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指导文件。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农民工问题上再次强调,要“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但要从根本解决农民工问题,破解这一难题,就需要“以新的理念和思路”为指导,从“统筹城乡”高度推动改革和发展,在更高、更远的战略层次上作出一定选择。温家宝指出,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不统筹城乡发展,不仅‘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城市的很多问题也难以解决,城市也难以更好地发展”。毫无疑问,我国的国情、区情和农情是我们处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已经进人以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城市化、工业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因此,不断推进“城镇化进程是促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5]。应该把新农村建设置于城镇化进程的战略举措之中,用城镇化道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这个层面上看,应恰好体现了“去”与“留”的根本内涵,因此,“去”与“留”可以说是国家在农民工问题上进行终极目标战略决策的取向选择。

3“去”与“留”的实现及互动机制构建

“去”与“留”就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从以人为本的角度上说,也就是无论是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的人群都能受到相同的国民待遇。长期以来,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一直是遭受着“差别待遇”。进行“去”与“留”的抉择,也是要实现“差别待遇”向“国民待遇”的转变,真正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服务和待遇。这自然需要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实现机制。

3.1 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奠定农民工“去”与“留”的坚实基础

统筹城乡发展的出发点是解决“三农”问题,落脚点就是农民能够增加收入。对于农民工而言,无论是“去农化”,还是“留下来”进行新农村建设,本质问题都是能够有就业的岗位并且能增加收入。“去”与“留”的本质内涵就是打破目前我国城乡分割的局面,变经济社会经济的二元化为一元化,顺利实现现代化。而这些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发展经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为农民工“去”与“留”的实现创造基础性条件。

近年来,我国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增长已经为实现这一转化创造了条件。农民外出打工,在非农产业就业,主要的目的在于能够增加收入。据有关方面统计,他们的非农收入已经有1/3之多,而非农收入大部分来源与工资收入。但是农民工仍旧固守着“离乡不离土”、“进厂不进城”。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轻易脱离土地成为“城市人”,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城镇的工作没有给他们带来稳定感和安全感。“土地是他们最后的生活保障”。如果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民能够“离乡又离土”,最为根本的是发展经济,为他们创造能够获得稳定收入的就业岗位;同时,经济发展也为完善是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这又为能农民工最终的“去”与“留”增添了一个条件。为此,党的十七大指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从城市发展看,也要“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3.2 深化改革,消除农民工“去”与“留”实现的制度和体制障碍

农民工“去”与“留”能否最终实现,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长效的机制,推动城乡制度体系的一体化。因此,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一方面,要消除不利于农民工“去”与“留”实现的一些制度、体制;另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用制度支撑农民工“去”与“留”。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这不仅是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也是推动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当前,我国还存在着城乡分割、不利于农民工“去”与“留”实现的一些制度、体制。极低的工资、非国民待遇使农民工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等“差别化”的制度造成二元经济体制,使得他们是城市中的“二等公民”。“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仍然只承认稳定的居民,而不承认流动的农民工,依然将进人城市的农民工排斥在外,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依然存在。政策与制度对具有城市户口的人与农村户口的人仍然持有双重标准”[6]。所以,只有切实把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城乡教育制度改革好,才能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公平?有序地流动,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公平竞争和有效配置?党的十七大也指出,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从目前看,现行的户籍制度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制度性障碍,阻碍了农民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据有的地方推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践,实行统一的居民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制度。但是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如同有的专家所指出的,既要纠正户籍制度改革“无用论”,又要警惕户籍制度改革“万能论”。所以,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消除“实质上的户籍歧视”(即因户籍身份产生的各种差别待遇)[7]。也就是深化就业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镇统一的社会保障之中。当然最后再逐步创造条件,建立包括农村农民在内的所有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

3.3 注重提升自身素质,是农民工实现“去”与“留”的内在条件

我国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农民工毕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要在市场大潮中“学会游泳”,增强他们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不仅是维护和发展其权益的根基[8],也是农民工能否最终实现“去”与“留”的关键条件之一。从农民工自身中发现和挖掘他们能力和潜力,可以被认为是改变目前被动现状的较为有效的途径。为此,国家要加大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力度,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为他们能够转移就业塑造充分条件。因此,党的十七大指出,“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为此,必须加大对农民教育培训的财政投入,能够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培训;做到现有各类教育资源的整合,培训网点的合理布局,方便农民接受培训;同时,培训内容要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使农民能学以致用。当然,政府也应该鼓励用工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增强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竟争力。另外,从长远看,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消除因教育对农民工带来的长期影响,农民工子女不仅在教育上是平等,行使教育的平等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成长后不再是“第X代农民工”,而是真正的城市居民。

3.4 乡土情结:打造“去”与“留”的互动机制

“去”与“留”的实现将会使农民分割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农民走出农村,永久地留在了城市里,实现了异地的转换;而另一部分农民则留在农村,通过城镇化建设,实现了本地转换。他们都成为具有同等待遇的国民。这种不同地域的转换,也有利于建立两地之间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机制。一般而言,农民具有天然的乡土情结,即使他们在某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了数年、数十年,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根”。比如,当前,一些出身农民的企业家,一旦在城市创业成功,往往对家乡都有回报。这就能说明乡土情结有助于两地的来往与交流,能很好地促进两地的发展。乡土情结可以通过建立同乡联谊会等形式进行推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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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明山.单靠统一城乡户籍不能完全改变二元结构[EB/OL].http://cqsb.cqnews.net/Get/News/Chongqing/Yaowen/08101201214392120_2.shtm l.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思考 篇9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 褒扬诚信, 惩戒失信”, 2014年6月14日, 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 》, 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当前, 我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正经历着根本性的转轨, 以契约化交易为基础, 以健全、高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为依托和补充的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而原先植根于人格化交易的“身份信用”体系则因市场半径的急剧扩大而日益丧失其规范性作用。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下, 如何继承传统的信用道德资源促进我国信用体系的顺利转轨, 如何构筑适应我国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社会信用体系, 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且紧迫的研究课题。

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发展现状及原因分析

我们主要运用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作为中国社会公共信用综合指数的评价指标, 其中“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主要从政府公信力、人际信用、企业信用等方面进行测评。从表1可以看出, 本年度我国政府公信力、企业信用分别比上年提升了5.71和16.58个百分点, 人际信用却下降了3.42个百分点, 呈现出10年内最大的降幅, 但是社会公共信用整体上提升了5.7个百分点。 (表1)

我们分别对10年间我国不同层次的信用变化进行分析。其中, 政府公信力一直处于上升区间, 从2005年刚刚及格的60.5上升到了2014年的74.1, 政府公信力指数的平均值为64.53, 总的增长幅度为22.5%, 每年的平均增长幅度为2.07%。可见, 这与政府在公开透明、依法行政、打击腐败、功能转型等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分不开, 但是如果政府变革的速度跟不上公众意识觉醒的速度, 政府公信力就会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 目前政府信用问题仍然存在, 在作为一般市场参与者的场合, 少数地方政府和部门在政府采购等环节, 存在制度不规范, 或者有制度不能完全执行, 草率甚至寻租现象, 在政府作为公权力行使者环节, 少数地方政府和部门存在政策缺乏连续性, 缺位错位情况, 特别在实施涉及群众利益行政行为过程中, 少数地方政府承诺不能兑现, 诚信缺失, 造成了较坏的影响。所以, 我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让人们进一步的得到改革的红利, 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

企业信用在2005~2008年间出现小幅度下降, 在2009年呈现出一波增长势头, 而2012开始进入了增长区间, 特别是在2014年增长幅度创历史新高, 十年间企业信用指数的平均值为55.81, 处于不及格的水平。但是, 企业信用平均增长幅度为2.53%, 总体增长幅度为27%。可见, 一方面与政府的不懈努力分不开, 我国政府通过前期不断地推进建立、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 逐步培育提升中小企业的信用意识, 使更多的小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诚实守信、守法经营、规范管理, 并为其提供各方面的资金支持, 最终于2014年2月“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很多企业自身的信用意识也在不断提升。主要是面对我国宏观经济整体结构上的进一步调整, 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等, 以及我国金融市场中IPO注册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直接融资的占比将会呈现大幅度提升的趋势下, 各家企业都提前布局, 不断提升自身的企业信用。但是, 我国现阶段企业信用体系仍存在很大问题, 如立法和执行环节存在很大漏洞, 征信资料尚未放开, 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资料未能实现共享, 征信企业和中介组织不发达等等。

资料来源:2005~2014年中国信用小康指数整理和计算而得, 其中社会公共信用指数是由政府公信力、人际信用和企业信用加权得到, 三者权重分别是40%、30%和30%

值得注意的是, 人际信用指数的平均值为67.31, 高于政府公信力和企业信用, 但是人际信用变化率在2008年开始进入增长区间并在2013年达到历史最高的3.24%, 但是2014年该变化率突然下降了3.42%, 10年间中国人际信用整体增长率为2.26%, 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0.24%, 与企业信用和政府公信力整体变化率相比, 人际信用变化率只占其9%和11%。可见, 随着我国政府与企业信用的不断提升, 我国人际信用一直处于一种较差的环境下, 而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成为主要的“杀手”。而整体上, 我国社会公共信用从2005年及格的60.2提升到2014年的70.2, 该指数的平均值为62.77, 基本处于及格线, 但总体增长幅度为17.1%, 平均年增长率为1.61%。可见,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我国商业环境的改善、同时企业的商业伦理意识和公民的社会公共意识的不断提升, 我国社会信用的建设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 同时也将面临着更大的改革压力。

三、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构建对策建议

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采用政府推动与市场培育相结合的思路, 积极探索政府推动, 循序渐进, 市场化的原则, 最终建立涵盖国家、地方和行业三个层次, 政府为主体, 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为补充, 实现联合征集、权威评估、信用公示的社会信用体系。

(一) 政府信用的构建。

建立政府信用体系, 政府工作的着力点:一是制定规则、搞好规划、培育市场需求和服务主体、加强协调监管、提供基础服务;二是牵头并动员社会力量持之以恒地开展全社会的诚信教育和制度化规范宣传, 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信用道德文化蔚成风气。提高政府公信力, 推进政府诚信建设, 以党政机关的诚信服务带动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以诚信办事、诚信服务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 也是各级党政机关加强诚信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 企业信用的构建。

企业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企业信用本来就已经包含个人信用的内容和因素, 企业信用建设好了有利于推动个人乃至全社会信用建设。

1、建立企业信用管理体系, 强化企业信用意识。

政府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了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外部平台, 企业还应进行自身的信用管理建设。建立诚信经营管理理念。

(1) 完善企业信用信息联合征信体系。建立工商、税务、物价、统计、技监局、海关、外汇管理局、金融、公安、财会、信息产业局等行政执法部门等多家单位联网形成的企业信用信息网是由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的企业信用信息联合征信体系。

(2) 改善企业信用状况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和当务之急。一方面要以强化约束监督, 促进诚信经营为目标, 建立以信用信息征集、信用状况调查、信用评价、信用自律和失信惩戒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信用制度;另一方面要培养和树立企业的信用风险意识, 加强内部信用风险管理, 防范来自外部的信用风险。

(3) 有关政府部门积极依托现代信息网络技术, 不断提高监管水平。金融管理、工商、税务、质监等部门分别建立信用登记系统、红盾信息网、CTA工TS税务管理系统、企业质量档案和质量信息库, 不断完善企业信用评价、监督管理、责任追究等信用制度, 科学评定企业的信用等级, 提高市场经营主体的资信透明度。同时, 还利用举报投诉系统、不良行为警示系统和监督处理系统, 向全社会公布企业不良行为, 促进企业守法经营。

2、净化企业外部信用环境, 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1) 加强生产和流通等经济领域的诚信建设, 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生产企业要把诚信建设的着力点放在严格生产标准, 完备生产条件, 确保产品质量上。流通行业要在继续改进服务态度、完善售后服务的基础上, 着力解决好杜绝假冒伪劣商品的问题。不断增加示范街、示范店的数量, 同时把活动向批发市场、私营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延伸, 进一步扩大活动覆盖面。

(2) 加强服务行业的诚信建设, 努力做到规范服务、优质服务。各类服务行业要根据诚信建设的要求, 全面推广规范化服务, 制定出适合自身工作特点、简明具体、易于操作、便于考核的规范化服务标准和保证措施, 落实到每个服务企业和每个服务人员。

(3) 加强社会中介组织的诚信建设, 促进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积极探索在各类中介组织中加强诚信建设的有效方式, 把发挥政府部门的管理作用同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结合起来, 加强对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引导他们自觉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开展经营服务活动。

(三) 个人信用的构建

1、在重点行业重点人群中进行个人信用建设。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构建社会诚信奖惩信息平台:建立了失信约束监督机制和过错追究制度、责任赔偿制度、违规违纪警示制度。逐步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健全个人信用体系。全国正在建立人口基础数据库试点, 为全社会建立个人信用档案, 健全个人信用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积极引导人们维护自身诚信形象。要特别注重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和诚实守信品质的宣传教育, 从娃娃抓起, 要从孩子懂事开始, 深入浅出地进行诚实守信品德的宣传教育。

(四) 中介组织信用的构建。

政府应认真抓好中介组织的诚信建设, 按照法律规范、政府监督、行业自律”的方式, 研究制定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的管理办法, 促进其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促进信用中介服务机构进行市场化运作的社会信用信息调查、资信评级和信用管理服务制度建设。另外, 政府部门还应为中介组织积极开放公用信用信息披露系统, 促进并规范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钟楚男.个人信用征信制度.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2]叶永刚, 张培.中国金融监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金融研究, 2009.4.

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初探 篇10

关键词：构建,和谐社会,重点,民生,社会管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增强社会创新活力,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和谐的社会状态是人类古已有之的一种大同社会的理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和谐社会理想,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古至今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据儒家经典记载, 小康社会最初是指一种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是一种公有共享、其乐融融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都与这种理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也产生深刻影响。“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和衷共济”、“和和美美”、“和气生财”等已经成为老百姓嘴边的格言和生活准则。“和谐社会”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提出来的。到了19世纪初, 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书中对“和谐社会”做了进一步的阐述。1842年, 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 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病态社会”, 把社会主义直接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 并且指出, 新社会的“和谐”不是“个人和谐”, 而是“全体和谐”。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有益的理论, 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模式。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要把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合理构想和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真正变成现实, 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保障和改善民生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指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这个重点, 是贯穿于构建和谐社会全过程的重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为, 没有人民群众个体的和谐, 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只有经济发展了, 广大的人民群众富裕了, 和谐社会才具有坚实的根基。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这体现了社会利益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也显示了社会利益研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都十分重视利益共享的社会发展理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协调和处理国家、集体、企业、个人、中央、地方等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而贯穿其中的就是如何实现共享利益。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 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与过去很不一样的新现象、新情况、新的特点, 但是, 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使原来比较单一的社会阶层开始分化, 社会群体也变得多元了, 利益关系变得复杂了。每一个阶层都有着各自的利益, 正是这些不同的群体获得利益的方法和途径的不规范, 经常会产生矛盾, 利益摩擦越来越突出。协调好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促进社会和谐, 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要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笔者认为这是对上述重点的进一步发展。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 指人们为使社会机体及各部分向着一定目标运动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控制和引导等活动。在我国, 社会管理的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管理, 维护社会稳定,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格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并在社会建设中把社会管理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上, 这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是深入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同时指出, 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只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 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当前我国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 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 良好的社会管理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我国经济社会近年来快速发展, 社会结构以及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管理必须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创新。其次, 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凸显, 要处理好这些矛盾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各阶层之间因利益产生的矛盾, 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矛盾等, 这都说明创新社会管理迫在眉睫, 否则, 将会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其三, 许多关系民生的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产生, 诸如就业、医疗、社保、教育、社会公平等, 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下降, 这都充分说明我国的社会管理机制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 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从世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 但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从国情来看, 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 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大幅提升, 但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从党情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 党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但在新形势下仍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 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在这一时期聚积,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挑战, 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只要我们能把握住其重点,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必然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参考文献

[1]李连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研究[M].广州:广州经济出版社, 2004.

[2]红旗大参考编写组, 编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参考[M].北京:红旗出版社, 2005.

[3]郭屏, 何鑫.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难点与切入点[J].辽宁经济, 2007 (5) .

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篇11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日益强烈，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2010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 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1］，在校大学生人数跃居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大国。然而，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原因，高校贫困生数量持续增加，严重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现有对高校贫困生问题的研究多从资助体系、贫困生心理等角度予以分析，既缺乏动态的数据分析又没有立体地分析贫困生的多重贫困现象。本文将高校贫困生放在和谐社会视野下，以社会公平(包括教育公平)理论为支撑，从宏观(国家、社会)、中观(学校、家庭)和微观(贫困生)多个角度分析形成高校贫困生问题的根源，并尝试给出破解这一难题的意见与建议。

一、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高校贫困生问题的现状

和谐社会是一个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在和谐社会中，人们(包括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平等地接受教育、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改变其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举措，指出:“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社会。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解决好教育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然而，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不相一致的是:我国高校目前仍有部分学生陷于经济贫困之中，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成长成才。目前我国高校贫困生问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态势。

1.贫困人数日益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教育事业发展滞后。为了缓解高等教育经费不足，采取了收费制。目前，我国大学生平均学费是每年5 000～7 000元，热门专业、国际合作办学等收费在每年2万元左右，这样的收费标准远远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如在广州，仅有7.5%的被调查者能够接受每年5 000元以上的学费标准，71.6%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高校学费过高。［2］高昂的学费对于许多家庭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一些贫困地区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家庭而言更是难以承担。伴随高校扩招和收费制度的改革，加上物价上涨等多重因素的作用，高校贫困生人数日益增多且呈扩大趋势。

2.贫困程度日益加深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物价水平较低，学生上学期间国家发放生活补贴，就业形势较好，高校贫困生贫困程度一般较轻，且主要表现在物质生活方面。而近几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富裕家庭的孩子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忙着庆祝、聚会，入学时花费上万元去购买手机、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而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想到的是如何筹集学费。读书期间，高校贫困生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其生活标准低、生活质量差，甚至低于当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高校贫困生大多营养不良，甚至生病也不敢到医院检查。总体而言，高校贫困生的贫困程度在日益加深。

3.多重贫困局面出现

由于经济生活困难，高校贫困生无法安心学习，每天必须抽出大量的时间勤工俭学，结果很容易本末倒置，影响学习，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形成学业贫困。相对其他学生而言，高校贫困生除了学习以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财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所学知识也比较单一，不善于与人交流，也很少参加其他社团活动，社会交往能力缺乏。学习成绩下降，社会适应能力低下，往往使高校贫困生很自卑，常会陷入自我封闭状态，变得非常敏感，不能正确地处理各种问题，个别人甚至通过过度粉饰来掩饰真实的自我，从而陷入心理贫困状态。高校贫困生往往选择低收费或少收费的专业，所选专业大多属于冷门专业，加上高校贫困生在大学期间表现不积极，很少在班委或学生会担任职务，缺乏组织能力、领导能力的锻炼，找工作时又缺乏社会资本，结果又引发了就业贫困，出现贫困恶性循环的局面。

二、我国高校贫困生问题产生的原因

1.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推行走工业强国道路，采取农业补贴工业、城市优先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人为地造成了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较大，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3 979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6 977元，城乡人均收入比为3.43∶1。同年，东部的上海市人均GDP为93 488元，西部的贵州省人均GDP为11 640元，东西人均GDP之比为8∶1。教育是“富贵投资”，经济实力直接决定教育的支出能力，相对于现行的大学收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的居民感觉尤为吃力。供养一个大学生至本科毕业，其费用相当于一般城镇居民4.2年的家庭纯收入，相当于9个农民一年的家庭纯收入，相当于西部地区一个贫困农民35年的纯收入。［3］西部农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一旦进入城市，原有的消费模式、消费平衡被打破，生活费用就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使本来困难的家庭经济更加捉襟见肘，致使考入大学的学生进入高校便沦为贫困生。

2.教育制度的缺陷

高校收费制度改革是产生贫困生的直接原因。当前，我国学习西方，将高等教育定性为非义务教育，培养经费由国家、社会、家庭共同分摊，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收取一定比例的学费，以缓解高校教育经费不足的局面。这样做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也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改革方向，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促进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但目前我国高校存在成本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高，浪费、闲置现象严重等问题。个别高校不是将有限的教育资源用在与教育科研相关的领域，而是修建豪华的学校大门、办公楼或建高档宾馆(美其名曰学术交流中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同时，高校依然受计划经济影响，忽视投入—产出效益分析，没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导致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许多高校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医院等附属单位一应俱全，也占据了一定的高等教育经费，并使高校教育成本上升。于是，为解决经费问题便不断提高教育收费，从而加重了高校贫困生的负担。

3.社会支持力量薄弱

高校贫困生已经成为社会弱势群体中的特殊分子，个别贫困生的生活状况甚至到了落魄的地步，缺乏社会关注和救助。目前，我国高校学生资助经费主要由国家、学校和社会三方分摊，国家拨款占高校助学金和贷学金的比例分别为58.7%和44.3%，学校自筹分别占21.1%和20.56%，而社会捐助占高校助学金的比例仅为20.2%。据报道，我国国内企业99%无慈善捐助记录，善款仅占国家GDP的0.5%，而美国占GDP的9%。［4］这反映了我国公众对捐资助学的认识肤浅，社会捐助理念欠缺，社会力量资助不足，影响了整个社会资助体系的发展。尽管也有企业、个人在学校设立奖学金、助学金，但主要集中在知名重点高校和省会城市的高校，一般高校获得的资助有限，根本无法解决日益突出的高校贫困生问题。

4.国家助学机制落后

我国高度重视高校贫困生工作，相继出台了奖、贷、助、减、免等政策，但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学校在落实有关政策时出现了偏差，影响了助学机制的有效运作。这主要表现为:(1)奖学金目的不明确。学校设立各种奖学金，但主要针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实际上优秀学生和高校贫困生这两大群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重合的。高校贫困生往往来自教育和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文化基础薄弱，往往还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学习成绩优异者少，这意味着高校贫困生一般很难获得奖学金。(2)助学贷款不均衡。助学贷款在结构上分布不均衡，中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助学贷款发展较快，而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助学贷款发展相对较慢。专业结构分布也不均衡，重点专业、热门专业的贫困生贷款比较容易，而冷门专业的高校贫困生贷款有一定的难度。(3)助学岗位有限。由于高校贫困生缺乏社会经验和基本工作技能，学校为了减少麻烦，仅仅让学生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如收发报纸、打扫卫生)，甚至个别高校将勤工助学金平均化，使其完全丧失了资助贫困学生的目的。(4)减免学费覆盖面小。现在我国高校贫困生占在校人数的20%以上，个别地方的高校，贫困生占到30%～50%，如果减免学费，将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因此，高校一般不愿意减免学费，即使减免，一般覆盖面也比较小，力度不大。

5.贫困生自我改变能力弱

部分高校贫困生接触社会机会较少，不愿意与陌生人交往，不愿改变自身的生活习惯，缺乏适应社会的技巧和能力，习惯于抱怨社会的不公，很难快速适应社会。同时，部分高校贫困生在勤工助学中多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此类岗位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又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其学习和生活，甚至使他们产生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思想，部分人索性自暴自弃，放弃了自我改变的努力与追求。

三、解决我国高校贫困生问题的基本思路

1.明确政府职责，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然而教育经费的投入却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协调，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1990年代，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在总体上一直未恢复到1980年代的水平;进入21世纪，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一直没有达到4%的法定水准。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贫困生问题的解决。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应承担起主要责任，给予最大限度的政策支持。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5］的要求，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保障公民依法平等地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国家应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加大财政支付力度，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保证更多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2.深化高校改革，降低教育成本

高校收费有利于形成社会合力，符合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与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是高校成本结构不合理，运行效益不高，加重了学生的成本负担。因此，高校应深化运行机制改革，以降低教育成本。一是优化成本结构，将后勤完全市场化。对现有的后勤集团进行改制，实行完全市场化运作，避免出现工人不干活而以临时工代之的现象，降低社会负担，提高效益。二是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我国的高校就像一个小社会，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医院等一应俱全。因此，高校要降低管理成本，必须将社会职责与教育职责分开，减轻高校负担，提高投入—产出效益，使高校有能力、有精力做好教书育人工作，降低学生培养成本，减少学生学费分摊比例，减轻贫困生负担。

3.争取社会力量捐资助学，规范资助行为

要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还应该积极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形成社会合力。首先，对助学企业和个人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除在税收政策方面规定企业助学部分计入成本、免于税收外，还要对出资助学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和表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高校贫困生问题的解决。其次，学校要做好资助的服务工作。要深入细致地界定好高校贫困生的范围，掌握高校贫困生的详细情况，把社会资助款项真正落实到高校贫困生身上。再次，做好高校贫困生的感恩教育工作。高校贫困生应该学会感恩，及时向资助方反馈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以让资助方看到资助效果，高校贫困生也会在感恩中更加珍惜社会资助，从而使高校贫困生真正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4.改革贷学金制度，建立以贷款制为主的学生资助形式

在国家助学方式上，为高校贫困生提供贷款是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的重要方式，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一方式。问题是在诚信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存在高校贫困生界定不清、贷款额度小、操作繁琐、贷款资金回收难等问题。所以，要对现行的贷学金制度进行完善，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建立完备的高校贫困生界定制度。高校贫困生的界定不应靠居委会、村委会的一张证明，而应利用现代网络系统，调取学生在校园食堂、超市等处的消费记录，尤其是学生平均每餐的生活标准，分析学生的消费层次和贫困程度;同时考虑学生的家庭人口、经济来源等因素，确保高校贫困生的认定科学、可信。其次，建立充裕的贷款助学基金。我国由于助学贷款起步晚，政府财力有限，主要采用商业银行贷款的运作模式，而银行往往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贷款对象，不能确保高校贫困生应贷即贷。应采用国家、学校、社会力量共同出资建立高等教育贷款助学基金，充实、做大、做强基金基础，确保高校贫困生的贷款来源。再次，完善学生贷款担保和还款机制。变革现在贷款由教师担保的机制，改由高校和贫困生家庭主要成员共同承担，以减轻教师担保压力。还款可采取按工资收入比例归还的方式，以减轻学生潜在的债务压力，也可以有效保证贷款回收率和体现公平性，从而确保助学贷款的安全。

5.化解高校贫困生心理障碍，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

经济上的贫困并不可怕，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完善的资助体系来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困难，但更重要的是解决高校贫困生的心理贫困、精神贫困、能力贫困问题。由贫困造成的不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会影响其一生，严重的甚至会危害社会。因此，对高校贫困生的物质扶持要与精神扶持结合起来，将“授之以鱼”与“授之以渔”相结合，变输血为造血。一是帮助他们树立自强、自立、自信的人生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正确看待目前的困难，敢于面对困难，把贫困看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不是灾难。对他们的消费观念予以正确引导，弘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抵制攀比。二是提高高校贫困生的社交能力。指导高校贫困生多参加社团活动，使其在活动中展示自我、锻炼能力、找回自信，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缓解心理压力。三是加强职业技能训练，提高其适应社会的专业技能，发挥自身知识和智力优势，主动寻求与自己所修专业、未来发展相结合的勤工助学岗位，通过家教、社会兼职等多种途径摆脱经济困境。

6.开展勤工助学活动，有效缓解学生经济困难

勤工助学是现阶段值得提倡和发展的助学途径。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艰苦奋斗、自主自强的精神。在西方发达国家，青年人的自立意识很强，许多富家子弟都是打工挣学费。我们的贫困生通过勤工助学不仅可解决部分经济问题，更大的意义在于可培养自立自强意识，提高能力素养。二是拓宽高校贫困生勤工助学的渠道。学校可将校内教学、行政、后勤管理等服务性工作优先安排给贫困学生，既可以减轻学校的负担，又可以增加勤工助学岗位。三是深化教学改革，实行弹性学分制。目前学校弹性学分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学籍管理滞后，一般是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周末安排课外活动，周而复始，这不利于学生勤工助学。学校要真正深化教学改革，完善学籍管理，学生修满学分可以提前毕业，经济困难或有特殊情况的学生，不能在规定的年限内修满学分，可以适当延长学习年限，以缓解高校贫困生勤工助学与学习之间的矛盾。

四、结论

构建和谐社会，教育公平是基础，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弱势群体改变其生存状态、获取向上流动机会的前提。高校贫困生问题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偏差和教育制度设计缺陷等宏观因素有关，也与社会支持力量薄弱、助学机制落后等中观因素有关，更与贫困生自身适应能力弱等微观因素密不可分。因此，高校贫困生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个角度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扭转其数量扩大的趋势，减轻高校贫困生的贫困程度，避免出现多重贫困的局面，唯有如此，才能改变贫困生的弱势地位，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N］.中国教育报，2011－07－06(2).

［2］ 王宁宁.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现状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3］ 易善武.和谐社会视野下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1(1):21.

［4］ 李爱霞.教育公平理论视野下的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制度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2010.

浅析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篇12

一、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唯有如此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加强“三农”工作,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建议》提出,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这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从实际出发,扎实稳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并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要大力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加快推进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努力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二、繁荣农村经济的根本途径是增加农民收入,只有改善农民收入才能稳步建设新农村

建设新农村,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建设新农村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建设和谐村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改善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条件,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必须挖掘农业内部的潜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实现增产增效、提质增效和节本增效;必须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二、三产业,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拓宽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建设新农村,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必须用新农村建设来统领“十一五”时期的农村工作,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道路,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财政范围,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努力消除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让广大农民能够像市民一样拥有洁净方便的自来水、清洁的燃料、整洁的厨房、舒适方便的卫生条件和平坦的道路。

三、扬长避短,发挥中国特色,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二、三产业的比重占到87.6%,城镇化率超过43%,国家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最多的农民、历史最悠久的农村,与其他国家相比困难会更多,任务更艰巨。目前,东、中、西部的农村差异很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04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比东部地区分别低22.2个百分点和45.6个百分点,西部农村小康建设分别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至少落后10年和5年。全国农村还有2365万左右的绝对贫困人口,有近5000万低收入人口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建设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经过几十年,有些地方甚至需要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