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救济制度研究

我国社会救济制度研究（共4篇）

我国社会救济制度研究 篇1

目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民提高自己保护环境的意识, 更多的人开始借助法律这个平台来维护自身的合法环境权益。但是, 当前, 我国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因此, 我国法律部门应该参考国外先进的理论和经验, 弥补我国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的不足之处。

一、环境侵权的概念界定

国外许多学者对环境侵权的概念界定各不相同。日本学者认为环境侵权就是公害纠纷;德国学者认为环境侵权就是干扰侵害或者外物侵害, 同时他们认为特殊环境侵权就是固体废弃物侵权和水污染侵权;法国学者认为环境侵权就是生态损害;英美学者将环境侵权称为“妨害行为”。

我国许多学者也对环境侵权的概念进行了研究。北京大学教授金瑞林认为, 环境侵权就是民众或者企业法人因排放对环境有害的污染物, 而给受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带来损失时, 必须承担的一些民事责任;环境学教授王明远认为, 环境侵权就是企业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或者其他认为的的原因给人们生存的环境带来污染和破坏, 并对一些人的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环境权利或者公共财产带来极大威胁的一种行为;复旦大学张梓太教授认为, 环境侵权就是指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或者其他人为的活动, 给其他人的人身和财产等带来极大危害的一种法律事实。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环境侵权就是指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或者其他人为的行为给人们生存的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从而使得损害了权利主体的现有利益和潜在利益, 并且这种活动或者行为侵害了后代人的生存利益的一种行为。

二、我国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的问题研究

(一) 不完善的损害赔偿救济途径

1. 不明确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及数额

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明确指出, 对环境带来侵害的一些企业或者人, 应当赔偿受到直接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的损失。赔偿的损失不仅包括直接损失, 还包括间接损失, 主要包括人身、财产和精神等损害种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如果环境污染给其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带来损害时, 则受到损害的人或者其家人就能够向侵害人索要赔偿, 理由是其健康权利和生命权受到损害。但是,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的解释》第8条规定:“因为侵害其他人的权利而给别人造成精神损害的, 但是损害后果不是很严重, 一般不支持受害人索求的精神损害赔偿。”所以, 法官的自由裁量决定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成立与否。

2. 受害人与侵害人实体利益的不对等, 诉讼成本较大

鉴于复杂的诉讼程序, 受害人要想在诉讼中取胜, 必须具备的条件有: (1) 必须具备较多的资金, 当前, 由于科学的发展, 司法鉴定需要花费很大的费用, 这使得受害人即使能够在诉讼中取胜, 也不能够获得很多的精神赔偿;同时, 这些诉讼程序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受害人需要向律师支付一定的报酬而因此减少了自己的劳动获得的收入。侵害人有可能经营很大的企业, 他们具有很大的资金, 往往具有的很多的诉讼经验和科技知识, 这些条件足以使其对抗弱势的受害人。 (2) 侵害人即使在一审中败诉, 他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申请二审, 因此, 受害人很难获得精神赔偿。 (3) 侵害人不愿意救济、没有能力救济或者因为相关法律的规定而免去自己要承担的责任, 因此, 现有的法律不能很好的保障受害人的利益。

(二) 具体的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没有被明确规定

由于环境污染或者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害, 比较复杂, 并且很难被解决。因此, 环境侵权的问题很难被解决。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侵权责任法》第21条对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只是作了简单的规定, 并没有明确规定具体要赔偿的范围。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其他人的人身权益, 给其他人带来巨大精神损失的, 受害人可以向侵害人索要精神损害赔偿。”在实际中, 环境侵权有时会给受害人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 而没有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例如噪声污染, 就有可能侵害受害人的身体机能, 而给受害人带来一些病症。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三) 法律规范之间不协调, 条文之间相互冲突

《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如果侵害人造成环境污染, 就应该承担排除危害的责任, 并且需要向受害单位或者受害人赔偿一定的损失。对于一些没法抗拒的自然灾害, 例如地震、泥石流等, 而相关部门采取了合理的措施, 但是还是对环境带来了污染的, 就不需要承担责任。”这个法则并没有明确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都有相似的规定。但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如果一些生产活动或者个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 给其他人带来了一些损害, 侵害单位或者个人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个法律条款把违法行为当作侵害人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重要文件。

(四) 在司法救济途径之外没有明确规定仲裁制度

当前, 我国虽然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国也逐渐走向科技大国之路, 但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国依然存在着传统的经济模式, 我国要想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 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环境问题。而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都没有明确规定环境侵权仲裁制度, 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中只是简单的提及, 因此, 环境侵权仲裁制度仅限于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使用, 由于仲裁法和相应仲裁委员会的欠缺使得其他领域实行环境侵权仲裁。

三、我国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的完善途径研究

(一) 完善损害赔偿救济途径

1. 强化执法手段

环境保护的相关部门在赋予环境主管部门监管和防止污染等职能时, 只是给予他们微小的执法手段, 例如, 强令相关部门整改和对相关部门进行罚款, 这就使得一些侵害的企业不但没有付出较大的违法费用, 反而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想在缺乏强制执行权的条件下保护环境以及防止污染, 只有通过强化执法手段来实现。具体措施有: (1) 可以参考美国环保局 (EPA) 的执法经验, 针对违法者的违法动机制定不同的威慑性罚款额, 使得基层环保主管部门自由裁量罚款额度的权利。 (2) 政府应该赋予环保主管部门一定的强制执行权, 例如对环境带来污染的企业可要求其停业整顿或者关闭的权利。

2. 提高执法技能

《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明确指出:“当事人可以请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督管理权的部门对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问题进行处理;当事人如果不认可上述的处理决定,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条款是受害人通过向环保主管机关申请行政调解处理环境侵权争议规定。行政调解要想有效的进行, 就必须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 受害人受到的损害应该快速得到赔偿, 这样才能提高环境侵权救济的运行效率, 从而解决社会冲突, 保证社会秩序的有序;另一方面, 这样可以减少受害人的环境诉讼费用和社会成本的支出, 从而减少了资源的消耗。环保主管部门行政调解的有效进行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必须具有完善的环境执法设施, 以便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准确掌握环境侵权的事实;二是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管理下, 必须具备对侵害后果准确掌握的损害赔偿额度评估机构;三要有建立在环境强制执行权基础上诸如的救济费用的支配权、环境侵权的简易认定权和环保主管机关的追偿权等行政救济实施权。

(二) 细化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

1.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

由于环境污染或者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害, 比较复杂, 并且很难被解决。所以, 笔者认为, 后期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应该具体详细的指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具体范围应该有已经得到的利益, 可以获得的利益、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处罚性赔偿等。

2.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标准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标准的制定, 应该依据受害人人身被侵害的程度、财产受损失的状况和周边环境的受影响情况。赔偿标准的制定不能太死板, 法官应该具有自由裁量赔偿标准的权利;此外, 设立处罚性赔偿的主要原因就是对责任人构成威慑, 然而惩罚必须有一定的限制范围, 如果侵害人承担巨大的处罚性赔偿金, 就有可能没法承担而最终使企业破产, 这不但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的相违背, 也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相冲突。所以, 在这样的状况下, 法官就应该依据利益衡量原则快速、公平的解决环境侵权事件。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主要涉及受害人的利益、侵害人的利益、第三人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若不能很好的处理环境侵权事件, 就会使得社会价值观发生较大的变化, 所以, 需要慎重权衡环境侵权个人的利益。

(三) 从宪法层面明确界定的公民环境权

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已经逐步构成了体系, 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在管理条件下立的法:这样的环境法只是强调了公民应该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 而没有赋予公民保护环境的权利;只是强调了环境监管机关的权利, 而没有给予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鉴于此, 为了使得公民的环境权益得到维护, 就必须在宪法中明确指出, 公民环境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只有这样, 公民环境权才能在环境法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成为环境立法的依据, 进而保证环境管理活动在公民环境权的环绕下顺利进行。同时, 公民环境权的明确规定, 也为赔偿公民环境侵害的损失提供了参考依据。

(四) 将环境侵权案件归入仲裁的范围

把环境侵权案件纳入仲裁范围的一些具体方案有: (1) 可以指定特有的《环境纠纷仲裁法》, 具体规定环境仲裁制度的细节, 也可以在现有的法律规范的前提下把仲裁的适用范围扩大; (2) 修改我国的《环境保护法》, 增添权利救济一章, 专门规定:“环境侵害的受害人可以参照本法则对侵害人进行仲裁。”; (3) 仿照劳动仲裁机构, 建立专门解决环境侵权事件的环境侵权仲裁机构。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当前我国目前我国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损害赔偿救济途径的不完整、没有被明确规定具体的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法律规范之间不协调, 条文之间相互冲突、在司法救济途径之外没明确规定仲裁制度等, 因此, 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迫在眉睫。

关键词：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中国侵权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2]王成.侵权责任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李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实践及其制度启示[J].西部法学评论, 2011 (4) .

[4]戚昌厚, 陈香玉.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探析[J].科协论坛, 2010 (5) .

[5]周丽.环境侵权救济途径探析[D].山东大学, 2010.

[6]李婉婉.我国环境侵权的法律救济制度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 2008.

浅析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 篇2

一、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意义

首先, 离婚救济制度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保障社会的稳定有序。社会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庭中的每个小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因此必须增加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减弱其对社会稳定秩序带来的影响, 这正是离婚救济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其次, 离婚救济制度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和睦, 保障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离婚与夫妻双方结婚时“天长地久”的期望背道而驰, 对个体产生严重的感情伤害。此外, 离婚严重影响家庭和睦、子女的培养和教育。

再次, 离婚救济制度对于保障夫妻的平等关系有一定的加强作用, 按照离婚救济制度的相关规定, 当一方有重大过错, 离婚时应对另一方进行一定的损害补偿、家务补偿以及一定的经济补偿, 进而维护受伤害一方的合法权益, 并对错方实施相应的制裁手段, 维护婚姻家庭中男女双方的平等关系。

二、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组成

(一) 经济帮助制度

经济帮助, 顾名思义, 是指夫妻离婚时, 如果一方生活困难, 经过双方协议或者协议失败经由法院判决, 其中有条件的一方对困难的一方在住房、生活等方面进行一定资助的行为。经济帮助可以是物质方面的帮助, 也可以是金钱性的帮助。

基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 女性负责大部分家务, 而且承担着繁衍的使命, 她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培养下一代和做家务中去,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经济收入, 造成夫妻双方经济收入上的巨大差距, 导致面临离婚时女性迫于经济压力而不敢选择离婚, 这与法律规定中的离婚自由条款相背离。经济帮助可以切实保护妇女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合法权益。

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 在适用经济帮助时需要同时符合以下三方面条件:一是时间条件, 该时间为离婚时的困难, 而不是离婚后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困难;二是能力条件, 当一方有困难时, 另一方必须要有能力给予一定的物质资助;三是经济帮助, 经济帮助原则上是暂时的, 而非永久性、无限制的。当事人履行完离婚协议或判决中经济帮助的义务后, 除非本人自愿继续进行经济帮助, 否则并没有义务继续对对方进行帮助。

(二)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家务劳动补偿是指:一方由于付出较多的婚姻义务如对子女的抚养、对老人的照顾及对另一方的工作方面进行协助等, 在离婚时, 有权向另一方请求一定的补偿, 并且另一方应该给予补偿, 该补偿制度构成了我国离婚救济制度中的重要部分。这使在家庭中长期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在离婚时可能获得一定的物质补偿, 这对于保护女性权益意义重大。

在我国的夫妻在共同生活中, 一般女性长期负责家务劳动, 这必然影响其经济收入, 一旦离婚, 其生活水平会大大下降甚至导致生活困难, 所以应该对女性的家务活动进行一定的物质补偿, 从而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

(三)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离婚损害补偿制度是指由于一方的重大问题而导致夫妻离婚, 在离婚时, 受损害的一方可以请求补偿, 错方由于其重大问题而导致另一方造成的精神及财产损失, 应该给予相应的物质补偿。2001年, 《婚姻法》 (修正案) 列举了一些受损害方可以提出损害补偿的行为, 这些行为包括:重婚、婚后与他人同居、家暴、虐待以及遗弃家庭成员等。

离婚损害补偿的提出需要以下一些条件:请求人必须是婚姻当事人, 并且是受损害的一方, 过错行为的种类由法律规定, 并且是单方面的过错。在该制度中, 赔偿的承担方必须是合法婚姻家庭中的受损害方, 即无过错方。

三、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完善的几点建议

(一) “生活困难”涵义的局限性及完善建议

《婚姻法》司法解释虽然对经济帮助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一定的补充, 但并没有对具体适用做详细规定, 这不利于婚姻当事人理解此救济制度, 而且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此制度。根据《解释 (一) 》第二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 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时没有住处的, 属于生活困难。将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的标准定为能否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和有无住处, 这一规定是有局限性的, 这仅考虑了离婚时能否满足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和住处, 即是否绝对困难, 而没有考虑离婚后相对于离婚前生活水平下降, 即生活相对困难。

因此, 应对离婚救济制度中的生活困难的含义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大, 放宽离婚救济制度中经济困难的判定标准, 以便更好地保护及救助离婚当事人中的弱势一方, 保障其生活水平不因离婚而有所下降, 进而更好地贯彻离婚自由原则。

(二) 对于家务劳动价值中存在的问题及加以完善的建议

对女性的家务贡献进行一定的物质补偿, 是因为其劳动成果在婚姻家庭中必不可少, 正因为有女性的家务劳动, 男性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中工作, 给社会创造价值。因此, 男性的社会劳动所得并不是完全归因于男性, 而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 对女性的家务贡献进行一定的物质补偿, 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婚姻法》 (修正案) 第四十条规定:“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本规定仅以法律形式规定了, 离婚时一方应向另一方做出家务劳动补偿, 并未指出具体操作方法。

关于如何计算家务劳动价值, 学术界一直存在多种不同观点, 在司法实践中常用的方式是按照当地家政服务人员的报酬标准计算。由于家务劳动并不仅仅是家务工作, 其更多地包括亲情及精神方面的大量投入, 因此, 对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衡量, 在计算劳动量的同时, 应该加入在家务劳动中所投入的亲情及精神方面, 从而更全面、更客观地对家务劳动价值进行评价。

(三)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局限性及完善建议

2001年《婚姻法》 (修正案) 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上述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使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实际实践中, 受损害方在提出离婚时所受到的损害远非以上四点, 例如婚前一方对其精神病史及生理缺陷进行隐瞒, 并且婚后久治不愈;一方对另一方隐瞒其传染病史, 婚后传染进而造成身体健康损害的, 在离婚时, 受损害的一方均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对于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进行适当拓宽。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因此应当增加其他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因素, 如:长期嫖娼行为、赌博、吸毒等。此外, 应增概括性规定“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侵害行为”, 以便法官在判定离婚损害赔偿时行使自由裁量权。

摘要：2011年8月12日, 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 《解释 (三) 》就夫妻财产问题的若干规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其关于夫妻财产界定方式和离婚时的分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保障离婚自由和维护家庭稳定之间的矛盾。现行的离婚救济制度在制度上的完善性和准确性上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所以, 急切需要我国对现行离婚救济制度进行完善, 以制定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要求的离婚救济制度。

关键词：离婚,救济制度,完善,建议

参考文献

[1]张伟.转型期婚姻家庭法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237.

[2]王礼仁.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174.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婚姻法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18.

[4]孙丽琴, 柴珂楠.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缺憾及完善.杭州: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年, 第1期.

[5]丁慧, 刘艺.离婚纠纷及其后果的处置.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163.

我国刑事不起诉救济制度初探 篇3

一、刑事不起诉救济途径之缺陷

(一) 被害人自诉权对检察机关不起诉权制约“过火”

按照《刑诉法》第145条规定, 若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被害人便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赋予被害人自诉权, 实质上代替了人民检察院行使起诉权, 这既与法律规定的职权分工相矛盾, 又与公诉案件的司法工作规律相违背。一方面, 从诉讼理论上看, 公诉转为自诉的设置, 实质上是将一部分公诉案件分割给了适用不起诉决定案件的被害人。这不符合现代诉讼理论。如果允许被害人以自诉的方式否定公诉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效力, 从理论上讲, 是对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否定, 是对其不起诉决定稳定性和终止诉讼权威的一种损害。另一方面, 检察机关对于案件的办理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科学性和严密的法律程序性的工作, 若对具有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依法作出的案件处理决定, 仅凭被害人对案件的一知半解或皮毛之解就予以否定是不妥当的。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赋予被害人如此大的权力, 对于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来说是不适合的。因此, 《刑诉法》对被害人救济途径的规定, 造成了被害人的起诉权与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种种矛盾。这无疑给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以巨大的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规定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裁量权形同虚设。”[1]

(二) 相对被不起诉人因害怕面临被提起公诉的新威胁而不敢申诉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03条第2款规定, 被不起诉人对相对不起诉不服提出申诉的, 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复查后应当提出复查意见, 认为应当维持不起诉决定的, 报请检察长作出复查决定;认为应当撤销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的, 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这样被不起诉人对相对不起诉的申诉, 只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人民检察院维持原不起诉决定, 一种是提起公诉。这样一方面, 使得被不起诉人即使认为自己根本没有犯罪, 或存在“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等问题时, 也不愿意把事实予以澄清, 也不愿意给自己创造一个讨“说法”的机会;另一方面, 被不起诉人若被羁押, 使其权利受到损害, 如能通过申诉确立根本没有犯罪行为, 可以提出赔偿要求的问题, 但因担心申诉后, 非但不能减轻对其处罚, 还可能会受到更严肃的惩罚而放弃申诉权。因此, 即使被不起诉人具有申诉理由也不敢大胆申诉, 从而影响被不起诉人申诉权的行使。

(三) 绝对或存疑不起诉缺乏救济途径

《刑诉法》第146条仅规定对相对不起诉人可以通过向原检察机关申诉而获得救济, 而对绝对或存疑不起诉是否可以申诉, 则未作规定。在司法实践中, 因为缺乏对绝对、存疑不起诉的救济规定, 致使在出现以下几种情形时便无法适从:其一, 检察机关依照《刑诉法》第15条所规定的六种情形而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 而行为人却认为自己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或者实施了合法行为, 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其二, 检察机关根据“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等情形, 而对行为人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后, 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但行为人却认为自己没有触犯某一行政法规, 不应受处罚;其三, 检察机关认为行为人证据不足仅仅是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而作存疑不起诉, 但却认为被不起诉人触犯行政法规的事实清楚、证据也充分, 并建议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而行为人认为自己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或者实施了合法行为, 因此既不构成犯罪, 也构不成违法, 不能建议有关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等。凡此种种, 被不起诉人均认为人民检察院侵犯其合法权益, 但却无法通过有效途径来寻求救济。虽有人认为宪法赋予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所作出的决定有申诉的权利。绝对和存疑不起诉人也可依据宪法的规定提出申诉。但笔者认为, 被不起诉人依照宪法的规定而提出的不服绝对、存疑不起诉决定的申诉, 其行为是不被刑事诉讼法所肯定的, 是不具有刑事诉讼性质的, 只是一项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权利。人民检察院只能按照一般申诉对待, 其效力也远不及刑事诉讼法所专门规定的申诉。

(四) 对于“没有犯罪事实或犯罪事实并非犯罪人所为”案件的处理较为混乱

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经过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清白无辜, 蒙冤受屈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此应如何处理, 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 则对这类案件就作绝对不起诉决定, 但在适用法律上, 又大都含糊其辞, 有的在不起诉决定书中不具体注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中的哪一项;有的只引用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 不引用刑事诉讼法第15条;有的只引用刑事诉讼法第142条, 不引款。这种做法不仅于法无据, 而且有可能给无辜者留下一个“行为不端”的阴影。有的地方, 则将这类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其依据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2条的规定, 即“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 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发现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重新侦查。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 应当撤销逮捕决定, 通知公安机关立即释放。”这种做法极易造成无辜者被继续羁押, 不能及时还纯然无辜者以清白。

二、刑事不起诉救济途径的完善

(一) 扩大被不起诉人行使申诉权的范围并赋予其申请复议权

《刑诉法》第146条只赋予被不起诉人对检察院作出的相对不起诉有申诉权, 而对依据《刑诉法》第15条所规定的六种情形而作出的不起诉, 是否享有申诉权, 对证据不足不起诉是否享有申诉权, 法律未作规定, 应予完善。因为依据《刑诉法》第15条第 (一) 项情形作出的属未构成犯罪, 但有一般违法行为的不起诉, 其余五项也均以存在犯罪为前提, 因客观上出现某种无须追究的特殊情况, 因而法律作出了不起诉;同样证据不足, 不符合起诉条件, 也系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作出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如果认为自己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或者实施了合法行为, 因而不服不起诉决定的, 应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 通过申诉来寻求法律救济。因此, 法律应赋予被不起诉人对检察院作出的上述情形的不起诉决定, 享有申诉权。另外, 要赋予被不起诉人向上一级检察院提出申请复核权。为防止滥用不诉权, 保护被不起诉人的合法权益, 对法律规定的三种不起诉决定而不服的, 在有权向原检察院提出申诉后, 如果该检察院作出维持不起诉决定, 被不起诉人仍不服的, 还有权请求上一级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复核。有人可能认为, 不起诉就已经对犯罪嫌疑人不定罪了, 还申诉什么?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不定罪”与“无罪”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法律上“不定罪”并不必然意味着承认犯罪嫌疑人“无罪”。对于有犯罪事实的人来说, 足以体现法律的宽容, 但对无辜者来说, 应当给被不起诉人一个申请救济的程序, 以便再讨一个“说法”, 还其一个清白。[2]

(二) 取消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向法院自诉的权利, 建立强制起诉制度

赋予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 可以提请法院裁定强制提起公诉的权利, 取消其不服不起诉决定向法院自诉的权利。理由为:第一, 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表明, 在刑事起诉方式上出现了由私人追诉向国家追诉发展, 公诉范围不断扩大, 自诉范围不断缩小的趋势。[3]第二, 在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中, 由于案件原本属于公诉案件, 不少案件比较复杂, 有些案件甚至可能属于重大案件, 被害人独自进行诉讼有一定困难, 审判活动可能难以顺利进行, 如在新的庭审方式中当事人举证活动难以顺利开展;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和有关证据的司法解释规定都比较复杂, 被害人是否有足够的诉讼能力值得怀疑。[4]因此, 笔者建议要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 建立强制起诉制度。具体设想是:被害人接到不起诉通知后如果不服, 在15天内有权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 上级检察机关若维持不起诉决定, 被害人可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月内申请法院裁定, 法院有权要求检察院向它移送迄今为止检察院掌握的案件材料、证据。法院审查后, 若认为申请不当, 则裁定驳回申请;法院若认为申请正当的, 裁定准予提起公诉。裁定由检察院执行。

(三) 完善立法, 将“行为合法的或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作为绝对不起诉的法定理由之一

也许是由于立法机关在立法时认为凡经侦查机关或者侦查部门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 犯罪嫌疑人一般都构成犯罪, 即使无罪也必有违法行为, 只不过这种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已。这样《刑诉法》规定的绝对不起诉就忽略了合法行为或者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下, 公安机关如果把合法行为的实施者, 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或者把没有犯罪行为的人错误的立案、侦查的, 对这样的无辜者不起诉是无疑的。但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却没有。[5]因此亟待对《刑诉法》第15条作立法上的修改, 将“行为合法的或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增设为绝对不起诉的理由之一。因为若不对此条款作必要的修改, 则势必会导致在对清白无辜蒙冤受屈者处理问题上的于法无据或执法混乱现象继续发生。理由有: (1) 若继续盲目地依据《刑诉法》第15条的规定执行, 作绝对不起诉处理, 会严重影响检察机关执法的声誉和权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自身就不严格执法, 在适用绝对不起诉时作任意扩大解释, 不符合依法治国和现代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 (2) 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 其合法权益将继续处于被侵犯的状态, 也会给无辜者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而且“退案”也不能保证公安机关的自行纠错, 从而也就不能保证退案处理的质量; (3) 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 也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由于检察机关的退案, 公安机关势必要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 然后才能作出处理决定, 这无疑需要耗费公安机关大量的资源, 分散公安机关打击现行犯罪的精力。

摘要：当前我国刑事不起诉救济制度在防止检察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保障刑事诉讼目的顺利实现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 该项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因此, 亟要进一步的完善, 扩大被不起诉人行使申诉权的范围并赋予其申请复议权、建立强制起诉制度、将“行为合法的或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作为绝对不起诉的法定理由之一等, 以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当事人权益。

关键词：刑事不起诉,救济制度,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唐永祥, 杨帆.论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法商研究.1999, (2) .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卷.第709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0 (1) .

[3]卞建林著.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246—247.

[4]张卫平.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4 (1) :399.

我国社会救济制度研究 篇4

关键词：反垄断法民事救济,受损利益赔偿,举证责任

一、受害者受损利益赔偿问题

反垄断法民事诉讼难度比较大、成本高、获得胜诉的概率比较低。作为公权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具体办理反垄断案件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1、受损利益赔偿的范围

反垄断法民事诉讼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 要考虑受害人的经济赔偿数额, 又要考虑这种赔偿金额对垄断者的垄断行为的遏制, 还要考虑到相关社会效果。赔偿金的划定需要考虑被告者因垄断赚钱取得金额, 还要考虑原告因垄断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

2、对垄断者征求惩罚性赔偿

处理反垄断案件的过程中, 对垄断者征求惩罚性损害赔偿, 有利于提高受害者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的积极性, 也对垄断者也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现在世界各国对垄断者的惩罚性赔偿的具体实践方式有三类:首先是三倍赔偿, 这种赔偿制度既有利又有弊, 可以对受害者给予足够的经济利益赔偿, 对垄断者以严厉的制裁;会使执行机关把握不好惩罚的力度, 造成不利的后果。其次, 是单倍赔偿。这种赔偿制度由于过低的赔偿金额, 不会激励受害者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 对垄断者也不会起到警觉作用。再次, 是三倍以下酌定赔偿, 这种赔偿制度给予了法官一定自由裁量的权力, 可以对具体的损害赔偿作出合理的数额。这种制度存在很大的法律空间, 不符合我国的法律环境。

二、民事诉讼双方适格主体的确认

美国主要是考虑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垄断行为的原因结合起来。我国台湾地区规定垄断行为的受害者有权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经济损失。间接的利益受害者的诉讼主体地位未作出具体规定。根据不同国家 (地区) 的相关制度的规定看出:第一, 原告的合法利益已经或者将受到损害, 第二, 损害是由垄断者的不法垄断行为造成。已受到损害的受害者直接提起要求损害赔偿, 将受损害的受害者可以提起请求禁止令, 要求制止垄断者行为。我们可借鉴境外的反垄断私人代表诉讼, 号召绝大部分因垄断行为致使利益损失的受害者组成强大的集体诉讼。我国立法机构已经意识到公益诉讼的困境。基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设, 在垄断行为侵害中小企业、行业、消费者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建立反垄断诉讼代表协会, 完善职能赋予其独立的诉讼资格, 维护中小企业、行业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反垄断案件的举证问题

反垄断行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中, 原告需要对垄断者的违法行为、损害事实、主观故意或过失及因果关系进行证明。反垄断法民事诉讼过程中, 受害者只需对前三个要件进行证明, 主观过错由垄断者自己证明。如果垄断者能够证明自己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 或者属于豁免情形, 都可免去承担垄断赔偿责任。如果受害人提起的是禁止垄断的诉讼, 这种情形下只需要求受害者对垄断的违法行为、垄断造成的损害、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证明。这种举证责任通过多途径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负担, 但我国《反垄断法》及司法解释对反垄断损害赔偿案件的归责原则没有做出规定, 按照我国《侵权责任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对于垄断行为的受害者个人, 举证证明垄断企业实施垄断的主观过错是不现实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均采取了无过错责任原则, 实施垄断行为的主观意识故意或者过失, 都要承担责任。最高院司法解释分别规定了由原告、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 其中原告应对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承担举证责任, 同时, 原告还应证明因被告垄断行为而遭受损失及数额。立法应进一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 同时也可引入美国制度, 使原告能够利用行政机关的调查认定为案件举证, 使原、被告在诉讼中的地位趋于平等。

四、反垄断法民事救济制度实施问题的解决

1、创建公平竞争文化

我国传统的诉思想厌阻碍我国反垄断法民事诉讼制度实施, 使过去人们思想中缺少竞争概念, 未对竞争有客观的评价。公平竞争的文化环境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公平竞争在我国反垄断执法问题中占有很重要的因素。要正确认识公平公正的竞争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政治的繁荣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正确理解并接纳公平的竞争文化。

2、健全法律法规

首先, 我国现在制定实行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中, 对反垄断法民事救济制度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或者制定相关的单行条例给予法律地位, 赋予法律效力。其次, 对于受害者赔偿的规定。反垄断法民事救济制度实施, 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受害者获得损害赔偿。法律法规对赔偿金额作出明确的规定, 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就有法律依据, 减少法官自由裁量而作出显现法律不公的情形。可以从案件类别, 企业类型, 当事人损害程度等角度加以分类, 将赔偿金额明确规制在一定的范围, 减少法官个人自由裁量。另外, 对反垄断法民事诉讼制度程序的规定。反垄断法民事诉讼实施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诉讼的当事人之间, 两者地位悬殊较大, 原告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原告在任何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需要从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责任问题入手, 减轻原告的举证负担。

3、完善制度构建

补充完善法律法规, 提供法律保障, 赋予其法律效力。执行监管机制的构建, 完善受害人提起的民事救济与国家反垄断机构实施的反垄断协调机制。首先, 当前我国的反垄断民事诉讼救济制度首先要解决的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问题。案件中, 受害者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存在很大的问题。双方地位的差异悬殊过大, 制度的倾向性, 对大型公司企业的保护等等使得原告显得十分弱势。对原告给予适当的照顾, 缩小两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 降低起诉难等具体实际的问题。其次, 不断完善发展反垄断私人监督机制。这个制度的发展可以为公权机关提供违法信息, 对于违法垄断者也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能够更好的保护相关人的合法权益。相比公权力机关, 个人在证据的收集上具有很大的难度, 在证据的效力认定上, 证据的来源途径等会有影响证据有效性的危险。因此我国在完善反垄断私人监督机制之前应做好相关的制度保障, 提高民众的维权意识, 鼓励当事人对于垄断行为予以监督。另外, 受害者的民事诉讼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实施之间要有协调。在促进我国反垄断法民事救济制度构建中, 与作为公权行使的反垄断执法委之间达成协调统一关系。另外, 反垄断法民事救济制度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可以对公共实施起到一定的补充完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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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鹏程.美国反垄断法三倍损害赔偿制度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 2006 (2) .

[5]王健.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初探[J].法商研究, 200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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