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福利

我国社会福利（通用8篇）

我国社会福利 篇1

目录

中文摘要与关键词„„„„„„„„„„„„„„„„„„„„„„„„„„1

一、社会保障的起源和发展„„„„„„„„„„„„„„„„„„„„„„2

（一）我国的社会保障„„„„„„„„„„„„„„„„„„„„„„„„2

（二）社会保障的分类„„„„„„„„„„„„„„„„„„„„„„„„3 1.社会福利„„„„„„„„„„„„„„„„„„„„„„„„„„„3 2.社会保险„„„„„„„„„„„„„„„„„„„„„„„„„„„3 3.社会优抚安置„„„„„„„„„„„„„„„„„„„„„„„„„4

二、我国社会保障部分项目基金支付风险严重„„„„„„„„„„„„„„5

（一）社会保障基金存在支付风险„„„„„„„„„„„„„„„„„„„6

（二）造成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因素„„„„„„„„„„„„„„6 1.信用风险„„„„„„„„„„„„„„„„„„„„„„„„„„„6 2.流动性风险„„„„„„„„„„„„„„„„„„„„„„„„„„6 3.利率风险„„„„„„„„„„„„„„„„„„„„„„„„„„„6 4.操作风险„„„„„„„„„„„„„„„„„„„„„„„„„„„6 5.法律风险„„„„„„„„„„„„„„„„„„„„„„„„„„„6 6.通货膨胀风险„„„„„„„„„„„„„„„„„„„„„„„„„6 7.环境风险„„„„„„„„„„„„„„„„„„„„„„„„„„„6 8.政策风险„„„„„„„„„„„„„„„„„„„„„„„„„„„6 9.国家风险„„„„„„„„„„„„„„„„„„„„„„„„„„„6

（三）社会保险“系统老龄化”„„„„„„„„„„„„„„„„„„„„7

（四）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少„„„„„„„„„„„„„„„„„„„„„„7

（五）历史债务„„„„„„„„„„„„„„„„„„„„„„„„„„„7

（六）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实„„„„„„„„„„„„„„„„„„„„„7

（七）社会保险利差损严重„„„„„„„„„„„„„„„„„„„„„„7

（八）社会保险待遇的非理性调整„„„„„„„„„„„„„„„„„„„7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对策建议„„„„„„„„„„„„„„„„„8

（一）实行分权式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模式„„„„„„„„„„„„„„„8

（二）创造第三方监督的有效实施机制„„„„„„„„„„„„„„„„„8

（三）加快法制建设，提高违法成本„„„„„„„„„„„„„„„„„„9

（四）推进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9 参考文献„„„„„„„„„„„„„„„„„„„„„„„„„„„„„„9

[摘要] 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和谐稳定的大局。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顺利推进。

[关键词] 社会保障；发展现状；存在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研究

一、社会保障的起源和发展

社会保障，来源于英文“social security”一词，其最早出现在美国1935年的《联邦社会保障法》中。1944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所通过的《费城宣言》的第6条中，使用“社会保障”代替了“社会保险”，自此之后，在国际社会及各国的法律文件中对“社会保障”一词的使用也逐渐频繁起来。1984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发布的《社会保障导言》中，将社会保障界定为“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措施对其成员提供的保护，以防止他们由于疾病、孕娠、工伤、失业、残疾、老年及死亡而导致的收入中断或收入锐减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困窘，对社会社会成员提供的医疗照顾，及对有儿童的家庭提供的补贴。”我国是在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开始使用“社会保障”一词的。此后，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又将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支柱之一。

（一）我国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险是由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对全体劳动者强制征缴保险基金，用以对其中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劳动机会的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等，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管理。而商业保险是指保险公司按照自愿原则，根据保险合同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并实现损失补偿和人身给付的一种经济保障活动。其中人身保险是在社会保险覆盖不到的领域和社会保险提供的保障水平之上发挥作用的一种自愿性商业保险活动，包括人事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等四个部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共同发展，对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障职工群众生活，维持社会稳定和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关系亿万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按照国际标准，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或者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时，社会就进入了老龄化。经测算我国在2000年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10.7%，步入老龄型社会，在时间上比世界人口老龄化提前10年，在速度上比欧美国家快一倍。同时，按国际标准，退休金占工资总额比重达20%为警戒线，29%为社会承受的极限。据测算，我国在2015年左右达到警戒线，2025年前后达到极限，此后，15年时间维持在30%-40%之间，如果把乡镇和农村的养老问题一并考虑，任务更加艰巨。如何应付即将来临的老龄化问题，是对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一次严峻考验，其改革已势在必行。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1986年为配合劳动合同制和企业破产法的实施而建立起来的。它在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保障群众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医疗制度是50年代初期建立和实施的，总体上分成两个部分，即行政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国有企业劳保医疗制度。由于缺乏内在的利益约束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导致国家负担的医疗费用呈现几何级数递增。

我国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制度建立于50年代初期，在社会生活中曾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长期的实践也表明，它存在着覆盖面不广、待遇偏低、没有科学的工伤评定标准和健全的劳动鉴定制度、缺乏强制性等弊端。

人寿保险是为人的生老病故伤残和失业等风险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商业性保险业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的总水平还很低，通过大力发展人寿保险可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互助等内容。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

社会保障体系是指社会保障各个有机构成部分系统的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总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这几项社会保障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安全网”，它对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保障的分类

1．社会福利 是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是实现社会保障的最高纲领和目标。它的目的是增进群众福利，改善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它把社会保障推上最高阶段；社会福利基金的重要来源是国家和社会群体。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是指政府出资为那些生活困难的老人、孤儿和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生活保障而建立的制度。为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权益，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城市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对农村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相结合；集中供养一般通过举办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疗养院、儿童福利院等福利机构进行；对于残疾人，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来兴办多种形式的社会福利企业，帮助适合参加劳动的残疾人获得就业机会。

2．社会保险 就是社保，含五个险种；保障保护和配置劳动力功能。社会成员正常健康的生活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优胜劣汰的竞争又是不可避免的，职业岗位稀缺而就业人口多，这就必然会导致部分劳动者可能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其及家属失去收入而面临生存危机。此时，社会保障就可以通过各种帮助，使这部分社会成员得以摆脱生存危机的困扰，维持最起码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样有利于保护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还可以通过建立全社会的统一的社会保障网络及健全的社会保险制度，解除社会成员因变换工作或家庭迁徒而带来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调节投融资功能。社会保障资金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如把经过几十年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合理地利用起来，其作用将不可忽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运用都是在保证投资安全的情况下，投向可获较高利润的项目上以使其增值，但客观上也确实成为国家调节投资的一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家建设。分配的差异、收入的悬殊等，这势必会导致部分社会成员收入下降，生活出现困难。这时，社会保障就可以对低收入阶层给予生活所必需的给付，或者在养老、失业、伤病、残废，生育等情况发生之时实施必要的所得给付，就会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所得分配不均进行再分配，实现对国民收入的再调节，尽量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社会保障可以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对失业或没有生活来源者、贫者和一切工薪劳动者，在暂时或永远失去劳动能力以及暂时失去工作岗位者提供帮助，使其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其次，还具有社会稳定功能。众所周知，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很多，其中，社会成员生活无保障是重要的致因。我国古代就有“民贫则奸邪生”的观点。因此，社会保障已普遍被认为是稳定社会政治秩序、保障社会安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20世纪70年代盛行起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虽然在某一时期出现了很高的失业率，但其社会秩序却比较稳定，这即是社会保障在发挥“安全网”的作用时的一种表现。国际劳工组织在总结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时指出：“没有社会的安定，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保障，就没有社会安定。”这一概括充分说明了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功能。3．社会优抚安置 社会保障的特殊构成部分，属于特殊阶层的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特殊纲领。社会优抚安置目的是优待和抚恤；社会优抚的对象是军人及其家属；社会优抚的基本特征是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待；社会优抚的基金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社会优抚制度的建立，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卫国家安全，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2010年9月19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再次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从2010年10月1日起，残疾军人(含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烈属(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分别提高10%，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480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同时，此次国家还将享受待遇的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参试人员的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200元提高至220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承担经费。

调整后，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为每人每年28690元、27780元、26870元，分别比2009年提高了2610元、2530元、2440元，一级因战残疾抚恤金标准达到了2009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89%。

居住在城镇的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8730元，达到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1%；居住在农村的烈属提高到每人每年5240元，达到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2%。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及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19890元、19890元和8600元。

据介绍，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第17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标准，第20次提高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和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此次提标共新增经费5.8亿元，全年共安排抚恤补助经费210.6亿元，惠及619万优抚对象。

二、我国社会保障部分项目基金支付风险严重

（一）社会保障基金存在支付风险

认为，“风险”就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中的一种不确定性状态，是指发生伤害、毁损、损失的可能性。社会保障基金则是指国家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法定程序，以各种方式建立起来用于特定目的的资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风险就是发生在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可能针对社会保障基金发生的毁损或损失。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在政府集中管理下由独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实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形成了两层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基金的实际所有者（社保对象）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二，地方政府与社保经办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关系实质是一种法律强制下的新型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体现 着行政权力，代理方和委托方的地位不平等，容易导致被代理方利益受损。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就是要消除这种管理关系中存在的风险。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社会统筹账户上的社保基金；二是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个人账户上的社保基金；三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四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其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专门负责管理，有较高的透明度。文中的社会保障基金限定在第三大类以外的其他三类基金。

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险事业的物质基础，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社保基金不能实现保值增殖，当出现支付危机的时候，社会保险基金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有可能落空，社会保险制度将无法正常运行，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团结。由此可以看出，投资并且获取较高的收益对于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若干重要项目，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基金长期平衡难以实现。根据作者长期的精算分析，部分社会保障项目的基金潜伏危机，影响制度持续健康运行。

（二）造成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因素

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属于一种金融投资活动，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金融风险，一般来说，造成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因素主要有：

1.信用风险 又称违约风险，指债务人不能或不愿履行债务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或是交易一方不履行义务而给交易对方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信用风险存在于一切信用活动中，也存在于一切交易活动中。

2.流动性风险 指由于流动性不足给经济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保持流动性对企业和金融机构来说都至关重要，但并不是说流动性越高越好，因为流动性与盈利性是有矛盾的，因此，必须保持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平衡。

3.利率风险 指利率变动给经济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只要其资产和负债的类型、数量及期限不一致，利率的变动就会对其资产、负债产生影响，使其资产的收益、负债的成本发生变动。

4.操作风险 又称运作风险，指由于企业或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不健全或失效、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的风险。

5.法律风险 指金融机构或其他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因法律方面的问题而引致的风险。

6.通货膨胀风险 又称购买力风险，指通货膨胀可能使经济主体的实际收益率下降，或使其筹资成本提高。

7.环境风险 指金融活动的参与者面临的自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风险。

8.政策风险 指因国家政策变化而给金融活动参与者带来的风险。国家在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的调整，有可能给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带来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

9.国家风险 指由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而给经济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这主要针对的是海外投资。

（三）社会保险“系统老龄化”

这是指在社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的参保人群中，实际缴费人群相对减少、享受人群相对扩大的趋势。这种现象，显然与全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关，但是这还与我们的制度设计和运行环境有关。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一现象不仅发生于社会养老保险中，而且也会出现在社会医疗保险之中。因为老年人群的医疗消费支出高于其他群体，而且社会医疗保险基金通常采用现收现付制的筹资模式，因而参保人群的年龄结构对于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退休人员不缴费”的政策之下，社会医疗保险“系统老龄化”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还有一点，我们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过低，而不少地方实施提前退休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保险的“系统老龄化”。

（四）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少

以职工的社会保险为例，筹资主要依靠用人单位和参保者个人缴费，财政和其他渠道筹资较少，从而造成用人单位缴费的费率偏高。从长远看，用人单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成本偏高、负担过重，将影响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五）历史债务

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变，社会保险制度的历史债务显性化了。当时政策制定者的意图是由新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运转过程中自行消化历史债务，而不采取其它处理措施。这就使得当代在职人员既要为自己未来养老和医疗费用储备资金，又要为原制度下的退休人员全额支付养老金和医疗费用，形成双重负担。这也是现阶段用人单位缴费率偏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实

缴费基数是影响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重要因素。但是，近几年缴费基数不实的现象普遍存在，据地税部门的估计，目前各地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综合打折率在50－60%之间。因此，规范基金征缴行为，做实缴费基数对于改善基金状况，并营造公平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十分重要。

（七）社会保险利差损严重

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该项制度实施10多年来，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记账利率高于基金投资的实际回报率，这一严重的利差损必然导致未来的基金缺口。更有个别地区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做实个人账户后，统筹基金出现亏空，只好依靠贷款支付养老金，而贷款利率高于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回报率。

（八）社会保险待遇的非理性调整

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虽然该项制度中有一个养老金待遇自然增长机制，譬如，基础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已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相挂钩。但从近五年的实践看，连年大幅度调高基本养老金待遇标准，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养老金待遇过分悬殊的矛盾，但这种非理性的决策破坏了养老金待遇的正常调整机制，大大增加了基金的支付压力，造成了企业在职人员工资与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倒挂现象，也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障领域的城乡差距。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实行分权式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模式

分权式保险基金管理模式是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一个好的选择。在该模式下，社会保障基金的行政管理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资产管理权与负债管理权相分离，统筹账户资产负债管理权和个人账户资产负债管理权相分离。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享有社会保障基金的行政管理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下属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负责除基金管理以外的其他事务，独立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享有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资产的经营权。

在中央设立统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委员会，其直接受国务院领导，对国务院负责；在各个统筹层次，分别设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其直接受上级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下，按照法律的规定经营社会保障基金，其不受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领导和干预，但要受其监督。该委员会的主任由上级委员会任命，其成员包括社保部门、雇员、企业主代表以及专家，实行委员会制度，委员会下设专业的经营机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派驻一个副厅（局）级领导监督委员会的工作。统筹账户的负债经营权交给财政部门，由其直接在社保部门的指令下，按时足额划出给付资金进入职工在商业银行的个人账户。

（二）创造第三方监督的有效实施机制

必须创造有利于第三方监督的实施机制，使监管起到实效。所谓第三方，是指社会公众，以及代表公众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机构。为避免分散性，社会公众必须借助组织和机构去行使集体监督；这些组织和机构应该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凝聚了社会分散的力量，使单个的社会意思，变成了统一的集体意思；并且，许多 研究社会保障，关心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金融、审计、行政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记者的加入，也为非政府组织履行监督的职能提供了条件。国家应在法律上给予这类组织以特定的法律地位，使其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法律应规定涉及社会保障管理和监督的行政机构，对于此种组织要求提供相关信息资料的要求必须满足；对于此种组织提供的建议和意见，必须给予认真对待。如果对于该类组织指出的违法、违规行为不及时改正，该类组织则可以向上级监督机构提出举报，并代表公共利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维护公共利益。

（三）加快法制建设，提高违法成本

与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制度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社会保障基本法，二是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专门法律，三是与社会保障基金相关的其他配套的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基本法应该专章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的最高准则，包括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机构和体制的规定，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权限，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责，基金投资的比例和方向等内容。律是对社会保障基本法有关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内容的具体化和细化，它包括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及其产生方式、职权、考核，专门的监督机构及其产生方式、职权，基金具体运营的机构（公司）及其选择、考核，以及对有损社会保障基金安全行为的具体规定和处罚等内容。

此外，提高违法成本，实行司法保护对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只对“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的”给予定罪处罚，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挪用没有具体的规定，致使挪用的成本非常的低，因此，专门规定挪用社会保障基金的罪，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制度监督的有效性。

（四）推进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社保基金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获取和传导机制，基金的所有者无法了解到基金管理的真实信息，上级监管部门不了解下级管理部门的真实情况，由于基金多样性和分散性，甚至一些管理部门对自己所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真实情况都不了解，零散和不完整的数据使监督变得非常的困难。

为此，推进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建立起劳动与社会保障、财政、税收、企业和银行等之间横向以及上下级部门之间纵向的统一规范的信息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的终端设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每个下级部门按照当地的社会保障基金构成定期上传相关的信息，并由上级部门定时到相关的银行检查账户情况是否属实。该数据库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林义.社会保险[M].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2003 [2]李珍.社会保障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黎民.公共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赵曼.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5]胡晓义.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我国社会福利 篇2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约有8500万残疾人。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非常重视残疾人事业,政府通过立法、制定法律法规等方式来保障和维护残疾人的利益,从而促进残疾人福利体系的构建。2014年,政府通过实施一批重点康复工程,使751.5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服务。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康复机构6914个,其中残联系统康复机构2622个;康复机构在岗人员总数达到23.36万,其中业务人员16.0万,管理人员3.05万,其他人员4.31万。我国在残疾人社会福利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制定了相关福利政策规定,其中包括社会救助与临时救助、国家采取物资救助、金钱救助为残疾人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来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状态。在特殊情况下,国家通过临时救助解决一些突发状况,采取应急措施来保障残疾人的权益;成立残疾人收养机构,政府提倡成立残疾人收养机构以及残疾人福利院等机构,让那些无家可归和被抛弃的、生活无法自理的残疾人有容身之处,解决生活的温饱问题。

我国著名学者周沛认为,我国的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应该是属于“预防”类型,将一切都打好提前量,防患于未然,这种思想有利于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能够为其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为残疾人的生活提供坚实的基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从而不得不在“事后”进行处理。因此,“事后”保障也是十分重要的,与“事前”保障同样都是残疾人社会福利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残疾人生活补助金额不足

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决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从各地先行先试情况看,多数省份生活补贴为每人每月50元,最高的省份达到每人每月700多元;多数省份护理补贴为每人每月50元或100元,最高的省份达到每人每月300元。这与此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残疾人生活补助资金仍显不足,许多残疾人的生活能力比较差,一些重度残疾人甚至没有生活自理能力,而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又非常快,因此每月50元、最高700元的生活补贴对于残疾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二)我国残疾人教育保障体系不健全

当前,我国残疾人教育保障体系不完善、特殊教育学校的数量少,导致我国接受教育的残疾人的数量少之又少。有很多地方教育部门并不将残疾人的教育问题视为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内容,造成了残疾人教育工作缺乏管理导向,没有正确的引导。图1反映了我国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数量,与总人数将近8500万的数量相比,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情况依旧不是很乐观。

(三)我国残疾人就业保障范围小

一直以来,国家对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一直非常重视,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通过立法《残疾人就业条例》等相关法律来保障残疾人的利益,为残疾人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我国的残疾人就业福利保障范围小,我国大多数的政策规定都是保障持有证件的残疾人,而我国有很大一部分的残疾人是没有证件的,对这一部分人提供法律保障以及政策支持是十分必要的。

(四)我国残疾人医疗与康复保障体系不健全

我国对残疾人医疗保障方面还是极其重视的,制定了相关政策来提高残疾人的医疗保障水平,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水平还是很低,医疗水平也比较低下。因此,我国的相关医疗社会福利也远远不如发达国家。我国的医疗水平以及出院后的康复措施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如医护人员数量少、康复设施不齐全、指导开展康复训练的人员缺乏、不能及时为残疾人提供心理支持服务等等问题,最终导致我国大多数的残疾人不能得到完全的康复,同时也体现出我国医疗与康复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图2显示了我国残疾人2015年康复机构的数量,图3显示了我国2015年为残疾人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员数量。与此前相比,我国的残疾人康复机构数量以及相关服务人员数量已经大大增加,但是与我国残疾人口总基数相比,其数量依然不够。

三、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产生问题的原因

(一)社区对残疾人的生活保障、文化生活的重视程度不够

社区平时经常忙于自己的日常工作,而忽视了残疾人的生活保障以及业余生活,社区对其的投资也是少之又少,如资金补助、物质补助等。此外,现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大多数都是一些即将退休的老年人,他们对举办残疾人文化活动并不是十分专业。专业文化工作者的缺乏,导致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性及残疾类型的多样性不足。

(二)残疾人教育保障基础不是十分雄厚

近年来,我国残疾人的教育事业不断地进步,但是我国的残疾人教育保障政策、学校的教育设施仍然存在不足的情况。很多高智商的优秀学生,却因为其自身的残疾而被高校拒之门外,从而不能走进学校的大门。此外,一些聋哑学生,学校不能够及时提供残疾人教学专用助听器以及残疾人无障碍专用通道等,这使残疾学生的学习需要得不到满足,从而大大影响了其学习效率。目前,高校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仍需要加强,建立无障碍的建筑设施和实验设备的学校并不多见。政府应加大对残疾人教育事业的投资,为残疾学生提供教育保障的基础。

(三)残疾人就业保障政策没有深入到企业内部

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表明,就业政策的不完善性、公共财政对残疾人就业保障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是造成残疾人就业水平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残疾人就业现状面临着很多问题,如大多数的企业不愿意将残疾人录用为自己单位的员工。他们认为,残疾人为公司带来的效益小,且付出的成本大。当其还未到企业进行面试,就已被公司拒之门外;残疾人在工作时受到老板以及同事的歧视,他们往往承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最终选择辞职回家。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我国就业保障政策的不完善性所造成的,政府应扩大残疾人就业保障的范围,并将这种保障深入到企业内部,从而缓解我国残疾人就业的压力。

(四)我国医疗水平比较低,残疾人医疗资源配置不充分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医疗卫生水平仍然比较低下,政府对于残疾人医疗方面的投入也较少,这些都不利于我国残疾人医疗事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医疗资源的缺乏、资源不能够得到充分的配置、医院不能及时提供康复保健设施。从而造成很多残疾人得不到医疗康复保障,康复费用过高,家庭承担不起医药费等问题。

四、完善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增加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转变残疾观念

残疾人由于身体和心理上的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导致其生活水平低下。然而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金比较少,为了缓解残疾人的生活压力,政府应加大残疾人生活保障的投资、增加补贴金额,从而提高其生活水平,减轻生活负担,使其生活状态和普通人一样,变得丰富多彩。此外,为了让残疾人福利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需要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原来的残疾观认为,残疾人对于社会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是没有效益的,他们只会为社会增加负担和带来麻烦,社会中的很多人对他们选择了无视,甚至对其表示歧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这无疑会给残疾人带来“第二次”伤害。身心上的残疾,可能是外因或是内因造成的,这已经给残疾人的心灵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再加上周围人态度上的冷漠、歧视、甚至嗤之以鼻,足以给他们带来“第二次”伤害。因此,人们一定要转变残疾观念,他们中也有很多文学的缔造者、艺术的天才,也是人类社会一笔宝贵的财富,社会应对残疾人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和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二)为残疾人提供专业院校,加大其教育事业的投入

教育是残疾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现阶段,大多数的残疾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去学校读书,从而造成了我国残疾人受教育率极其低下。教育是社会的重中之重,如果不接受教育,就会影响其将来就业的能力,进而丧失了生存的能力,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因此,为了提高教育率提出如下建议。

1.提供残疾人专业院校,许多残疾人和正常院校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可能会遭到歧视,从而心理受到创伤,时间久了,功课也可能会出现“跟不上进度”的情况。因此,应该建立专业院校,他们就会减少出现这种自卑心理。

2.加大残疾人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政府应鼓励社会为其提供物质帮助,资金帮助和精神帮助,完善教育保障设施,并适当的给家庭困难的学生减免学杂费,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尽可能地使残疾人都能够走进学校的大门。

(三)增加残疾人就业岗位

就业是民生之本,政府应该为残疾人提供更多进入工作岗位的机会;加大就业方面的资金投入;增加岗位设置,为其在网上设置专门的残疾人就业信息网站,加大其宣传力度,并将岗位就业信息适时发在网上,增加其岗前学习课程,促进他们的自我人生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

(四)完善我国残疾人医疗与康复的保健措施

政府应该设立残疾人定点医院。残疾人进行医疗诊断以及康复保健都到指定医院去进行治疗,同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加大医院康复设施的投入,引进一批先进的医疗器械,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要培养一支专门照顾残疾人的专业性人才,对他们进行专业的培养,从而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使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能够得到康复。

综上所述,完善残疾人社会福利应作为我国工作的重点,发展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互相关心、没有歧视、没有憎恶;也体现了人与经济、政治、文化的逐渐融合,残疾人接受教育,提高了他们自身的文化修养,进而增加就业,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带动政治的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凝聚中国力量,构筑“中国梦”。

摘要：残疾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残疾人提供关怀和照顾是全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残疾人提供社会福利是必须和必要的,然而,我国的残疾人福利体系并不是十分健全。本文分析了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存在的诸如生活保障水平低、教育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保障内容范围小、医疗与康复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从生活保障、教育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与卫生保障四个方面提出了如何完善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刍议 篇3

关键词：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制度，传统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一、概念的界定

根据人们的不同理解，社会福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为实现“社会福利状态”所作的各种制度安排，它强调社会福利制度在促进和实现人类共同福利中的作用。狭义的社会福利有其独特的内涵，主要是指国家和社会为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所提供的各种物质帮助和服务。

在我国，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还没有比较明确的分界。理论上讲，社会福利解决的是在达到基本温饱后如何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问题；社会救济解决的是人们的生存问题。但是我国现阶段对于“三无人员”、残疾人以及孤儿等特殊群体的划归还存在相互重叠或相互冲突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福利的内涵是狭义的，它是作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子项目出现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以及军人的优抚安置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二、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及其弊端

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由民政福利、企业职工福利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福利三部分组成。从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直至90年代末的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居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不断增加，从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冬季取暖补助、休假疗养补助到职工食堂、洗澡堂、阅览室、体育馆再到职工子女的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单位就像是一个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小社会。总之，在计划经济的50年，我国的社会福利是依托于企事业单位的，涉及城镇职工生活方方面面的，所需经费几乎全部由企业和国家财政支付的一种福利制度。

不容否认，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自建立以来，尤其是建国后的十年来，在解决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社会成员（“三无”人员）的生存问题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并且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就业、低工资”的就业和分配制度下，城镇职工受到的多方面的福利待遇填补了由其收入低所造成的生活亏空，改善了职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提高了其生活水平。[1]

但是，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经济体制改革给社会结构带来了的巨大变化，自然地对我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提出了挑战，其自身的缺点日益凸现并不断暴露出一系列不适应新环境的弊端。

1.覆盖范围窄而不均，极为不公平。

因为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是以城乡分割所造成的城乡差异为前提、以城镇工人为核心的，必然地导致了城乡福利的悬殊差异。

在城镇，职工可以享受到劳动保险、公费医疗等福利。而在农村，福利通常是与生活救济相提并论的。农民的所谓的些许福利也只是集体资助、国家救济和群众互助相结合。城乡间的差距与不公在改革开放后越发地明显、加大。

就城镇自身而言，不公平还体现在同一所有制企业内部、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

2.混淆了社会福利和职业福利，导致政府与企业角色错位。

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以职业福利为主体，企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其结果必然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一些老企业，由于背负着沉重的职工福利负担，很难与新生企业竞争，一旦破产，职工及其家庭所能获得的福利待遇就没有了着落，生活会陷入很大的困难。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种角色不分既不利于政府职能的实现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3.个人工作积极性不高，平均主义思想流行。

政府和企业包揽福利供应，不但造成巨大的财政和经济成本负担，也造成了个人对国家和企业的依赖性，以及平均主义思想的流行，不利于调动个人的工作积极性。

4.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在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下，企业职工与企业之间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同的企业或单位，职工的福利待遇有很大的差异，在有些企业福利甚至高于工资。由于职工待遇与企业紧紧拴在一起，这就必然会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无法应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

5.社会化程度低。

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政府责任太集中，企业压力大，社会动员不充分。主要表现为：过于强调政府和企业，忽视了对各种社会福利资源进行广泛动员和综合利用；过于强调福利金的给付，忽视了福利服务的社会提供、享受服务对象的社会化以及资金筹集渠道的拓展。

6.多头管理，缺少统一的管理部门。

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存在多头（民政、劳动、卫生、人事等）管理、责任不清、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差的缺陷，亟待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机构，以更好的指导、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三、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原则

为解决我国传统福利制度存在的上述弊端，需要从制度设计层面入手，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调动各种福利资源，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多形式、多层次发展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以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立足于我国国情，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现实，参看90年代以来国家相继颁布的各项政策和法规，提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如下：

1.公平原则

既然社会福利的目标是追求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自然应将公平原则作为改革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公平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平均，也并不排斥对象的群体化。也就是说，公平强调的是人们获取社会福利机会的公平以及为更好地体现公平而对不同对象群体的区别对待。譬如，对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相应的提供满足其各自不同需求的社会福利。

2.社会化原则

首先，扩大社会福利的覆盖范围，使其从传统的“三无”人员、残疾人、孤儿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向广大居民扩展；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其次，重视社会团体、社区、家庭和个人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提供社会福利。再次，通过社会捐助、慈善事业、福利彩票等多种方式多元化筹集资金。

3.引入市场机制原则

凡是能够由市场提供的福利应尽可能地由市场提供，非营利机构举办福利事业应当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明确的政策引导。这样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组织和团体的服务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多样化服务，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当然，由于社会福利自身的特殊性质，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可能走完全的市场化道路。

4.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社会福利水平的确定必须立足于国情，根据现实的国力设置福利项目、确定福利水平。福利水平过低，满足不了人们的生活需要；过高，则会造成人们对福利制度的依赖。加之社会福利具有刚性，能升难降，因此必须结合实际，力求做到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四、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随着改革的深入，迄今为止，由政府或企业包办福利的传统已基本被打破，社会福利社会办的观念也正在逐步得到确立。但是传统的观念毕竟还未能完全根除，改革政策也并未成熟定型。又加之国家财政实力仍很薄弱，改革的其他配套也不够，致使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还未能从根本上加以触动。然而经济的改革与社会的发展均要求对传统的福利制度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所以改革是必然，政策的选择是关键。

1.加强政府的政策扶持。

社会福利制度建设需要有效的政策扶持。特别是在调动和运用各种社会福利资源发展社会福利服务等方面，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政策扶持更为必要。除了把社会福利制度逐步地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外，应对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各种社会力量给予税收、规划以及用地等方面的政策照顾与优惠。还应制定多种有效的鼓励政策，使社会团体和个人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福利事业的赞助和捐赠中来。

2.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在整个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进程中，财政支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政府的财政支持是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应逐步加强对社会公共需求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投资，让全体国民均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在企业和单位告别“企事业单位办社会”的职能后，应将原有的福利投入部分通过税收或财政转移的方式逐渐地填充到改革后的社会福利制度当中。

3.积极促进公共福利组织社会化，切实抓好社区福利服务的落实。[2]

为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以寻求更好地发展，必须在培植社会化的公共福利组织方面多下功夫。努力做到官办福利机构社会化，“企事业单位办社会”职能剥离化，民间力量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手续简单化、优惠化……不断扶持并促使民办社会福利组织的壮大与持续发展。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引导并扶持社区服务组织，使社区服务普遍化、系统化。社区是一定区域内有相互关系的居民或村民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它为社会福利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因为有着独特的地缘优势和较为亲密的人际关系，社区中的成员很容易形成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援能力。因此，应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特别是发挥社区在社会福利社会化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和发挥社区组织在筹措社会福利资金、组织社会福利资源、安排社会福利项目、实施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4.重视社会福利立法，推进社会福利的制度化建设。

通过相应的法律来规范社会福利的供给与需求，是社会福利事业制度化的基本要求，也是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立法方面存在许多缺陷，譬如相关概念模糊不清、法律规范要求不到位等等。

因此，必须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改造。在修订、改造的过程中应明确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个人的义务和权利，并加强监督和管理。还要借鉴各国法制改革的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使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制化建设走系统化、规范化和专门化的道路。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才能真正走向制度化、社会化并获得快速健康的发展。 [3]

总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应扬长避短，充分发掘实践中的有利经验，通过政府、社会和个人力量的结合来获得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良礼，关于构建新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探索和思考[J],民族论坛，2004，（5）

[2]钱宁，社区照顾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J]，中国社会工作，2005（1）

我国社会福利 篇4

摘要：通过了解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特别是欧洲一些福利国家，借鉴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成果，来对我国现阶段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缺陷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老龄化，老年人社会福利，社区服务，发展性福利 正文：

国外老年社会福利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角度来观察，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明显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重点来比较福利国家的老年人福利制度，以下是几个主要欧洲国家的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内容：

丹麦老年人社会福利

老年人津贴

主要内容 老年人住房和院舍服务 老年人医疗保障和家庭服务 普遍性：面向全体公民

制度化：社会立法制度化；制度化的全方位保障；

基本特征 公共积累方式：福利资金来源于税收 权力下放：地方政府享有广泛权利 多样化的社会服务：服务面广

宗旨 重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荷兰老年人社会福利

宗旨 参与公共生活、自力更生、需要时适当帮助

医疗保健福利和社会福利服务：老年人公寓、老年照料院、护理主要内容 院

住房福利：65岁以上课申请“高级住房” 较高的福利水平

特点 规范的老年人社会福利运作机制：成熟的政策法规、政府与非政府结合、严格的教育培训、良好的评估机制

英国老年人社会福利 收入补助 医疗健康福利

主要内容 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院舍服务和社区服务（居家服务、家庭照顾、医护、心理服务）

发展性福利：建立社交场所、举办联谊会等

法国老年人社会福利

老年人收入福利 老年人医疗保健福利

主要内容 老年人院舍福利 家庭保健服务 发展性福利

可以总结出发达国家社会福利的主要内容：老年津贴、长期健康保健、住房补贴和居家生活服务。

老年津贴是指老年人除退休金以外获得的由政府部门发放的陷阱津贴，有些国家的老年津贴是按年龄发放的。如英国退职年金和丹麦的老年年金；而另一些国家的老年津贴则是根据老年个人的收入情况发放的，如美国的补充保障收入。

另一个主要的内容是长期保健服务，这也是人口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即包括医疗、康复、适当居住环境、家庭保健、日常生活照料、专业护理机构服务等一系列健康和社会服务交互作用项目和支持环境。

福利国家的政府往往通过修缮老人公寓和向老年人提供住房补贴来改善老年人的住房条件。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只有一小部分老人在住房问题上需要政府的帮助，老年人公寓则是老年人居住的一个选择。有些国家还帮助度收入的老年人修建和租赁房屋。另外，在拥有住房的老年人中慢悠悠一部分人需要政府的财政补贴来维护和修缮房屋。大多数北欧国家都为老年人提供住房补贴。丹麦的老年年金领取者只需支付房租的15%，其余部分全部由政府支付；挪威规定老年人修缮住宅可以优先贷款，不能自食其力的老人可以获得一定的数额的政府补贴。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则可以住进养老院。由于公共养老院的费用只占老年年金的一定比例，几乎任何阶层的老人都可以进住。

发达国家老年福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低家庭生活服务。北欧各国政府为需要帮助的老年家庭提供家庭助手，这些家庭服务人员帮助老年人洗涤、做饭、清洁房屋、购物、处理家务等待，他们的工资完全由政府支付。政府在财政方面的全力支持可以确保老年人享受到特别服务。不是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直接为老年热提供此类服务，美国在推动开展多种佳通服务的过程中，更多的依赖于地方政府和社团的资源，以及私人服务业的管理和组织，相当一部分家庭服务是个人支付的。

另外，发达国家社会和福利的主要运作模式：权利福利模式。

在瑞典、芬兰、以色列、法国等一些国家，为老年人提提供社会福利采取的是集体主义的方法，即认为老年人的收入不足和身体衰弱是个社会问题，应该由社会来解决，因此代表公共部门的政府应该对需要照顾的老年人负起责任，而不应该指望个人或家庭来承担照顾老人的全部责任。虽然在这些国家中医疗和社会服务项目的对象是社会所有成员，但是，老年人通常是这些项目的重要目标。健康保健和社会服务在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公民的“权利”，老年人有权利获得所有类别的照顾，而且享受诸如老年保健之类的援助不应该只是有钱人的特权。由于公民和政治领导者普遍支持公共福利，这些国家的福利项目不但向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且注重维护者的尊严。

以瑞典为例，可以看出去权利福利国家模式的主要特点：福利服务的全面和国家提供资金的慷慨。根据瑞典1982年生效的社会服务法案，个人有权利获得所在行政区域内的各种服务。所有需要日常生活或帮助的人在其需要无法以其他方式满足时，有权利要求社会帮助。喜爱获得帮助的过程中，个人有权利在各种服务中做出选择，同时福利制度使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容易，特别是加强了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可能性。足够的老年津贴和住房补贴使许多老年人在没有其他来自国家或家庭经济支持的情况下维持晚年生活，尽管老年年金的平均收入低于其他的人群的平均收入，大多数老年人的收入还是相当不错的，很少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外绝大多数瑞典老年人都拥有很好的住房。对于居家生活的老年人，国家还提供家庭帮助服务，以使老年人居家养老更为容易，盐城居家养老的时间；对于那些由于身体功能衰退，独立生活有困难的人，老人院或护理院为他们提供相当适当的生活环境和服务。

瑞典社会福利的慷慨在于以上老年人社会福利项目的开支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支付的。瑞典是一个高税收的国家，个人向政府缴纳的收入税一般占到个人收入的一半。在所有公共支出中，有33%是用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项目，而在所有社会项目的支出中，40%是用于各类老年福利项目。瑞典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支持赋税资助养老、医疗保健和相关项目的做法。

发达国家的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虽然在保证老年人万年生活安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局限和问题，特别是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问题终于酿成了一场“福利危机”。这场危机主要体现在，政府福利性财政开支过高，增长速度过快，企业与就业人口个人赋税过重。

然而在发达国家的福利改革的过程中，福利服务中出现了一个社区照顾的趋势，这个趋势主要是努力限制公共福利开支膨胀的结果。大多数的福利国家对老年人的社区照护普遍追求三个目标：

1)使老年人尽可能生活在自己家中，生活在社区范围内的家庭环境中； 2)保护亲属和日常照顾者的劳动付出，保证服务提供者优先获得服务项目的支持；

3)降低公共开支的攀升并改善社区公共开支使用效率。

反观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社会福利现状，其老年人福利基本上局限于老年人收入保障，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针对于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还很少或根本没有。发展中国家的老年收入保障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据工人、雇主、国家三方面结合缴纳保险费提供的社会保障，这类保险通常只限于保障那些处于现代企业部门的雇员如印度和尼日利亚；另一种是国家积极干预，中央政府通过税收或强制性个人养老保险积累基金用以支付普遍的退休金计划。一些拉美国家的公共退休计划就采取的这种形式，如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建立了公共老年退休金项目。

由于目前发展中国家 面临着人口与经济的双重压力，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福利计划往往具有内容单一，覆盖面小，忽视社会福利的局限性。

作为其中之一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弊端在我国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现阶段的老年人社会福利主要面临着如下的问题： 1.发展严重不平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较大； 2.覆盖面小，供求矛盾突出；

3.社会化程度较低，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机制； 4.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较低；

5.政府对老年人社会福利资金投入太少。

通过上面对发达国家的老年人福利政策的分析，可以借鉴这些福利国家的措施来解决我国的老年人福利存在的缺陷，完善我国社会福利制度。

（一）首先，建立一个完善的老年人社会福利运作机制。参考荷兰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制，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社会福利政策法规体系；我国现在并没有专门的《社会福利法》，更别说独立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法》，必须要以立法的形式强制性的确定老年人福利的内容和程序，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例来开展相关老年人福利的活动，保障老年人在福利方面应该享有的各项权利；

在有一个完善的法律规范作为指导后，接下来在实行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非政府组织的具体运作。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可能完全做到荷兰那样由私人来管理社会福利机构，但是可以加强市场的调节，将福利的一些项目分配给一部分高素质的有能力的企业，通过他们的竞争来提高社会会福利的水平。同时，可以借鉴丹麦将权力较大程度的下放到地方政府，给予较大自主权来因地制宜地日调节适合当地特点的福利政策，从而降低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提高了社会福利的运行效率，真正实现社会福利的社会化；

在相关老年服务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要有严格的教育培训制度，为老年人的各项服务提供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荷兰的护理人员分为四个等级，护士分为五个等级，什么样的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一台详细的规定，并与收入挂钩，荷兰已经建立和形成了一套严格统一的教育培训制度；

最后是对于实施成果的监督和评估；对于接受政府资助的个人和机构都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严格的评估，确定其接受资助的资格。同时对于各个地方、各个服务机构、所有的医护人员的表现和成果来进行奖惩。

（二）加大政府的执行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不符合标准的机构或违规的行为实行严厉的处罚，提高全社会的总是程度，使老年人社会保障真正落实下来，慢慢覆盖到全国各地；

（三）加大资金的投入，建立全方位的老年人社会福利项目，包括津贴、医疗、住房、教育等，特别是福利设施的建设，公共的娱乐休闲设施、住房设施等。最初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足够的福利资金来支持老年人的退休津贴。我国现在主要是实施社会养老保险结合商业保险，但是社会养老保险存在严重的漏缴现象，而且保障水平不高。因此在养老金上政府要加大投入，可以通过立法来强制性征收高税收的养老基金老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另外，法国和英国都已经明确提出了老年人的发展性福利，通过组织老年人参与一些集体活动、自愿服务或学术研究等来提高来年人的心理和素质发展要求，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满足的基本生活层面上；同时，要特别重视社区养老的作用，在规模和质量上提高社区养老的水平；

我国社会福利 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影响因素四种社会保障模式

1.1 福利国家型福利国家型模式，以英国、瑞典为代表。

这种模式为公民提供了一套“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由国家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和风险。这种模式以公民的权利为核心，确立了福利普遍性和保障全面性原则。但由于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以致于财政负担过重，同时也不利于国民劳动积极性的发挥。目前，这种模式在我国很难适用。

1.2 社会保险型模式

社会保险型模式，以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这种模式对不同的社会成员选用不同的保险标准，并以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为核心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与福利国家型模式相比，其缺陷在于:由于采取现收现付的方式筹集资金，费率受人口年龄结构、就业率的影响非常大。其优点是:建立了政府、社会、雇主与个人之间的责任共担机制，具有风险保障的共济性。这种模式比较适应我国农村。

1.3 强制储蓄型

强制储蓄型模式，以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为代表。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创设了公积金制度，并由最初的养老用途逐渐扩展到医疗、住房等领域，成为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内容。强制储蓄型模式强调雇主与个人的责任，缺乏政府与雇主和个人之间的共济性，不具有普适性。

1.4 国家保险型

国家保险型模式，以前苏联为代表。二战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了这种模式。这种保险模式以社会公平为目标，保障范围覆盖全体国民。其缺陷在于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沉重负担。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这种模式在我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不宜再适用。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仍可考虑在小范围内、阶段性地选择使用。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因素

2.1 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一般性影响因素一是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对社会保障模式建立的出发点影响巨大，甚至存在有根本性差异。其次，政治体制不一样，对社会保障模式运行产生的影响千差万别。再次，利益群体对社会保障模式的作用非常巨大。二是人口因素。从家庭结构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农村家庭逐渐向核心家庭过渡，子女数目的急剧减少导致了每个子女所负担老人的系数明显加大，使得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难以保证。这就迫切需要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养老保险和老年福利等将成为中国新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关键领域[3]。三是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长期以来，哺幼养老，“养儿防老”的思想在人们心中，特别是在中国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甚至上升到伦理和法律规范层面，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四是传统保障制度的因素。由于社会保障发展所具有的连续性和惯性，新旧体制的更替需要一个过程。因而能够与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模式建设过程将具有渐进性，新制度中会包容中国传统保障制度中的有益部分。

2.2 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经济影响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保障模式、结构及社会化程度。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时，国家财力充裕，国民支付能力高，保障模式的社会化程度也就越高，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对象全民化、保障的覆盖面宽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经济运行状况。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必须与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运行状况相适应。第一，一定时期内经济的运行状况制约着社会保障模式的覆盖面和功能。第二，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的供求关系制约着社会保障模式的重点和内容。第三，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的特点决定着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三是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并非根本经济制度范畴，而是属于经济体制范畴，它是经济体制中的稳定系统。从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看，经济制度是内容，经济体制是形式。

因此，作为经济体制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要体现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制度。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影响着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四是经济结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复杂化、多元化是总体趋势，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定型，因而也对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第一，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项目可以借鉴福利国家型模式，即以政府为直接责任主体，抛弃“施舍”观念，将提供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作为政府的法定责任。既然《社会保险法》已颁布，那么农村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就应当长期化、稳定化。

第二，农村医疗保障可以分为农村公共卫生、农村合作医疗及农村补充医疗三个层次来进行模式设计。首先，农村公共卫生制度是整个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这个层次应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贫困地区，可由中央政府承担全部财政责任;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可由地方政府承担财政责任;经济条件一般的地区，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比例承担财政责任。其次，农村合作医疗作为农村医疗保障的主体，这个层次可以综合借鉴福利国家型模式和社会保险模式。由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以及农民个人分担筹资责任。经济发达地区，可由集体组织和个人来承担大部分筹资份额，地方政府给予适当补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按5:3:2的比例分别承担筹资责任;经济条件一般的地区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个人各承担I/4的筹资责任。再次，农村补充医疗保障制度适用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民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商业保险的属性，因此，这个层次可借鉴社会保险型模式[4]。

第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可借鉴社会保险型模式。从目前情况看，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及运营大体有三种: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部分积累制。其中，现收现付制是以近期横向收支平衡原则为指导的基金筹集模式。但现收现付制容易导致代际收入再分配，即当代人的受益支出需要下一代人来提供，从而使得社会养老保险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无法相对应。

完全积累制是以纵向收支平衡原则为指导的基金筹集方式。它是在农民劳动期间，按收入的一定比例由集体组织和农民定期缴纳保险费，并记入个人账户，作为长期储存积累并增值的基金，其所有权归个人。

部分积累制是介于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之间的混合筹资模式。即在现收现付制的基础上，在国家、集体和个人支付能力范围内，比现收现付多筹集一部分金额作为积累基金，使收大于支，从而积累一部分基金，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需要。

参考文献: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 篇6

——探寻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阶层基础

杨华

【摘要】当前农村社会被分化成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和灰色势力等7个不同的阶层，它们有着各异的构成、职业分割、利益取向、关系重心、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影响差异也很大。说明农民不再是铁板一块，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也不再是所有均分土地、居住在农村的“农民”。通过对不同阶层的秉性、功能和利益关系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农阶层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坚强的依靠力量；中下阶层是中农阶层的盟友，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是救济、扶助的对象；切忌将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变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应该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内部，慎言“富人治村”；谨防政治精英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要求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并主张，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只有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巩固党和国家政权。

【关键词】农村；社会阶层；中农阶层；社会资源；政权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由原来清一色的从事农业劳动、收入水平相对平均的群体，分化成为经营多种职业、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不同阶层。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的过程。[①]这个过程从分田到户之后就开始出现，但前十年分化并不明显，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阶层才开始明朗化、清晰化，也就从这一时期起，学术界对农民分化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也次第出现。

一般认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不是社会封闭机制限制社会流动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促成了我国农民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对均等化向阶层分化的转变。具体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前期，它促成了农民在农业部门内的最初分化，之后出台的鼓励农民向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系列政策，使农民的职业分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而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则使农民的身份转变有了可能，另外，对外经济开放加速了我国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②]近来又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重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③] 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农村社会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益新格局和社会矛盾新体系，从而给社会利益协调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如若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演变为社会冲突，危及社会和谐发展。[④]因此，之所以要研究农村社会分层，就是要通过客观描述农村现实生活中农民之间因拥有各种资源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差别，揭示资源配置、地位获得的社会机制，分析农民之间差异的社会影响、社会意义以及社会对这种差别应有的价值判断，并为应对这种差别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制定适当的社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⑤] 如此一来，为了更好地研究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明确研究的问题意识，面对一个分化的农村社会在逻辑上就应该追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分化后的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状况、特性是什么，它们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各阶层相互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以及它们作为分化主体的实践对农村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效应？

第二，为什么当前农村社会出现阶层的高度分化，农村人财物不断地大量流入城市，而农村却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想的社会动荡与道德混乱。除了基层党和政府有所作为外，农村内部是否有分化出来的接应力量，有稳定的中坚力量存在？ 第三，如果说在农村改革之初、农村社会分化较小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是均分土地、普遍受惠的所有农民的话，那么在农村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利益高度不一致、人员高度流动的今天，农村中的哪个（些）阶层会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和坚定的支持力量？

第四，按照一般逻辑，一个社会既然有分化的机制，就必然会有其整合的机制，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其阶级、阶层高度分化的情况下，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起到了社会整合的效用。[⑥]那么，在我国农村，有没有一个主导的阶层会作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后的整合力量而存在？

然而通观既有研究，它们较少涉及上述根本问题，于是不可避免的会有如下缺陷，一是对农村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及其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影响泛泛而论，多未论及到实质；二是，将农村社会各阶层当作均质主体来论述，平均着墨，不愿意看到农村社会分化后的主导阶层及其主导作用；三是，问题意识多来源于西方社会阶层理论，而没有从我国农村的实际问题出发，更没有站在党和国家政权基础的高度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四是，意识不到阶层（阶级）分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源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而我国农村社会的分化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因为自然村落社区内的农民不仅生活在一个“人地”持续紧张的关系中，也不仅生活在一个阶级剥削的关系中，还生活在一个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冷冰冰的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关系，还是血缘亲情、人情面子的文化网络，[⑦]等等。因此，既有研究虽然在农村社会分层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做出了很多成就，但总体研究水平并不尽人意，且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简化切割中国经验的嫌疑，中国本身的问题意识不明确，研究成果难能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本土社科理论的建构。

鉴于此，本文抛砖引玉，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来探讨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问题，寻找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探索农村阶层分化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基础和基本支持力量。本文将从社会资源、尤其是土地占有与耕种的角度将农村社会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灰色势力等7个阶层，并在分析各阶层特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中农阶层”作为当前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在分化的各阶层中发挥着润滑和整合的功能，是农村政治社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

二、农村社会分层的标准：以土地耕种为线索的考察

西方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迄今为止建构了三大理论传统，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与布迪厄的消费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而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差别，构成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事实，对这种事实的把握和认识是社会学认识和理解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规模的重要路径之一。[⑧]韦伯及其尊崇者的多元分层理论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三位一体的标准将人们分成不同的层级，在研究中则主要以“职业”为操作手段。布迪厄在上述二者对立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认为将人们划归为不同的阶层不在于其占有财富的多寡，更重要的是他们消费了什么，消费了哪个阶层的物品。[⑨] 具体到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析，抽取职业为标准的多元分析理论运用得较为广泛。影响较大的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陆学艺、张厚义依照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8个阶层，这一划分由于比较切合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多数的认可。[⑩]进入九十年代，陆学艺又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修正和调整了对农村社会阶层的划分，将农村划分为10个阶层：农村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农业劳动者、雇工、外聘工人、无职业者等。[11]另有，林后春依照农民从事不同职业及其特点将农民划分为17个阶层，分别是单纯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阶层、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阶层、不稳定兼业农阶层、农村工人阶层、城市农民工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农村文化阶层、农村技术阶层、农村乡务管理者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包括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宗教职业者阶层、游民阶层、反社会阶层、准社会阶层等。[12] 相对于多元理论分析路径，以阶级理论分析农村社会阶层的研究较少，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缘故。陆益龙依然主张，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阶级阶层分析法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提供了一种极为实用的工具，即便当今时代阶级斗争不显得那么重要，但对阶级阶层结构的把握依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重要切入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法，研究认为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在60年的变迁过程中，阶级阶层结构经历了从制度变迁型的平等化结构到政治运动型的平均主义化结构，再到市场转型的多云分化结构的转变，并发现改革开放后尽管农村内部的阶层分化加大，但并不存在矛盾的、对立的阶级阶层关系。[13] 随着农村消费结构的变迁与分化，不少研究也开始从农民的消费结构切入对农村社会分层的研究。例如，陈文超研究发现，农村社会中不仅存在消费分层，还存在着一种消费分层机制，即农民的主动消费与被动消费，从而相应产生了在消费社会中处于主动与被动地位的消费阶层现象，他为此将当代中国农民划分为炫耀型消费阶层、攀比型消费阶层、实用型消费阶层、生存性消费阶层、贫困型消费阶层等五大阶层。[14] 对上述几大大传统研究径路并非没有批评者。毛丹、任强就曾指出，一方面整个多元分层理论本身就存在理论上的张力，另一方面认为农村还不具备进行职业分层的条件，因为在市场经济、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和社会流动的自由、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较高这几个方面农村都是不成熟的。而这些都是职业分层标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同时，以职业作为分层标准忽视了马克思分层理论中的社会分层的积累性的问题。所以他们主张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包容性。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它对于农村分层研究而言应该更具有解释力。[15]而从消费角度切入分层的最大困境在于，广大的中西部农村的消费分化现象并未凸显出来，并且强有力的村庄规范抑制了人们的消费膨胀和炫耀性竞争，因而各阶层的消费冲动都被限制在一个中等的水平线上，无法彰显分化效应。[16] 本文拟采用社会资源的视角研究农村社会分层。按照毛丹等人的定义，经济资源是指获得经济报酬的能力，象征性资源包括所有潜在的和现有的能够对自己或别人的生存、发展机会产生影响的资源，比如知识、权力、社会关系、身份地位等。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可以相互转换。[17]但是，毛丹等人在阐述社会资源时，并没有把农村最重要资源的“土地”纳入分析的视野，也就是说在研究农村社会分层过程中忽略了土地的影响因素。而事实上，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土地的占有与耕种，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对农民的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产生着重要影响。土地的占有与耕种应该作为农村社会分层的一个基础性标准，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理由：

其一，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收入多少成正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期，由于分田到户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加上集体时代兴修的水利设施发挥作用以及化肥、农药、良种的普遍使用，农民在这段时期是增产又增收；但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许多地区的农民不堪重负，种地不划算，于是出现大量土地抛荒现象，村社内土地自发流转也在这一时期开始；2004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但不再向农民收取任何税费，反而还向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和实施各项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的惠农政策，种田逐渐变得有利可图，并且如果耕种一定规模的土地，家庭纯收入还十分可观。

据我们在湖北江汉平原、安徽芜湖农村等地调研情况来看，一个家庭耕种8—40亩土地，无需兼业或外出经商务工，年纯收入可大1.2—2万元，如果耕种40—100亩土地，年纯收入可达3—4万元，而耕种超过100亩土地，则很容易亏本。在农村，一笔拥有2万元左右的年收入，可列入中等略偏上水平，家庭生活就会过得悠闲、惬意而没有生存的压力和竞争的压力。[18]因此，如果农民占有与耕种8—100亩土地，其收入就会随着土地耕种的增加而增加。

其二，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村社内部关系质量成正比。农民在村社内部的关系网络的质量是其社会资源（象征性资源）的重要衡量标志——一般情况下，关系越广、质量越高，说明他在村社内的地位越高，可支配、利用和调动的资源越丰富，他在农村社会的层级中位置就高，反之则低。

当前农村的普遍特点是，农民的职业分殊严重、流动性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村社内部自发土地流转频繁，二是流动、外出的农民在村时间越来越短，即农民之间在村时间的不一致性。结果是，大量土地流转至一部分农民手中，这部分农民耕种8—100亩不等的土地（且多为20亩左右），而无需再外出务工经商而能收入可观，因而在村的时间比其他农民要多。

按照农村内部的逻辑，之所以村社土地会自发流转到这一部分人手中，而不是其他人手中，是因为这部分人一是在村里家族、亲戚、朋友多，后者按照“差序”原则将土地流转给他们，二是这部分人在村里本来就人缘广、好为人、道德高尚，外出的人放心将土地流转给他们，而不担心会有不良后果。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耕种土地越多的农民，这两个方面都比较突出。

另外，耕种土地越多，留在村里而不外出兼业、务工或经商的时间就越多，他们充分利用这部分时间与其他农民交往，关心、扶助因人口流动带来的留守老人、妇女和小孩，因而这部分农民较外出人员与村社其他家庭的关系要深刻和厚重得多。且因为耕种土地越多，利益关系就越束缚在土地上，就越希望土地耕种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就越需要与他人合作共同建设与维护，因此就越需要与其他农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总之，无论是从获得土地的方式来讲，还从在村时间来讲，土地耕种越多的家庭，其在村社内部的关系质量都比土地耕种较少或不耕种土地家庭要高得多，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其三，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超村社关系网络大小成正比。现代性进入农村后，农村社会也逐渐开放与活跃起来，超出村社的关系网络对于农户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也变得十分重要，因而超出村社的关系网络也是评判农民社会资源多寡的重要标准。土地的占有与耕种在以下几个方面与超村社关系网络相关：

一是耕种的土地越多，农民在土地上的生产要素投入就越多，就越要与农业生产资料等供应主体打交道，如与农机商、农技结构、农药化肥销售商的来往频繁； 二是与粮食收购商有密切往来，及时掌握粮食等商品的供销情况，否则就会导致信息不对称，耕种的土地越多就越要往这方面花功夫；

三是这部分人耕种的土地，有很大部分来自他们在外工作、经商、定居于城市的亲朋好友，后者多是农村出去的“成功人士”，能够给在村种地的人提供资金、信息和其他关系资源。

这样，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就会同超村社的关系网络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留在农村种地的人都是“老弱病残妇幼”[19]。“老弱病残妇幼”只是耕种土地较少，因而超村社关系网络较小的那部分人。其四，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接近乡村政治权力程度成正比。在我国政治权力依然集中大部分资源的客观环境下，跟政治权力越接近的人，毫无疑问，其社会资源、尤其是象征性资源也将是越多的人，这部分人定然会处在较高层级。在农村，接近乡村干部群体，就意味着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与乡村干部群体越是强关系，就说明越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乡村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主要是与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打交道，二者打交道的频度和深度与农户耕种土地的多寡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农民耕种土地越多就越关心土地上的收益，也就越在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完善，同时也越在乎国家的惠农政策、越关心国家土地制度安排的动向，而这些情况都与乡村干部有莫大的关系，因此这部分农民就会主动与村干部建立强关系；

另一方面，乡村两级在农村的主要工作是保障农村社会安定、农业生产安全，搞不好就会被“一票否决”，而耕种土地越多的农民在村时间越长，也就越了解农村情况，也最懂得农业生产的安全风险所在，因此乡村两级的农村工作还得仰赖这部分农民，因而也会主动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甚至，许多耕种土地较多的农民会被安排为村民小组长，直接服务于乡村两级组织，与乡村政治权力就更接近了。之所以让这部农民担任小组长，是因为他们不仅在村时间长，了解农村情况，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农业上的收入可观，生活无忧，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上级安排的事务和处理农村驳杂的琐事。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土地占有与耕种越多，农民跟乡村干部的关系就越近，其获得的政治资源及由此而来的经济资源、象征性资源也就越多，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综合上述四点，土地能够在农民获得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有与耕种土地较多的农民能够获得较多的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反之则少。当然，除了土地的占有与耕种之外，在农村要获得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还有其他的方式，诸如经济、权力、知识与社会关系，在阶层分析中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

三、当前农村社会各阶层状况及其特点

以下的论述将以土地的占有与耕种为基础，结合经济、权力、知识和社会关系等获得社会资源的方式，将当前农村社会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灰色势力等7个阶层。

1、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是指直接握有社会资源的人，他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都会得到最充足的保障，[20]包括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经济精英，其中经济精英在当前党和国家的政策里具有独特的政治意涵，下面会将它单独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来考察，即富人阶层。

政治精英主要由现任村两委干部、退休村干部以及村民小组长组成，他们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党和国家在乡村的代理人和方针政策的执行者，约占农户数的1-3%。政治精英的主要特点是：首先除小组长外，他们大部分的经济利益不从土地上获得，而是依靠科层体系内固定的工资收入（或退休工资）以及丰厚的灰色收入，这样一方面他们摆脱了经济压力，生活较为宽松富裕，另一方面他们的利益关系在村社之外，从而使得他们无需对村社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与情感；其次，由于政治精英的利益关系、发展机会不在村社内部，因此他们社会关系网络也主要是超出村社之外，他们交往的层次要高于普通村民，而与村社内部的关系较弱，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干部基本上“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21]不再与普通村民打交道；最后，除了小组长外，他们基本上不再耕种土地，而将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他们作为农村管理者对辖区内土地上的建设与投资不再热心。

知识精英是指居住在农村从事技术服务、文化教育的人，主要包括农技员、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传统文化人（如主持仪式的老礼生），约占农户数的1-3%。这部分人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养都比较高，他们不耕种土地或耕种较少土地，依靠其文化技术使家庭经济收入较为稳定，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他们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较为关心，有极大的参政议政、建设农村的热情，也有较强的正义感和道德优越感，敢于对农村政务和不良现象发表意见。但是由于农村参政议政的渠道越来越封闭、农村社会“人心不古”、金钱主义逻辑当道，使他们的意见无法表达、他们的热情被泼冷水，从而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产生政治无力感，因而这部分人在人际关系上逐渐退出农村社会，与普通农民的交往越来越浅、不再关心村社事务。

2、富人阶层。指农村通过经商、投资办实业及其他门道而拥有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年收入，这部分人在东部沿海农村较多，在内地农村较少，一般在农户数的1-3%之间。虽然人少，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庞大资产的阶层却富含极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近三十年来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都鼓励由富人出来担任村干部，以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简称“双带”。这种村治现象被热捧为“富人治村”。富人阶层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不再耕种土地，或将土地流转给他人，或撂荒；二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利益关系不在村社内部，而拥有广泛的超社区关系网络；三是与农村其他阶层关系较为淡薄，不太关心普通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状况，也缺乏建设村社、融洽村社关系的兴趣和热情；四是有极大的参政议政的热情，与县乡村干部有密切关系，不少人被推选为村干部，或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五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但热衷于向党和国家索取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和措施，等等。

因此，富人阶层虽然居住在农村，或拥有农村户口而居住在城市，但他们的关系网络、利益关系、精神归属、社会关照早已不在农村，即便担任村干部，或者名义上作为农村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他们的阶层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代表真正的农民，不可能作为建设农村的力量、维护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而存在。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调研情况来看，所谓的“双带”富人干部，也极少起到了真正带领群众致富的作用，相反，他们恰恰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农民身份谋取私利、排斥其他农民参与农村政治。[22] 这个阶层不会轻易脱离“三农”身份，而只有当利用这个身份将农村利益攫取一空之后，才会彻底脱离农村，否则他们会一直将“农民”扮演下去。他们是农民中的“伪装者”。

3、中上阶层。这部分农户主要是举家外出经商农户，占农户数的10%左右，年收入在3万元至10几万不等，他们是外出经商的成功者，他们的经济资源较为丰厚，也拥有一定的象征性资源。这个阶层的主要特点是：首先他们不再耕种土地，将承包的1—3亩土地全部转出，基本上不会再回村耕种土地；其次，他们全家、全年在外经商，利益关系在村外，家庭主要成员都较少在农村生活、居住，因此与村社内部的关系较为淡薄，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他们甚至认为贫弱阶层也与他们一样生活在温暖的雨露中；再次，如果有老人留在农村，他们会与农村中的中农阶层搞好关系，希图后者照料，而与其他阶层较少来往；又次，他们与村干部接触并不紧密，没有参政议政的热情，既不关心农村建设，也不关心农村的人情世故、世风道德；最后，他们不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也没有希望政策向他们倾斜的企图，等等。

这个阶层是农村中的“独行侠”，当他们与农村没有任何瓜葛之后，最终将完全脱离农村。所以他们甚至希望农村土地能够自由买卖，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土地卖出去，而不是廉价或无偿转出去。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沙洋、京山、南漳等县农村调查，占当地农户8%—11.5%的中上阶层不再占有与耕种土地，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农民负担沉重的时候直接丢掉土地，或近些年通过“搭地卖房”的方式，将土地卖给他人，从而脱离与农村的关系。[23]

4、中农阶层。这部分农户不仅在土地耕种上是中等规模，土地上的收入在农村也是中等水平，因此是农村的中等农户阶层，简称“中农阶层”，占农户数的15-20%左右。中农阶层是土地流转时代的创造物，大概而言，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人口流动和职业分殊，农村自发土地流转开始频繁出现，经过15年左右时间的实践与沉定，农村土地逐渐流转到一部分农户手中，他们耕种着村社的60%—80%的土地，每户耕种13—100亩不等，收入在1.5万—4万元之间，但多数耕种在20亩左右，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

自己原有6—8亩土地，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中期开始转入土地，到取消农业税后，其耕种的土地在13亩—40亩不等。夫妻两个都在家务工，两个劳动力加一台拖拉机，就能将这些田地精耕细作地种好，除了收割要请大型机械外，一般不用另请劳动力帮忙。这部分农户的收入在1.5万—2万之间。这个收入在农村算是中等以上，有了这个收入，家庭生活就比较殷实、从容，孩子的学费、建房子娶媳妇、老人的赡养都不成问题，因此即便冬季农闲时间，男子也不再需要外出务工，而是留在家里享受悠闲的生活。

这部分农户可以不再转入更多的土地，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如60岁以后就种不了太多的土地了，便开始转出土地，直到没有劳动能力时将土地完全转出。如此，中农阶层耕种相对较多（中等规模）的土地，且大部分利益诉求在土地上和村社内部，按照上文详述的“土地占有与耕种”的标准，他们将具备以下禀赋： 第一，经济收入高，家庭生活殷实，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不用为生计操心、没有竞争压力，因此总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心态乐观向上。

第二，生活比较悠闲，空闲时间较多，可以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也就较多，他们的交往能够活跃大量“人财物”流出后的小农村社。

第三，土地耕种较多，在村时间就多，对村社内部方方面面、各家各户都比较熟悉，这样就便于照顾那些因人口流动带来的留守“老弱病残妇幼”，可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营造一个稳定的、无后顾之后的“大后方”。

第四，主要工作是务农，因而时间安排就较为灵活、机动，这样的人适合于担任工作时间不固定、事务繁复驳杂但角色很重要的村民小组长，以及乡村两级组织在农村的代理人。第五，利益关系主要在村内，经济关系主要在土地上，因而乐于见到村社内部各阶层、各户关系融洽，也乐于带头解决村内矛盾、纠纷，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如修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等。

第六，中农阶层之所以会转入人家的土地，本身说明他们既是家族、兄弟、亲朋较多的人，即势力大，也是村社内部道德较为高尚的人，即能够以德服人，因而他们敢于介入各阶层矛盾，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甚至敢于抵御混混等灰色势力对普通农民的侵害。

第七，中农阶层与政治精英有互相借用的关系，并需要经常向知识精英请教相关的农业技术知识问题；其他阶层中的外出务工户、经商农户、半工半农户、兼业农户等，因为留守有家庭、老人、妇女、小孩、病号等需要中农阶层全程照顾，因而有交好于中农阶层的理由；中农阶层在农村家族、亲朋势力大，连乡村混混都要敬畏他们三分，轻易不敢惹；富人阶层若要选任村干部、被推选为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要交好于中农阶层，因为中农阶层往往“握有”大量选票，以及拥有或多或少的建议、推荐权。因此，中农阶层在村社内部几乎与各个阶层都有交情，上下关系融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这样的人适合于做阶层之间“中间人”和“调处人”。

第八，中农阶层超社区的关系网络较广，能够代表下层农民完成某些超社区的交往，如作为担保人向银行借贷、向农资商家赊账，以及作为中间人、搭桥人与县乡村各级政府打交道，等等。

第九，中农阶层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与村干部关系交好，他们既受惠于这层关系，也可以充分利用这层关系为下层农民谋福利，传达农村、下层农民的实际需求，亦向下层农民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从而可以作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连接人。

第十，中农阶层的利益关系几乎完全在农村、在土地上，最知情农民缺什么、农村需要什么、农业到底怎么搞，也最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因此他们状况应该成为农村政策评估的晴雨表，他们的诉求、心声应该作为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总之，中农阶层是农村中独立、自主、自为的阶层，因而是农村中的主导阶层。

5、中下阶层。这个阶层包括四部分人，一是举家外出务工农户，二是半工半农户，三是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户，四是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户，占总农户的50%左右。夫妻俩外出务工农户承包1—3亩土地，将土地全部转出去，务工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半工半农户和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户承包4—5亩土地，既不转出也不转入土地，而自耕，家庭年纯收入在5千—1.2万元之间；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户承包6—8亩的地，再转入他人3—4亩，一般耕种8—12亩地，收入在1.2万—1.5万之间，很少达到2万元。这个阶层的主要特点有： 首先，他们拥有少量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超社区的关系网络。其次，除了举家外出务工不耕种土地外，其他农户都耕种少部分土地，并且在村居住一段时间，他们有部分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在村社内部，但他们也有很大部分利益关系在村外，因而他们关心村社、建设村社的热情没有中农阶层高。再次，他们的主要劳动力要外出务工、经商或兼业，其留下来的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老弱病残妇幼”就需要在村的中农阶层照应和扶助，因此他们就要交好和受制于中农阶层——按照中农阶层定义的村社规范行事、不破坏中农阶层营造的村社共识，否则外出的“大后方”就不稳当，就不放心外出。从这点讲他们是不独立的阶层，可视为中农阶层的同盟军——笼络了20%的中农阶层，就等于团结了45-50%的中下阶层。

又次，他们经济收入不高，要为生计奔波、为稻粱谋，因此他们没有闲情逸致、精神不充沛、生活不从容，因而对农村政治事务、村社事务既没有时间关心，也没有那份热情。

最后，由于目前他们的很大部分利益关系在村外，他们不太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对农村政策的变动不敏感、不在意。这个阶层是农村中的“冷漠者”，他们除了要极力讨好中农阶层外，与其他阶层的关系半冷不热，但他们终究不是独立的、自为的、能够影响农村政治社会事务的阶层。

6、贫弱阶层。根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江汉平原、安徽芜湖农村的调研来看，这个阶层占农户的7.3%—12%之间。[24] 这部分人耕种较少的土地，一般在1—3亩的样子，不转入人家的土地，有的家庭甚至还因故转出土地，因为鳏寡孤独、既缺少技能又缺少劳动力、好吃懒做、常年有病号等缘故，他们不仅土地上收入较少，而且无法（没有）外出务工、经商，基本上没有多少社会资源可以利用，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威胁，他们是农村社区中的边缘人口。[25]他们在村社内部的关系网络如此之狭窄，以至于中上阶层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更不用说他们能够影响、结交其他阶层，只有中农阶层会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贫弱阶层有时会利用“弱者的武器”[26]、上访等向乡村组织要补助、救济，以至威胁村干部，多数时候则是通过“中间人”——中农阶层向乡村组织反映自己的问题和需求，因此也常常交好和尾随于中农阶层；他们是农村基层组织照顾的对象；因此，他们不是一个自为的、有力量的阶层，而是依附于其他阶层、特别是中农阶层的弱势群体；

7、灰色势力。这部分人主要是指农村中的“混混”，在普通农民看来他们是不务正业，以暴力或欺骗手段谋取利益，危害农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扰乱乡村生活正常秩序的群体。[27]灰色势力人数不多，一般不会超过村社人口的1%，但能量很大，他们侵入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与乡村干部结成利益联盟，从中截取国家和集体的大量资源。这不仅影响到农民对自身的安全感受和对国家政权性质的判断，稀释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而且，还带来了新一轮的政权和治理的“内卷化”，即国家本是希望通过向乡村社会输入资源来“购买”合法性，不料资源输入越多，灰色势力与乡村干部合谋截取的资源也就越多，国家资源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流失得就越多，形成恶性负反馈。[28] 农村灰色势力一般不耕种土地，以在灰色地带谋利求取生存，拥有相当的经济资源。他们多是欺软怕硬、攀附权势、贪图钱财之徒，一方面与政治精英、富人阶层关系暧昧，甚至结成利益联盟，另一方面尽量不去招惹中农阶层，乃至给后者面子，而如若与其他阶层发生利害关系，就会拳头相向，以暴力解决问题、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超社区的关系网络较大，与村社外的混混结成“乡村江湖”，多混迹于城镇，一旦农村出现流动资源（如土地开发、征用，国家惠农工程、资金输入，等），他们就会集聚而上以暴力攫取。尽管灰色势力在江汉平原农村为人们所艳羡，甚而将自己的子弟送至混混团伙以趋利避害，[29]但他们在大部分农村尚不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没有群众基础，一旦国家政权机关下力气打击，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总结以上分析，农村社会各阶层在村社内关系质量、在村时间、超社区关系网络、利益关系、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接近政治权力程度、对农村政策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还在拉锯和扩大的差别，而且这些差别的确与“土地占有与耕种”标准密切相关——土地占有与耕种较多，则上述指标正向增高，反之则低（见表1）。这些差别足以说明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利益格局、社会关系、矛盾性质等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进而意味着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有了新的变化。

表1 农村社会各阶层状况

所占农户比例耕种土地面积在村与否村内关系超社区关系利益来源与利益关系与村干部关系政治社会态度经济资源（年收入）象征性资源

精英阶层政治精英1-3%无，转出在村弱很强村外；科层体系内部——蜕变为基层特殊利益集团≥2万，灰色收入多多

知识精英1-3%无，转出在村强较强教育体系内部；关心农村弱拥护党的领导，但对基层干部不满≥2万多 富人阶层1-3%无，转出有时在村很弱很强村外，利用农民身份谋取政治利益很强利用党给的地位谋利，进行政治投机≥20万多

中上阶层约10%无，转出不在村最弱较强村外，不关心农村无希望土地私有化，不关心其他农村政策2-20万较多

中农阶层15-20%13-40亩全年在村很强强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较强关心和拥护党的农村政策2万左右较多

中下阶层45-55%或转出；或4-12亩部分时间在村较强较弱部分在村社、在土地上，部分村外较弱不太关心农村政策，在政治态度上跟着中农阶层走5千—1.5万较少

贫弱阶层约12%1-3亩全年在村较弱很弱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很弱不关心农村政策，跟着中农阶层走≤5千缺少

灰色势力1%无，转出部分时间在村弱较强村外，谋取国家、集体和农民的资源强关注国家输入资源政策，以谋取私利≥2万较多

四、农村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社会态度

面对一个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加速复杂化、利益矛盾逐步明显化的农村社会，已难再笼统地说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包括所有农村社会成员在内的“农民”。那么，当前农村社会各阶层中，哪个（些）阶层会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呢？下面对每个阶层逐一进行考量。

精英阶层中的政治精英是农村政治社会事务的组织者和领导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基层治理的代理人，他们占农民的比例极小，他们掌握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权机构，是维护农村政治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但不构党和国家政权的基层基础。更何况，农村的政治精英正在加剧蜕变为脱离农村社会、攫取国家和农村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形象及政治合法性。

知识精英在参政议政、介入农村社会事务中不断碰壁之后，要么噤声、关起门来两耳不闻窗外事，要么成为农村中的“怨妇”，整天抱怨社会、埋怨农村党政干部，越来越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如果给予他们以“平台”，建构让他们参政议政的政治机制和社会导向，以他们的秉性和知识分子的士人情结，知识精英就能成为党和国家在农村可资利用的积极、正面因素。

富人阶层的利益来源不在土地上，利益关系不在村社内部，且与除村干部群体外的其他阶层没有多少来往和利益瓜葛，即便他们担任村干部或代表、委员之类的公职，也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没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威望，无法调动和带动其他阶层的农民。他们担任公职之后，往往阳奉阴违，以公谋私，扩充自己的财富基础。[30]更重要的是，富人一旦以炫耀财富而出任村干部等公职，就会在农村社会形成政治排斥机制，即形成只有“有钱人才能担任村干部”的道德舆论，使其他阶层的人丧失了参与村庄政治的道义基础，使农村出现富人阶层的“寡头统治”，最终将导致农村社会阶层间的矛盾、隔阂扩大和激化，造成农村政治社会的分裂和不稳定。[31]因此，富人阶层不但不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和可以依靠的力量，而且是党和国家要提防乃至严控的阶层，在政治和治理层面要谨防“富人治村”。

中上阶层（即外出经商阶层）所有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几乎都在村外，他们已经或者将要完全脱离农村而在城市定居。因此，这部分人一般不牵涉到任何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也无法影响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农村政策的制定和调适无需考虑这部分人。但是，这部分人的土地还在农村，他们主张更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以使土地能够自由买卖，这样他们就能将土地高价卖掉，或者留在农村等着升值，或者放在那里作为乡愁，或者成为不在村地主，[32]等等。而且恰恰这部分人在城市离新闻媒体近，有能量表达自己对土地的私有化想象，进而被媒体放大为所有农民的心声。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要警惕这部分不在村农民，切不能以他们对土地制度的想象来安排农村土地制度。

中下阶层奔波于生计、忙里偷不了闲，无心于农村政治社会事务，是农村政治冷漠的阶层。尽管如此，一方面他们有一部分利益关系和很大部分社会关系在农村、在土地上，最终还得回到农村、回到土地上，而且有一部分中下阶层可能会逐渐转入土地而上升至中农阶层，因此他们对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有一定的关切热情；另一方面他们是不独立的阶层，有求于因而受制于中农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将听令于中农阶层的调遣，而中农阶层则因其利害关系、禀赋而最关心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和农村政策，因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农阶层将对中下阶层有引领作用。如此一来，如果中下阶层不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的话，那么这部分占农户45-50%的人群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在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都处于农村的最下层，他们在生存、人格、地位以及社会影响上都依附于中农阶层，难以对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产生独立影响。但在极端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弱者的武器”、上访、死缠烂磨等方式要挟农村基层组织，产生不良政治社会后果。贫弱阶层是党和国家政策救济、扶助和安抚的对象，在政策上对他们的倾斜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灰色势力是近年来破坏农村政治社会稳定、扰乱人心、教唆他人上访、攫取国家利益、腐蚀干部队伍、消解农村基层组织合法性的罪魁祸首，理应是党和国家政权严厉打击的对象。但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却与乡村灰色势力结盟，企图通过灰色势力治理农村和攫取国家输入农村的资源。这是引狼入室之举，不及时纠正，终将危及党和国家政权的根基。

上面分析了农村七大阶层中的六个，既有打击的对象，也有扶助和利用的对象，亦有团结的对象，唯独尚未论及依靠的力量，即阶层基础。只剩下中农阶层未及叙述，那么中农阶层能否堪当此重任？

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阶层之间并不是均质存在的，有主要关系和次要关系之分，而主要关系是农村社会结构内部的关键变量，它制约着其他方面的关系。从上一节对中农阶层“十大禀赋”的叙述中，可知中农阶层几乎与其他每个阶层都发生着较强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农村社会阶层的整体结构，它是个阶层相互关联的结点。然而在地位上，中农阶层与其他阶层不能等量齐观，它是农村社会中的主导阶层。但是，主导阶层是否就可以成为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

五、中农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

以下从中农阶层在农村各领域中扮演的角色，及由其禀赋释放出来的价值来阐述这个问题：

1、中农阶层营造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大后方”。由于中农阶层的存在，农民流动时代的村社才依然是伦理与生活的共同体，才是外出经商人员的“大后方”。中农阶层在以下几个方面完成了村落伦理与生活的重构，一是他们的身影活跃了农村。诚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是个很悠闲的阶层，既不为“五斗米”发愁，又有大量闲暇的时间，因此他们打发时间的一个重要渠道是走门串户，“今天到这家打麻将，明天到那家打牌，要不然就是无所事事地闲聊”。甚至只有他们，才能够活跃村落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在村落里到处跑、各家跑——老人走不动了，小孩走也没用，妇女因为禁忌不好到处走，年轻人没时间走，打工回来一段时间就走了，对村子也不熟悉。

二是他们有时间、有热情照顾在村的老弱病残妇幼，为在外打工的农民营造一个稳定、安全、没有后顾之忧的“大后方”。举家外出经商、务工，或者家里的男子外出务工的家庭，许多事情都需要其他人的照应、帮忙，比如房子、老人、妇女、孩子留在家里需要人照顾，尤其是老人，以及诸如架电线、修电器、调解纠纷、干比较重的活、拉水泥、建房子、割稻子、斥责坏习惯、找乡村干部办事„„老人、孤儿寡母的搞不成这些事，那么就需要在家的中农阶层去接应、处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处理好了，一方面外出务工的人就放心将老人、孩子留在农村，安心地在外工作，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变得安定和谐、有人情味和富有道德意涵，伦理和生活共同体才依然存在。

总之，正因为中农阶层留在农村，才使得农村富于生机与活力，富于道德与传统，也因此外出经商、务工的人还对它有想往和牵挂，也因此对农村有份敬畏，还想着要回来，也回得来，同时也还对之投以情感，而不是蔑视，更不是回来搞破坏，回来占便宜。

2、中农阶层是农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润滑剂、缓冲器和整合力量。农村社会利益关系如此复杂、阶层分化如此剧烈，农村却并未出现阶层之间巨大的冲突，更没有所谓的“阶级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农阶层在各阶层之间扮演着润滑剂、缓冲器和整合力量的角色，它使得分化的农村社会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农阶层及时调处各阶层、家庭之间的摩擦和纠纷。农村社会分化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阶层间的摩擦、矛盾与纠纷，如普通农民与政治精英因后者的腐败、不作为等缘故产生互不信任、工作中的正面冲突；下层农民与富人阶层因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以及相互鄙夷等缘故产生的矛盾、冲突；知识精英因道德优越感、正义感等秉性与政治精英、富人阶层摩擦出的各类火花；富人阶层、中上阶层因土地流转与转入土地的农户之间矛盾；以及各农户之间日常性的摩擦；灰色势力见利忘义，欺占下成农民的利益，等等。中农阶层与各个阶层都存在着某种强关系，而且他们本身具有道德性以及家族等势力，因而有能力在各阶层间来往穿梭，从中斡旋，将各类矛盾纠纷摩擦及时解决。

二是中农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农村社会分化之后，利益关系是各阶层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乱子。农村的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公共利益的分配与贫富差距问题。在公共利益分配问题上，中农阶层会极力主张向中下阶层和贫弱阶层倾斜，缓和政治精英、富人阶层以及灰色势力从中攫取的程度，以平衡利益分配。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无法通过劫富济贫达到平衡，但中农阶层可以说服上层人通过让渡一部分利益的方式，使下层农民也受惠，从而消除上下层的紧张关系。典型的如，富人阶层经商、开矿、搞工程、搞建设等，则可通过中农阶层的中介，将业务交给下层农民去做。

三是中农阶层沟通下层农民与精英阶层、上层人士的关系。中农阶层是沟通中下阶层、贫弱阶层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富人阶层以及中上阶层的桥梁。下层农民因其经济资源、象征性资源的严重缺失，在社会交往中往往被排斥在上层人士的交往范围之外，无法与后者建立联系以获取相关的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如果按照这个刚性结构发展，就很可能造成下层农民与上层人生的隔离，以及出现社会资源上的“马太效应”，富者恒富，贫者恒贫。但是因为有中农阶层这个桥梁在，上下就可以交流，下层就有机会借助上层的社会资源上升至上层，形成良性社会流动。例如，贫弱阶层可以通过中农阶层的中介，达到与政治精英接触以获取救助的目的，或与富人阶层发生借贷关系以救急或缴纳子女学费；中下阶层可以借助中农阶层的关系，转入上层人士要转出的土地，从而上升至中农阶层；下层农民可以通过中农阶层向政治精英表达政治态度及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而政治精英则可以通过中农阶层的人脉关系，笼络下层农民，博取选票，等等。

四是中农阶层定义竞争规范，使农村社会竞争保持在一个各阶层都能接受的程度。农民尽管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但是大部分农民依然还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内，那么哪个阶层的竞争规范、价值标准会成为整个社区公共的行为准则呢？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是中农阶层的行为准则具有共公性。这可能源于它既是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又是主导阶层。就前者而言，中农阶层在经济上较为充裕但不是富得流油，因此没有消费的焦虑，却也不会过分消费，由它定义的竞争规范和标准（典型的如办酒席的规模与档次），中下阶层能够承受得起，贫弱阶层虽然有难言之隐，但达不到也不会觉得丢太大的脸，而上层人士按中农的标准去做，也不会觉得太掉身价，依然能够获得面子和声誉。就主导阶层而言，中农阶层能够通过他们的行为、力量、德行将自己的规范、价值贯彻到农村社会生活中去。因此，中农阶层定义的竞争规范和标准，是各个阶层都能够接受、又能体现差别的公平的规范，因而能够整合各个阶层，而不会引发阶层之间的恶性竞争、妒忌成性、相互鄙夷，导致社会各阶层的分裂。

假设农村社会的规范是由富人阶层定义的话，那么广大下层农民根本无法达到标准但又必须参与竞争，因此不能在竞争中获得社会地位、面子和荣耀，会产生人生的失败感和无意义感，并可能将之归结为富人阶层，阶层之间的“气”就此生发出来，就会产生或明或暗的阶层斗争，如暗地里报复富人阶层、阻挠他们的发展、破坏他们的声誉，等等。富人定义的社会规范，是对大部分人不公平的行为准则，应尽量避免它上升至村社公共层面。

3、中农阶层最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是农村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和维护者。中农阶层不仅有稳定和建设农村的需求，而且有能力维持农村稳定和建设农村。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中农阶层是农村的常住者，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都在农村，农村的不稳定，就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和生活不稳定，农村建设不好，意味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都要受到很大的阻碍，利益损失较大。例如，他们不希望农村的生活受到外来混混的干扰，因而对外来混混有很强的抵触情绪；还如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他们是最积极的建设者和响应者，他们不会做钉子户和落后分子，因为他们所有的利益都捆绑在土地上；又如，中农阶层在兴修道路、机耕道的工程上，都是积极的出钱、出工和出力者。

在维稳和建设的能力方面，中农阶层不但有相对丰厚的资金，能够出得起维稳和建设方面的费用，不为这些费用发愁。另外，正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在农村血缘、亲情、朋友众多，其本身就是一股很大的势力，这股势力向稳定方向发展本身就是稳定的基础，同时它又有能力控制、阻挠乃至熄灭不稳定因素、力量的孳生和蔓延。例如，中农阶层敢于干预农村打架斗殴、敢于斥责阻止破坏行为、敢于与外来混混做斗争、敢于介入农村社会家庭矛盾，等等，从而使农村维持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在建设方面，中农阶层带头做榜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并且有能力和威望制止搭便车者。

4、中农阶层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连接点。中农阶层是村组干部的最佳候选人，或者是乡村干部与农民的中介人。

在农村做非脱产的村组干部，尤其是小组长——这个角色工资低、地位低，但很重要，一般需要四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时间，二是有精力，三是有责任，四是对农村情况熟悉，五是有能耐。小组长的工作时间不固定，随时都有人找，因此充任者不仅时间要充足，而且要机动，因此举家外出经商、务工农户做不了小组长，兼业农户的时间也不太机动，只有中农阶层有完全的时间而且很机动，他们充任小组长最合适。有精力是指不因为经济问题、家庭琐事而烦恼，否则的话就无法将农村细小、发杂的事务完成，如调处矛盾、做工作等，虽然技术性不强，但都需要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中农阶层不愁吃不愁穿，不为钱粮烦恼，家庭也因此和睦，所以精力比较好。有责任是指有承担维护农村稳定、建设农村、解决农户问题的责任，在农村各阶层中，中上阶层处村外，对村落责任心不强，中下阶层在忙乎着自己的家务事、户口吃饭的事，无意关心他人和村落里的事，贫弱阶层更无心无力关注他人，只有中等阶层的有这份责任。上文所言，中农的一切都在农村里，因而有对农村稳定、建设的关切需求，有对农村人际关系、邻里和睦的关切心理，因而有较强的责任去建构这些目标。

就对农村情况熟悉而言，外出务工农户只有过年过节才返乡，且呆得时间短、交往范围窄，有的甚至数年、十数年不回家，对农村情况不甚了了，而在家的贫弱阶层和中下阶层，则因为忙于生计而与他人交往较少，只有中农阶层因为悠闲的生活而能够走家串户、与他人有密切往来，因而不仅对农村的基本情况了然于心，而且就是人家的私人生活、酸甜苦辣也摸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们是农村的知情人。就能耐而言，除了个人的禀赋外，最主要的是能够服人和有能力做好群众的工作，诚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是农村的道德模范，本身具有群众威望，而且他们拥有庞大的血缘、亲情、朋友群体，他们能够带动和说服这些人。

中农阶层满足以上数个基本条件，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任命或选举为村组干部，或者协助村组干部干工作，成为基层组织与农民联系的中介人和可倚赖的力量。

5、中农阶层是现行制度和政策的受惠者，最支持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中农阶层是在土地流转中形成的农村新兴阶层，是国家土地制度和现有政策的受惠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最支持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最支持政府稳定农村、建设农村的措施，因此他们是农村中的保守力量，他们希望保持现有制度、政策的稳健与持续，而不主张巨大的变革、更不欢迎农村的动荡。因而，强大、稳定的中农阶层的存在，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稳固基础，也是其合法性的源泉。稳住了中农阶层也就等于稳住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稳住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后方。

综上所述，中农阶层在农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释放出其他阶层无法比拟和替代的价值（见表2），不仅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的阶层基础，而且是党和国际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各项工作、巩固政权根基要坚定依靠的对象。废此，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必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亦无法再找到类似强大的替代性阶层基础。

表2 党和国家政权与各阶层关系的理想图式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农村社会各阶层？ 精英阶层政治精英农村社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政治精英是党和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谨防其蜕变，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

知识精英利用对象搭建知识精英参政议政的平台，以有效利用其政治热情、正义感、士人情结和对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富人阶层警惕对象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以免其腐蚀乡村干部、谋取私利，并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农村政治之外；慎言“富人治村”

中上阶层（举家外出经商阶层）警惕对象切忌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成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

中农阶层依靠对象，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引导土地适度向中农阶层集中，培育中农阶层，赋予其社会责任与义务；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应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及其行为准则作为调整农村利益结构的基点 中下阶层（举家外出务工、兼业、半工半农阶层户）团结对象，中农阶层的同盟者在城镇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使半工半农阶层能够有良好的工作环境；营造外出务工人员“大后方”

贫弱阶层救助对象，中农阶层的跟随者加大对贫弱阶层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设与普及

灰色势力打击对象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上文分析，得出本文的几个基本结论：

结论一，当前农村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成不同利益取向、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的7大社会阶层，各阶层拥有不同的禀赋和特点，农户之间原来固有的政治社会一致性被打破，阶层之间摩擦开始显现化，但阶层间的关系并不是刚性不可调和的，上下层农民通过中农阶层发生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协调彼此间的利害关系，因此并没有出现所谓的“阶级矛盾”。

结论二，在农村社会分化的7大阶层中，只有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禀赋和价值，能够起到润滑阶层结构、协调阶层利益、整合分化的农村社会的作用。农村社会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念、政治态度为基本行为准则，使得我国在近三十年，尤其是最近十五年的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得以获得一个庞大的“稳定器”。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应该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及其行为准则作为调整农村利益结构的基点，只有这样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才有预留和调整的空间。

结论三，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党和国家保持农村政权稳固的首要问题，不能回避、不能打马虎眼，理应再度被明确地提出来，以厘定哪个（些）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依靠的力量，哪个（些）是团结的对象，哪个（些）是需要警惕或谨防或打击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巩固党和国家政权。

结论四，当前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与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不能再笼统地说是均分土地、居住在农村的“农民”，这个“农民”已被分化在7个不同的阶层中，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社会态度和功能。只有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功能，能够承担起作为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的伟大历史使命。

结论五，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中农阶层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坚强的依靠力量；中下阶层是中农阶层的盟友，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是救济、扶助的对象；知识精英是可资利用的对象；切忌将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变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应该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内部，慎言“富人治村”；谨防政治精英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攫取国家、集体和农户利益；要求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鉴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农村稳定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规范村社自发土地流转，调处土地流转中的矛盾，引导土地适度向中农阶层集中，从农村政策、制度上培育和扶持中农阶层，赋予其社会责任与义务；

第二，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高度，加大对贫弱阶层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设与普及；

第三，在城镇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使半工半农阶层能够有良好的工作环境； 第四，严禁政治精英、富人阶层与灰色势力结成特殊利益联盟，截断它们盘剥农民、攫取国家和集体资源的渠道，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村各阶层的破坏与欺压； 第五，停止地方政府推动的、必将消解中农阶层的、荒唐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已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可以以100亩以下为单位发包给中农阶层，切忌人为制造耕种数百上千亩土地的“种粮大户”。因为耕种超过100亩以上土地的“种粮大户”必将使粮食减产、粮价提高，从而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和粮价稳定战略。[33]

[①] 卢倩云：《当地啊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社会学探视》，《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万能、原新：《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回顾与反思》，《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③] 陈成文、罗忠勇：《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造过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④] 卢福营：《中国特色的非农化与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⑤] 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第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⑦] 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⑨] 侯麟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分层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1期。

[⑩] 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1期。

[11] 陆学艺：《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第45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2] 林后春：《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浅析》，《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1期。

[13]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14] 陈文超：《消费视野下农民阶层结构的分析——基于一个村庄的研究》，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论文2006年。

[15]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6] 宋丽娜：《河南农村的仪式性人情及村庄社会基础——深化理解村庄社会性质的新视域》，《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

[17]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8] 杨华：《土地流转时代的中农阶层：形成于瓦解——对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之中坚力量的一项考察》，待刊稿。

[19]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20]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1] 欧阳静：《村级组织的官僚化及其逻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2]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基于江西桔镇的一项实证考察》，待刊稿2010年。[23] 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余练：《土地权属：国家建构与地方性建构——论集体产权在乡土社会中的实践》，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24] 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杨华：《土地流转时代的中农阶层：形成于瓦解——对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之中坚力量的一项考察》，待刊稿2010年。[25]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6]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27] 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8] 杨华：《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待刊稿2010年。

[29] 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0]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基于江西桔镇的一项实证考察》，待刊稿2010年。

[31] 袁松、陈锋：《“气”与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中国研究》2010年春季刊。

[32]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土地制度向何处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研究 篇7

第一是银企信用关系恶化, 银行信用循环梗阻, 风险加剧。第二是信用供需脱节, 阻碍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指新兴的经济主体 (如民营企业) 和新生的金融需求 (如消费信用) , 由于没有合适的信用方式和有力的信用制度支撑, 使银行过剩的金融资源与新兴的有效需求无法有效支接, 形成信用脱节和金融低效。第三是优良企业出现金融转移, 信用需求开始减弱。第四是为支撑信用循环, 国家信用空前回归, 社会信用领域日趋狭窄。第五是信用萎缩导致金融资源游离经济实体, 信用日益畸化, 金融风险不断堆积。信贷资金大量进入以国家政策为支撑的证券市场进行投机。信用恶化直接造成银行经营乃至整个经济、金融的萎缩、高险与低效。客观上, 社会信用与银行业务存在着高度的正向关联, 它们相互依存, 同盛共衰。由于当前信用恶化和减弱, 严重阻碍银行的业务经营。首先恶化了信贷资产, 加剧了经营风险。其次制约了银行的融资手段, 降低了资产盈利能力。信用环境恶化使银行融资方式保守、领域狭窄, 银行大量资金因脱媒而滞留体内, 不但资产收益率极低, 而且直接形成信用、经济的双重萎缩。再次畸化了银行信用行为, 催生出新的金融泡沫。最后束缚了金融产品的创新, 制约了银行创收能力。

2 分析我国社会信用恶化的原因

微观层面看, 信用关系是由授信者、用信者和信用工具 (如借据、合同、存单等各种契约性金融工具) 三大要素组成。主观上信用意识淡漠导致有钱不还, 或客观上信用能力不足造成无钱可还, 都直接造成信用的失效和恶化。造成当前社会信用恶化的主要根源有:

2.1 银企产权的模糊性和主体的同一性, 使银企债权俩务缺乏体制硬约束。

由于产权结构的单一性和主体的同一性, 银行、国企资产债权债务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存续性”和“抵消性”, 最后总可通过国家政策进行债务清理 (如呆账核销、俩转股、清理三角债等) , 即使形成损失也债有其主。

2.2 地方经济与银行条块利益的分割性,

造成地方政府、企业联合逃废银行债务行为日益严重。如政府企联手通过改组、转制等各种形式大肆悬空、逃废银行债务, 使银行的债权维护、保全工作层层受阻, 信贷资产大量流失, 银企关系不断恶化。

2.3 银行的授信能力相对带后, 形成大量的经营风险损失。

a.授前决策带后。b.授后监控乏之。c.授中管理存在缺陷。d.授信手段带后。

2.4 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备, 无法满足有效的信用需求。

a.个人信用制度尚为空白。b.企业信用制度不健全。目前, 银行对企业建立了信用评级制度, 但这种制度尚未社会化、系统化, 评估依据的信息水平较大, 缺乏真实性和操作性。c.金融企业信用等级制度尚未空白。不利于银行加强自我约束和管理, 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d.缺乏完美的信用担保体系。信用担保是解决用信者信用能力不足, 推动社会信用循环的有效途径。当前, 我国的信用担保制度极度残缺, 除国家信用 (国债) 、银行信用 (银行承兑汇票、存单、信用证) 、机构信用 (保险) 可作信用担保之外, 只能下条件苛刻的实物担保。

2.5 信用运行缺乏有力的法律及道德环境支持, 是违约失信行为大行其道。

a.信用立法尚为空白。b.信用执法不力。c.信用运行缺乏良好的道德支持。诚实守信的传统道德观念不断弱化, 信用运行缺乏有力的道德环境予以支撑和维护。

3 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

3.1 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是使企业主体法人

化、人格化, 通过对经营权责的硬性制约, 形成企业守信经营的内生机制。a.深层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当前, 许多将股份制改造作为上市“圈钱”的主要手段, 企业体制行改而神未改, 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不仅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而且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的“瓶颈”。b.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进行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率低, 竞争能力弱, 资产质量差, 已从分暴露出国有银行的产权体制缺陷。b.建立企业经营者引用的束制约。为规辟经营者人为造成的企业失信行为,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社会化经营者用登记制度。将企业信用视同经营者个人信用进行捆绑考核登记, 对违约及失信企业的经营者, 在以后个人任职、就业乃至申请信用援助时实行严格制约。

3.2 加强内部管理, 提高银行授信能力。

a.优化内部授信制度, 强化授信责任。b.建立科学的信用准入机制, 尽力规辟企业制度、政策和市场风险。c.加强对企业的监控管理, 规辟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d.银行自身要加强信用评级和风险制度。要建立银行信用等级评估制度, 通过国内或国际权威资信评估机构对银行对银行信用等级进行认定。e.提高授信能力, 按市场需求和主体信用能力进行授信。一方面, 对国家产业政策倡导的投资领域, 要结合本地域经济特点来决策, 避免盲目跟从而引起新的重复投资;另一方面, 对新兴的经济主体和融资领域 (如消费贷款、民营企业贷款、各种中间业务等) , 要主动适应市场, 积极研究、开发各种有效产品, 满足需求, 开拓新的业务和盈利领域。

3.3 建立个人信用及社会担保制度, 广泛链接信用需求。

首先, 要迅速建立社会化的个人信用制度, 满足消费信用需求.个人信用制度是通过构建社会统一的个人信用档案, 一信用记录生成个人信用级别, 作为个人在获得社会信用援助的资格证。其次, 要建立社会信用担保体系, 从信用保障的角度你补信用能力及其用意识的缺陷。

目前, 国家对建立社会化的信用担保体系进行了政策规范和引导, 有些地方也初步尝试试性地建立了一些担保体系的建立以社会化、规模化、规范化、法制化为目标,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担保体初建时期的启动作用。社会化的信用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 将极大地拓展银行的融资范围, 特别是将融资对象扩充到充满活力和前景的民营企业, 有效放大了银行的业务空间和盈利空间, 并实现银行融资重心的市场化转移。

3.4 依法、依政、依德治信, 全方位整治信用环境, 通畅信用梗阻。

首先, 要加大依法置信, 严惩赖债、废债行为。一是加强信用立法, 为信用法治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二是加强信用执法力度, 极大维护债权人利益。执法不力是失信行为大行其道的症结所在。使债权人特别是银行的债权利益得到法律保护。其次要依政治信, 全面整肃社会信用秩序。信用重整需要政府的全面参与和积极推动。一方面, 地方政府要加强信用自律, 规范行政行为;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重要角色和职能, 将建立健康有序的信用秩序作为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投融资环境的基础工程, 为整治信用秩序鼓与呼, 以信用工程的发起人和推动者的角色, 积极调聚各领域各部门及一切社会力量, 统一整治手段, 严厉制裁措施, 形成一张整治信用的社会之网, 让失信者无处立足。最后要加强依德治信。道德是约束人们行为最原始、最广泛的社会规范, 是铸信用自律的根本力量。让诚实守信的观念深入人心。一是要加强信用教育, 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识和社会道德。二是要加强舆论的正确引导, 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氛围。使信用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尺, 重信履信成为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摘要：针对我国社会信用存在的问题, 分析其恶化的原因, 阐述了如何完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

我国古代社会控制精要 篇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BSH031）“在我国社会管理体系中建立前馈控制系统的研究”。

[关键词] 社会控制 预控 古代管理思想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统治者无论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稳固或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总是想方设法来对自己治下的社会实施必要的控制。而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和世界上封建制度延续最长的国家，显然在当时的社会控制上是最成功的国度之一。那么作为一种社会控制艺术或政治智慧，其精要是什么？今天的社会管理者们能否从中借鉴一二？毋庸置疑，我们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抛开种种局限，去芜存菁、古为今用。

中国古代反映统治术的典籍可谓浩如烟海，其中阐述社会控制思想的论述亦汗牛充栋，绝非一篇短文所能详述。但是笔者研究发现：古代先哲们社会控制中的预控思想，可能正是其成功实施社会控制的精要之处，同时也是今人所忽略或未能予以足够重视的。故而本文不揣浅陋，梳理了古人社会控制“预控思想”的八大精要之处并点评如下，以飨读者。

一、逢事必占，庙算在先

对社会的预控必须以预测为前提，因而古人对预测极为重视，早在5000年前和3500年前就发明了“龟卜”和“蓍筮”的预测方法[1]。从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来看，当时人们无论生老病死、出行打仗，几乎逢事必占。《礼记·中庸》中甚至把预测的重要性推崇到极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负责占卜（预测）的人地位亦是很高的，周王朝就开始在宫内设立龟官，专司预测之职，其地位不仅与御史相当，而且可以直接决定天子的言行，随时参与帝王的决策。由此可见，古时预测和预测者地位之高，预控意识之强。虽然，古人当时的“神灵性预测”方法[2]是愚昧的，但其努力预知吉凶，趋利避害的预控意识是值得肯定的。

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古人逐渐摈弃愚昧的神灵性预测方法，经由经验性预测向趋于科学的哲理性预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庙算在先”的思想，对预控特别具有启迪意义。《孙子兵法·计篇》深刻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3]什么是“庙算”？曹操在《十一家注孙子》中说就是“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 孙子还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4]“察”什么？也就是“计于庙堂”的内容是什么？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察需要预控的主要因素。孙子将这些因素概括为“五事七计”（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在2000多年前就能对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提出这样系统的预控措施，不能不令今人感佩和汗颜。孙子这种谨察慎战，预算胜负，通过庙算实施预先控制的做法和思想精髓，应该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管理必须认真领悟的。

二、采诗考政，体察民意

言为心声，行由心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解民众的想法，随时掌握民意，对于治理国家，控制民众的行为，是实施有效社会控制中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所以，早在3000年前的西周，统治者们为了了解民意，观察时政得失，以便更好地实施社会控制，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就设有一种被称之为“采诗”的民意调查制度，其具体做法就是在朝廷中设立一种叫“采诗官”的职务，并派这些人常年巡游各地，专门在民间采集歌谣民谚，汇编成集并层层上报。[1]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实际上就是由此而来的。例如其中脍炙人口的《魏风·硕鼠》，[2]现在的人们把它当成先秦文学作品，而在当时，却是被当作一条反映当地民意的信息来收集的。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里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古代王朝“采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繁荣文学创作，而是为了了解民意，以观政治之厚薄，为统治者的政治决策服务。

采诗，谓采取怨刺之诗也。当时周王朝设置的这种采诗制度，可以说是现代民意调查制度和当代舆情调查制度的渊源所在。这种制度在前馈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作《采诗官》中得到很好的佐证：

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門兮九重闭。/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预控措施和办法，我国周代的“采诗制度”，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三、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古人主张一旦发现事情的微动之几，便应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不要待到事情已经发展到无可救药时才手忙脚乱被动应对；同时还认为：如果能够在管理活动之初就注意研究并把握各种哪怕是十分微小的扰动因素，便能掌控事物运行全过程的主动权，从而获得管理的成功。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易经》和《韩非子》等典籍中。

《易·系辞下》说：“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3]这里所谓的“几”，就是事物过程之初刚刚显露出的端倪、征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即将或者有可能输入系统的扰动因素。而这些扰动因素又往往只是一种细微的变动即微动之几，不仅不易为人所察觉，而且或吉或凶之后果却又蕴含其中。因此要想把握这些微动之几，就必须注重“研几”即对那些将输入系统的微小变量进行分析研究。《易·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4]这就是说，凡是成功的管理者都是注重“研几”的，只有把握了微动之几，才能实施前馈控制，才能“成天下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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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前馈控制思想在韩非子那里有着更为生动的体现：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5]

这个故事说明，任何败局的形成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隐匿向显著发展的过程，而败局的形成往往有多次实施预控的机会。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至肌肤，由肌肤而至肠胃，由肠胃而至骨髓，终于陷入了无可挽回的绝境。正是因为他没有“见几而作”，听从扁鹊实施“预控”的建议：病在表皮，用药物热敷可治；病在肌肉，用针灸可治；病在肠胃，用火剂可治；病在骨髓，那就没有办法了。

四、未乱先治，图难于易

为什么要“见几而作”？2500年前的大哲学家老子深刻指出：因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徵易散。”[1]意思是说：当事物尚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容易掌握；当事物尚未显露出变化征兆的时候，易于谋划；当事物尚处于脆弱状态的时候，易于溶解，当事物尚处于细微阶段时，易于消散。老子在这里深刻地表达了“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辩证思想，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以极小的管理成本取得成功的思路，这就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2]老子这种主张未乱而先防先治的思想，其实就是对现代前馈控制理论的精彩诠释。

老子这种未乱先治，图难于易的前馈控制思想，在古代中医学中亦有极其精彩的反映。中医认为：病在几微之际难知而易治，一旦昭著则易知而难治。所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邪内之至也，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3]意思是说，病在皮毛，证候不明显，非精细观察不可能得知，如果及时治疗，病变初起即除，自然不会深入扩散。否则，入于肌肤，转而筋脉，而六腑，直至侵入五脏，使人处于半死半生之危地，即使得以存活，元气已经备受损伤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4]这里以“渴而穿井”作喻，来表现凡事不能谋划在先、临时抱佛脚的窘态。而西方现代医学也证明，人类很多疾病其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病，只是缺水而已，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去饮水。二者虽不在同一层次，却也相互印证。张介宾说：“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5]微者，动之几也，病未形而及时治之，用力少而成功多。

五、曲突徙薪，预控为重

危机的发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往往寓于必然性之中。因此古人主张在管理活动中要大胆假设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事先采取措施以防不测，而且更为深刻的是，古人认为这种事先的预防与预控，要比事后的应急补救更为重要。这一思想在《汉书·霍光传》所记载的“曲突徙薪”故事中有着生动而深刻的体现：

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弗牛酒，弱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6]

这个故事所讲的是一个更加典型的预控措施，而且把预先控制和事后控制的优劣和重要性做了鲜明的比较：把烟囱改弯不使火星窜出，使柴草远离烟囱不使接触火源，是防止火灾发生的预先控制；发生火灾，再去救火，是事后控制。结论是评论功劳，首先应当奖励提出“曲突徙薪”预控建议的人，而不是事后救火被烧伤的人。唐末诗人周昙曾就此事大发感慨：“曲突徙薪不谓贤，焦头烂额飨盘筵。时人多是轻先见，不独田家国亦然。”[7]联想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我们奖励了多少“救火英雄”、“抗洪英雄”、“抗震英雄”……但至今我们还没听说过奖励名目中有过“防火英雄”、“防洪英雄”、“防震英雄”……中央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连续四次全会中反复强调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可是在近十年来，我们似乎并没有奖励过那些在“预警”方面做出过贡献的人，而是把“应急”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在我们的管理文化中的大多数情形是：当危機处置成功后，参与处理危机者往往得到奖掖；而危机出现前的预见者，常常是不受欢迎的人。这种“重应急、轻预警”，“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的思维和行为定势，造成一种很不好的管理文化氛围。“若嘉徙薪客，祸乱何由生”。曲突徙薪的故事的确很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六、先戒为宝，宁可虚防

事后控制的最大缺陷是在问题出现到问题得到控制之间有一段时间滞差，在这个时滞中，“问题”的量和质都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所以，尤其是对“大滞后系统”，[8]事后控制甚至很难奏效，而且常常就成了“马后炮”。但是事后控制也有很大的优点就是其“实在性”或“确定性”。相反，预先控制虽能防患于未然，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其“虚拟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你事先防备的事件并不一定实际会发生，或者说即便会发生，概率也是比较低的。这样就带来一个预先控制的投入成本值不值的问题，对于官员来说就是投入后如何产生“政绩”的问题。因此较短的治政周期（一般是五年换届，最长不得连任两届）和较长的危机发生周期（一般是十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其结果是多数管理者采取短期行为，将管理资源主要投入见效快的所谓“政绩工程”，而对那些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危机的出现心存侥幸。对此《吴子》、《心书》和《兵经》等古籍中的观点应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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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1]三国时期，诸葛亮集政治家与军事家智慧于一身，著《心书》警示人们：“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2]《左传》讲：“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3]《盐铁论·卷八》讲“事不预辨，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宋代许洞《虎钤经·三才随用》讲“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4]《兵经》认为：古人指挥部队作战，历经千险，平安无患，并不一定都有超群出奇的智谋，不过能预先有所准备罢了。如果做了预案而敌人并未来犯，也不必遗憾：“宁使我有虚防，无使彼得实尝。”[5]古人这些对于预先控制和事后控制的利弊权衡，应该值得我们当今的社会管理者效仿。

七、不战而胜，先发制人

事后控制方式的最大问题是控前损失无法挽回；预控是事先控制，其最大优点在于可以不战而胜。《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不仅在世界军事史上是公认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而且将其引申到社会管理中来，亦同样具有深邃的启发和创意。“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6]以此审视我们的社会管理工作，我们年复一年地何止要处理成百上千起突发事件，可是按照孙子的观点，对这众多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置，并非是“善之善者”；而能够预先采取措施，不使这些突发事件发生，才称得上是“善之善者”。

不战而胜的命题中包含先发制人的意蕴，或者说欲求不战而胜必须先发制人。《兵经》将先发制人归纳为“四先”：“兵有先天，有先机，有先手，有先声。师之所动而使敌谋沮抑，能先声也；居人己之所并争，而每早占一籌，能先手也；不倚薄击决利，而预布其胜谋，能先机也；子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浸消之，是云先天。先为最，先天之用尤为最，能用先者，能运全经矣。”[7]《兵经》这里所说的以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的思想，不仅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高度契合，而且进一步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先天之机。扪心反思，在我们的社会管理中又该如何去把握这些预控先机呢？

八、仿真模拟，推演结局

在古代预控的思想和实践中，真正使预控的方法向实证方向推进的是墨子。《墨子·公输篇》记载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就具有典型意义。这个故事大致如下：

公元前440年，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撞车、飞石等攻城器械，准备用它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了，就从齐国来到楚国会见公输盘和楚王，劝说其放弃攻打宋国的打算。但是楚王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云梯等先进武器，还是想攻打宋国。于是墨子就叫公输盘来推演攻守双方的战争过程。墨子解下腰带，围作一座城的样子，用小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公输盘九次展示攻城器械之机变，墨子九次抵御了他的进攻。公输盘攻战用的器械用尽了，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公输盘受挫了，却说：“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楚王问原因，墨子回答说：“公输盘的意思，不过是杀了我。杀了我，宋国没有人能防守了，就可以进攻。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手持我守御用的器械，在宋国的都城上等待楚国侵略军呢。即使杀了我，守御的人却是杀不尽的。”楚王听后，终于放弃了对宋国的战争。[8]

以上这个故事，从我们研究预控的角度来看，其精要之处就在于墨子采取了仿真模拟，预先推演战争结局的方法：“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屈”，[9]最后迫使楚王终于放弃攻宋。这个发生在中国2400多年前的故事，可以看做是建立在现代高科技基础上的兵棋推演和电子仿真方法的源头。

抚今追昔，细细揣摩这些穿越数千年历史的预控思想精髓，不难发现其对于当今社会管理创新的启迪意义。诚然，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具有巨大的差别，古人的预控智慧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其强烈的超前控制意识及其睿智哲思，仍会对今人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