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罪犯分类制度研究

2024-07-16

我国罪犯分类制度研究（精选5篇）

我国罪犯分类制度研究篇1

2014年罪犯分类问题研究征文

罪犯分类的思路和构想

摘要：随着当前新疆整体形势的严峻性，监狱如何发挥出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加强对罪犯的分类管理和教育迫在眉睫，不仅是优化监狱行刑资源的需要，防止罪犯深度感染的需要，同时也是提高罪犯教育改造的针对性和规范监狱设施的需要，是新形势下监狱行刑模式的时代抉择。通过罪犯的分类管理可以有效解决当前押犯矛盾、警力不足、监管设施缺陷等问题，更好的服务于监管安全。

关键词：时代背景

罪犯分类

价值分析

一、设置罪犯分类管理的时代背景

近年来，新疆暴力恐怖案件多发高发，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危害，乌鲁木齐“5·22”案件的发生，再次说明当前新疆反恐斗争形势极其严峻复杂，也再次验证了中央关于新疆反恐维稳形势的判断。同时整个监狱系统面临着“危安犯”关押人数逐年上升的局面，监狱如何行之有效的做好对“危安犯”的收押、教育工作迫在眉睫。

（一）罪犯分类概念

罪犯分类，是指根据管理和改造罪犯的需要，以罪犯的某些属性为标准，对罪犯进行划分、归类，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分配关押、分类管理、分类施教、分类处遇的一项监狱工作制度。罪犯分类制度是现代监狱管理制度的基石。深化罪犯分类工作，对于提高罪犯管理的科学性和改造工作的针对性、有效利用监狱资源和维护罪犯合法权益很有意义，是推进监狱工作科学化的必然要求。

（二）设置罪犯分类收押设想

当前整个监狱系统面临着设施老化，不能满足于目前的监管设施要求，如何取长补短化薄弱为优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就如何设置分类管理、收押谈谈个人观点：

根据每个监狱有自身的优点及不足，如何才能更大限度的发挥出各自的作用，就要针对监所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管理。比如，某监狱划分为5个监区，在这5个监区里面基础设施及民警的执法能力各不相同，面对目前的“危安犯”如何收押？可以把5个监区划分为：高度戒备监区、中度戒备监区、一般监区、入监监区及出监监区。把基础设施完备，工作经验丰富的民警分配到高度戒备监区；把基础实施较完备，民警工作年限在10年以上，分配到中度戒备监区；把基础实施一般，民警工作年限在10年以下，分配到一般监区。其目的就是将一少部分罪重刑长、危险性高的罪犯进行集中在高度戒备监区，分类施教，防止其危险性的发生及其他罪犯的不良影响。

由于我国监狱尚未建立不同等级警戒管理制度，因此，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分类管理、收押标准，所有监狱在监管改造设施的安全警戒程度、技术装备、警力备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没有明显的极差区别。为实现对“危安犯”、长刑期、重刑犯等高危罪犯的有效监管，罪犯分类收押成为监狱行刑模式的时代抉择。

二、设置分类监区的价值分析

设置分类监区，把高危罪犯进行集中关押，实施分类管理、分类矫治，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举措，行刑效益显而易见。

（一）实现监狱资源优化配置，有效降低行刑成本。在坚持行刑正义的前提下，追求行刑的效益是监狱行刑活动的基本价值之一。通过设置分类监区，将罪犯等级进行划分对号入座，可以有效缓解一般监狱在狱政设施、特殊管控、个案矫治等方面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资，将有限监狱行刑资源用于真正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迫切需要矫正的高危罪犯，既有利于监狱经费的集中使用，又有利于监管秩序的安全稳定，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监狱行刑成本。

（二）最大限度的防止罪犯间的感染。

按照我们以往的分类关押设计，对于1个“危安犯”要2-3名普通刑事犯进行管控，这样不仅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同时其他普通刑事犯也有可能受到感染的危险。通过关押等级的划分，使罪犯传染的情况可以有效避免，方便于集中管理教育。设置分类监区进行集中关押，恰恰可以解决当前的矛盾。

（三）有利于提高监管改造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监狱安全稳定。

从监狱整体角度出发，设置分类监区后，不同监区就可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把罪犯的危险程度同监区相连接，设置不同的等级警戒和监管措施。而分类监区则根据不同的情况集中优势警力，对高危罪犯采取针对性较强的重点控制、重点排查和重点防范，从软件和硬件上堵塞监管安全上的隐患和漏洞。在罪犯教育手段上，根据不同的监区采取针对性较强的集中教育，切实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水平，从源头上保障监狱的安全稳定。

（四）有利于规范监狱设施，指导监狱整体布局工作。分类监区的实施，代表着对“危安犯”罪犯的管理、教育工作更上一个台阶。各监所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有利于资源的互补，优势的互换，集中一点进行打击，促进监狱整体工作向前发展。

三、设置分类监区的现实可行性

在监狱系统按照戒备等级设置分类监区，从形式上看，好似新生事物，但从操作上看，可行性很强。

（一）监狱信息化建设，为分类监区的设置提供技术支持。

分类监区，是将传统的监狱执法、管理、教育手段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是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补充和发展。面对相对集中地高危罪犯，完全依靠民警的能力还是有些牵强，肯定行不通，也不可能。只有凭借数字化、智能化、集成化的多媒体安防监控系统、智能高效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和发达的通讯网络高度集成，才能满足监狱安全防范能力，确保监狱安全稳定，为分类监区的实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监狱警察素质的提高，为高度戒备监区提供人才支持。

设置高度戒备监区，对于监狱警察的知识、能力和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几乎所有的监管技术和教育矫治技能都由监管人员主导运行和调整完善，必须具备扎实的跨行专业知识。近几年来，随着监狱系统面向全国的招人，极大的促进了监狱警察的素质，根据不同岗位的要求，持续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技能培训，警察队伍中，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从而为分类监区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四、分类监区的运行模式

完善罪犯分类制度已经纳入到我国监狱工作的规划当中。“罪犯分类合理科学”成为推进监狱工作“三化”建设的目标之一。司法部要求“从入监开始，就要通过心理测试等手段，综合分析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种刑期、犯罪原因、恶习程度、人格类型、人身危险性以及性别、年龄、文化、职业等因素，科学制定罪犯的个别改造方案和分阶段实施的具体改造目标”。《全国监狱工作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要“认真研究探索罪犯危险性评估的手段、方法，建立主要以罪犯危险程度为标准的罪犯分类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犯、‘法轮功’罪犯、涉黑涉毒罪犯及危顽犯等重要罪犯的管理手段、管理办法。“”适应现实工作的需要，尽快出台有关罪犯分类，外国籍罪犯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制度。”

结合我国监狱罪犯分类工作的现状和发展规划，本人提出我国监狱罪犯分类制度的总体设想：罪犯以按性别、年龄、国籍分类为基础分类，以按罪犯危险性、难改性（改造需要）、犯罪类型分类为主要分类；监狱以按押犯性别、年龄、管辖关系分类为基础分类，以按警戒度、功能分类为主要分类；省（区、市）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负责罪犯的初次分类，设置新收犯监狱后由新收犯监狱负责罪犯初次分类，根据罪犯的年龄、性别、刑种刑期、危险性、犯罪类型等将罪犯分配关押到不同类型的监狱；监狱入监监区配备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专业人士，负责罪犯调查和入监教育，或者成立罪犯分类委员会，根据罪犯的特长、犯罪类型、危险性、矫正需要等对罪犯进行再分类，确定罪犯的处遇级别、服刑监区、劳动岗位，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和危险性的变化进行调整分类和分配关押，超出本监狱的戒备等级和处遇级别的提请省局向其他监狱调犯；每个监狱的监区分为三个连续的处遇级别。

（一）罪犯以按性别、年龄、国籍分类为基础分类，以按罪犯危险性、难改性（改造需要）、犯罪类型分类为主要分类，即把罪犯分为男犯、女犯、成年犯、未成年犯、外籍犯、本籍犯，危险犯、顽固犯、邪教犯、职务犯、涉黑犯、危安犯等。监狱工作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确保监狱安全稳定，二是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按罪犯的危险性进行分类，最能体现维护监管安全的目标；按罪犯的难改性、改造需要进行分类，最能体现提高改造质量的目标。《全国监狱工作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建立主要以罪犯危险程度为标准的罪犯分类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犯、‘法轮功’罪犯、涉黑涉毒罪犯及危顽犯等重要罪犯的管理手段、管理办法。”其精神实质也是主张按罪犯危险性、难改性和犯罪类型进行罪犯分类。将具有不同危险性的罪犯关押到不同警戒度的监狱，有利于突出工作重点，预防罪犯脱逃、行凶、自杀自残等危险行为，有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按犯罪类型分类，有利于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实施分管分教。

（二）监狱以按押犯性别、年龄、管辖关系分类为基础分类，以按警戒度、功能分类为主要分类，即把监狱分为男犯监狱、女犯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部属、省属、市属监狱，高、中、低度戒备监狱，新收犯监狱，出监监狱，老病残犯监狱等。按警戒度、功能分类，有助于维护监狱安全稳定、提高监狱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如高度戒备监狱实行较高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标准，配备更多的警力，以确保安全；低度戒备监狱实行较低的建设标准，以节约资源，警力配备以提高改造质量为主要目标。新收犯危险性较高，新收犯监狱应设为高度戒备监狱，配备更多懂心理学、擅长进行罪犯测验和教育的干警。出监监狱设为中低度戒备监狱，配备更多的职业技师、社会适应训练技师，以便进行出监教育、解决安置就业问题等。病犯监狱设为较高警戒度的监狱，主要职能在于为罪犯治疗重大、疑难疾病，应该配备更多优秀医护人员和更齐全先进的医疗器械、药物。关押职务犯、涉黑犯、邪教犯、危安犯等类型罪犯的监狱设为较高警戒度的监狱，配备具有相应特长的矫正师。女犯和未成年犯的身危险性相对较低，因此女监和未成年犯管教所应该设为中低度戒备监狱。考虑到目前市属监狱的关押条件和安全等级，应该中低度戒备监狱。

（三）实行动态的分配关押与分级处遇

对罪犯施行动态的分配关押和分级处遇，有利于形成激励机制，促进罪犯积极改造，有利于贯彻“首要标准”，提高改造质量，也有利于提高监狱资源的利用效率，将人力、物力调剂到更需要的地方。监狱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和危险性的变化进行调整分类和分配关押，对积极改造的罪犯给以较高级别的处遇，对消极改造的罪犯给以较低级别的处遇。将危险性显著增加的罪犯分配到更高警戒度的监狱，将危险性显著降低的罪犯分配到更低警戒度的监狱，在本监狱内部不能再调整处遇级别的，转押到更高或更低警戒度和处遇级别范围的监狱。将临近出监的罪犯分配到出监监狱，将患有重大、疑难疾病的罪犯分配到病犯监狱。

五、完善罪犯分类制度应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做好监狱分类

监狱分类与罪犯分类互为依托，监狱分类是罪犯分类的必然要求。我国监狱分类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一是《监狱建设标准》过于笼统，对监狱只有按关押规模的分类（分为大、中、小三类），没有体现罪犯分类和分级处遇的理念，没有根据戒备等级、监狱功能制定不同的建设标准和技术、设施、装备标准。二是监狱行政隶属关系不统一，既有省属监狱，又有部属、市属监狱。各地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性造成市属监狱的经济条件和运行状况差异较大，市属监狱与省属监狱在管理水平和改造质量上的差距较大。三是按功能进行监狱分类不规范。按功能进行监狱分类是监狱工作科学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只有部分省（区、市）设有新收犯监狱、出监监狱、老病残监狱（监狱中心医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对监狱进行科学分类。按照警戒程度，实行高、中、低度不同戒备等级；按照功能划分，建立新收罪犯、即将刑满释放罪犯、老残病罪犯的监狱（监区）。对于不同警戒程度和类型的监狱，要配备相应的狱政设施、技术装备和确定监狱人民警察比例。“”建立与完善监狱与罪犯分类制度”是全国监狱工作“十一五”的主要目标之一。《全国监狱工作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制定监狱戒备等级标准，把监狱划分为高度戒备、中度戒备、低度戒备等级监狱，在警力、设施、装备等方面实现安全防范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强管理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强罪犯收押监狱（监区）的建设，为罪犯分类和按戒备等级关押打下坚实基础。”“组织实施全国监狱系统特殊病犯监区建设规划”“按照监狱戒备等级分类，制定相应的监狱技术装备标准”。因此，要尽快修订《监狱建设标准》，按照不同的戒备等级和不同的功能设置不同的监狱建设标准和监狱技术装备标准。为了显示刑罚的统一性、严肃性，监狱应该在一个较大的行政区域范围内统筹安排，就目前来看，以省为单位统筹较为适宜。因此，应该逐步撤并市属监狱，市属监狱转为省属监狱。要加强新收犯监狱和老病残犯监狱建设，力争每个省（区、市）都设有专门的新收犯监狱和老病残犯监狱（或者监狱中心医院）。

（二）完善罪犯分级处遇制度

罪犯分级处遇是罪犯分类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罪犯分类工作的自然延伸和必然要求。1989年，司法部劳改局在总结部分监狱分类工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横向分类、纵向分级，分级处遇、分类施教”的原则，开始实行分级处遇制度。大部分省份根据部局的规定也先后制定了罪犯分级处遇实施办法。我国罪犯分级处遇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分级处遇制度流于形式，甚至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分级处遇制度应有的作用。二是分级处遇的内容不确定，处遇奖惩的范围和幅度太小，仅体现在会见、共餐等有限的几个方面。三是处遇没有拉开档次，级别之间的差别不明显，激励作用不明显。四是没有实现动态管理，一个罪犯从始至终的处遇也没有多少变化，对罪犯的激励作用有限。五是表扬、记功用的过多过滥，准予离监探亲几乎没有使用，物质奖励用的也很少。推进和深化罪犯分级处遇工作是推进监狱工作科学化建设的要求，已经进入到我国监狱工作的规划。《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的意见》要求“探索对罪犯的开放、半开放处遇方法。进一步丰富分级处遇内容，完善分级处遇制度。“”根据分级处遇制度的需要，逐步建立罪犯在不同戒备等级监狱（监区）动态服刑的制度。”《全国监狱工作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规定要“进一步规范罪犯处遇制度，完善罪犯通信、会见、生活娱乐、离监探亲等规定，充分发挥处遇的激励约束作用，切实避免处遇的随意性。”因此，要切实贯彻落实上述意见与规划纲要，完善罪犯分级处遇制度，为深化罪犯分类工作做好必要的配套和准备工作。首先要拓宽处遇奖惩的范围，拉开处遇级差，除了在会见次数、时间，亲情电话次数，共餐次数、时间，外出参观，特许离监方面体现差别待遇，还要在自带、接收物品的数量、种类，劳动时间、岗位、报酬，监狱娱乐健身设施的使用，借阅图书报刊的数量、种类，活动的范围，住宿条件，监控设施，互监制度，技能培训，就业安置等方方面面体现处遇的差别。其次要实行动态管理，对积极改造的罪犯要提高其处遇级别，消极改造的要降低其处遇级别，以激励罪犯积极改造。

（三）建设罪犯分类工作的专业队伍

国外的罪犯分类机构一般都配备有足够的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犯罪学家、处遇部代表、保安部代表等，组成罪犯分类委员会。分类委员会除负担一定的调查分类任务外，还负责向监狱附设的分类机构提供专业指导，帮助培训分类工作人员，提供其他援助。我国的罪犯分类工作存在从事罪犯调查分类的人员少、专业性不强等问题。因此深化罪犯分类工作，在完善罪犯分类机构的同时，要加强罪犯分类队伍建设，吸纳专业人员进入分类队伍，加强罪犯分类业务培训，提高分类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四）增强监狱政策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罪犯之间的差异性，进行罪犯分类和监狱分类是监狱行刑个别化的具体体现。上级机关在制定政策时要注意增强政策的协调性和灵活性，区分不同类型的罪犯、不同类型的监狱，充分考虑罪犯的差异性，避免搞“一刀切”，避免出现“一个监狱生病所有监狱吃药”、“一类罪犯生病所有罪犯吃药”的现象。

我国罪犯分类制度研究篇2

1 我国罪犯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罪犯权利的保障, 主要集中于《监狱法》的有关规定,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在监狱法实施过程中, 某些罪犯权利难以实现。从罪犯人权保护的国际法条约、惯例来看, 我国罪犯权利保护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1 罪犯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尚需进一步完善

《监狱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典, 它确认了罪犯权利, 并规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同时还特别对监狱警察的执法活动作了严格规定。但是, 由于缺乏辅助实施的配套法规和监狱管理系统内部的规章制度, 在实践当中就使得监狱法确认的某些罪犯权利无从落实。就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青海省而言, 少数民族罪犯在罪犯中所占比例较高, 刑罚执行机关在进行矫正执法的过程中, 对少数民族罪犯权利的保护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且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而关于少数民族罪犯权利的立法少之又少而且立法层次较低、立法内容颇为原则, 可操作性不强, 难以在少数民族罪犯权利保护中发挥现实的作用。因此, 我国在完善罪犯权利保护立法的同时, 应结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 对少数民族罪犯权利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不仅使普通罪犯的权利保护有法律依据, 而且使少数民族罪犯权利的保护也有法可依。

1. 2 部分监狱人民警察有思想认识偏差,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罪犯权利的依法实现

这一问题有两极倾向, 一是妨碍甚至侵犯罪犯权利;二是任意扩大罪犯权利。罪犯权利有其自身特性, 特别是罪犯行使权利的行为能力更有突出的局限性, 由此决定了罪犯权利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但是, 实践中, 有些警察对罪犯享有的权利缺乏应有的认识, 对有关法律规定认识模糊, 甚至在思想上持否认的态度。这种错误认识不仅限制了监狱干警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帮助罪犯实现权利, 使某些罪犯权利受到不必要的保护, 甚至可能引起一些干警妨碍甚至故意侵犯罪犯权利的行为。有的监狱人民警察对尊重和保障罪犯权利不理解、不重视, 往往只强调对罪犯惩罚工作的重要性, 强调罪犯遵守法律规定义务的重要性, 而忽视了保障罪犯权利的责任。这是监狱人民警察的本位思想在执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是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悖的。与此同时, 部分监狱人民警察存在民族本位思想, 对少数民族罪犯的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存在偏见, 在实施矫正的过程中不能够尊重少数民族罪犯的权利, 这不仅不利于矫正目的的实现, 而且容易激发民族矛盾、被别有用心的人作为人权斗争的口实。

1. 3 罪犯不能直接会见律师, 权利的实现受到一定影响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会遇到各种法律问题, 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 不仅是罪犯及其亲属的愿望, 也有利于监狱对罪犯的矫正工作, 维护其合法权利, 稳定监狱的改造秩序, 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 同时有助于制约和揭露监狱干警的违法犯罪行为, 规范监狱的行刑工作。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关于服刑罪犯会见律师的专门规定, 而监狱工作本身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 这就在实践工作中形成了一般不允许罪犯会见律师的惯例。从监狱法实施和罪犯权利保护法治化的角度考虑, 建立专门的罪犯直接会见律师的法规和制度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这是实现罪犯权利保护和监狱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

1. 4 罪犯在劳动保护和医疗方面的权利缺少保护

罪犯在劳动保护方面的权利在实际工作中缺少制度上的保护, 根据对我省几个监狱的调查, 罪犯在劳动中普遍存在超时超强度及劳动环境不理想等现象。在发生工伤等事故时, 缺少制度上的规定。同时, 罪犯在医疗保障方面, 我国目前还没有把罪犯纳入到医疗保障范围之内, 增加了监狱改造成本, 对罪犯的思想改造也不利。

2 对我国罪犯权利保护制度的法律思考

2. 1 进一步完善立法, 修改法律规范中矛盾和不协调的内容, 使罪犯权利在法律中有更加明确的规定

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都有一些与监狱执行刑罚有关的规定, 其中包括涉及罪犯权益的内容。但是, 不同的法律法规之间也存在相互不协调的内容, 这样就使某些罪犯权利处于不确定或比较模糊的状态。通过立法的途径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 是监狱法制体系进一步完善的要求, 是对罪犯权利法律保护的促进。青海省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大省, 少数民族人口为255. 5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46% 以上。少数民族罪犯的权利保护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是少数民族人权保护的直接体现。而少数民族人权的享有程度和实现程度, 取决于该国立法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保障程度。在一个主权国家内, 哪些人属于少数民族, 他们享有哪些权利和承担哪些义务, 侵犯其权益应负什么法律责任等, 均由各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加以规定。根据国际人权公约设定的国内立法义务, 多民族国家首先应将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少数民族人权予以确认, 应立法禁止或惩治任何侵犯此类权利的行为, 应修改或废除其违背公约宗旨与精神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 从而使国内法与国际人权公约保持一致。

2. 2 加快系统内部规章制度和《监狱法》配套法规的完善, 使罪犯权利得到可靠的制度保障

罪犯作为相对的弱势群体, 其权利保障是立法工作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监狱法律制度, 以配套法规和规章制度辅佐其实施, 使罪犯权利的法律保障具有实践操作性, 尽快出台与《监狱法》配套的法规和系统内部的规章制度。《监狱法》是一部部门法典, 是监狱法律制度的主体, 它虽然是调整惩罚、改造罪犯有关的社会关系的专门的综合性法典, 但其贯彻实施也需要其他相关配套的制度予以辅助, 因此, 有关部门应尽快健全与《监狱法》实施相配套的法规, 完善司法部监狱系统内部的行政规章制度, 将涉及罪犯权利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促进罪犯权利的实现。

2. 3 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加强监狱干警对罪犯权利的理性认识, 提高监狱法制建设

目前很多监狱干警不重视对罪犯权利的保障, 在思想上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认为罪犯到了监狱还讲什么权利, 这种认识在广大干警中是比较普遍的, 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监狱干警没有跟上我国的法治化建设的步伐, 缺少维权意识和责任意识。作为刑罚的执行者, 不是对罪犯自由的消极剥夺, 而是通过对其自由一定程度的剥夺, 对罪犯进行矫治, 使之重返社会, 过一种有责任感的社会生活。所以法律赋予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的强制力, 同时保护罪犯的权利, 正是监狱人民警察因为这种职业和身份的特殊性所肩负的法律责任, 所以监狱人民警察比常人更需要有尊重和保障罪犯权利的理性, 要不断提升监狱警察的法律素质。监狱必须针对监狱人民警察不同的知识储备、不同岗位的工作要求, 从根本上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刑罚执行能力。罪犯权利的实现, 主要依靠监狱警察来组织和落实, 因此监狱警察的素质、意识和执法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罪犯权利的实现。从实践中看, 侵犯罪犯权利的行为大多是由干警素质不高引起的。为了加强干警队伍建设, 提高干警执法水平, 切实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 我国政府规定, 监狱人民警察必须经过专门的法律和业务知识的培训, 在具备一定的政治业务素质后方能上岗。

2. 4 加强监狱的执法监督, 保证罪犯权利的实现

在我国, 对罪犯权利保护的监督, 有专门机关的监督, 也有社会监督。专门机关的监督指人民检察院对监狱的刑罚执行、狱政管理和教育改造等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监督。包括检察监狱执行法律和有关方针政策的情况, 及时纠正违反法律、政策的行为; 检察监狱执行判决、裁定的情况, 保障判决、裁定的正确执行; 检察监狱对罪犯及其亲属的申诉、控告、检举的处理, 保障罪犯合法权利。对干警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人民检察院有权提出纠正意见, 直至提起诉讼, 追究法律责任。对监狱的社会监督有多种形式, 各地监狱从社会各界聘请了执法监督员, 对外公布了监督举报电话; 各级人大也定期对监狱进行视察或专项检查,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定期视察监狱, 听取罪犯意见, 检查执法情况, 督促执法机关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监狱机关对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密切配合, 对存在的问题积极整改, 监狱的开放化、法制化、文明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近30年的建设和发展, 我国法治建设有了较大的进步, 人权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 我国监狱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罪犯人权保障理念落后, 监管体制不顺, 监狱管理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罪犯权利无论在理念层面, 还是制度层面, 或者实际运行操作层面都存在各式各样、或多或少的缺损现象。本文针对我国罪犯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我国罪犯权利保护制度的若干法律思考。

关键词：罪犯,权利保护,保障,问题

参考文献

[1]戴艳玲.中国监狱制度的改革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2]万益文.我国罪犯人权保障特点及其发展演进——纪念《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J].人权, 2012 (3) .

[3]陈梦琪.罪犯弱势群体之探讨及保护对策[J].杭州商学院学报, 2003 (5) .

我国罪犯分类制度研究篇3

关键词：罪犯申诉权利；保障；权利救济

中图分类号：D9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98-03

《现代汉语词典》中“申诉”词条是指“诉讼当事人或其他有关公民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不服时，依法向法院或者检察机关提出重新处理的要求。”罪犯申诉，是指罪犯认为自己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有错误，向司法机关提出撤销或者变更原判刑罚的请求。申诉是罪犯的一项法定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监狱执行机关在刑罚执行中如果认为判决有错误或者罪犯不服判决提出申诉的应当转请检察院或者原判人民法院进行处理的内容。《监狱法》同样规定对于罪犯因对生效的判决不服可以提出申诉并且对于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执行机关应当及时转递不得扣压的内容。可见在我国罪犯的申诉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罪犯申诉是司法机关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的重要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度一共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11.6万件，依法提起再审3万件，对原判确有错误或因其他法定事而进行改判的共7415件，占全年生效裁判的0.09%。同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对他们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向各级法院提出抗诉6354件。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要坚决纠正冤假错案。各级法院全年共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包括纠正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目前正在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办案人员的责任。”同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也把检察机关严防冤假错案作为必须坚守的底线。检察机关在对罪犯申诉案件中的“徐辉强奸杀人案”、“黄家光故意杀人案”、“王本余奸淫幼女、故意杀人案”等冤错案件认真复核证据，依法提出纠正意见。2015年各级检察机关全年共对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7146件。

但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冤假错案，没有一起是在监狱服刑期间通过监狱和驻监检察机关申诉成功的。虽然这些冤假错案的当事人都在监狱服刑改造期间坚持申诉，但最后都是在监狱服刑完毕释放后再申诉维权成功被法院改判无罪的。据《澎湃新闻》2014年12月23日报道“海南黄家光案中，黄家光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海南省检察院从2003年11月就曾受理黄家光的申诉，3年多之后的2007年1月，海南省检察院认定黄家光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海南省高院也于2006年8月、2007年10月先后两次对黄家光案进行复查，但都无一例外地驳回了黄家光的申诉。直到2013年10月，最高检对黄家光案立案复查，随后向最高法发出再审建议书，才最终促使海南省高院做出无罪判决。”从案例中折射出我们驻监检察机关和监狱在维护和保障罪犯申诉控告权利方面的工作还存在明显不足之处。

正在监狱服刑罪犯的申诉维权之路是如此艰难，驻监检察机关和监狱机关应深思在对罪犯进行服刑改造执行刑罚过程中，如何切实维护罪犯合理申诉权利，畅通申诉渠道，正确对待申诉罪犯特别是多次申诉未果持续申诉维权的罪犯，提高服刑罪犯申诉维权的效果？

一、我国罪犯申诉权利保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现行法律未赋予监狱对生效判决的实质审查权

从罪犯被公安机关送交监狱执行开始，监狱依据法律赋予的权力只是审核收监的“三书一表”（即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法院的判决书、结案登记表和刑事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的形式要件，但无权对送交的法律文书进行实质审查。只要送交的法律文书形式要件满足规定监狱就必须收监执行。《监狱法》第16条规定当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时，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必须要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法院的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同时移送给监狱。对于上述文件不全的，不得收监；如果是内容记载有误的，由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作出更正。法律并未授权监狱可以对判决的内容正确与否进行实质审查。

监狱在处理罪犯申诉过程中对涉及的案件实质性内容无法在“三书一表”中得到映证材料。一方面这些材料都是事实性陈述，对整个案件侦查、起诉、审理过程的动态并没有记录，更不会记载罪犯申诉理由最多的“刑讯逼供”等程序违法行为。第二方面这些材料往往和罪犯申诉的事实和理由之间无法相互印证，难以辨别罪犯申诉的陈述真伪其申诉的内容需要查看案件的完整案卷才能够实现。第三方面这些案卷分别归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保管，监狱机关还没有法律赋予的权力要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提供案卷进行查阅以核实罪犯的申诉是否属实。这是监狱机关对于罪犯申诉大多无能为力的原因之一。

（二）监狱对罪犯的申诉权利保障的意识还存在不正确的认识

监狱对罪犯多次申诉被驳回后仍继续申诉的认定为“无理缠诉”。《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罪犯依法提出正当申诉和控告的，不影响其考核计分。但利用申诉无理取闹，申诉被驳回后又无理缠诉的，应给予扣分或其他处罚。”“无理缠诉”就是经过申诉被法院或检察院审查驳回后仍继续申诉的。被认定“无理缠诉”会直接影响该罪犯的减刑假释。这无形中限制了罪犯依法享有的申诉权利。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监狱法》同样也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罪犯的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的内容。罪犯应当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监狱机关在对罪犯执行刑罚过程中，在不影响监管改造秩序的前提下应该注重保护罪犯合法行使申诉控告的权利而不能利用制度变相限制。

（三）罪犯申诉的程序不具有操作性

检察机关在每一个监狱都设立有驻监狱检察室，但在受理罪犯申诉方面成效不明显。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监狱法》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罪犯不服生效的刑事判决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和监狱在执行刑罚过程中认为原判决可能有错误而提请驻监狱检察室处理的申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均应依照《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处理。并且应该在收到监狱提请处理意见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将结果通知监狱。对于罪犯向驻监狱检察室提出或由监狱转送的罪犯申诉材料要按案件管辖分工查处或请有管辖权的机关进行处理。”《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办法》驻监狱检察室在审查申诉案件时如认为原判决、裁定正确申诉理由不成立的，应当将审查结果答复申诉人并做好息诉工作；如果认为原判决、裁定有错误可能需要立案复查的，应当及时移送到刑事申诉检察部门进行办理。2014年重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对于申诉人委托律师代理申诉并且符合申诉条件的应当受理。

罪犯在监狱申诉中能够直接受理的司法机关只有检察机关。但上述规定仅仅是程序性的规定。问题有四个方面：（1）驻监狱检察人员如何对罪犯申诉进行登记、核实、谈话、取证等环节未细化规定；（2）现行法律都未赋予驻监狱检察室或监狱到原审法院阅卷和调卷的权力；（3）对服刑罪犯虽然可以委托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代为送交申诉材料，但对于外省籍罪犯、无救济无接见无通信的“三无”罪犯和边远地方的罪犯基本无法提供这些申诉材料。（4）没有对驻监狱检察室在处理申诉案件进行问责的规定。总之现行的驻监狱检察机制无法有效承担审查罪犯申诉的职责。

三、我国罪犯申诉权利保障的制度完善

（一）监狱应在制度上配合落实罪犯申诉律师代理制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对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关于对〈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罪犯为其代理刑事申诉问题的请示〉的批复》中规定了罪犯有权委托律师或者亲友代理刑事申诉。监狱应当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允许代理申诉的律师或者亲友会见罪犯，监狱应提供必要的会见条件。对于代理申诉的律师和亲友会见罪犯，在提交法律规定的证件、文件后监狱应当在一周内安排代理申诉的律师和亲友会见并通知申请人。但该批复文件同时规定了监狱在安排代理申诉的律师和亲友会见时应有监狱干警在场。

司法部的规定为律师和罪犯亲友介入罪犯的申诉提供法律保障。但在具体落实中还需要监狱机关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这样在程序上能够让罪犯顺利完成申诉行为。同时为了便于罪犯克服恐惧心理，能够对申诉的内容进行无障碍的陈述，监狱在安排律师代理罪犯申诉接见过程中，在保证监管秩序安全的前提下，不应派监狱民警在场监视。另一方面罪犯在申诉过程中提出要求会见律师的，监狱应该及时通知律师并安排会见，这是罪犯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监狱应该保证。

（二）监狱应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处理罪犯申诉

《监狱法》规定了监狱在执行刑罚过程中，根据罪犯的申诉，认为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应当提请检察院或者法院进行处理。检察院或者法院应当在收到监狱提请处理意见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将相关的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机关。在具体施行过程中，一方面监狱机关目前无专门机构和人员专职负责处理罪犯申诉；另一方面监狱不能仅仅依据罪犯移送监狱执行时的“三书一表”来认定“判决可能有错误”而提请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

据此，监狱机关应设立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可以由监狱公职律师和聘请担任法律援助的社会律师加入该机构。该机构在维护监狱和民警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应承担罪犯申诉、控告、检举等审查处理工作。监狱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利用身在监狱的便利条件，约谈罪犯，倾听罪犯申诉，解答罪犯法律疑问。这样不仅可以更直接了解案情，还可以在对罪犯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对罪犯进行必要的安抚和教育，减少罪犯的错误申诉和滥诉，稳定罪犯情绪，促进罪犯安心服刑改造，维护监管改造的安全稳定。

同时在法律规定层面，为使监狱机关在处理罪犯申诉过程中能够查看案件的完整案卷，我们是否可以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允许监狱从事罪犯申诉的法律服务机构人员调阅案卷？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内容进一步拓展，把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加入到法律监督的环节中去，以监狱执行机关对刑事讼诉的实体内容进行监督的形式保证监狱调阅案卷权力的行使。因为罪犯执行也是刑事诉讼的一个环节，缺乏监狱执行机关的刑事诉讼是不完整的，也就无法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更谈不上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

（三）建立社会机构和人员介入罪犯申诉的处理和监督机制

我们可以参照英国的模式建立“监狱视察委员会”来介入罪犯申诉的处理和监督。在英国“监狱视察委员会是英国监狱的监督机构。英国从16世纪起就设立了监狱视察委员会，其目的是加强对监狱的管理和监督。20世纪后，英国建立了全国监狱视察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由内政部国务大臣或由国务大臣指定的法院任命。监狱视察委员会在每所监狱设立分会。视察委员会的委员负责视察监狱，并向监狱委员会报告地方监狱中滥用职权的问题，因此他们可以随意去监狱的任何地方，随时接触罪犯，听取罪犯的申诉和要求，检查任何登记簿，询问包括监狱管理、罪犯待遇等监狱中的一切情况。”①借助第三方的社会力量，完善我们处理罪犯申诉维权的机制，一方面可以抵消罪犯因为面对监狱和司法机关怕被打击报复而不敢行使申诉权利的顾虑，另一方面可以对监狱和驻监检察机关在处理罪犯申诉维权工作中的懈怠或不作为进行监督。

切实维护和保障罪犯申诉权利的顺畅行使，最大限度减少冤假错案，实现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要畅通在押人员控告申诉渠道，探索建立刑事申诉异地审查制度，健全冤错案件的发现和纠正机制的总体要求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和“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申诉权的制度保障”的目标，需要我们在制度创制上进一步完善，这样依法治国的方略才能在维护罪犯权利保障方面得以贯彻落实。

注释：

①中英监狱管理交流手册[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12.

参考文献：

〔1〕冯一文.中国服刑人员权利保障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6）.

〔2〕中国监狱学会，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罪犯人权保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秦强.人权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7（2）.

〔4〕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N].人民法院报，2013-5-6.

〔5〕陈卫东.刑事错案救济的域外经验：由个案、偶然救济走向制度、长效救济[J].法律适用，2013（9）.

〔6〕董坤.英国刑事错案防治研究——兼论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8）.

〔7〕李振林.加拿大：“亨利案”构建防错五机制[N].法制日报，2013-5-14（010）.

〔8〕浅谈当前我国罪犯人权保障的问题.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8e99ac0100c8q7.html.

〔9〕闵征.关于罪犯权利的深层思考[J].中国监狱学刊，2005（2）.

我国罪犯分类制度研究篇4

关键词：刑罪目的，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基本手段。

自从刑事社会学派以来，刑罪的功能不再是如报应主义者所主张的单纯的报应。功利的态度在刑罚的实现过程中逐渐攻占报应的核心地位。虽然报应仍旧在现代刑罚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与其“一统天下”的时代相比，已经不能与往昔同学了。于是，无论在刑事立法还是刑事执法和刑罚执行上原有的思维观念也不得不相应的转变。无论是理论工作还是实践者，无不是在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游戈，谁都没有绝对地主张某一种理论应该一统天下，仅仅是过多地倾向于某一种理论，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虽然就是渊源而言，出于功利主义的刑罚论，但是在如今就其作为刑罚执行的方式，报应论者同样又能赞成这些行刑方式。究其原因，仍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处理复杂事务的方法随之发展，同时使用或数种方式以其必然。惩罚犯罪不再是单纯地惩罚犯罪，剥夺他的犯罪能力，还在于威胁他人，既有报应的成分，又有威胁，剥夺罪犯能力以及矫正的成分。因此现代的刑罚目的应该是多元化的整合，而不是孤立的单个。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正是借此契机逐渐确立其刑罚执行手段的核心地位。因为作为手段，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是实现所以以上刑罚目的的最好方式。他们背后潜在的理论根据或者观念依托就是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合体。换言之，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作为手段的功能就是可以实现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内容。

一．“把犯人当人看待”，“人是可以改造的”——改造罪犯的理论基点

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的问题，“世界一切物质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能改变一切，”强调“人的因素第一，”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最传统的工作方法等等。在重视人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人的改造问题，指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达到主客观世界统一。

这种重视人和改造人的思想落实到监所改造罪犯工作上，就形成了从“把犯人当人看待”这样深层的出发点诠释“犯人”，提出“犯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重要观点。这也是我国与古今中外一切剥削国家对待犯人和坚所工作最根本的区别。

在如今，监管工作也要坚持“犯人是人”把犯人“当人看”的出发点，坚持“人道主义”反对旧式监牢虐待犯人的方法坚持人是可以改造的“坚持”以改造人为宗旨，“使之”成其为人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人是可以改造的”，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要把罪犯改造好”，出了必须具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根本性条件外，还必须要有好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在这些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8月8日，在接见外宾时，当听到改造罪犯思想比较困难时，他即明确指出：“这个问题不取决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

二．罪犯积极改造动机的培养

（一）通过进行改造目的教育，培养改造动机。

对罪犯改造目的教育是培养罪犯积极改造动机的重要方法，改造目的是全社会和监狱机关希望罪犯经过教育改造所达到的结果，当罪犯接受了改造目的之后，实际上就把社会对罪犯的要求和希望转化为个体的内在需要。通过教育，应使他们相信，监狱不是为了单纯制裁惩罚他们，而是为了挽救他们，把他们造就成适应社会的新人。同时，使他们看到改造前途，树立改造信心，形成长远的改造动机，产生正确的改造态度。比如，通过法律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从而产生罪责感和伏法认错的需要，通过进行德育教育，使他们懂得如何做人的道理，了解自己与社会发展的差距，产生自我矫正与自我完善的需要。只要坚持进行改造目的的教育，使罪犯认识改造的社会意义和与个人前途的关系，就能逐步培养罪犯积极改造的动机。

（二）通过强化罪犯的“闪光点，”培养改造动机

大多数罪犯都希望给警察留下良好的遵守监规纪律的印象，得到警察特别是专管干警的认可肯定。

在每个罪犯心灵中，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闪光点，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并加以肯定和鼓励，就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改造动机。如某罪犯的母亲来接见时，钱包被偷，他非常痛恨窃贼。我们可以启发他将心比心，站在受害者立场上看问题，认识自己罪行的严重性和改造的必要性。有的罪犯拒绝拉拢入伙，并向干部汇报，我们及时予以肯定，并予以鼓励，更加坚定了他们改好的信心。另外，罪犯的某些常态需要，如亲人的需要，交往的需要，自尊的需要等，只要善于引导，也有可能成为“闪光点”而激起积极改造的动机。

（三）通过干部言传身教，培养改造动机

监狱的特殊环境，既能使罪犯看到社会渣滓的丑严现象，也能使他们看到人类的优良品德，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监狱干部通过言传，使他们懂得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产生自觉地学习模仿真善美的意向；同时又通过身教，使这种真善美的形象清晰可见，存在于他们身边。

（四）通过体现政策，培养改造动机

罪犯罪犯入狱后，一般都会遇到较多的困难，如吃，住，医疗，劳动保护，家庭生活困难，妻子要求离婚等。我们如果在政策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必定会使他们产生对党和政府的感激心理，有时及时问题解决不了，只要干部尽了力，他们也会受到感动而努力改造。

（五）通过净化改造环境，借助家庭和社会支持，培养改造动机

这里讲的是改造狱内外人际关系和交往的问题，罪犯的改造动机，不仅是个体心理现象，往往因相互交流感染而形成群体心理。罪犯接触最多的是其他罪犯，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彼此之间的影响很大。罪犯集体的共同舆论对于罪犯的言行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罪犯中的消极情绪和违法犯罪心理的“交叉感染”，对改造动机产生有害的影响，而在积极的共同舆论作用下，一个采取消极改造态度的罪犯，也会由从众逐渐同化而内化，树立起积极改造的动机。就狱外而言，罪犯的家庭对罪犯的正确态度，以及各界人士的关怀与鼓励，对罪犯积极改造动机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借助社会力量进行的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措施，如向外延伸“综合治理”均能使罪犯心灵复苏，激起积极改造的动机，加速他们走向新生的进程。

三．劳动改造及其合理性

劳动作为一种惩罚手段，我们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时代。因为我们在历史的篇章中翻开惩罚史就能很容易的发现几乎是在每个朝代中都有它的墨迹。也就是让那些犯罪的人进行艰苦的苦力劳动，比如秦造长城，隋炀帝开运河都曾经动用大批的犯人。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劳动改造”，而是“劳动惩罚”，并且纯粹是一种惩罚手段，所以根本上体现是报应的观念。从这一点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般，现代的劳动改造实际上仍旧应该保留着惩罚的报应的成分。

何谓劳动改造？就定义而言，或许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种不同类似的表述，但我只能倾向某种表达，从语词结构上讲劳动改造由劳动与改造两个词语组成。劳动是一种手段，改造才使真正的目的。因此，劳动改造是指监狱依照法律规定以生产劳动为手段，对罪犯实施改造思想，矫正恶习和学习生活技能为目的的活动，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目的是为了通过生产劳动的途径教育改造罪犯。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本质。人类的生存，发展只是通过人类的劳动，创造的众多的物质资料，来满足人类的需求才能实现。并且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精神财富多是在人类劳动过程中不断积累的。虽然劳动还不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但是劳动是人类谋生的手段。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也就没有人类的社会。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就是劳动改造的哲学基础，也是劳动改造的必要性之一。

劳动创造人类的思维意识，思维意识支配人类行为。因此可以通过劳动来培养罪犯的思维意识，改变好逸恶劳的懒惰观，使其养成爱劳动的习惯，树立“不劳动不得食”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使其明白通过自身的劳动才能为自己赢得新生。并且也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在其回归社会后能够继续生存而不至于重蹈覆辙。

组织罪犯从事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劳动和适宜的生产劳动，可以增强体质，保持健康，避免在单纯的监禁中，长期无所事事，导致心情压抑，意志消沉，甚至于萌生逃跑，自杀和重新犯罪的念头。通过生产劳动可以使罪犯尽可能地掌握一种或多种生产技能及知识，可以为刑满释放后的就业谋生创造条件，防止他们因恶习不改或生活无着落而重新犯罪。组织罪犯从事与正常社会条件和形式相同或相进的劳动，可以培养罪犯与他人或社会的协调和合作精神，使之在回归社会后能够尽快地适应社会环境。使其不至于被社会淘汰，而重新犯罪。

最后国家通过财政支出准备相应的生产资料，罪犯自然成为劳动者，依据市场需求生产必须的产品。国家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强制罪犯进行一定的劳动活动，生产出劳动效果———产品。再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样不仅为满足社会需求做出了一定贡献，并且也可以满足了自己的生产，生活需求。

劳动作为对罪犯改造的一种手段，是世界许多国家通过的方法。许多国家以及联合国的文件都对组织囚犯从事生产劳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建国以来，我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许多在押犯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除掉了入狱前的恶习，培养了尊重他人，尊重社会，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许多罪犯由于在劳动改造中表现突出，依法获得减刑，假释，一些罪犯在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成为企业的生产骨干，工程师，厂长，有些还当上了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

四．教育改造及其合理性

教育作为一种手段，注重的是对被教育者根本性的影响，也就是用教育者的思想决定性的影响被教育者，使被教育者能够按照教育者所教育的行为。因此教育作为改造的方式，就是监狱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对罪犯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性教育活动，它的目的与劳动改造的根本上是一致。它们的宗旨都是“改造人”，使罪犯能够顺利回归社会，不致重新犯罪。

教育改造在其形式上可以分为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这就是在监狱中通常称的“三课”教育。思想教育包括：法律教育、道德教育、形势教育、政策教育、前途教育。文化教育简单地讲就是传授文化知识，按照罪犯原本的文化程度分成不同的级别进行划的教育，最高级别是自考。职业技术教育就是按照监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设置不同的职业技术培训，传授理论知识和开展技术实践。

三者之间虽然内容不同但最终都希望达到相同的效果。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法制教育等多方位的教育使罪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以前行为的错误性，确立正确的行为方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免在以后的行为中再犯相同的错误。文化知识是一个人明白道理的必备条件，因为只有具有基本的知识才能与书交流，与人交流。所以必须给罪犯开设文化课，传授知识，使其明白事理。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更容易的、更快的接受思想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监狱内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让罪犯在刑期内接受职业技术培训使其掌握一种或几种技术，回归社会后，而不至于无法适应回归社会的环境。因此“三课”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改造人”使其重归社会后，不至于再犯罪。也因为于此，检验教育改造的质量的关键就在于“三课”教育效果的最终实现。

总之，教育改造的提出顺应了刑罚的功利目的的要求，根本上教育改造可以实现刑罚的功利目的，现实中教育改造有两种效果——成功和失败，但是总的趋势是实现的目的，即改造了罪犯，使其成为了社会中的正常人。

宗上所述，在现代刑罚目的的指引下，为实现这些目的就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手段，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对其利用必须实现最大效果。因此就必须重视以教育改造为中心，以劳动改造为基础的刑罚改造体系，实现改造人、教育人、并最终实现使罪犯回归社会不致再犯罪的目的。而在监企合一的现实下，劳动作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作用发挥淋漓尽致，教育则屈居其下。根本上这是违背现代刑罚目的要求的，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重塑。

参考资料:

（一）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苏维埃中国》，第265—266页。

（二）《法制日报》2001年1月1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