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再社会化（共3篇）
罪犯再社会化 篇1
犯罪社会学认为, 犯罪是人的社会化失败的最高表现。犯罪人之所以犯罪, 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犯罪人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缺陷, 或者是社会化过程的失败。对于绝大多数罪犯来说, 这样的社会化缺陷是可以在后天修补和完善的, 但是, 对于正在服刑的罪犯而言却不仅仅是修补和完善, 而是监狱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的最重要任务, 是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实现首要标准的理论前提。可见, 罪犯在监狱的再社会化过程中, 罪犯亚文化对其再社会化成败不容忽视。
1 罪犯亚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亚文化又称小文化、集体文化或副文化, 指某一文化群体所属次级群体的成员共有的独特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施耐德指出:“亚文化指的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和价值体系, 它独立于社会上主导的行为和价值体系而存在, 但仍然是这一主要体系的一部分。生活在亚文化中的群体分享主导文明的因素, 但也保持某些独特的行为榜样和价值观念。”
罪犯亚文化是指监狱犯人特有的一种能通行于罪犯群体内部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规范、价值、习惯以及特有的行为方式的文化形态。罪犯亚文化现象通常包括:罪犯规则、罪犯暗语、罪犯的反社会意识化及罪犯亚群体等等。其表现形式有:腐朽观念, 亚审美文化, 亚道德文化, 特定的服刑心态, 隐语, 脏话, 纹身, 同性恋等, 罪犯亚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1.1 叛逆性
罪犯亚文化的叛逆性, 是指其通过非社会性和非群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抵制、否定和对抗社会主文化的倾向与态度。罪犯亚文化属于监狱主文化中的一小部分, 是为满足、适应监狱改造生活需要而产生、发展并被信奉和遵循的;亚文化为罪犯提供了可供支持的价值平台。但亚文化始终偏离并对抗于主文化, 并对监狱主文化进行抵制、反抗和否定。通常表现为对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否定和诋毁。罪犯亚文化在罪犯亚群体中赢得合理性与自我肯定, 这是对主文化的叛逆性。从而诱导出罪犯亚文化的反社会功能, 即鼓动、驱使罪犯亚群体对抗和否定监狱主文化所构建的行为规则和价值规范。
1.2 集合性
罪犯亚文化的集合性是指其对罪犯群体及其活动所具有的召唤作用和聚集作用。罪犯亚文化是罪犯的欲求、心态和本性的自然、真实流露, 给罪犯的欲求、情感以寄托和补偿的对象与可能。罪犯群体的“团伙意识”和“同类意识”反映出其与生俱来的“同病相怜”的亚文化价值观, 其在获得集体认同感与心理归属感的同时, 不但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而且更重要的是, 罪犯群体在一致对外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和利益纽带。这种文化链条促使罪犯群体集合在一起。而在其内部, 由于亚文化的诱导作用, 加之罪犯对亚文化的极大倾向性, 使得亚文化在罪犯群体中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功能。
1.3 扭曲性
罪犯亚文化的扭曲性, 是指其相对于健康的人类情感、理性而为的病态性叛逆倾向与畸异形态。罪犯亚文化常常反映出其群体的歪曲的心理欲求及气质倾向, 使罪犯群体在其庇护下以一种变态的心理去抵制、抗拒社会主文化。
1.4 隐蔽性
作为一种低层次文化, 罪犯亚文化从产生、传承到整合, 从具体形式到具体内容, 常以隐蔽形态为存在形式, 形成抵消专政威力的隐蔽力量。如在新入监的罪犯中, 初犯是外界社会亚文化的携带者;累犯、惯犯既是外界社会亚文化的携带者又是罪犯亚文化的传播者, 这些外界亚文化与罪犯亚文化一起整合, 以恶性循环的方式不断发展壮大, 依靠罪犯间的人际隐蔽、规模小的传播, 但这种隐蔽力量常成为我们监狱警察防不胜防、禁而不止的难点。
2 罪犯亚文化对罪犯再社会化的影响
罪犯再社会化是通过发挥刑罚的矫治功能和教化作用, 使犯罪人得以改过迁善, 再度适应社会。罪犯再社会化是现代刑罚的一种思潮, 体现了法治、民主、人道的价值追求。罪犯的再社会化主要围绕重塑价值认知和构建新的行为模式两个方面进行, 包括政治法律教育、个人素养提升、基本生活技能培训、文化知识培训、社会角色认知、出狱人保护等内容。而罪犯亚文化是罪犯在监禁状态下罪犯群体所特有的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背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监狱的亚文化对罪犯再社会化却有着不忽视的影响。
2.1 巴纳姆效应的影响
巴纳姆效应是由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于1948年通过试验证明的一种心理学现象, 它主要表现为每个人都会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他。人们在生活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巴纳姆效应, 每个人都经常受到他人的影响和暗示, 同时也在影响和暗示着别人。在罪犯群体中生活, 罪犯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其他罪犯言行的影响, 他们在长时间的监禁中, 逐渐学习了罪犯群体中的“亚道德文化”、“亚审美文化”及罪犯暗语、禁忌、习惯等, 如罪犯之间传播犯罪内容和方法, 易引起他犯的认同, 对监狱正面的教育产生抵抗;罪犯间在讨论案情时, 通过对比, 致使犯怀疑法律的公正, 罪犯在交流和接触中选择自己的“知已”, “老乡”, 进而结成团伙或帮派。在这种相互交往、相互作用与影响下, 这对罪犯的认罪、改变原有认知重塑新的行为带来负面的作用。
2.2 形成监狱人格
美国社会学家克莱玛在他1940年出版的《监狱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的, 囚犯经历监狱化过程中, “或多或少地沾染上监狱的生活方式、习惯和一般文化。”由于监禁刑带来的罪犯与社会的隔离, 一方面是使罪犯监狱化, 另一方面可能带来罪犯再社会化不足, 使罪犯丧失了社会的基本条件和环境, 经常在罪犯亚文化氛围中生活, 排斥和远离健康的集体生活, 致使部分罪犯在人格倾向上出现某些共性的偏差, 甚至发生偏离。我国台湾学者蔡墩铭认为, 对于一个监狱化了的罪犯来说, 其人格将会发生下列变化:依赖性增强;受暗示性增强;思考能力下降;惰性增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Brooks老头在假释之后, 无法适应监狱之外的自由生活, 从而最终选择自杀。像Brooks那样习惯了监狱, 习惯了在别人的控制下生活, 习惯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别人的批准, 而在自由世界里, 没有了的指令, 没有了起坐行卧的各种规章制度, 反而无所适从生活不下去, 这是监狱再社会化失败。
2.3 联结形成罪犯亚群体
监狱亚文化与监狱同步产生和发展, 常常是通过罪犯的口口相传而衍生、传承和扩散, 并因地域、民族和历史的差别而具有不同的形式与特色。在监禁下, 罪犯基于一定的动机和目的, 以某一特定相似性为纽带, 在狱内自发或自觉地结成松散或紧密的消极性群落, 如形成地域型亚群体、兴趣型亚群体、帮派型亚群体、“抗改”亚群体等。这些亚群体的形成, 成为罪犯亚群体的“群体意识”或“同类意识”, 给罪犯以一种集体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的满足, 为之提供精神和物质 (“靠山”) 的支持。监狱亚文化所唤起的这种“自己人”的感觉, 使得罪犯亚群体形成并对其他罪犯具有强烈的吸收和同化能力。这为罪犯的教育改造及再社会带来极大的不利因素。
2.4 罪犯改造异化现象
随着国家刑事法律政策的调整, 罪犯的构成有了很大变化, 罪犯改造趋向隐蔽化、功利化, 利己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 罪犯间相互监督成了相互包庇, 相互帮助成了相互利用, 内部“团结”一致对外, 向警察封锁消息, 那些检举揭发他犯劣行的犯人, 被视为“出卖朋友”, 遭到群犯的舆论攻击, 陷于孤立。那些藐视规范、带头闹事, 不畏惩罚的罪犯, 往往被视为“有骨气”, 受到他犯的赞扬;罪犯之间相互骚扰、讹诈、尔虞我诈、相互要挟的行为多见;还有些罪犯为达到提高服刑待遇、缩短刑期的目的, 往往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 以达到打击异己, 突出自己的目的。这种利己主义为主体的异化思想, 同样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
3 遏制、减弱罪犯亚文化, 促进罪犯再社会化
鉴于罪犯亚文化对罪犯再社会化有一定消极影响, 要避免罪犯成为再社会化的失败者, 对遏制、减弱罪犯亚文化, 以达到实现对罪犯的矫正、教育和塑造, 实现首要标准, 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3.1 加强监狱主流文化导向作用, 净化服刑改造环境
监狱文化的独特之处, 就在于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和主流的价值传播, 让罪犯释放向善的力量, 唤醒罪犯沉睡的道德良知, 使悖于社会主流文化的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得到纠正和重建, 残缺的社会化过程得以修补和完善。一是塑造先进的监狱文化, 营造先进的监狱文化环境, 营造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监狱监区改造环境;用先进文化精神理念来激励罪犯, 采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寓教于乐, 激发罪犯改造积极性;二是通过各种宣传工具与途径, 将监狱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和精神、意识、原则灌输到罪犯大脑中去, 为其思想指明方向, 为其行为树立标准;三是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作为载体,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让罪犯自觉感悟做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 循序渐进地修复自己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
3.2 充分发挥监狱警察在抑制罪犯亚文化的引领作用
监狱警察在对罪犯的监管改造中居于主导地位, 是抑制罪犯亚文化的引领者。一是监狱警察个人的人格、价值取向、品性、谈吐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修养、文化品位, 对罪犯的管理、教育、疏导乃至于批评或处罚, 都是一种文化的较量, 起着推动监狱主流文化向罪犯辐射的作用, 所以对抑制罪犯亚文化的滋生和传播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 监狱须加强对监狱警察的文化塑造与发展;二是监狱警察应善于运用惩罚性权力、借助法律的力量, 加强罪犯群体组织的文化控制, 分化瓦解罪犯中的消极群体;坚持文明改造的理念, 尊重罪犯的正常人格。对罪犯不打骂、不体罚、不虐待、不侮辱人格。三是监狱警察让罪犯参与监狱文化创造, 从兴趣、动机、情感、意志和性格诸方面引导激励罪犯, 使罪犯从心理上产生创造的冲动和激情, 把主流文化内化, 重燃生活的信念, 在文化创造中学会做人, 学生生活, 学会关怀与爱, 从而远离罪犯亚文化。
3.3 坚持监狱工作方针, 净化服刑改造环境
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 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 运用监管改造手段、教育改造手段、劳动改造手段净化改造环境, 打击罪犯亚文化。一是为瓦解、摧毁罪犯亚文化传播的温床, 遏制罪犯亚文化传播, 监狱应加大监规纪律整顿, 对那些屡教不改, 严重违反监规、甚至欺压他犯, 充当牢头狱霸的罪犯, 必须旗帜鲜明地依法严厉打击, 惩一敬百;对那些有违规违纪苗头的罪犯及时警醒, 加以教育和引导;严厉打击与分化瓦解那些混刑度日, 对抗改造的罪犯群体;同时规范奖惩程序, 完善劳动改造考核机制, 净化服刑环境。二是要使罪犯摒弃和远离罪犯亚文化, 接受监狱主流文化, 有赖于罪犯个体文化素养的提高, 监狱在运用传统教育手段的基础上, 创新教育改造的手段和方法, 突出教育的针对性、目的性、有效性, 全方位, 多渠道, 多形式、多视点的发挥教育的引导、控制、影响作用, 以提高罪犯接受社会行为规范, 提高文化素养, 提高适应回归社会生活的能力。如在监狱举行社会就业招聘会, 监狱、大学联合办学等, 可以营造良好氛围, 激发服刑人员文化、道德修养需要。三是劳动生产是教育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之一, 也使他们学到一技之长, 掌握刑释后就业谋生的本领。监狱要将“小文化”与社会“大文化”无缝对接, 使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如以罪犯兴趣为出发点, 以社会需求为主导, 抓好知识文化工程建设, 提升罪犯自身的素质。监狱把罪犯教育的重点落实到专业技能培训上, 建立教学实践基地, 开设锻造、电焊等社会亟需专业, 鼓励服刑人员结合生产需要开展技术革新, 开设职业技能专业班, 进行技术等级认证考试获得相应技术等级证书, 形成了社会、监狱共帮互助、内外联动的双赢教育模式。
3.4 加强社会力量的介入, 增强监狱主文化的生命力
监狱要大力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以增强罪犯回归社会的能力, 为罪犯走向社会搭建沟通平台, 一是着力建立好社会帮教志愿者队伍, 增强监狱内外文化的交流, 增强主文化的免疫力, 积极与职业高校、科研、医院 (社会心理咨询工作机构) 等机构挂钩, 聘请或邀请他们到监狱帮教、讲学、心理咨询。把原来的社会帮教由看望型转向送文化、送技能型转变, 着重罪犯生活技能的掌握培训, 增强罪犯重返社会的能力与信心。二是加强监狱与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互动, 如罪犯文艺汇演交流、社会帮教、刑释人员的回访、成立警示教育基地等。三是围绕“亲情”做文章, 通过亲情会见、亲情电话、亲情就餐、亲情短信等多种方式, 让亲属帮教正确引导罪犯参与社会热点、舆论的讨论, 用正确导向传播引领社会的主流, 引导罪犯正面接受认同, 并内化主流文化。
3.5 坚持进行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干预, 矫治畸形心理, 消除亚文化心理疾患
由于大多数罪犯在入狱以前已经形成的不良心理, 或心理障碍, 这在服刑过程中延续或恶化, 加上监狱特殊环境使罪犯形成了较具稳定性的不良心理状态, 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 罪犯在改造中出现的亚文化现象与其正常的心理状态被扭曲、心理健康出现障碍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科学运用心理学原理, 对罪犯进行心理矫治, 促进其人格完善, 是抑制罪犯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一是坚持罪犯入监心理档案登记管理工作, 开展好罪犯评估, 对恶习深、屡教不改的服刑人员强化行为训练养成教育, 矫正人格缺陷;定期开展心理辅导及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危机干预。二是正确分析服刑人员的犯罪动因和反社会行为, 培养罪犯的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三是利用传播媒介, 如监狱小报、黑板报、观看VCD、图片展览等, 开展宣传活动, 内容主要是一般心理卫生知识、简单易行的心理调节手段、心理承受和适应能力的训练;可设置宣泄区、静思区和心理调整区, 推出“健康小贴示”, 布置“健康园地”等, 提供劳教人员调整服刑心态和解决心理困惑的地方;开展专题讲座、讨论, 条件成熟后对服刑人员进行系统化的课堂教育。四是对心理矫治工作定位不能仅仅局限在心理问题的解答、治疗上, 要以心理矫治工作为依托, 把心理矫治中心建成集心理矫治中心、政策法律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为一体的综合咨询中心, 通过解决各种具体、实际问题来解决服刑人员心理问题。
总之, 罪犯亚文化作为矫正罪犯的一种顽症, 它产生于监狱内的环境, 只要社会还没有找到能够替代监禁刑的更好方式, 那么罪犯亚文化现象就会继续存在, 要遏制、减弱、削除罪犯亚文化, 必须坚持和体现“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重视发挥监狱主流文化的功能, 创造遵纪守法, 追求正义, “真、善、美”的监狱风气, 让罪犯的破坏心理、不满心理和重新犯罪心理, 消化在无形之中, 自觉追求尊重、自信、自强、公开、公平、公正等现代文化理念, 引领和推动改造罪犯的再社会化。
摘要：文章解释了罪犯亚文化以及罪犯再社会化的内涵极其特征, 分析了罪犯亚文化对罪犯再社会化的影响, 并指出监狱要在封闭的、与社会相对隔离的特定环境中完成对罪犯教育、改造, 使之出狱后成为守法公民。由于, 罪犯亚文化对其再社会化的影响, 为了避免罪犯成为再社会化的失败者, 从而实现首要标准, 遏制、减弱罪犯亚文化, 促进罪犯再社会化不容忽视。
关键词：罪犯亚文化,再社会化,遏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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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再社会化研究 篇2
一、罪犯再社会化的现实困境
1. 罪犯出狱后思想迷茫感较强, 不知所措。
罪犯在监狱内服刑改造少者数年, 多者十多年, 在大墙内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如今社会变迁日新月异, 出狱后早已是物是人非, 面对巨变罪犯无所适从感明显, 不知自己处于社会的何种角色, 自己又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 出现思想上的迷茫, 进而对其今后的出路看不到希望, 出现消极堕落甚至会重新犯罪。
2. 缺乏谋生技能, 生活无着落。
当前中国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大批的大专院校毕业生还徘徊在就业的门口, 对于刚出狱的服刑人员来说, 其就业的前景更不会令人乐观。同时大量的农村籍罪犯更是身无所长, 而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又造成失地人员, 缺乏基本保障, 又没有必要的技能和谋生手段, 对出狱后罪犯的顺利复归无疑会造成阻碍。
3. 与周围关系紧张, 人人避而远之。
罪犯的犯罪行为很多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 甚至对附近居民造成很大伤害, 当地群众对他们要么避而远之, 要么恨之入骨, 出狱后很难从心里接纳这部分罪犯。面对人们的冷眼和躲避, 这些人可能会破罐子破摔, 也有可能继续危害一方。
4. 社会未能提供必要的帮助。
面对出狱后的种种困难, 依靠罪犯个人的力量往往难以应付, 若有外界的帮助, 对罪犯出狱后无论是落实就业还是自主创业都显得很有必要, 从信息、技术、资金、政策上给予支持, 不但会增强罪犯重返社会的信心, 更会助其成功, 现如今中国对刑满释放人员所提供的各方面的帮助都显得微不足道。
二、罪犯再社会化问题根源
1. 罪犯个体思想未根本扭转。
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虽已经执行完刑罚, 但其消极落后思想是否得到扭转, 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是否消除, 社会危害性是否根除还不能保证。这部分人一旦流入社会, 有的会重操旧业, 甚至会更加疯狂作案, 手段更残忍, 案件性质更严重, 作案手法更熟练。所以对罪犯的执行效果不能简单以刑罚执行期满为完毕, 更主要的是消除其犯罪的思想根源, 从根本上消除其再犯的可能性。
2. 监狱改造手段的积弊所致。
现实中狱内恶性案件接连不断, 重新犯罪率离社会大众的期望值还有一定的距离, 当然造成这个不容乐观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单就监狱教育改造方面来说也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对思想教育工作重视程度有限;其次思想教育的内容空洞、脱离实际;还有思想教育形式单一, 缺乏灵活性。
3. 监狱职能多元化的影响。
根据监狱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刑罚, 改造罪犯是监狱的根本职能, 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是监狱的根本任务。劳动作为改造罪犯的一种基本手段, 通过劳动改造罪犯成为守法公民。这就使得监狱既具有刑罚执行的功能, 又具有生产经营的职能, 形成监狱职能的多元化。监狱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职能的发挥, 其目的为保障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而监狱的生产经营结果表现为监狱被利益驱动追求经济效益。这种状况势必影响刑罚的执行和罪犯改造的效果, 不利于罪犯重返社会。
4. 社区矫正制度的缺憾。
社区矫正对于增进罪犯与社会的联系, 实现罪犯再社会化的作用显而易见, 然而中国目前的社区矫正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法律依据的欠缺, 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把管制、缓行、假释罪犯明确为社区矫正的范围, 但法律并没有对如何保障社区矫正开展作出规定, 在具体操作时无法可依, 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 经费和专业人员都非常欠缺, 社区矫正对象也非常有限, 社区的设施和在社区从事的工作都无可落实, 监督管理机构难以实现有效监管, 社区矫正制度的价值无法完美体现。
5. 社会保障体系的匮乏。
中国正努力扩大保障范围, 确保城市居民生活得到保障, 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依靠。但毋庸置疑, 中国目前的保障体制还比较落后, 保障制度本身还不完善, 同时又未能有效落实, 还未覆盖到相当一部分群体, 保障的标准也较低, 不能有效满足这部分人的生活、就医、住房等方面的需求。当然对于刚出监狱释放的人员, 他们更需要得到保障部门的资助, 在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下, 这部分人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 在缺乏得以维持正常生计的境况下, 他们走上重新犯罪道路的可能性会增大。
三、罪犯再社会化应遵循的理念
1. 以改变罪犯思想根源为本的理念。
监狱的工作方针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 以改造人为宗旨, 而对人的改造最重要的就是对其思想的改造, 只有改变了其内心, 才能彻底消除再犯的可能性。因此监狱在改造罪犯的过程中, 要以改变其思想为原则, 通过政治道德教育, 法律政策的学习, 通过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弘扬积极向上精神, 潜移默化的熏陶, 逐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监狱还应拓宽教育的渠道和内容, 通过开展亲情帮教活动, 让其感受到家人和社会的温暖和关爱。通过半开放式的改造模式, 使他们不至于与社会隔绝, 其思想也会朝着健康的方向转变。
2. 确立监狱行刑人性化理念。
现代监狱的功能已不再限于惩罚罪犯, 更重要的被赋予改造罪犯、使他们能重返社会的使命。这就要确立人性化的行刑理念, 通过关心罪犯的基本需求, 唤起罪犯对改造和改造机关的认同, 促使他们更加自愿地配合改造工作, 这必将对改造罪犯有积极效果。对其日后的生活也将产生积极地影响。对罪犯改造过程中突出回归社会的行刑目的, 将促进罪犯回归社会纳入监狱行刑目的中。
3. 确立教育改造的社会化理念。
为适应罪犯顺利融入社会的工作要求, 监狱工作必须树立新的理念, 体现罪犯面向社会、面向未来的改造要求, 加快行刑社会化的进程。树立面向未来的理念, 以融入社会为导向, 通过社会化的教育改造模式, 缩小改造环境与现代社会的差距, 减少罪犯刑满后回归社会的落差, 引导罪犯提前感知社会, 为回归社会做好知识、技能储备及心理准备。监狱工作还要树立面向社会的理念, 突出教育改造工作的教育功能, 监狱要根据社会的形式和需要, 培养罪犯适应社会生存的能力。
四、罪犯再社会化的制度完善
1. 监狱确立开放式处遇级别制度。
开放式处遇级别制度, 就是在现行分级处遇基础上设置开放式处遇级别, 监狱允许经严格把关进入开放处遇级别的罪犯参加监狱组织的社会劳务承包和其他社会劳动。设置开放式处遇级别, 可以促进罪犯尽早回归社会, 罪犯只要积极接受改造, 就可以获得开放式处遇, 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虽然没有完全获得自由, 但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 这部分人可全方位接受社会发展信息, 同时还能掌握更符合社会需求的知识技能。目前的监狱企业为罪犯的学习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但监狱内的所学毕竟与社会有差别, 如果罪犯直接服务于更新更快、更符合社会现实需求的社会企业, 就可以促进罪犯掌握更先进、更实用的技能, 这样可以缩短罪犯社会化的进程, 拉近与社会的距离, 促进罪犯尽早回归社会。
2. 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制定《社区矫正法》, 完善刑罚执行体系。谈到《社区矫正法》的制定, 我们所要首先明确的一个观念就是:刑罚执行权的归属。刑罚的执行关系到司法权威的维护, 关系到公平正义的实现。刑法修正案 (八) 明确把社区矫正纳入刑法条文。但中国开展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职权划分、人员配备、经费保障还没有落实, 所以真正开展起这项工作还会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制定《社区矫正法》已是迫在眉睫。
3.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不能有效保证人民生活、就业、医疗、学习等方面的需求。这就迫切需要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要制定系统的社会保障法, 使保障主体, 保障对象, 保障标准, 保障工作开展程序以及相应的监督措施都要加以明文规定, 这样中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才能做到有法可依, 才能走上健康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才能更有效地保障社会上的弱势贫困群体。
社会保障关注的对象, 不但包括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还应把需要矫治的罪犯纳入其中。他们同样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帮扶。罪犯再社会化不但事关罪犯个人、监狱机关, 更是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要把这作为一项工程来抓, 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 共同参与, 共同努力, 确保罪犯释放后的零适应期, 确保罪犯顺利融入社会, 这是我们的共同期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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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罪犯矫正教育模式的再思考 篇3
一、从人性意义重新定位罪犯, 以罪犯为主体是实现教育以人为本理念的前提
(一) 尊重罪犯权利, 对罪犯贴普通人标签, 注重人性的回归
罪犯作为社会上的特殊群体, 由于他们的权利受到国家刑罚权的制约, 他们的现实权利往往低于法律的预设。提倡以人为本的要求监狱工作者尊重罪犯权利, 采取人性化的教育措施, 比如:北京监狱实行让罪犯从抱头蹲地改为坐小板凳等诸多人性化的新措施。作为教育者应消除对罪犯的偏见, 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去评价罪犯, 而不以一两次错误对罪犯有偏见, 要对罪犯寄予希望, 多欣赏, 多鼓励, 鼓励他们超越自我。
标签理论认为, 犯罪是社会互动的产物, 而个人被有意义的他人———如监狱教育者, 亲戚, 警察等贴上标签, 描述为偏差行为或犯罪者, 他就逐渐自我修正, 而成为偏差行为者或犯罪者。一个人被贴上“标签”, 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及其行为的定义过程或标定过程密切相关的。 (1) 因此, 监狱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一种重新定义或标定的过程来使那些原来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恢复为“正常人”。罪犯教育即对罪犯贴普通人的标签。注重人性教育及人性的回归。
(二) 注重教育的互动性, 理顺教与育的关系
打破传统的教育中, 教育者主动而被教育者被动的局面。罪犯作为受教育者虽然法律地位特殊, 但在教育方面主体具有平等性。要想取得好的教育效果, 就得发挥罪犯学习的主动性。罪犯不是附庸, 要讲平等尊重, 要讲理解引导, 不讲包办代替、强制命令;尊重罪犯人格, 保护罪犯隐私, 维护罪犯合法权益。
理顺罪犯教育中教与育的关系, 教即传授知识, 育即培育人才, 包括对罪犯的道德教育、习惯养成教育、心理教育、个性培养, 总之是关于教罪犯如何做人的教育;罪犯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合格公民而非单纯传授书本知识。这一教育目的决定了“育”的诸多内容较之“教”的知识更重要。使罪犯明确:方法比知识更重要:思想比知识更重要:智能比知识更重要:人性比知识更重要:创新比知识更重要:正确的人生目标比知识更重要。 (2)
二、从人的全面发展重新定位教育内容的多元化
(一) 注重社会角色定位、社会责任意识培养
罪犯这一社会群体的责任意识缺失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罪犯自我责任意识水平参差不齐, 较明显的是新入监的罪犯刚经历了从普通公民到罪犯身份的转变, 存在“主体我”和“客体我”, “理想我”和“现实我”之间的种种矛盾。罪犯重物质实惠轻理想目标, 没有树立正确的理想;在价值取向上, 重个人本位轻社会本位, 相当一部分罪犯把目光定格在个人的目标实现上, 凡事从“我”出发, 以我为中心;在思想观念上, 重自我实现轻社会责任的不良现象, 过于强调自身利益的实现, 表现出了社会责任淡化的倾向。
(二) 侧重罪犯能力、动机、自尊等方面的培养
1. 注重能力的培养
当罪犯进入监狱后, 处于过度干涉之中, 其主见性和相关的能力遭到破坏, 出于一种被动顺从和依赖的状态, 这将成为罪犯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巨大障碍。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两个:监狱工作者在太多的方面代替罪犯做决定, 让罪犯习惯了被安排。因此要注意培养罪犯自主自立能力, 自主自立能力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我决定性”, 包括一个人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心理习惯和相关能力, 在一个人的人格中处于核心地位。只有具有较强的自主、自立能力, 才能发挥一个人能动性和创造性。自主、自立能力应该从罪犯学习自主抓起, 自主、自立精神不仅仅表现在这些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这些具体的能力上, 更重要的是精神自立, 当遇到重大挫折和困难的时候, 不是首先想到向别人求助, 而是先独自面对、独自分析, 当然并非绝对的不向别人求助, 而是始终把解决问题的基点放在自己而不是别人身上。
2. 注重成就动机的培养
成就动机是个体追求自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工作, 并使之达到完美状态的动机, 即一种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力求取得活动成功为目标的动机。
(三) 改革单一的教材、教法, 引进先进的教学内容, 重组课程结构设置
罪犯教育中应实行“适当压缩必修课, 增开选修课, 规范劳技课, 丰富活动课”的改革思路, 将课程设置改为由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3个板块构成。
在搞好选修课的同时, 建立管弦乐队、合唱团、罪犯剧社、艺术体操训练队等兴趣活动小组。让每个罪犯在不同的课程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新的课程结构体系适应了罪犯主体发展的需要, 有助于发展罪犯个性、开拓罪犯视野、陶冶罪犯情操、培养罪犯能力。
(四) 教育内容向社会延伸
教育的成功不应该仅仅体现在课堂。更应该向社会延伸, 要积极创造条件, 引导罪犯走出监狱, 在实践中发现自己, 发展自己。让罪犯在与社会的接触中, 感受、学习, 丰富、发展。认识自我, 认识社会, 这是罪犯教育成功必不可少的两大条件。在完成学习任务之余, 积极鼓励和组织罪犯参加各种社会实践、社会公益活动。爱国主义教学基地作为罪犯长期固定的实践基地。倡议的募捐, 和残疾人做朋友, 到福利院去奉献爱心……利用这些课外活动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和激发了罪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组织罪犯开展丰富多彩的卓有成效的公益活动, 积极扶弱、助残、帮困。
三、实施新的教育理念, 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 激励罪犯内在动机
(一) 重新定位教育理念, 主张终身学习
以人为本的罪犯教育是以尊重罪犯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 注重发掘人的智慧潜能, 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特征的教育。在实践中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 激发罪犯强烈的探索情趣, 融入到建立适应罪犯主动发展的教学模式中去, 授之以方法, 即学会求知, 学会做事, 学会共处, 学会做人。通过教育使罪犯学会自我成长。自我教育主张终身学习, 它是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实现个体发展的需要, 贯穿于人的一生的, 持续的学习。罪犯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选择最适合促使罪犯热爱学习、学会学习、学有成效。促进其全面发展。
(二) 注重刑罚理性化, 把握惩罚的度
正确认识运用惩罚, 刑罚惩罚并非以人格惩罚要把适用刑罚的过程看作是教育人、挽救人的过程, 看作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过程, 通过采用人性化的执法方式, 不断扩大和谐稳定的社会基础。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特别要把握惩罚的“度”, 要因材施“罚”。惩罚是个双刃剑, 必须要因人而异、适度。要顾及对方的承受力、尊严。
(三) 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正确实施强化教育, 防止强化过当
对罪犯的奖励特别注意不要带有监视的意味, 最好不要通过物质许愿、金钱刺激等方式, 这样容易模糊努力目的, 从长期来看反而容易降低前进热情。奖励的标准不要仅仅只看最后的结果, 而是重在肯定他的努力程度、进步幅度、能力的提高以及成绩的“含金量”。最好选择激励式奖励。激励不能停在口头表扬或物质表扬, 流于形式的奖励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奖励包含了信任和期望, 又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鼓励表扬要“滴水藏海”。奖励除了要注意对具体事情的表扬以外, 还需要把具体的事件上升到某一高度, 为罪犯的进步指明方向和目标。
四、建立多元化的教育评价机制
要注意给予罪犯多元化的评价。不能把学习成绩作为评价一个罪犯好坏的唯一标准。通过创建系列文化活动, 让罪犯在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中展示自我, 在活动中培养高品位的人文精神。使每个罪犯都有机会参与活动。除了开办艺术节、体育节、读书节和科技周等, 还可以组织各类活动, 比如体育类的:足球赛、篮球友谊赛、排球联赛:文艺类的:卡拉OK大赛、集体舞篝火晚会;艺术类的:摄影、美术、书法、篆刻比赛。
五、使罪犯重新回归社会生活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是实现教育以人为本理念的最终目的
(一) 罪犯监狱化的存在
使罪犯重新回归社会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需要实现罪犯的重新社会化, 然而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 与社会隔离、封闭, 而且有着不同于管理体制及人文环境, 罪犯长期处在监狱环境中, 存在着罪犯监狱化现象, 让罪犯在监狱环境中去重新社会化, 这种做法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监狱社会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 在那里罪犯受到严格的管束:高度的近体度 (即身体在空间上的接近程度, 它可以影响人的心理状态) 使他们毫无私生活和个人隐私可言, 监狱规则和生活日程迫使他们趋于同一行为模式, 与外界隔绝使他们的知识范围受到极大限制, 尤其是共居一室、清一色的囚服、毫无二致的饮食、在同一时间按同一规则做同样的事情并准备承担同样的责罚, 这种严格刻板的生活方式, 培养了罪犯中的强制性平等。在这种生活状况下, 罪犯的人格受到贬损, 自身价值遭到否定, 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人身自由和意志自由、商品与服务、安全与归属, 以及异性交往等基本需要处于高度不满足状态。作为犯罪“标签”的刑罚, 监狱职员的工作态度与方式, 罪犯自身的既往经历、反社会性的大小以及个性特征, 监狱职员与罪犯之间以及罪犯群体内部的人际互动等, 都可能对罪犯监狱化的发生与程度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特质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公众对罪犯的摒弃或宽容的态度, 也深刻制约着罪犯监狱化的有无与程度。 (3)
(二) 罪犯重新社会化是罪犯教育的最终目的
罪犯监狱化现象的存在, 也对罪犯教育提出了挑战。加大罪犯社会化也就成为克服或减轻罪犯监狱化的必要途径。在罪犯在押期间, 社会给罪犯以一定的关心与帮助 (如社会帮教) , 罪犯解教以后, 社会予以热情的接纳 (如社会安置、复学、接茬帮教等) 。
综上所述,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罪犯教育的价值取向具有了创造人的价值的意义。它以充分开发罪犯个体潜力为己任, 以重塑完整健全人格, 培养合格社会公民的培养为目的。通过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来启迪罪犯的智慧, 开发个体潜能, 帮助罪犯在观念的碰撞中理清思绪、独立判断、作出自主的选择, 体现的正是以人为本教育价值的取向。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的罪犯教育能更加注重罪犯的主体性, 发扬罪犯的个性, 挖掘潜能, 突出创新能力的培养, 满足罪犯的需要, 以达到回归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
摘要：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推进, 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已成为监狱的核心任务, 监狱工作的重心将转向罪犯教育。在罪犯教育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要以罪犯的个性发展需要为本, 最大限度的挖掘罪犯的潜能, 要求罪犯教育从传统的教育改造向发展性教育转变。在对罪犯依法惩罚和严格管理的基础上注重对罪犯的人性化教育, 注重罪犯的人性复苏和回归, 注重健康人格的重塑, 完成罪犯重新社会化的目标。
关键词：以人为本,罪犯教育,改革,创新
参考文献
①陈士涵《人格改造论》学林出版社, 第76页.
②朱健梅, 桂富强《以人为本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西南交大出版社, 2008-12-1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