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脱逃的原因分析（共6篇）
罪犯脱逃的原因分析 篇1
来自: 时间的玫瑰(别人的天使)2011-11-24 23:09:13
近年国内部分监狱脱逃事件 时间地点 案情细节 结果
2011年10月26日 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朴永君在监外就医治疗心脏病时，被4名不明身份的人强行抢走，成功脱逃，一名监狱干警受伤 脱逃14天后，于11月9日上午在吉林落网 辽宁沈阳第二监狱
2011年9月11日 在押犯人王振轻突破4重围墙从监狱中逃脱。据其家属透露，王振轻曾经是一名特种兵 14天后，王振轻在河南郸城县落网。11月17日，衡水市检察院通报称，王振轻犯脱逃罪被加刑4年 河北深州监狱
2011年1月1日 1名犯罪嫌疑人在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期间逃脱 出逃18小时后被抓获，2名责任警员被停职 江西余干县看守所
2010年4月13日 3名囚犯袭警越狱未遂 主谋获刑18年 广西西林县看守所
2009年11月15日 在押犯人刘宏从德山监狱东面4.5米高的围墙上翻墙逃脱，案犯在逃亡期间还买车交朋友找情妇 2010年11月被安徽省安庆市警方抓获 湖南德山监狱
2009年10月17日 4名囚犯杀害狱警后切断狱警手指，用指纹开门越狱 1人拒捕被击毙，其余3人三天后被抓获，后均判处死刑，原监狱长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呼和浩特第二监狱
2009年6月1日 1名服刑人员爬梯子修理高墙附近的电线乘机逃脱 数小时后被警方在50公里外抓获 安徽阜阳九龙监狱
2009年5月23日 4名在押人员假装斗殴，趁监管人员打开监室门时逃脱 1人在逃脱时死亡，5月28日警方在河南将其他逃脱3人抓获 安徽界首看守所
2009年3月1日 2名无期徒刑在押犯用钢锯条锯断车间下水道的隔离网后，越狱逃跑 1名逃犯3月3日被举报后抓获，另1名于7月6日在西安被抓获 陕西汉中监狱
2007年11月23日 8名犯罪嫌疑人袭击看管人员后集体越狱 20天内8名越狱人员全部落网，以暴动越狱罪分别被判处9年半至无期徒刑，看守所所长被免职并逮捕 江西兴国县看守所
2005年8月16日 6名犯罪嫌疑人自制工具将监室的内门捅开后挟持值班民警，构成暴动越狱 6名主犯被判死刑，同案受审的另外33人有8人被判处死刑，3人被判处死缓，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河南商水县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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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脱逃的原因分析 篇2
所谓社会化, 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 通过学习知识、技能以及各种社会规范和行为要求, 逐渐形成独特的人格, 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 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 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彭怀恩 (1996) 认为:再社会化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 是指一个人在一种与他原有经验不同规范与价值的环境里, 重新社会化的过程, 必须重新学习价值、角色及行为, 它能导致与先前社会化过程不一致的新价值观和行为。Schaefer&Lamn (1995) 认为:再社会化是指在个人生活转变中, 人们抛弃从前的行为类型而接受新的行为类型的过程。Goodman (1992) 认为:人们有时会发生再社会化, 亦即舍弃原来的基本态度、价值与认同并重建新的代之。从以上的定义可以得出: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本质是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对罪犯而言, 再社会化的过程显得尤为艰难。首先, 在入监前, 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已经存在问题。其次, 入监后的监狱环境不仅不能提供良好的再社会化的条件, 反而可能会促使犯人发展成反社会化。而不良的社会化甚至是反社会化无疑会增加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可能性。鉴于此, 很多研究者投入到罪犯再社会化的研究中来:监狱的色彩和建筑对心理的影响、刑法目的的转变、行刑社会化、罪犯心理调适、社区矫正等角度研究和论述了罪犯的再社会化。上述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法律、制度、社区矫正等大的环境因素, 我们认为, 虽然法律、制度和社区矫正甚至是监狱建筑在罪犯的再社会化过程中都有其重大的作用, 但是, 这些大的环境因素在短期内, 都难以一步到位的得到实现, 而且从马克思的辩证主义来看, 这些都是外因。我们认为, 在短期内外界环境得不到大的改善的情况下, 良好的心理健康基础是当前罪犯再社会化的关键因素。
二、再社会化的心理基础分析
研究者一般把罪犯的心理构成划分为三个部分:常态心理、犯罪心理和服刑心理。犯罪心理和服刑心理会阻碍罪犯的再社会化。在具体的罪犯心理矫治中, 这样的划分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实际意义, 是“是什么, 而非为什么”, 是描述而非解释。常态心理、犯罪心理和服刑心理本质上共享的是人的基本心理功能, 简单来说, 就是心理的知情意。犯罪心理和服刑心理是知情意的异常表现和发挥引起的。因此, 我们在分析罪犯的再社会化的心理因素时, 应该集中于心理的知、情、意。
三、罪犯再社会化中的认知因素
认知能力是指人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 即人们对事物的构成、性能与他物的关系、发展的动力、方向以及基本规律的把握能力。它是人们成功的完成活动最重要的心理条件。知觉、记忆、注意、思维和想象的能力都被认为是认知能力。智力是认知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 影响罪犯认知能力的因素
影响认知能力的因素有很多, 如遗传、成熟、年龄、职业、教育背景、身体状态、情绪、外界的物理、社会环境等。在整个罪犯群体中, 从笔者到云南监狱调研的情况来看, 初中及以下水平的罪犯几乎占到90%, 这其中小学及以下水平的又占了绝大部分。从心理发展和教育来看, 受教育的年限和水平,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水平。具体而言, 如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认知, 事物的发生和发展, 对社会规范、法律的理解等。罪犯刑满释放进入社会时如果没有较好的认知能力, 那找工作、与人交往、处理矛盾和冲突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会变大。教育是能提高个体认知能力的一个主要途径。因此, 监狱应该对罪犯进行必要的文化教育, 虽然在未成年管教所有相应的阶段教育, 但是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上课老师基本上以监狱干警为主, 未成年犯更多的是基于关押场所的要求去学习, 缺乏主动性和兴趣。在成年犯中, 系统的教育基本上是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所以, 如果要提高罪犯的认知能力, 我们必须改变监狱现在的教育状态, 建立系统有效的教育体系。
(二) 针对常见的认知偏差对罪犯展开教育
在具体的认知过程中, 我们常常会出现一些认知偏差, 如对自我认知的偏差 (过高或过低的评价自己) 、对他人的认知偏差 (以貌取人) 、偏见、归因的偏差、绝对化的认知、以偏概全的认知等。这些偏差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出现, 但是有些认知偏差就是罪犯犯罪和不服从改造的原因。因此, 我们要对这些常见的认知偏差进行宣传、说明, 比如说利用心理健康宣传和讲座, 让犯人知道自己犯错误的认知原因。
四、罪犯再社会化中的情绪因素
正常人都会有情绪, 如喜怒哀乐、恐惧等, 但是罪犯特别是激情犯罪的犯人, 常有比较极端的情绪体验, 如暴怒, 如果极端的情绪体验不能得到很好的管理和控制, 那往往就会发生伤人伤己的情况。情绪管理, 就是用对的方法, 用正确的方式, 探索自己的情绪, 然后调整自己的情绪, 理解自己的情绪, 放松自己的情绪。因此, 在罪犯服刑期间, 心理健康宣传和教育、心理矫治要注重情绪体验、情绪管理的宣传、讲解。如果犯人学会理解自己的情绪体验并能利用情绪管理的知识来较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那将有利于犯人的改造和生活。
五、罪犯再社会化中的行为:劳动和人际关系
穿统一的囚装, 统一出操, 统一劳动, 统一吃饭, 统一活动, 服从监狱和干警的安排和指挥, 这基本上是罪犯在监狱的行为表现, 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并不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
首先是劳动的问题。罪犯能否再社会化特别是出狱后融入社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能找到谋生的工作, 这就涉及到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的问题。当前监狱的生产基本上是水平很低的原材料初加工, 如捡豆, 编编织袋等, 这样的劳动显然无助于犯人劳动技能的提高, 所以, 监狱应尽可能的提高生产水平, 这既有助于收入的提高, 也有助于锻炼、培养犯人的劳动能力。在监狱中, 现在也在开展一些劳动技能的培训, 但是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够, 监狱应该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劳动技能关系到犯人出狱后的生计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再社会化的基础。
其次, 人际关系的问题。监狱的环境、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让犯人很难维持正常人的人际关系, 如正常人中的信任、友爱、支持、相互理解等。如果没有人际关系的支持, 我们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加大, 所以, 在当前监狱强调统一和服从的情况下, 应该让犯人学会建立较好的人际关系, 如允许兴趣小组的成立, 犯人在志同道合的氛围更容易建立人际关系, 采取团体心理辅导的方式让犯人学一些基本的人际交往技巧和能力。
在上述论述中, 会有一些措施和方法让监狱方感觉困难, 如教育体制的系统投入和开展、劳动生产, 甚至是兴趣小组也可能会给监狱单位这样的想法:犯人拉帮结伙。总结起来, 就是监狱管理安全的问题。但是, 如果我们认为刑法和监狱的目的是从复仇、惩罚到拯救、教育、重新做人, 并能理解和贯彻监狱的首要标准, 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 那么我们就能接受、理解并实施有利于罪犯再社会化的努力和措施。在有助于罪犯再社会化的方法和措施中, 我们认为罪犯心理的正常是基础, 只有具备良好的个体内因基础, 其他外界的因素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而且如上所述, 罪犯正常心理的建设也是在短期内我们可以做、并能做好的。
摘要：罪犯的再社会化本质上是对社会的适应, 监狱的建筑和布局、刑法目的的转变、社区矫正等都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 但是本文认为, 正常、良好的心理是罪犯再社会化的基础。本文分析了罪犯心理中的认知、情绪管理、劳动行为和人际关系, 以期对罪犯的再社会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思考。
关键词：罪犯的再社会化,罪犯认知,罪犯情绪,罪犯的行为
参考文献
[1]章恩友.罪犯心理矫治[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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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萍, 黎光宇.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完善[J].理论学刊, 2008 (4) :90-93.
罪犯脱逃的原因分析 篇3
对于本案应由谁来承担责任, 存在两种分歧意见, 其中一种意见认为, 应当以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对黄某和朱某提起公诉, 笔者当然同意此种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司法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 致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脱逃,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 是指由于负有监押在押人员职责的司法工作人员未尽职守或者未严格履行义务或者工作严重不负责任, 导致在押人员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所谓的脱逃, 指从羁押场所、改造场所或者押解途中逃走。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法律、规章、制度和司法机关对在押人员的正常管理和正常工作秩序。在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监押在押人员的司法工作人员失职导致在押人员脱逃, 造成严重后果。而主体只能是负有监押在押人员职责司法工作人员, 其他人不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 即行为人应当预见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因过于自信造成在押人员脱逃。在本案当中, 无疑黄某和朱某的主体身份是适格的, 无疑黄某和朱某在主观方面是存在过失的, 黄某擅自外出, 仅留朱某一人看守, 而朱某仅用一支手铐一把门锁就轻信可万无一失, 还离开被看守人员接听电话, 给了赵某逃跑的机会, 黄、朱二人可谓严重不负责任。如此一个对社会存在危害的犯罪分子逃跑后, 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一名幼女被强奸了!这就是客观的表现, 这就是司法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 导致在押犯罪嫌疑人脱逃造成的严重后果, 而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司法机关对在押人员的正常管理工作秩序则被侵犯了。此种符合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构成要件, 因此, 应对朱、黄二人以该罪提起公诉。
当然还有意见认为, 朱某的行为不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因为赵某不应该定义为在押人员, 而朱某既然已经把赵某拷锁在铁凳上就已经尽了其应尽的注意义务, 不存在过失, 而且大门也已经锁好, 如果不是黄某打开大门, 赵某不可能顺利逃出。因此种种, 都不应当对朱某追究责任。
笔者却要说, 两位负有监管职责的司法工作人员敷衍了事, 被监管的犯罪嫌疑人瞅了时机逃跑并继续作恶, 导致了一名幼女被强奸的悲剧。同是严重不负责任, 却有观点认为朱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列举理由一二三, 却已走入了逻辑错误。
首先, 认为赵某不属于在押人员, 理由是他当时不在看守所。笔者认为, 赵某已经被采取了强制措施, 在此意义上就是一名被羁押人员。如果按照前者的逻辑, 当基于侦查的需要, 将犯罪嫌疑人外提辨认罪犯、追缴相关财物时他就不是在押人员了?
其次, 认为朱某把人烤锁在铁凳子上就已经尽了其应尽的注意义务, 否认了朱某的过失且把责任归咎于朱某是被黄某安排的, 于是监管失职的结果只应由黄某来独自承担。如果朱某是一般人, 也许我们不应苛求, 但是, 他是一名国家民警, 严加看守犯罪嫌疑人, 确保办案安全本就是他的法定职责和义务, 他明了审讯、看守的安全防范规则。他对无人看管嫌疑人的危害结果有预见义务与能力, 他的工作无需他人安排, 更不可随意推卸!在看管嫌疑人那么严肃的任务上, 朱某此时的过失是不可推卸的。
再者, 有意见认为如果只有朱某接电话未监管到赵某这一方面的原因, 而没有黄某打开大门, 赵某就无法脱逃。朱某和黄某的过失缺了一个, 都不会造成现在的结果。不知不觉的, 其观点也赞成朱某构成犯罪, 两人的共同过失行为彼此推动, 以至于产生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产生。共同过失行为作为一个整体, 与危害结果毫无疑问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朱黄两人就都应分别按其所犯的罪接受处罚。
在此, 笔者再次重申朱某应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
审讯犯罪嫌疑人, 必须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 黄某在此过程中提出仅由朱某一人看守并代为值班时, 朱某本应当有对黄某提出纠正的义务, 但朱某没有, 是失职;朱某轻信将犯罪嫌疑人铐锁在铁凳子上并将机关大门锁上就是双重保险, 没考虑到其他人打开大门的可能, 是失职;朱某一人看管之际接电话也未安排他人代为看守或相关措施, 让犯罪嫌疑人脱离监管, 也是失职。
所以, 笔者认为朱某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
摘要：文章基于一则案例, 分析某民警失职行为的界定问题, 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希望能引起相关方面对于类似案件的关注。
论迟子建笔下的罪犯形象 篇4
1. 愤怒的报复者
报复是受侵害的个体对侵犯者的一种反击。从程度上看, 报复或是出于本能反应而对施暴者进行防卫, 或是经过长时间的策划而进行更具伤害力的施暴。而在民间社会中, 它是人们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或伤害时对自我的保护或者反抗。在古代, 广大劳动人民常常处在被压迫的状态, 不堪忍受者则充当了复仇者的角色奋起反抗, 这在民间是被大家称赞的英雄, 是民间状态的一种惩恶方式, 甚至形成了“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朴素观念,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深藏在民间百姓意识中的正义观和道德观, 所以当他们自身或家人在肉体或精神上受到侵害时, 他们会出于本能采取一种还击的手段。实际上, 这种暴力行为恰恰显示了底层百姓的弱势地位, 当外界行为已超出自我承受底线时, 只能通过这种非理智的行为进行索偿。而在这种报复者中, 又以情杀居多。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 血缘基础是“仁”的诸多结构体系中的重要一脉, 家庭则主要依靠血缘维系。家庭本位观念在民间社会观念中占据着主体地位, “中国家庭的本位的主要表现是把家庭看的比个人更重要, 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 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唱妇随之类”[1]。一旦有外界因素起破坏作用, 他们便会用尽全力维护, 甚至不惜任何代价。而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各种关系的纽带和中心, 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以血缘为基础, 而是以男女两性的爱情作支撑。夫妻关系的破裂不仅是家庭关系崩塌的关键性所在, 而且是一方对另一方情感的背叛。在迟子建的中篇小说《第三地晚餐》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为主人公陈青的婚姻危机;另一条则是其母的命运遭际。陈师母本是有名的美人, 然而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胳膊, 嫁给了脾气暴躁的陈大柱, 变得“整日低眉顺眼的”, 其夫陈大柱则背着妻子与邻居王卷毛偷情。女儿陈青也面临着婚姻危机, 误以为丈夫经常与情人赴“第三地”幽会。陈师母最终用一条胳膊杀死了“用两条胳膊搂抱我男人的女人和非要搂两条胳膊的我的男人”而成了罪犯, 陈青虽历经挫折, 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最终和丈夫和好如初。同样面临着情感与婚姻危机, 处在弱势地位的陈师母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在听之任之、无法奏效之后只能采用极端行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再如《蒲草灯》中的“我”同样是为报复妻子与舅舅的奸情而成了杀人犯。
自由自在是民间社会的显著特征。与官方的相对疏远和对立养成了民间百姓自由散漫、无视纪律的性格。他们喜欢依据自己的天性处理事情, 因此一旦遭受伤害, 他们不会运用理性思维去考虑后果, 而只注重眼前的利害得失, 享受报复的快感, 因此报复同时也是民间个体对自身理性审视缺失的一种体现。《一匹马两个人》中老头的儿子是一个对女孩子并无多大兴趣的晚熟的男孩子。一天老头家的鸡钻进了薛敏家的菜园, 将刚出苗的菠菜给吃光了, 薛敏不要对方赔钱, 却“非要她家的菜地一夜之间长出和原来一样的菠菜”。在薛敏的咄咄逼迫下, 老头的儿子采取了强奸手段进行报复。出狱后, 又为报复他人的闲言碎语, 他故伎重演。《鸭如花》中的逃犯下岗后成了无业游民, 因赌博输钱向父亲要钱起了争执, 骂自己的老父亲是“茅房里的蛆, 是垃圾坑里的老鼠”。父亲不但没有给他钱, 而且从心眼里瞧不起他。“还得亏这蛆和老鼠养活了你, 不然你就到街上喝西北风去吧!”为了报复父亲, 逃犯举起酒瓶朝父亲的脑袋砸去。
报复同时还是嫉妒心理的一种延伸性发展, 这种心理是处在相对弱势的个体对某一方面比自己优越的他者的一种不满, 甚至是仇恨。《鬼魅丹青》中的谢福是一个更官, “五十三了, 仍是光棍一条”。他相貌丑陋, “鼻子是拧的, 眼睛是斜的, 嘴巴是歪的, 耳朵一大一小”。因此, “尽管他谢福把拉林小镇的媒人求遍了, 他家的门槛, 还是没有穿花衣的她进来”。最终, 谢福因制造伪证而被判刑, 蔡雪岚因一只黑鸽子而丧命。谢福嫉妒刘文波:“妈的, 我一个老婆都没有, 他凭什么有两个。”伪造证据致使刘文波入狱, 事情败落后, 自己也没有逃离法网的追究。
复仇心理是人性的弱点, “是一种野生的裁判”[2]。某种程度上它在维护了正义的同时, 也造成了新一轮的伤害, 它不能对事物的发展带来积极性的影响。在这其中人性经受了善与恶的考量后更多显出恶的一面, 但民间的善具备更大的力量, 它天然地具有一种宽容的力量。《蒲草灯》中的“我”被骆驼的善良所打动,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逆行精灵》中的黑脸人在“那一瞬间他想起了妻子, 他杀了哥哥后自己也会偿命, 谁还会管那个女人?还有他的孩子该怎么办?嫂嫂失去哥哥后是否也会像妻子一样精神失常?”谋杀哥哥的念头渐渐消失了;《鸭如花》中的逃犯从看守所里逃出来时, 没有和其他罪犯一起逃避追捕, 却选择回父亲的坟头忏悔, 当徐五婆协助他完成这一心愿后, 他便主动到公安局接受了法律的最终制裁。
2. 物质利益的追趋者
人类有生存欲望和文明欲望, 前者为最根本。只有保证了生存才能够去追求更多精神层次的东西。在人类文明史中, 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存的物质环境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我国古代民间, 老百姓首先必须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上交官方, 因此在民间对于五谷丰登、丰衣足食的向往十分强烈, 生存需要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而在当代, 改革开放使得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但自九十年代以来, “打工潮”逐渐升温, 成为了城市中底层百姓的主要代表;而在地处边陲的塞北小镇, 靠土地生存的农民甚至无业游民则同样是民间普通老百姓的主体, 他们不但可能失去受到同等待遇的机会, 甚至会失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保障。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曾表达了农民对物质的渴求, 这种渴求在政治的压力下逐个夭折与破产。但政治的解压、思想的开放并没有完全让广大的底层百姓获得物质保障, 仍有大量农民及城市贫民挣扎在生存的底线上, 在文学中体现对物质需求的追逐是作家对底层人民现实处境的一种深切同情。“犯罪是为了获取某些好处。如果犯罪的观念与弊大于利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人就不会想犯罪了”。[3]当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保障时, 求生本能只能驱使他们选择非正常渠道获取物质资料, 迟子建笔下的很多罪犯形象在这种情形下选择犯罪是作家站在民间的结果, 他们并非有意触犯法律, 更无意伤害他人。事实上, 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中没有官场文学中贪官污吏类型的罪犯, 而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乡民百姓。《布基兰小镇的腊八夜》中的刘志是一个下岗工人, 老婆和有钱人走了, 便来布基兰投奔哥哥, 可哥哥仍然一贫如洗。于是他“蹬三轮, 打鱼, 采山, 捡废品”, 住的是“恍如掉进了冰窖”的屋子, 室内摆设简单, 穿的是如今几乎没人穿的老式大头皮鞋。儿子品学兼优, 还能帮助自己捡些废品, 日子清苦却能勉强支撑。谁知一场大病把辛苦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全部卷走。进入腊月后, “刘志想着不能让儿子过年吃不上顿饺子, 就动了偷窃的念头”, 但刘志所偷得的东西仅够吃几顿饺子的, 而不是如江洋大盗般将其洗劫一空, 并且当警察老刘调查至此时, 他并不矢口否认。当老刘带着米和油来接济刘志一家时, 刘志深受感动, 竟然自己砍下三根手指送到了派出所。可见, 刘志只是在极端贫苦, 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无奈选择了偷窃。再如《腊月宰猪》中的女骗子, 因为家里极端贫困, 为了得以顺利生产, 只能以欺骗的形式到齐大嘴家生活, 最终女骗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赎罪:“让我下世当牛做马还你让我平安生个儿子的人情吧。以后年年我都给你做鞋穿。”以致受害者齐大嘴不得不感叹:“这个骗子, 还有点良心是不是?”
3. 精神苦役者
与前两类罪犯不同, 精神苦役者没有因个体的直接行为导致客体的受伤而致罪。他们也都是普通的良民百姓, 只因无心之过而背负起了罪名, 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倍受煎熬, 这种煎熬源自自我的忏悔甚至是自惩。《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讲述了诸多死亡的故事。蒋百是一名矿工, 在一次巨大的事故中他成了关键的“第十位”受难人。因为只要“蒋百不被认定为死亡的第十人, 这次事故就可以不上报, 就可以大事化小”, 蒋百嫂同意了政府的意见而令自己的丈夫最终无法获得一个正常的归宿, 这种同意是以一定的物质补偿为等价物的。但蒋百嫂并非物质的贪婪者, 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她爱着自己的丈夫却不能正大光明地哭诉;蒋百嫂把丈夫的遗体存放在了冰柜中, 因此一旦停电, 蒋百嫂就如同失了魂般的沮丧和歇斯底里。她的生活注定已失去光明, 永远地活在了“夜晚”之中。《雾月牛栏》中继父同样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民, 却因一次失手而致使宝坠成了痴呆, 直至死亡也无法得到宝坠的原谅。《一坛猪油》中的崔大林凭非正常的手段得到的一枚宝石戒指遂心地娶到自己所喜欢的姑娘, 他并没有逃离自身内心的谴责, 以至于“他一看到这只戒指, 腿就发软, 做不成男人该做的事”。这一类形象的最大特点便是自我心灵的惩罚和悔恨。没有人去责备甚或惩罚蒋百嫂, 但她并不能逃过自我的藩篱, 她惧怕黑夜, 用与男人鬼混来摆脱内心无边的寂寞, 但这种自惩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
在侦探小说及官场小说中, 罪犯形象以显在方式大量存在。因情节要求, 在侦探小说中, 罪犯是情节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而在官场文学中, 罪犯形象则主要集中在贪污官吏上。但在其他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的力作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诸多的罪犯形象。这些形象则寄予着作家的某种创作意图, 如《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体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情怀。迟子建笔下的罪犯犯罪原因各不相同, 有因缺少物质保障而去偷盗, 有因自身利益受到所害而去报复。但是这些罪犯都是民间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他们不是被欲望灼烧的贪官污吏, 也不是手段高明的连环杀手。迟子建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描述他们在现实压力下不得已的犯罪行为, 以及在自我心灵烛照下的煎熬和自我惩罚。这不单单是作家人道主义同情观照下的结果, 同时也是作家的民间立场使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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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根.论复仇.培根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16.
关于加强罪犯思想教育改造的思考 篇5
一、尊重罪犯的人格
首先, 我们必须要尊重罪犯的人格。虽然罪犯的人格不是高尚的, 但是它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我国监狱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 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从这点就可以看出, 要求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 依法保护罪犯的合法权利。尊重罪犯的人格, 这是我们目前应该做到的。在现实生活中, 尽管罪犯是犯过错误的人, 但是他们也是有感情的人, 不要歧视他们, 希望获得必要的尊重, 自己的人格不受到侮辱。尊重罪犯的人格, 罪犯的自尊心才不会丧失, 才有利于他们从内心自愿接受思想教育改造。这就要求我们的监狱管理人员在思想教育工作中, 必须树立正确的观念, 在生活上和感情上拉进同罪犯的距离。在尊重罪犯人格的同时, 我们还必须关心罪犯的需要, 力所能及的解决他们的实际需要, 让罪犯感觉到国家、社会和人民并没有放弃他们, 在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 从接受教育改造的被动性和消极性转变为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了解罪犯的情况
其次, 就是要了解每一个罪犯的具体情况、个性和心理。在教育改造中, 实实在在的为他们着想, 多从犯人的角度想问题。例如:有的罪犯身体素质特别差, 时常生病, 就不能按时完成劳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管理人员应该想一想, 如果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把思想教育工作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 在理解罪犯感情的同时, 多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不要用单纯理论的东西去影响甚至强加于他们, 应该在一种和谐良好的环境中, 让罪犯在思想上是自发的而不是被强迫的向良性转变。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思想教育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最终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
三、对待罪犯热情诚恳
再次, 要对被判入狱的罪犯满腔热情、诚恳宽厚。其实, 一个人沦为罪犯, 被判入狱无疑是最悲惨的。这些罪犯在过去实施了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触犯了刑法, 依法受到刑事处罚被判刑入狱, 是罪有应得, 对这一点无庸质疑。但是他们在受到应受的惩罚的同时也脱离了家庭、离开了亲人的环境, 在感情、生活等各个方面上都渴望得到他人的关心和理解, 特别是在家里遇到困难或身患疾病的时候, 这种渴望就愈加强烈。因此, 在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中, 一定要特别关心罪犯的生活起居, 了解罪犯的心理变化。一旦发现他们有异样情形时, 就要特别的关注, 尽量的开导他们。如果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时, 管理人员一句带有关心的话语都可以让罪犯十分的感动, 甚至流下眼泪。这就是关心带来的积极效果。例如:有的罪犯入狱以后, 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此时罪犯根本就无心在监狱里接受改造, 有的就算接受了改造, 也只是为了骗取监狱领导的信任, 提早离开监狱。其实, 他们的思想与进来之前一样没有得到教化。我们的管理人员遇见这种情况就应当及时地做好罪犯的思想工作, 并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 帮助其解决困难。这样, 罪犯不但不会想方设法的脱逃, 或许甚至还会对管理人员感激不尽。
四、积极开展帮教活动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重担并不能只由监狱管理人员挑起, 笔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大众也应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我国某些地区的监狱里就尝试了这种做法, 监狱领导邀请一些人大代表、社会知名人士、英雄、劳动模范、老干部、老工人等, 到监狱、劳动场所给我们的罪犯作报告、讲形势、谈理想、提希望, 使罪犯感受到了温暖, 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也使他们增加了责任感, 进一步认罪悔罪。并且, 也对自己的改造充满了信心。有关的报道曾写到, 某监狱在举办了一次“自强不息”的报告会后, 绝大部分罪犯认为:残疾人士身残志坚, 不愿给社会和家人带来拖累, 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 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令人钦佩。相比之下, 自己四肢健全、身强体壮, 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 实施了各种犯罪行为, 既危害了国家, 又危害了家庭, 是十分可耻的。在今后的改造中, 残疾人士的那种生活强者的精神, 必将成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强大动力。从这篇报道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种帮教活动还是取得了相应的积极效果。它既让罪犯从内心里得到了教化、自愿接受改造, 而且也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亲切关怀, 并没有因为他们曾经犯过错误就把他们放弃了。这些都促使了对罪犯采用新的方式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的积极发展。
五、结语
我国《监狱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应当依法监管, 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 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同时第六十二条又规定:“监狱应当对罪犯进行法制、道德、形势、政策、前途等内容的思想教育。”从以上条款的规定都可以说明, 思想教育在改造罪犯中处于关键的地位, 起着关键的作用。综上所述,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就应该从罪犯自身的特点着手, 但并不是说就要忽视监狱的惩罚功能。只是笔者认为, 监狱只有把“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才能达到其设立的宗旨, 真正的做到感化罪犯、激励罪犯、教育罪犯的目的, 把他们重新塑造成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 监狱的功能已不仅限于对罪犯的惩治上, 我们应该对监狱的功能做广义的理解。其中, 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更不能沿用过去的老一套的办法, 即用单纯理论性的教育方法对罪犯进行说教、强迫罪犯接受。文中主要探究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 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改造工作中应改进的几个方面。
关键词：思想教育,教育改造,监狱法
参考文献
[1]刘志宇.在教育创新探索中贯彻落实“首要标准”[J].罪犯与改造研究, 2009 (11) .
[2]陈晓强.对新时期劳动改造的研究与思考[J].法制与社会, 2013.
罪犯脱逃的原因分析 篇6
罪犯沈某因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在服刑期间因表现良好, 获得两个监狱改造积极分子, 根据相关的法规和政策, 沈某所获行政奖励对应的提请减刑幅度应为2年有期徒刑。但在减刑提请过程中, 沈某向监狱提出申请, 要求减少减刑幅度6个月, 理由是这样可以缩短减刑间隔期, 方便其今后的减刑。收到沈某申请减少减刑幅度的书面材料后, 监狱多次做沈某的工作, 告知其减少减刑幅度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但沈某仍然坚持申请减少减刑幅度。考虑到1年6个月并未超过法定的减刑幅度, 监狱最终采纳了沈某的申请, 向法院提请减刑1年6个月。
二、分歧观点
本案中, 沈某能否申请减少减刑幅度、监狱和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沈某的申请, 实践中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符合减刑条件的罪犯可以提出申请或者放弃减刑的书面材料, 当然也有权申请提出减少减刑幅度, 且罪犯申请的幅度仍在法定的减刑幅度以内, 并未违法相关的法律规定, 监狱应当尊重罪犯的申请, 按照罪犯申请的减刑幅度向法院提请。
第二种观点认为, 监狱提请减刑应以罪犯所获得的行政奖励为依据, 沈某获得两个监狱改造积极分子, 对应的减刑幅度为2年。因此, 对于沈某的申请, 监狱不应考虑, 只能根据沈某的改造表现, 依照法定的减刑幅度向法院提请减刑。
第三种观点认为, 法律对监狱提请减刑的依据作出了严格的限制, 如果没有法定情形, 监狱无权对提请减刑幅度做出调整;同时, 为充分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 监狱在提请减刑时, 应当将罪犯本人提出的减少减刑幅度的书面申请赋予案件卷宗中, 交由法院审理裁定;法院收到案卷材料后, 应当根据法释[2012]2号文的规定开庭审理此案。
三、案件评析
究竟何种观点最为合理, 笔者试从以下三方面展开论述:
(一) 罪犯能否申请减少减刑幅度
我国的《刑法》和《监狱法》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 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 可以减刑;1992年8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一文中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表现好的有获得依法减刑、假释的权利”;此外, 《司法部关于在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也规定了罪犯有权依法获得减刑的权利。以上法规虽未规定罪犯有权申请减少减刑幅度, 但都提到了“保障罪犯依法获得减刑的权利”, 对于保障, 笔者认为应当包含实体与程序两各方面。实体方面, 包括监狱应当确保改造表现良好、排名靠前的罪犯优先提请减刑以及提请减刑幅度与罪犯所获得行政奖励的档次相当;而程序方面主要是指保障罪犯在减刑过程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知情权是指罪犯有权知道减刑假释工作的开展情况, 比如, 对于减刑、假释的法律要求, 具体的考核标准, 监狱应当公开并向服刑人员作一定的宣传, 罪犯应有权知晓自己或其他罪犯的减刑情况;参与权是指给予罪犯表达意见和提出异议的机会, 如《江苏省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了罪犯在减刑提请阶段可以根据减刑条件, 结合自身改造实际, 提出申请或放弃减刑、假释的书面材料;《提请减刑、假释异议复核暂行规定》也规定了罪犯对在减刑提请过程中产生异议的, 可以依法向监区及刑罚执行部门提出复核。正义不仅要实现, 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对于符合减刑条件的罪犯提出申请的, 监狱应当依法予以保障。
(二) 监狱能否对提请减刑幅度作出调整
根据《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第二条、《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江苏省监狱系统罪犯改造计分考核及奖惩规定 (试行稿) 》第四十条的规定, 监狱应当根据法定的条件和程序为罪犯提请减刑, 在此过程中, 监狱确定罪犯提请减刑幅度的主要根据是罪犯在服刑期间所获得的行政奖励次数和奖励总分, 结合罪犯的原犯罪性质、刑种和刑期等内容。除此以外, 法律并无授权监狱可以依照其他标准确定减刑幅度, 而监狱的减刑提请权属于典型的公权力范畴, 就公权力而言, 法无明文规定不可行, 国家机关只能在法律预先设置的轨道内行使相应的权力;此外, 监狱根据罪犯申请的幅度向法院提请减刑, 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 但是当今后减刑、假释政策出现对罪犯不利的调整时, 很可能导致工作出现被动, 不利于减刑提请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 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确保减刑提请工作的统一性, 监狱应当根据法定的条件和标准向法院提请减刑。当然, 作为刑罚执行机关, 监狱有义务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 在提请减刑的同时, 监狱应将罪犯申请减少减刑幅度的书面材料附卷报送人民法院审核裁定。
(三) 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罪犯的申请
根据规定, 法院应对执行机关移送的减刑提请材料进行全面审查, 本案中, 法院审查的内容应当包括罪犯提出的书面申请材料。问题是, 对于罪犯提出的申请, 法院应如何处理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第2项规定:“提请减刑的幅度不符合一般规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本案中, 监狱提请减刑的幅度虽然符合法律的一般规定, 但笔者认为, 对于罪犯申请减少减刑幅度的, 法院可以参照此条执行, 开庭审理此案。因为法律对减刑案件作出开庭审理的规定, 是希望通过庭审的方式客观查明案件事实, 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换句话说, 对有可能影响法院依法确定罪犯减刑幅度的事实, 人民法院都应当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予以调查核实。对于罪犯提出减少减刑幅度的, 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开庭审理, 当庭听取监狱和罪犯本人及相关人员的意见, 才能更加客观地判断罪犯申请减少减刑幅度的真实原因, 从而科学确定罪犯的减刑幅度, 保障罪犯依法获得减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