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密度效应（通用5篇）
经济发展的密度效应 篇1
一、引言
经济发展结果的累积对人均生活水平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因此, 它吸引了众多杰出的经济学家的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Lucas教授1988年在他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中写道, “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它们 (即各种经济发展问题———作者注) , 就很难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
到目前为止, 经济学家已经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很多解释。Robert Lucas (1988) 指出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Paul Romer (1990) 认识到了干中学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持。这些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为什么会增长, 但是都不能够解释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 以及经济增长率的数十年间的持续的差异。具体而言, 这些经济理论对于各种著名的经济发展现象, 如“李约瑟之谜”, “亚洲四小龙”和“金砖四国”等显著的经济增长奇迹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样的基于经济规模的解释也解释不了这些现象, 因为这些经历了经济发展奇迹的国家或地区, 从人口规模到经济规模都很小。
本文将通过对这些经济现象及现存的各种解释的分析, 概括出它们共同的特征, 即经济活动的密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并解释了该特征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
二、“李约瑟之谜”及其启示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传统中国的科学》一书中提出了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科学技术在公元2世纪开始领先欧洲, 而自此始直到公元16世纪的约14个世纪中, “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 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而此后中国并没有发生科学革命以及工业革命, 再度落后于西方。
因为科学技术水平代表了劳动工具的水平, 因而科学技术的相对水平也基本代表了一国经济的相对水平。因此这不仅是一个科学之谜, 也是经济发展之谜。林毅夫 (1995) 提出中国曾经领先的原因是:中国人口众多, 因而在以经验为特征的发明中占有优势, 而后来欧洲采用了以重复试验为特征的发明模式, 中国的众多的人口在发明中不再具有优势。这是以规模效应来解释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思路。但是, 他不能解释Maddison (2001) 所指出的事实:在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将自然知识造福人类领先于世界的时候, 印度人口事实上一直多于中国却远没有达到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
文贯中 (2004) 提出了比较可信的解释, 该文是用自然地理的原因来解释科技以及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的起伏。中国汉朝和唐朝开始, 虽然完全控制并开发的疆域并不大, 但是内部比较稳定, 形成了长安, 洛阳等大城市。南宋疆域更小, 于是迫使核心城市人口密度增加。这都在客观上造成了人口以及经济活动的密集, 这使得经济竞争加强, 城市提供的便利性也使得商业, 协作与分工得以发展。正是这些促进了当时科技发明的涌现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明末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元朝之后疆域扩大, 人们能够轻易地购买到土地而不需要在狭小的城市竞争, 人口以及经济活动密度降低, 因此科技与经济水平便停滞不前。
由此可以看出, 经济规模的大小只是表面现象,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要求在一定区域内有密集的科技与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的密集促进了竞争, 并产生了更多相关产业, 如商业等经济媒介行业的需要, 使得社会分工程度提高, 从而提高了科学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反之, 即使经济规模再大, 如果分布分散, 彼此间联系很少, 则经济活动产生不了互动, 所谓规模效应根本无从发生。我们可以将这种由于经济活动密集使得竞争加剧, 并且导致社会分工发展, 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称之为经济发展的密度效应。
三、现代主要经济发展现象中的密度效应
现当代经济增长早期突出代表是日本, 日本土地狭小而多山, 而且不濒临发达经济体, 但是在“二战”后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相反的是加拿大, 其国土广阔而且与美国接壤, 但是增长却远逊于日本。这同样可以用前一部分归纳出的经济活动的密度效应来解释。日本众多的人口分布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 促使其在国内激烈竞争, 并努力利用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好处。加拿大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该国地广人稀, 经济活动不够集中, 因而极不利于竞争也不利于相互协调, 不利于“干中学”等正的外部效应得以体现, 因此发展缓慢。“亚洲四小龙”紧随日本的脚步, 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其经济总体规模都很小, 无所谓规模效应。仔细分析会发现, 4个国家和地区内部联系都很紧密, 经济活动密集, 也正是这种密度效应同样造就了“亚洲四小龙”。
2003年美国高盛公司报告中将英文名称分别以英文单词“brick”之中的字母开头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中国, 称为“金砖四国”, 其经济发展引人瞩目。这4个国家疆域人口数目都比较大, 看起来它们的增长是所谓规模效应的体现。但如果具体分析, 还是经济活动的密度效应的表现。俄罗斯虽然国土广大, 但位于亚洲的部分人烟稀少, 经济活动也是零星地分布, 彼此联系很少, 很难发生什么效应。但是处于欧洲的莫斯科, 圣彼得堡等城市很大, 人口和经济活动都密集分布, 增加了竞争, 也增加了相互间正的外部效应, 很多产业因为人口的密集也才有了发展的必要和市场需求。中国虽然不像俄罗斯那样分布极端, 但是主要的经济发展成果与科技成果, 也都主要产生在因对外经济交往便利而使经济活动密集的东南部省份以及由于政治原因形成的主要大城市中。这又是经济活动的密度效应的例证。巴西、印度的情况也是非常类似的。
经济活动的密度效应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机制前面已部分地提及。
第一, 经济活动的密集加剧了竞争, 迫使每个劳动者更加努力, 每个企业更努力的提高起生产水平, 即提供了一种经济激励的外部机制。
第二, 经济活动的集中导致更多的社会产业需要, 特别是商业, 促进了社会分工, 每个生产者能够更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生产活动, 从而有利于发明创造的产生, 有力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
第三, 经济活动带来的科技成果相互可以借鉴, 此所谓正的外部效应, 或者知识的外溢。此外, 众多产业集中便于相互协作, 容易形成产业链, 相互支持对抗外部的竞争。
四、总结以及政策启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无论是从长远的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还是就当代较短期的经济增长而言, 大城市中经济活动的密集带来的竞争与分工协作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一点对于当代的中国的经济战略而言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 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应该主要通过重点支持其中具有自然资源或知识资源优势, 或者是便于发展贸易的大城市来进行。不能面面俱到, 点点不漏地扶持。
第二, 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应当以发展一定数量的较大城市为主, 而不应当以发展小城镇为主。小城镇是由于其位于一定行政区划的核心位置而确定的, 但是其人口与经济规模全国来说差异很大。就城市化的主要对象而言, 一般是那些经济落后, 人口密度也相对低的地区。其依照乡、镇的行政区域划分集中起来不能够形成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口与经济活动的密度。相反地, 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程度与潜力, 规划一定数量的大城市, 使其真正具有促进经济的作用。另外, 据李子奈等 (2006) 所指出, 小城镇因不具有真正的城市生活功能, 也并不是农村居民所需要的。
摘要：文章通过对“李约瑟之谜”, “金砖四国”等经济发展现象的总结, 提出了经济体的人口及经济活动的密度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发展了对经济发展中经济活动相互影响的“规模效应”的认识。
关键词：经济发展,密度效应,规模效应
参考文献
[1]、李敬红.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优势比较[J].经营与管理, 2008 (4) .
[2]、李子奈, 侯红娅, 杨晶.中国农村城市化模式的需求分析[J].科学新闻, 2006 (20) .
[3]、Bairoch, Paul.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经济发展的密度效应 篇2
关键词：玉米；密度；单因子效应；肥料互作效应；最佳施肥量；产量；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
中图分类号：S147.3；S513.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5）05-0067-03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播种面积稳定增加，为进一步挖掘玉米增产潜力，有效解决玉米生产存在的种植密度偏低、化肥施用随意性大、肥料利用率低等问题，促进玉米合理密植、科学施肥，特在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开展玉米种植密度与氮磷钾肥配合施用效果关系研究，为指导该地区玉米高效生产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本试验于2010-2012年在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试验地进行，试验地位于北纬42°17'、东经118°51'，海拔603.3m，土壤为退化栗钙土类型，质地为冲击性沙壤土。土壤含有机质1.15%、全氮1.02mg/kg、全磷0.75mg/kg、全钾19.7m/kg。供试品种为当地主推品种赤单208。供试氮肥为尿素（含N46%），磷肥为过磷酸钙（含P2O518%），钾肥为氯化钾（含K2O 60%）。磷肥和钾肥作底肥于播种时一次性施入，氮肥作追肥于大喇叭口期施入。
1.2试验设计
采用4因素5水平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设施磷量、施钾量、密度、施氮量4项栽培措施为决策因素，每个因素各5个水平，共31个处理，2次重复（表1、表2）。试验小区行长5 m，6行区，试验大区周边设保护行4行。成熟后收获中间2行，两端各去1株，用于考种计产（折算14%标准含水量）。
1.3数据处理
采用Excel、DPS7.05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回归分析。
3.结论与讨论
经济发展的密度效应 篇3
根据上海人口普查数据, 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 外来人口高达897.7万人, 占39%,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 涨幅为159.08%。随着我国加速城镇化建设, 除了上海本市低收入家庭外, 未来的保障房供给对象主体是外来民工和应届毕业大学生, 我国保障性住房同欧美国家保障性住房相比, 更加强调住房的保障由国家主导的福利性住房, 因此相比Indemnificatory housing, 使用Welfareoriented housing更符合当前的国情。同时, 保障性住房的发展过程也表明保障性住房并不是作为单一功能而存在的, 除了其物质空间属性和社会属性之外, 它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密切关联, 作为城市“触媒”促进上海市未来的发展。
1、上海市保障性住房的空间演替过程
从对上海市保障性住房的整理中不难看出, 早期保障性住房建设大都以距离城市中心区较远的劣势区位来布局, 如图2。这样的演进过程尤其表现在1998年之后, 城市化进程逐渐加速, 数量巨大的住宅需求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开发以缓解居住矛盾, 大量高密度集中建设住宅, 在数量上满足住宅需求, 在空间布局方面的突出问题是选址过于偏远, 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都在集中建设, 如图3。许多经济适用房项目都被规划在偏远的郊区, 尽管房价和租金相对较低, 但周边的就业机会不足, 虽然上海市选址中将保障性住房布置在临近轨道交通线站点附近, 但是较长时间的通勤交通依然成为问题。
2、城市发展的触媒
在城市中应有一系列有限的但达到的理想, 而彼此都能相互刺激, 起协调作用, 这就是城市触媒的作用。对城市新市区的梦想应该是渐进和适度的, 触媒理论并没有为所有的城市地区规划设计出某些期待的目标而是描述出一个城市开发的必备特征——一个可以激起其他对象积极作用的“能量“。焦点在于新的与原有的元素和地脉之间的作用, 以及他们整体联系对未来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如图4, 在城市中引入新的“触媒”元素, 导致了区域中的“化学”反应——大多数触媒的效果是经济性的反应;触媒的能量不是通过释放来实现目标的, 更重要的是引导;触媒反应的化学特性是很难预测的, 目标是促成一个超出单个元素总和的整体性反应;然而触媒并不是在这些过程中被消耗和瓦解, 仍然是整体的一部分, 发挥着它本身具有的功能和特征。
3、保障性住房的触媒运作
利维·施特劳斯 (Claude Levi Strauss) 曾指出去寻找一个固有秩序和在某些现象上加上秩序是两回事。因此通过对上海市各县区在2 0 0 7年之后, 保障房政策“触媒”所产生的空间“触媒”作用下的城市经济发展变化与问题。
资料来源:中国房地产白皮书2011~2012
资料来源:美国都市建筑:城市设计的触媒
由于2008年国家大力开展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 上海也颁布了《上海市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发展规划 (2008~2012年) 》。如图5, 从图中可以看出, 上海市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在2008年处于一个高峰, 由于实际保障房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列的经济社会的难点, 很多计划中的建设项目没有落实到位, 同时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 就业岗位的下滑, 在2009年的劳动力吸引力有下滑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 迁出人口的数量虽然远小于每年迁入人口总数, 但是迁出数量每年递增, 使得图上迁入迁出人口呈现“X”现状。
从统计图6、7中可以明显看出, 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的“退二进三”战略, 在把重工业迁出中心城区的时候必然需要保障产业工人的居住生活问题, 保障性住房在这里就起到乐不可或缺的触媒作用。
统计图表中, 普通中学和卫生机构数还是相对较高的, 在人口活动频繁的地区峰值越明显, 显然在保障住房所在城区内的文教卫生设施规划布局充分。 (见图8)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
城市不同区域, 也就是城区之间, 一个“核心”触媒或者多个核心触媒相互作用形成相联系的整体, 中新城区外围的区域会形成如图示第二部分的链珠necklace关系, 使得原本一定空间距离的区域之间建立关联, 公用一定的公共资源, 促进新市镇的发展。 (见图9)
资料来源:美国都市建筑:城市设计的触媒
在化学变化中, 触媒往往在最后不会作为所需要的物质而被放弃, 或是在反映过程中分离掉, 但在城市中就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这些促使城市和城市新区复兴的元素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功能, 只是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 起的触媒作用或多或少;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出现负面的效果。
如图10, 老龄化已经是上海市无法回避的难题, 所有市区中的60岁以上人口比例都高于19%, 未富先老并且完全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数据显示出老龄人口在各区域分布都很平均, 保持在19%到24%之间, 虽然在图5中, 说明保障房的建设带来了劳动力的引入, 但是同样会“吸引”老年人口的进入, 再加上拆迁迁居的老人, 使得区域的老龄化水平很“均衡”。这样就需要对每各区域的养老设施进行补充和建设, 分散了本应该集中的养老服务设施, 这些就是保障房触媒带来的其中一个副效应。
4、现代城市主义失败的警示
美国1 9 7 3年以前的公共住房 (Public Housing) 正是以集中建设为主, 导致穷人和黑人等弱势群体大量聚居在一起, 低教育水平、高失业率、高犯罪率成为这些社区的明显特征, 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包括种族隔离和社会冲突。同样, 20世纪80年代, 英国政府将一些穷人安置在房屋质量差的大社区里, 随之而来的是教育低下、收入降低和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正是这些空间布局上的矛盾和问题推动了这些国家低收入住房政策的演变, 供给方补贴逐步向需求方补贴过渡。 (见图11)
5、结论
设计决策应根据使用者的需要以及周围环境而定, 而非来自设计概念, 市民塑造了城市, 城市的产生并非来自于一个总体规划, 是一点点增加、沉淀的, 通过一定的物质空间“触媒”催化而成, 而不是去指挥它, 触媒作为“隐匿的构造”来促进或者削减城市的积极功能。
虽然房子可以说盖就盖, 然而住宅是一种需要完整的、逐步的规划建设过程。我们所建设的上海“1966”系统, 不是莱特的广亩的城市, 因为人们相对市中心并不喜欢郊区的不便, 因此通过保障房的触媒作用, 城市空间随着沉淀、增生和层积, 促进了中心区与城郊的联系, 不仅发展了新市镇, 同时增强上海市本身的国际吸引力。
摘要：城市的空间与职能是在各种“触媒”的作用下耦合形成的。城市物质元素是构成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和功能基本的要素。触媒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新元素与其周围的元素整合, 同时协助已有空间元素价值的实现或进行有利的转换。触媒反应并不会破坏原有的空间结构和功能, 正面性的触媒与负面性的触媒是同样存在的。空间触媒的规划设计是策略性的、政策性的。
关键词：高密度发展,保障性住房,触媒效应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保障性住房的困局——房地产行业系列分析之六:保障性住房篇[M].20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Z].
经济发展的密度效应 篇4
关键词：高密度人居环境,城市建筑综合体,经济价值,空间价值,城市价值
在高密度人居环境成为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大型城市发展趋势的背景下, 在社会发展、城市建设、生活改善的共同作用下, 近年来, 城市建筑综合体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速度和建设规模表明, 城市建筑综合体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客观需求, 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讲, 还是国家和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结构调整、文化结构改善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体现。
“城市建筑综合体”是“建筑综合体”的种概念, 是“混合使用” (mixed-use) 思想与“建筑综合体”结合的产物。城市建筑综合体的主要特征包括: (1) 内部包含了城市公共空间; (2) 内部各功能之间有类似城市各功能之间的互补、共生关系; (3) 具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的能够产生收益 (revenue-producing) 的功能; (4) 内部功能和形体组织高效; (5) 强调城市、建筑、市政设施的综合发展; (6) 全局性设计规划。可以说, “1+1>2”的协同效应, 是城市建筑综合体的核心价值, 也是其有别于其他建筑类型的重要特征。[1]
城市建筑综合体在中国发展历史很短, 与现今其在城市中的大量建设和重要地位相比学界对其基础理论、建设过程和设计策略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 尤其是对城市建筑综合体究竟能够产生何种协同效应、可能产生的协同效应的正面及负面价值何在以及如何最大限度激发协同效应的产生等缺乏全面认识, 其规划建设总是较为盲目和草率。因此, 当下对城市建筑综合体的协同效应进行系统梳理, 是适时和有必要的。
笔者将城市建筑综合体来源于其协同效应的价值体现细分为经济价值、空间价值和城市价值三类, 并结合近年研究展开论述。
一、经济价值
在城市建筑综合体中, 各功能子系统能从其他功能子系统获得支持, 产生相较于在单一功能建筑或多功能建筑中更高的经济价值, 即“直接协同效应”产生的价值。
1. 功能组合
城市建筑综合体的功能子系统几乎涵盖所有常见公共建筑功能, 我们选择其中10类最有代表性的功能子系统——居住功能、办公功能、酒店功能、零售功能 (细分为便利性零售 (1) 、比较性零售 (2) 和专门化零售 (3) ) 、娱乐功能 (细分为餐饮和剧院) 、健康医疗功能、文化艺术功能、市民设施、会议展览功能以及运动休闲功能——绘制协同矩阵, 以说明其相互之间的直接协同效应 (表1) 。[1]
(1) 正面支持
直接协同效应包括各功能子系统之间的“正面支持”和“侧面支持”。“正面支持”所产生的协同效应比较直观, 例如:办公楼上班族、酒店旅客、公寓住户会对建筑内的零售、餐饮提供支持;办公楼的租户可以为建筑内的酒店提供客源, 并为公寓带来客户或租户。功能子系统的相邻以及建筑内步行系统联系的便捷度, 是正面支持产生的关键。
(2) 侧面支持
“侧面支持”由其他功能子系统创造的适宜环境来提供, 例如:零售和酒店功能不会为办公功能或居住功能提供正面收益, 但是它们却可以作为适宜的环境支持, 使办公和居住功能获得更高的租金;零售和餐饮功能可以为酒店旅客、上班族和居民提供方便的购物环境和良好的场所氛围, 并改善它们的市场竞争力;酒店功能同样可以对其他功能提供侧面支持, 完善和豪华的配套设施往往能为居住、办公功能增加市场竞争力;另外一些如休闲、文化、娱乐等功能能通过增强整体的影响力, 提供对其他功能的侧面支持, 同时使每个功能子系统更具凝聚力和竞争力。
(3) 潜在矛盾
各功能子系统之间在相互支持的同时, 也存在着潜在矛盾。例如, 在城市建筑综合体中, 娱乐、运动休闲和会议展览功能必须被谨慎控制, 因为其产生的噪音干扰和喧闹气氛会影响到同一项目中居住、酒店和办公功能的正常运作。在设计中必须考虑它们的合理流线, 并处理好隔声、排污等技术问题。美国城市土地学会 (ULI) 的研究显示, 大部分办公空间的小租户更看中城市建筑综合体提供的整体便利环境, 倾向选择有餐饮和零售的办公空间, 而大租户更倾向于选择独立的办公大楼。[2]
2. 功能配比
关于城市建筑综合体协同效应产生的经济价值, 除了需要在功能组合层面有所考虑外, 在功能配比层面的衡量同样不容忽视。功能配比应作为将各功能子系统联系构成项目整体的重要线索, 需要在策划和设计阶段对各子系统的功能定位和配置比例进行反复论证。美国城市土地学会 (ULI) 关于酒店功能设置的研究显示, 需对其周边供求需要和交通情况进行认真调查, 其功能设置必须考虑城市建筑综合体全局, 错误的功能比例设置会造成全局失败。[2]
合理的功能配比是项目经济价值实现的重要保障。面对不同市场环境, 需结合实际情况和成功经验进行功能选择及配比安排。笔者基于沪、港两地国金中心的比较研究[3]发现, 在城市区位、基地面积、建筑面积、功能组合等条件极为相似的前提下, 上海国金中心调低了酒店、办公及服务公寓等的配比, 唯独调高零售功能的配比 (4) , 笔者推断这是开发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及香港国金中心的成功经验做出的调整, 在其后与开发商的交流中这一点也得到了验证。
另外, 富有经验的开发商往往会利用分期开发、建筑布局、空间设计等手段为项目留有余地, 并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对功能配比进行及时调整。
二、空间价值
相较于普通建筑, 城市建筑综合体虽然需要更高的投入, 但是能获得更高的整体效率、更丰富的复合使用以及更合理的能效整合, 进而诱导人们步行出行, 获得更大的空间价值, 即“间接协同效应”产生的价值。
1. 整体效率
城市建筑综合体内部的公共空间, 不仅有连接各功能子系统的作用, 还具有连接城市空间的作用, 甚至本身即是城市化空间, 成为城市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建筑综合体是对城市功能、空间、资源等要素的整合, 其内部的城市化空间承载了大量的内容, 是其“城市”特性的重要体现, 更是建筑综合体与城市一体化、有机融入城市大环境并创造空间整体效应的决定因素。
深入研究后, 笔者提出了“城市组合空间”的定义, 即城市建筑综合体与城市公共空间及公共交通系统相叠合产生的空间集合与空间关系。根据构成形式的差异, 城市组合空间可分为线性网络结构 (5) 和非线性复合结构 (6) 两类。对沪、港两地多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后, 笔者发现非线性复合结构的城市组合空间更有利于提升城市建筑综合体内部的商业活力, 具体体现为更合理的人流分布量和更小的外部出行率 (7) 。[4]
研究中我们还发现, 城市组合空间的公共交通接口在空间维度的均衡分布有利于内部商业价值均衡发展。相较于城市开放空间 (如公园、广场等) , 城市建筑综合体中的组合空间更易于对三维交通流线进行梳理, 从而创造更高的整体效率。如位于香港九龙塘的又一城, 地下层汇集地铁、的士、小巴车站, 地面汇集巴士、步行人流、九广东铁出入口, 空中层又汇集周边住宅、办公、香港城市大学出入口, 通过中庭内自动扶梯穿插组织, 将这些流线与建筑空间合理组合, 不仅很好地疏导了人流, 也使这里成为当地人出行的必经之地, 为内部的商业功能创造了商机 (图1) 。在香港九龙塘又一城与上海长宁龙之梦 (图2) 的对比研究中发现, 又一城的受访人群中, 到访目的选择“乘车”或“乘车经过顺便逛逛”的比例要高出龙之梦1倍左右, 而其中选择“会在建筑内消费”的人员比例又高出4成之多。[4]
2. 复合使用
城市建筑综合体的空间价值也往往表现在对访客多重目的访问的鼓励上。访客在一次出行中对多个功能子系统的访问, 是空间复合使用的重要契机。
以占公共建筑面积极高比例的停车空间为例, 复合使用可将一个停车位与多个功能子系统关联, 直接提高停车空间使用效率。此外, 基于城市建筑综合体中不同功能子系统活动周期的差异, 其停车峰值各不相同 (图3) , 这为共享停车 (8) 的实施提供了可能。笔者对上海长宁龙之梦的研究结果表明, 共享停车理论指导下的共享泊位需求预测所得的城市建筑综合体车位数量比现行规划指标少7%~8%。[5]城市建筑综合体中共享停车设计的重点在于通过更好的设计和管理提供高效而又充足的停车空间, 从而减少多余的车位并节约城市土地和建设资金。
与城市公共空间及公共交通系统 (尤其是地铁系统) 紧密结合的城市建筑综合体, 可以在占有有限土地资源的前提下, 形成紧凑、高效和有序的功能组织模式。这样的城市建筑综合体在鼓励多重目的访问的同时, 还能进一步诱导步行出行, 从根本上节约城市土地, 减少能源消耗。笔者在基于沪、港两地的比较调研中发现, 平均约60%的人会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抵达城市建筑综合体, 而与轨道交通有直接联系的案例中, 有超过70%的人选择公共交通, 其中选择轨道交通的比例要高出不与轨道交通直接联系的案例4成。
3. 能效整合
城市建筑综合体多样性的特点为更合理的能效整合提供了契机。另外, 不同功能子系统的组合也为以热力学 (thermodynamic) 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建筑理念提供了平台。
从能源保护的角度来看, 环境负荷能通过最大化、多样性的复合得到总体减少。在日本大阪阿倍野Abeno Harukas项目中, CO2的排放量通过多种方式得以降低。其一, 项目的能源管理通过每个部分能量荷载的时间差来实施, 例如酒店能源的消耗主要在夜间, 而办公区和百货商店则一般在白天;办公室在周末关闭时, 百货商场却非常忙碌。其二, 热能通过每个部分得到互补利用, 例如, 全年使用空调的百货商场, 其余热能被用于需要不断供应热水的酒店与办公室 (图4, 图5) 。
从能量转换的角度来看, 可利用建筑形态的处理和空间设计, 通过被动与主动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利用能源。在法国巴黎Osmose Station项目中, 建筑师设计了一个贯通地下地铁站台和上部裙房建筑的旋转中庭空间, 被称为“风之肺” (eolic lung) , 将地铁运行中产生的大量热能通过烟囱效应形成的自然通风利用到建筑的冬季采暖和夏季散热中 (图6) 。
三、城市价值
城市建筑综合体能为所在区域乃至整个城市创造市场合作、场所营造和辐射效应, 并成为区域乃至城市的标志、精神中心和价值体现, 即“场所协同效应”产生的价值。
1. 市场合作
城市建筑综合体的成功取决于它们能否将多样的功能融为一体。这一融合应当贯穿于一天24小时之中, 同时, 它能产生一种市场合作 (market synergy) 的效应, 保证整体共存共荣。城市建筑综合体内的功能子系统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商业、办公、酒店、居住等功能为代表、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盈利型功能, 另一类是以文化艺术、体育休闲、社区服务、教育、交通等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非盈利型功能。城市建筑综合体的城市价值主要通过非盈利型功能获得及体现。
非盈利型功能在城市建筑综合体中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完整的城市生活, 城市建筑综合体也成为这类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功能空间在寸土寸金的高密度城市中的新归宿, 这也成为活化现代城市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其中, 文化艺术功能对城市建筑综合体品牌形成和场所营造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也是其城市文化价值和特色的重要体现。城市在传统上正是艺术文化的归属, 只有能提供多元文化艺术经验的城市生活才是成功的城市生活。因此, 城市建筑综合体中的艺术文化设施是能够体现其改善城市生活核心意义的重要力量之一, 也是其作为城市标志物的决定因素之一。同时, 城市建筑综合体也能成为文化艺术设施更好的归宿。[6]
2. 场所营造
格式塔 (Gestalt) 心理学认为, 人对城市形体环境的体验认知具有整体的“完形”效应, 是经由对若干个别空间场所、各种知觉元素体验的叠加结果。特定地域文化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惯例会在居民心目中留下持久而又深刻的印记。城市建筑综合体能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良好的场所和物质环境, 并帮助定义这些活动的性质及内涵。
成功的城市建筑综合体可以通过场所营造来吸引大量人流并成为城市名片。在沪、港两地国金中心的对比研究中, 笔者发现由于城市建设政策和规划思路不同, 二者虽然有相似的经济价值, 但是在空间价值尤其是城市价值方面大相径庭:67%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国金中心是地区或城市名片, 而仅有30%的受访者认为上海国金中心能成为地区或城市名片。调研结果也显示二者无论在平日还是假日, 主要空间的人流量都相差悬殊。最有意思的是, 香港国金中心在平日晚间也有人流高峰, 这从某种层面上印证了其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 (图7) 。[3]
3. 辐射效应
城市建筑综合体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可以从城市文脉中吸取利于其发展的元素, 增加其与周边环境的联系, 成为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更可以传承、发扬甚至改变城市文脉。
城市建筑综合体通过拥有的巨大能量, 能影响所在地区的更新甚至改变当地的文化环境。例如, 九龙朗豪坊地块在以前是香港出了名的烂地盘, 这里邻近以“黄、赌、毒”而著称的砵兰街, 人员构成非常复杂。朗豪坊兴建伊始, 就有一些中高档商家入驻砵兰街, 由于商家纷至沓来, 砵兰街的商铺租金飙升了10倍之多。随着店铺的转型, 警方也配合朗豪坊的落成开业而密集地开展清查工作, 使色情行业日渐萎缩, 那些有营业执照的夜总会、麻将馆、桑拿按摩等, 随着铺位租金的上升、整条街商业业态的陆续转型, 逐步迁出砵兰街。[7]
四、中国现阶段城市建筑综合体开发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中国建设了大量的城市建筑综合体, 尤其是2008年国家建设政策调整以来, 其建设量更是逐年呈指数增长。除了一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也纷纷跟进开发重量级项目。“城市综合体”成为了地产界的热门词, 甚至一些已有项目通过再“包装”争相打出“城市综合体”的旗号, 项目规模也从一二十万平方米上升到了百万平方米的级别。
但是, 面对这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应该看到由于业界对城市建筑综合体的认识不足, 其建设尚存在误区:
一方面, 由于对其经济价值过于关注, 忽略其他价值的体现, 尤其对城市价值普遍缺乏认识, 规划建设往往较为盲目和草率, 建成后很难体现其应有价值。城市建筑综合体的“空间价值”和“城市价值”, 尤其后者是其他类型建筑很难达到的, 这一“复合效应”也是其区分于其他建筑类型的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 由于对建筑的城市标志性理解过于片面、过于注重表面形象, 忽略了其他更为深层次的内涵。标志性往往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 一种是通过建筑的独特外形达到令人难忘的效果, 另一种则是通过建筑整体营造获得引人入胜的场所氛围。对于城市建筑综合体而言, 显然后者更应成为努力的方向, 而非追求形式上的标新立异。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城市建筑综合体由于超大尺度和复杂功能等特征, 成为高密度人居环境下城市的综合服务和信息、物资中心甚至重要标志。它们所具有的特殊角色与功能对城市产生着巨大影响, 当代城市建筑综合体同所在城市各方面的良性互动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我们应把其开发建设作为节约城市用地、诱导步行出行、提高办事效率、创造低碳城市环境并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活空间、提高城市生活的质量的重要途径。
最后, 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 为城市建筑综合体的建设提供更全面的视野, 启发更多的人从协同效应视角关注城市建筑综合体的核心价值。
注释
(1) 便利性零售的市场目标是其服务范围内的群体和路过的尤其是10分钟内即可抵达的群体。典型的便利店会以杂货店或药店为基础, 并包含相关商品 (书籍、音像制品、零配件等) 和食品、饮料的销售。
(2) 比较类零售往往以百货商店为基础, 并以专门类和生活式购物的零售为补充。它们包含的货物主要有普通商品、服饰、家具和其他类别的产品。 (3) 专门化零售用独特的方式来提供独特的商品。这种店铺销售的往往是只此一件的商品 (如定制旅行包店) 或是有传统特色的商品。同时, 它们的服务也独具特色 (如奢侈品店和主题餐厅) 。
(4) 零售功能虽然可获得极高的收益, 但也有极大的风险性, 零售功能的成功与否也与项目整体的成功息息相关。因而, 通常情况下, 开发商往往会调低零售功能的配比, 而增加酒店、办公和公寓的配比。
(5) 线性网络结构的“城市组合空间”主要通过接口空间在竖向维度和水平维度的线性连接来串联人流在不同城市基面上的活动。这类组合空间结构简单, 方向性较为明确。
(6) 非线性复合结构的“城市组合空间”相较于线性网络结构, 更多地呈现出空间立体化和功能复合化的特征。
(7) 外部出行率即同一时间段内离开城市建筑综合体进入城市的人流量和出行总人流量的比值, 其中通过与城市建筑综合体直接连接的公共交通离开的人流不计入进入城市的人流量。
(8) 所谓“共享停车”译自shared parking, 是源自美国的一种停车管理模式, 意为一个停车空间由两个以上的功能共享, 以提高停车设施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王桢栋.当代城市建筑综合体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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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颖.基于协同效应的城市建筑综合体文化娱乐设施研究.上海:同济大学, 2012
经济发展的密度效应 篇5
在化学上硅酸盐指的是硅、氧与其他化学元素(主要是铝、铁、钙、镁、钾、钠等)结合而形成的化合物的总称.硅酸盐类矿物是地壳中含量最多的矿物质,地球及其他类地行星的大部分地壳都由硅酸盐组成[5,6,7,8].在地球上自然生成的矿物质中难以找到物理力学特性与硅酸盐质微流星体类似的材料,本文选取人工合成的方式,按照调研取得的硅酸盐质微流星体各种化学成分的含量,制备一种人工合成复合材料弹丸,模拟低密度脆性微流星体,对航天器Whipple防护结构进行高速撞击实验,分析撞击损伤特性.
1 实验模型
1.1 Whipple防护结构
地面实验采用的Whipple结构(图1)基础构形由1 mm厚防护屏(前板)和3 mm厚舱壁板(后板)及间距为100 mm的间隔组成,防护屏和舱壁板均为200 mm×200 mm的正方形.防护屏为2A12铝合金板,舱壁板为5A06铝合金板[9].
1.2 弹丸及实验参数
采用球形的硅酸盐质弹丸,平均直径是7 mm,平均质量是0.309 g,弹丸撞击速度在0.71∼1.95km/s.实验参数如表1所示.
2 Whipple防护结构高速撞击试验
本文选取6个有效撞击结果来研究人工制作的低密度脆性微流星体高速撞击航天器Whipple防护结构的损伤特性[10].
2.1 弹丸速度为0.71 km/s时的损伤情况
当硅酸盐质弹丸撞击速度为0.71 km/s时,前板已被击穿,形成一个直径10 mm的穿孔,因撞击速度不够大,前板穿孔的损伤模式为花瓣式撕裂,前板有铝片被剥离,并高速撞击到后板,镶嵌到后板形成一个鼓包,而硅酸盐质弹丸因具有易碎的特点,穿过前板后,碎片云分散撞击到后板,所以这一阶段对后板的损伤主要来自前板脱落的铝片的撞击效应,如图2和图3所示.
2.2 弹丸速度为1.1 km/s时的损伤情况
当硅酸盐质弹丸撞击速度为1.1 km/s时,前板也已被击穿,损伤模式为花瓣式撕裂,因撞击速度增大,形成一个直径12 mm的穿孔,前板有铝片被剥离,并高速撞击到后板,镶嵌在后板上.而硅酸盐质弹丸虽然已经破碎,但因其撞击速度较大,形成的碎片云较集中地撞击到后板,这一阶段对后板的损伤来自前板脱落的铝片和硅酸盐弹丸碎片云的共同作用,如图 4 和图 5所示.
2.3 弹丸速度为1.4 km/s时的损伤情况
当硅酸盐质弹丸撞击速度为1.4 km/s时,前板已穿孔,但由于弹丸在发射过程中可能发生部分破碎,前板会有几个穿孔现象发生,前板的穿孔截面平整,分析可知以1.4 km/s速度撞击前板时,前板铝板已进入流体响应阶段.由于硅酸盐质弹丸撞击速度较高,撞击瞬间产生很高的温度,弹丸形成的碎片云氧化发黑,分散撞击到后板,这一阶段对后板的损伤来自前板剥离的铝片和硅酸盐弹丸碎片云的共同作用,如图 6 和图 7所示.
2.4 弹丸速度为1.61 km/s时的损伤情况
当硅酸盐质弹丸撞击速度为1.61 km/s时,弹丸完整地撞击到前板,由于撞击速度高,撞击产生的温度很高,前板铝板局部已经进入流体响应阶段,形成一个与弹丸直径相同的穿孔,穿孔截面平整,形成二次碎片云高速撞击到后板,后板背面形成鼓包并出现裂纹.这一阶段由于弹丸速度高,前板剥离的铝片已融化,对后板的损伤主要来自二次碎片云,如图 8和图 9所示.
2.5 弹丸速度为1.7 km/s时的损伤情况
当硅酸盐质弹丸撞击速度为1.7 km/s时,由于弹丸撞击角度有一定偏差,形成不规则的前板穿孔,穿孔截面较平整,形成二次碎片云高速撞击到后板,因碎片云撞击速度较高,碎片云氧化程度高,出现较深的发黑现象,撞击后板形成花瓣形的开裂,1.7 km/s的速度可以看成是破坏防护结构的临界撞击速度如图 10 和图 11所示.
2.6 弹丸速度为1.95 km/s时的损伤情况
当硅酸盐质弹丸的撞击速度为1.95 km/s时,弹丸实现正撞击,在前板形成一个与弹丸直径相同的穿孔,穿孔截面平整,形成二次碎片云高速撞击到后板,后板出现穿孔现象,这时防护结构已经被撞击损坏,如图12和图13所示.
3 结论
(1)当硅酸盐质弹丸撞击速度在0.71∼1.1 km/s时,前板的损伤模式为花瓣式开裂,并有铝片被剥离,后板的损伤模式为鼓包,在这一速度区间,随着弹丸撞击速度的增加,后板的鼓包高度也不断增高
(2)当弹丸撞击速度在1.1∼1.4 km/s时,前板损伤模式从花瓣式开裂转变为穿孔,当速度1.4 km/s时后板鼓包头上出现裂纹;随着弹丸速度的进一步增加,后板出现剥落现象,并形成花瓣式撕裂,当弹丸撞击速度达到1.95 km/s时后板被击穿,导致防护结构受到破坏.
(3)弹丸高速撞击对后板的损伤是由弹丸、弹丸碎片云和前靶板碎片云造成的,碎片云及弹丸越集中对后板的损伤越严重.弹丸速度在0.7∼1.95 km/s时,二次碎片云主要表现为“塞块”、“塞块+少量碎片”、“较多碎片”、“大量碎片”这几种形式.
(4)在后板撞击区,由于弹丸撞击速度较高,撞击区处于高压、高温状态,随着弹丸速度不断增加,弹丸材料会被氧化变黑,弹坑处铝合金材料也被熔化;随着弹丸速度的进一步增加,后板撞击区的弹丸材料几乎全部变成了黑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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