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经济的发展

辽宁经济的发展（通用12篇）

辽宁经济的发展 篇1

1 我国公路的发展现状

公路是影响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 “要想富、先修路”, 这句话在什么时候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下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的中国, 随着人们的物质需求日益增长, 公路建设逐渐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无论是普通公路还是高速公路, 公路建设的数量都十分惊人。但是, 即便有大量的公路横跨在我国的各个角落, 但由于我国公路产业起步晚, 有很多的限制因素, 总体来说, 发展的现状并不乐观, 还存在着一些提升的空间。我国地域辽阔, 公路建设也存在不均衡之处。例如海拔较高的地区, 公路覆盖率也很低, 不能有效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在建设施工、公路经济体制的安排上还存在着不健全之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公路发展的可能性, 限制了我国公路长远发展的道路。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值得我们去探讨。

2 市场经济与公路发展的联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它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并且在各种活动中都有着很多重要的影响。市场经济和公路发展是分不开的, 市场经济与公路的运输息息相关,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市场经济与公路的建设与发展相辅相成。

2.1 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于公路经济基础之上

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方方面面, 但是如何能合理运用资源, 也是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公路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 实现对公路的建设, 可以更进一步地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距离, 让物资和人员更加快速、便捷地到达相应的目的地, 并且完成运输的各个环节。公路作为出行和运输的重要载体, 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方面, 都能够实现对其合理有效的配置。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 完善公路运输, 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方法之一。

2.2 公路运输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公路建设的力度不断增强, 一些因为交通不通畅的地区存在区域和外界隔离的问题得到了改善, 但还是因为道路开发力度不够使资源不能得到合理配置。尤其在我国的一些偏远山区以及贫困地区, 这种问题也十分突出, 当地人创造了资源却不能够被外界所利用, 也不能用外界的资源来补充当地的资源, 这对于均衡发展十分不利。利用便捷的交通, 促进行业与行业间的交流, 积极学习外界的经验和成果, 并引进投资者进入本地区, 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促进本地区优质、良好、活跃的建设。

3 在市场经济下公路经济长远发展的必要性

我国的市场经济与公路经济相辅相成, 彼此之间的需要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公路经济的发展明显又提升了一个台阶。当下我国的整体目标在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城乡、农村的经济基础建设都在不断发展, 只有在正确的公路经济指导下, 我们才能够切实有效地实现建设发展目标。不仅如此, 各级政府也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浪潮中认识到了“公路先行”的内涵, 对于公路收费、运输以及相关的运营管理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当下公路经济的指标实现也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多元化且渠道更为宽广。在成熟的体制下, 短期的、盲目的公路运营经济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社会更需要的是具有可持续发展力度的公路运行发展模式。只有充分维护公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 才能够切实有效地让公路与市场经济得到双重作用, 无论是造福当地居民, 还是提升国民经济都大有裨益。

4 市场经济下发展公路经济的战略

4.1 建立健全公路规划体系

在经济管理模式中, 公路始终应树立正面的发展形象, 切实有效地避免在管理中的一些乱收费和无作为行为。与此同时, 为了实现公路的可持续发展, 有关部门应结合具体的建设要求完善公路管理体系, 通过对体系的复制、约束, 让公路经济发展的更加顺畅。不仅如此, 根据规章制度, 严格约束个人行为, 使个人行为更加规范、有条理。由于传统的管理服务理念影响已久, 一些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并不强, 在工作作风上也不能良好地约束自己, 导致公路经济发展十分坎坷。为了切实改善这一问题, 有关部门需要做出相应的及时处理, 并根据相关的规章制度, 树立良好的经济管理人员形象, 通过有效的财政制度, 遏制住乱收费、挪用公款的问题。加强体系建设, 对其质量进行严格控制, 才能够进一步确保公路的建设质量, 让公路的建设和其寿命之间缩小差距。总而言之, 利用规范、科学的公路管理体制实现对公路建设的约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 这也是提升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4.2 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首先, 公路部门需要对各级员工加强思想教育, 通过过硬的思想培训, 彻底让员工的思想得到解放, 这样也会进一步提升员工在工作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这个过程中, 还能够有效地提升员工的责任心。其次, 除了对普通员工进行思想教育之外, 一些公路部门的领导班子也需要不断纠正自身思想, 加强培训工作。领导是一个单位 (部门) 的领头羊, 如果领头羊都没有树立良好的意识, 整体的工作思路就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给员工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所以, 加强对领导班子的培训, 让领导干部为普通员工树立榜样, 鼓励员工们以此作为标准争相效仿, 进而在其内部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工作氛围。公路经济要想切实有效地实现长远发展, 就需要一些真正懂科学和技术的人才。在激烈的市场行业, 无论是技术还是科技的竞争, 从本质上来说, 还是对人才的竞争。所以公路部门要尽可能地提升对人才的优越待遇, 招贤纳士, 鼓励更多有素质的人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 帮助公路完成长远发展。

4.3 强化公路的养护力度

首先, 公路部门需要明确管理定位, 将养护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公路部门通常只重视公路前期或者施工环节, 对于养护工作显得十分不关心, 这种观念严重影响了公路经济的发展。其次, 公路部门需要加强对公路的组织和安排设计, 明确不同阶段的费用开支, 避免出现一些烂头烂尾的情况。在具体工作中, 公路养护不能有效开展, 主要是因为缺乏资金。而之所以缺乏资金主要是因为在资金安排上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问题。最后, 实施公路养护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十分重要。公路养护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项预警工作, 渗透在不同的管理环节当中, 不能仅仅是为了检查而临时抱佛脚。从事公路养护的人员应积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在工作中拥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让公路的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5 结语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 公路经济的发展也有了更多的支持和保障。在当下公路经济不断发展的硬件条件下, 社会的经济发展又对公路的建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总的来说, 公路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 利用科学、规范的公路管理方式, 切实有效地提升公路效益, 对于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区域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当下我国公路的发展现状, 并进一步分析了市场经济与公路发展的联系, 以及在市场经济下公路经济长远发展的必要性, 最后提出了市场经济下发展公路经济的战略。

关键词：市场经济,发展,公路经济,必要性,战略

参考文献

[1]万丽萍.小议在市场经济发展下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J].东方企业文化, 2014 (19) .

[2]赵书珍.基于市场经济的公路运输经济管理应用与发展[J].财经界 (学术版) , 2015 (03) .

[3]生红丽.论公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剖析与解决措施[J].财经界 (学术版) , 2015 (11) .

[4]刘洪霞.简述在市场经济发展下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J].科技创业家, 2014 (04) .

辽宁经济的发展 篇2

经济发展道德：经济发展与道德的内在契合

“道德滑坡”论与“道德爬坡”论二者都没有跳出经济发展与道德“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应在继承和发扬优良道德传统的`同时，积极地创立和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从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体系。

作 者：朱有志 李正洪  作者单位：朱有志(湖南省社科院)

李正洪(湘潭大学)

刊 名：湖南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HUNAN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2 “”(4)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经济   道德   价值蕴含  

辽宁经济的发展 篇3

[关键词] 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 现状分析 江西崛起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现状

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将更加重要，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融合的成分，并将在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特点看，在我国经济非公有制的产出结构中，国有、集体经济的比重最大，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的比重也有大幅度增加；在全国民营经济的投入结构中，外商、股份制经济的比重最大，增长率也高于国有、集体经济；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以轻工化为特征，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民营经济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发达地区；民营经济的产业组织规模结构水平总体较低，对其适应工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带来困难；民营经济的资本、技术密集度低，这也对其适应工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带来困难。但是民营经济天生具有与市场经济接轨、融合的特点，对中国经济转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二，从国家政策看，目前，针对政策环境不平等，缺乏法制化的财产保护体系，融资困难，“官商勾结”与“寻租”等问题，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及地位等急需解决，对应不失时机地制定政策措施，促进非公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要逐步建立法制化的财产保护体系、税收体系和其他经济活动规范体系。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复杂繁琐的审批制度。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因此，非公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有利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第一，非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大框架下，两类企业之间本应是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关系。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主体，它们不仅必须根据法律的要求照章纳税，还必须尊重劳动权和劳动收益权，同时也必须依法有效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但是，这并不排除目前阶段客观存在的各种制度性和政策性歧视。

第二,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企业间的基本关系,更是非公有制企业间的基本关系。各类企业之间在市场上展开竞争,必然派生为对市场利益的争夺,包括对更多、更好资源的争夺,对更多、更好技术的争夺等。对于这类争夺,处理得好,有助于经济发展;处理得不好,则会导致矛盾加重。

第三，非公有制企业内部所有者与管理者间的关系。这实质上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企业招雇经营管理者，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双方事先达成的聘任契约，并不能保证经营管理者一定能够在事后表现出色，而即便表现出色，实际上又有一个事后重新谈判的问题。这是一个双方间的博弈过程。一旦利益失衡，博弈的链条则很可能会发生断裂，产生矛盾。

第四，陈旧的思想观念制约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目前，来自社会各方面一些陈旧思想观念，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其表现为：一是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行为不规范的制造者。二是社会上仍有一部分人用老眼光看待今天的非公有制企业家，总以为他们是靠偷税漏税赚钱的暴发户。三是有极少数非公有制企业家经不起困难的考验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磨炼，想见好就收，不思进取，这是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

三、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江西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第一，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加快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我国个体户、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断加快，江西也是这样。非公有制经济的逐步发展壮大，形成了多元化市场主体竞争的格局，形成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竞争环境，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旺盛的生机和强大的活力。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生力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1%，提高到现在的三分天下有其一，固定资产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也超过了50%。近年来江西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很快，从经济总量上看，2005年江西非公有制经济实现的增加值占到全省的生产总值的35%以上，从投入上看，近年来非公有制投资比重逐步提高，去年的非公有制投资比重达到了40%以上。

第二，坚持以创新为动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创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非公有制经济也必须努力创新，才能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才能在竞争中赢得先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國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不断壮大，发展的质量也不断提升，但是由于非公有制经济起步晚，起点低，经济领域有待于拓宽，产业层次有待于提高，竞争的实力还有待于壮大，竞争能力还有待提升，因此面对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新的形势，非公有制经济必须坚定不移以创新为新的动力，进一步谋求发展的新趋势。

第三，切实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毫不动摇地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党的既定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显著改善，但在思想观念、体制、政策法规、生产要素的获取、竞争环境等多方面还存在着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需要各级政府、经济理论界、企业界等进一步探讨和努力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1]张源: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2]鲍洪俊: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J].经济日报，2006年03月09日

[3]王黎明: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J].中国改革，2006（6）

[4]张旭辉:非公有制企业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研究[J].商业时代，2006（13）

辽宁经济的发展 篇4

1.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学,是二战后在美、英等国广泛流行的一种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首先系统研究资本经济发展问题,认为每个国家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应状况,取决于该国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又由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者人数来决定。如果劳动生产率高,参加生产的劳动者众多,就能生产更多的年生产物,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

斯密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首先,新增产出在积累与消费中的比例;其次,新增积累资本的配置效率;第三,技术进步对存量资本、新增资本和生产者素质的影响,而三方面的动力基础是自由市场竞争。

李嘉图把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土地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随着资本的积累增长和人口的增加地租增加;工资由维持工人生存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工资的增加意味着利润的减少;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发展。

2.经济发展理论成为经济学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是20世纪50年代即二战后的事。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特别是美国在大战期间增长起来的生产能力,与日趋缩小的世界市场愈来愈不相适应,增长周期极不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因此,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探讨资本经济发展问题。

战后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凯恩斯借鉴马克思总结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凯恩斯宏观经济发展理论编制;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批评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形成新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对长期增长动因进行解释。

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取决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同时提出国家推动经济发展。

3.哈罗德和多马为研究经济发展而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增长经济学的第一个广为流行的模型,被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发展模型。出发点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并把凯恩斯的短期静态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企图找到资本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以防止经济危机和消除失业。模型提出两种增长率概念:自然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分别以Gn1、Gn2表示,总的产出增长率即自然增长率用Gn表示,那么:Gn=Gn1+Gn2+Gn1n2

有保证的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的预期“资本产出率”和本期“储蓄收入率”,要保证社会经济能实现均衡发展需要的增长速度即有保证的增长率,必须等于储蓄收入率除以资本产出率。

4.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的特点在于增长速度决定于收入在工资和利润间如何分配。认为分配中的变化影响总储蓄,因为工资领取者和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不相同;分配本身取决于积累率,而积累率又决定着利润率及其在收入中占的份额;收入的剩余部分转化为工资。根据其模型经济的增长速度的提高只有靠有利于利润的分配,即利润高则增长快。

罗宾逊夫人则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能够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并且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刺激力。主张把经济发展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融为一体,着重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变化。

5.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代表经济学家是美国的索洛和英国的米德等人,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缺点在于忽视劳动和资本有互相替代的可能性,也反对罗宾逊夫人收入均等化和提高工资的论点。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以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为前提,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相应于“边际产品”而各自获得应有报酬,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模型不仅考察投资增长要素,而且还考察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要素。

新古典理论的核心是生产函数方程式,含义是经济活动的产出取决于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数量,并且给出一个规模收益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但是,目前的工业化国家并未发生这种情况,同时资本少的国家投资能更有力地刺激产出增加的情况也不明显。

新古典理论对这两种矛盾的解释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尽管收益随着经济中增加更多的资本而递减,但新技术的涌现可以抵消这种结果。

新经济发展理论加入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建立了一个基本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理论框架,承认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认为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并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投入机器那样也投入知识。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从而得出投资的持续增长能永久性地提高一国增长率。

二、经济发展模型的再创造与中国的具体适用

1.经济发展理论的再研究即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扬弃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兴起经济发展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理论现在看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

科学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还是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社会着眼而从经济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影响关系建立科学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马克思提出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要素就不是全要素,因此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生产关系要素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需要随之变化进行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直接要素,包括劳动力及其实际劳动、资本即过去劳动的占有和积累、生产对象即自然环境即初级劳动产品及其包含的劳动复杂程度和量、科技即简单劳动中独立出的复杂劳动、教育即劳动者生存成本扩张和社会要求。

因此:经济发展JZ=P[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

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增经济发展的比重高,劳动者获取的就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增经济发展的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再增长的速度就高。

事实是,现代社会影响直接投资的因素不是分配关系,而是银行利率。收入高者与低者的储蓄或投资倾向没有太大差别。

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经济发展过程就产生被动,甚至危机。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进而:经济发展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经济发展及模型的核心层次。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个间接影响层次,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社会阶层和文化传统等,对经济发展形成间接的、外围的、整体的、宏观的影响,并且主要是通过生产关系影响经济发展。

递进:经济发展JZ={[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

实际上,影响经济发展的任何社会经济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经济发展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的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经济发展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那么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增长模型的科学价值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经济发展问题。

2.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跟随经济发展变化的热点提出的不断修订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其现实应用价值,但是对中国的现实应用价值就要具体分析,中国的经济学家应尽量避免跟随瞎起哄,什么需求约束时代、什么知识经济到来、什么信息社会等等,道理有,但不是现实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政府更不能随波逐流而是为我所用,美国提息中国也跟着提,世界经济的确有同步性趋势,但并不完全同步。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也清楚地证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不同时期促进或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各不同。

转型初期,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方式在于制度创新,从而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但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矛盾突出;之后,资本制约矛盾显现,大规模引资开始,国际资本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结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而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大量剩余价值被外国资本掠走,教育改革与发展产业教育同时展开,科学技术进步及机构改革提上日程;目前,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使资源供应紧张矛盾极为突出。

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制约因素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就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科技和教育进行分析,中国最不缺乏的是一般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如果能实现充分就业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而中国最缺乏的是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这需要通过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来实现。

资本的一般表现即生产工具其,多寡相对于劳动力而言。中国闲置大量过剩劳动力的事实同时说明资本存量不足,需要长期且高比例投资。

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直接制约因素,特别是生产资料中的资源问题、资源中的能源问题。自然资源通过人类劳动开发成为生产最终产品的基础资料,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造成自然不堪重负,并且经济运行困难。

中国劳动力使用不足、资本紧缺、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归根结底是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的各基本要素中缺乏科技含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科技含量是根本途径。

教育的功能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提高资本及劳动对象的科技含量。

就生产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其突出表现为经济制度是否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是否适应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

持续快速的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大幅提高,不仅积累了物质,也积累了许多社会性矛盾,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弱势群体、贫困、失业、老龄、医保、社保等社会问题仍然突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克服不仅影响社会的安定,并且会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降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进程。

就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其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上层建筑虽然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但是通过生产关系及社会分配环节产生影响,上层建筑与经济的分配方式直接相关,而经济分配方式又与经济发展速度的辩证统一,上层建筑通过社会分配方式作用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后期经济利益竞争使经济发展的同时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差距扩大,如果不及时予以调整必然影响经济的进一步良性增长。

三、科学模型应用与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继社会再生产需要从“外延”向“内涵”、从“粗放”向“集约”转变后的再强调。所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因为“高投入、高消耗、污染重、效益低”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也付出沉重代价。拼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结果是GDP增长10多倍而投入却相应增长40多倍;资源及能源消耗水平高,火力供电煤耗、钢铁企业吨钢能耗高都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0%以上,水泥高45%;而单位GDP废水排放量是发达国家4倍,固体废弃物10多倍;人均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50。

新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表示为:{劳动力L·教育J[(劳动力L+资本Z+对象D)·科技K]}·[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政治法律+社会阶层+文化传统)·系数]

模型显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根源是整体科技水平低的结果,而科技水平低直接与教育水平及普及程度所造就的高素质人才及劳动者相关,同时也与生产关系的核心表现———经济体制及制度、政治的政绩评价机制不合理相连。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中期措施是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短期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制度以及政绩评价机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终目的是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经济,高效利用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

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在指导思想上需要转变观念,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发展,通过新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认识发展思路。1995年在制订“九五”计划时就曾经提出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但是成效不理想未达到转变的目标,根本原因是转变的途径不明确,途径不明确是因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型未建立起来。

2.模型显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根源是整体科技水平低的结果。必须从提高存量资本即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入手,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同时,实现高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广和普及先进适用技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和深度,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企业,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核心。

开发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及工艺的手段和杠杆是增量资本的投入方向及方式。新增资本是否投入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的开发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为核心的环节。

3.就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开发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开发中,先开发什么后开放什么、以什么能源为常轨、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高度;在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能源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重点是发展清洁生产、推行资源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仍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根本性措施是大力提高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提高科技人员水准和国民整体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家庭、企业和政府都是教育及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家庭以个体人的志向为导向进行投资,企业以实用需要为导向进行投资,政府以基础科研和普及性教育为导向进行投资,因此政府要把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中的重大基础性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制定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政策。

5.经济体制及制度要加快改革健全制约引发粗放型增长的机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把企业生产行为及扩大再生产投资“逼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具体做法是:通过宏观及产业政策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通过产业政策及金融手段制止不顾资源和经济承受力污染大、技术水平不高的项目。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项目不等于不顾资源和经济承受力,许多官员及“半瓶子”理论家不懂得规模经济效益,把大项目与盲目扩大投资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小盲目投资项目更容易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并且生产、经营、管理、治理的成本都高。

无论粗放还是集约,也无论外延还是内涵增长,增长源于投资,而投资源于利益,收益大于银行利率企业就具备投资冲动,企业不会考虑资源是否过度使用。因此,要完善制度和加强宏观管调,从制定严格的宏观经济政策、能源使用政策和加强政府监管两方面着手,提高能源使用成本,如此才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6.建立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行政政绩评价机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大比重与中国政治结构决定中国的行政资源、权利远比发达国家政府的行政范围要大得多,行政权利使用的效果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以及成效的大小。因此,政绩就不能仅考察GDP增速,必须综合考察单位能源使用GDP的提高、社会失业的降低、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教育投入及质量、环保改善程度、社会法安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情况、百姓对医疗卫生的满意程度等。

当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要求是环保改善程度与能源使用效果,因此要把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纳入行政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用制度进行约束,从根本上转变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和经济绩效考核办法,真正做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R.M.索洛.经济发展论文集[C].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辽宁经济的发展 篇5

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布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而海洋循环经济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海洋经济发展的全新模式，海洋循环经济的发展要遵循三个原则:减少化、再利用和再循环。总的来说，海洋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分为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三个方面，这也是海洋产业结构的三个重要体系。我国发展海洋循环经济主要是根据临海区位这一发展优势，把海洋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作为重点，最终形成海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保证辽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2.2海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辽宁省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辽宁经济的发展 篇6

据统计资料分析，我国拥有的13亿多人口中约有10亿弱势群体。其中有生产潜能者占80%以上，包括城乡失业者，半失业者，个体农业劳动者，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还有过了劳动年龄尚有劳动能力的所谓半劳动能力者。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

根据各国的经验，最主要的办法就是通过城乡合作社，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这就是我国合作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

发展城乡合作经济不仅对“稳增长”有重要意义，而且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所在。合作社不仅能保证个人的劳动收入，而且有集体的经济积累，能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为实现和谐社会要求和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奠定重要的经济基础。

联合国大会2009年12月宣布2012年为国际合作社年，并为此专门通过46/136号《大会决议》，肯定“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促进所有人……尽可能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成为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有助于消除贫穷”。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大力发展城乡合作经济还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和意义。

二、发展城乡合作社的领域宽广

发展城乡合作社的领域非常宽广，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各种专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手工业合作社、城市消费合作社、住宅合作社、托儿托老合作社等等，而且许多地方有实践经验：

山西山阴县周庄镇郑庄注册成立了“山阴县正泰农民专业合作社”，入社户数227户，占到有地农户的90.8%，土地4430亩，占到80.55%。在农业科技人员配合下，—年大见成效，入社的2230亩水浇地玉米亩产量高达800公斤，比往年增产了近一倍，3000亩粮食平均亩产增加50%以上，规模效益得到了有效实现，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大改善；北京、安徽等地在当地党政领导和金融机构的具体负责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信用合作社得到了有效发展；天津市总工会于1994年9月开始试办职工消费合作社，主要经营生活必需品，销售价格比市场价格平均低15%—30%，很受职工欢迎。沈阳等地也办了同样形式的消费合作社，都很成功。

有些合作社虽然无国内实践，但有国外经验可以学习和借鉴。

比如住宅合作社，德国就很发达。它的住宅合作社提供的住宅占全社会的10%，对德国的住宅建筑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国如果也能像德国那样，扶持住宅合作社较快发展，必将对平抑房价、满足住房合作社成员的住房需要起很好的作用。

三、发展城乡合作经济的具体建议

（一）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视城乡合作经济的发展。把它列入党政议事日程，并明确各职能部门分工。同时制定合作经济发展规划，在全国大力广泛推动和落实。

（二）各职能部门要把领导和办好相关专业性质的合作社列入本部门的工作职责，并具体落实。如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专业合作社由农业部领导和管理；信用合作社由银行业监委会领导和管理；运输合作社由交通运输部领导和管理；消费合作社由商务部领导和管理，总工会协同；住宅合作社由住建部领导和管理；托儿托老合作社由教育部社保部协同领导和管理。城乡合作社经济的总体发展由发改部门负责。

（三）财税和金融部门要大力扶持合作社的发展。财税和金融是扶持经济发展强有力的两个轮子，是有力的经济手段和杠杆工具，对合作社经济发展起着成败的重要作用。财税部门主要是运用财税杠杆、采取减免税收和补贴等诸多优惠政策，扶持合作经济发展。金融部门主要是采取信贷优惠扶持政策、上市筹资、发行集合债券等措施，有效扶持合作经济较快发展。此外，财税和金融部门都要在财务管理上予以帮助。这些都要在政策上和制度上落到实处。

（四）大力培养合作社专业人才。合作社是专业性很强的经济实体，必须要有大量专业人才来运作才能健康、有效发展。这是教育部门的天职。大专院校应恢复和创办合作社经济专业的院系，招收和培养经营管理、信息管理、生产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等专业方面的人才。

（五）加快制定《合作社法》。据有关资料披露，当今世界各国大都制定了《合作社法》。对此，我国处于后进状态。我们应急起直追，尽快弥补这一缺失。

制订我国的《合作社法》可借鉴各国的内容，明确规定合作社的地位、合作社建立的条件、合作社的经营目标和经营原则、社员的权利和义务，国家财税、金融部门对发展合作社的优惠政策措施，国家对合作社的管理等，以保障合作社的权益和健康发展。

应该说，制定《合作社法》并非是一件难事。我国过去在不同时期曾制定过不同版本的《合作社法》或《合作社条例》。只要加以搜集、整理，并总结近年来各地的经验，适当借鉴国外对我有用之处，相信能尽快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袁中良

辽宁经济的发展 篇7

关键词：林业经济,国民经济,关联

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分析

从2 0 0 2年起到现在, 经济增长率 (GDP增长率) 的波动经历了1个周期 (见表1) 。经济增长率的峰位和峰谷落差在0.8个百分点。通过这一周期的特征值, 我们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 为增长型经济周期。总的看, 2002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

2002年开始, 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3%, 开始进入新一轮周期。2003年、2004年, 经济增长率均为9.5%。2006年全年, 全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7%。这样, 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9%-9.5%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 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从未有过的。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 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是人们一直所盼望的。在未来经济发展中, 我们要紧紧抓住机遇, 妥善应对挑战, 使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 在波动的幅度上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国民经济的增长从一个侧面加强了林业经济的发展。

二、林业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关度

对林业经济发展变化与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关联计量分析, 是正确认识林业发展规律的有效手段。对二者进行关联计量分析, 选取林业总产值与国民经济总产出作为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变化规律分析的指标, 以此来量化反映林业在不同时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情况, 以及林业与国民经济的互动关系, 下面主要利用相关分析进行分析。说明和揭示林业与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动态关系和特征。林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 林业的发展直接取决于国民经济的需求变化, 因此, 利用下表2进行分析。

对以上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可以得出:林业总产值与国民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呈较强的相关性, 表明林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产业部门, 其发展是同外部经济环境相一致的;同时可以看出, 在各个不同的时期, 林业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强度又是各不相同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林业经济发展受自身运动规律作用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同时期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结构及国家有关政策变化造成的。总之, 国民经济和林业经济二者之间呈线性关系, 表明林业产出取决于国民经济产出, 而林业产出作为自变量, 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程度存在, 但十分明确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判断。

三、林业经济发展波动与国民经济发展波动的关联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己经得出林业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程度, 二者之间存在互动的影响关系, 下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地分析。

首先, 我们对2002年以来林业经济发展同国民经济发展总的波动过程进行分析。

国民经济自2002以来经历了一次较大的经济周期, 但可以大致的把林业经济也看成经历了一次波动, 因为2002年的林业经济增长率只是略微下降, 波动幅度很小, 这说明林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它的波动受到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 周期与国民经济大体一致。但通过表与图的对比分析, 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 林业总产值增长变化的幅度要强于GDP的增长幅度, 增长的长度为5年, GDP的增长长度为2年, 林业经济增长长度要长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长度, 而二者波峰与波谷的时间也不一致, 林业经济年增长率波动明显高于GDP年增长率的波动, 且波动的幅度和波动的周期也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和周期的次数。从总体上看, 林业经济的波动与国民经济的波动相比, 比较剧烈, 峰谷落差比较大, 说明林业经济的波动还是相对比较剧烈的, 这也反映了, 由于林业行业的特殊性, 林业作为一个积弊较多的滞后产业, 在经济改革时期其调整的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 很难在短期内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相协调。

参考文献

[1]、田力, 中国林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分析,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2]、谭鑫, 国有林区非国有制经济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林业经济, 2009 (2)

辽宁经济的发展 篇8

关键词：巴西经济,经济增长,经济改革,经验启示

巴西从1882年独立以后, 一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都是一个以种植咖啡和橡胶的单一农业经济国家, 只有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才慢慢开始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的60到7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 在这个几年时间里巴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增长, 但是这个高增长没有能维持多久。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再加上巴西政府国内政策的不科学, 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巴西经济长期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泥潭之中, 甚至上个世纪末期还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期。于是巴西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为促进巴西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改革, 这为巴西大国的经济发展和崛起奠定了基础。通过分析巴西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改革经验获得具有参鉴意义的启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巴西经济发展的历史概况

16世纪以前的巴西基本上是处于原始公社制发展阶段, 基本都是靠狩猎、捕鱼及采集野果来维持生存。这期间虽然也有些部落开始了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 但是总的来说巴西经济发展是非常落后的。到了16世纪初巴西沦为西欧葡萄牙的殖民地, 然后才开始了推行大种植园奴隶制。独立后的巴西到二战前后的经济发展虽然在工业生产及农业播种面积和产量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 但是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异常的落后单一。

1、巴西原始社会公社制时期。

在葡萄牙入侵巴西之前, 巴西还处于原始社会公社制时期的, 这个时期的经济生产方式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所有土地、草地、森林、牧场和沼泽等都属于印第安人部落公有, 生产劳动的时候会使用粗糙的木制工具, 可以说这个时期巴西的农业经济还是较为发达的。其次, 工商业在巴西的原始公社制时期就有所发展, 部分部落已学会制造弓箭和投石器等工具, 另外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了早期的城镇和市场。最后就是随着巴西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在原始公社中已经出现了商品交换的现象, 同时也出现了阶级分化和私有制的现象。

2、处于殖民地时期的巴西经济。

葡萄牙人佩德罗·阿·卡布拉尔在1500年登陆巴西沿海, 随后宣布该地为葡萄牙王国的属地。后来葡萄牙国王1530年派大贵族马丁·阿方索·德索萨率领400多名移民到巴西建立殖民地, 对巴西实行了殖民统治。在殖民地时期的巴西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就是殖民者为了加强对巴西殖民统治, 大力推行分封制。葡萄牙在1534年将巴西的领土划分为十三个管区, 各个封区负责统治的大贵族都享有行政、立法、铸币和建立城市庄园等特权。其次就是十六世纪三十年代, 葡萄牙殖民者宣布巴西的全部土地都归葡萄牙王室所有, 然后将这些土地分封给贵族来建立大庄园, 大力推行种植园奴隶制。还宣布禁止农民自己生产小麦和葡萄酒等。再次就是葡萄牙殖民当局为了保护葡萄牙工商业者的私人利益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限制巴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并且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 禁止巴西建立手工工场。最后就葡萄牙殖民者为了完成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垄断了巴西的对外贸易, 严格限制巴西同宗主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进行对外贸易, 然后不断从垄断贸易中获得暴利。

3、独立后的巴西到世界两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发展时期。

巴西虽然在1822年宣布了独立, 随后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 但是独立后国家的政权还是被大地主和大种植场主掌握控制, 这严重阻碍了巴西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 19世纪中期的巴西经济纳入到了世界市场, 咖啡、糖、烟草和棉花等农产品的产量也出现了逐年增加。另外, 这个时期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也开始成长。但是巴西的农业发展在1870年以后却逐渐向单一种植方向发展, 这样非常单一的经济片面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巴西的经济发展的畸形结构, 这使得巴西的经济发展更加依赖帝国主义国家。其次, 在两战之间的巴西民族工业也有所发展, 同时采矿工业及轻工业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这个时期的巴西工业技术较比较落后, 外国资本在本国的工业生产中占有绝对的控制地位。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巴西的工业生产有了非常大的增长, 还先后兴建了一大批的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企业。

二、巴西经济发展的优劣势分析

1、巴西经济发展的优势分析。

首先, 巨大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巴西拥有名列世界前茅的铁矿、锰矿及铝矾土, 森林和淡水资源也极为丰富,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亚马孙森林面积达到750万平方公里。全国可耕地面积约有4亿公顷, 号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粮仓”。其次, 巴西人口较少, 人均经济指标具有明显的优势, 比如1990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就曾经远远高于中国, 人均GDP更是相当于中国的大约九倍。再次就是巴西的工业体系非常完善, 工业生产很多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水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绿色能源研发更是使巴西成为了世界绿色能源的典范。还有就是巴西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 城市化率基本能达到80%左右。最后, 巴西因为在最近的世界经济危机过程中采取了税收优惠、增加贷款及降低利率等一系列非常有效的调控措施,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其经济发展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非常小, 这为巴西经济的快速复苏和经济加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巴西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巴西的经济发展虽然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也存在诸多内生的困境, 这些困境成为了巴西当前, 乃至今后一个很长时期之内的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其中最明显的有三个方面。首先就是贫富差距的拉大, 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做过的巴西家庭抽样调查显示巴西经济目前仍然处在基尼系数的高位运行, 贫富差距还是非常大。随着贫富的差距拉大出现了众多的规模巨大和风格一致的贫民窟, 这对巴西的社会治安造成了很大压力, 不稳定的社会必然会影响到巴西经济的稳定发展。其次就是巴西的行政效率低下, 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速度。因为巴西实行的联邦制, 行政、立法和司法是处于三权鼎立的格局, 这种制度格局势必会影响到政府的行政效果。最后, 虽然巴西人非常热情, 性格也很奔放, 都喜欢享受生活, 但是巴西人对经济发展却很少有很大的追求。以上这些因素都会对巴西经济的发展产生内生的制约。

三、巴西经济改革与调控政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 巴西经济发展走的是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 这样的发展模式限制了巴西经济参与全球化的能力, 在国际市场上巴西经济严重缺乏竞争力。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巴西政府意识到了自身经济发展存在的严重缺陷, 开始大力推进经济改革, 改革的内容方面主要包含了工业、农业、国有企业私有化及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等。首先, 巴西政府制定了多个有关工农业现代化的“新巴西计划”, 同时还制定了“工业产品质量计划”及“农产品质量计划”来辅助“新巴西计划”的实施, 这对提升巴西产品国际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 实行全面开放的经济, 积极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一方面是巴西政府放宽了限制, 采取措施积极吸引外资, 目前大部分的巴西产业都已经全面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另外, 巴西还进一步放宽了技术引进的限制, 有明确规定不管是巴西民族私人企业, 还是在巴西的外资企业都享有对技术引进的选择决定权, 政府不能对技术引进问题进行限制和干预。再次, 巴西对内部的产业结构进行了积极调整, 对外强化了本国产品的出口能力, 使得巴西生产的产品快速进入了国际市场。有关统计显示巴西的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在基本都7%左右。另外巴西还积极调整了出口产品的结构, 增加了制成品及半制成品商品的出口。还有就是汽车飞机及信息产品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也日益成为了巴西产品出口的新亮点。最后就是巴西陆续扩大了本国市场的开放程度, 采取有效措施来激励本国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效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巴西政府逐步将进口关税从45%降低到了20%左右, 同时还积极引进竞争机制, 这些措施使得很多的巴西企业逐步走向了国际市场, 同时也有效提升了自身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四、巴西经济发展及改革的主要经验启示

1、必须要抓住国际环境给予的机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

巴西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现代化就非常注重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来大力推动本国的国际贸易。巴西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诸多比如通常的关税、非扩大外销市场、关税壁垒、出口补贴及开展出口信贷等措施来积极鼓励出口。除此之外, 巴西还采取了很多具有本身特色的扩大贸易的政策:一是巴西为了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 1968年8月21日开始实行了克鲁塞罗经常性贬值政策;二是政府为了疏通农产品及工业产品产地与口岸的交通连接, 大力加强了公路及铁路建设, 以便能有效促进本国产品的出口;三是充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名牌商标效应来扩大出口,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出口额达几十亿美元的汽车出口贸易;四是巴西不但努力增加出口商品, 而且还积极扩大劳务出口。

2、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防止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巴西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问题的根源就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常年存在, 社会贫富差距如果不能及时解决, 存在的时间越长解决的难度就越大。这就警示我们必须要正确解决好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现象, 因为分配不公平导致的财富不均衡是累加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催化剂。为彻底解决这个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顽疾, 必须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要努力使分配制度体现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以便使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益处能够惠及到广大人民群众, 实现人人都能共享到社会进步成果目的。

3、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市场自发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

我们说经济发展的确是需要市场自发调节, 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就会使得国家经济增长中面临诸如债务或货币危机等困境。而巴西经济改革却是试图完全让政府脱离开市场, 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 目的就是想通过短期的改革来使巴西的经济完全回归到自由竞争状态, 巴西的这种改革虽然解决了一部分政府干预市场不当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更多的社会问题却产生了, 结果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需要市场自发调节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 这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改革是否能够成功的核心所在, 这也是巴西经济改革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的一条最为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参考文献

[1]王英斌:《巴西教育现状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世界文化》, 2007/09。

[2]谭春枝:《巴西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及其经验教训》, 《拉丁美洲研究》, 2007/02。

[3]刘婷:《巴西的土地问题与经济发展》, 《拉丁美洲研究》, 2006/02。

[4]张宝宇:《巴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 《拉丁美洲研究》, 2005/01。

[5]玛.罗哈:《巴西: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与新依附经济》, 《国外理论动态》, 2003/03。

[6]杨立民:《巴西经济步入复苏》, 《瞭望》, 2004/34。

[7]周志伟:《走向复苏的巴西经济》, 《拉丁美洲研究》, 2004/01。

[8]J.布拉德福德.德隆:《巴西经济会再枉费十年吗?》, 《商务周刊》, 2003/07。

[9]周志伟:《2002年巴西经济形势概述》, 《拉丁美洲研究》, 2003/01。

辽宁经济的发展 篇9

一、做服务型、民生型政府, 促进辽宁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 就是全面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全面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全面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协调人民的利益。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而以人为本又是科学发展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真正做到满足人民需要, 实现人民利益,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辽宁省践行以人为本发展成果突出。全面推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 从2006年新农合工作全面启动, 到2007年6月, 全省97个县 (市、涉农区、涉农开发区) 全部启动了新农合制度, 实现了县、乡、村全覆盖, 共覆盖农业人口2156万人, 参合农民达1882万人, 参合率为87.31%;使城市一大批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截至2006年底, 全省累计投资199.8亿元, 拆除棚户房1212万平方米、沉陷房约200万平方米, 新建房1931万平方米, 解决了34.5万户、120万棚户区居民住房难问题。2007年, 投资91.5多亿元, 全面启动5万平方米以下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 新建住房847.5万平方米, 解决14.3万户、42.4万人住房难问题。在廉租住房建设方面, 截至2006年底, 全省累计用于廉租住房建设的资金为3.68亿元, 4.68万户低保家庭得到了廉租住房保障;2006年全省开工新建廉租房16.04万平方米, 到2007年底各市计划新建廉租住房或者收购旧住房用于廉租住房61万平方米;2006年, 省委、省政府将扶贫开发列为全省十大民生工程之一, 全年共安排财政扶贫资金2.66亿元, 省财政扶贫资金比上年增加了9.3%。这一年全省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了40万人, 实现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解决40万贫困人口稳定温饱问题的民生工程目标;2007年省政府安排扶贫资金2.68亿元, 实施“整村推进”扶贫506个村, 投入扶贫资金2.27亿元。此外, 辽宁省还重点支持了104个国家和省扶贫龙头企业, 安排贴息资金1900万元。

思考辽宁人的全面发展硕果之因, 主要在于:一是构筑服务型政府。一个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就是一个能够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辽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规范行政行为, 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 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辽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 积极推行公用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制度, 为群众解决难题, 办实事。尤其是治理软环境的“新政”——“四清理、四公开”, 即清理部门职权, 公开依法确定的人员编制、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清理执法事项, 公开执法依据、过程、结果和救济渠道;清理行政审批事项, 公开行政许可设定依据、实施过程和办理结果;清理收费项目和标准, 解决越权定价造成的乱收费问题, 公开符合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藉此托起公正, 反映公平。二是建设民生型政府, 即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使上学难、看病贵、房价高等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 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是基础的基础、关键的关键。辽宁各级政府体会到, 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好, 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社会和谐的大厦迟早要垮塌;民生问题解决好了, 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有了稳定的基础, 其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仅以大连在建设民生型政府中的成熟经验, 可资借鉴。大连在努力构建民生型政府之中, 形成了四个原则:其一, 切实与群众生活和利益密切相关。主要把就业与再就业、就医、住房等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列入实事之中。其二, 力争受益群体覆盖面较大, 覆盖面较小的项目少列入或不列入。其三, 保证实事项目切实可行, 论证不够充分、资金未能落实、意见不能统一的项目暂不列入。其四, 突出实事的成果性指标。各项实事均以数字化的成果指标予以体现, 做到任务简洁明确, 成果直观, 方便检查考核, 利于社会监督。

二、以循环型、集约型经济, 实施辽宁经济全面发展

经济全面发展, 就是要紧紧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但必须指出的是, 加快经济发展并非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而应优化结构、升级产业、提高质量、保证效益、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辽宁经济全面发展的数据令人欣慰。“十五”期间, 辽宁经济增长率逐年攀升, 分别为9.0%、10.2%、11.5%、12.8%、12.3%, 年均增长11.2%, 创造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纪录。2006年进一步提高到13.8%, GDP达到9200多亿元。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300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050元, 分别增长11%和8%以上。外贸进出口总额和利用外资额大幅度上升, 2006年进出口总额预计471亿美元, 增长14.9%, 其中出口278亿美元, 增长18.6%。“走出去”步伐加大, 2006年境外投资达到1.99亿美元, 其中中方投资1.76亿美元, 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也有新进展。2006年全省44个县 (市)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8%, 高于全省4.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3%, 高于全省13.5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1%, 增幅列全国第一。

探究辽宁经济全面发展之由, 主要缘于:一是循环型经济模式。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为原则, 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 以资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 通过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加强政府措施, 大幅度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废物排放、提高劳动生产率。循环经济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经济模式。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 要从节约资源中求振兴、从保护环境中求振兴、从发展循环经济中求振兴。辽宁在全国率先提出的“3+1”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即全力构建清洁生产企业、生态工业园区和循环经济型社会, 培育区域性的资源再生产业基地。辽宁以绿色消费为目标, 以生态设计为主要手段, 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主要途径, 建立起以全社会共同参与为标志的循环经济体制。在企业为重点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 辽宁在社会层面积极构建以节约型消费模式为目标, 倡导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 建设节约型政府机关、节约型企事业单位和节约型居民家庭。建立和完善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系统。推进生态城镇建设, 走集约化的城镇化道路, 逐步建立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城市新模式。二是集约型经济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是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个带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集约型经济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经济。辽宁经济实现了经济发展以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为主线, 着力提高经济素质和增长质量, 通过质的提高开拓国内外市场, 实现持续稳定的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辽宁重工业大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 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依赖性, 伴随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展开, 知识、技术、高素质人力资本已是辽宁经济发展的首位要素。辽宁加大了“科技兴省”的实施力度, 营造了有利于人们创业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环境;加快了建立省域技术创新体系, 以企业为主体推进产学研结合;以引进、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为主, 自主创新为辅, 加快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高度重视了创业中心、孵化器和风险投资等创新“源头”的作用,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三、建设协调型、保障型社会, 推动辽宁社会全面发展

社会全面发展, 是指社会各结构要素良性互动, 考虑社会和各种要素, 协调社会的不同系统, 兼顾社会的各个环节, 保障社会的各个方面, 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更为重要的是, 必须从现代化全局的高度, 准确认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不断增强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能力,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发展和今后发展、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 政府是市场等各种关系。辽宁的社会发展成绩斐然。近五年累计实现实名制就业513万人次。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 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标准逐步提高。农村扶贫效果显著, 158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005年末, 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为37.4%, 辽宁省为38.6%,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2个百分点;就地转移占已转移总量的79.6%。辽宁省目前大约有农民工200多万, 2006年9月, 辽宁省政府出台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 使得包括沈阳农民工在内的全省所有农民工都将在养老保障等方面享受到市民待遇。到2007年10月, 全省已有49.6万农民工获基本医疗保险, 75万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在2007年年底前, 全省所有曾被拖欠过工资的农民工, 都可以拿回他们的工资。60.5万国有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医保, 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已达到220万人。2007年全省安排了移民扶贫3200户, 并为此投入扶贫资金1920万元, 3万名贫困劳动力得到了转移培训;辽宁省已将80多万农村特困群众全部纳入了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保障人数比2006年增加了13万多人, 保障面达到了4%, 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全省农村低保平均标准由2006年的853元提高到1150元, 提高了297元, 增幅为34.8%;月人均救助额达到了45元, 比2006年增加了12元。

寻觅辽宁社会全面发展之理, 主要得益于:一是形成协调型社会。辽宁建立健全县级政府、工会和企业组织三方协调机构, 解决好职工和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 解决好劳动争议案件中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 形成监督与预防并重的协调机制;加快推进劳动仲裁机构实体化、人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探索建立简便、高效、快捷处理劳动争议的新机制;完善劳动仲裁案件审理通报等制度;搞好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衔接;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开展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条件、拖欠农民工工资、超时加班、使用童工等检查活动;建立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联动机制, 加强与信访、公安、建设、工会、妇联等职能部门和群众团体的横向联系。落实维护稳定领导责任制, 建立劳动争议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信息报告制度, 建立健全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加大劳动合同覆盖面, 加强劳动合同鉴证, 保证劳动合同合法有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保持社会稳定, 是劳动关系协调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应加大宣传和监察力度, 促使用人单位与招聘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依法建立明确的劳动关系。应按照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原则, 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 强化工会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 消除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二是健全保障型社会。有保障的社会, 是壮有所用、病有所医、贫有所助、老有所养的社会。社会保障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 化解社会成员遭遇的风险, 保障人们的基本需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辽宁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因地制宜, 分类分步实施, 量力而行。不搞“一刀切”, 社保范围要由小到大, 循序渐进, 区别对待, 缴费标准与保障标准要由少到多, 由低到高。沈阳、大连等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适当提高保障标准, 落后地区应适度降低。辽宁根据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出台新的地方性法规。在保险对象、交费年龄、交费标准、基金管理、基金增值、经费来源等问题上设置新的操作规范。通过农保的地方立法, 使农保工作有法可依, 规范管理。

摘要：辽宁要实现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达到发展的目标要求,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在政府层面做好服务、改善民生;在经济层面, 发展循环, 走向集约;在社会层面, 完善协调, 搞好保障。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辽宁,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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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敏洁.科学发展观指引辽宁走向全面振兴.辽宁经济, 2007 (5)

[3].韩克铭.开发式扶贫福泽农村贫困人口.辽宁日报, 2007.10.12

[4].陈子惠.大连巨额财政资金改善民生.辽宁日报, 2007.2.21

辽宁发展总部经济的思路与对策 篇10

一、总部经济在经济转型中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

总部经济具有五个方面特征:第一, 知识性。总部经济包括了企业的研发、营销、资本运作、战略管理等环节, 属于知识性劳动。第二, 集约性。按照总部经济模式发展区域经济, 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心城市服务业发达、智力资源密集的优势, 最大限度利用了生产基地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优势,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体现了集约经济的特点。第三, 延展性。总部经济形成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经济链条, 不但能够实现二产向三产的延展, 而且能够实现知识性服务业向一般性服务业的延展。第四, 辐射性。在总部经济模式下, 可以通过“总部——加工基地”链条实现中心城市的各种资源向欠发达地区的强力辐射。第五, 共赢性。总部经济模式改变了区域之间对同一产业在企业、项目上“非此即彼”的简单争夺, 通过价值链中不同功能的再分工合作, 实现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共同发展。

总部经济的发展特性将至少可以为中心城市发展带来五种“经济效应”:一是税收、GDP贡献效应。税收贡献包括企业税收贡献和总部高级白领个人所得税贡献。同时, 中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还将对其GDP增长带来总量增长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二是产业乘数效应。企业总部的聚集, 将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包括信息采集加工、企业咨询、金融保险、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等。三是消费带动效应。包括总部商务活动、研发活动等公司消费和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消费等。四是就业效应。总部经济可以提供高知识群体劳动就业机会, 还可带动一般性服务业的劳动就业。五是社会资本效应。大批国内外企业总部入驻, 提高了区域的知名度、美誉度, 同时可以促进当地政府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商务环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 并推进多元文化融合与互动, 加快城市的国际化进程。

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 在日趋严峻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约束下, 面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新的发展要求, 只有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才能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总部经济是在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区域资源与企业价值链通过最优空间耦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对于一直以原材料及其加工制造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来说, 辽宁以总部经济模式促进区域转型升级具有适应性和可行性。

据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 全球4万多家跨国公司中, 92%以上的企业若干年内将考虑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另一方面, 国内一些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本土企业, 也开始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从小城市迁往大都会。目前,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城市都高举“发展总部经济”的大旗, 将其作为促进产业升级、功能提升、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在发展总部经济方面已经领先辽宁一步。抓住机遇, 采取适当的措施推动辽宁总部经济的快速发展, 既十分必要, 也十分紧迫。

二、辽宁总部经济发展现状比较分析

从现有的发展基础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观察, 集聚了辽宁大部分发展资源的沈阳和大连, 都将是辽宁发展总部经济的重点区域。沈阳、大连总部经济发展状况如何, 代表着辽宁总部经济的未来走势。

(一) 沈阳总部经济发展概况

沈阳的总部经济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 除了总部经济发展较早的沈河区之外, 目前以沈北新区的东北总部基地和铁西区的“铁西金谷”发展最为迅速。

沈河区作为沈阳的中心城区, 为摆脱空间瓶颈制约, 做大服务经济, 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提出把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作为城区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2008年, 在全国率先组建了总部经济发展局, 作为总部经济的专门管理部门;同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 大力支持总部经济发展。截至2010年, 沈河区共引进国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等总部企业52家、世界 (国内) 500强及其投资企业22家, 总部经济的税收贡献率已达33.5%。

位于沈北新区的东北总部基地由总部基地 (中国) 控股集团统一规划。首批建设的西区和中区占地约7000亩, 总建筑面积约500万平方米, 累计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预计东北总部基地建设周期为6-10年, 将聚集东北乃至全国的成熟企业两千家, 并辐射周边三万家相关企业, 预计将成为立足沈阳、辐射东北、面向东北亚的总部企业集聚区。2011年上半年,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等, 以及东北、辽宁的50余家企业成为东北总部基地首批入驻企业。在首批入驻企业中, 域外企业占66%, 本地企业占34%;按企业性质划分, 国企占20%, 民营企业占80%。下半年, 又先后有中铁航空港集团辽宁工程有限公司、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等东北及全国的20家企业入驻东北总部基地。

2010年8月, 国家发改委授予铁西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称号。在此背景下, 铁西区迅速启动“铁西金谷”国家级生产性服务业总部基地项目。“铁西金谷”项目位于铁西区北一路以北, 卫工街以西, 红旗桥以东, 铁路线以南, 规划面积约2平方公里, 规划建筑面积400万平方米, 计划建设400栋总部楼宇。“铁西金谷”将分四期进行开发建设, 一期工程已于2011年5月20日正式启动。2012年将有30栋总部楼宇投入使用。“铁西金谷”的发展定位为“国家级生产性服务业总部基地”, 该区域将被打造成一个集总部办公、高端商务、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低碳化、智能化、国际化的总部经济发展集聚区。

(二) 大连总部经济发展概况

大连是辽宁乃至东北总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目前大连拥有企业地区总部36个, 研发中心19个;有90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大连, 投资项目近200个, 总部经济有效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步伐。在大连高新区, 安永、爱立信、花旗、软银等世界500强企业先后建立了研发中心、结算中心、后台服务中心等职能性总部。此外, 中冶焦耐、中国华录、大连华信等企业在高新区也建设了综合型总部。2010年, 美国IBM、日本索尼公司经过多年发展, 把其在高新区的机构转变为独立法人公司, 成为总部。此外, 九城船舶设计研发总部、香港正源集团总部相继落户, 这些都为大连高新区提升总部经济产业层级积蓄了力量。

中山区是大连市总部经济的重要集聚地。目前中山区现代服务业比重已达到96%, 产业结构在东北地区的同级城区中最好, 总部企业最集中。作为CBD商务功能区发祥地的人民路, 目前已经集聚了120座商务大厦。其中, 航运、科技、物流、金融、总部经济、进出口等专业大厦13座, 总部性质企业有230家;46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山区设立的分公司或分支机构总数达到了63家, 全球20大集装箱班轮公司中17家在中山区设立了分支机构。与此同时, 大连东港商务区的改造目前正在加紧进行, 建成以后, 该区在经济总量上将再造一个中山区, 成为大连城市未来发展的核心。东港商务区全面开发建设用地约6平方公里, 目前已签订合作项目23个, 合计占地面积约190万平方米, 日本欧力士区域性金融机构经营总部、德意志银行亚洲金融区域性总部等已经相继落户于此。

注:本文所有表格内容均根据赵弘主编《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 (201 1-201 2) 》整理

(三) 沈阳、大连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比较分析

以沈阳和大连为代表的辽宁总部经济在近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 总部经济的带动效应已经初步显现。然而, 短期总部企业集聚数量的多寡并不能完全衡量一个地区长期的总部经济发展潜力, 总部经济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从基础条件、研发能力、政府服务、开放程度等方面对沈阳、大连总部经济的发展能力进行比较分析, 可以更准确、客观地反映辽宁总部经济的发展前景。

1. 总体发展能力得分与排名。

如表所示, 在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综合发展能力的排名中, 沈阳和大连得分为44.29和46.24, 分别位列第17和15位, 在全部35个城市排名中处于中游水平。在具体分项指标, 即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政府服务以及开放程度的排名中, 沈阳分别排在第14、13、22、16、21、17位, 而大连分别排在第12、17、28、20、10、9位。其中, 研发能力与专业服务发展水平的落后是造成沈阳、大连综合排名落后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看, 沈阳与大连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而且这种差距在近几年有逐步拉大的趋势。2007-2011年五年间, 沈阳总部经济综合发展能力排名从第12位一路下滑至第17位。在同一时期, 大连从第11位下滑至第15位, 下滑趋势明显。不仅与部分沿海发达城市, 如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等城市差距逐步拉大, 也逐步落后于部分内陆城市, 如南京、成都、武汉、重庆等。

2. 分项指标比较分析。

从基础设施、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政府服务和开放程度等六个分项指标分析, 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沈阳、大连近五年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变化情况。

基础条件共包括经济实力、总部资源、基础设施、社会基础、人口与就业以及环境质量六个方面。在这项指标中, 沈阳的排名下滑明显, 由2007年的第10位, 下降到了2011年的第14位。而大连则从2007年的第13位上升至2011年的第12位。在基础设施与环境质量方面排名较为靠后, 是造成沈阳排名下滑的重要因素;在人口就业、社会基础以及基础设施方面发展水平明显滞后, 这是造成近几年大连在基础条件方面排名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商务设施包括商务基本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两个方面。沈阳和大连两市在商务设施方面的排名均有所下滑, 2007-2011年, 沈阳从第11位下降至第13位;大连下滑幅度较大, 由第14位下降至第17位。这一情况说明沈阳、大连在配套设施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

研发能力包括人才资源、研发投入和科技成果三个分项指标。沈阳研发能力排名由2007年的第11位迅速下滑至2011年的第22位。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人才资源排名的大幅下滑。大连研发能力2011年排在第28位, 不论是研发投入还是人才资源均处于非常低的发展水平。沈阳、大连科技成果的排名相对靠前, 2011年分别位列第13、14位, 这说明两市有限的科技创新资源都得到了高效利用。但人才资源与研发投入的落后局面警示我们, 长期来看, 沈阳、大连科技创新成果的发展潜力将十分有限。

专业服务包括金融保险和专业咨询两个方面。沈阳在金融保险方面的排名有所上升, 由2007年的第14位上升至2011年的第13位;而专业咨询的指标却出现了明显下降, 从2007年的第10位下降至2011年的第17位。大连的状况与沈阳相似, 专业咨询业务指标的下滑造成了专业服务指标的下滑。未来加大对专业咨询行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显得十分必要。

政府服务指标主要衡量的是政府的办事效率、政府的服务态度以及政府的服务质量。2011年, 沈阳、大连的政府服务水平排名分别位列第10位和第26位。沈阳在政府服务方面与大连相比差距明显。

开放程度主要包括区域开放和国际开放两项指标。沈阳的开放程度排名相对平稳, 最近几年一直保持在15-17位之间, 作为非沿海城市, 沈阳的开放程度还是相对较高的。大连的开放程度在2011年排在第7位, 依然是国内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

(四) 辽宁总部经济发展尚需努力

通过比较分析, 可以看出辽宁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下滑的趋势是明显的。虽然可能存在一些统计误差, 但就总体而言, 沈阳和大连在近五年的时间里,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 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确是在逐年下降的。这一现实警示我们, 辽宁总部经济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在分项指标中, 沈阳的研发能力和政府服务排名明显靠后;大连在研发能力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 专业服务的能力也比较缺乏。这些问题应该是未来两市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着力解决的。另外, 沈阳、大连在政府服务方面表现各异, 大连在改善政府服务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 大连的发展经验对沈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具体的分项指标看, 沈阳的总体发展水平较为均衡, 而大连则存在部分指标发展水平较高, 如开放程度和政府服务, 而部分指标如专业服务和研发能力排名较为靠后的现象。这一情况提示我们, 沈阳和大连在提升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方面应该采取不同的发展思路, 沈阳需要全面综合的提升, 而大连则可以选择在部分落后领域重点突破, 以取得跨越式发展。

辽宁总部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东北三省中目前处于领先位置。整合东北总部经济资源, 巩固和提升辽宁在东北地区总部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 应是辽宁总部经济近期发展的重要着眼点。在此基础之上, 长期来看, 可积极利用辽宁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地位, 以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为立足点, 逐步建立以东北亚地区为辐射半径的总部经济集聚区。

三、发达地区发展总部经济的基本经验

当前, 总部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如火如荼, 为了抢占总部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各地方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加速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起到了良好效果。总的来看, 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 注重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加强组织领导是国内各地总部经济发展的首要环节。以宁波为例, 为加强总部经济发展的组织领导, 宁波建立了市总部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 分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领导小组负责协调推进全市总部经济统筹发展、考核评价激励等重大事项。与宁波类似, 江苏无锡成立了由市领导任组长、市有关部门参加的市发展总部经济领导小组。其他如广东东莞、山东青岛均成立了总部经济发展联席会议, 负责统筹总部经济发展有关工作。组织领导的加强体现了对发展总部经济的重视, 更提高了政府的服务效率。与此同时, 各地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也特别注重发展规划的制定。2009年6月至2010年初, 广州市先后出台了《广州市总部经济发展规划》和《关于加快发展总部经济的实施意见》, 制定了将广州打造成为影响全国、面向世界的亚太地区最具活力“总部经济之都”的发展目标。

(二) 注重扶持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为增强本地区对总部企业的吸引力, 各地均出台了对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强用地保障。

广州为了保证总部经济发展用地, 将总部企业办公用地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 合理设定出让条件, 通过公开出让方式优先保障总部企业办公用地。单独设立的总部企业研发中心用地, 在符合相关规划条件的前提下, 可按协议出让方式供地。同时, 实施灵活用地年限和出让金收取方式。对总部企业重点集聚区、重点企业及重点项目的供地, 经审核后, 可根据总部企业发展需要, 给予在法律规定的年限内合理确定用地年限, 并可分期付款缴纳土地出让金。

2.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自2008年开始, 深圳在市政府产业发展资金中统筹安排发展总部经济专项资金, 并纳入深圳产业发展资金计划, 在企业总部的设立、办公

用品、激励机制建设等方面予以支持。

3. 提供融资服务。

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 为帮助企业融资, 广东东莞市加大了对总部企业改制上市的指导力度, 帮助拟上市总部企业妥善解决改制中遇到的问题, 鼓励总部企业上市。同时, 整合东莞市现有投资资源, 鼓励民间资本、外资投资参股总部企业, 扩大总部企业资本金规模, 增加其抗风险能力。

4. 提供出入境便利。

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 总部企业工作人员将会有较多的出入境需要。无锡为总部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系列便捷服务, 如优先办理总部企业人员出国、出境申请;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为总部企业进出口货物提供通关便利等。

(三) 多渠道增强总部经济发展动力

各地在发展总部经济方面十分注重软环境建设, 通过不断完善设施配套, 加强人才引进等措施为总部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1. 注重发展环境建设。

以广州越秀区为例, 该区从区一级政府职能出发, 大力推进城区环境建设与社会综合整治, 打好“环境牌”、“教育牌”、“治安牌”、“文化牌”, 切实提高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水平。鼓励引导写字楼等总部经济发展载体的升级改造, 完善功能配套, 增强了该区对总部企业的集聚力、承载力。

2. 注重舆论宣传。

舆论宣传可以迅速扩大区域总部经济的影响力, 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 各地无一例外在舆论宣传方面给予巨大投入。例如, 宁波充分运用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资源, 大力宣传宁波总部经济在政策、服务、环境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营造有利于总部经济发展的舆论环境。

3. 注重健全评估统计体系。

科学的调查与评估对于总部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宁波非常重视对总部经济的研究评估, 每年均发布年度总部经济发展报告, 以动态监测、评价、分析宁波全市总部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展环境, 并以此加强对总部企业运行状况的监测与监管。

4. 注重引进和培养总部企业人才。

总部经济作为一种高端的经济形态, 大量高素质人才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为了推动总部经济发展, 江苏省无锡市加大了对总部企业紧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 建立总部人力资源贮备库, 打造人才高地。同时, 每年编制发布《无锡市紧缺人才需求目录》, 根据总部企业对各类人才需求的实际情况, 将总部企业紧缺人才单独列为一个项目大类, 为全市总部企业提供引才导向和招聘指南。对总部企业接受应届毕业生、海外留学生和高技能人才实行优先保障和绿色通道制度。

四、加快辽宁总部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未来辽宁总部经济的发展重点依然是在沈阳和大连两市。依据两市现有的发展基础, 针对两市在总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更好地推进辽宁省总部经济发展, 提出以下建议。

(一) 合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推动总部经济快速发展

1. 顺势而为, 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顺势而为, 主要是指辽宁省在制定总部经济发展战略时要从依托既有的发展基础, 尊重市场的选择出发, 而不是单纯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是指政府要通过优化总部经济发展条件、发展环境, 营造总部经济发展氛围, 大思维、大手笔促进总部经济超常规跨越式集聚发展。一方面, 要积极搭建平台促进总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注意因地、因时制宜, 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 科学制定规划, 分步有序推进总部经济发展。

在总部经济发展过程中, 上海、北京、青岛、厦门、成都等总部经济发达地区对总部经济都有清晰具体的发展规划。规划的制定对总部经济合理、有序地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辽宁目前对于总部经济的发展尚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出台, 这对于辽宁省总部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十分不利。为此, 辽宁省以及市级总部经济重点发展区域应参考其他地区经验, 以统筹整合本区域总部资源为着眼点, 高标准、前瞻性地编制总部经济发展战略总规划以及区域基础设施与环境整治规划等相关专业规划, 为辽宁省总部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3. 制定扶持政策, 推动总部经济发展。

辽宁自身的总部经济资源有限, 只有集聚外部的总部资源才能快速壮大辽宁的总部经济。为此, 要积极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总部、区域性总部和研发、营销、采购、结算等职能部门在辽宁落户。首先, 要加强用地保障, 对于总部经济发展用地可优先纳入年度土地供给计划, 优先保障总部经济发展用地。其次,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通过直接的资金补贴和间接的税收优惠增强辽宁对总部企业的吸引力。最后, 还可在投融资、子女教育、总部工作人员出入境等多方面制定优惠政策, 为总部企业发展提供便利。

4. 建立总部经济联席会议制度, 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可参照上海、青岛的发展经验, 建立总部经济联席会议制度, 以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成立的联席会议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总部经济发展工作;协调解决总部经济发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研究拟定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制度, 部署总部经济年度工作任务;指导、监督和检查有关政策措施和工作任务的落实情况;审定总部企业认定工作和年度总部经济发展资金专项使用情况等。

(二) 实施区域形象再造工程,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老工业基地, 辽宁必须通过加强环境整治、生态重塑、软硬件环境建设等, 留住并服务好本土企业总部, 同时增强对外埠总部企业的吸引力。

1. 加快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

沈阳长期以制造业为主, 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而在总部经济发展中, 无论人员居住还是经营活动开展都将对环境有着较高要求。因此, 沈阳应在工业企业制造环节逐步搬迁后, 加大环境整治力度, 促进区域生态恢复。大连在生态环境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未来需要做的是继续保持并扩大这一优势。

2. 围绕总部企业高端需求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发展总部经济需要具备便捷的交通、良好的配套设施等基础条件。沈阳、大连基础设施2011年的排名均比较靠后, 是发展总部经济的短板之一。加强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 形成与总部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配套设施体系, 将是沈阳、大连两市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除交通设施之外, 两市还应加强区域内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特别要针对总部企业和员工的高端需求, 不断完善星级酒店、高档购物、休闲娱乐等配套服务设施, 积极引进新型服务业态, 创新服务理念, 提升服务品质;配套建设高档公寓、双语学校、涉外医院等设施, 创新社区服务模式, 充分满足总部企业员工的高品质要求。

3.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重塑区域形象。

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 因长期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因素影响, 社会形象往往较为负面。在以总部经济促转型的过程中, 要积极利用各种宣传载体,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广泛宣传以总部经济促转型、谋发展的新思路和新举措;加快区域形象重塑, 改变老工业基地的旧有形象, 树立工业区整体转型和复兴的新形象, 展望全面转型后建设现代化城区和总部经济新区的新定位和新目标。

(三) 加强专业人才引进与培养, 优化地区就业结构

总部经济是知识型、高端型的经济形态, 其发展需要大量的中高层管理人才、技术研发人才和专业领域人才, 人力资源的培育和引进将对总部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 围绕总部企业需求, 加大对高端化、专业化和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力度。

辽宁省应围绕转型升级的实际需要和总部经济重点产业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 制定科学性、前瞻性的人才引进规划和实施策略, 明确高端人才的引进重点和专业领域, 引进一批具有先进管理理念、掌握专业知识、熟悉国际规则的高端管理人才。同时, 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市政府相关人才政策对总部型人才的倾斜力度, 适当扩大、放宽总部经济所需人才的引进数量和户籍管理, 对总部企业所需的专业人才, 可设立人才引进“绿色通道”。

2. 建立高端人才交流机制, 加大总部企业高端人才的培养力度。

结合总部企业的人才需求, 加强与国家及辽宁省知名高等院校的交流与合作, 鼓励高等院校与企业联合培养符合总部企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如建立专业人才实训基地, 培养与总部企业发展相适应的高级技术人才、研发人才和管理人才。同时, 鼓励区内总部企业加大人才培训力度, 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才培训活动, 并将总部企业人员培训纳入区域高端人才培训计划, 从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资金等多方面进行创新, 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3. 创新政府服务理念, 积极引进和培养新型政府管理与服务人才。

辽宁经济的发展 篇11

□人们为什么能够“隐性就业”呢？因为存在着隐性、半隐性的就业市场。

□不触及产权的改革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思路不约而同地相交于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产权制度。

□计划经济的前提是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政府。这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时间范围内不可能做到。

□市场经济是个优胜劣汰的经济。谁可以实现的资源利用效率最高，谁就应成为资源的支配者。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经济。

□公有制也要服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就赢利性领域说，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职能并没有区别。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下，国民经济只区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中的“劳”不是实际付出的劳动消耗之“劳”，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之“劳”。

□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我们走到这个目标，经历过一个曲曲折折的认识过程。

没有市场经济我们就无法解决效率问题

我们的改革，最初并不因为谁先知先觉地知道中国得走市场经济之路，中国还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得和国际经济接轨。最初没人知道。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是因为农民吃不上饭了，不改革要饿死人了，才有了农村“包产到户”，也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改革。最开始还不能说是“分地”。地还是集体的。只能说是“联产计酬责任制”。叫做“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其实就是单干。但在这个“单干”中，分散决策、承认个别利益、独立承担风险、生产者自由处置产品、价格随行就市等市场经济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已经包括在内了。

在80年代初期，伴随着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改革成功，人们开始思考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当时由于就业的压力，城市已经出现了“个体户”等非公经济成分，并且表现出了明显的经济活力。但即或如此，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并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最初的思路叫“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那时候还不认同市场经济，只能说“商品经济”。

为什么只说“商品经济”？当时的想法是只认同等价交换、企业核算等概念，不认同竞争。这个想法现在看起来很可笑。没有竞争怎么能有等价交换？而且真正有意义的核算应当是通过竞争和市场检验，按照市场承认的标准，就是理论上说的“社会必要标准”的核算，而不是财务账面上的核算。例如，现在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企业的产品卖多少钱，得以在市场上卖出去的那个销售价格，也就是市场接受的价格为准；而不可能以你自己的成本加你自己认为合理的利润来核算。但当时在理论上的突破远没有这么彻底。一直到80年代初期，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写的还都是“社会主义只有竞赛，没有竞争”。

那个时候，虽然提出了要搞“商品经济”，但这个“商品经济”只是“为辅”的。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仍是计划、政府、国有企业。在这样一个“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思路框架下，改革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对企业减政放权、松绑让利”等方面。也就是说，在不触动计划、公有制这样一个根本格局的前提下调整政府和企业，那时就是指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和职工之间的经济关系。供和求这样两个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并未成为影响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

“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思路实际仍然在延续计划经济的框架，仍然是改良的计划经济。这个改革思路到“翻两番”战略提出不久的80年代中、后期就遇到了挑战。在国民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发现，商品经济仅仅是“为辅”还不行。首先是供求关系不断出现的变化使自发性的市场力量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那个时候在流通领域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非公成分。一些当时被称为“倒爷”的人们，在计划力量无法达及的领域中，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密切地连接了起来。当时这个变化叫做“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领域改革。这个变化使国民经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与此同时，农民不再满足于“土里刨食”的传统生存模式。乡镇企业开始有了蓬勃发展。农民们依靠着“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的精神，利用当时的市场短缺，把自己生产的产品送到了城市，极大地丰富了市场。更为人们熟悉的是，纯粹利用市场机制的“特区经济”开始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就像歌里唱的，“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这个“圈”就划出了中国改革的一片新天地。

这个新天地就是计划经济的框架开始被突破。80年代中、后期，我们的改革尝试提出了一个最新的思路，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有它的历史贡献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这个提法使我们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架和束缚。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完善，它毕竟是把“商品经济”放在了主要位置上。有了这个理论上的突破，我们才可能有价格充分放开的改革，才可能开始探索“企业是什么”的问题；也才可能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在开放过程中要和世界经济接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不容忽视的进展。例如，政府不再对价格实行管制。越来越多的市场价格由供求之间的竞争自主决定。这个进展的作用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现在，人们对价格这个市场杠杆已经很熟悉和认同了。但是当时走过这样一段路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有过“价格闯关”的盲目冒进，出现过8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的不良局面。但毕竟我们走过来了。再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讨论企业的地位、作用，开始探索企业利益。由此就有了“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制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破产”这个词也在这个时候走入了人们的经济生活。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本身是有毛病的。但我们现在没必要嘲笑当时的幼稚。人的认识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谁也不是神仙。何况，中国的改革并非是认识到客观规律就能实行的，还需要突破很多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障碍。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改革经常需要在很多方面做出妥协。当时不把“计划”两个字加上，“计划经济为主”的格局就可能打不破。

90年代初期，到党的“十四大”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确地提出了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四个字的份量，可以说有千钧之重。在这个目标下，我们才有了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造、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措施，才有了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体制空间，才有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性进步。

1999年末，中美之间签订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定。2001年末，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当时，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媒体称，这是继70年代初期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中国走向世界的又一大胜利。但请大家注意，“入世”有一个根本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申请国必须是“市场经济国家”；至少也得是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世贸组织要求的程度，并且承诺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国家。没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我们能够有这个胜利吗？不可能。

从90年代后期以来，大家逐渐熟悉了一个过去比较陌生的词，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们应对通货紧缩威胁的过程中发挥了功不可灭的作用。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地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可能在2001年和2002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呈现为“一花独秀”。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市场经济才有的政策。最近两年来很多人讨论的“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这个问题也是市场经济下才能提出来的问题。

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长期的短缺让位于了相对过剩，卖方市场转变为了买方市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结构调整的原因、国企改革不断推进的原因、资源枯竭的原因等加在一起，“下岗”的问题骤然变得严峻起来。大量的国企职工离开劳动岗位。针对这样一个形势，我们坚决地推进市场化就业的改革方向，大大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步伐。过去几年中，大家肯定听说过“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的说法。“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确保下岗职工生活费按时足额发放。“三条保障线”就是“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条保障线。这个政策极大地缓解了当时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试想，如果不是养老金从企业发放转为社会发放的改革，那么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停产、半停产企业的退休职工今天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过去几年中，媒体还经常提到一个词，叫“隐性就业”。隐性就业可能会掩盖真实的社会就业水平，可能会导致社保资源的浪费。但是隐性就业也有一个好处。它实际上缓解了我们这个社会中由失业导致的矛盾冲突。不夸张地说，没有市场化的发展与改革，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形势。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无所不知的政府

是不是我们提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目标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呢？远没有。

在提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目标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最初，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主要停留在两个表层层面。一是所有实物产品的交换都通过市场实现，交换过程的价格依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二是企业的人财物、供产销不再由政府主导，不再由计划决定。一直到90年代末期之前，我们在“减政放权”、“价格放开”以及让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等方面改革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到了90年代末，一个不能再回避的新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这就是产权的改革问题。

在以往很长时期内的改革实践中，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责任制”、“承包制”等方式来回避掉产权问题。企图不触动产权，特别是不触动存量资产产权归属的前提下来寻求国企改革的出路。在这些努力中，人们熟悉的有“厂长经理责任制”和首钢“利润递增包干”的10年尝试，有“拨改贷”的改革和组建跨地区、跨产业的大企业集团等。这些想法的本意是绕过意识形态的争论。但可惜的是，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具有普遍意义的预期效果。到90年代末期，不触及产权的改革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思路不约而同地相交于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产权制度。

我们在哪些方面遇到了产权问题呢？

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提出，国有经济要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是不是要涉及到产权的进退呢？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应当进行多元化的产权制度改造。这是不是产权问题呢？上届政府在“国企三年脱困”的努力中，朱基总理说“债转股”是“杀手锏”。债权转股权当然是产权构成的调整。特别是转成股权之后的出路最终还要在市场上卖掉。大家知道，我们的社保基金有个“空账”问题。充实社保基金就要归还政府、国有资产的隐性负债。这必然要涉及到产权的问题。在国有企业职工体制身份转换问题上，上届的朱基总理亲自给这个转换起了个名字，叫“有偿解除劳动合同”。有偿解除劳动合同，拿什么“有偿”？有钱拿现钱，没钱用资产。这也回避不了产权的问题。我们一大批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卖的是产权。最近，媒体讨论的一个热点是“人力资本”的问题。称“资本”就要涉及到产权。管理股、技术股的参与，必定引起产权构成的巨大变化。

往近处说，党的“十六大”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要点是建立资产权、人权、事权“三统一”的新国资委，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别行使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职能。这无疑是产权领域的变革。至于“国有资产能不能卖”的问题，更是产权市场化的关键之点。实际上，目前国有资产转让已经没有制度性的障碍。包括上市公司的国有股，都已经明文规定可以向外资转让。目前的约束只有两个。一个是允许外资进入的产业领域还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这个规定是和我们对世贸组织的承诺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是国有资产转让需要履行的报批手续。但无论如何，已经没有“不能卖”的制度性规定了。

产权改革和产权的市场化问题是我们当前改革中的一个重点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面只涉及到了过程，并未深层次地触及“所以然”的问题。我们还得讨论一下“所以然”的问题。理论界迄今对这个“所以然”讲得还不够。讲得不够，就经常有人跑出来怀疑改革的必要性。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三个基本支点，叫做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我们就把这三条和市场经济作个对比，深入解析一下。

先说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是建立在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设想基础上的。它的哲学基础是人可以事先理性地安排事物的发展进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肯定是不断走向理性化的。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握程度肯定也是会不断提高的。但这是一个不断趋向的目标。我们目前还不能达到。

就经济学领域说，计划经济究竟有没有现实性呢？

从逻辑上说，计划经济的确说得通。人们把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都首先预料到了，然后把可支配资源按照最优的关系、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安排好。这不是最好的发展模式么？

事实上，这个模式要真的成立，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一个是，我们得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另一个是，我们得有足够充分的信息收集、整理、优化的手段和能力。

这两个前提目前不可能做到。至少在我们可以想象的时间范围内不可能做到。

预见性是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都希望获得的能力。但是实际上预见、预知是非常难的事。因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我国的股民据说有三千万，也有说真正活动的、实际操作账户的不过一千万。这千千万万的股民，在千百次的操作中，每个人每次买股票时的预期、判断都是上涨。没有一个人会在买股票时的预期是下跌。但结果是这上千万、上亿次的决策中绝大多数是错的。不然为什么有70％的股民被“套”呢？

1996年，我国制定了第九个五年计划。我们判断，在“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危险仍是通货膨胀。而事实如大家所知，从1998年初起，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威胁恰好相反，是通货紧缩。

实际上，“九五”始料未及的远不止这一个方面。“九五”中期出现的许多问题，例如国企职工大量、普遍离开劳动岗位的下岗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外部增长环境恶化问题、长江大水以及由此显示的与自然界之间矛盾趋于激化的问题、后备资源严重不足和国际油市反复动荡引起的石油安全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滞后问题等都存在着明显的估计不足。

再往近处说。现在“十五”计划执行到一半了。“十五”计划我们的判断也存在很多问题。过去两年，我们说中国的经济表现是“一花独秀”。支持这个“一花独秀”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制造业。这两个因素恰好是“十五”中并未给予重点关注的方面。

中期判断存在较大误差，短期也很难保证没有误差。

按照惯例，我们每年末有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当年经济发展，部署下年经济工作。2001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估计，2002年我国的出口能够保持上年的水平，弄好了能有微弱的正增长就不错了。但结果恰恰相反，在众多不确定因素面前存在的2002年，我们的出口和前一年相比增长在20％以上。而且在四个季度中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增长快。这一年我国的出口取得了始料未及的辉煌成绩。而且不仅出口增长快，出口构成也有明显的升级变化。这一年我国计算机及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在45％以上。

2003年开局，我们对全年经济运行形势的判断要比上年乐观得多。因为2002年开局的时候，不确定因素非常多。从外部看，世界经济是否会因美国9·11而出现衰退？从内部看，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年后，需求拉动的增长格局究竟能否形成？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心里没有底数。但2003年恰好相反，有利因素要多得多，不利因素要少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不管有利还是不利因素，基本上都比较确定。好像不存在太大的变数。在这种情况下，尽管2003年“两会”上公布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但在经济学家们的心里头都认为，保持前两年“一花独秀”的格局应当问题不大。因为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已经明显显现出来了，汽车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明显启动，投资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快速增长局面。一季度形势确实印证了这个乐观估计。就在大家都乐观的时候，“非典”来了。谁都没估计到的公共卫生危机落到了我们的头上。

辽宁经济的发展 篇12

一、文明的“冲突”透视出冲突的“文明”

(一) “个别优势论”———“文明冲突”的凸显

在本书中亨氏用详实的资料论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 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文明结构秩序的变动、冲突和可能的未来。在书后附了两篇学者述评, 一篇指出用单因素的“文明”变量考察世界政治格局有失公允, 一篇指出了在文中所透露的美国学者对中国, 以及其他正在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对于第一种观点, 文明固然不是形成世界政治格局唯一的因素, 但它作为达成这种格局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因素, 显然有必要加强从这种角度考察、分析世界政治格局。对于第二种观点, 可谓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作者隐藏在文字下面的内心忧虑, 但亨氏作为一名美国政治学学者, 又是一名研究美国国际和地区问题的专家, 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自然更侧重于维护本国利益。这也从一个侧面透视了实现“文明的共识”的理想, 首先要求人类克服追求“个别优势论”的局限。

全书隐含的一个假设是, 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并不处于同一个层级, 而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即使不是绝对, 也是占有极大优势的文明。如亨氏认为, 当今世界的文明结构表现出, 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 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得多;与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则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亨氏还进一步强调:“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可见, 亨氏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强调的是,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在当今世界都受到, 或潜在受到了那些文明的挑战和威胁。本书的目的在于, 教导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如何在“文明的冲突 (挑战) ”中, 利用“文明的对话”, 构建以西方文明为主的世界文明。在这种暗含深刻“个别优势论”的前提下, “文明共识”的平台将何以搭建?

(二) “文明冲突”的起源———“冲突的文明”

亨氏这种既主张达成“文明的共识”, 又主张区别对待各种文明的态度, 使其观点常常自相矛盾。首先, 亨氏引用奎格利的话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 是因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 如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 它将盈余积累起来, 并将其摊入建设性的创新”。又认为亚洲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 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1.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 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2.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 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 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3.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 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 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 要么作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显然, 作者既认为文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明的膨胀和扩张, 又认为多元文明的发展正是造成“文明冲突”的根源。看来, 亨氏很难在鼓励多元文明的发展, 以打破原有的文明秩序和结构;和抑制世界各国文明的发展, 以维持原有的国际政治结构之间作出选择。而亨氏这种矛盾心态则凸显出“文明冲突”的深层根源———生存于竞争背景下的“冲突的文明”。

其次, 亨氏认为, 为了解决“文明的冲突”要寻求于“文明的对话”。而文明的对话必然要求发展一种多元的文明, 但亨氏指出, 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 一个没有文化核心, 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不会有立足之地。即多元的文明就一个国家来说, 因缺少一个文化核心而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依此推理, 在一个国家都不能发展多元文明的时代, 又谈何构建一个“文明对话”的世界文明。可见, 在多元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所谓“避免、共同调解、求同原则等”, 在一个充满“冲突的文明”的世界是难以实现的。

也就是说, “文明的冲突”和文明发展中的矛盾现象, 均源于追求产生于相竞争基础上的, 以“优势文明”为主的普世文明;还是寻求在相互合作基础上的, 以“多种文明”共存为主的普世文明?即以区域、国家、种族为单位的“特殊利益”, 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世界“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如果是共同的价值观, 那么文中所提供的价值观预设是否解答了这个问题?这正是我们第二部分所要分析的主题。

二、“文明冲突”下的价值观

亨氏开篇即借用一部小说中的话, 表达了自己在这本书中的基本世界观:“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 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 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在这样一个以“竞争、敌视”为基础的价值观指引下, 难道我们能走向“文明的共识”吗?

亨氏在文中强调, 当今时代独立的公民个体、民族、国家、文明都在寻找自己的文化认同感, 这源于:1.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2.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 脱离了他们的根基, 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 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 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3.基于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宗教和文化, 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因而, 在这个新世界中, 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 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 (包括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西方、拉丁美洲、东正教、非洲文明等) 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当然, 亨氏在此准确地把握了, “文明”日益成为一个国家、民族长期发展的支柱性力量, 但由超级大国的竞争脱颖而出的“文明的冲突”, 又何以产生有助于达成“文明共识”的人类“普世”价值观?正因如此, 亨氏提醒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要认识到, 现代化加强了许多世纪以来, 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 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 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为此, 美国首先要认识到存在或可能存在着一些“文明共同体”;继而要更关注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优势;同时, 接近、融合以至于同化相近的文明类型;孤立或制衡一些差异较大的文明;最终, 追求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之争中的绝对性胜利。可见, 如果人类不能打破原有世界政治框架下所形成的价值观体系, 人们就无法走出“冲突的文明”的桎梏。

而亨氏在全书中对世界文明结构现状的描述和分析, 明显地表现出代表各区域、国家和种族的各种“特殊利益”, 经常战胜从世界整体角度考虑的“共同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各国家、种族发展基础、进程不同所导致的“文明断层线”的加剧。由于缺少共同的文化平台, 自然难以达成对世界“共同利益”的共识, 因而维护各自的特殊利益就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当然,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 在“文明对话”的协助下, 世界各国逐渐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利益的共识, 达成了一些相处的原则。但这显然是一个循序渐进, 经常反复的过程, 因为, 文明的发展、融合和消亡是一个长期的历程, 更何况当今世界的几大文明大都有悠久的历史积淀, 和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较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 就当今世界价值观林立, 多元文明“欣欣向荣”, 而有关“文明的共识”的标准不断受到来自各方挑战的情况下, 我们显然应该由对所谓体现“文明的共识”的原则性探讨, 更多地转向关注“文明共识”的基础是什么?“文明共识”的生命力和“维系”手段是什么?前者将我们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文明共识”的物质 (经济) 平台, 后者则关注探索促进“文明共识”、发展“文明经济”的关键点, 这两个关键点是“文明共识”的生命力———有效性, 和“文明共识”的维系手段———协商性。而只有从这两个点着手, 进一步探讨“文明共识”的物质 (经济) 基础, 也许才能使人们的行为由“利益的竞争”转向追求“合作的利益”, 从而使“文明的对话”和“文明的共识”成为可能。

三、发展“文明的经济”:文明“冲突”经济探源

文明是一个系统的概念, 涉及一个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而经济作为这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动力, 可以说, 在文明发展中享有优先的地位。但在“文明共识”目标下的经济发展, 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发展”, 前者将经济发展作为实现“文明共识”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后者将经济发展作为直接的目标。只有在前者那种“文明的经济”广泛发展起来的基础上, 克服“冲突的文明”、打破“文明的冲突”, 进行“文明的对话”, 达成“文明的共识”才可能真正实现。

(一) “有效”的经济增长:文明共识的“有效性”基础

“文明共识”的生命力不是体现在静止的原则上, 而是体现在动态的行为中, 因此, 只有符合实践条件, 能被人们自觉应用的人类“共识”才是“有效的”共识, 其来源于人类对长期生活实践的规律性认知。反映在经济领域, 要求经济不能“无限”地增长, 而应追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下的“有效”经济增长, 这是避免经济发展突然出现中断和停滞的基础。根据经济学的逻辑推理:经济增长, 则总供给增加、失业减少、人们的收入增加, 从而使人们可支配的货币量不断增加;如人们拿这些货币去消费, 则消费品价格上涨;如拿去储蓄或购买投资品则会使投资品价格上扬, 从而全面推动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这将进一步推动供给的增加, 并且其增速将逐渐高于人们的收入增速, 进而拉大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 从而引发经济“滞胀”的危机。所以, 一些西方学者指出, 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 维持一定的失业率是实现经济良性、有序发展的有效手段。

纵观世界各国及经济发展史, 无非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经济类型, 各自对应着相应的约束机制, 这就是资源约束与需求约束。资源约束指生产的进行只受生产能力的限制, 即当无法生产更多的产品时才不得不停止下来, 现实的资源数量构成产品生产的一种限制。需求约束则指当生产进行到制造出的产品无法销售, 或无人购买时就会停止, 市场的需求构成生产的一种限制。就对生产力的破坏来说, 需求约束下经济浪费的只是已经被经济合理利用的资源, 而资源约束下经济浪费的却是全部的可被利用的资源。但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 难点经常在于“需求”的标准是难以确定的, 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理论认为, 自由交换的市场是可以有效反映“需求”的, 但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爆发, 使我们看到了市场在反映“需求”上的局限性;罗斯福新政使凯恩斯主义———其认为“需求”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在西方国家一度盛行, 但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滞胀”危机, 使我们发觉政府的宏观预算也不能准确反映“需求”。正是需求的如此难以把握, 才使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常常代替“需求约束”, 直到其造成经济总体失衡严重后果的大量显现, 人们才会意味到这种“偷换”发展理念的现象已经存在很久了。

因此, 追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下的有效经济增长, 应该从考虑“需求”问题着手。那么, 首先, 也许应该将由创造“需求”的思路, 转向引导合理的“需求”结构的方向。一些西方学者在多年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人类现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在利用许多关键的资源并生产出垃圾;这些生产能力增长的高速并不是必需的, 技术、分配和制度上的变化能显著降低这些速率, 并维持、提高全世界人民的平均生活质量……”, 可见, 调整并培育人们的需求结构, 在当今是比创造需求更有价值的一个主题。其次, 可以将培育人们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作为调整人们“需求”结构的主要切入点。这是一种由“需求”到“有效需求”的过程, 所谓“有效需求”是指由需求者本人选择而不是被创造的, 是满足个体基本生存、发展所必须的, 而不是过度享受所浪费的“需求”。即使如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家, 国民的大量消费也只会造成国家的大量外债和赤字, 并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 将这种负面的外部效益大量输出到其它国家。

(二) 协动的经济体制:文明共识的“协商性”保障

建立在“文明的对话”基础上的“文明的协商”行为, 是人们达成“文明共识”的主要工具, 反映在经济学领域, 即要实现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对话”、“协作”, 打破经济政策的独立性, 进而建构全面协动的经济体制。各经济变量间联系的紧密性和其影响的广泛性, 可以从一个基本的宏观经济学公式谈起:总储蓄-总投资=政府的支出+净出口。从上式的左边可以看出, 一旦储蓄超过投资, 即表明货币总供应量超过了实际需求量, 这就说明将要有更多的货币购买同样多的东西, 这必然造成货币的贬值, 带来通货膨胀的潜在可能。而上式的右边表明, 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取决于政府支出和对外贸易的贸易差额。如中国近年来财政转移支付的激增, 为修建基础项目而发行的大量国债, 以及当前在对外贸易中的巨大顺差, 再加上国外大量资本的投入和不明“游资”的拥入, 都迫使其发行更多的人民币, 从而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货币“流动性”陷阱。在继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房价和各种资源价格上涨之后, 各种农副产品的价格也份份上涨, 进而直接威胁到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

虽然人类很难准确地把握各种经济变量间的关系, 但由于人们可以选择用协动的机制, 追求在各变量相互制衡条件下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 故而将使“文明的经济”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经济。如为了预防由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假象, 在美国主要通过监测当前实际增长率与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差别, 来把握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 如果在一年内经济增长高出潜在水平1%, 通货膨胀就会高出1.5%, 这是几十年来在美国这种稳定的经济结构下得出的统计结果。因此, 1994—1995年间, 美联储多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联储设想的2.5%。正是在以上这些政策的推动下, 促进了美国90年代的经济复苏。

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愈演愈烈的国际大背景下, 作为个体的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那种由“文明的冲突”带来的压力, 而人类为达成“文明共识”的努力, 在“冲突的文明”相互竞争的实质下, 在由这种竞争环境所形成的“竞争、敌视”的价值观下, 似乎永远都不会将我们带向它预设的目的地———“文明的共识”。除非我们走向挖掘“冲突的文明”的根源, 探索“文明的对话”何以可能的基础这条路, 即在“文明共识”的指引下发展“文明的经济”;除非我们开始关注连接“文明共识”和“文明经济”的关键点, 即文明共识“生命力”之所在的“有效性”对“有效”经济增长的追求, 和文明共识“维系”手段的“协商性”对协动经济体制的追求, 我们才可能开创一条通往“文明共识”之路———发展“文明的经济”。

摘要：文明和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 日益成为民族、区域、国家的竞争焦点, 因此, 由“文明”的发展所引致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广泛。而今我们的关注焦点是文明的“共赢”何以可能?即通过挖掘文明“冲突”下的深层原因, 探讨文明“对话”的基础是什么?通过比对发现, 只有找到隐藏在文明“冲突”中的影响因素, 并调整这些导致冲突的关键点, 才有可能推动一种由“冲突”走向“共识”的文明体系, 即发展以文明的“共识”为目标的“文明的经济”。

关键词：文明,冲突,共识,价值观,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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